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短史记】写诗悲悯天下苍生,不妨碍曹操在徐州屠城
“屠徐州”。
这桩令人发指的暴行,确实是曹操干的。
《后汉书·陶谦传》里记载,曹操初平四年率军攻击徐州刺史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①
不但彭城、傅阳、虑、雎陵、夏丘五县百姓被屠杀殆尽,城池之内罕有人迹,那些为躲避“李傕之乱”而逃亡至此的长安京畿地区的百姓,也全都死在了这场屠杀中。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对“屠徐州”一事的记载,不如《后汉书·陶谦传》那般直白具体。如《武帝纪》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六个字“所过多所残戮”②;《陶谦传》里则将屠杀民众移花接木为士兵死亡,且略去了曹操下令屠杀这一行为,只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③。这种处理,或许与陈寿为曹魏撰史时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王沈的《魏书》有关——这是一本曹魏官修史书。
即便如此,《魏书·荀彧传》里仍然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供后人管窥这场屠杀的暴虐程度。传记中说,陶谦死后,曹操欲再次进攻徐州,荀彧劝他暂缓此事,理由之一是: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④
所谓“威罚实行”,即是指曹军在徐州实施了大屠杀;所谓“子弟念父兄之耻”,即是指徐州百姓因屠杀而憎恶曹操与曹军。荀彧认定徐州百姓恨曹操恨到了“必人自为守,无降心”的地步,可以知道当初的屠杀规模很大,是非常残酷的。
其实,屠徐州并不是曹操唯一的屠城劣迹。见于史书者至少还有:征张超屠雍丘;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征袁绍坑降卒八万。另据《三国志》的《于禁传》《程昱传》和《国渊传》的记载,曹操还制定有一条“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事常令。这一残暴的杀降政策,一直维持到建安十六年,才因程昱、国渊的劝阻而暂时失效——说暂时失效,是因为史书仅记载“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并没有说此后在其他战争中,就不再执行该军令。⑤
再说《蒿里行》。
这首看似是在悲悯天下苍生的诗作,也确实是曹操写的。说它“看似是在悲悯天下苍生”,是因为《蒿里行》实际上一首政治诗。曹操写作它的主要目的,是做政治宣传之用。
以诗为宣传手段,是曹操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它的主旨非常明确,即将自己比喻为握发吐哺礼贤下士的周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奔自己,为己所用。《薤露行》也是这种情况,主旨是批判何进与董卓祸国殃民,最后落笔于自己在建安元年前往洛阳迎奉天子。《蒿里行》也不例外,都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服务的”。⑥
《蒿里行》的全文是这样的: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按《中古文学系年》的考据,“曹操攻袁绍,作《蒿里行》”⑦,即此诗写于曹、袁官渡之战期间。这期间,曹、袁之间不但在战场上互相攻伐,也在舆论场上激战。陈琳为袁绍所做《檄豫州文》,即是写给“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看的,旨在通过揭露曹操的种种不堪行径,来摇动豫州的人心。曹操方面自然也不会对这种舆论攻击无动于衷,于是就有了曹操的《蒿里行》。⑧
比较《檄豫州文》与《蒿里行》,可以发现二者虽然体量差距极大,前者超过了一千五百字,后者只有短短的十六句五言;但在内容上,二者却有着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
《檄豫州文》先是攻击了曹操的出身,说他是“赘阉遗丑”;然后又否定了他参与关东同盟讨伐董卓的历史功绩,说他参与其事完全是靠着袁绍的提携,是袁绍看中了曹的“鹰犬之才”才让他充当“爪牙”,却没想到曹操此人“愚佻短略、轻进易退”,多次败给董卓,坏了同盟的大事。多亏作为盟主的袁绍包容他,多次给他补足部队,又让他做了兖州刺史。没想到此人凶性不改,又在兖州刺史任上不断残害边让这样的贤良。最后闹到兖州百姓民怨沸腾,联合吕布将他赶了出去。又是盟主袁绍出手援助,才让曹操从死亡线上缓了过来。再后来,皇帝(汉献帝)脱离长安东归,盟主袁绍被冀州北部的战事拖住,于是就派了从事中郎徐勋去向曹操下令,让他去洛阳迎接幼主。没想到此人竟乘机挟持皇帝、专擅朝政、诛杀异己,搞得朝野内外道路以目。他还亲率军队挖坟掘墓,在军队里搞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类名号,所到之处“无骸不露”,可谓“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蒿里行》里的每一句,都相当于对上述指控的强硬回应。
(1)“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里的“义士”,既是指关东诸侯,也是曹操的一种自称。“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说的是包括曹操在内的“义士”,原本期望着可以在孟津会师,然后一举攻入长安(咸阳),将董卓及其余党剿灭。这四句,是在回应《檄豫州文》里的“赘阉遗丑”,强调自己加入关东同盟是基于主观愿望,而非被动依赖袁绍的提携。
(2)“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这两句,显然是在针对《檄豫州文》里对曹操的指责“愚佻短略、轻进易退”。意思是我的败仗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尔等不能合力齐心、各怀鬼胎所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两句,同样旨在通过谴责其他同盟者互相拆台和内斗,来凸显跑去进攻董卓的曹操的形象——他虽然如《檄豫州文》里所说“伤夷折衄,数丧师徒”,但比起包括袁绍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可要强多了。
(3)“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这四句是在直接点名斥责袁术袁绍兄弟,说他们一个在淮南称帝,一个在河北私刻玉玺,搞到百姓民不聊生,二人都是大汉朝的叛贼。自然,这是在直接反击《檄豫州文》里对曹操挟持皇帝、专权不臣的指控。
(4)“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两句无疑是在对应《檄豫州文》里的“无骸不露”和“毒施人鬼”。“白骨露于野”是谴责袁绍才是搞挖坟掘墓之事的恶人,是在“毒施于鬼”;“千里无鸡鸣”则是在谴责袁绍的暴政祸害百姓,是在“毒施于人”。关于袁绍挖坟掘墓,《三国志·崔琰传》里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说袁绍纵容军队“掘发丘陇”,也就是到处盗坟掘墓,于是崔琰劝谏他说,“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⑨,恐怕是要丧失民心的。这里的“道路暴骨”,与“白骨露于野”是同一个意思。最后两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里的“念之”,则是以塑造曹操悲天悯人的形象来做结。
像《檄豫州文》与《蒿里行》这般,在内容主旨上处处针锋相对,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情。这也可见《檄豫州文》带给曹操的刺激之大,以及他对这场舆论战的重视。最后的结果,是曹操赢下了官渡之战,也赢下了舆论之战。简短精炼的《蒿里行》,远比长达千余字的《檄豫州文》更有传播力。
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为何曹操可以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诗,一面又在徐州搞大屠杀”这种问题了。对曹操而言,这并不是一次价值观与具体行为的撕裂。相反,它们是二位一体的。
①《后汉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三国志·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分别见:《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裴松之引《魏书》、《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韩洪举:《中国古代文学史略(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⑧可参见:张德付《曹操﹤蒿里行﹥发覆》,《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
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这桩令人发指的暴行,确实是曹操干的。
《后汉书·陶谦传》里记载,曹操初平四年率军攻击徐州刺史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①
不但彭城、傅阳、虑、雎陵、夏丘五县百姓被屠杀殆尽,城池之内罕有人迹,那些为躲避“李傕之乱”而逃亡至此的长安京畿地区的百姓,也全都死在了这场屠杀中。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对“屠徐州”一事的记载,不如《后汉书·陶谦传》那般直白具体。如《武帝纪》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六个字“所过多所残戮”②;《陶谦传》里则将屠杀民众移花接木为士兵死亡,且略去了曹操下令屠杀这一行为,只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③。这种处理,或许与陈寿为曹魏撰史时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王沈的《魏书》有关——这是一本曹魏官修史书。
即便如此,《魏书·荀彧传》里仍然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供后人管窥这场屠杀的暴虐程度。传记中说,陶谦死后,曹操欲再次进攻徐州,荀彧劝他暂缓此事,理由之一是: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④
所谓“威罚实行”,即是指曹军在徐州实施了大屠杀;所谓“子弟念父兄之耻”,即是指徐州百姓因屠杀而憎恶曹操与曹军。荀彧认定徐州百姓恨曹操恨到了“必人自为守,无降心”的地步,可以知道当初的屠杀规模很大,是非常残酷的。
其实,屠徐州并不是曹操唯一的屠城劣迹。见于史书者至少还有:征张超屠雍丘;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征袁绍坑降卒八万。另据《三国志》的《于禁传》《程昱传》和《国渊传》的记载,曹操还制定有一条“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事常令。这一残暴的杀降政策,一直维持到建安十六年,才因程昱、国渊的劝阻而暂时失效——说暂时失效,是因为史书仅记载“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并没有说此后在其他战争中,就不再执行该军令。⑤
再说《蒿里行》。
这首看似是在悲悯天下苍生的诗作,也确实是曹操写的。说它“看似是在悲悯天下苍生”,是因为《蒿里行》实际上一首政治诗。曹操写作它的主要目的,是做政治宣传之用。
以诗为宣传手段,是曹操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它的主旨非常明确,即将自己比喻为握发吐哺礼贤下士的周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奔自己,为己所用。《薤露行》也是这种情况,主旨是批判何进与董卓祸国殃民,最后落笔于自己在建安元年前往洛阳迎奉天子。《蒿里行》也不例外,都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服务的”。⑥
《蒿里行》的全文是这样的:
按《中古文学系年》的考据,“曹操攻袁绍,作《蒿里行》”⑦,即此诗写于曹、袁官渡之战期间。这期间,曹、袁之间不但在战场上互相攻伐,也在舆论场上激战。陈琳为袁绍所做《檄豫州文》,即是写给“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看的,旨在通过揭露曹操的种种不堪行径,来摇动豫州的人心。曹操方面自然也不会对这种舆论攻击无动于衷,于是就有了曹操的《蒿里行》。⑧
比较《檄豫州文》与《蒿里行》,可以发现二者虽然体量差距极大,前者超过了一千五百字,后者只有短短的十六句五言;但在内容上,二者却有着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
《檄豫州文》先是攻击了曹操的出身,说他是“赘阉遗丑”;然后又否定了他参与关东同盟讨伐董卓的历史功绩,说他参与其事完全是靠着袁绍的提携,是袁绍看中了曹的“鹰犬之才”才让他充当“爪牙”,却没想到曹操此人“愚佻短略、轻进易退”,多次败给董卓,坏了同盟的大事。多亏作为盟主的袁绍包容他,多次给他补足部队,又让他做了兖州刺史。没想到此人凶性不改,又在兖州刺史任上不断残害边让这样的贤良。最后闹到兖州百姓民怨沸腾,联合吕布将他赶了出去。又是盟主袁绍出手援助,才让曹操从死亡线上缓了过来。再后来,皇帝(汉献帝)脱离长安东归,盟主袁绍被冀州北部的战事拖住,于是就派了从事中郎徐勋去向曹操下令,让他去洛阳迎接幼主。没想到此人竟乘机挟持皇帝、专擅朝政、诛杀异己,搞得朝野内外道路以目。他还亲率军队挖坟掘墓,在军队里搞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类名号,所到之处“无骸不露”,可谓“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蒿里行》里的每一句,都相当于对上述指控的强硬回应。
(1)“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里的“义士”,既是指关东诸侯,也是曹操的一种自称。“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说的是包括曹操在内的“义士”,原本期望着可以在孟津会师,然后一举攻入长安(咸阳),将董卓及其余党剿灭。这四句,是在回应《檄豫州文》里的“赘阉遗丑”,强调自己加入关东同盟是基于主观愿望,而非被动依赖袁绍的提携。
(2)“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这两句,显然是在针对《檄豫州文》里对曹操的指责“愚佻短略、轻进易退”。意思是我的败仗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尔等不能合力齐心、各怀鬼胎所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两句,同样旨在通过谴责其他同盟者互相拆台和内斗,来凸显跑去进攻董卓的曹操的形象——他虽然如《檄豫州文》里所说“伤夷折衄,数丧师徒”,但比起包括袁绍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可要强多了。
(3)“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这四句是在直接点名斥责袁术袁绍兄弟,说他们一个在淮南称帝,一个在河北私刻玉玺,搞到百姓民不聊生,二人都是大汉朝的叛贼。自然,这是在直接反击《檄豫州文》里对曹操挟持皇帝、专权不臣的指控。
(4)“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两句无疑是在对应《檄豫州文》里的“无骸不露”和“毒施人鬼”。“白骨露于野”是谴责袁绍才是搞挖坟掘墓之事的恶人,是在“毒施于鬼”;“千里无鸡鸣”则是在谴责袁绍的暴政祸害百姓,是在“毒施于人”。关于袁绍挖坟掘墓,《三国志·崔琰传》里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说袁绍纵容军队“掘发丘陇”,也就是到处盗坟掘墓,于是崔琰劝谏他说,“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⑨,恐怕是要丧失民心的。这里的“道路暴骨”,与“白骨露于野”是同一个意思。最后两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里的“念之”,则是以塑造曹操悲天悯人的形象来做结。
像《檄豫州文》与《蒿里行》这般,在内容主旨上处处针锋相对,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情。这也可见《檄豫州文》带给曹操的刺激之大,以及他对这场舆论战的重视。最后的结果,是曹操赢下了官渡之战,也赢下了舆论之战。简短精炼的《蒿里行》,远比长达千余字的《檄豫州文》更有传播力。
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为何曹操可以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诗,一面又在徐州搞大屠杀”这种问题了。对曹操而言,这并不是一次价值观与具体行为的撕裂。相反,它们是二位一体的。
①《后汉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三国志·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分别见:《三国志·魏书·于禁传》、《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裴松之引《魏书》、《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韩洪举:《中国古代文学史略(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⑧可参见:张德付《曹操﹤蒿里行﹥发覆》,《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
⑨《三国志·魏书·崔琰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个评论
屠城跟悲天悯人并不矛盾,曾国藩,“曾剃头”也曾说“怀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曹操本身可能并不嗜杀,但是因为军粮不足,又或者需要手段震慑不降者,屠城也是古代那种条件下,比较现实的手段。这并不是说要洗白屠杀,而是说,人类今日的文明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后,科技带来的丰衣足食,哪怕在今日,屠城估计也是少不了的。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后,科技带来的丰衣足食,哪怕在今日,屠城估计也是少不了的。
这不是很正常,曾国藩干掉几千万人照样被中国人称为圣人。
西谚“鳄鱼的眼泪”的维基释义:用以比喻意欲致人于死地或蓄意谋杀(屠杀),却在表面上为对方悲恸的行为.
看支那盜墓系網絡小說(侵權盜版,沒給錢看小說),通常有摸金校尉的字眼,說曹操麾下軍隊是始祖,掘人墳偷陪葬品做軍費,和今天黃泛區掘墳偷女屍賣屍冥婚一脈相承
支忽ers說曹操偏愛人妻,當時的人妻估計18歲左右(12~15歲結婚)
支忽ers說曹操偏愛人妻,當時的人妻估計18歲左右(12~15歲結婚)
隋煬帝的詩風還是文藝小清新呢
作品和人要分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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