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算不算最早的支共白手套？
“黨組織給了他1000美元，讓他去做生意，做什麽組織上不管。但是，組織什麽時候要錢都得給，要多少就要給多少“。
1937年秋天的香港，周恩來把盧緒章叫到一間不起眼的閣樓裏，桌上擺著兩隻皮箱。一隻裝衣物，另一隻裝了1000美元的現鈔。
沒有儀式，沒有書面文件，周恩來只説了三句話：“這些錢拿去開公司，做什麽買賣你決定。黨什麽時候要錢，你什麽時候給。要多少，就得給多少“。
盧緒章點點頭，沒問簽字畫押的事，也沒提虧損了怎麽辦。他拎起皮箱就下了樓，樓梯拐角処，周恩來又補了一句：”記得做真生意，別讓人看出破綻“。
1000美元在1937年的香港不算小數，但也不算大錢。盧緒章沒急著租寫字樓，他在中環找了閒半地下室，招牌上寫著”廣大華行“。主營西藥和紗布。
選這行當時有講究：戰亂年代，藥品是硬通貨，不擔心銷路，而且進出賬目繁雜，方便做手脚。 公司成立那天，盧緒章自己當的會計，采購和送貨員。他買了兩箱奎寧和磺胺，用黃包車拉到九龍一家診所，賺了第一筆差價，37美元。他把這筆錢的零頭留下交房租，整數鎖進保險櫃，賬本上用鉛筆寫了個小字”K”，意思”庫”，黨的經費庫。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盧緒章嗅到風聲，大批收購紗布和麻醉劑。他沒有想其他商人那樣囤積居奇，而是把手裏的貨分三批出手：一批賣給公立醫院，平價；一批走黑市，高價；最高價的利潤全部歸”K”字頭賬目。
那一年，他第一次向組織交款。接頭地點在新界一個海鮮市場，他用菜籃子提了3000美元現鈔，交給一個買魚乾的阿婆。阿婆收下錢，什麽也沒説，遞給他一條鹹魚，魚肚裏有一張字條，寫著”收到”。
盧緒章的賬房有兩個賬本，一本對外，一本對内。對外那本乾乾净净，應付稅務和稽查。對内那本記著真正的流水，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號標記。組織要錢的方式很隨意，有時是茶樓裏的茶房遞句話。有時是他自己走到某個街口，把皮包放在長椅上，十分鐘后就有人取走。
1943年廣大化行已經成了一家像樣的貿易公司，員工二十多人，賬目上的資金滾到了十幾萬。那年春天，組織通過《大公報》的廣告欄傳話，說“要買一批古董”，暗示要大額款項。盧緒章三天内凑了5萬美元，裝進一個舊皮箱。親自送到碼頭，交給一個穿長衫的客人。客人打開皮箱看了一眼，說：”數目不對“。盧緒章回答：”另外五千是運費，古董易碎，得包嚴實“ 客人笑了笑，合上箱子走了。
這算是驗貨。盧緒章知道，組織在測試他的可靠程度。從那以後，要錢的頻率高了，數額也大了。從幾千到幾萬不等。只有一次，1945年夏天，接頭人説了句：”這筆錢買槍，很急”。 盧緒章連夜把公司周轉金全提出來，凑了8萬美元，第二天一早就送了過去。接頭人收了錢，遞給他一支烟說：”聽説你兒子剛滿月“？盧緒章沒接烟，說”不影響，錢的事要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廣大華行的倉庫裏堆滿了紗布和藥品，盧緒章把這些物資分門別冊，貼上封條。有夥計問：”老闆，乾的好好的，怎麽不幹了“？他回答說：”生意做完了，該結賬了“。
結賬是真結，他把所有資產清算變賣，加上歷年儲蓄，最終凑出1000萬美元現金和12萬兩黃金。這筆錢如果兌換成人民幣，大約是當時中央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筆錢用軍用卡車運到上海市政府，交接時只有一張手寫清單，沒有蓋章，沒有簽字。接收的幹部問：”證明呢“？ 盧緒章拍了拍自己的腦袋說：“這就是證明”。 清單上最後一行寫著”1937年至1949年，廣大華行全部利潤，扣除運營成本，悉數在此“。至於運營成本是多少，利潤怎麽算，他沒解釋。
沒人知道他替黨賺了多少錢。有人後來回憶，盧緒章私下喝酒時說過一句話：”錢的事，説穿了就是信用。我信黨，黨信我，兩不相欠“。
盧緒章的故事提提供了一種極端樣本：儅商業完全服務與政治目標，個人信用如何建立？他的賬本或許給出了答案。每一筆都清清楚楚，每一筆都按時交付。
盧緒章的長子盧光輝，1951年死在朝鮮戰場上，28嵗。他死前不知道父親做過什麽，只知道家裏開過公司，有點錢。收到烈士通知書那天，盧緒章正在中南海開會，會議主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資金問題”
1984年盧緒章去世，遺囑只有一句話：“把我那份工資，交到去年年底爲止，全都交黨費”。
那份工資是多少呢？“他生前最後一個月工資是297元人民幣。他在廣大華行的工資記錄，賬目上寫著零。
1937年秋天的香港，周恩來把盧緒章叫到一間不起眼的閣樓裏，桌上擺著兩隻皮箱。一隻裝衣物，另一隻裝了1000美元的現鈔。
沒有儀式，沒有書面文件，周恩來只説了三句話：“這些錢拿去開公司，做什麽買賣你決定。黨什麽時候要錢，你什麽時候給。要多少，就得給多少“。
盧緒章點點頭，沒問簽字畫押的事，也沒提虧損了怎麽辦。他拎起皮箱就下了樓，樓梯拐角処，周恩來又補了一句：”記得做真生意，別讓人看出破綻“。
1000美元在1937年的香港不算小數，但也不算大錢。盧緒章沒急著租寫字樓，他在中環找了閒半地下室，招牌上寫著”廣大華行“。主營西藥和紗布。
選這行當時有講究：戰亂年代，藥品是硬通貨，不擔心銷路，而且進出賬目繁雜，方便做手脚。 公司成立那天，盧緒章自己當的會計，采購和送貨員。他買了兩箱奎寧和磺胺，用黃包車拉到九龍一家診所，賺了第一筆差價，37美元。他把這筆錢的零頭留下交房租，整數鎖進保險櫃，賬本上用鉛筆寫了個小字”K”，意思”庫”，黨的經費庫。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盧緒章嗅到風聲，大批收購紗布和麻醉劑。他沒有想其他商人那樣囤積居奇，而是把手裏的貨分三批出手：一批賣給公立醫院，平價；一批走黑市，高價；最高價的利潤全部歸”K”字頭賬目。
那一年，他第一次向組織交款。接頭地點在新界一個海鮮市場，他用菜籃子提了3000美元現鈔，交給一個買魚乾的阿婆。阿婆收下錢，什麽也沒説，遞給他一條鹹魚，魚肚裏有一張字條，寫著”收到”。
盧緒章的賬房有兩個賬本，一本對外，一本對内。對外那本乾乾净净，應付稅務和稽查。對内那本記著真正的流水，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號標記。組織要錢的方式很隨意，有時是茶樓裏的茶房遞句話。有時是他自己走到某個街口，把皮包放在長椅上，十分鐘后就有人取走。
1943年廣大化行已經成了一家像樣的貿易公司，員工二十多人，賬目上的資金滾到了十幾萬。那年春天，組織通過《大公報》的廣告欄傳話，說“要買一批古董”，暗示要大額款項。盧緒章三天内凑了5萬美元，裝進一個舊皮箱。親自送到碼頭，交給一個穿長衫的客人。客人打開皮箱看了一眼，說：”數目不對“。盧緒章回答：”另外五千是運費，古董易碎，得包嚴實“ 客人笑了笑，合上箱子走了。
這算是驗貨。盧緒章知道，組織在測試他的可靠程度。從那以後，要錢的頻率高了，數額也大了。從幾千到幾萬不等。只有一次，1945年夏天，接頭人説了句：”這筆錢買槍，很急”。 盧緒章連夜把公司周轉金全提出來，凑了8萬美元，第二天一早就送了過去。接頭人收了錢，遞給他一支烟說：”聽説你兒子剛滿月“？盧緒章沒接烟，說”不影響，錢的事要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廣大華行的倉庫裏堆滿了紗布和藥品，盧緒章把這些物資分門別冊，貼上封條。有夥計問：”老闆，乾的好好的，怎麽不幹了“？他回答說：”生意做完了，該結賬了“。
結賬是真結，他把所有資產清算變賣，加上歷年儲蓄，最終凑出1000萬美元現金和12萬兩黃金。這筆錢如果兌換成人民幣，大約是當時中央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筆錢用軍用卡車運到上海市政府，交接時只有一張手寫清單，沒有蓋章，沒有簽字。接收的幹部問：”證明呢“？ 盧緒章拍了拍自己的腦袋說：“這就是證明”。 清單上最後一行寫著”1937年至1949年，廣大華行全部利潤，扣除運營成本，悉數在此“。至於運營成本是多少，利潤怎麽算，他沒解釋。
沒人知道他替黨賺了多少錢。有人後來回憶，盧緒章私下喝酒時說過一句話：”錢的事，説穿了就是信用。我信黨，黨信我，兩不相欠“。
盧緒章的故事提提供了一種極端樣本：儅商業完全服務與政治目標，個人信用如何建立？他的賬本或許給出了答案。每一筆都清清楚楚，每一筆都按時交付。
盧緒章的長子盧光輝，1951年死在朝鮮戰場上，28嵗。他死前不知道父親做過什麽，只知道家裏開過公司，有點錢。收到烈士通知書那天，盧緒章正在中南海開會，會議主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資金問題”
1984年盧緒章去世，遺囑只有一句話：“把我那份工資，交到去年年底爲止，全都交黨費”。
那份工資是多少呢？“他生前最後一個月工資是297元人民幣。他在廣大華行的工資記錄，賬目上寫著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