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共赏：华盛顿，那些心痛香港的旧朋友们

美国参议院《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通过前夕随笔

香港社会进一步动荡撕裂，政府一如过去数月无视Root Cause，警队强攻香港中文大学之际，直播画面令人彻夜难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百感交集。多年前，在这里的智库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认识了不少华盛顿学界、智库、政界友人，那时候，北京还对香港（相对）客客气气，中美关系同样和和谐谐，同时和双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事实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国会处理外交的某资深大老，依然说「不要浪费时间，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两地剑拔弩张，中美新冷战如箭在弦，看见同样的面孔，仿如隔世。

布鲁金斯元老与香港泛民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库，属自由派，不少专家是国务院常客，旋转门十分成熟，它的东北亚研究中心，是少数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时，代表香港到哪里访问工作，当时香港人有一个单独名额，但后来被裁掉，据说因为大家觉得「香港已是中国一部份很久，没有什么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随着运动发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为显学。

当时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湾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实质上的美国驻台大使），著作等身，气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访问，谈及香港反送中运动，认为抗争者应「见好就收」、中国很强大、美国很现实、没有什么可做，不幸被断章取义，成为蓝丝群组广传的维稳内容，观点也被叶刘淑仪、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认识他的青年感到不满，就像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党、司徒华，反感程度有时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点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码是很传统的现实主义路线；但他是否不希望帮助香港呢？自然绝对不是。

他和香港渊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国际学校英皇佐治五世渡过，经常缅怀香港过去。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据说本来版本比终极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国承认香港不同内地地位的条件，却被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内尔「减辣」掉（外间以为麦康内尔提出法案，理应心系香港，而不知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权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争，一来他向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个和谐世界，香港没有太大战略价值；二来他常参照历史，害怕给予虚假希望，例如对我举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当时美国政府说「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苏联」，结果苏联镇压，美国除了打嘴炮就毫无动作。其实卜睿哲依然深爱香港，只是认为无力挽回，对可见的悲剧，深深叹息。

尼克逊翻译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两代人的丕变

同期曾对香港事务发出保守言论的美国外交元老，还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逊访华时，担任总统和毛泽东的翻译，也是海湾战争时的美国驻沙特大使，负责处理前线，一直主张尊重中国独特国情，但难免停留在那个年代。上个月，他曾说「香港激进抗争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却对宏观背景缺乏理解，然后又是受到蓝丝群组加油添醋的转载。

傅立民我并不认识，但和他的女儿Carla是好友。 Carla Freeman是贴地得多的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当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里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这天她请我到课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况，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学生、包括中国内地留学生说得热泪盈眶。她对我说，也是从网上看见父亲对香港的评论，「吓了一跳」，笑说父亲不代表她，保证美国还有很多明白抗争者的友人，很同情这些香港朋友面对的大陆高墙。

她家学渊源，小时候就到过香港，及后不时在香港的大学交流，看见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泪弹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对北京主导的「止暴制乱」言论一笑置之，因为她的研究专长就是新疆、西藏、中国公民社会等议题，对「一国」框架下，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维权议题有何下场，知之甚详。

但其实她也曾是「大中华胶」，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国汉学家一样「觉醒」，坦承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时，给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为中国强大了，就会和美国共建美丽新世界，对种种问题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国强大了，图穷却匕见。这天她刚从中国回来，说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伟的外观，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却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内疚。这种情结，近年反映在颇多中国权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为上宾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场大变，最终推出「中国崩溃论」，令北京目定口呆。

兰德公司研究员五年前的预言

在维珍尼亚（而不是「弗吉尼亚」）边境，座落国防部智库兰德公司（RAND），北京经常渲染兰德的神秘，其实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库而已，只是进行了类似「中美终有一战」沙盘推演一类研究，被北京视为不友好名单。兰德有一位香港问题专家Scott Harold，曾长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学者相熟，这次拜访他，察觉他对「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无奈。

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他的观点就和接受中国人大「831框架」是合适妥协的卜睿哲不同，认为深层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选问题，而是中港矛盾。他从亲身观察发现，香港人担心一国两制只是虚言，忧虑逐渐强化的中港融合，会在「831」框架被通过后无限加速，因此才有「占领中环」出现，这恐怕连戴耀廷、陈健文等当事人也当局者迷，五年后的今天，论证了他先知先觉。他慨叹香港人不幸运，碰上美国外交大转型，而最应负道义责任的是英国，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领袖，都不是价值主导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忆，问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却苦笑，说察觉不少曾在香港的国际友人，近来都在中国境内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驻港副领事、后来被内地以间谍罪名捉为人质，来报复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这也是《逃犯条例》为何刺激世界各国神经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担心入境会否「被洗头艇」。坦白说，这种新冷战气氛是双向的，我也认识不少中国的美国研究权威，近年不获美国发签证，美国大学也开始对华裔学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战终结—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过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休战期罢了。

卢比奥参议员身边的智囊，与香港本土派

美国新生代中国研究学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与香港的年轻学者、本土派思维，反而先天有血缘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类行为，「自然只能以「收买」、「权力」一类唯物角度解释，因为这个政权是不相信价值观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变革、网络社群兴起、令社会结构重整的「时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对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于打破常规，发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点，知识变得非脉络化。解构再重构的学风不容于上一代，在新世代却成主流，逐渐产生了像刘仲敬、Harari那样的鬼才，他们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外交的年轻学者，多年前，曾在台湾一个学术会议发表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当时我是评稿人，早已忘怀，他却惦记至今。年轻可畏，转眼间，他刚成为对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幕僚长（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工作，而这位卢比奥参议员，正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 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国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及早正视中美已完全是竞争对手这现实，也认为上一代对香港不负责任，对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国通跟随北京口吻，说「香港对中国已没有大价值」，他却强调香港回归时只占全国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现在却高达七成，反映中国越富有，对香港的依赖越多，加上箇中「贸易」涉及不少敏感技术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这些数据，在我面前，他如数家珍。

一些美国政界前辈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泼冷水，他却怀着传教士式热情，协助卢比奥草拟法案所有细节。须知美国国会一向是《纸牌屋》式现实，这条法案对卢比奥而言，一无选票（他的佛罗里达州没有多少人对香港有兴趣）、二无捐献（不像中国游说团能给予大量利益）、三不为总统所喜，他却视之为baby，不惜用尽一切私人关系力推法案，前后五年，最后甚至使出杀手锏，对推延排期表决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内尔（也就是刚谈及在1992年对《香港政策法》减辣那位元老）摊牌逼宫，才有如今极速表决「hotline」这招。这都是很耗费社会网络和人情牌的事，可谓all-in，要是没有坚定信念，怎会如此？

成就解锁：我城危如累卵，国际关系却终成香港显学

Peter不过「打份工」，却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吹毛求疵态度，去完善这条法案，背后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维，不但中国学者、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样的美国前辈，也难以理喻。世界是前进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依归，《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这里分析过的外交、经济部份，还缩影了世代交替：卢比奥三年前提出法案时，只有45岁，属新生代参议员；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访香港后高调声援抗争者的Josh Hawley参议员，今年更只有39岁，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 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岁这范围；在幕后穿针引线、成立HKDC向国会游说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龄人，朱耀明牧师的公子。当何韵诗、黄之锋，张昆阳等到访华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铭、陈方安生等造访，虽然英语无疑更胜一筹，但对口毕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却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对国际线多有顾虑，毕竟在北京动辄都是「勾结外国势力」的帽子下，强行自我克制，这也是昔日一国两制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民调显示，居然有超过一半香港人认为，当自身问题不能由特区政府、北京解决时，就应该诉诸国际社会，反映北京昔日多少还有点阻吓力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标签，已被不屑一顾。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头，被美心集团创办人千金为代表的上一代权贵「放弃」，上纲上线的批斗文宣正排山倒海涌现，却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们也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紧密国际联系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国际关系，足以令世界从此不一样。

假如他们能利用这机遇，建立属于自己世代的全球网络，和各国up-and-coming一代识于微时，配合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绽放的无限潜能和荣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锁。即使是不同意这条法案的朋友，当串连到背后成事的全方位立体图像，相信也很难否定：万物盈亏，自有其道，物极必反，当中国要打破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公道自在国际人心，蝴蝶效应下，看，这却真是催生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时代革命」。

特别想讨论的是粗体的一段
这篇文章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但最近看到泰国和尼日利亚
还有早些时间智利和香港的情况
让我不断地想起这篇文章
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
特别是昨天在翻泰国的新闻
看到很多香港的影子
就觉得现在这一代和以前真的不一样
就算远在天边
但总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
不觉得别人的自由与自己无关
大家追求的东西都一样
大家希望的东西都一样
就算人种不同 国家不同
但总感觉大家在一起
或许是因为网络的关系
年轻人的国际联系更加紧密（不计某国）
我们也更关心其他地方的事情
Martin Luther King 曾说：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以前以为是口号
现在看来或许是真的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