北京应届硕博首次超过本科说明什么趋势？

据新京报报道，记者在专访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时获悉：“今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约28.5万人，硕博毕业生人数首超本科生。”

眼下正值春招，在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大环境下，这一新变化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

就在3月初，《贵州省政府批复同意调整贵州大学办学规模》的消息发布，仅贵州一省，博士研究生就在一年内翻倍扩招。可以预见，未来若干年内加入求职大军的高学历人群必然只增不减。

高学历从职场“优势”变成“入场券”

短短数年，“学历高”就从竞争求职时的优势变成了职场的入场券，甚至成为了束缚一些人才就业的“枷锁”。如今这一矛盾备受社会关注，也是一次全面扭转陈旧的用人观与就业观的良机。

高学历应届生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这意味着劳动力平均素质进一步提升，能供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人才库也大大扩充，本是好事。

然而，社会各界对人才结构的变化以及持续影响显然认识不足，也欠缺准备，导致近年来就业“三方”矛盾时常出现。抛开疫情好转后经济复苏和岗位恢复需要时间缓冲等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用人单位、教育部门与毕业生之间尚缺乏迎接“人才红利期”的新共识。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社会人才结构剧变后的用人思路要转变，“唯学历论”“唯出身论”等短视的做法并不可取。近一两年，大量研究生涌入求职市场抬高了雇佣方的议价权，但学历与工作能力并不能完全画等号 。

一些用人单位以“蓄水池”“筛标签”等方式快速招聘，短时间内确实降低了招聘和用人的成本。但除了加速“学历贬值”的进度，新员工满意度低、离职率高，并不利于长期的梯度化的人才队伍建设。类似“2年工作经验”等与当前求职人才特征严重不符的要求，也应有替代的方案。

还有一些用人单位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在招聘中欠缺必要的公正、透明、诚信机制，在打击求职者就业信心的同时，也贬损了自身的信誉和口碑。另一些单位积极推广“管培”“联培”“学徒制”等方式提前搭建与学校、毕业生的沟通桥梁，格局与眼界，自分高下。

对于教育部门，则不妨开发更多灵活变通的手段，为毕业生破除障碍，争取机会。比如，前几年教育部为毕业生保留2年应届生身份的新政策，就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很多人的求职焦虑，广受好评。

学校方面，若能开发更多非升学导向的培养方案，也有利于把人才往多个赛道上分流。复旦等高校近年来注重创新创业学程的建设，提供大量的创业实践指导取代理论性课程，也是积极的探索。

提升就业信心需三方共同发力

研究生队伍越扩越大，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对专精领域学术研究人才的需求也在快速扩张。说白了，学术研究只适合少部分人，大部分研究生仍需要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生产实践能力，这有赖培养模式的改变。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取消了对毕业生学位论文的硬性要求，学生可以依靠调研报告、实践作品申请毕业，都体现了导向的转变。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中，就提到“专业硕士招生提高至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专业博士招生数量”，正是呼应了社会对更多应用型高学历人才的期盼。

当然，毕业生的择业观也应该更加理性、更加贴近现实，不能天真地期望一次就找到满意的、终身的工作，而应给自己留下试错的空间和勇气。一些院校今天向毕业生提倡“先就业后择业”的职业观，也是在帮助年轻人适应整体社会环境的快速变革。

同样，对待读研与读博，每个人在选择时应该有更全面的评估。如果只是为了在求职时有更多的选择，应用导向的专业学位硕士学程短、培养目的明确，或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若在本科毕业时就有很好的就业机会，也不妨先把握住，以后在职攻读学位。

近年来，舆论中把高学历毕业生就业问题单单归咎于“年轻人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是片面的。可以预见，研究生持续扩招，这样的焦虑还会在多届研究生里延续。眼下亟待提升的是就业信心，就业三方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尤其又需要教育部门和用人单位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换个角度看，把合理、有效地解决高学历人群的就业问题纳入国家层面统筹的议题，或许是我国从借“人口红利”发展转向借“人才红利”发展的新起点。

撰稿 / 公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编辑 / 刘昀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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