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剧《国际桥牌社》感觉会是大黑马超越《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今年在台港澳和海外华人里获得最高评价的华语电视剧

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包括大陆?因为此剧在大陆局域网里100%会被全网封杀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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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9-10-19

20 个评论

最后两句真相了
看了几下《我们与恶的距离》,没觉得怎么好,一股浓浓的土味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要花點耐性的,看完很感人,深省
这段很明显是在影射当年李登辉和郝柏村的政争。李登辉怕郝柏村发动兵变,拔除了郝柏村的军权,逼郝彻底退伍,就任文职行政院长。心有不甘的郝遂大量安排軍系立委进入立法院,为自己保驾护航,同时违反规则,在行政院秘密召开軍务会议,继续干预军政。此事被绿营和媒体曝光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军人组阁」的风潮。加上郝任内强推劳民伤财的「六年国建计划」,导致更加不得人心,只当了两年院长就在一片骂声中挂冠而去。
这部片子看起来野心不小,看完了本片相信观众会对台湾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威权到民主时代经历的政坛大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之前看预告片已经发现影射不少当年的政事。尤其是有真正的政治人物(如现任立委)客串演出,加上剧中影射之人有的目前还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更加增添了本剧的话题性。
台剧越来越有深度了
最后两句看得我很惭愧,对不起
然后这部剧在哪里可以看?
在豆瓣被ban了我会去看
11月會在Netflix播出,非常期待第一季和後七季的後續規劃
目前已進入後製尾聲和幾家平台洽談中(不太順利,有的希望要免費和不太看好此劇)
「劇名的靈感來自台灣的現實情勢,就像在一場牌局中,有時像籌碼,可是又上不了牌桌,偏偏每件國際大事都會牽動台灣,「台灣不是世界局勢中心,但世界局勢、角力都會在台灣。」,因此才取名為《國際橋牌社》。」(摘自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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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記憶能全球圈粉嗎?《國際橋牌社》掙一次說故事的自由
https://短网址/lLD4jQ
端傳媒記者 陳虹瑾 發自台北
大陸偷渡客像牲口一樣被趕回船艙,被麻繩綑緊的手緊抓著貼身家當。中華民國海軍荷槍實彈,押著這幫偷渡客原船遣返。為防不死心的船家偷渡回海峽中線以東,船老大在軍警的監視下,砰砰地以木板釘死門板和窗戶。當船艙再被打開,被活活悶死的偷渡客臉上已浮現屍斑。

時間是1990年,中華民國政府遣返「閩平漁5540號」大陸偷渡客,據當時新聞報導,船老大在軍方監視下封艙、出海後又不給水,導致25人窒息死亡。往事並不如煙,時隔30年,台灣首部政治劇《國際橋牌社》要把那個90年代搬上螢幕,這還只是驚心動魄的其中一幕。

換一個拍攝場景。劇中總統和遠道而來的美方高層對談、微笑、變臉、推桿,美方人士嚴正提及「美國因東亞偷渡客死亡感到困擾」,「小白球外交」的經典劇碼在劇中重現。這名操著純熟外交辭令的美裔演員,演的也許是自己的部分人生——走出鏡頭外,他正是2012年卸任、現居於台灣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

「AIT處長不好做,台灣總統也很艱難,要面對的壓力來自國內民意、中國、媒體,壓力實在太大了,」司徒文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半開玩笑、自問自答,「如果我可以選擇職業,問我要當台灣總統或AIT處長,我還是要當後者......。」他回憶,在台工作期間曾見過前總統李登輝,李登輝當時頻頻使用日語、閩南語對話,頻繁的語種切換,使得兩人交談有點卡住。李登輝當時也分享自己的養生方式,給司徒文飲食、醫療等建議。至於兩人乃至歷次台美高層見面,「橋」些什麼事、又如何「橋」事,司徒文不願、也不能談。

總統選戰正酣,預定至少拍攝8季的《國際橋牌社》歷經4年籌備,今年宣布開拍,首季預計11月上映,已於日前殺青。第一季劇情背景設定為1990年到1994年,劇本帶著觀眾經歷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改選、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軍售案、兩岸密使聯繫等史實。主角包括菜鳥記者、行政院長女兒、國民黨黨工、黨外青年等,非虛構裏有虛構。與承平時期相比,騷動年代裡的理想與愛情,總要驚天動地;在《國際橋牌社》飾演記者的陳妤,才演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記者,演出《國際橋牌社》時,就呈現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我覺得自己接這部戲之後,每天都充滿自信,哼哼!」在片場聊起新角色,她彷彿被90年代政治記者的亢奮附身,高高揚起下巴。

90年代之於台灣,意味著什麼?老蔣在世時,說的那句「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現在聽來不能再更腐朽了,但在90年代,仍有不少青年如是堅信。台灣歌手林強在《向前走》裏高唱「什麼攏不驚」,標誌彼時台灣人的意氣風發;台灣錢淹腳目之後,1992年,台灣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正式步入發達經濟體行列;1993年,台灣進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政治上,長期對峙的海峽兩岸剛開放探親,中國政府在六四學運後遭全球譴責,隔著一灣海峽的台灣,則解除了全球最長戒嚴令,民進黨在風雨中成立沒幾年,鄭南榕於1989年自焚殉道。1990年,野百合學運登場;1991年,台灣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3年,辜汪會談登場;1996年,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

「我活在那時代,老實說,你覺得時代在進步,一切都很有希望。你覺得一步一步在改革,而且那時台灣的經濟情況很好......。」導演、《國際橋牌社》第一季編劇李志薔回憶,野百合學運時,他還只是個大學生,台灣政治經濟的大門一扇一扇被打開了,他們呼朋引伴上街參加學運、反對軍人干政、呼籲廢止刑法一百條,「我們參加的,都是台灣歷史上很關鍵的運動!」語畢,李志薔從「憶當年」的思緒裏回神,「我現在上課,只能跟學生說:『你們現在能反什麼?大概只能反高學費吧。』」

「不演了」或「不敢演」
兩岸關係真的只是某些政治人物口中的「假議題」嗎?《國際橋牌社》的英文劇名叫做《Island Nation》,島嶼和島上的人,不論願不願意,都逃不開1949年以後的那陣煙硝,主動或被動地站上戰場。

影視圈自然沒有逃過這場角力。戴立忍在2016年突遭中國市場抵制、遭舉報為台獨藝人、被迫道歉;而《國際橋牌社》開拍之前,已有更多台灣藝人主動或被迫接連表態:「我是中國人」。

「很多導演朋友現在都會自我審查。同志題目基本上不行,宗教、警界、政界黑暗也不行。」李志薔說,台籍電影從業人員深諳中國影視圈生存之道,曾耳聞導演、男女主角被逼簽署承諾「反台獨」文件,近日,一名與他熟識的台灣攝影師來報,才剛在中國簽下一份承諾書,聲明反對台獨立場。

在這個節骨眼參與《國際橋牌社》,不少業界人士基於好意或其他因素,前來勸退李志薔:「你不想到中國發展嗎?」「你難道不想要更大的市場嗎?」與此同時,演員回報劇組「不演了」或「不敢演」。

《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說,拒絕演出的演員多達百人以上,不全因中國因素,更多人是因為檔期、對劇的無法想像,「有人直接講在中國那邊還有工作,有人覺得我們類型不明,不知道會拍成什麼樣子,所以就不想冒險。」看多了聽多了,對於拒絕已經不意外,劇組人員通常簡短回應:理解、尊重。

事實上,一名演員在《端傳媒》記者告知採訪需求時,頻頻表示不願針對該主題受訪,數度表示「我不想被貼標籤」、「我不談政治」;更有藝人原先答應接演主角,當記者再度聯繫時,發現該藝人已辭演。除了演員變動,《國際橋牌社》導演、副導等工作人員亦換了一批人。

「有人直接講在中國那邊還有工作,有人覺得我們類型不明,不知道會拍成什麼樣子,所以就不想冒險。」

每個人要的東西不同;看過台灣影視圈的大起大落,這是李志薔現在想參與的影視作品:「只有在自己的土地,才能自由創作、才能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題材。」曾在中國拍片的他,如是看待這個人人口中的龐大市場:「我去大陸可以賺很多錢,但台灣導演過去,就是幫他們執行東西而已——執行一個『合乎他們大陸市場的故事』。但是那個不是我要的。而且這也不會有自由度。」

「我就不信那個東西會卡死我」
「我們在這裡自由拍攝政治劇,不論怎麼拍,都不會被下架。」三月中旬,《國際橋牌社》開鏡儀式登場,文化部長鄭麗君在致詞時,酸了中國影視圈的諸多限制,同時道出台灣影視界的恐懼與希望。

台灣影視音產業內外交迫,為了資金和市場,「往西走」是不少人眼中的唯一活路——即使人人深知,中國的創作自由日益緊縮,一路向西的同時,往往得一路闖、一路踩地雷。

真的只有這麼一條生路嗎?至少,這個團隊不信這一套。

8季政治劇,順利拍完至少要8億元(新台幣,下同),那是讓人咋舌的天價。閩南語有句話叫做「免錢的最貴」;曾有投資人請人代為轉達,願意為該部劇投入鉅資,《國際橋牌社》監製馮賢賢、汪怡昕拒絕了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資金來源是國台辦。

「我們要為台灣的影視開一條新的產品線。Nefilix有那麼多檔的政治戲,美劇能把政治劇拍得那麼好看,為什麼台灣不能?」馮賢賢說,台灣影視產業若想國際化,就必須先做出國際市場感興趣的產品,「我們要做,人家才知道『台灣也可以做這個』。如果我們沒做成,人家永遠認為台灣做不出來,然後認為我們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愛的小品。」

「小情小愛、小清新類的作品,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馮賢賢又說,只要商業上可以活、觀眾喜歡,倒也無可厚非。只是,台灣的創作主題品項日漸單一,原創的影視作品變少了,「我們要開創原創政治戲劇、OTT(影音串流平台)引擎的概念,一集一集做下去——而且,是用工業化模式去產製的。」

「現在台灣的困境是在於,為什麼我們只能做比較小題材?」汪怡昕自問自答:「我覺得,那是因為『台灣記憶』這件事沒有被我們當成全球圈粉的工具。」

談到民主化經驗的影視作品,很難忽略南韓。南韓可以,台灣為什麼不行?一般業界常見的認知,會指向台灣影視圈對中國市場和輿論的畏懼。

「我們要做,人家才知道『台灣也可以做這個』。如果我們沒做成,人家永遠認為台灣做不出來,然後認為我們只能做非常生活化的、小情小愛的小品。」

「韓國記憶為什麼可以變成全球的的商品、變得那麼有價值?我們現在就是做這個東西。」馮賢賢說,「我們在這一路碰到的困難,裡面有沒有中國因素?坦白說,有。可是我們不大希望強調這一點,愈強調,困難就愈大。」

「我們現在是主動出擊,我要創造的就是全球市場,我管你有沒有什麼壓力?做商業東西都有壓力,集資都困難......。」馮賢賢談起開路的艱難,「我們這樣的小國、小市場,在海外市場已經丟掉的情況之下,要重新(把市場)找回來。」

只是,中國因素可以完全忽略嗎?「如果把你的產品永遠都寄望於一個單一市場的話,你受到的限制就會非常的大。而且他(中國市場)也反過頭來限制了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會退化。」她如是觀察:「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大家喪失想像力和信心。中國因素只是......,我們就把它當做理所當然;有什麼好講的?也不用抱怨。我就不相信『那個東西』會卡死我,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

台灣業界逐漸喪失信心、能力退化,這是事實。她強調:「我們必須重新把這個能力練出來,本來就是應該面對全球市場,只是大家心裡都沒把握,都怕怕的,覺得怎麼可能?誰要看我們的戲?其實大家心裡偷偷的獨白都是這樣。那這樣我們就不用混了。」

馮賢賢透露,第一季要拍攝1990年到1994年的民主化過程與氛圍,第二季是1995年到1996年的台海危機;將一路拍到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民主化可以是全球(感興趣)的議題,所以我們要努力使我們把它拍的好看,讓人家了解,民主轉型、和平的政權轉移是怎麼發生的?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跡。雖然我們自己在(台灣)裏面覺得亂七八糟,但從外面來看,台灣還是相當amazing——尤其是90年代這一段。」

在影視圈打滾了30年的汪怡昕,在「八季影集」規格之外,對這部政治劇有著更豐富的想像:「我們是用季度來走;若有些獨特的主題、或特別具有張力的單一事件,我們就做特別篇,或做成一、兩集前傳。」汪怡昕也透露,劇中會出現不少人物彩蛋,從淡出政壇的野百合世代到如今仍活躍檯面上的人物,都可能客串。第一季拍攝期間,已話題不斷,除了客串人物,考究的場景也是亮點,例如劇組借到總統府實景拍攝總統宣誓就職,這也是台灣史上首個在總統府大廳取景的劇組。此外,就連戲裡的總統座車,也是前省長的宋楚瑜乘坐過的凱迪拉克轎車,警車亦是1990年的車型及規格。

「這是全民劇場概念,虛擬戲劇和真實背景人物交錯,讓觀眾串聯歷史和真實之間的關係。」他愈講愈興奮,把菸頭一彈:「你知道這會像什麼?這會像漫威系列!它會(主題)拉出去,這個故事就有更飽滿的機會。」

為了成就一個飽滿的故事,鏡頭後的付出往往是觀眾無法想像的。此前,汪怡昕為了製作李登輝的紀錄片,錄製超過100個小時的李登輝訪談,他的工作室玻璃窗裡至今樹立著接近真人身高的宋楚瑜人形立牌,立牌後貼了李登輝的頭像,半夜路過車燈一打,常嚇到路過的鄰居,鄰人抱怨,他卻說這是「遏止小偷接近社區」的良方,至今不撤掉那立牌。

汪怡昕的人生經歷亦稱得上「飽滿」,生命軌跡呼應著那個年代的風起雲湧——1995到1996年,台海危機之際,他在馬祖高登島當兵,兵種為陸軍砲兵,還被編列在「高登特別守備隊」,終年只穿短褲、打赤膊,人稱「高登鐵漢」。風聲砲聲海浪聲,沒有離他太遠,「他們曾經發給我們一個人兩顆手榴彈,我傻眼啊,我是砲兵,沒受過手榴彈訓練啊,你配給我手榴彈幹嘛?」青年時的他很快覺悟:「全部武裝戰備,(需要用到手榴彈的話)那是要肉搏戰了啊。」「那時一島一將軍,有準備大家要一起死掉,我們最緊張的時候,的確就是被授命要開戰。」

非虛構題材永遠引人入勝,《國際橋牌社》劇情軸線裏,一名主角在台海危機發生當下,恰恰在外島當兵。談到荒謬的細節,汪怡昕有說不完的黑色喜劇。「我們曾經躲在滿滿的彈藥庫,用卡式瓦斯爐煮泡麵,那個一有火花就會爆炸。」滿頭白髮的他自顧自呵呵笑起來,像個不怕死的青少年,「我們用望遠鏡看對岸女子中學的女生在打籃球,很好玩,躲起來吃泡麵,好開心。」

該說這是台灣人的憨膽嗎?老一輩口中的「水鬼」(編者按:兩岸對峙時期,雙方曾互派蛙兵深夜潛入對方陣營、砍下對方軍人頭顱,執行任務的人就叫做水鬼),汪怡昕是見過的,「早上他(水鬼)啪啪啪地游走,那個泡泡還這樣啵啵啵地冒出來......。」那水鬼回大陸是要交差的;他和同袍曾「好心」放了罐頭在水鬼上岸處,還「貼心」幫對方把罐頭開好,「被長官發現,罵我們:『媽的沒出息的東西,給水鬼拿(罐頭)就好,你還幫他開?』」

千萬製作、「百萬講義」:資金缺口下,仍要調研
「如果這檔不成,沒有預期的話題、關注、認可、沒有成功好好地說一個故事,我可能要背上6000萬負債,我還有兩個小孩,有一個刻苦、支持我的老婆,但我的公司也可能因此受牽連。重點是,環顧四周,大家會說:『對,台灣要幹這個事情』,但沒人信你做得成......。」為了好好說這一個故事,汪怡昕和劇組到處找投資人,每每嚐盡冷暖。

誰都知道,台灣的大眾娛樂是個先天不足的小市場,單靠國內市場規模,撐不起高成本的製作。在台灣做影視,要務實、要浪漫、要時刻考量中國因素,還要隨時準備腦洞大開;談起為了這部劇的四處奔走,他強調目標不只為了戲,同時為了本土影視產業的更多可能。談起資金的缺口,汪怡昕說:「從產業面來看,這樣的擴張會比較有意義;未來希望販售國際版權、和國際電視台接洽,我們希望能夠開始做對國際市場的資金募集。」「其他國家一樣是小市場,他們怎麼做?人家當然找國際買家,有了國際買家的資金,才有辦法支撐大規模成本的作品。」

「我講浪漫一點,就是再回到我們(台灣)祖先那個狀態。我們祖先就開著船到處搶劫,然後一堆人到處跑,走投無路的人,跑到台灣來,落地生根。所以台灣人本來就是在做國際貿易;只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再讓台灣的影視圈,重新具備那個勇氣?」可現實又骨感得太實在,豪情一番後,他坦然:「我們來做,還是很吃力。」

「演員演不演?工作人員要不要參與?這應該回歸到產業上的意義。」汪怡昕甚至認為,台灣「沒有影視產業」,原因是從產業面來看,無法吸納人才,「我們無法給這些人工作機會,還怪他們不演、不想冒風險......,責任不在他們啊!」他希望這次嘗試可以提供解方:「所以我們要創造『台灣記憶』的IP,我們產業端的人要夠努力、系統健全、賺到錢,才能吸納好的工作人員和演員。」

《國際橋牌社》籌拍共8季,剛開始拍攝的第一季預算高達新台幣8000萬元,最後花了7500萬。除了文化部補助3000萬,資金主要來自幾位投資者的小額投資,以及汪怡昕自己的積蓄,湊一湊,仍有約1500萬元資金缺口。「文化部從頭挺到底,」汪怡昕感謝也感慨,募資過程中,有潛在投資人因在中國設廠或與中國企業有生意往來,紛紛卻步;撇開對中國的恐懼,也有投資人單純因為無法想像新類型的台劇,選擇保守觀望。

「如果所有東西都談定、才要開拍,可能戲就拍不成了。」

目前,《國際橋牌社》正在與數個國外線上影音平台接洽,國內平台部分,「現在聲量慢慢起來了,有幾家平台說有意願播,但仍然沒有著落。」汪怡昕回想鄭麗君在開鏡時說過的「怎麼拍都不會下架」,他想想也對,「因為現在連上架都還上不了啊。」

開拍直到殺青,還無法確定合作的平台,這在台劇史上似乎不常見?汪怡昕說,這部戲太特殊、和政治有關,「如果所有東西都談定、才要開拍,可能戲就拍不成了。」「我得先拍出來給人家看。第一個做嘗試的,就是要冒這些風險吧 。」

一邊張羅資金,一邊進行籌拍,光是籌備期間,演員就開始研讀一本厚達上百頁的「講義」:劇組砸下近百萬研究費,請來1990年代曾任職於國民黨文傳會的學者熊昔麒,耗時一年進行專案研究,整理90年代美中台關係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始末,以第二季將籌拍的「1995-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美日與兩岸關係之背景資料整理」為例,光是參考書目,就包含上百筆的官方文件、期刊、書籍、中英文報導、學位論文。

《端傳媒》在開拍前夕旁聽熊昔麒替演員上課。牆上投影數十頁的投影片,曾是國民黨黨工的他,如是理解90年代之於台灣發展的重要性:演員必須同時從外部因素、內部張力來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70年代、80年代的基礎建設和高速經濟發展後,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更有自信,促成對既有體制和生活習慣的改變;而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也影響著台灣——1991年冷戰結束,全球共產主義所涵蓋的地區紛紛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這些,是演員必讀的功課。

《國際橋牌社》演員中有不少「90後」,這意味著,90年代的激情,離這些年輕演員實在太遠了——民主在台灣發生時,他們可能剛來到世上。熊昔麒從最基礎的歷史、新聞事件講授政治、經濟背景,就連演員與人「握手」的方式、儀態也要教。

「我們那時的黨工,都要學國際禮儀,」講課時,熊昔麒直接請演員伸出手來,「虎口對虎口,這樣出力,太大力也不好,握到三四下就好,」示範一次後,他讓演員再握一次,顯得很滿意,「你這種握手的方式,就是會升遷。」

對史實考究至極,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拍成紀錄片?「戲要好看,它還是要有趣味,我們不是在做學術,要做的是創造性的重建。」馮賢賢強調,這部政治劇是以台灣民主化整個的發展歷程為背景,所以重大事件都會納入劇情,但是人物都是虛構,才有戲劇發揮的空間。

例如,劇中談到總統府運作,涉及國安幕僚開會細節,都需要巧妙帶入劇情,又例如一名黨外餐廳的年輕人,原型就是黨外時期被稱為民主聖地的熱炒店「阿才的店」。此外,劇中總統有糖尿病,被要求飲食清淡,所以常在下午五點就溜到侍衛的宿舍內,跟他們一起開伙,「這個事情是真的,」汪怡昕強調,「關於人物之間的分寸跟細節,是我們參酌的一些事實,然後根據這些細節,去做有趣的編排。」

「記者要挖新聞,記者的主管要維持好政治關係,總統要能在黨內的鬥爭、國外的壓力之中存活。」談起圍繞六名青年男女的時代故事,未必轟轟烈烈,但馮賢賢強調:「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求生的動力跟方法。」戲如人生,30年距今不遠,不管呈現的重點是動力或方法,「求生」這道題,對台灣永遠都是明喻。
@amethyst 找借口不看好此剧的多半是红媒,一抓一个准。本片应该是站在李登辉立场上拍摄的。
1996.馬祖.砲兵
“我们跟共产党没有什么好谈的。”

今时今日的台湾政客已经没有了这种精神。
紅媒不看好是一定的
但更讓主創寒心的是圈子(部分自稱台派的)還是太保守了和只想花小錢買創意
紅媒出來嫌了
轉自劇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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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國際了
#這是我們中的2462578槍

拍謝啊,我們是好孩子,但當歷史的本質就如此,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正視他?

我們很幸運能在自己的國家,說過去「真實」的政治歷史,或甚至有機會向國外介紹我們在當時是如何完成「寧靜革命」。

製作一部取材自台灣本土歷史的政治劇,這是過去一直沒有人願意踏出的第一步,我們辛苦很久,謝謝文化部讓我們能有開始的機會。

從邀請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做田調、找到願意參與的演員、工作人員、天使般的投資者、願意帶領大家的監製、願意上檔的通路,這些過程,耗費團隊超過五年的時間和無數的眼淚。

「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
「國際橋牌社」是一部政治職人劇,背後的過程更是一部政治劇。

因爲還是有人願意支持《國際橋牌社》這樣的本土作品,所以我們期待看見社會因為這部作品,讓不同世代生長在這片土地的人,在回顧整段民主歷程時會有新的觀點及討論出現。

#通路還在洽談中
#原因不要問知道了你們會怕
#講完了你們可以繼續開槍
#我們登上環球時報了_撒花
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mA8
讽刺的是现实中说这话的郝柏村已经被中共收买。
😄更讽刺了
最新情況:Netflix本來答應上架突然取消了
第一集有可能會在網路試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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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橋牌社
昨天台灣隊打贏了韓國隊,舉國歡騰。作為台灣影視工作者,我們也很想贏韓國,但是讚嘆韓國影視成就的同時,如果我們連同心協力踏出第一步的環境都沒有,怎麼贏?
 
洽談上映頻道的過程裡,製作團隊經歷了許多的波折。我們知道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上映日期和頻道,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在只欠東風的此時,我們必須向大家說明「為什麼遲遲無法上映」。
 
國際橋牌社作為台灣第一部政治影集,在開拍時就希望能夠搭上2020的大選時機,讓民眾可以在關心政治的同時,回頭去了解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故事,珍惜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因此一直將目標放今年年底前上映。
 
國際橋牌社不僅僅是一部政治劇,也呼喚著屬於台灣人的獨特歷史記憶。我們很幸運能在自己的國家,以民主化為背景來說故事,讓世人有機會認識,這小小的島嶼是如何完成寧靜革命,如何成為第一個不流血轉型成功的華人民主國家。
 
但是在現實上有許多困難必須克服。
 
開拍之前,團隊早有心理準備,政治劇在台灣比較敏感,困難會特別多。不論籌資、找演員、開發劇本、協調場地,都吃盡苦頭。但在很多好朋友的鼎力相助下,我們都克服了。然而,播映平台的折衝,卻讓我們洗了無數次的三溫暖。
 
許多人問,為什麼不談好頻道再開拍?我們並非新手,這道理我們都懂。開拍之前我們做了很長時間的努力,但許多通路擔心題材敏感,直接表明「等拍出來再來談」。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覺得如果要等到萬事俱備,那就永遠不可能開拍。
 
於是我們毅然開拍,結果拍完之後,卻因台灣影視環境的持續惡化而碰到不可思議的阻力;有些頻道因為本身的政治立場,根本不可能上架。所以從一開始,國際橋牌社能上架的頻道就比別人少,這點我們了解。
 
但是,有興趣的電視台「剛好」沒有時段,有的頻道怕敏感,或是賺錢的頻道有時段卻預算「剛好」不夠。我們被迫要做出取捨,是「為了趕上選舉前播出,接受賠大錢的價格」,或是「捨棄大眾習慣的電視頻道,只在特定平台播出」,這兩者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作為先行者,這部戲注定要受到更多的考驗。我們想趕在選舉前上檔的期望,因為諸多現實的阻撓而落空。
 
過去兩個月,國際橋牌社舉行了無數次焦點團體測試,看過影片的觀眾都熱切期待影集趕快推出。
 
目前,國際橋牌社應該能在選後於一家無綫電視台上映。我們要對期待本劇的觀眾朋友們說聲不好意思,感謝大家的耐心等候和留言支持。你們的敲碗和期待聲,都是團隊繼續努力的重要動力。
 
為了服務更多觀眾,我們也積極與線上串流平台接洽,合作細節還在討論中,只要一確定,我們會立即告訴大家!
 
當我們不斷讚嘆韓國透過影視作品讓全世界認識韓國歷史與當代政治的同時,我們國內掌握影視資源的有權者,卻沒有讓我們看到「大家一起拼搏來打台灣國家隊」的魄力與決心。我們不是不想贏韓國,但如果台灣有人願意往前衝,卻不斷有人袖手旁觀、甚至扯後腿,要怎麼贏?
 
正因我們無比珍惜台灣可貴的言論自由,我們拍了別人不敢也不願嘗試的台灣首部政治影集。但影視環境已敗壞至新聞充斥垃圾訊息,電視台變本加厲剝削業者的無比惡化狀態,被打盡折扣的言論自由,還是言論自由嗎?
 
這場牌局,我們一開始就知道不好打,一如台灣的坎苛命運,但,明知不可為而為,卻正是國際橋牌社和台灣不屈的根性。
 
祈願民主不死,台灣長存!
我能说脏话吗?民进党执政了仍然无法确保本片上映?执政党没有为这样一部台湾主体台湾意识的电视剧保驾护航,还侈谈什么「台湾价值」?
更大的問題還是影視圈過於保守,民進黨不可能短時間就能改變那群高層的膽識,有民進黨立委參與演出與大力支持還是這樣的局面就知道
文化部可以去試著大力遊說但握有資源的不一定會聽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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