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暴力土改的基本特征
作者 陳憲輝
中華蘇維埃國
蘇俄在華建立國家
九壹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在各地發動暴動， 罷工，遊行，示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同時派周恩來到江西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操辦建立蘇維埃國。周恩來不是空手來贛，而是帶著共產國際起草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全套建國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經斯大林批準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項英、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兼紅軍總司令，博古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瞿秋白、鄧發、張鼎丞、王明、彭德懷（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關向應、方誌敏、任弼時、沈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徐特立、阮嘯仙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與幾個月後成立的滿洲國壹樣，中華蘇維埃國也是外強扶植的傀儡國。不同的是，後者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首都，對中國的危害更大。中華蘇維埃國在各方面都體現蘇俄屬國的性質：其壹，建蘇維埃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其二，建國日是共產國際決定的蘇聯國慶日；其三，建蘇維埃國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憲法大綱申明中華蘇維埃國隸屬蘇聯；其五，蘇維埃國與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壹樣，高層成員名單全由俄人決定；其六，蘇維埃國的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架構是蘇俄引入產物；其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印的是列寧頭像；其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中規定的鐮刀錘子國徽、五星紅旗國旗取自蘇俄寓意；其九，蘇維埃國的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九個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九部壹局）從名稱到架構都照搬自蘇俄；其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宣布：“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壹國”。誰都知道，莫斯科是絕對不允許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有權分離出去的。少數民族獨立條文是莫斯科專為將中國滿、蒙、新疆並入蘇俄版圖的目標所制定的。這時的蘇俄通過其控制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蒙政府、東蒙（呼倫貝爾）政權、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權控制著中國半壁江山；其十壹，中華蘇維埃國的宗旨是“武裝保衛蘇聯”，《紅色中華》刊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說得清楚：“準備和組織著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蘇俄通過中華蘇維埃建國文件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禍害。其壹是“專政”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其二是剝奪私有財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規定共產黨享有政治特權，有權剝奪指定階級的公民資格，經濟權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蘇俄蘇俄引入的專政說和剝奪說在中華蘇維埃國存續的幾年中造成控制區內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減少，在後來的新中國帶給中國人數以千萬計的死難。
對於外敵入侵之時成立的蘇維埃國中之國，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指出：“國家社稷被斷送的最大威脅來自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敵，而且是以虐殺為樂的妖魔……他們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戶中挑起糾紛。他們特別慫恿青年人不顧道德敗壞。總之，他們向中國的家庭生活和壹切倫理觀念宣戰。”[1]
蘇維埃國的社會
蘇維埃國將蘇俄統治模式復制到了中國。這種模式對百姓全面監視，取締自由。蘇俄建立政權後設立肅反機構——政治保衛局（格伯烏GBU）。最初，肅反機構主要是對付布爾什維克黨的變節者，後來對付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共培養政治保衛系統的骨幹，從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選中周恩來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培養對象，送周赴英國、德國接受系統培訓。在建立黃埔軍校的同時，蘇俄開始將其政治保衛系統引入中共。1926年，鮑羅廷通知陳獨秀，蘇共將幫助中共培訓政治保衛幹部，建立情報特工機關，中共選派了要員顧順章、陳賡和陸留三人從上海登俄輪赴蘇，被蘇共安排到伯力、海參崴等地蘇俄紅軍特種部隊接受各項特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偵破、審訊、刺殺、爆破、劫獄、射擊、秘密通訊等等。幾個月後，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衛幹部攜蘇俄特工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歸國。1927年，共產國際在武漢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腦的中共中央特務科（特科），下設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的保衛股、負責鎮壓脫離中共者的特務股（紅隊）、情報股和負責收編江湖武裝的匪運股。從蘇俄受訓歸來的顧順章兼任了保衛股長和特務股長，陳賡擔任了情報股長。1928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正式規定中共的各政權都要建立肅反保衛機關。六大會後，莫斯科安排全體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衛培訓。隨著在中國建立蘇區，蘇俄將其政治保衛制度移植到中國，在各蘇區建立保衛部和肅反委員會。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後，成立了中央政治保衛處，由從莫斯科受訓歸來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
現代政黨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來，中國政黨如雲，壹人身兼數黨者大有人在。沒有哪個政黨殘酷對付想退出者。幫會、黑手黨和革命黨都有報復變節者的作法，但設立專門機構對付想退出者卻是蘇俄的作法。蘇俄將這種史無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國。中共特科傳承了蘇俄以極端手段對付變節者的傳統。特科壹號首腦周恩來、二號首腦顧順章曾率領紅隊殘酷報復了不少前同誌，壹起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顧順章變節後，周恩來率康生等壹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人關系的紅隊人員來到上海顧宅，將顧的家屬，上門的朋友及雜工等十幾人（壹說30多人）斧劈，繩勒的極端方式“滿門抄斬”，埋屍庭院，上澆水泥封蓋，以殘酷報復警告黨員變節的下場。周領導的滅門報復行動受到斯大林的誇獎。[2] 相比會黨，共產黨報復變節者更加殘酷。共產黨明確要求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其信條是為黨的利益沒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蘇區設立了政治保衛局，照搬蘇俄名稱為GPU，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政治保衛隊，在其它蘇區也設立了政治保衛分局，政治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主要幹部都經過蘇俄培訓，莫斯科受訓歸來的鄧發接替王稼祥任治保衛局局長，上海轉移來的中共特科成員們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骨幹，歐陽毅、張然和、李克農、錢壯飛、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人先後擔任了政治保衛局下屬各部部長。政治保衛局屬下保衛隊官兵武器裝備最先進，配有長短槍，佩戴綠色加紅框的領章，這壹“綠領章部隊”就是後來中共公安部和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前身）。
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在各地設有各級分局，在基層單位和鄉村派有特務員。與在蘇俄壹樣，政治保衛局不僅監視和對付中共幹部，紅軍將士，還監視、對付區內全體民眾。與蘇俄的“契卡”和政治保衛局壹樣，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也權力無邊，常常壹句“保衛局請妳去問話”就將人帶走。政治保衛局可隨意拘捕、審訊、處決他們指稱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保衛局還負責執行肅反屠殺，按照革命黨的規矩，以槍斃，暗殺對付變節者、逃兵，以使每個黨員和紅軍戰士清楚變節和脫離革命的嚴重後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蘇俄政治保衛局模式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政治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政治保衛局向政府、紅軍部隊派出特派員，向高級官員派出保衛員，規定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這樣的政治保衛機構使蘇區陷入恐怖。
在蘇維埃國，民眾的日常活動受蘇維埃政府監視。蘇維埃政府在路口設卡（遞步哨），實行“赤色戒嚴”，盤查與逮捕被認為的可疑份子，村民離開村子須有路條，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須事先報告，否則會被扣押。[3] 民眾被強迫編入數不清的蘇維埃外圍組織，如：貧農團、赤衛隊、赤色工會（蘇維埃國中並無工人階級，長工，推車子的、擡轎子的、挑腳的、做短工的、手藝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會）、雇農工會、青工組織、女工組織、革命互濟會、省縣區鄉各級反帝大同盟、兒童團、少先隊、慰勞隊、歌舞隊、婦女隊、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攤鋪隊、清潔隊、口號扇子隊、選舉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紀念會籌備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戶口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組織。上述組織像壹張大網，將蘇區的全體民眾網羅進去。蘇維埃政府不允許有人獨立於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網進上述組織中的壹個或多個。上述組織中設有監視、互相檢舉揭發的制度，包括常委會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內部評審制度、開生活會制度等等。[4] 民眾為保全身家，不得不參加組織，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參加諸如唱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燒菩薩、換農民家裏的“天地君親師位”為“革命始祖馬克思”等等活動。[5]
蘇維埃政府通上述組織和制度向老百姓攤派人、財、物，諸如：向每村攤派慰勞紅軍的毛巾、黃麻草鞋與布草鞋；強迫老百姓買“革命戰爭公債”；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求買了公債的農民將所購的公債券退還給政府，變購買為捐獻；號召捐獻首飾銀器等以支持革命；開展“借糧”給政府運動（政府不會償還）；開展節約糧食支援革命運動；組織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自帶飯無償為紅軍家屬耕田；發動兒童團員“交月費壹銅板慰勞紅軍”；“擴紅”：強制性派給各村擴紅（參加紅軍）人數指標，其中長岡、上才溪、下才溪等鄉，全部青壯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當了紅軍或給共產黨做工。[6] 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承認，由於財政危機，蘇區的學校、醫院等福利設施日漸荒廢。學童被組織成兒童團負責崗放哨，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7] 毛澤東將蘇區這種高度軍事化、組織化的社會模式確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後來在延安時期和奪取全國政權後均以蘇維埃國的社會模式為樣板，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壹張大網，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在二十多年後按蘇區的集權社會模式建立了全民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殘酷搜刮下沒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間，中央蘇區爆發了數十起武裝抗爭。更多的老百姓選擇逃出蘇區。為防止民眾逃亡，蘇維埃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處死。曾有個管錢的管理員花錢買了張路條試圖逃跑，抓回後被處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盡管如此，逃跑仍大量發生。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於是，蘇維埃將懷疑可能逃跑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逃亡無路時，自殺事件大量發生。自殺者中包括大批共產黨幹部。蘇維埃報刊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8] ，間接反映出蘇區自殺情況之嚴重。
參加圍剿蘇區的蔣鼎文晚年披露蘇區情況說：“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為誘餌，鼓動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親友留下血債，使人們因怕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百姓，不準向國軍吐露壹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壹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9]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
建立黃埔軍校的同學會，蘇俄將暴力血腥的農民運動引入中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和毛澤東是蘇俄選定的兩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經蘇俄培訓，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兩個代表人物。1928年，毛澤東奉共產國際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紅色政權的名義頒布了《湘贛邊區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中“沒收壹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條文是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來的，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的主要內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為中共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土地法草案》。這壹草案與《井岡山土地法》大同小異。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照搬蘇俄的暴力剝奪，不給地主、富農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紳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農分不到壹丘好田”。按當時中央蘇區約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農計，至少有六萬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剝奪財產與生路。蘇維埃國沒有可持續財政來源，存續主要靠無償剝奪。剝奪完地主、富農後，土地革命不能結束，需要繼續以相對富裕者為剝奪對象，繼續剝奪中農，最後剝奪到貧農頭上。經過幾年的土地革命，不僅地主、富農被消滅，連中農也被消滅，人民全體赤貧，蘇區的經濟基礎被摧毀，經濟壹片衰敗，人口迅速減少。不少懷有為人民謀利益理想的紅軍將領對此感到幻滅，脫離了革命。例如，紅軍創始人之壹龔楚因看到蘇維埃政權對蘇區人民殘酷壓榨違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國民黨。1934年，紅軍撤離了中央蘇區，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重建江西，廢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歸原主”為原則的土地處理條例。他在調查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的重建情況時發現，多數農民沒有耕種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拋荒，少數農民耕種了分得的土地，但收獲後悄悄地把相當於地租的錢或糧送給原地主以維持地主和雇農的關系。熊式輝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麽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10]
井岡山土地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典型的強盜法，體現共產革命的真諦——暴力搶劫他人的財產，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否定私有產權，政府任意剝奪，為所欲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兩土地法又可稱為奴隸法，因為它們規定蘇維埃政府有權剝奪壹切私有土地，實際宣布農民只能為蘇維埃政府勞動，全體成為政府的奴隸。以這兩土地法為代表的蘇區土地革命帶來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隸制度。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暴力土改，對工商業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源頭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暴力剝奪理論和蘇俄暴力剝奪實踐，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內容，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展的蘇區土地革命，以及根據蘇俄綱領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蘇區土地革命和《井岡山土地法》將幾片蘇區變成赤貧世界。二十年後，毛澤東將蘇區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國，通過土改和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歸政府時，將蘇俄引入的災難擴大到極致，將全國農村變成了赤貧世界。
蘇維埃國的財政
蘇區的兵民比例遠超歷朝歷代，龐大的中共機關和十幾萬大軍遠非貧困蘇區的經濟所能供養。幾年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延安問毛澤東：“井岡山6102;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妳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糧餉的？”毛澤東“環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中共前總書記向忠發的供詞是這壹問題的重要參考。他披露中共的財政說：“共黨經濟來源：（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壹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系壹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11]
蘇區的實情正如向忠發所披露，紅色割據賴以生存的財源，次要是靠蘇俄資助，主要財政來源是靠搶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戶的錢財來解決軍糧軍餉。紅軍“打土豪”與土匪的傳統辦法相似。毛澤東喜愛《水滸傳》壹類遊民小說，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辦法，上井岡山後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壹切繳獲要歸公”）和“不拿群眾壹針壹線”的紀律。其意思是紅軍只搶大戶，不許見老百姓就搶。這兩條紀律顯示出革命黨的無恥，居然在“打土豪”時標榜“不拿群眾壹針壹線”。蘇區都是各省邊區，也是貧困地區，有錢人本來就少，軍隊大規模地“打土豪”很快將大戶打光。於是，蘇維埃將“大戶”的標準迅速降低為普通農戶，打土豪也就成了見財就搶。壹段時間後，蘇區及周邊鄉村看得見的財富被搶劫殆盡。因治安和災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會埋藏些積蓄。看得見的財富被“打”光後，紅軍轉以百姓埋藏的財富為目標，稱“挖浮財”。紅軍編制了“挖浮財”的指導文件，培訓如何利用綁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財寶。如紅四軍政治部編了壹份《籌款須知》，專門向紅軍戰士傳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勒索。這份勒索教材的要點包括：
第壹步 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 在周密調查後迅速捉人（綁架）：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註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註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特別註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
第三步 貼條子：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有走狗隨時為他們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但出款的人壹來心疼，二來難辦到，故在寫條子時要充分估計到出款人此地現有財產所值，特別是動產，按照他的能力開數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數目太大，把出款人嚇翻，或他此地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他則索性不理，只要有壹個不繳，就會形成困難，即使再減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壹家的財物，燒壹家的房子，或殺壹個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第六步：優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對方沒有能力還，營商怕虧本，故無論城鄉土豪都喜歡埋窖，只要有好的技術熱心挖窖，對於籌款當有絕大幫助。窖常埋伏在人不註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裏、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而這些地方都須詳詳細細地尋找，要檢審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別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找普通人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裏睡覺，在那裏吃飯，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註意到那裏，特別當妳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註意力在那裏。如果妳有了相當把握時，便壹面繼續宣傳偵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會守在那裏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潑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貨，挖土看色氣，看松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墻壁的厚薄，是否有夾墻，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的在樓板以下起隔墻，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場。萬壹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裏有甚麽人進去，都在那裏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因為他已挖動了，必定要趁夜裏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時暗中派人監視，只把人圍好（防他的外面偵探知道）捉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這種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賣；
第九步最後壹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擡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壹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款來個最後壹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紅四軍軍委書記陳毅在給上海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1、城市籌款。紅軍……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裏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壹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壹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壹萬元則貼壹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壹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壹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墻壁內、室內之低窪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壹下。有時用壹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12]
中共湘贛省委的文件記載紅軍搶劫辦法說：“軍費很困難……我們對這壹問題是決定以下的辦法：1、責令蘇區土豪寫家信，利用遊擊隊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區的家裏，限期送款來。對於某些反抗繳款的土豪立即殺壹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去…… 3、組織短槍隊及精幹的遊擊隊深入白區打土豪殺反動首領，發動群眾鬥爭和收土豪的款子（罰土豪的款子應按照他的經濟狀況，數目不要提得過高，務必使他很快地送現款來）……4、查田中查出的豪紳地主，除沒收其財物外，須嚴加審訊，追出他埋藏的，並向富農罰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竊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農，除沒收好田外應罰他壹筆錢。”[13] 中央蘇區勒索籌款的案例之壹是紅軍活捉了國軍師長張輝瓚後向國軍漫天要價，勒索贖金。贖金談成，紅軍派代表去拿錢，但手下人擅自殺了張，並割下張的頭顱裝盒放木排順贛江漂下，使“籌款”泡湯。鄂西蘇區紅軍常見作法是“綁活票”，即到縣城裏將有名的富戶每家綁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壇壹壇不斷地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質放回。當中難免有人質因驚嚇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錢後結果還是撕票。[14]
蘇區的有錢人本來不多，紅軍軍費的需求無限。十幾萬大軍靠搶劫生存不可持續。當紅軍將農民藏匿的積蓄勒索殆盡，“打土豪”打到農民的生產資料，當期收成和種子農具時，蘇區的油水已被榨幹，“打土豪”的收入急劇下降。於是，紅軍到蘇區周邊的“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占領壹個地方，殺地主富豪，掠奪財物以充軍餉。很快，新“紅區”的土豪也被打光，紅軍只得將搶劫範圍不斷擴大。
紅軍到周邊地區搶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稱“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遊牧民族入漢境搶劫的術語。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動員紅區的農民跟隨紅軍到“敵占區”去搶割成熟的莊稼挑回蘇區來，紅軍拿大頭，百姓拿小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說：“打草谷成了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他的這壹說法顯然源於列寧“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之言。紅軍的“打草谷”不光使華南經濟衰敗，還造成華南百姓道德淪喪。逐漸地，打過谷草的蘇區農民不再願意辛苦勞作，只盼著跟隨紅軍外出搶劫糧食。紅軍和參加打谷草的蘇區農民都知道，打草谷是無所謂階級的，只是從別的佃農口中奪食。大家很清楚被搶了壹年收成的佃農將會多麽悲慘，但在紅色熏陶中慢慢習慣了搶劫為生，是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個證明。紅軍到蘇區周邊“打土豪”、“打谷草”的結果是使蘇區周圍形成壹條數十裏寬的無人區。紅軍只有不斷擴大蘇區，或長途奔襲更遠的城鎮搶掠才能維持生存。隨著紅軍搶劫範圍擴大，周邊的商人、百姓聞風而逃，整個華南陷入災難，無怪當時報刊和各界人士均稱紅軍為赤匪。
被搶劫之外，蘇區農民還遭受著蘇維埃政府苛捐雜稅、不斷征糧、攤派的壓榨盤剝。蘇維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和各種捐獻，攤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稅免稅額低至全家總剩余糧食100斤，[15] 實際是向農民的口糧部分征稅。以赤貧者為對象的蘇區稅收無論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錢。毛澤東承認：“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16] 收不到多少捐稅，蘇維埃只好對赤貧農民采取另外搜刮辦法——強派徭役。蘇區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鄉村裏青壯男子所剩無幾，傳統上不下田的小腳婦女成了田間耕種的主力。蘇維埃向婦女們攤派眾多無償勞務，諸如照顧傷員、洗衣補衣、制作軍鞋等等。
在工商業方面，由於紅軍搶劫形成的蘇區周邊無人區，蘇區與外界的貿易斷絕，區內物資奇缺，信賴流通的工商業難以生存。蘇維埃沒收小工廠主的政策使蘇區內本來就少得可憐又難以生存的工商業絕跡。毛澤東在調查後寫道：“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18] 工商業絕跡使蘇維埃政府稅收枯竭，更加依賴搶劫生存。蘇區龍巖的工商業衰敗是蘇維埃國摧殘工商業的壹個寫照。毛澤東有詩雲：“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實際情況可不是“金甌壹片”。龍巖成為蘇區後，原有充滿活力的私營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錫紙、硝鹽、樟腦、竹器、木器、磚瓦、縫衣、竹簍、造紙等工廠作坊被蘇維埃沒收充公改成了紅軍的布廠、紅軍鬥笠廠、汀州彈棉廠、四都兵工廠、濯田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和造紙廠，或改為公營的生產合作社，在幾年赤化中大批倒閉。
蘇區的財政另壹來源是金融剝奪。為開辟財源，蘇維埃國大力印鈔發債。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於經濟封鎖，已無土豪可打，同時耗費甚巨，均感困難，惟東古銀行票幣甚行暢銷，幾乎每天能印幾萬，都能銷出。於是，中共總前委發出“立即動手出票子”的號召，命下屬各蘇區大量印刷蘇維埃紙幣。蘇維埃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繼續大印鈔票， 先後發行三次公債，其中兩次為1932年發行的戰爭公債，吸收了大量民間銀元。不久，中共離開蘇區西逃，蘇區民眾手中的蘇維埃鈔票和公債都成了廢紙。1933年，蘇維埃政府發行經濟公債300萬元。由於地主、富農財產已被搶光，大批農民被脅迫參加紅軍，農民根本沒有錢買經濟公債。毛澤東在調查中披露，60%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攤派攤到兒童頭上說明，蘇區民眾的錢財已被榨幹。
隨著紅軍擴充，打土豪收入減少和農村經濟衰敗，蘇區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苛捐雜稅、征糧攤派越來越多，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紛紛逃亡到國統區討飯，原本糧食富足的華南蘇區陷入饑荒，蘇區農民們很快全體赤貧。至此，華南蘇區復制了蘇聯革命導致饑荒的過程。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這被多數共產國家所印證。蘇維埃國財政的主要來源，打土豪、剝奪土地，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金融剝奪等等說到底都是壹回事——搶劫。打土豪是搶劫，剝奪土地也是搶劫，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等等無壹不是搶劫。搶劫是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共產革命、蘇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性質。
查田運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共在各蘇區內開展暴力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革命。這種暴力、無償地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革命摧毀經濟基礎，摧毀稅收的源頭，雖能貼補蘇區財政於壹時，但不可持續。隨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稅源枯竭，各蘇區很快都陷入了財政危機，迫使中共必須挖掘新的財源以解決蘇區財政問題。應對財政危機，蘇維埃政府的辦法是繼續在區開展土地革命，以剝奪私人財產補貼財政。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財產的辦法，起草了《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在其中聲稱“要通過查田運動粉碎國民黨的圍剿，抓出藏在蘇區的內部敵人”。毛澤東查田主意的要點如下：
壹、降低標準再劃出地主、富農：在地主已被剝奪幹凈後，先向富農開刀，剝奪富農財產，再向中農開刀，將幾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畝地主標準降到十畝或更少，以“查階級”借口將無數已經很窮的中農“查”成 “隱瞞田產的地主、富農”，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迫交“罰款”或“捐款”， 罰作苦役。[24] 在毛澤東試點的勝利縣（今於都），幾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經剝奪了地主810家，富農766家。查田運動中，蘇維埃降低標準又“查”出地主、富農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農剝奪私產。[25]
二、株連：例如在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鬥”，[26] 顯示查田運動中的株連比歷史上的連坐更加厲害。
三、分財產：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以現場舉手通過的方式，被查人的財產，將其中壹小部分分給紅軍家屬，將大部分沒收充作紅軍軍費，鼓動農民當場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財產，將其雞鴨豬等煮了在大會上分食。
四、人身消滅。如同幾年前的湖南農民運動壹樣，“查田運動”也是暴力掠財運動。運動中，經貧農團大會多數人舉手通過，被查人或以暗藏敵對分子罪名處死。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了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下達了《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要求將毛澤東在瑞金縣雲集區葉坪鄉試點的查田運動推廣各蘇區。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保證說，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買賣、租佃之權，不會再行分配。但隨著查田運動展開，蘇維埃政府將“有錢人”、地主的標準不斷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農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剝奪。這種反復實施分田地作法被內部人稱為翻餅。有的地方壹年翻餅兩、三次，種田收成達到溫飽線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劃成地主。農民認識到分得的田並不是自己的，隨時將被剝奪，喪失種糧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翻餅的結果是蘇區農業衰敗，饑荒蔓延。針對中央蘇區的翻餅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評說：“有壹種現象阻礙蘇區農業生產的振興，這就是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傳令兵當然不可能指出查田運動真正性質。查田運動實際是壹場打幹凈“土豪”後再以貧苦農民為目標的新壹輪“打土豪”運動。由於真正有錢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蘇維埃從貧苦農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錢財，中共中央通過推廣查田運動解決財政危機的目標未能實現。
擴紅運動
為應付國民黨圍剿，中共蘇區不斷征兵擴充紅軍。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的自願征兵制並不可當真。在蘇區，沒有人自願當兵，擴紅須依靠強制攤派兵額。蘇維埃政權通過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眾多團體控制到每壹個人，蘇區民眾在蘇維埃的擴紅運動中無處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蘇區發動了新壹輪的突擊擴紅運動，要求在年底前擴紅25000人，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集中押送到紅軍各部。中共中央擴紅運動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夥夫、事務員、交通員等等”條文，不僅說明擴紅強抓強迫，還說明不僅是壯丁，連少年、老弱也抓。毛澤東要求將“查田”、“抓反革命”和“擴紅”三運動結合起來，給各村定出指標限期完成。老紅軍劉英披露當時蘇區抓壯丁的情況說：“第二次擴紅，毛澤東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誰。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壹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在這種高壓下擴紅，創造紅軍壹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興國全縣無壹壯丁可抽，田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28] 強迫抓來的兵壹有機會當然逃跑。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縣、博生縣（今寧都）送去壹團十二個連逃跑了十壹個團、營、連長，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29]
“擴紅”運動中，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紅軍李壹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壹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壹兩次接濟家裏。他們在家裏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31] 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32] 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道：“擴紅到最後是強制報名參軍；人們躲起來或幹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33] 經過不斷擴紅，蘇區農村的青壯男子差不多都當了兵，務農的重擔落在老、幼、婦女身上，[34]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裏只剩下壯丁七人。”[35] 中共建國後宣傳國民黨“抓壯丁”黑暗，而上述事實告訴人們，真正黑暗的是蘇區的擴紅運動。
共產黨到來之前，各邊區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擴張適可而止，邊區社會青壯男人務農者多，土匪少，經濟生活可以持續。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青壯界人全都吃糧當兵，蘇維埃社會幾乎無人從事生產，只能靠到周邊白區去搶劫維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與擴紅等運動的多重摧殘下，蘇區經濟崩潰，區內土豪被打光，稍有財產者被“查”光，跑光，民眾全體赤貧，即使沒有國民黨軍圍剿，蘇維埃與紅軍也只能像遊牧民族逐水草遷移壹樣，必須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區遷移了。
中華蘇維埃國
蘇俄在華建立國家
九壹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在各地發動暴動， 罷工，遊行，示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同時派周恩來到江西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操辦建立蘇維埃國。周恩來不是空手來贛，而是帶著共產國際起草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全套建國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經斯大林批準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項英、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兼紅軍總司令，博古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瞿秋白、鄧發、張鼎丞、王明、彭德懷（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關向應、方誌敏、任弼時、沈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徐特立、阮嘯仙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與幾個月後成立的滿洲國壹樣，中華蘇維埃國也是外強扶植的傀儡國。不同的是，後者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首都，對中國的危害更大。中華蘇維埃國在各方面都體現蘇俄屬國的性質：其壹，建蘇維埃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其二，建國日是共產國際決定的蘇聯國慶日；其三，建蘇維埃國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憲法大綱申明中華蘇維埃國隸屬蘇聯；其五，蘇維埃國與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壹樣，高層成員名單全由俄人決定；其六，蘇維埃國的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架構是蘇俄引入產物；其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印的是列寧頭像；其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中規定的鐮刀錘子國徽、五星紅旗國旗取自蘇俄寓意；其九，蘇維埃國的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九個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九部壹局）從名稱到架構都照搬自蘇俄；其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宣布：“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壹國”。誰都知道，莫斯科是絕對不允許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有權分離出去的。少數民族獨立條文是莫斯科專為將中國滿、蒙、新疆並入蘇俄版圖的目標所制定的。這時的蘇俄通過其控制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蒙政府、東蒙（呼倫貝爾）政權、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權控制著中國半壁江山；其十壹，中華蘇維埃國的宗旨是“武裝保衛蘇聯”，《紅色中華》刊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說得清楚：“準備和組織著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蘇俄通過中華蘇維埃建國文件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禍害。其壹是“專政”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其二是剝奪私有財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規定共產黨享有政治特權，有權剝奪指定階級的公民資格，經濟權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蘇俄蘇俄引入的專政說和剝奪說在中華蘇維埃國存續的幾年中造成控制區內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減少，在後來的新中國帶給中國人數以千萬計的死難。
對於外敵入侵之時成立的蘇維埃國中之國，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指出：“國家社稷被斷送的最大威脅來自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敵，而且是以虐殺為樂的妖魔……他們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戶中挑起糾紛。他們特別慫恿青年人不顧道德敗壞。總之，他們向中國的家庭生活和壹切倫理觀念宣戰。”[1]
蘇維埃國的社會
蘇維埃國將蘇俄統治模式復制到了中國。這種模式對百姓全面監視，取締自由。蘇俄建立政權後設立肅反機構——政治保衛局（格伯烏GBU）。最初，肅反機構主要是對付布爾什維克黨的變節者，後來對付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共培養政治保衛系統的骨幹，從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選中周恩來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培養對象，送周赴英國、德國接受系統培訓。在建立黃埔軍校的同時，蘇俄開始將其政治保衛系統引入中共。1926年，鮑羅廷通知陳獨秀，蘇共將幫助中共培訓政治保衛幹部，建立情報特工機關，中共選派了要員顧順章、陳賡和陸留三人從上海登俄輪赴蘇，被蘇共安排到伯力、海參崴等地蘇俄紅軍特種部隊接受各項特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偵破、審訊、刺殺、爆破、劫獄、射擊、秘密通訊等等。幾個月後，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衛幹部攜蘇俄特工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歸國。1927年，共產國際在武漢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腦的中共中央特務科（特科），下設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的保衛股、負責鎮壓脫離中共者的特務股（紅隊）、情報股和負責收編江湖武裝的匪運股。從蘇俄受訓歸來的顧順章兼任了保衛股長和特務股長，陳賡擔任了情報股長。1928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正式規定中共的各政權都要建立肅反保衛機關。六大會後，莫斯科安排全體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衛培訓。隨著在中國建立蘇區，蘇俄將其政治保衛制度移植到中國，在各蘇區建立保衛部和肅反委員會。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後，成立了中央政治保衛處，由從莫斯科受訓歸來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
現代政黨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來，中國政黨如雲，壹人身兼數黨者大有人在。沒有哪個政黨殘酷對付想退出者。幫會、黑手黨和革命黨都有報復變節者的作法，但設立專門機構對付想退出者卻是蘇俄的作法。蘇俄將這種史無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國。中共特科傳承了蘇俄以極端手段對付變節者的傳統。特科壹號首腦周恩來、二號首腦顧順章曾率領紅隊殘酷報復了不少前同誌，壹起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顧順章變節後，周恩來率康生等壹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人關系的紅隊人員來到上海顧宅，將顧的家屬，上門的朋友及雜工等十幾人（壹說30多人）斧劈，繩勒的極端方式“滿門抄斬”，埋屍庭院，上澆水泥封蓋，以殘酷報復警告黨員變節的下場。周領導的滅門報復行動受到斯大林的誇獎。[2] 相比會黨，共產黨報復變節者更加殘酷。共產黨明確要求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其信條是為黨的利益沒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蘇區設立了政治保衛局，照搬蘇俄名稱為GPU，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政治保衛隊，在其它蘇區也設立了政治保衛分局，政治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主要幹部都經過蘇俄培訓，莫斯科受訓歸來的鄧發接替王稼祥任治保衛局局長，上海轉移來的中共特科成員們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骨幹，歐陽毅、張然和、李克農、錢壯飛、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人先後擔任了政治保衛局下屬各部部長。政治保衛局屬下保衛隊官兵武器裝備最先進，配有長短槍，佩戴綠色加紅框的領章，這壹“綠領章部隊”就是後來中共公安部和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前身）。
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在各地設有各級分局，在基層單位和鄉村派有特務員。與在蘇俄壹樣，政治保衛局不僅監視和對付中共幹部，紅軍將士，還監視、對付區內全體民眾。與蘇俄的“契卡”和政治保衛局壹樣，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也權力無邊，常常壹句“保衛局請妳去問話”就將人帶走。政治保衛局可隨意拘捕、審訊、處決他們指稱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保衛局還負責執行肅反屠殺，按照革命黨的規矩，以槍斃，暗殺對付變節者、逃兵，以使每個黨員和紅軍戰士清楚變節和脫離革命的嚴重後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蘇俄政治保衛局模式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政治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政治保衛局向政府、紅軍部隊派出特派員，向高級官員派出保衛員，規定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這樣的政治保衛機構使蘇區陷入恐怖。
在蘇維埃國，民眾的日常活動受蘇維埃政府監視。蘇維埃政府在路口設卡（遞步哨），實行“赤色戒嚴”，盤查與逮捕被認為的可疑份子，村民離開村子須有路條，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須事先報告，否則會被扣押。[3] 民眾被強迫編入數不清的蘇維埃外圍組織，如：貧農團、赤衛隊、赤色工會（蘇維埃國中並無工人階級，長工，推車子的、擡轎子的、挑腳的、做短工的、手藝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會）、雇農工會、青工組織、女工組織、革命互濟會、省縣區鄉各級反帝大同盟、兒童團、少先隊、慰勞隊、歌舞隊、婦女隊、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攤鋪隊、清潔隊、口號扇子隊、選舉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紀念會籌備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戶口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組織。上述組織像壹張大網，將蘇區的全體民眾網羅進去。蘇維埃政府不允許有人獨立於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網進上述組織中的壹個或多個。上述組織中設有監視、互相檢舉揭發的制度，包括常委會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內部評審制度、開生活會制度等等。[4] 民眾為保全身家，不得不參加組織，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參加諸如唱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燒菩薩、換農民家裏的“天地君親師位”為“革命始祖馬克思”等等活動。[5]
蘇維埃政府通上述組織和制度向老百姓攤派人、財、物，諸如：向每村攤派慰勞紅軍的毛巾、黃麻草鞋與布草鞋；強迫老百姓買“革命戰爭公債”；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求買了公債的農民將所購的公債券退還給政府，變購買為捐獻；號召捐獻首飾銀器等以支持革命；開展“借糧”給政府運動（政府不會償還）；開展節約糧食支援革命運動；組織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自帶飯無償為紅軍家屬耕田；發動兒童團員“交月費壹銅板慰勞紅軍”；“擴紅”：強制性派給各村擴紅（參加紅軍）人數指標，其中長岡、上才溪、下才溪等鄉，全部青壯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當了紅軍或給共產黨做工。[6] 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承認，由於財政危機，蘇區的學校、醫院等福利設施日漸荒廢。學童被組織成兒童團負責崗放哨，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7] 毛澤東將蘇區這種高度軍事化、組織化的社會模式確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後來在延安時期和奪取全國政權後均以蘇維埃國的社會模式為樣板，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壹張大網，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在二十多年後按蘇區的集權社會模式建立了全民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殘酷搜刮下沒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間，中央蘇區爆發了數十起武裝抗爭。更多的老百姓選擇逃出蘇區。為防止民眾逃亡，蘇維埃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處死。曾有個管錢的管理員花錢買了張路條試圖逃跑，抓回後被處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盡管如此，逃跑仍大量發生。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於是，蘇維埃將懷疑可能逃跑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逃亡無路時，自殺事件大量發生。自殺者中包括大批共產黨幹部。蘇維埃報刊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8] ，間接反映出蘇區自殺情況之嚴重。
參加圍剿蘇區的蔣鼎文晚年披露蘇區情況說：“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為誘餌，鼓動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親友留下血債，使人們因怕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百姓，不準向國軍吐露壹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壹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9]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
建立黃埔軍校的同學會，蘇俄將暴力血腥的農民運動引入中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和毛澤東是蘇俄選定的兩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經蘇俄培訓，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兩個代表人物。1928年，毛澤東奉共產國際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紅色政權的名義頒布了《湘贛邊區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中“沒收壹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條文是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來的，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的主要內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為中共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土地法草案》。這壹草案與《井岡山土地法》大同小異。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照搬蘇俄的暴力剝奪，不給地主、富農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紳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農分不到壹丘好田”。按當時中央蘇區約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農計，至少有六萬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剝奪財產與生路。蘇維埃國沒有可持續財政來源，存續主要靠無償剝奪。剝奪完地主、富農後，土地革命不能結束，需要繼續以相對富裕者為剝奪對象，繼續剝奪中農，最後剝奪到貧農頭上。經過幾年的土地革命，不僅地主、富農被消滅，連中農也被消滅，人民全體赤貧，蘇區的經濟基礎被摧毀，經濟壹片衰敗，人口迅速減少。不少懷有為人民謀利益理想的紅軍將領對此感到幻滅，脫離了革命。例如，紅軍創始人之壹龔楚因看到蘇維埃政權對蘇區人民殘酷壓榨違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國民黨。1934年，紅軍撤離了中央蘇區，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重建江西，廢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歸原主”為原則的土地處理條例。他在調查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的重建情況時發現，多數農民沒有耕種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拋荒，少數農民耕種了分得的土地，但收獲後悄悄地把相當於地租的錢或糧送給原地主以維持地主和雇農的關系。熊式輝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麽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10]
井岡山土地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典型的強盜法，體現共產革命的真諦——暴力搶劫他人的財產，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否定私有產權，政府任意剝奪，為所欲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兩土地法又可稱為奴隸法，因為它們規定蘇維埃政府有權剝奪壹切私有土地，實際宣布農民只能為蘇維埃政府勞動，全體成為政府的奴隸。以這兩土地法為代表的蘇區土地革命帶來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隸制度。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暴力土改，對工商業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源頭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暴力剝奪理論和蘇俄暴力剝奪實踐，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內容，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展的蘇區土地革命，以及根據蘇俄綱領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蘇區土地革命和《井岡山土地法》將幾片蘇區變成赤貧世界。二十年後，毛澤東將蘇區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國，通過土改和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歸政府時，將蘇俄引入的災難擴大到極致，將全國農村變成了赤貧世界。
蘇維埃國的財政
蘇區的兵民比例遠超歷朝歷代，龐大的中共機關和十幾萬大軍遠非貧困蘇區的經濟所能供養。幾年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延安問毛澤東：“井岡山6102;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妳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糧餉的？”毛澤東“環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中共前總書記向忠發的供詞是這壹問題的重要參考。他披露中共的財政說：“共黨經濟來源：（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壹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系壹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11]
蘇區的實情正如向忠發所披露，紅色割據賴以生存的財源，次要是靠蘇俄資助，主要財政來源是靠搶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戶的錢財來解決軍糧軍餉。紅軍“打土豪”與土匪的傳統辦法相似。毛澤東喜愛《水滸傳》壹類遊民小說，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辦法，上井岡山後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壹切繳獲要歸公”）和“不拿群眾壹針壹線”的紀律。其意思是紅軍只搶大戶，不許見老百姓就搶。這兩條紀律顯示出革命黨的無恥，居然在“打土豪”時標榜“不拿群眾壹針壹線”。蘇區都是各省邊區，也是貧困地區，有錢人本來就少，軍隊大規模地“打土豪”很快將大戶打光。於是，蘇維埃將“大戶”的標準迅速降低為普通農戶，打土豪也就成了見財就搶。壹段時間後，蘇區及周邊鄉村看得見的財富被搶劫殆盡。因治安和災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會埋藏些積蓄。看得見的財富被“打”光後，紅軍轉以百姓埋藏的財富為目標，稱“挖浮財”。紅軍編制了“挖浮財”的指導文件，培訓如何利用綁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財寶。如紅四軍政治部編了壹份《籌款須知》，專門向紅軍戰士傳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勒索。這份勒索教材的要點包括：
第壹步 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 在周密調查後迅速捉人（綁架）：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註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註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特別註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
第三步 貼條子：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有走狗隨時為他們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但出款的人壹來心疼，二來難辦到，故在寫條子時要充分估計到出款人此地現有財產所值，特別是動產，按照他的能力開數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數目太大，把出款人嚇翻，或他此地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他則索性不理，只要有壹個不繳，就會形成困難，即使再減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壹家的財物，燒壹家的房子，或殺壹個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第六步：優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對方沒有能力還，營商怕虧本，故無論城鄉土豪都喜歡埋窖，只要有好的技術熱心挖窖，對於籌款當有絕大幫助。窖常埋伏在人不註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裏、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而這些地方都須詳詳細細地尋找，要檢審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別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找普通人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裏睡覺，在那裏吃飯，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註意到那裏，特別當妳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註意力在那裏。如果妳有了相當把握時，便壹面繼續宣傳偵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會守在那裏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潑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貨，挖土看色氣，看松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墻壁的厚薄，是否有夾墻，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的在樓板以下起隔墻，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場。萬壹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裏有甚麽人進去，都在那裏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因為他已挖動了，必定要趁夜裏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時暗中派人監視，只把人圍好（防他的外面偵探知道）捉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這種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賣；
第九步最後壹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擡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壹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款來個最後壹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紅四軍軍委書記陳毅在給上海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1、城市籌款。紅軍……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裏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壹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壹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壹萬元則貼壹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壹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壹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墻壁內、室內之低窪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壹下。有時用壹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12]
中共湘贛省委的文件記載紅軍搶劫辦法說：“軍費很困難……我們對這壹問題是決定以下的辦法：1、責令蘇區土豪寫家信，利用遊擊隊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區的家裏，限期送款來。對於某些反抗繳款的土豪立即殺壹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去…… 3、組織短槍隊及精幹的遊擊隊深入白區打土豪殺反動首領，發動群眾鬥爭和收土豪的款子（罰土豪的款子應按照他的經濟狀況，數目不要提得過高，務必使他很快地送現款來）……4、查田中查出的豪紳地主，除沒收其財物外，須嚴加審訊，追出他埋藏的，並向富農罰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竊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農，除沒收好田外應罰他壹筆錢。”[13] 中央蘇區勒索籌款的案例之壹是紅軍活捉了國軍師長張輝瓚後向國軍漫天要價，勒索贖金。贖金談成，紅軍派代表去拿錢，但手下人擅自殺了張，並割下張的頭顱裝盒放木排順贛江漂下，使“籌款”泡湯。鄂西蘇區紅軍常見作法是“綁活票”，即到縣城裏將有名的富戶每家綁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壇壹壇不斷地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質放回。當中難免有人質因驚嚇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錢後結果還是撕票。[14]
蘇區的有錢人本來不多，紅軍軍費的需求無限。十幾萬大軍靠搶劫生存不可持續。當紅軍將農民藏匿的積蓄勒索殆盡，“打土豪”打到農民的生產資料，當期收成和種子農具時，蘇區的油水已被榨幹，“打土豪”的收入急劇下降。於是，紅軍到蘇區周邊的“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占領壹個地方，殺地主富豪，掠奪財物以充軍餉。很快，新“紅區”的土豪也被打光，紅軍只得將搶劫範圍不斷擴大。
紅軍到周邊地區搶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稱“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遊牧民族入漢境搶劫的術語。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動員紅區的農民跟隨紅軍到“敵占區”去搶割成熟的莊稼挑回蘇區來，紅軍拿大頭，百姓拿小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說：“打草谷成了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他的這壹說法顯然源於列寧“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之言。紅軍的“打草谷”不光使華南經濟衰敗，還造成華南百姓道德淪喪。逐漸地，打過谷草的蘇區農民不再願意辛苦勞作，只盼著跟隨紅軍外出搶劫糧食。紅軍和參加打谷草的蘇區農民都知道，打草谷是無所謂階級的，只是從別的佃農口中奪食。大家很清楚被搶了壹年收成的佃農將會多麽悲慘，但在紅色熏陶中慢慢習慣了搶劫為生，是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個證明。紅軍到蘇區周邊“打土豪”、“打谷草”的結果是使蘇區周圍形成壹條數十裏寬的無人區。紅軍只有不斷擴大蘇區，或長途奔襲更遠的城鎮搶掠才能維持生存。隨著紅軍搶劫範圍擴大，周邊的商人、百姓聞風而逃，整個華南陷入災難，無怪當時報刊和各界人士均稱紅軍為赤匪。
被搶劫之外，蘇區農民還遭受著蘇維埃政府苛捐雜稅、不斷征糧、攤派的壓榨盤剝。蘇維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和各種捐獻，攤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稅免稅額低至全家總剩余糧食100斤，[15] 實際是向農民的口糧部分征稅。以赤貧者為對象的蘇區稅收無論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錢。毛澤東承認：“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16] 收不到多少捐稅，蘇維埃只好對赤貧農民采取另外搜刮辦法——強派徭役。蘇區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鄉村裏青壯男子所剩無幾，傳統上不下田的小腳婦女成了田間耕種的主力。蘇維埃向婦女們攤派眾多無償勞務，諸如照顧傷員、洗衣補衣、制作軍鞋等等。
在工商業方面，由於紅軍搶劫形成的蘇區周邊無人區，蘇區與外界的貿易斷絕，區內物資奇缺，信賴流通的工商業難以生存。蘇維埃沒收小工廠主的政策使蘇區內本來就少得可憐又難以生存的工商業絕跡。毛澤東在調查後寫道：“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18] 工商業絕跡使蘇維埃政府稅收枯竭，更加依賴搶劫生存。蘇區龍巖的工商業衰敗是蘇維埃國摧殘工商業的壹個寫照。毛澤東有詩雲：“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實際情況可不是“金甌壹片”。龍巖成為蘇區後，原有充滿活力的私營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錫紙、硝鹽、樟腦、竹器、木器、磚瓦、縫衣、竹簍、造紙等工廠作坊被蘇維埃沒收充公改成了紅軍的布廠、紅軍鬥笠廠、汀州彈棉廠、四都兵工廠、濯田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和造紙廠，或改為公營的生產合作社，在幾年赤化中大批倒閉。
蘇區的財政另壹來源是金融剝奪。為開辟財源，蘇維埃國大力印鈔發債。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於經濟封鎖，已無土豪可打，同時耗費甚巨，均感困難，惟東古銀行票幣甚行暢銷，幾乎每天能印幾萬，都能銷出。於是，中共總前委發出“立即動手出票子”的號召，命下屬各蘇區大量印刷蘇維埃紙幣。蘇維埃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繼續大印鈔票， 先後發行三次公債，其中兩次為1932年發行的戰爭公債，吸收了大量民間銀元。不久，中共離開蘇區西逃，蘇區民眾手中的蘇維埃鈔票和公債都成了廢紙。1933年，蘇維埃政府發行經濟公債300萬元。由於地主、富農財產已被搶光，大批農民被脅迫參加紅軍，農民根本沒有錢買經濟公債。毛澤東在調查中披露，60%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攤派攤到兒童頭上說明，蘇區民眾的錢財已被榨幹。
隨著紅軍擴充，打土豪收入減少和農村經濟衰敗，蘇區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苛捐雜稅、征糧攤派越來越多，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紛紛逃亡到國統區討飯，原本糧食富足的華南蘇區陷入饑荒，蘇區農民們很快全體赤貧。至此，華南蘇區復制了蘇聯革命導致饑荒的過程。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這被多數共產國家所印證。蘇維埃國財政的主要來源，打土豪、剝奪土地，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金融剝奪等等說到底都是壹回事——搶劫。打土豪是搶劫，剝奪土地也是搶劫，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等等無壹不是搶劫。搶劫是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共產革命、蘇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性質。
查田運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共在各蘇區內開展暴力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革命。這種暴力、無償地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革命摧毀經濟基礎，摧毀稅收的源頭，雖能貼補蘇區財政於壹時，但不可持續。隨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稅源枯竭，各蘇區很快都陷入了財政危機，迫使中共必須挖掘新的財源以解決蘇區財政問題。應對財政危機，蘇維埃政府的辦法是繼續在區開展土地革命，以剝奪私人財產補貼財政。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財產的辦法，起草了《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在其中聲稱“要通過查田運動粉碎國民黨的圍剿，抓出藏在蘇區的內部敵人”。毛澤東查田主意的要點如下：
壹、降低標準再劃出地主、富農：在地主已被剝奪幹凈後，先向富農開刀，剝奪富農財產，再向中農開刀，將幾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畝地主標準降到十畝或更少，以“查階級”借口將無數已經很窮的中農“查”成 “隱瞞田產的地主、富農”，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迫交“罰款”或“捐款”， 罰作苦役。[24] 在毛澤東試點的勝利縣（今於都），幾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經剝奪了地主810家，富農766家。查田運動中，蘇維埃降低標準又“查”出地主、富農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農剝奪私產。[25]
二、株連：例如在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鬥”，[26] 顯示查田運動中的株連比歷史上的連坐更加厲害。
三、分財產：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以現場舉手通過的方式，被查人的財產，將其中壹小部分分給紅軍家屬，將大部分沒收充作紅軍軍費，鼓動農民當場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財產，將其雞鴨豬等煮了在大會上分食。
四、人身消滅。如同幾年前的湖南農民運動壹樣，“查田運動”也是暴力掠財運動。運動中，經貧農團大會多數人舉手通過，被查人或以暗藏敵對分子罪名處死。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了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下達了《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要求將毛澤東在瑞金縣雲集區葉坪鄉試點的查田運動推廣各蘇區。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保證說，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買賣、租佃之權，不會再行分配。但隨著查田運動展開，蘇維埃政府將“有錢人”、地主的標準不斷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農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剝奪。這種反復實施分田地作法被內部人稱為翻餅。有的地方壹年翻餅兩、三次，種田收成達到溫飽線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劃成地主。農民認識到分得的田並不是自己的，隨時將被剝奪，喪失種糧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翻餅的結果是蘇區農業衰敗，饑荒蔓延。針對中央蘇區的翻餅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評說：“有壹種現象阻礙蘇區農業生產的振興，這就是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傳令兵當然不可能指出查田運動真正性質。查田運動實際是壹場打幹凈“土豪”後再以貧苦農民為目標的新壹輪“打土豪”運動。由於真正有錢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蘇維埃從貧苦農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錢財，中共中央通過推廣查田運動解決財政危機的目標未能實現。
擴紅運動
為應付國民黨圍剿，中共蘇區不斷征兵擴充紅軍。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的自願征兵制並不可當真。在蘇區，沒有人自願當兵，擴紅須依靠強制攤派兵額。蘇維埃政權通過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眾多團體控制到每壹個人，蘇區民眾在蘇維埃的擴紅運動中無處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蘇區發動了新壹輪的突擊擴紅運動，要求在年底前擴紅25000人，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集中押送到紅軍各部。中共中央擴紅運動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夥夫、事務員、交通員等等”條文，不僅說明擴紅強抓強迫，還說明不僅是壯丁，連少年、老弱也抓。毛澤東要求將“查田”、“抓反革命”和“擴紅”三運動結合起來，給各村定出指標限期完成。老紅軍劉英披露當時蘇區抓壯丁的情況說：“第二次擴紅，毛澤東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誰。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壹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在這種高壓下擴紅，創造紅軍壹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興國全縣無壹壯丁可抽，田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28] 強迫抓來的兵壹有機會當然逃跑。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縣、博生縣（今寧都）送去壹團十二個連逃跑了十壹個團、營、連長，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29]
“擴紅”運動中，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紅軍李壹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壹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壹兩次接濟家裏。他們在家裏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31] 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32] 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道：“擴紅到最後是強制報名參軍；人們躲起來或幹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33] 經過不斷擴紅，蘇區農村的青壯男子差不多都當了兵，務農的重擔落在老、幼、婦女身上，[34]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裏只剩下壯丁七人。”[35] 中共建國後宣傳國民黨“抓壯丁”黑暗，而上述事實告訴人們，真正黑暗的是蘇區的擴紅運動。
共產黨到來之前，各邊區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擴張適可而止，邊區社會青壯男人務農者多，土匪少，經濟生活可以持續。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青壯界人全都吃糧當兵，蘇維埃社會幾乎無人從事生產，只能靠到周邊白區去搶劫維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與擴紅等運動的多重摧殘下，蘇區經濟崩潰，區內土豪被打光，稍有財產者被“查”光，跑光，民眾全體赤貧，即使沒有國民黨軍圍剿，蘇維埃與紅軍也只能像遊牧民族逐水草遷移壹樣，必須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區遷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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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區土改
千百年來，中國鄉村保留著血緣社會的自治形態，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農民有土地，有遷徙、經商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鄉村自治領袖彭禹廷說：“十多年來受軍隊禍害，我們全縣六萬多家，沒有壹家不苦，不過有大苦小苦之分罷了。”他所言的河南鎮平縣情況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1920年代，蘇俄將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國，其土地革命理論顛覆傳統的倫常、道德體系，把農民貧苦、不幸歸咎於地主的剝削，教唆農民欠債不還、剝奪富有者的財產甚至生命。其實，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的原因不是因為地主剝削，而主要因為革命，先是日本輸入種族革命，造成軍隊數量翻番和長期戰亂，然後是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造成軍隊數量再翻番，帶給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禍。革命戰亂之外，中國農民之苦來自自然災害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南京國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國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農戶）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到總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自耕農的比例超過七成，農村雇工經營者多，出租和放債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長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額因經營變動者多，固定不變者少，多數地主給雇工的報酬合理，合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農民和地主和諧相處；農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貧困地區，農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沒有地主；全國農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這個平均值的3.6倍，是雇農的4.2倍，[1] 地主與農民收入差別不大。
禍害農民的軍隊中，以紅軍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養兵，給農民帶來最慘的劫掠，幾年就將蘇區及周邊搞到民窮財盡。紅軍之所以長征，政府軍圍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蘇區已經被榨幹了油水，紅軍必須去另辟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承諾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隨國民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和累進稅制。抗戰期間，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減少，蘇聯提供的資助和國民政府提供的軍餉又有限，必須另辟財源。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避戰保存實力，專註擴張地盤和軍隊的抗戰時期總方針。其中，擴張地盤是為了擴大收租、收稅區域以供養不斷增加的軍隊。然而，地盤翻番的擴張速度趕不上軍隊數十倍擴張的速度，蘇聯又暫停資助，毛澤東采取了兩項辦法應對財政危機：壹是制售鴉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剝奪地主斂財。在剝奪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據地拋棄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諾，開始新壹輪的剝奪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東莒南等地農村以“雙減”、“查減”等名義，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鬥爭地主大會，剝奪了數千地主。[2] 這時的鬥爭地主只是掩蓋暴力奪財的說法。因為，長期“減租減息”已使地主變成了貧苦農民，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基本被剝奪幹凈，在中共華北控制區內基本沒有了富豪的地主。當時“關中無地主”、“華北無地主”的說法正是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農民全體都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抗戰勝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稱中共將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據此，陜甘寧邊區政府計劃試辦土地公債，稱以公債籌款征購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壹辦法既不合經濟常理，也不合革命黨的規矩。革命黨不事生產，生存只能靠搜刮民眾，所謂公債籌款到頭來只能另類無償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將多年所收地租退給農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將地契交給雇農，稱以此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還沒實施，東北開戰，中共急需開辟財源應付暴增的軍費及償還蘇聯的軍火債。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澤東推翻了劉少奇剛剛宣布的“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指責贖買，和平土改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動富農土地、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規定不適應戰爭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辦法，實行“急風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暴力土改在東北解放區率先展開。曾是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的管惟炎教授回憶東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寫道：中共軍隊進入村莊，只要看到房子比較好就認定是地主富農，要求主人繳出浮財，屠殺不從者。以東北的寬甸為例：當地有兩萬人，計有兩千人被殺，如此暴力屠殺的所謂土改在東北全面實施。[3]
在華北，地主富農家埋藏的金銀成為運動掠奪的主要目標。“所有大戶的祖墳都被掘開，多數地主逃亡或被殺，地主家屬被抓來拷打審問。”[4] 為逼地主富農交出財寶，土改主持者召開鬥爭大會、遊街示眾，侮辱毆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壓杠，夾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鋼針，燒紅的烙鐵烙，毒打地主讓家屬目睹，毒打家屬讓地主目睹，有的地方還鼓動地痞流氓“積極分子”扒光婦女衣服，肆意侮辱，遊街示眾，甚至輪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錢財。鬥地主場面通常伴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無數農民被指為地主、富農迫害致死，或不堪淩辱自殺。“壹位鄉長被捆在樹上，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5]
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與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興縣木欄桿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華北血腥土改的壹個縮影。木欄桿村沒有地主，村中壹千多畝地屬於鄰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戶村民中除幾戶自耕中農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戶。李井泉聽到木欄桿村無地主的匯報後說：全村沒有壹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政治表現，看鋪的攤子大小，看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於是，土改工作隊制定了“查三代”劃成分的辦法，通過查看農民的祖墳劃成分，將十幾戶祖墳有圍墻、石碑的窮苦農戶劃為了地主、富農。在挖浮財行動中，工作隊挖出了張拖喜、張拖長兄弟多年積攢的200大洋，作為浮財剝奪。兩兄弟找工作隊投訴。工作隊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十幾地主、富農，就應當有惡霸地主，於是將張氏兄弟定為了“惡霸地主”。木欄桿村的村民了解張氏兄弟的為人，壹起為他們求情。工作隊宣布對惡霸不殺不能平民憤，處決了張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試點村出搞出了惡霸，表揚了工作隊，要求推廣先進經驗。[6]
在冀魯豫解放區，土改運動主持人要求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凈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對地主實行出門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格殺勿論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殺保人償命，以致地主家家準備棺材。更駭人聽聞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晉綏解放區，由牛友蘭等著名紳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見中共土改運動之慘烈。牛友蘭早年於北京大學求學，後返鄉辦學並成為興縣地區首富。抗戰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園被八路軍120師來占用為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如今的晉綏革命紀念館）。在中共的“四大動員”（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活動中，他還捐出2.3萬元大洋作為興縣農民銀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壹個團的冬裝。他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8] 在土改運動中，工作隊逼迫他再交出“底財”，將他在晉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拉來陪鬥，逼其子鐵絲牽父遊街。被鬥爭、遊街後，牛友蘭絕食自殺。此外，著名紳士王作相被打死後開膛破肚，拋屍河中，著名紳士劉少白、孫良臣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毛澤東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壹文中提到兩位開明紳士，壹個是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壹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牛友蘭、劉少白、孫良臣都是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成員，這些曾經支持中共邊區政府鄉紳領袖都如此慘死，其他地主在土改運動中的命運只有更慘。1946年夏，中共永年縣的土改運動中召開了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將宋活剮幾千刀，最後將剩下的幾根骨頭餵了狗。[9] 鐵絲牽父遊街的牛蔭冠回憶晉綏土改的情景時說：“我記得我們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個區長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10]
1946年夏，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交流土改經驗的“全國土地會議”。會上，晉察冀解放區介紹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趕出家門去流浪、討飯的“掃地出門”經驗；晉綏解放區介紹了“查三代”“查”出惡霸地主的經驗，以及根據木欄桿村等地“土改試點”總結出的土改經驗。晉綏解放區土改經驗要點包括：派土改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秘密進村：繞開根據地原有的中共基層組織；“紮根串聯”：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爛者為依靠對象（中共後來在建國後的土改運動、四清運動中沿襲了這壹套路）；“發動群眾”：啟發動員貧苦者的“階級覺悟”，激發農民仇富情緒，向他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動員他們訴苦；組織鬥爭：組織農民批鬥、毆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屬；剝奪地主財產。被毛澤東批“右傾”後，劉少奇轉而積極推動暴力土改以贏回毛的信任，在會上指示將上述土改經驗在各解放區推廣，主持頒布了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法大綱》（共16條）。
傳統鄉村中，勤勞，務正業者均有作佃戶和自耕農的機會。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二流子最為貧窮，最具仇富心態。會議要求以這些最貧窮，衣衫襤褸者為“基本群眾”，依靠他們在農村中“串聯”，擴大“基本群眾”隊伍，安排這些人帶頭鬥爭地主，帶頭喊口號，給地主戴高帽、掛牌子，動手毆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遊街，稱這樣的局面為“群眾發動起來了”。“全國土地會議”的另壹決定是在全國解放區推廣將地主全家“凈身掃地出門”的經驗，要求每村必須按照下達的指標“劃出”地主。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的殘暴土改指標，各解放區在大會後“劃出”地主的比例高達近30%，其中晉綏解放區劃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達到了40％。[11] 根據謝覺哉日記記載，200多戶的木庵康寧村在土改中被“劃出”了90多戶地主、富農；118戶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劃出8戶地主，2戶富農，後在上級的要求之“劃出”地主、富農多達53戶；泉臺三井鎮壹康姓中農被“劃”成了富農，父子6人2人被殺，3人自殺，家產被全部沒收，唯壹剩下的八路軍兒子得訊回鄉後憤而自殺。劉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綱》是中國農村的另壹大災難。這壹大綱的主要內容為：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改以前的農民債務、土改的執行機關是農會和貧農團、組織人民法庭等等。大綱字面上沒有明說殺地主，但“以農會和貧農團為執行機關”，“組織人民法庭”等規定的實際意思是賦予貧農團和農民大會殺人權，是按照蘇俄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唆的殺人奪財作法，鼓動農民殺人。由於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貧農團成了農村中是最高權力機關。如同1920年代農民運動中“壹切權力歸農會”，農會隨意殺人情況壹樣，各根據地的土改工作隊鼓動農民殺害地主，讓農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狀”，斷了他們的退路。
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給華北農村帶來了屠殺狂潮，中共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酷刑折磨、殺害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隊已宣布土改結束。然而當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地主殺我們壹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講話傳達到黎城後，工作隊趕緊執行指示，在壹個晚上就將關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殺害。親歷土改運動的農民回憶說：打死人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地主富農有的是被鬥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濱海區被殺者有壹萬多人”。[12] “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冀晉區阜平縣許多村莊將地主掃地出門，半月左右時間打死300余人。冀東區殺死7600人，薊縣馬伸橋在打土豪鬥爭大會上半小時內打死48人，樂亭縣處決、自殺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許貧農團成立‘人民法庭’，冀東某村甚至讓村民投黃豆來決定誰該被劃為地主處死。有個農民因其祖父雇過壹個長工而被鬥爭，小學生們被動員起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斷氣。”[14]
土改中殺人的方法有：亂棍打死、開膛破肚、“砸核桃”（石頭砸死）、“凍豆腐”（把人脫光淋上水在雪地裏凍死）、活埋、吊死、“掌天燈”（燒死）、“磚頭會”（砸死）、“坐飛機”（摔死）、“倒拖蔥”（拖死）、“過篩子”（鐵篩子篩死）、“刮樹”（活活刮死）等等。在膠東、晉綏、河北等地，殺地主、富農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壹種辦法叫坐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棗樹針，把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裏，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搖到受害人肉腫皮爛；還有壹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將被鬥地主從長城烽火臺上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大石頭砸，直到腦漿迸裂。韓姓教書先生之妻被土改積極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積極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壹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人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後腦勺塌陷，肋骨露出，腦漿、鮮血壹路。[15] 貧雇農口號是：“斬草除根，將地主、富農全家殺絕”，甚至包括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興縣，千余人被殺害，近千人自殺，六十三人被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17]
在晉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為“百分之九十五群眾要求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剝削”；“將地主掃地出門”；“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會議”後，阜平縣土改工作隊在半個月中殺了三百多人，平山縣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晉察冀區土改復查統計顯示有四千多人被殺害，受迫害者有幾十萬人之多。[18] 被殺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掃地出門”的農戶在東北、華北的寒冬中凍餓而死。上述例證顯示解放區土改運動殺人規模之巨大。如此殘酷屠殺的土改引致還鄉團回來殘酷報復毫不奇怪。壹場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千百年來和諧自在中國農村變成了仇恨和仇殺的世界。
雷震遠神父評論解放區土改說：“共產黨執行莫斯科滲透中國的計劃，開展階級鬥爭。……農民中實際沒有什麽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煽動階級鬥爭以攫取人民財產。共產黨劃定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壹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為地主。劃分階級的尺度伸縮性很大，這個村莊的地主在另壹村莊上可能是中農。財產之剝奪通過暴力流血的方式。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壹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讓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以償還舊債的借口搶掠富人，每壹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壹件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19]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連上”控制軍隊的作法，在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實行“支部建在村上”、“財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認定的地痞流氓積極分子為農村領導。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遼土改工作團團長黃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總結會上說：“自願捐糧、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農，打擊面大。有中農說：‘當兵（參加傅作義軍）背起槍來打農會。’有的準備在火線上用槍打死鬥爭過他而又壹同參軍的貧農，熱中更影響到鞏固部隊，部隊大批逃亡，開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鬥爭飯，不事生產，侵犯中農。殺人如麻！為什麽殺那麽多人呢？ 因為有追浮財和肉體消滅思想。北票縣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誌說：‘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見好院就搬，見東西就搶，亂打亂殺，解放區百姓大逃亡，壹個村壹個村，全村人逃往國統區、傅軍占領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無人區。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幹部，敢說敢幹，不怕地主，鬥爭開始時，作用很大。但破壞有余，建設不足，對清算積極，對土地和生產卻毫無興趣。群眾開始發動時，什麽積極分子都可利用，來者不拒，流氓和投機分子很容易混上臺，他們做的壞事，群眾不敢說。”冀熱遼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在冀察熱遼黨代表會報告中說：“在冀察熱遼，土改中提拔的幹部很多二混子與煙民。他們確起了先鋒作用，但由於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歸正，另壹部分則墮落腐化，揮霍經濟果實，認為是共產發財機會到了。”黃火青、趙毅敏的內部報告證明，傅作義關於他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人民爭先恐後加入傅軍不用動員之說是真實的。親歷解放區土改的王寧（周小舟夫人）在回憶錄中證實：“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20]
土改運動消滅了千百年來作為農村領導者鄉紳階層，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無產者原處社會邊緣，懷有怨恨、報復心理，壹旦掌握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必然濫用。河北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是土改後流氓、無賴在鄉村當權的典型。由流氓、無賴組成的獨古莊貧農團為勒索糧食，毒打中農張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後吊打、用火燒、暈醒後再用燈燒耳朵”，致張殘廢。無賴本性懶惰，缺乏生產積極性，掌權後要求“吃凈鬧光”，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要土地，不願辛勤耕作，聲稱“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後，貧農團接連封了八戶的門，將被封戶當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鬥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裏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鬥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僅出現於土改運動積極分子中，還出現在中共幹部中。在晉綏黨校的“搬石頭”會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被要求掛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肅設計應是出於黨內高層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二是要求農民無償為中共的戰爭服務，即“支前”（支援前線）。土地改革並不是要解決農村的經濟問題，而是要獲得“取之不盡”的財政資源，將巨額軍費負擔由分散的鄉村負擔。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後寫道：“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壹部分被消滅。土改的結果讓農民人人都害怕，極度緊張，因此中共要農民參軍、出夫、出糧、出錢時，農民壹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動員農民支前與動員參軍套路壹樣的強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隊和貧農團隨意殺人的恐怖中，農民不敢拒絕支前。晉冀魯豫區領導人潘復生的說：“農村中的黨建、征兵、征糧等壹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土改這個中心任務來完成，不進行土改就無法開展其他工作。只有黨在學會了通過階級鬥爭這壹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以後，才開始走向勝利”。彭真在《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壹文中說：“農民壹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質量，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就這樣，中共通過土改控制農村和農民，征集了難以想象的物資和人力投入戰爭：在遼沈戰役中動員了1.4萬副擔架、4萬輛大車、10萬隨軍民工，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在平津戰役中動員了30余萬民工和4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淮海戰役，共動員民工543萬人，征集擔架20萬副，大小車88萬輛，挑子30萬副，牲畜76萬頭，總共籌運糧食10萬斤。其中，山東解放區籌集了糧食10億斤、食油72萬斤、食鹽87萬斤和難以計數的蔬菜送到前線，膠東、渤海、魯中南三區婦女做了軍鞋762萬雙，軍襪22萬雙，軍衣736萬套，軍被178萬床。[24] 劉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講話”中承認：解放戰爭時期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支持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如同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共語匯中意味屠殺搶劫壹樣，中共動員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響應召喚就沒有活路。可以想象，這樣的土改運動、支前運動對農業造成的摧殘有多大。事實上，土改運動使大片農田荒蕪，許多地區顆粒無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三是動員農民參軍。參與鬥爭和殺害地主後，農民為避免地主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被迫參軍，跟著共產黨去打國民黨。中共的革命史稱：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踴躍參軍支前。事實並非如此。農民不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軍。臨沭縣土改中動員參軍的情況具有代表性。那裏的參軍動員是逼迫和哄騙相結合。逼迫手段包括“綁、打、押、罰”，“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鍋，封妳家的門”；哄騙手段包括：“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參軍後妳家就不受窮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等等。有參軍者後來回憶說：“誰自願是婊子養的。動員參軍比國軍和鬼子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鹵水、裝瘋癲。”[25]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持續整個國共戰爭期間。暴力土改必然激起農民的大規模反抗。在蘇聯，革命後剿滅白匪內戰長期持續，蘇共所謂的白匪其實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農民武裝。在中國土改運動的情況大致相同。從解放區逃亡的地主在國民黨軍支持下組成武裝還鄉團回鄉報復，然後大批被中共軍隊鎮壓。中共稱這種鎮壓農民武裝反抗的行動為“剿匪”。暴力土改從東北解放區開始，推向全國各解放區，所謂“剿匪”也從東北開始，推向了全國，壹直持續了十多年。與蘇聯的情況壹樣，被消滅的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匪”中，絕大多數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暴動隊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罪行，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災難。它開啟了中國農村最黑暗的時代。這場地痞流氓剝奪、屠殺正經農民的運動徹底顛覆了傳統道德，封死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開啟中國人道德敗壞進程。國民黨主張保護鄉紳，反對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這是它與蘇俄決裂，與中共開戰的動因之壹。土改運動後，中共的黨文藝推出了無數作品長期歌頌著這壹運動。其中最有名的兩篇代表性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共相關段落編入了小學教材，長久地向學生灌輸階級仇恨。兩作品同獲“斯大林獎金”，是土改災難之蘇俄輸入性質的壹個證明。黨文藝的土改文藝作品欺騙世人說，土改中的殘暴是由於“惡霸地主”破壞活動所導致。事實上，土改運動的殘暴是因為毛澤東指責溫土改右傾，明確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謂的暴風驟雨方式。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隊”在蕭隊長率領下進駐東北元茂屯開展土改，通過發動群眾，肅清了以惡霸地主韓老六和杜善人為代表的反革命破壞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其土改運動背景是，“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後，導演蔣樾來到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拍攝，問壹個農民當年扛長工的如何悲慘，農民回答：“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劉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土改運動掀起來的。地主、富農比壹般人寬裕點兒，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糧。暴風驟雨就是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當時，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妳斃壹個，我也斃壹個，兩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中在鎮東門外共槍決了73人。”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高鳳桐老人回憶《暴風驟雨》中地主“韓老六”的原型說，他在這裏幹了六年，擔任保長是群眾選的。他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學教音樂，給小學生做點校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壹樣。”[27] 2006年，記者田磊采訪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原型溫泉屯。當年參加土改的老人說：“那時其實並沒有大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求鬥地主，就鬥了有300畝地的顧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們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壞，經常資助四鄰，在災年舍粥給鄉親。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裏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28]
千百年來，中國鄉村保留著血緣社會的自治形態，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農民有土地，有遷徙、經商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鄉村自治領袖彭禹廷說：“十多年來受軍隊禍害，我們全縣六萬多家，沒有壹家不苦，不過有大苦小苦之分罷了。”他所言的河南鎮平縣情況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1920年代，蘇俄將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國，其土地革命理論顛覆傳統的倫常、道德體系，把農民貧苦、不幸歸咎於地主的剝削，教唆農民欠債不還、剝奪富有者的財產甚至生命。其實，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的原因不是因為地主剝削，而主要因為革命，先是日本輸入種族革命，造成軍隊數量翻番和長期戰亂，然後是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造成軍隊數量再翻番，帶給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禍。革命戰亂之外，中國農民之苦來自自然災害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南京國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國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農戶）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到總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自耕農的比例超過七成，農村雇工經營者多，出租和放債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長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額因經營變動者多，固定不變者少，多數地主給雇工的報酬合理，合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農民和地主和諧相處；農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貧困地區，農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沒有地主；全國農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這個平均值的3.6倍，是雇農的4.2倍，[1] 地主與農民收入差別不大。
禍害農民的軍隊中，以紅軍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養兵，給農民帶來最慘的劫掠，幾年就將蘇區及周邊搞到民窮財盡。紅軍之所以長征，政府軍圍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蘇區已經被榨幹了油水，紅軍必須去另辟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承諾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隨國民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和累進稅制。抗戰期間，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減少，蘇聯提供的資助和國民政府提供的軍餉又有限，必須另辟財源。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避戰保存實力，專註擴張地盤和軍隊的抗戰時期總方針。其中，擴張地盤是為了擴大收租、收稅區域以供養不斷增加的軍隊。然而，地盤翻番的擴張速度趕不上軍隊數十倍擴張的速度，蘇聯又暫停資助，毛澤東采取了兩項辦法應對財政危機：壹是制售鴉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剝奪地主斂財。在剝奪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據地拋棄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諾，開始新壹輪的剝奪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東莒南等地農村以“雙減”、“查減”等名義，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鬥爭地主大會，剝奪了數千地主。[2] 這時的鬥爭地主只是掩蓋暴力奪財的說法。因為，長期“減租減息”已使地主變成了貧苦農民，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基本被剝奪幹凈，在中共華北控制區內基本沒有了富豪的地主。當時“關中無地主”、“華北無地主”的說法正是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農民全體都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抗戰勝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稱中共將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據此，陜甘寧邊區政府計劃試辦土地公債，稱以公債籌款征購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壹辦法既不合經濟常理，也不合革命黨的規矩。革命黨不事生產，生存只能靠搜刮民眾，所謂公債籌款到頭來只能另類無償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將多年所收地租退給農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將地契交給雇農，稱以此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還沒實施，東北開戰，中共急需開辟財源應付暴增的軍費及償還蘇聯的軍火債。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澤東推翻了劉少奇剛剛宣布的“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指責贖買，和平土改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動富農土地、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規定不適應戰爭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辦法，實行“急風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暴力土改在東北解放區率先展開。曾是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的管惟炎教授回憶東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寫道：中共軍隊進入村莊，只要看到房子比較好就認定是地主富農，要求主人繳出浮財，屠殺不從者。以東北的寬甸為例：當地有兩萬人，計有兩千人被殺，如此暴力屠殺的所謂土改在東北全面實施。[3]
在華北，地主富農家埋藏的金銀成為運動掠奪的主要目標。“所有大戶的祖墳都被掘開，多數地主逃亡或被殺，地主家屬被抓來拷打審問。”[4] 為逼地主富農交出財寶，土改主持者召開鬥爭大會、遊街示眾，侮辱毆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壓杠，夾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鋼針，燒紅的烙鐵烙，毒打地主讓家屬目睹，毒打家屬讓地主目睹，有的地方還鼓動地痞流氓“積極分子”扒光婦女衣服，肆意侮辱，遊街示眾，甚至輪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錢財。鬥地主場面通常伴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無數農民被指為地主、富農迫害致死，或不堪淩辱自殺。“壹位鄉長被捆在樹上，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5]
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與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興縣木欄桿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華北血腥土改的壹個縮影。木欄桿村沒有地主，村中壹千多畝地屬於鄰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戶村民中除幾戶自耕中農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戶。李井泉聽到木欄桿村無地主的匯報後說：全村沒有壹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政治表現，看鋪的攤子大小，看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於是，土改工作隊制定了“查三代”劃成分的辦法，通過查看農民的祖墳劃成分，將十幾戶祖墳有圍墻、石碑的窮苦農戶劃為了地主、富農。在挖浮財行動中，工作隊挖出了張拖喜、張拖長兄弟多年積攢的200大洋，作為浮財剝奪。兩兄弟找工作隊投訴。工作隊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十幾地主、富農，就應當有惡霸地主，於是將張氏兄弟定為了“惡霸地主”。木欄桿村的村民了解張氏兄弟的為人，壹起為他們求情。工作隊宣布對惡霸不殺不能平民憤，處決了張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試點村出搞出了惡霸，表揚了工作隊，要求推廣先進經驗。[6]
在冀魯豫解放區，土改運動主持人要求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凈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對地主實行出門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格殺勿論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殺保人償命，以致地主家家準備棺材。更駭人聽聞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晉綏解放區，由牛友蘭等著名紳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見中共土改運動之慘烈。牛友蘭早年於北京大學求學，後返鄉辦學並成為興縣地區首富。抗戰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園被八路軍120師來占用為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如今的晉綏革命紀念館）。在中共的“四大動員”（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活動中，他還捐出2.3萬元大洋作為興縣農民銀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壹個團的冬裝。他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8] 在土改運動中，工作隊逼迫他再交出“底財”，將他在晉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拉來陪鬥，逼其子鐵絲牽父遊街。被鬥爭、遊街後，牛友蘭絕食自殺。此外，著名紳士王作相被打死後開膛破肚，拋屍河中，著名紳士劉少白、孫良臣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毛澤東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壹文中提到兩位開明紳士，壹個是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壹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牛友蘭、劉少白、孫良臣都是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成員，這些曾經支持中共邊區政府鄉紳領袖都如此慘死，其他地主在土改運動中的命運只有更慘。1946年夏，中共永年縣的土改運動中召開了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將宋活剮幾千刀，最後將剩下的幾根骨頭餵了狗。[9] 鐵絲牽父遊街的牛蔭冠回憶晉綏土改的情景時說：“我記得我們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個區長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10]
1946年夏，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交流土改經驗的“全國土地會議”。會上，晉察冀解放區介紹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趕出家門去流浪、討飯的“掃地出門”經驗；晉綏解放區介紹了“查三代”“查”出惡霸地主的經驗，以及根據木欄桿村等地“土改試點”總結出的土改經驗。晉綏解放區土改經驗要點包括：派土改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秘密進村：繞開根據地原有的中共基層組織；“紮根串聯”：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爛者為依靠對象（中共後來在建國後的土改運動、四清運動中沿襲了這壹套路）；“發動群眾”：啟發動員貧苦者的“階級覺悟”，激發農民仇富情緒，向他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動員他們訴苦；組織鬥爭：組織農民批鬥、毆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屬；剝奪地主財產。被毛澤東批“右傾”後，劉少奇轉而積極推動暴力土改以贏回毛的信任，在會上指示將上述土改經驗在各解放區推廣，主持頒布了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法大綱》（共16條）。
傳統鄉村中，勤勞，務正業者均有作佃戶和自耕農的機會。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二流子最為貧窮，最具仇富心態。會議要求以這些最貧窮，衣衫襤褸者為“基本群眾”，依靠他們在農村中“串聯”，擴大“基本群眾”隊伍，安排這些人帶頭鬥爭地主，帶頭喊口號，給地主戴高帽、掛牌子，動手毆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遊街，稱這樣的局面為“群眾發動起來了”。“全國土地會議”的另壹決定是在全國解放區推廣將地主全家“凈身掃地出門”的經驗，要求每村必須按照下達的指標“劃出”地主。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的殘暴土改指標，各解放區在大會後“劃出”地主的比例高達近30%，其中晉綏解放區劃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達到了40％。[11] 根據謝覺哉日記記載，200多戶的木庵康寧村在土改中被“劃出”了90多戶地主、富農；118戶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劃出8戶地主，2戶富農，後在上級的要求之“劃出”地主、富農多達53戶；泉臺三井鎮壹康姓中農被“劃”成了富農，父子6人2人被殺，3人自殺，家產被全部沒收，唯壹剩下的八路軍兒子得訊回鄉後憤而自殺。劉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綱》是中國農村的另壹大災難。這壹大綱的主要內容為：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改以前的農民債務、土改的執行機關是農會和貧農團、組織人民法庭等等。大綱字面上沒有明說殺地主，但“以農會和貧農團為執行機關”，“組織人民法庭”等規定的實際意思是賦予貧農團和農民大會殺人權，是按照蘇俄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唆的殺人奪財作法，鼓動農民殺人。由於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貧農團成了農村中是最高權力機關。如同1920年代農民運動中“壹切權力歸農會”，農會隨意殺人情況壹樣，各根據地的土改工作隊鼓動農民殺害地主，讓農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狀”，斷了他們的退路。
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給華北農村帶來了屠殺狂潮，中共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酷刑折磨、殺害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隊已宣布土改結束。然而當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地主殺我們壹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講話傳達到黎城後，工作隊趕緊執行指示，在壹個晚上就將關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殺害。親歷土改運動的農民回憶說：打死人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地主富農有的是被鬥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濱海區被殺者有壹萬多人”。[12] “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冀晉區阜平縣許多村莊將地主掃地出門，半月左右時間打死300余人。冀東區殺死7600人，薊縣馬伸橋在打土豪鬥爭大會上半小時內打死48人，樂亭縣處決、自殺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許貧農團成立‘人民法庭’，冀東某村甚至讓村民投黃豆來決定誰該被劃為地主處死。有個農民因其祖父雇過壹個長工而被鬥爭，小學生們被動員起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斷氣。”[14]
土改中殺人的方法有：亂棍打死、開膛破肚、“砸核桃”（石頭砸死）、“凍豆腐”（把人脫光淋上水在雪地裏凍死）、活埋、吊死、“掌天燈”（燒死）、“磚頭會”（砸死）、“坐飛機”（摔死）、“倒拖蔥”（拖死）、“過篩子”（鐵篩子篩死）、“刮樹”（活活刮死）等等。在膠東、晉綏、河北等地，殺地主、富農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壹種辦法叫坐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棗樹針，把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裏，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搖到受害人肉腫皮爛；還有壹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將被鬥地主從長城烽火臺上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大石頭砸，直到腦漿迸裂。韓姓教書先生之妻被土改積極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積極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壹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人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後腦勺塌陷，肋骨露出，腦漿、鮮血壹路。[15] 貧雇農口號是：“斬草除根，將地主、富農全家殺絕”，甚至包括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興縣，千余人被殺害，近千人自殺，六十三人被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17]
在晉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為“百分之九十五群眾要求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剝削”；“將地主掃地出門”；“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會議”後，阜平縣土改工作隊在半個月中殺了三百多人，平山縣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晉察冀區土改復查統計顯示有四千多人被殺害，受迫害者有幾十萬人之多。[18] 被殺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掃地出門”的農戶在東北、華北的寒冬中凍餓而死。上述例證顯示解放區土改運動殺人規模之巨大。如此殘酷屠殺的土改引致還鄉團回來殘酷報復毫不奇怪。壹場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千百年來和諧自在中國農村變成了仇恨和仇殺的世界。
雷震遠神父評論解放區土改說：“共產黨執行莫斯科滲透中國的計劃，開展階級鬥爭。……農民中實際沒有什麽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煽動階級鬥爭以攫取人民財產。共產黨劃定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壹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為地主。劃分階級的尺度伸縮性很大，這個村莊的地主在另壹村莊上可能是中農。財產之剝奪通過暴力流血的方式。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壹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讓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以償還舊債的借口搶掠富人，每壹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壹件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19]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連上”控制軍隊的作法，在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實行“支部建在村上”、“財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認定的地痞流氓積極分子為農村領導。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遼土改工作團團長黃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總結會上說：“自願捐糧、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農，打擊面大。有中農說：‘當兵（參加傅作義軍）背起槍來打農會。’有的準備在火線上用槍打死鬥爭過他而又壹同參軍的貧農，熱中更影響到鞏固部隊，部隊大批逃亡，開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鬥爭飯，不事生產，侵犯中農。殺人如麻！為什麽殺那麽多人呢？ 因為有追浮財和肉體消滅思想。北票縣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誌說：‘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見好院就搬，見東西就搶，亂打亂殺，解放區百姓大逃亡，壹個村壹個村，全村人逃往國統區、傅軍占領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無人區。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幹部，敢說敢幹，不怕地主，鬥爭開始時，作用很大。但破壞有余，建設不足，對清算積極，對土地和生產卻毫無興趣。群眾開始發動時，什麽積極分子都可利用，來者不拒，流氓和投機分子很容易混上臺，他們做的壞事，群眾不敢說。”冀熱遼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在冀察熱遼黨代表會報告中說：“在冀察熱遼，土改中提拔的幹部很多二混子與煙民。他們確起了先鋒作用，但由於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歸正，另壹部分則墮落腐化，揮霍經濟果實，認為是共產發財機會到了。”黃火青、趙毅敏的內部報告證明，傅作義關於他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人民爭先恐後加入傅軍不用動員之說是真實的。親歷解放區土改的王寧（周小舟夫人）在回憶錄中證實：“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20]
土改運動消滅了千百年來作為農村領導者鄉紳階層，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無產者原處社會邊緣，懷有怨恨、報復心理，壹旦掌握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必然濫用。河北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是土改後流氓、無賴在鄉村當權的典型。由流氓、無賴組成的獨古莊貧農團為勒索糧食，毒打中農張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後吊打、用火燒、暈醒後再用燈燒耳朵”，致張殘廢。無賴本性懶惰，缺乏生產積極性，掌權後要求“吃凈鬧光”，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要土地，不願辛勤耕作，聲稱“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後，貧農團接連封了八戶的門，將被封戶當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鬥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裏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鬥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僅出現於土改運動積極分子中，還出現在中共幹部中。在晉綏黨校的“搬石頭”會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被要求掛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肅設計應是出於黨內高層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二是要求農民無償為中共的戰爭服務，即“支前”（支援前線）。土地改革並不是要解決農村的經濟問題，而是要獲得“取之不盡”的財政資源，將巨額軍費負擔由分散的鄉村負擔。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後寫道：“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壹部分被消滅。土改的結果讓農民人人都害怕，極度緊張，因此中共要農民參軍、出夫、出糧、出錢時，農民壹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動員農民支前與動員參軍套路壹樣的強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隊和貧農團隨意殺人的恐怖中，農民不敢拒絕支前。晉冀魯豫區領導人潘復生的說：“農村中的黨建、征兵、征糧等壹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土改這個中心任務來完成，不進行土改就無法開展其他工作。只有黨在學會了通過階級鬥爭這壹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以後，才開始走向勝利”。彭真在《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壹文中說：“農民壹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質量，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就這樣，中共通過土改控制農村和農民，征集了難以想象的物資和人力投入戰爭：在遼沈戰役中動員了1.4萬副擔架、4萬輛大車、10萬隨軍民工，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在平津戰役中動員了30余萬民工和4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淮海戰役，共動員民工543萬人，征集擔架20萬副，大小車88萬輛，挑子30萬副，牲畜76萬頭，總共籌運糧食10萬斤。其中，山東解放區籌集了糧食10億斤、食油72萬斤、食鹽87萬斤和難以計數的蔬菜送到前線，膠東、渤海、魯中南三區婦女做了軍鞋762萬雙，軍襪22萬雙，軍衣736萬套，軍被178萬床。[24] 劉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講話”中承認：解放戰爭時期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支持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如同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共語匯中意味屠殺搶劫壹樣，中共動員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響應召喚就沒有活路。可以想象，這樣的土改運動、支前運動對農業造成的摧殘有多大。事實上，土改運動使大片農田荒蕪，許多地區顆粒無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三是動員農民參軍。參與鬥爭和殺害地主後，農民為避免地主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被迫參軍，跟著共產黨去打國民黨。中共的革命史稱：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踴躍參軍支前。事實並非如此。農民不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軍。臨沭縣土改中動員參軍的情況具有代表性。那裏的參軍動員是逼迫和哄騙相結合。逼迫手段包括“綁、打、押、罰”，“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鍋，封妳家的門”；哄騙手段包括：“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參軍後妳家就不受窮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等等。有參軍者後來回憶說：“誰自願是婊子養的。動員參軍比國軍和鬼子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鹵水、裝瘋癲。”[25]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持續整個國共戰爭期間。暴力土改必然激起農民的大規模反抗。在蘇聯，革命後剿滅白匪內戰長期持續，蘇共所謂的白匪其實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農民武裝。在中國土改運動的情況大致相同。從解放區逃亡的地主在國民黨軍支持下組成武裝還鄉團回鄉報復，然後大批被中共軍隊鎮壓。中共稱這種鎮壓農民武裝反抗的行動為“剿匪”。暴力土改從東北解放區開始，推向全國各解放區，所謂“剿匪”也從東北開始，推向了全國，壹直持續了十多年。與蘇聯的情況壹樣，被消滅的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匪”中，絕大多數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暴動隊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罪行，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災難。它開啟了中國農村最黑暗的時代。這場地痞流氓剝奪、屠殺正經農民的運動徹底顛覆了傳統道德，封死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開啟中國人道德敗壞進程。國民黨主張保護鄉紳，反對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這是它與蘇俄決裂，與中共開戰的動因之壹。土改運動後，中共的黨文藝推出了無數作品長期歌頌著這壹運動。其中最有名的兩篇代表性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共相關段落編入了小學教材，長久地向學生灌輸階級仇恨。兩作品同獲“斯大林獎金”，是土改災難之蘇俄輸入性質的壹個證明。黨文藝的土改文藝作品欺騙世人說，土改中的殘暴是由於“惡霸地主”破壞活動所導致。事實上，土改運動的殘暴是因為毛澤東指責溫土改右傾，明確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謂的暴風驟雨方式。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隊”在蕭隊長率領下進駐東北元茂屯開展土改，通過發動群眾，肅清了以惡霸地主韓老六和杜善人為代表的反革命破壞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其土改運動背景是，“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後，導演蔣樾來到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拍攝，問壹個農民當年扛長工的如何悲慘，農民回答：“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劉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土改運動掀起來的。地主、富農比壹般人寬裕點兒，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糧。暴風驟雨就是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當時，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妳斃壹個，我也斃壹個，兩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中在鎮東門外共槍決了73人。”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高鳳桐老人回憶《暴風驟雨》中地主“韓老六”的原型說，他在這裏幹了六年，擔任保長是群眾選的。他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學教音樂，給小學生做點校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壹樣。”[27] 2006年，記者田磊采訪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原型溫泉屯。當年參加土改的老人說：“那時其實並沒有大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求鬥地主，就鬥了有300畝地的顧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們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壞，經常資助四鄰，在災年舍粥給鄉親。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裏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28]
土改運動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6102;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幹凈，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鬥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桿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糧食及其農村中多余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能夠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準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準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采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采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準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淩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贊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桿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贊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雇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姜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陜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誌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系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麽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幸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鬥，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贊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6102;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幹凈，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鬥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桿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糧食及其農村中多余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能夠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準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準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采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采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準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淩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贊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桿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贊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雇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姜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陜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誌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系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麽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幸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鬥，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贊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