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如何奴化拆那人数千年?反大一统、解体拆那,从拒绝使用“国家”二字开始!

@小二8964 认为“暴乱”是语言陷阱,深以为然。今天读条推文,说“国家”也是语言陷阱。于是查阅一番,确实如此。英语中的country、state与family之间的含义与联系截然不同。

国,一个涵盖一定范围的土地且具有政府的政治实体,可能有主权,亦可能无主权。
家,是一种以婚姻、血缘、收养或同居等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单位。

支那人将“国”与 “家”强行捆绑,组成“国家”,完成家国同构、忠孝两全。潜移默化的灌输 “有国才有家、主权高于一切、国至高无上、凌驾于千万家的金字塔上下层级关系” 等意识形态。

反大一统、解体支那,从拒绝使用“国家”二字开始!所以,今后不再使用“国家”这个洗脑词汇。用单字“国”或“国度”、“国域”代替。国是国,家是家,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为一谈。家国同构,如何奴化支那人数千年?见下文转载。


儒家的“家国同构”支撑起“大一统”

2018年12月10日  江上小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中国先秦所有思想流派共同默认的前提,不必明确指明。无论是法家、儒家、道家还是其它流派,都是基于这一前提来展开他们的论述的。在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和潜意识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简直就如几何公理那样天经地义,不言而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各种原创思想的大爆发期,也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的过渡期。面对春秋战国礼乐崩坏,征伐不止,战乱频发的局面,道家的方案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降低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生产水平来获得社会的安宁。法家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来加强最高权力,建立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来建立社会秩序。而儒家则一门心思想要克己复礼,想要恢复旧时的礼仪制度。由于儒法都极力争取游说诸侯,献计献策;主张又大相径庭,两派的冲突尤其激烈。不仅在言语上相互攻讦,而且还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排斥甚至迫害。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常反感法家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行”;而法家更是猛烈地攻击儒家,韩非子就说“儒以文乱法”,李斯更是撺掇秦始皇“焚书坑儒”。

道家的主张显然与“大一统”背道而驰,儒家也昧于大势。而法家强化中央集权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分封制是适应地多人少的一种政治结构。作为周天子,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他要直接管理所辖的领土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而将其领地分封给诸侯管理,而诸侯尊其为共主并上贡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诸侯又再分封下去。这样就形成了天下、诸侯国,邑和家的层级结构。每个权力层级都有治权,有独立的运作空间,像个俄罗斯套娃。在地多人少的情况下,这个结构是稳定的。但当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变得不稳定了,便会有无休止的争斗。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是避免打斗的唯一办法。金字塔似的权力结构才是唯一稳定的政治结构。

但法家思想在成功地推进和实现中央集权后,就迅速地丧失了主导地位。秦的暴虐使其迅速灭亡。汉在初期的采用了黄老之学,主张让国民休养生息。而摈弃了法家思想,但却保留了法家的郡县制。由于中央权力控制力尚不足,同时辅以分封制。到了汉武帝,在董仲舒的鼓动下,又摈弃黄老之学而“独尊儒术”。其实儒家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也是强调等级制的,只不过反对“犯上作乱”,想要维护等级制度一成不变。一旦新的等级制度建立,儒家也是乐观其成的。对于儒家来说,法家打造的郡县制这一巨大的躯壳给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皇帝也发现,由儒家的“仁义”和“忠孝”思想来填充这个躯壳,对他们的统治更有利。这样一来,由儒家思想来主导法家打造的郡县制就绵延了两千多年。金字塔似郡县制的上部是等级式的官僚体制,朝廷位于最上层,而皇帝位于金字塔的顶点。众多的宗法家族则位于金字塔的底部,支撑起上部。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大多是这个金字塔的垫石,或成为它的支撑件,填充物或附着物。中国历史不过就是不断重复着这个故事:努力建造一个金字塔似的权力结构而且越造越大,垮了重造,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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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忠孝”,“忠”和“孝”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人首先要做到孝。孝是忠的初级阶段、成长阶段和试金石。一个人不能尽孝,那肯定不能尽忠。当一个人由尽孝发展到尽忠,尽忠就超越了尽孝。《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是忠之始,忠是孝之终。个人应当以事亲那样事君。儒家将子女基于血缘关系对父母的服从放大到国民对君王的服从,这被称之为“家国同构”。所谓“父为家之君,君为国之父”。

郡县制有两个政治结构。一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一个是以皇权为最高权力的官僚体系。皇权通过郡县的行政体系而到达县。在县以下乡村,则由宗法家族权力来支配。与分封制相比,郡县制的权力显然更为集中,分封制下的“国和家”都不存在了,只存在“天下”和“家族”两个政治领域。国民受到两个政治权力的管辖,而维护儒家“忠孝”思想的读书人进则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分子,退则栖身于宗法家族之内,成为沟通和调和两个政治结构的桥梁。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

因而,正是儒家的“家国同构”的忠孝思想延续了法家打造的郡县制,支撑起了“大一统”。中国皇权专制,常被说成是“儒外法里”,其实不准确。儒家不仅为皇权专制提供“以德治国”的手段,更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和法理依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宣称天子是受上天所命来统治臣民;《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直言天子为民之父母。《礼记中庸》说“子庶民也”,宣扬君王会爱民如子。而法家仅提供了以惩罚为主奖励为辅的治国手段。只能说,就手段而言,是“儒外法里”。显然,儒家对维护皇权专制的作用更大。光靠法家的,郡县制的“大一统”无法维持,必然塌陷。而有了儒家提供合法性和洗脑,大部分臣民就心甘情愿地服从皇权统治,只有少数桀骜不驯的枭雄和流民才敢“犯上作乱”,皇权专制才能实现阶段性的稳定和持续。但儒家对皇权的规劝是非常微弱的,不能制约皇权走向彻底的腐败和暴虐,皇权专制最终仍不免覆灭,逃脱不了历史循环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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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写春秋8964 - 反共,大中华民族主义,资本精英主义者。反对各种独派。不看好国民党。期待第四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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