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治概論 中國沒有民主政治
作者 張雪忠 寫於 二零一三年
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區別
壹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壹群聚居在壹起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之所以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如果人們在尚未組成國家時，都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前提下，增進自己的財產，追求自己的幸福，並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促進彼此的利益，那麽，在組成國家之後，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應該得到更有效、更確當和更充分的保護，並且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應該變得更便利、更廣泛。若是在國家組成之後，人們反而變得更不自由，財產權更不能得到保障，那只能是因為國家主權不再掌握在全體國民手裏，而是已經被少數人所篡奪。
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但如果國家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這壹目的就會被背棄，國家就會淪為這些人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無論是壹個人、壹個家族或是壹個政黨，若是取得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個人、這個家族或這個政黨獨有的利益，就會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由於到處都能得到吹捧和奉迎，他們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崇拜者，認為自己應當高人壹等。另外，由於獲得了為所欲為的便利，他們也不能總是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
壹個人壹旦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就必然會被這種權力所敗壞，這是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普遍規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他的人性中壞的因素，不再是受到他的外在環境和周圍的人的限制和約束，而是被許多人的阿諛奉承所激發和助長，從而使他最終成為公眾苦難的源頭。
只有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對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全體國民應該享有最終的控制權。不過，即使是在壹個規模不大的國家，由全體國民時時聚在壹起，直接對每壹具體事項作出決定，也是完全不可行的。對於相同類型的事項，人們可以事先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這種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規則就是法律。但在壹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的國家，甚至由全體國民直接制定法律，也不大行得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選出若幹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進行立法，全體國民的意誌將通過這種代議制度，間接地體現在立法中。
代議制民主政體可以確保全體國民作為主權的享有者，掌握對國家事務的最高和最終的支配權，同時每壹位國民都能夠平等參與主權的行使，並且具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平等機會。這就使得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壹，在專制政體中，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被人為地限制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加之政治競爭的缺失，政府官員將不可避免地普遍表現出平庸和無能的特點。而在代議制政體中，所有的公共職位都向整個國家的才智和美德開放，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也就和整個國家壹樣廣闊；公開的政治選舉和充分的政治競爭，使得政府官員的才智和道德，不可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水準。像歌唱演員和智障人士獲授將軍頭銜的現象，在代議制政體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註3）。
第二，在專制政體中，由於公眾無法約束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因此既不可能防止普遍的政府腐敗，也不可能避免嚴重的社會不公。
而在代議制政體中，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控制，可以防止他們手中的權力，從服務於國民的手段，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代議制政體不但能保障手握公權的人，具備相應的才智和美德，而且還能防止他們的才智和美德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專制政體則不但使自私和無能成為政府官員的普遍特點，而且似乎仍嫌他們對公眾的危害不夠嚴重，還要進壹步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去助長他們的貪婪和專橫。
在中國，有些專制政體的支持者認為，由於民眾的素質還比較低，中國不適合采用允許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代議制政體，而應該采用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所謂威權體制。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擔任政府官職的能力和經驗，但只要存在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充分的新聞自由，絕大多少人都能看清，究竟哪壹位候選人最能代表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當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向公眾闡明自己的政見，並且新聞自由又能確保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以往經歷時，任何具有通常理智的人，都不難基於自己的判斷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們最好還是不要侮辱十三億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只是壹群不知好歹的蠢貨，甚至是壹群連自己心中的追求、願望和情感都不能正常表達的低能兒。
認為中國人的素質配不上“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這對十三億中國人不但是壹種侮辱，而且是壹種背叛。如果真像那些壹黨專政的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到了連壹張選票都填不好的地步，那麽人們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那些對自己的同胞實行專制統治的少數中國人，就壹定能夠奇跡般地避免這個民族的普遍弱點？斷言壹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其邏輯結論並不是由少數國民統治多數國民，而應該是讓整個國家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外國人的統治。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秘而不宣的想法，因為它在政治上剝奪中國人自由選舉的資格，恰恰是因為它首先在理智上否認中國人自我治理的能力，並壹直迫使十三億中國人接受幾名外國死人的精神統治。
事實上，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優勢，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員的稱職，更在於它有利於全體國民整體的進步。政府既是人們為管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壹套有組織的安排，也是對人類精神具有重要影響的巨大力量。代議制政體不但有助於把國民之中既有的才智和美德組織起來，以便它們能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允許國民直接參與關系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還可對哪怕是最底層的國民進行理智和情感的教育，從而促進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國民既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也是國家主權的行使者。任何人想要取得執政權，都必須得到國民的授權。
為了得到授權，每壹位競選者都需要向國民公開闡明自己的政見，並盡力批評對手政見的不足。這種公開的政治辯論，無疑會啟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思考，並增進公眾關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同時，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作用，公眾每天都能接觸到對執政者言行的報道和批評，以及關於公共政策的各種不同看法，國民自身關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明智和健全。
更重要的是，在代議制政體中，普通公眾不但可以定期行使選任執政者的權力，而且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自由。對於公共事務的日常參與，有助於公眾形成較強的公民意識和公共品德。
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想法，而是必須衡量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就要求他們認真傾聽他人的想法，並遵循與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同的原則。在親身參與公共事務時，人們將不斷克服自己的個人偏見，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獲得更多公共知識的同時，也將強化對普遍利益的意識和感情。
人們對於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會傾註更多的關心，形成更強的感情。當壹個人切實感到自己是主權者的壹分子，因而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時，在他心中就會產生壹種牢固而持久的愛國之情。
但在專制政體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專制統治者只知道向國民發布專橫的命令，而無須向國民解釋各項政策的真實意圖，更不會容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缺乏，專制社會不可能存在嚴肅的政策辯論和政治批評。無論是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還是構成這壹整體的每壹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壹切重大的政策都出自高高在上的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普通民眾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和消極的順從，處於這種環境下的國民，既不能獲得健全的公共知識，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公共品德。促使人們從事智力活動的主要誘因，是他們的思考結果有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和希望。如果壹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他就不大可能經常關註和思考公共事務，因而也不能取得相關知識的進步。
政治參與的缺失，不但會妨害人們在知識上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退化。人們的行動範圍壹旦受到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感情也會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之外，整個民族就會變成壹群無知無識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公眾的普遍利益，都不可能有很強的感情和熱忱。
可以說，專制統治者禁止公眾為自己的國家出謀劃策，實際上就是禁止國民關心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在專制統治者和真正的愛國者之間，總是存在壹種天然的敵對關系。因為，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都希望能指出和革除自己國家中的弊端，而在專制國家，少數人的專制統治，恰恰是整個國家最大的弊端。
代議制民主政體，有助於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專制政體則妨害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完全是源於兩者內在邏輯的差別。代議制政體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代議制政體的成功是相互促進的。專制政體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專制政體的存續是相互沖突的。
國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能力越強，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政體，就越是缺乏正當性。因此，專制統治者為了延續自己的專制政權，總是要竭力阻礙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剝奪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利，並壓制他們的新聞和表達自由。
專制統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其壓迫國民的嚴苛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專制統治本身並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人們組成國家，將壹定的權力授予給政府，使政府掌握比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更強大的力量，是為了保障人們不受彼此的侵犯。與此同時，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仍可對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以防政府權力本身從壹種保護性的力量，蛻變為壹種壓迫性的力量。
但在專制政體中，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全體國民缺乏對政府進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政府權力反而成了少數專制統治者壓迫和侵犯國民的工具。人們組成國家，建立政府，本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專制國家，政府權力卻成了最經常、最暴虐和最難以抵抗的侵犯的來源。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免於偶然的、較小的侵犯，而甘願遭受經常的、較大的侵犯。可見，專制政體違反了國家的目的和人類的理性，它的存在只能是武力強加的結果。
在專制國家，政府確實也會對侵犯他人的行為進行懲罰，但專制統治者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倒不如說是為了壟斷侵犯國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懲罰零星和偶然的犯罪，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實施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大家不妨想想，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裏，中國人因為普通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損失，與專制政權殘害的生命及毀損的財產相比，又能算得上什麽呢？那些為中國的壹黨專政體制辯護的人，最經常使用的借口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們通常委婉地稱之為“威權體制”)，至少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穩定的秩序。但這些人顯然是在刻意將奴役混淆為秩序。秩序總是意味著，壹個人在享有壹定的財產和自由時，無需擔心會遭受他人的幹涉或侵犯，同時他也必須避免幹涉或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因此，壹個有秩序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的財產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和可靠保障的社會。相反，如果在壹個社會，某個特定的群體，可以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並可肆意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那麽後者所得到的就不是穩定和秩序，而只是壓迫和奴役。
在專制國家，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像是壹群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並可隨意侵犯他人財產和自由的匪徒。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其危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壹群普通的匪徒。普通的匪徒盡管也會侵害人們的財產和自由，但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權力，也不具備廣泛和完備的組織形式，因此人們總是能很快找到對付他們的辦法。並且，在抵抗普通匪徒的過程中，人們甚至還會變得更加團結、機智和勇敢。
但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卻具有完備的組織形式，且掌握著正規的武裝力量，人們對他們的反抗不但極其艱難和危險，而且往往難以成功。因此，專制統治常常會壹代又壹代地存續下去，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的壓迫逐漸變得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從而徹底消磨人們的心智、活力和尊嚴。可以說，指望專制統治者為社會帶來穩定和秩序，是人們所能做出的最愚蠢，也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無異於為了避免壹些小匪徒偶爾的侵犯，而甘願忍受壹群大匪徒經常的侵犯，或者說為了使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得到保護，竟然去歡迎壹群具有毀滅它們的足夠力量的敵人。
國家主權是壹切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根源，任何未經主權者同意和委托的執政權，都是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主權本身是沒有限制的。人們組成國家並掌握國家主權，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能夠得到更可靠的保護，因此國家主權本身也是服務於某種目的手段。國家主權既然只是壹種手段，它就必須從屬於其目的，因而不應是無限的，因為手段壹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將吞噬其目的。
如果國家主權不受限制，人們就等於創造出了壹種不可抗拒的權力，並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處於無處可逃、毫無保障的境地，而這顯然與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相違背。國家主權只能是壹種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因為人們生活中的壹部分內容，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因而獨立於任何公共權力的控制之外。這就意味著，人們擁有壹些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任何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政治權力，都將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並由他們組成代議機構，以代主權者行使國家立法權。代議機構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權必須恪守如下原則或界限：第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首先，代議機構的立法權屬於廣義的政府權力之壹種，它源於國民主權，並在權力位階處於國民主權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減損國民主權。而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即屬於國民主權的最重要權能之壹。其次，代議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的意誌始終高於代理人的意誌。國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批評，是國民表達自身意誌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的批評權，就等於是限制國民表達自身的意誌，但壹種低位階的意誌，並不能限制另壹種高位階的意誌。可見，國民的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完全是壹種不正當的僭越行為。
第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結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們組成國家並組建政府，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夠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壹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壹部分，並且主要是關於來世的思想，因此並不屬於政府權力的正當管轄範圍。另外，壹個人擁有某種宗教信仰，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認為它是合理的，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感情偏好，認為它是可親的。但政府權力既不是衡量人們判斷對錯的標準，也不是決定人們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權力只能告訴人們什麽行為該做，什麽行為不該做，但不能告訴人們什麽判斷是對的，什麽判斷是錯的，更不能強求人們該喜歡什麽，該討厭什麽。任何利用權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適合，也完全不應當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壹的事情，就是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侵犯，並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但在中國，政府不但通過立法將馬克思主義這壹無神論的信仰，淩駕於各種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構成對後者的歧視，而且還在國民教育中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因而構成對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壹個擁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並贊美神的偉大的人，當他迫於政治權力的外在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對壹種無神論的信仰表示認同時，他的內心該是多麽痛苦和憤懣啊！第三，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個人或機構，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財產或自由。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組成國家之後，如果有人違法侵犯他人，就必須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受到相應的處罰，而處罰的嚴厲程度應與違法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但代議機構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則顯然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而是壹種嚴重的叛國行為。
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專橫地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那麽它們就不再是在行使國民授予的政府權力，而是在實施純粹的犯罪行為。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遠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險得多，因為對於普通的犯罪，人們尚可向政府尋求救濟，而壹旦政府本身在實施犯罪，人們又能向誰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並且常常是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犯罪者容易逃脫懲罰。這也完全印證了前面說過的話：專制統治本身就是壹種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其實，既然那些在中國實行專制統治的人，本來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人們又怎麽能指望，壹幫強盜在奪取了權力之後，竟然會不再像罪犯壹樣行事？第四，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經恰當補償，即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代議機構制定普遍適用的立法，確實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獨立於個人利益的壹種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數人的個人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建造壹所公立醫院，需要征收並拆除壹幢民房，可能確實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但這裏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得到的就醫便利，還能是什麽呢？民房因拆除而滅失，是建造醫院成本的壹部分。對於壹樁行為的成本，最恰當的承當者，應該是這壹行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醫院而獲益的不特定多數人，通過稅收的繳納，來分攤建造醫院的成本，遠比由民房所有者獨自承擔更為公正。
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財產很難得到應有的保護或尊重，政府總是以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對國民的私人財產予取予求。實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國家利益。如果壹個政權總是要求人們為了所謂的公共和國家利益，普遍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麽這個政權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國家利益的名義，竭力謀求特定範圍內的極少數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其實已經淪為少數專制統治者洗劫和掠奪國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確需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但不得制定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立法。代議機構制定法律，是為了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私人爭端的準據，但對於此類問題，不同的人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難達成全體壹致的結果。
立法機關采納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壹致的議決規則，完全是立法事務本性的必然要求。壹項法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通過之後，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其約束。
不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本身，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
首先，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應是人們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的必要內容，若是缺乏這壹內容，人們通過組成國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實現。人們獲取或是保留某壹國家的國籍，即應構成對這壹議決規則默示的同意。當然，對於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必須采納全體壹致的規則，那些不同意的人不應受其約束；但這些人的不同意，並不能使這壹契約無效，而只是把他們自己排除在這個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機構中，少數和多數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在某項法律的表決中屬於少數的，在另壹項表決中又可能屬於多數。
最後，在壹項法律通過之後，對其表示反對的人，仍可繼續批評它的缺陷和不足，以爭取使自己的意見成為多數。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只是壹種必不可少的議決規則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有時候，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保障少數人表達異議的權利，對於壹個國家立法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多數人若是壓制少數人表達異議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數人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的基本權利，而且也剝奪了自己發現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立法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是壹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內容則是另壹回事。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區別。比如，立法機構審議壹項法律，準備對公民個人年收入中100萬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盡管此項特別稅負涉及屬於少數的高收入國民，但由於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並且這個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這項立法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就這項立法進行的辯論和表決，其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分歧，只是彼此對此項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壹項立法要求國民中的某壹特定的族群，必須繳納比其他國民更高的稅負，此項立法顯然構成對這壹族群的法律歧視。
任何針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都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當的。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在組成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在組成國家之後，這種平等關系也不應發生改變，因為任何有著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讓自己低人壹等，而組成或加入壹個國家。立法機構制定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就是使他們加入和留在壹個國家的目的喪失，因而必然會削弱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立法機構制定歧視性的法律，就是在促發國家的內爭和分裂。
人民代表大會是虛假的代議機構
立法機構既然不能在立法中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也就不應在立法中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因為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即是對其他國民進行歧視。但中國的現行憲法，卻對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即中國共產黨的成員，賦予了壹種壟斷國家執政權的特權。
壹部公然對絕大多數中國人進行政治歧視的立法，竟能在中國出現並延續至今，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1)中國人具有自甘輕賤的本性，因此樂於通過立法將自己置於受歧視的地位；或者(2)制定現行憲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壹個虛假的代議機構，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和利益。只要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稍作考察，人們就不難發現，後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壹個立法機構，只有當其成員是經由真正自由的選舉產生時，才可以說是代表選民意誌和利益的代議機構。自由的選舉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1)在選民方面，存在自主選擇的自由；(2)在候選人方面，存在公平的競爭；(3)在選舉過程方面，必須存在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以便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經歷和政見。這三個因素缺少其中任何壹個，立法機構都算不上是選民意誌的產物，其組成人員也算不上是選民的代表。
但在中國目前的壹黨專政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政治選舉，因為壹黨專政和自由選舉是相互排斥的。自由選舉意味著選民可以自主選擇代為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而壹黨專政卻意味著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由執政黨通過各級黨政機關全面操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自由選舉。在這種完全受控的選舉中，選民和候選人並無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而不存在任何意願的壹致和情感的共鳴。
如果有人膽敢在執政黨的掌控之外，獨立地參與人大代表的競選，總是會受到公權機關的百般刁難，甚至有可能被控以“破壞選舉”的罪名。實際上，那幫從上到下全面操控選舉的執政者，才是徹頭徹尾的破壞選舉的罪犯。真正的罪犯若是掌握了權力，正直和勇敢的人就會被當成罪犯來對待，這是人類經驗中再經常不過的事情。
除了自由選舉的缺失之外，中國現行的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也使得選民不可能對全國人民代表進行問責。在現行制度下，選民只能直接選舉縣級人大代表，並由縣級人大推選省級人大代表，再由省級人大推選全國人大代表。這樣壹來，掌握最高和最重要的立法權力的壹群人，恰恰是和選民交流最少、相隔最遠的壹群人。如果全國人大代表的表現令選民不滿，選民只能通過督促推選這些代表的省級人大，才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而要敦促省級人大，選民又必須首先敦促推選出省級人大代表的所有縣級人大。可見，多級間接選舉制度，絕不是為了使最高級別的代表對選民負責，而恰恰是為了便於他們逃避對選民的責任。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不但使選民無法對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問責，而且還必將使選民的政治視野和政治感情，局限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因而難以產生對整個國家的深厚和持久的感情。只有通過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平時埋頭於日常工作的選民，才有可能接觸各種政策問題和政治意見，並有可能明白，甚至很遠的原因和發生在很遠地方的事件，也將明顯影響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有通過全國性的政治參與，壹個平日忙於本來職業的人，才有可能學會同情自己的同胞，與他們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情感，並自覺成為壹個偉大國家的壹員。
但如果只有省級人大代表這些為數極少的人，才有資格推選全國人大代表，其他選民就將被排除在全國性的政治生活之外。當壹個人自知自己的意見對國家事務毫無影響時，他就不大可能有關心國家事務的熱忱。而且，無論哪壹個人，當別人無須征求他的意見，即可作出影響他的命運的重大決定，他的地位顯然就低人壹等了。
壹個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並且自感在自己國家低人壹等的人，又怎麽可能產生真正的愛國心？多級間接選舉制度，把絕大多數普通選民排除在省級和全國人大選舉之外，絕不是出於任何正當的理由。既然普通選民可以選舉那些推選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人，他們怎麽就不能直接選舉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除非普通選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否則他們就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縣級人大代表)是否稱職，而如果他們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他們就幹脆連選舉縣級人大代表的權利都不配享有。相反，如果普通選民能夠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就意味著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而如果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他們就應該有權直接選舉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
壹項選舉規則若是缺乏正當的理由，就必定包含不正當的動機。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將每個省的選民排除在省級政治生活之外，並將全國選民排除在國家性的政治生活之外，因而不利於在國民之中形成普遍的共同情感和愛國心。但由於它能夠把政治選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因此非常有利於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權力的壟斷者，對各級人大選舉進行全面的操控。當然，由此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而是用來為共產黨的專斷意誌，塗抹壹層表面上的合法性的政治工具。
非經國民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不可能對國民負責，而不對國民負責的立法機構，也就不配得到國民的信任。中國的人大制度所導致的唯壹後果是，除了那些實際進行專制統治的人以外，又多出了眾多由國民供養的虛假的代議機構。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專制統治，已經給中國人造成了太多的不幸，而它為了掩蓋自己的專制統治，又不惜進壹步加重人們的不幸。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為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並企圖使人們相信，盡管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但他們的利益仍能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得到最好的照顧。這種自欺欺人的自誇，既不符合人類的普遍經驗，也不符合共產黨的實際表現。
從人類的普遍經驗來看，壹個人的利益，只有當他本人具有保護他的手段時，才有可能免於被他人所忽視。每壹個具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都是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真正可靠的保衛者，這是人類事務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準則之壹。每壹個能夠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人，實際上都在自覺遵循這壹準則而行事。甚至是那些整天將利他精神掛在嘴邊的中共官員，也同樣時刻遵循這壹準則。他們若是購買房產，不是壹樣至少要先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之後再付款嗎？當他們自己不便出面持有財產時，他們不是首先想到讓最近的親屬出面持有嗎？既然他們自己都知道輕信他人是不明智的，他們怎麽好意思要求國民輕信他們呢？就人類事務而言，無論保護他人利益的意圖是多麽真誠，都不能使束縛他人雙手的做法變得正當，因為人們只有靠自己的雙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狀況得到積極和持久的改善。
中國共產黨壹方面剝奪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政治參與的權利，另壹方面卻自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失去了政治參與的權利，不得不在政府的大門之外，可憐地仰仗少數主宰自己命運的人的垂憐，他們就不可能感受到作為主權者壹員的尊嚴。而壹個政黨若是極力貶低國民的尊嚴，又怎麽可能悉心照顧國民的利益？我們可以將今日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情況稍作比較。這兩個地區居住的都是中國人，所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民眾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可以通過自由的政治選舉選任執政者。有誰能夠否認，在這兩個實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地區，只有大陸才充斥著政府權力對普通民眾的輕蔑踐踏，對私人財產的肆意侵奪，以及對無辜公民的殘忍迫害？在臺灣，民眾是社會的主人，執政者是民眾的公仆，執政者必須接受民眾的嚴格監督。而在大陸，執政者是社會的主宰，民眾只是專橫統治的對象，民眾時刻受到執政黨的嚴密監控。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穩定，對國民的監控可以說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壹個對自己的人民毫不信任的政黨，卻要求得到人民的無限信任，這難道不是天底下最自私、最乖張和最狂妄的行徑嗎？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表現，也足以表明它絕不是壹個大公無私的政黨。如果壹個執政黨真的毫無私利，在黨政官僚中就不可能出現如此嚴重和普遍的腐敗。大家可以做壹個簡單的思想實驗，仔細想想：我們所在地區或所在公職單位的中共官員，是不是真的比壹般人更廉潔、更無私？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否定的，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專制統治，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人們已不可能找到比中共官員更腐敗、更貪婪的生物了。如果在壹個政黨中，它的各個單個的官員多是腐敗和貪婪的，這個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就不可能是廉潔和無私的，因為壹群巧取豪奪的盜賊組成壹個團體，並不能因此就奇跡般地變成壹群大公無私的天使。
我們姑且後退壹步，不從各個中共官員的表現，來評價作為壹個整體的政黨，而只從它實行的政策本身來評價。中國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2006年曾披露，政府用公共財政所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以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外，各大醫院的幹部病房往往極盡奢華，而普通病房卻簡陋不堪。這顯然不是中共官員的個體行為，而是執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實行的普遍政策。誰會願意相信，實行這種極度可恥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的執政黨，哪怕還有壹絲壹毫的無私精神？另外，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壹直高得出奇的“三公”費用，也足以表明執政黨的自私和無恥。壹個把黨政公職人員的吃喝玩樂，擺在比民眾福利更為優先地位的政黨，竟然還壹直聲稱自己是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這已不再是壹個政治倫理問題，而是壹個精神病理學上的問題了。
在這裏，有必要對中國政府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稍作評論。財產是人們生存和自由的物質基礎，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其主要目的之壹，就是為了使自己的財產能得到保護。誠然，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利益的人，都應該從他的財產中拿出壹部分來維持政府的運轉。但既然政府只是國民實現壹定目的的手段，執政者也只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人們應該向政府繳納多少稅收，就不能由政府或執政者來決定，而應該征得國民的同意。
如果政府可以征稅的名義任意取走國民的財產，國民的財產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這顯然違反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目的。
並且，受托人可以任意支配委托人的財產，也完全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與其說是設立了保護自己的政府，不如說是供養了壹群搶奪自己的強盜。
只有“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稅”，才是合理和正當的稅收原則，這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這裏所說的議會，必須是經由國民自由選舉所產生，因而能夠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代議機構。由於組成代議機構的代表任期是有限的，並且同樣受到稅收立法的支配，因而不大可能濫設稅目。不過，如果立法機構不是經自由選舉產生，因而不能代表國民的意誌，甚或行政部門也可以隨意設立稅目，國民的財產就會成為執政者肆意掠奪的對象。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意味著政府是稅款征收和使用的決定者。但任何壹個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那些將人們口袋裏的錢強行掏走的人，竟然會把搶走的錢，主要用回到被搶的人們身上。可以說，中國的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遵循的是純粹的強盜邏輯，並且是壹種與偽善相結合的強盜邏輯。它實際上等於是壹群強盜，在厚顏無恥地向人們宣稱：“我們把妳們的財產搶走，只是為了可以更好地促進妳們的利益。”最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共產黨壹邊自稱為最無私、最先進的政黨，壹邊卻又頑固地拒絕各國通行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大公無私，絕大多數中共官員就不大可能持有不正當的財產，官員財產的公示也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無私品格。而壹個執政黨壹邊竭力宣稱自己大公無私，壹邊又極力拒絕壹種可以證明自己說法的制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而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顯然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相反，如果執政黨拒絕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是因為中共官員的財產狀況，與他們宣稱自己無私無利的說法不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而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同樣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
代議制與責任行政
在基於普選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通過定期選任自己的代表，行使對國家事務的最終控制權，成為支配政府行動的主人。
在這種由壹切人治理壹切人的自治政體中，所有階層的國民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府管理，並分享從政府管理中得到的教育和鍛煉。
在經由普遍的選舉所產生的代議機構中，每壹部分的國民都有自己的代表，每壹個人都可以指望有人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並且是當著反對者的面，經受相互辯駁的考驗。國家之中的每壹種利益和每壹種意見，都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意見面前，充分展示自身的論據和力量。在這裏，國民中占優勢的意見明白無誤地顯示它的優勢，政府的任何有違民意的政策或措施都將暴露無遺；在這裏，每壹個政黨都不得不極力審視自身政策的偏頗與不足，以免失去國民的支持；在這裏，每壹項政策的制訂，都必須公開闡明其理由，壹項政策被采納，是因為它的合理性得到了多數國民的認可，而不是權力強加或利用人們無知的結果；在這裏，各種有才智的人的意見，雖然暫居少數而不能被采納，卻不會被多數人輕蔑地忽視，而是同樣有機會被所有的人聽到，並有機會依靠自身的說服力得到日益擴大的影響。
代議機構中的成員，代表著國民中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為了保障這些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與考慮，所有代表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相互之間不能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這種廣泛的代表性和代表之間的平等性，使得代議機構制訂的法律，可以真正成為國民普遍意誌的體現。
法律作為普遍適用的規範，在制定出來之後，必須經常加以執行，這就需要有壹個經常存在的權力**，負責執行被制定和持續有效的法律。在政府權力劃分中，制定法律的權力稱為立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力稱為行政權。立法權應當與行政權相分離，因為代議機構適合制定法律，但卻不適合執行法律。
立法者必須和國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深厚的同情感，這是確保法律符合國民利益的前提。代議機構成員的任期限制和定期的議會選舉，在壹定程度上可以達成這壹前提。但能將立法者和國民聯結起來的最牢固紐帶，是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親人，同對其他國民壹樣，必須完全平等地適用和有效。這就要求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不能是同壹批人。
如果同壹批人同時擁有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就會給人性的弱點以極大的誘惑。這些人將壹方面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去制定暴虐和不公的法律以壓迫他人，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執法權，使他們自身免於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這樣壹來，他們便與其他國民有了不同的利益，並將使法律偏向於他們的私利，而這顯然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置立法權的目的。相反，如果立法權與執法權相分離，制定法律的人在法律制定出來之後，也將同樣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這種切身的約束，將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盡力謀求公眾的自由和福利，因為合乎公眾的自由和福利的法律，也合乎他們自己的自由和福利。
國家中的最高權力應該歸於代表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並且代議機構應當對行政權力加以控制和約束，這對於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確是必不可少的。但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和實際參與行政事務，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很多情況下，壹個人或壹個團體親自去做的事情越少，對事情的控制就越完全。比如，軍事統帥若是親自在隊伍中進行戰鬥，就很難有效地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行動。
另外，任何壹個團體，除非在其內部建立隸屬關系並有人統率，否則根本不適合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實際行動。而代議機構的內部並不存在隸屬關系，因為代議機構作為反映和衡量各種不同利益的立法團體，其內部成員之間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壹個成員之間地位平等的立法團體，最適合做的是對問題的考慮，而不是對決定的實施。當聽取和考慮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成為必要時，壹個進行充分審議和平等表決的團體是必不可少的。但對已經議決的事情進行實際的處理，最好交由某壹特定的人負責進行，因為，壹旦有更多的人可以幹預事情的處理，則不僅任何人心中都難以產生全力以赴的個人責任感，而且還會徒增有害的牽扯和掣肘。
立法事務的要點在於顧全和平衡各種不同的利益，因此立法團體必須具有足夠數目的成員，方能具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行政事務的要點則在於高效、穩定和壹貫，因此行政部門必須強而有力，為此又要求將行政權力集中於壹人。
行政部門必須采用單壹首腦制，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1)舉凡兩個或更多的人從事共同的事業，總有發生不同意見的可能。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就更有個人之間競爭和對立的特殊危險，並引發各種嚴重的分歧，進而有損行政部門的聲望，削弱其權威，破壞其職能；(2)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這些人之間的分歧很有可能使社會分裂成各走極端、不可調和的派系，並分別擁戴組成首腦機構的不同個人，而這顯然將威脅國家的團結和完整；(3)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容易掩蓋錯誤和逃避責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行政部門的失職，人們將無從確定誰應負其咎，輿論的約束也將因申斥對象不止壹人而失其效用。
對於集中的權力，需要配置集中的責任。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必須賦予行政首腦以強大的權力，而為了防止這壹權力違反其本來目的，又必須確保可以對行政首腦進行嚴格的問責。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無論是對總統制中的總統，還是對內閣制的首相，都設有多種約束和問責機制。
首先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法律約束。就政府權力的功能而言，立法權力是為了表達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制定，行政權力則是為了實現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執行。基於手段從屬於目的的原則，行政權力的運用必須遵從法律，而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權力的內容、範圍和行使方式，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
行政首腦若是在行使權力時違反了法律，他首先可能遭受彈核與免職，這是他作為公職人員應負的政治責任；然後還可能受到普通的刑事處罰，這是他作為公民應負的法律責任。
其次是立法機構的預算約束。立法機構有權批準或拒絕行政部門的撥款請求，因而可以在不實際處理行政事務的前提下，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控制。國庫是壹個強而有力的手段，立法機構借助憲法賦予的這壹武器，可以糾正行政部門的各種偏差，並督促它實行壹切有益的措施。人們可以看到，在英國的憲法史上，壹個原本地位低下、無足輕重的議會下院，正是憑著對國庫的掌管，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和政治作用，並最終削弱了其它政府部門的壹切不正當的特權。
最後是行政首腦的任期限制和連任壓力。為了防止壹項強大的權力變得過於危險，最有效的辦法之壹是加以期限上的限制。這將為人們提供壹種手段，可以在不觸怒任何人的情況下，擺脫那些不適合繼續任職的人，並重新選任才智和德性更為傑出的人。在任的行政首腦若有連任意圖，就必須表現得令選民感到滿意(即使是不想或不再可能連任的人，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聲望和前途，也不敢在行使職權時玩忽職守)。行政首腦單是循規蹈矩，尚不能保住連任的機會，而是必需在嚴守法律的前提下，作出令選民普遍認可的業績，因為選民的投票並非法律上的評判，而是政治上的評判；他不但要讓自己的言行始終正當得體，還必須盡力督查屬下的行為，因為選民評判行政首腦是否稱職，不但要看他自己的表現，還要看整個行政部門的表現。
權力集中的必要，使行政部門存在著壹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行政首腦處於金字塔的最頂端，在握有最大權力的同時，也肩負最大的責任。這種權力與責任相壹致的狀態，甚至將在行政部門內部催生出有效的雙向監督機制，既可以保障行政部門有足夠的權力實現它的應有職能，又可以防止行政權力背離它的本來目的。
壹方面，人們無需擔心行政首腦竟會不去懲罰行為不當的屬下。
即使人們不能全然依靠他的品德，至少也可以依靠他的私心。只要在行政部門的範圍內出現了不當行為，人類性格的通常傾向，必將促使行政首腦及時懲處給行政部門招致公眾譴責的人，以避免公眾對行政首腦本人產生更大的不滿。
另壹方面，由於握有最大權力的行政首腦，也必須對法律和國民負責，下屬通常會有足夠的動力抵制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們知道，如果幫助上司實現不正當的圖謀，很有可能會和上司壹同身敗名裂，而如果因為拒絕配合而招致上司的報復，他們總可以訴諸法律和民意以保全自己。實際上，只要存在引發下屬抵制和東窗事發的可能性，往往就足以遏阻上級官員向下屬發出不正當的命令。
人們壹旦了解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相分離，以及行政問責的壹般原理，就不難看出中國現有政體的落後與野蠻。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來自行政部門的官員人數是最多的人，因此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實際上是同壹批人。這些人總是把法律制定得暴虐和不公，並且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還要進壹步加重原有的暴虐與不公，而他們自己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使自身免於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可以說，他們制定法律，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普遍的壓迫；他們執行法律，則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個別的壓迫。
大量的行政官員擔任立法機構的代表，不但使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合二為壹，而且還把行政部門中的隸屬關系帶進了立法機構。
由於代表之間的地位不平等，人們在立法機構只能聽到各種令人惡心的吹捧，以及各種令人咋舌的蠢話，卻聽不到任何真正自由和嚴肅的政策辯論。試想壹下，壹群平日對自己的上司唯命是從的人，怎麽可能在短暫的會議期間，突然變得敢於公開在上司面前力陳己見？這就難怪，從各地前往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大都像是壹些沒有主見和靈魂的木偶，只是被人牽引著去完成壹場以舉手和鼓掌為主要內容的木偶演出。
值得強調的是，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只是政府權力的分立，而不是國家主權的分立。因為，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權力，都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主權本身卻是完整和統壹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也是源於同壹個意誌，但卻不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是源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國民主權篡奪者的意誌。在中國，不僅各級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必須由上級黨組織來決定，甚至連各級人大代表也必須得到黨的組織和統戰部門的認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壹切權力又集中到七名(有時也可能是九名或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
這七個人實際上手握整個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但全體國民卻無法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問責。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實在是壹種徹頭徹尾的寡頭專制政體。
在寡頭專制政體中，絕不可能建立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或官員問責制，因為在這種政體中，掌握最大權力的七個人，恰恰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行使權力的人。這七個政治寡頭要想統治整個國家，就必須依靠壹個具有足夠規模的官僚體系。為了確保各級官吏對自己的服從和忠誠，這些寡頭們不但不能及時追究各級官員的失職行為，反而必須放任他們徇私舞弊，讓他們得以牟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只有當各級官吏普遍腐化時，他們為了得到權力寡頭的庇護，為了保住自己的私利和權位，才有可能對自己的上級保持死心塌地的忠誠。
假如官僚系統不存在普遍的腐敗，政治寡頭們將難以得到官僚體系的可靠效忠，他們的統治也將不再穩固。大家不妨想想：如果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是廉潔正直的人，他們怎麽會不惜背叛自己的人民，心甘情願地聽任幾名不負責任的政治寡頭的驅使？實際上，在普遍腐敗的寡頭專制政體中，甚至根本沒有正直之士的立足之地。壹名正直的公職人員，如果接到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能怎麽辦呢？如果他不願同流合汙，很快就將面臨權力的報復。此時，他既無法求助於法律，因為法律本身就是任憑權力隨意掐捏的橡皮泥（註4）；也不能求助於民意，因為對於根本無需對民眾負責的權力，民意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當整個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裏，他們必定會成為壹切形式的腐敗的肇因。圍繞著這幾個人，將會建立壹個以腐敗為主要動力的政府和官僚體系。這個體系在不斷催生腐敗的同時，又不斷遮掩和保護腐敗。處於這個體系頂端的寡頭，絕不可能真心改革這個體系，因為任何實質的改革，最終都要指向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
為了遏制腐敗，就必須懲治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又必須及時發現和揭露腐敗。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真要反腐，為什麽還要容忍手下的宣傳部門，不斷地向新聞媒體發布禁令，以遮掩各級黨政機構的腐敗與醜聞呢？可以說，只要中國現有的寡頭專制政體不改變，不論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把反腐倡廉的調門唱得多響，都不過是欺世盜名的謊言。因為，他們自己手中的不對國民負責，因而不受國民約束的權力，正是普遍的政府腐敗的根源，而普遍的政府腐敗又是確保他們權位安穩的基礎。
那幾個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壹方面通過輿論監控使自己免於輿論的批評與質疑，另壹方面通過個人批示偶爾糾正下級的個別不當行為，以便把自己塑造成軟弱無助的老百姓的救星。但他們實際上是整個國家最自私和最冷酷的人。幾個人為了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壟斷在自己手中，竟然不惜剝奪十三億同胞擁有壹張選票的權利，從而把他們置於軟弱可欺的境地，這種自私和冷酷，可以說是超出了人類語言所能形容的限度。任何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幾個自私和冷酷的人，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麽進步。
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權力都是對國民進行統治的權力。在全體國民享有國家主權的國家，由於政府權力必須對國民負責，因此政府對國民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全體國民的自我治理。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因為每壹位國民作為公民個體，都必須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同時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又可以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國家，多數人只能被動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卻無法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因此，在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之間，就存在著壹種涇渭分明的對立。這種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單向統治，實際上就是壹種不容抗拒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少數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爭取國民的認同，而是鎮壓國民的反抗。為了確保統治的穩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必然會形成壹種庇護和效忠的關系，以便在與民眾的對抗中結成牢固的攻守同盟。
那些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國民之間的壓迫關系，其實就是壹種處於準戰爭狀態的敵對關系。統治集團的成員只要努力維護專制統治的穩定，就不大可能因為侵害了民眾的權益而受到懲處，就像壹支與敵人作戰的軍隊，它的士兵很少會因為對敵人過於殘酷而受到處罰。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先生，曾在視察武警部隊時，要求武警部隊“時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備態勢，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壹支時刻準備作戰的武警部隊，它的作戰對象除了中國民眾之外，還會有誰呢？可見，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團夥，它的最高頭目也十分清楚，自己所統領的執政集團，早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的區別
壹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壹群聚居在壹起的有理智的生物，他們之所以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如果人們在尚未組成國家時，都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前提下，增進自己的財產，追求自己的幸福，並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促進彼此的利益，那麽，在組成國家之後，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應該得到更有效、更確當和更充分的保護，並且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應該變得更便利、更廣泛。若是在國家組成之後，人們反而變得更不自由，財產權更不能得到保障，那只能是因為國家主權不再掌握在全體國民手裏，而是已經被少數人所篡奪。
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全體國民共同的利益，但如果國家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這壹目的就會被背棄，國家就會淪為這些人謀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無論是壹個人、壹個家族或是壹個政黨，若是取得了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個人、這個家族或這個政黨獨有的利益，就會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由於到處都能得到吹捧和奉迎，他們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崇拜者，認為自己應當高人壹等。另外，由於獲得了為所欲為的便利，他們也不能總是審慎地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
壹個人壹旦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就必然會被這種權力所敗壞，這是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普遍規律。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他的人性中壞的因素，不再是受到他的外在環境和周圍的人的限制和約束，而是被許多人的阿諛奉承所激發和助長，從而使他最終成為公眾苦難的源頭。
只有全體國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正當享有者，對於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事務，全體國民應該享有最終的控制權。不過，即使是在壹個規模不大的國家，由全體國民時時聚在壹起，直接對每壹具體事項作出決定，也是完全不可行的。對於相同類型的事項，人們可以事先制定普遍適用的規則，這種具有普遍規範作用的規則就是法律。但在壹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的國家，甚至由全體國民直接制定法律，也不大行得通。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選出若幹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進行立法，全體國民的意誌將通過這種代議制度，間接地體現在立法中。
代議制民主政體可以確保全體國民作為主權的享有者，掌握對國家事務的最高和最終的支配權，同時每壹位國民都能夠平等參與主權的行使，並且具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平等機會。這就使得代議制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壹，在專制政體中，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被人為地限制在很小的範圍之內，加之政治競爭的缺失，政府官員將不可避免地普遍表現出平庸和無能的特點。而在代議制政體中，所有的公共職位都向整個國家的才智和美德開放，擔任公職的人才來源，也就和整個國家壹樣廣闊；公開的政治選舉和充分的政治競爭，使得政府官員的才智和道德，不可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水準。像歌唱演員和智障人士獲授將軍頭銜的現象，在代議制政體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註3）。
第二，在專制政體中，由於公眾無法約束公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因此既不可能防止普遍的政府腐敗，也不可能避免嚴重的社會不公。
而在代議制政體中，公眾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控制，可以防止他們手中的權力，從服務於國民的手段，蛻變為謀求私利的工具。代議制政體不但能保障手握公權的人，具備相應的才智和美德，而且還能防止他們的才智和美德被手中的權力所腐化。專制政體則不但使自私和無能成為政府官員的普遍特點，而且似乎仍嫌他們對公眾的危害不夠嚴重，還要進壹步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去助長他們的貪婪和專橫。
在中國，有些專制政體的支持者認為，由於民眾的素質還比較低，中國不適合采用允許民眾普遍參與政治生活的代議制政體，而應該采用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所謂威權體制。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擔任政府官職的能力和經驗，但只要存在公平的政治競爭和充分的新聞自由，絕大多少人都能看清，究竟哪壹位候選人最能代表自己的意誌和利益。當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向公眾闡明自己的政見，並且新聞自由又能確保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以往經歷時，任何具有通常理智的人，都不難基於自己的判斷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們最好還是不要侮辱十三億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只是壹群不知好歹的蠢貨，甚至是壹群連自己心中的追求、願望和情感都不能正常表達的低能兒。
認為中國人的素質配不上“壹人壹票”的政治選舉，這對十三億中國人不但是壹種侮辱，而且是壹種背叛。如果真像那些壹黨專政的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到了連壹張選票都填不好的地步，那麽人們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那些對自己的同胞實行專制統治的少數中國人，就壹定能夠奇跡般地避免這個民族的普遍弱點？斷言壹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其邏輯結論並不是由少數國民統治多數國民，而應該是讓整個國家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外國人的統治。這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秘而不宣的想法，因為它在政治上剝奪中國人自由選舉的資格，恰恰是因為它首先在理智上否認中國人自我治理的能力，並壹直迫使十三億中國人接受幾名外國死人的精神統治。
事實上，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優勢，不僅在於它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官員的稱職，更在於它有利於全體國民整體的進步。政府既是人們為管理公共事務而進行的壹套有組織的安排，也是對人類精神具有重要影響的巨大力量。代議制政體不但有助於把國民之中既有的才智和美德組織起來，以便它們能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發揮作用，而且通過允許國民直接參與關系到國家巨大利益的行動，還可對哪怕是最底層的國民進行理智和情感的教育，從而促進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
在代議制政體中，全體國民既是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也是國家主權的行使者。任何人想要取得執政權，都必須得到國民的授權。
為了得到授權，每壹位競選者都需要向國民公開闡明自己的政見，並盡力批評對手政見的不足。這種公開的政治辯論，無疑會啟發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思考，並增進公眾關於公共事務的知識。同時，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作用，公眾每天都能接觸到對執政者言行的報道和批評，以及關於公共政策的各種不同看法，國民自身關於公共政策的觀點，也會因此變得更加明智和健全。
更重要的是，在代議制政體中，普通公眾不但可以定期行使選任執政者的權力，而且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自由。對於公共事務的日常參與，有助於公眾形成較強的公民意識和公共品德。
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想法，而是必須衡量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這就要求他們認真傾聽他人的想法，並遵循與自己的個人利益不同的原則。在親身參與公共事務時，人們將不斷克服自己的個人偏見，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在獲得更多公共知識的同時，也將強化對普遍利益的意識和感情。
人們對於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總是會傾註更多的關心，形成更強的感情。當壹個人切實感到自己是主權者的壹分子，因而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時，在他心中就會產生壹種牢固而持久的愛國之情。
但在專制政體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專制統治者只知道向國民發布專橫的命令，而無須向國民解釋各項政策的真實意圖，更不會容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由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缺乏，專制社會不可能存在嚴肅的政策辯論和政治批評。無論是全體國民作為壹個整體，還是構成這壹整體的每壹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命運都沒有真正的發言權。
壹切重大的政策都出自高高在上的少數統治者的意誌，普通民眾所能做的只是被動和消極的順從，處於這種環境下的國民，既不能獲得健全的公共知識，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公共品德。促使人們從事智力活動的主要誘因，是他們的思考結果有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和希望。如果壹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對公共政策毫無影響，他就不大可能經常關註和思考公共事務，因而也不能取得相關知識的進步。
政治參與的缺失，不但會妨害人們在知識上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人們在道德上的退化。人們的行動範圍壹旦受到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感情也會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之外，整個民族就會變成壹群無知無識和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公眾的普遍利益，都不可能有很強的感情和熱忱。
可以說，專制統治者禁止公眾為自己的國家出謀劃策，實際上就是禁止國民關心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在專制統治者和真正的愛國者之間，總是存在壹種天然的敵對關系。因為，任何熱愛自己國家的人，都希望能指出和革除自己國家中的弊端，而在專制國家，少數人的專制統治，恰恰是整個國家最大的弊端。
代議制民主政體，有助於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專制政體則妨害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完全是源於兩者內在邏輯的差別。代議制政體以承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代議制政體的成功是相互促進的。專制政體則是以否認國民具有自我治理的知識和道德能力為前提，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與專制政體的存續是相互沖突的。
國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能力越強，由少數人壟斷政治權力的專制政體，就越是缺乏正當性。因此，專制統治者為了延續自己的專制政權，總是要竭力阻礙國民在知識和道德上的進步，而他們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剝奪國民政治參與的權利，並壓制他們的新聞和表達自由。
專制統治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時期，其壓迫國民的嚴苛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專制統治本身並無任何正當性可言，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人們組成國家，將壹定的權力授予給政府，使政府掌握比任何個人或群體都更強大的力量，是為了保障人們不受彼此的侵犯。與此同時，全體國民作為國家主權的享有者，仍可對政府實施有效的政治控制，以防政府權力本身從壹種保護性的力量，蛻變為壹種壓迫性的力量。
但在專制政體中，國民主權被少數人所篡奪，全體國民缺乏對政府進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政府權力反而成了少數專制統治者壓迫和侵犯國民的工具。人們組成國家，建立政府，本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專制國家，政府權力卻成了最經常、最暴虐和最難以抵抗的侵犯的來源。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免於偶然的、較小的侵犯，而甘願遭受經常的、較大的侵犯。可見，專制政體違反了國家的目的和人類的理性，它的存在只能是武力強加的結果。
在專制國家，政府確實也會對侵犯他人的行為進行懲罰，但專制統治者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倒不如說是為了壟斷侵犯國民的特權。專制統治者懲罰零星和偶然的犯罪，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自己實施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大家不妨想想，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裏，中國人因為普通刑事犯罪所受到的損失，與專制政權殘害的生命及毀損的財產相比，又能算得上什麽呢？那些為中國的壹黨專政體制辯護的人，最經常使用的借口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們通常委婉地稱之為“威權體制”)，至少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穩定的秩序。但這些人顯然是在刻意將奴役混淆為秩序。秩序總是意味著，壹個人在享有壹定的財產和自由時，無需擔心會遭受他人的幹涉或侵犯，同時他也必須避免幹涉或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因此，壹個有秩序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的財產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和可靠保障的社會。相反，如果在壹個社會，某個特定的群體，可以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並可肆意侵犯他人的財產和自由，那麽後者所得到的就不是穩定和秩序，而只是壓迫和奴役。
在專制國家，專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恰恰就像是壹群不受任何法律約束，並可隨意侵犯他人財產和自由的匪徒。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其危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壹群普通的匪徒。普通的匪徒盡管也會侵害人們的財產和自由，但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權力，也不具備廣泛和完備的組織形式，因此人們總是能很快找到對付他們的辦法。並且，在抵抗普通匪徒的過程中，人們甚至還會變得更加團結、機智和勇敢。
但專制統治者作為壹群以政府形式存在的匪徒，卻具有完備的組織形式，且掌握著正規的武裝力量，人們對他們的反抗不但極其艱難和危險，而且往往難以成功。因此，專制統治常常會壹代又壹代地存續下去，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的壓迫逐漸變得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從而徹底消磨人們的心智、活力和尊嚴。可以說，指望專制統治者為社會帶來穩定和秩序，是人們所能做出的最愚蠢，也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這無異於為了避免壹些小匪徒偶爾的侵犯，而甘願忍受壹群大匪徒經常的侵犯，或者說為了使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得到保護，竟然去歡迎壹群具有毀滅它們的足夠力量的敵人。
國家主權是壹切政府權力和執政權的根源，任何未經主權者同意和委托的執政權，都是對國家主權的篡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主權本身是沒有限制的。人們組成國家並掌握國家主權，是為了讓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能夠得到更可靠的保護，因此國家主權本身也是服務於某種目的手段。國家主權既然只是壹種手段，它就必須從屬於其目的，因而不應是無限的，因為手段壹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將吞噬其目的。
如果國家主權不受限制，人們就等於創造出了壹種不可抗拒的權力，並使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處於無處可逃、毫無保障的境地，而這顯然與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相違背。國家主權只能是壹種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因為人們生活中的壹部分內容，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因而獨立於任何公共權力的控制之外。這就意味著，人們擁有壹些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任何侵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政治權力，都將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並由他們組成代議機構，以代主權者行使國家立法權。代議機構基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授權，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權必須恪守如下原則或界限：第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首先，代議機構的立法權屬於廣義的政府權力之壹種，它源於國民主權，並在權力位階處於國民主權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減損國民主權。而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即屬於國民主權的最重要權能之壹。其次，代議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的意誌始終高於代理人的意誌。國民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批評，是國民表達自身意誌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的批評權，就等於是限制國民表達自身的意誌，但壹種低位階的意誌，並不能限制另壹種高位階的意誌。可見，國民的代議機構，通過立法限制國民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利，完全是壹種不正當的僭越行為。
第二，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結構，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們組成國家並組建政府，是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夠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壹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壹部分，並且主要是關於來世的思想，因此並不屬於政府權力的正當管轄範圍。另外，壹個人擁有某種宗教信仰，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認為它是合理的，要麽是因為他根據自己的感情偏好，認為它是可親的。但政府權力既不是衡量人們判斷對錯的標準，也不是決定人們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權力只能告訴人們什麽行為該做，什麽行為不該做，但不能告訴人們什麽判斷是對的，什麽判斷是錯的，更不能強求人們該喜歡什麽，該討厭什麽。任何利用權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適合，也完全不應當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壹的事情，就是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或團體的侵犯，並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但在中國，政府不但通過立法將馬克思主義這壹無神論的信仰，淩駕於各種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構成對後者的歧視，而且還在國民教育中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因而構成對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壹個擁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並贊美神的偉大的人，當他迫於政治權力的外在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對壹種無神論的信仰表示認同時，他的內心該是多麽痛苦和憤懣啊！第三，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個人或機構，非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財產或自由。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使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組成國家之後，如果有人違法侵犯他人，就必須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受到相應的處罰，而處罰的嚴厲程度應與違法的嚴重程度相適應。但代議機構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則顯然背離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而是壹種嚴重的叛國行為。
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違反法定的程序，專橫地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那麽它們就不再是在行使國民授予的政府權力，而是在實施純粹的犯罪行為。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遠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險得多，因為對於普通的犯罪，人們尚可向政府尋求救濟，而壹旦政府本身在實施犯罪，人們又能向誰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由政府機關實施的犯罪，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並且常常是受害人難以得到救濟，犯罪者容易逃脫懲罰。這也完全印證了前面說過的話：專制統治本身就是壹種系統和普遍的犯罪。其實，既然那些在中國實行專制統治的人，本來就是壹幫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強盜，人們又怎麽能指望，壹幫強盜在奪取了權力之後，竟然會不再像罪犯壹樣行事？第四，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經恰當補償，即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代議機構制定普遍適用的立法，確實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獨立於個人利益的壹種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數人的個人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建造壹所公立醫院，需要征收並拆除壹幢民房，可能確實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但這裏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所得到的就醫便利，還能是什麽呢？民房因拆除而滅失，是建造醫院成本的壹部分。對於壹樁行為的成本，最恰當的承當者，應該是這壹行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醫院而獲益的不特定多數人，通過稅收的繳納，來分攤建造醫院的成本，遠比由民房所有者獨自承擔更為公正。
在今天的中國，私人財產很難得到應有的保護或尊重，政府總是以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對國民的私人財產予取予求。實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國家利益。如果壹個政權總是要求人們為了所謂的公共和國家利益，普遍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那麽這個政權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國家利益的名義，竭力謀求特定範圍內的極少數人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其實已經淪為少數專制統治者洗劫和掠奪國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代議機構，確需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但不得制定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立法。代議機構制定法律，是為了提供處理公共事務和解決私人爭端的準據，但對於此類問題，不同的人難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難達成全體壹致的結果。
立法機關采納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壹致的議決規則，完全是立法事務本性的必然要求。壹項法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通過之後，即使是那些反對它的少數人，也必須受其約束。
不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本身，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
首先，少數服從多數的議決規則，應是人們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的必要內容，若是缺乏這壹內容，人們通過組成國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實現。人們獲取或是保留某壹國家的國籍，即應構成對這壹議決規則默示的同意。當然，對於組成國家的原初契約，必須采納全體壹致的規則，那些不同意的人不應受其約束；但這些人的不同意，並不能使這壹契約無效，而只是把他們自己排除在這個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機構中，少數和多數並不是壹成不變的，在某項法律的表決中屬於少數的，在另壹項表決中又可能屬於多數。
最後，在壹項法律通過之後，對其表示反對的人，仍可繼續批評它的缺陷和不足，以爭取使自己的意見成為多數。多數人的意見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只是壹種必不可少的議決規則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多數人的意見壹定是正確的。有時候，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保障少數人表達異議的權利，對於壹個國家立法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多數人若是壓制少數人表達異議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數人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的基本權利，而且也剝奪了自己發現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立法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是壹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對少數人進行歧視的內容則是另壹回事。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兩者的區別。比如，立法機構審議壹項法律，準備對公民個人年收入中100萬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盡管此項特別稅負涉及屬於少數的高收入國民，但由於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並且這個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會發生變化，因此這項立法並不構成對少數人的歧視。就這項立法進行的辯論和表決，其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分歧，只是彼此對此項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壹項立法要求國民中的某壹特定的族群，必須繳納比其他國民更高的稅負，此項立法顯然構成對這壹族群的法律歧視。
任何針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都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當的。人們組成國家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而不是為了惡化自己的境況。在組成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在組成國家之後，這種平等關系也不應發生改變，因為任何有著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為了讓自己低人壹等，而組成或加入壹個國家。立法機構制定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的立法，就是使他們加入和留在壹個國家的目的喪失，因而必然會削弱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立法機構制定歧視性的法律，就是在促發國家的內爭和分裂。
人民代表大會是虛假的代議機構
立法機構既然不能在立法中對部分國民進行歧視，也就不應在立法中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因為讓部分國民享有特權，即是對其他國民進行歧視。但中國的現行憲法，卻對壹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即中國共產黨的成員，賦予了壹種壟斷國家執政權的特權。
壹部公然對絕大多數中國人進行政治歧視的立法，竟能在中國出現並延續至今，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1)中國人具有自甘輕賤的本性，因此樂於通過立法將自己置於受歧視的地位；或者(2)制定現行憲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壹個虛假的代議機構，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和利益。只要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稍作考察，人們就不難發現，後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壹個立法機構，只有當其成員是經由真正自由的選舉產生時，才可以說是代表選民意誌和利益的代議機構。自由的選舉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1)在選民方面，存在自主選擇的自由；(2)在候選人方面，存在公平的競爭；(3)在選舉過程方面，必須存在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以便選民全面了解候選人的經歷和政見。這三個因素缺少其中任何壹個，立法機構都算不上是選民意誌的產物，其組成人員也算不上是選民的代表。
但在中國目前的壹黨專政體制下，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政治選舉，因為壹黨專政和自由選舉是相互排斥的。自由選舉意味著選民可以自主選擇代為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而壹黨專政卻意味著沒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由執政黨通過各級黨政機關全面操控，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自由選舉。在這種完全受控的選舉中，選民和候選人並無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而不存在任何意願的壹致和情感的共鳴。
如果有人膽敢在執政黨的掌控之外，獨立地參與人大代表的競選，總是會受到公權機關的百般刁難，甚至有可能被控以“破壞選舉”的罪名。實際上，那幫從上到下全面操控選舉的執政者，才是徹頭徹尾的破壞選舉的罪犯。真正的罪犯若是掌握了權力，正直和勇敢的人就會被當成罪犯來對待，這是人類經驗中再經常不過的事情。
除了自由選舉的缺失之外，中國現行的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也使得選民不可能對全國人民代表進行問責。在現行制度下，選民只能直接選舉縣級人大代表，並由縣級人大推選省級人大代表，再由省級人大推選全國人大代表。這樣壹來，掌握最高和最重要的立法權力的壹群人，恰恰是和選民交流最少、相隔最遠的壹群人。如果全國人大代表的表現令選民不滿，選民只能通過督促推選這些代表的省級人大，才可能對他們施加影響，而要敦促省級人大，選民又必須首先敦促推選出省級人大代表的所有縣級人大。可見，多級間接選舉制度，絕不是為了使最高級別的代表對選民負責，而恰恰是為了便於他們逃避對選民的責任。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不但使選民無法對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進行問責，而且還必將使選民的政治視野和政治感情，局限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因而難以產生對整個國家的深厚和持久的感情。只有通過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平時埋頭於日常工作的選民，才有可能接觸各種政策問題和政治意見，並有可能明白，甚至很遠的原因和發生在很遠地方的事件，也將明顯影響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有通過全國性的政治參與，壹個平日忙於本來職業的人，才有可能學會同情自己的同胞，與他們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情感，並自覺成為壹個偉大國家的壹員。
但如果只有省級人大代表這些為數極少的人，才有資格推選全國人大代表，其他選民就將被排除在全國性的政治生活之外。當壹個人自知自己的意見對國家事務毫無影響時，他就不大可能有關心國家事務的熱忱。而且，無論哪壹個人，當別人無須征求他的意見，即可作出影響他的命運的重大決定，他的地位顯然就低人壹等了。
壹個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並且自感在自己國家低人壹等的人，又怎麽可能產生真正的愛國心？多級間接選舉制度，把絕大多數普通選民排除在省級和全國人大選舉之外，絕不是出於任何正當的理由。既然普通選民可以選舉那些推選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人，他們怎麽就不能直接選舉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除非普通選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否則他們就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縣級人大代表)是否稱職，而如果他們不能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他們就幹脆連選舉縣級人大代表的權利都不配享有。相反，如果普通選民能夠判斷自己選出的推選者是否稱職，就意味著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而如果他們能夠判斷省級或全國人大代表的優劣，他們就應該有權直接選舉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
壹項選舉規則若是缺乏正當的理由，就必定包含不正當的動機。
多級間接選舉制度，將每個省的選民排除在省級政治生活之外，並將全國選民排除在國家性的政治生活之外，因而不利於在國民之中形成普遍的共同情感和愛國心。但由於它能夠把政治選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因此非常有利於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權力的壟斷者，對各級人大選舉進行全面的操控。當然，由此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而是用來為共產黨的專斷意誌，塗抹壹層表面上的合法性的政治工具。
非經國民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不可能對國民負責，而不對國民負責的立法機構，也就不配得到國民的信任。中國的人大制度所導致的唯壹後果是，除了那些實際進行專制統治的人以外，又多出了眾多由國民供養的虛假的代議機構。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專制統治，已經給中國人造成了太多的不幸，而它為了掩蓋自己的專制統治，又不惜進壹步加重人們的不幸。
中國共產黨壹直自詡為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並企圖使人們相信，盡管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但他們的利益仍能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得到最好的照顧。這種自欺欺人的自誇，既不符合人類的普遍經驗，也不符合共產黨的實際表現。
從人類的普遍經驗來看，壹個人的利益，只有當他本人具有保護他的手段時，才有可能免於被他人所忽視。每壹個具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都是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真正可靠的保衛者，這是人類事務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準則之壹。每壹個能夠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人，實際上都在自覺遵循這壹準則而行事。甚至是那些整天將利他精神掛在嘴邊的中共官員，也同樣時刻遵循這壹準則。他們若是購買房產，不是壹樣至少要先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之後再付款嗎？當他們自己不便出面持有財產時，他們不是首先想到讓最近的親屬出面持有嗎？既然他們自己都知道輕信他人是不明智的，他們怎麽好意思要求國民輕信他們呢？就人類事務而言，無論保護他人利益的意圖是多麽真誠，都不能使束縛他人雙手的做法變得正當，因為人們只有靠自己的雙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狀況得到積極和持久的改善。
中國共產黨壹方面剝奪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政治參與的權利，另壹方面卻自誇“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如果絕大多數國民失去了政治參與的權利，不得不在政府的大門之外，可憐地仰仗少數主宰自己命運的人的垂憐，他們就不可能感受到作為主權者壹員的尊嚴。而壹個政黨若是極力貶低國民的尊嚴，又怎麽可能悉心照顧國民的利益？我們可以將今日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情況稍作比較。這兩個地區居住的都是中國人，所不同的是，臺灣地區的民眾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可以通過自由的政治選舉選任執政者。有誰能夠否認，在這兩個實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地區，只有大陸才充斥著政府權力對普通民眾的輕蔑踐踏，對私人財產的肆意侵奪，以及對無辜公民的殘忍迫害？在臺灣，民眾是社會的主人，執政者是民眾的公仆，執政者必須接受民眾的嚴格監督。而在大陸，執政者是社會的主宰，民眾只是專橫統治的對象，民眾時刻受到執政黨的嚴密監控。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專制統治的穩定，對國民的監控可以說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壹個對自己的人民毫不信任的政黨，卻要求得到人民的無限信任，這難道不是天底下最自私、最乖張和最狂妄的行徑嗎？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表現，也足以表明它絕不是壹個大公無私的政黨。如果壹個執政黨真的毫無私利，在黨政官僚中就不可能出現如此嚴重和普遍的腐敗。大家可以做壹個簡單的思想實驗，仔細想想：我們所在地區或所在公職單位的中共官員，是不是真的比壹般人更廉潔、更無私？我相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否定的，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專制統治，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人們已不可能找到比中共官員更腐敗、更貪婪的生物了。如果在壹個政黨中，它的各個單個的官員多是腐敗和貪婪的，這個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就不可能是廉潔和無私的，因為壹群巧取豪奪的盜賊組成壹個團體，並不能因此就奇跡般地變成壹群大公無私的天使。
我們姑且後退壹步，不從各個中共官員的表現，來評價作為壹個整體的政黨，而只從它實行的政策本身來評價。中國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2006年曾披露，政府用公共財政所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以850萬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外，各大醫院的幹部病房往往極盡奢華，而普通病房卻簡陋不堪。這顯然不是中共官員的個體行為，而是執政黨作為壹個整體實行的普遍政策。誰會願意相信，實行這種極度可恥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的執政黨，哪怕還有壹絲壹毫的無私精神？另外，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壹直高得出奇的“三公”費用，也足以表明執政黨的自私和無恥。壹個把黨政公職人員的吃喝玩樂，擺在比民眾福利更為優先地位的政黨，竟然還壹直聲稱自己是壹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這已不再是壹個政治倫理問題，而是壹個精神病理學上的問題了。
在這裏，有必要對中國政府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稍作評論。財產是人們生存和自由的物質基礎，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其主要目的之壹，就是為了使自己的財產能得到保護。誠然，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從政府得到保護和利益的人，都應該從他的財產中拿出壹部分來維持政府的運轉。但既然政府只是國民實現壹定目的的手段，執政者也只是接受國民委托的代理人，人們應該向政府繳納多少稅收，就不能由政府或執政者來決定，而應該征得國民的同意。
如果政府可以征稅的名義任意取走國民的財產，國民的財產權就完全失去了保障，這顯然違反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立政府的目的。
並且，受托人可以任意支配委托人的財產，也完全違反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與其說是設立了保護自己的政府，不如說是供養了壹群搶奪自己的強盜。
只有“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征稅”，才是合理和正當的稅收原則，這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這裏所說的議會，必須是經由國民自由選舉所產生，因而能夠真正代表國民意誌的代議機構。由於組成代議機構的代表任期是有限的，並且同樣受到稅收立法的支配，因而不大可能濫設稅目。不過，如果立法機構不是經自由選舉產生，因而不能代表國民的意誌，甚或行政部門也可以隨意設立稅目，國民的財產就會成為執政者肆意掠奪的對象。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意味著政府是稅款征收和使用的決定者。但任何壹個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那些將人們口袋裏的錢強行掏走的人，竟然會把搶走的錢，主要用回到被搶的人們身上。可以說，中國的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原則，遵循的是純粹的強盜邏輯，並且是壹種與偽善相結合的強盜邏輯。它實際上等於是壹群強盜，在厚顏無恥地向人們宣稱：“我們把妳們的財產搶走，只是為了可以更好地促進妳們的利益。”最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共產黨壹邊自稱為最無私、最先進的政黨，壹邊卻又頑固地拒絕各國通行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大公無私，絕大多數中共官員就不大可能持有不正當的財產，官員財產的公示也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無私品格。而壹個執政黨壹邊竭力宣稱自己大公無私，壹邊又極力拒絕壹種可以證明自己說法的制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而壹群精神分裂的神經病顯然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相反，如果執政黨拒絕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是因為中共官員的財產狀況，與他們宣稱自己無私無利的說法不符，那就只能表明，中共官員是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而壹群言行不壹的謊言家同樣沒有資格統治壹個國家。
代議制與責任行政
在基於普選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中，全體國民通過定期選任自己的代表，行使對國家事務的最終控制權，成為支配政府行動的主人。
在這種由壹切人治理壹切人的自治政體中，所有階層的國民都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府管理，並分享從政府管理中得到的教育和鍛煉。
在經由普遍的選舉所產生的代議機構中，每壹部分的國民都有自己的代表，每壹個人都可以指望有人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並且是當著反對者的面，經受相互辯駁的考驗。國家之中的每壹種利益和每壹種意見，都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意見面前，充分展示自身的論據和力量。在這裏，國民中占優勢的意見明白無誤地顯示它的優勢，政府的任何有違民意的政策或措施都將暴露無遺；在這裏，每壹個政黨都不得不極力審視自身政策的偏頗與不足，以免失去國民的支持；在這裏，每壹項政策的制訂，都必須公開闡明其理由，壹項政策被采納，是因為它的合理性得到了多數國民的認可，而不是權力強加或利用人們無知的結果；在這裏，各種有才智的人的意見，雖然暫居少數而不能被采納，卻不會被多數人輕蔑地忽視，而是同樣有機會被所有的人聽到，並有機會依靠自身的說服力得到日益擴大的影響。
代議機構中的成員，代表著國民中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訴求。為了保障這些不同的利益和訴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與考慮，所有代表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相互之間不能有任何行政隸屬關系。這種廣泛的代表性和代表之間的平等性，使得代議機構制訂的法律，可以真正成為國民普遍意誌的體現。
法律作為普遍適用的規範，在制定出來之後，必須經常加以執行，這就需要有壹個經常存在的權力**，負責執行被制定和持續有效的法律。在政府權力劃分中，制定法律的權力稱為立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力稱為行政權。立法權應當與行政權相分離，因為代議機構適合制定法律，但卻不適合執行法律。
立法者必須和國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深厚的同情感，這是確保法律符合國民利益的前提。代議機構成員的任期限制和定期的議會選舉，在壹定程度上可以達成這壹前提。但能將立法者和國民聯結起來的最牢固紐帶，是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親人，同對其他國民壹樣，必須完全平等地適用和有效。這就要求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不能是同壹批人。
如果同壹批人同時擁有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就會給人性的弱點以極大的誘惑。這些人將壹方面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去制定暴虐和不公的法律以壓迫他人，另壹方面又利用手中的執法權，使他們自身免於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這樣壹來，他們便與其他國民有了不同的利益，並將使法律偏向於他們的私利，而這顯然違背了人們組成國家和設置立法權的目的。相反，如果立法權與執法權相分離，制定法律的人在法律制定出來之後，也將同樣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這種切身的約束，將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盡力謀求公眾的自由和福利，因為合乎公眾的自由和福利的法律，也合乎他們自己的自由和福利。
國家中的最高權力應該歸於代表全體國民的代議機構，並且代議機構應當對行政權力加以控制和約束，這對於真正的代議制政體的確是必不可少的。但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和實際參與行政事務，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很多情況下，壹個人或壹個團體親自去做的事情越少，對事情的控制就越完全。比如，軍事統帥若是親自在隊伍中進行戰鬥，就很難有效地控制和指揮軍隊的行動。
另外，任何壹個團體，除非在其內部建立隸屬關系並有人統率，否則根本不適合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實際行動。而代議機構的內部並不存在隸屬關系，因為代議機構作為反映和衡量各種不同利益的立法團體，其內部成員之間的地位必須完全平等。壹個成員之間地位平等的立法團體，最適合做的是對問題的考慮，而不是對決定的實施。當聽取和考慮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成為必要時，壹個進行充分審議和平等表決的團體是必不可少的。但對已經議決的事情進行實際的處理，最好交由某壹特定的人負責進行，因為，壹旦有更多的人可以幹預事情的處理，則不僅任何人心中都難以產生全力以赴的個人責任感，而且還會徒增有害的牽扯和掣肘。
立法事務的要點在於顧全和平衡各種不同的利益，因此立法團體必須具有足夠數目的成員，方能具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行政事務的要點則在於高效、穩定和壹貫，因此行政部門必須強而有力，為此又要求將行政權力集中於壹人。
行政部門必須采用單壹首腦制，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1)舉凡兩個或更多的人從事共同的事業，總有發生不同意見的可能。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就更有個人之間競爭和對立的特殊危險，並引發各種嚴重的分歧，進而有損行政部門的聲望，削弱其權威，破壞其職能；(2)如果行政首腦壹職多人，這些人之間的分歧很有可能使社會分裂成各走極端、不可調和的派系，並分別擁戴組成首腦機構的不同個人，而這顯然將威脅國家的團結和完整；(3)行政首腦壹職多人，容易掩蓋錯誤和逃避責任，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行政部門的失職，人們將無從確定誰應負其咎，輿論的約束也將因申斥對象不止壹人而失其效用。
對於集中的權力，需要配置集中的責任。從事物的本性出發，必須賦予行政首腦以強大的權力，而為了防止這壹權力違反其本來目的，又必須確保可以對行政首腦進行嚴格的問責。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無論是對總統制中的總統，還是對內閣制的首相，都設有多種約束和問責機制。
首先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權力的法律約束。就政府權力的功能而言，立法權力是為了表達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制定，行政權力則是為了實現國民的意誌，其表現是法律的執行。基於手段從屬於目的的原則，行政權力的運用必須遵從法律，而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權力的內容、範圍和行使方式，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
行政首腦若是在行使權力時違反了法律，他首先可能遭受彈核與免職，這是他作為公職人員應負的政治責任；然後還可能受到普通的刑事處罰，這是他作為公民應負的法律責任。
其次是立法機構的預算約束。立法機構有權批準或拒絕行政部門的撥款請求，因而可以在不實際處理行政事務的前提下，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控制。國庫是壹個強而有力的手段，立法機構借助憲法賦予的這壹武器，可以糾正行政部門的各種偏差，並督促它實行壹切有益的措施。人們可以看到，在英國的憲法史上，壹個原本地位低下、無足輕重的議會下院，正是憑著對國庫的掌管，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和政治作用，並最終削弱了其它政府部門的壹切不正當的特權。
最後是行政首腦的任期限制和連任壓力。為了防止壹項強大的權力變得過於危險，最有效的辦法之壹是加以期限上的限制。這將為人們提供壹種手段，可以在不觸怒任何人的情況下，擺脫那些不適合繼續任職的人，並重新選任才智和德性更為傑出的人。在任的行政首腦若有連任意圖，就必須表現得令選民感到滿意(即使是不想或不再可能連任的人，為了自己所屬政黨的聲望和前途，也不敢在行使職權時玩忽職守)。行政首腦單是循規蹈矩，尚不能保住連任的機會，而是必需在嚴守法律的前提下，作出令選民普遍認可的業績，因為選民的投票並非法律上的評判，而是政治上的評判；他不但要讓自己的言行始終正當得體，還必須盡力督查屬下的行為，因為選民評判行政首腦是否稱職，不但要看他自己的表現，還要看整個行政部門的表現。
權力集中的必要，使行政部門存在著壹種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行政首腦處於金字塔的最頂端，在握有最大權力的同時，也肩負最大的責任。這種權力與責任相壹致的狀態，甚至將在行政部門內部催生出有效的雙向監督機制，既可以保障行政部門有足夠的權力實現它的應有職能，又可以防止行政權力背離它的本來目的。
壹方面，人們無需擔心行政首腦竟會不去懲罰行為不當的屬下。
即使人們不能全然依靠他的品德，至少也可以依靠他的私心。只要在行政部門的範圍內出現了不當行為，人類性格的通常傾向，必將促使行政首腦及時懲處給行政部門招致公眾譴責的人，以避免公眾對行政首腦本人產生更大的不滿。
另壹方面，由於握有最大權力的行政首腦，也必須對法律和國民負責，下屬通常會有足夠的動力抵制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們知道，如果幫助上司實現不正當的圖謀，很有可能會和上司壹同身敗名裂，而如果因為拒絕配合而招致上司的報復，他們總可以訴諸法律和民意以保全自己。實際上，只要存在引發下屬抵制和東窗事發的可能性，往往就足以遏阻上級官員向下屬發出不正當的命令。
人們壹旦了解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相分離，以及行政問責的壹般原理，就不難看出中國現有政體的落後與野蠻。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來自行政部門的官員人數是最多的人，因此制定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實際上是同壹批人。這些人總是把法律制定得暴虐和不公，並且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還要進壹步加重原有的暴虐與不公，而他們自己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使自身免於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可以說，他們制定法律，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普遍的壓迫；他們執行法律，則是為了對中國民眾實行個別的壓迫。
大量的行政官員擔任立法機構的代表，不但使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合二為壹，而且還把行政部門中的隸屬關系帶進了立法機構。
由於代表之間的地位不平等，人們在立法機構只能聽到各種令人惡心的吹捧，以及各種令人咋舌的蠢話，卻聽不到任何真正自由和嚴肅的政策辯論。試想壹下，壹群平日對自己的上司唯命是從的人，怎麽可能在短暫的會議期間，突然變得敢於公開在上司面前力陳己見？這就難怪，從各地前往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大都像是壹些沒有主見和靈魂的木偶，只是被人牽引著去完成壹場以舉手和鼓掌為主要內容的木偶演出。
值得強調的是，在代議制民主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只是政府權力的分立，而不是國家主權的分立。因為，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權力，都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主權本身卻是完整和統壹的。
在中國的現行政體中，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也是源於同壹個意誌，但卻不是源於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的意誌，而是源於中國共產黨作為國民主權篡奪者的意誌。在中國，不僅各級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必須由上級黨組織來決定，甚至連各級人大代表也必須得到黨的組織和統戰部門的認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壹切權力又集中到七名(有時也可能是九名或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
這七個人實際上手握整個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但全體國民卻無法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問責。因此，中國的現行政體，實在是壹種徹頭徹尾的寡頭專制政體。
在寡頭專制政體中，絕不可能建立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或官員問責制，因為在這種政體中，掌握最大權力的七個人，恰恰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方式行使權力的人。這七個政治寡頭要想統治整個國家，就必須依靠壹個具有足夠規模的官僚體系。為了確保各級官吏對自己的服從和忠誠，這些寡頭們不但不能及時追究各級官員的失職行為，反而必須放任他們徇私舞弊，讓他們得以牟取各種不正當的利益。只有當各級官吏普遍腐化時，他們為了得到權力寡頭的庇護，為了保住自己的私利和權位，才有可能對自己的上級保持死心塌地的忠誠。
假如官僚系統不存在普遍的腐敗，政治寡頭們將難以得到官僚體系的可靠效忠，他們的統治也將不再穩固。大家不妨想想：如果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是廉潔正直的人，他們怎麽會不惜背叛自己的人民，心甘情願地聽任幾名不負責任的政治寡頭的驅使？實際上，在普遍腐敗的寡頭專制政體中，甚至根本沒有正直之士的立足之地。壹名正直的公職人員，如果接到上司的不正當命令，他能怎麽辦呢？如果他不願同流合汙，很快就將面臨權力的報復。此時，他既無法求助於法律，因為法律本身就是任憑權力隨意掐捏的橡皮泥（註4）；也不能求助於民意，因為對於根本無需對民眾負責的權力，民意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當整個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幾個不對國民負責的人手裏，他們必定會成為壹切形式的腐敗的肇因。圍繞著這幾個人，將會建立壹個以腐敗為主要動力的政府和官僚體系。這個體系在不斷催生腐敗的同時，又不斷遮掩和保護腐敗。處於這個體系頂端的寡頭，絕不可能真心改革這個體系，因為任何實質的改革，最終都要指向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
為了遏制腐敗，就必須懲治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又必須及時發現和揭露腐敗。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真要反腐，為什麽還要容忍手下的宣傳部門，不斷地向新聞媒體發布禁令，以遮掩各級黨政機構的腐敗與醜聞呢？可以說，只要中國現有的寡頭專制政體不改變，不論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把反腐倡廉的調門唱得多響，都不過是欺世盜名的謊言。因為，他們自己手中的不對國民負責，因而不受國民約束的權力，正是普遍的政府腐敗的根源，而普遍的政府腐敗又是確保他們權位安穩的基礎。
那幾個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壹方面通過輿論監控使自己免於輿論的批評與質疑，另壹方面通過個人批示偶爾糾正下級的個別不當行為，以便把自己塑造成軟弱無助的老百姓的救星。但他們實際上是整個國家最自私和最冷酷的人。幾個人為了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壟斷在自己手中，竟然不惜剝奪十三億同胞擁有壹張選票的權利，從而把他們置於軟弱可欺的境地，這種自私和冷酷，可以說是超出了人類語言所能形容的限度。任何有著正常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幾個自私和冷酷的人，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麽進步。
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權力都是對國民進行統治的權力。在全體國民享有國家主權的國家，由於政府權力必須對國民負責，因此政府對國民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全體國民的自我治理。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因為每壹位國民作為公民個體，都必須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同時作為主權者的壹分子，又可以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
但在國民主權被少數人篡奪的國家，多數人只能被動接受政府權力的管治，卻無法對政府權力進行支配。因此，在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之間，就存在著壹種涇渭分明的對立。這種由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單向統治，實際上就是壹種不容抗拒的政治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少數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爭取國民的認同，而是鎮壓國民的反抗。為了確保統治的穩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必然會形成壹種庇護和效忠的關系，以便在與民眾的對抗中結成牢固的攻守同盟。
那些篡奪國民主權的專制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國民之間的壓迫關系，其實就是壹種處於準戰爭狀態的敵對關系。統治集團的成員只要努力維護專制統治的穩定，就不大可能因為侵害了民眾的權益而受到懲處，就像壹支與敵人作戰的軍隊，它的士兵很少會因為對敵人過於殘酷而受到處罰。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先生，曾在視察武警部隊時，要求武警部隊“時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備態勢，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但壹支時刻準備作戰的武警部隊，它的作戰對象除了中國民眾之外，還會有誰呢？可見，中國共產黨作為壹個篡奪國民主權的政治團夥，它的最高頭目也十分清楚，自己所統領的執政集團，早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