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民族劫难备忘录(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重大事件记录(1965-1979)

发之前先说点题外话,为了让冗长文字稍微表现得生动点,特意找了一些相关图片进行说明。上一篇大跃进的话题显得沉重,本篇或许更沉重,图片也许可以提高一些不感兴趣的葱友阅读的欲望,仅此而已。

关于本文章分类其实一直在纠结,第一篇大跃进归类为“深度讨论”,总觉得有些不合适。后来觉得想分到“现实生活”,毕竟文革发生于过去,可以勉强叫“现实生活”,但思考之后,又觉得更加不合适,于是还是最终归类为“深度讨论”。其他分类显然都不对。

资料来源:杨继绳《天地翻覆》最后有关文革大事记以及从部分章节抽取内容进行改写,删除冗余文字然后进行重组。为保持版面,特意将有必要挑选出来的两个文革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武斗事件”和“清理阶级队伍”分别放到回复栏里面,这样可以防止版面过于密集让人没有读的欲望。当然,本文章所有字数加在一起尽管进行了缩减,还是达到了一万多字。再缩减就会丧失精华内容。因个人原因不想阅读全文的读者可自行选择认为精华的部分阅读,或者浏览。

目的:帮助葱友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对人民造成的灾难,尽管文革官方早已否定,不过不少人应该只能模糊地知道“十年浩劫”,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历史课本上对文革的叙述充满了官方色彩,且在2018年已经将文革的定性从之前的“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修改为“一次艰难探索”,基本彻底淡化了毛泽东对文革应付的责任。

杨继绳的这本在2016年出版的是迄今对讲述最全面并与官方叙述完全割裂开来的文革纪实书,有兴趣的读者推荐一读,没有兴趣者,通过我对关键部分的总结应当可让一些读者了解文革的来龙去脉,不管之前是否对内幕有所了解,适合所有人阅读。

不过考虑到有些纪实实在过于沉重,还是打个预防针,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慎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并持续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非官方观点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是毛为了挽回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而造成的执政风险,借此搞掉刘少奇。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并不夸张,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都在当年不同程度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造成的死亡、损失迄今无法准确统计,非官方观点认为至少造成了200万人死亡、超过1亿人被整、财产损失五千亿元。
      


一、文革前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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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进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一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4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199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5月10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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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发行后因中国版图边境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停止发行,据说留存到至今的价值不菲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一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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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毛泽东画像游行的群众



1966年7月29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一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一条腿,用双手抓住另一条腿,使劲往上一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一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一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着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一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一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沉水;用炸药炸死;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进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一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一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四、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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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五、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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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类分子”的批斗和屠杀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一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一大批进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六、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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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蒯大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进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一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一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一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纳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路线。经过三十年改革,国民经济空前发展,但政治还保持专制,从而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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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武斗纪实

所谓”武斗“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地方的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互殴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内战,其原因是军队支持一派或像重庆这样的兵工厂提供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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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武斗中的死难者,标语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一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一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7月14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一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7月27日至28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一派群众组织扩散。

 

7月30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5吨,伤亡各一人。

 

7月31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18间。8月1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2人,伤10人。

 

8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3人被击毙,重伤致残1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8月3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3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进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8月8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打伤百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8月11至13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进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10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一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7月7日,“8·15”发起进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一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一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进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一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一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一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一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一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一样,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一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一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一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6月12至13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6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3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一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一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一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10月15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一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或者“清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毛泽东说“党内及群众里混入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发动群众进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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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夺得第一枚金牌的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因从香港归来被怀疑为特务,上吊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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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夫妇,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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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上官云珠,因和毛泽东的绯闻而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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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严凤英,被怀疑为特务并在死后被剖腹找所谓的“特务器材”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一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一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一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进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一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进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一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一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陕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陕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一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陕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一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一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就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无奇不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135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残。43人被判刑投狱。
dvie 观察
正确的面对历史,才能有未来。掩盖历史只是自欺欺人。
文革根本沒有結束,共匪至今還在剝奪中國人民選擇文化生活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很多人因為堅持信仰被活摘器官。
虽然目的是帮助葱友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对人民造成的灾难,然而整篇充斥的却是中共官方语言和用词。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老家伙或者不以为意,但对于未经历过文革的人却可能是误导。

首先我想应该明确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才能对中共党内的腥风血雨做出判断。

中共党内斗争无论如何激烈,都没有以中国民众的利益为重的一方。在中国民众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争斗的任何一方如果不是为争取恢复中国民众的这种权利,就都是为争取自己掌握中国人命运的权力而争斗。而在中共党内,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要恢复中国人参与国家事务权利的声音。因此所有支持群众或镇压群众的行为,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所有群众参与的运动,也都不是为争取自身的权利为目的,而是沦为党内派别斗争的工具。简单明了地说,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喜欢的一方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而争斗。
由此文中所有的“支持”“镇压”等这些对争斗双方带有明确褒贬意义的用词就会引起不明真相的人的混淆。既然民众运动被镇压,那么造反是否就天然合理?支持造反的毛泽东不就是正确了吗?结论就导致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就是对的。

随手举例如下: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一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一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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