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等欧洲哲学家因疫情引发的论争

这场论争由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起，在《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他提出了担忧，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可能会扩大到意大利所有大区，更有可能让习惯了恐惧的人们产生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为了满足这种渴望甘愿放弃自由。
然而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病毒性例外》一文中回应，真正的反思应该是指向全球化，政府只是一个可悲的执行者。南希表达了对生命政治的怀疑：危险并非来自某种权力技术，因为新冠的源头解释了它来自生活条件，食物品质和环境的有毒性。
意大利封国后，阿甘本继续在《论感染》中担忧这些防疫措施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他还指出封国来应对疫情的局限，各国在地方层面控制疫情，病毒却在跨地区扩散。
马西莫·卡奇亚里，本努韦托，洛可·隆奇等纷纷对阿甘本表示质疑，他们在呼唤政府采取一种更有效的隔离，并且不认同例外状态和普通状态的区分。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提醒我们病毒引起了不成比例的恐慌，各国甚至在宣传中用上了战争用语，被新自由主义废除的边界和围栏重新出现，因为这个社会在免疫上被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
左派学者中大卫·哈维认为新冠是大自然对自由主义和榨取主义的复仇。齐泽克认为疫情带来了一幅资本主义仿佛停止运作的图景。他认为可怕的不是例外状态，而是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比如放弃对老人和照顾而接受适者生存的逻辑。同时他又一次祭出了他的“共产主义”大法并提出“世界新秩序会由此诞生吗”？

总体来看，大部分人并不支持阿甘本对例外状态反思，大概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健康码”或中国式的封城？（这似乎也在印证人们确实由自由转向对安全的需求）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无论这场争论如何发展， 这场疫情让本来就有的分裂和对立进一步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