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政府對美國社會的威脅
作者 鄧聿文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24日公布了首批內閣名單，最重要的國務卿人選落在了拜登的長期盟友布林肯身上。鑒於對華外交是美國新政府面臨的最嚴峻外交挑戰，布林肯本人的民主外交經驗強化了外界關於拜登政府將對中國實行價值觀外交、打民主人權牌的看法。
美中關系的最大變化就是特朗普對它進行了重置，拜登新政府也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對華框架內尋求改變或修復。很多人尤其中國的自由派不看好拜登的對華政策，認為民主黨當政，會重蹈奧巴馬政府的覆轍，不能強硬對共，這是許多自由派支持特朗普而反對拜登的最大理由。但這可能是錯的，因為整個大環境變了，對華強硬不但是美國兩黨，也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這個大勢已經確立，僅憑國務卿或總統的個人意誌，是無法扭轉大勢的，而必須順著“勢”走，否則很容易絆倒。拜登或布林肯豈非不明白這個理？從這個角度說，他們和前任的區別只在於方式和手段。
外界之所以認為拜登新政府會把價值觀外交作為對華外交的核心，強化民主和人權外交，是基於民主黨比共和黨在對外事務中更重視民主人權，以及拜登和他的幕僚在競選中釋放的訊息。布林肯就多次表示，拜登當政後，會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在這些問題上更有力地回擊北京。他雖然不贊同對中完全脫鉤，主張部分合作，但也強調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與中國接觸”，而這個“強勢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價值觀之強，因為如他所認為的，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壹點提升影響力，故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復興美國的國內民主，並在世界範圍內重振與民主國家的聯盟，用民主來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這也是拜登在選勝演說中所言，美國要以榜樣為實力，而非僅僅是實力的榜樣。
事實上，在對中共的人權外交上，特朗普政府並非像有些人批評的那樣不重視，特朗普本人確實不太關註中國的人權問題，但特朗普政府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事務上，對中共展示了強硬態度，出臺了多部法律，制裁中共對三地人權的侵犯，並首次提出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切割，呼籲全球民主國家抵制中共暴政。在用人權大棒敲打遏制中共這點上，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比起過去幾屆美國政府來，做得都要好。需要把特朗普本人和他領導下的政府區別，糾正這個誤解。
拜登新政府要想這件事做得更有成效，無疑須在現有基礎上再邁進壹大步，出臺更精準的打擊措施。中共對人權的侵害不僅僅表現在香港、新疆、西藏三個地方，而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對內地的漢族人口，並非因為他們是主體民族，就不迫害。特別是，中共長期對批評和反對它的人士，不論溫和還是激進，統統打壓，現在更是在政治迫害之余，采取凍結資產和銀行賬戶等手段，直接從經濟上限制異見人士和反對者。拜登新政府必須有對中共壟斷國家全部權力的本性的深刻認識，切不可被它扶貧之舉或改善民生等面子工程和說辭所蒙蔽。
在人權問題上，習近平政權采取的兩手策略是，壹手用宣傳機器洗腦底層民眾，讓他們對中共感恩戴德，黨營媒體的扶貧宣傳就是出於這壹目的；壹手對被視為對中共政權安全有威脅的危險人士，極盡打擊之能事，用各種手段鏟除，並以前者來掩蓋後者，在國際上宣揚扶貧成就，把人權窄化為生存和發展權。拜登新政府應該明確警告中共當局，繼續對人權進行大規模的打壓和迫害，是不允許的。
要使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和民主人權牌達到應有效果，拜登新政府除聯合西方民主國家，建立國際統壹戰線共抗中共外，我建議還應采取以下政策工具：（1)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國際人權機構取得領導力，並協調盟友，持續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紀錄保持壓力；(2)加大個案救濟，對受中共當局迫害的有代表性的人權機構和個人，采取多種方式救助；（3）強化對違反人權的中共官員個人和組織的懲罰，對凡是支持或參與中共侵害人權的人或組織，壹經核實，納入制裁名單，進行任何形式的懲罰和制裁；（4）建立民主國家的全球互聯網治理和技術標準，排斥中共；（5）在WTO等國際多邊組織建立高水平的勞工權益裁量標準；（6）民主和共和兩黨組成跨黨派委員會，建立和中共的對話平臺與機制，就中國的人權和政治進行黨際對話，其建議供美國政府參考；（7）要求北京增加美國駐華記者人數，保障駐華記者和新聞機構的采訪權利；以及（8）如有可能聯合西方壹些國家，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迫使中共改善人權等。
和大多數惡人壹樣，中共也是欺軟怕硬的。只要手段夠硬，打在它的“七寸”，就不得不就範。壹般的口頭抗議和經濟壓力，中共現在不在乎，因為它自以為很強大。中共的“七寸”在於它憂慮政權安危，把保政權放在壓倒壹切的地步，任何有損政權的言行它都會毫不留情地打擊。它越害怕這點就越要撬動它的政權基石。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和民主人權牌如果實施得當，是可以重新喚醒多數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燈塔的向往，種下自由民主的種子，撬動中共的政權基石，迫使它讓步，接受壹些普世價值的規範，從而壹步壹步改造中國。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24日公布了首批內閣名單，最重要的國務卿人選落在了拜登的長期盟友布林肯身上。鑒於對華外交是美國新政府面臨的最嚴峻外交挑戰，布林肯本人的民主外交經驗強化了外界關於拜登政府將對中國實行價值觀外交、打民主人權牌的看法。
美中關系的最大變化就是特朗普對它進行了重置，拜登新政府也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對華框架內尋求改變或修復。很多人尤其中國的自由派不看好拜登的對華政策，認為民主黨當政，會重蹈奧巴馬政府的覆轍，不能強硬對共，這是許多自由派支持特朗普而反對拜登的最大理由。但這可能是錯的，因為整個大環境變了，對華強硬不但是美國兩黨，也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這個大勢已經確立，僅憑國務卿或總統的個人意誌，是無法扭轉大勢的，而必須順著“勢”走，否則很容易絆倒。拜登或布林肯豈非不明白這個理？從這個角度說，他們和前任的區別只在於方式和手段。
外界之所以認為拜登新政府會把價值觀外交作為對華外交的核心，強化民主和人權外交，是基於民主黨比共和黨在對外事務中更重視民主人權，以及拜登和他的幕僚在競選中釋放的訊息。布林肯就多次表示，拜登當政後，會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在這些問題上更有力地回擊北京。他雖然不贊同對中完全脫鉤，主張部分合作，但也強調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與中國接觸”，而這個“強勢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價值觀之強，因為如他所認為的，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壹點提升影響力，故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復興美國的國內民主，並在世界範圍內重振與民主國家的聯盟，用民主來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這也是拜登在選勝演說中所言，美國要以榜樣為實力，而非僅僅是實力的榜樣。
事實上，在對中共的人權外交上，特朗普政府並非像有些人批評的那樣不重視，特朗普本人確實不太關註中國的人權問題，但特朗普政府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事務上，對中共展示了強硬態度，出臺了多部法律，制裁中共對三地人權的侵犯，並首次提出將中國人民和中共切割，呼籲全球民主國家抵制中共暴政。在用人權大棒敲打遏制中共這點上，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比起過去幾屆美國政府來，做得都要好。需要把特朗普本人和他領導下的政府區別，糾正這個誤解。
拜登新政府要想這件事做得更有成效，無疑須在現有基礎上再邁進壹大步，出臺更精準的打擊措施。中共對人權的侵害不僅僅表現在香港、新疆、西藏三個地方，而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對內地的漢族人口，並非因為他們是主體民族，就不迫害。特別是，中共長期對批評和反對它的人士，不論溫和還是激進，統統打壓，現在更是在政治迫害之余，采取凍結資產和銀行賬戶等手段，直接從經濟上限制異見人士和反對者。拜登新政府必須有對中共壟斷國家全部權力的本性的深刻認識，切不可被它扶貧之舉或改善民生等面子工程和說辭所蒙蔽。
在人權問題上，習近平政權采取的兩手策略是，壹手用宣傳機器洗腦底層民眾，讓他們對中共感恩戴德，黨營媒體的扶貧宣傳就是出於這壹目的；壹手對被視為對中共政權安全有威脅的危險人士，極盡打擊之能事，用各種手段鏟除，並以前者來掩蓋後者，在國際上宣揚扶貧成就，把人權窄化為生存和發展權。拜登新政府應該明確警告中共當局，繼續對人權進行大規模的打壓和迫害，是不允許的。
要使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和民主人權牌達到應有效果，拜登新政府除聯合西方民主國家，建立國際統壹戰線共抗中共外，我建議還應采取以下政策工具：（1)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國際人權機構取得領導力，並協調盟友，持續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紀錄保持壓力；(2)加大個案救濟，對受中共當局迫害的有代表性的人權機構和個人，采取多種方式救助；（3）強化對違反人權的中共官員個人和組織的懲罰，對凡是支持或參與中共侵害人權的人或組織，壹經核實，納入制裁名單，進行任何形式的懲罰和制裁；（4）建立民主國家的全球互聯網治理和技術標準，排斥中共；（5）在WTO等國際多邊組織建立高水平的勞工權益裁量標準；（6）民主和共和兩黨組成跨黨派委員會，建立和中共的對話平臺與機制，就中國的人權和政治進行黨際對話，其建議供美國政府參考；（7）要求北京增加美國駐華記者人數，保障駐華記者和新聞機構的采訪權利；以及（8）如有可能聯合西方壹些國家，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迫使中共改善人權等。
和大多數惡人壹樣，中共也是欺軟怕硬的。只要手段夠硬，打在它的“七寸”，就不得不就範。壹般的口頭抗議和經濟壓力，中共現在不在乎，因為它自以為很強大。中共的“七寸”在於它憂慮政權安危，把保政權放在壓倒壹切的地步，任何有損政權的言行它都會毫不留情地打擊。它越害怕這點就越要撬動它的政權基石。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和民主人權牌如果實施得當，是可以重新喚醒多數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燈塔的向往，種下自由民主的種子，撬動中共的政權基石，迫使它讓步，接受壹些普世價值的規範，從而壹步壹步改造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