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政府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資本報酬上升了20個百分點：據新京報2010年5月12日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介紹，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由1983年的56.5%持續下降2005年的36.7%；而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據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顯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同期企業所得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為39.74%，企業所得GDP占比為31.29％。而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
中國社科院和總工會公布的兩組數據稍有出入,但劍之所指都在勞動報酬所占GDP的比例過低。進壹步而言,企業利潤、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是以勞動力報酬被低估、工資被利潤侵蝕為代價的。
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1997年到2007年，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包含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GDP占比（宏觀稅負）從1998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34％。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人均收入人均GDP的比例：與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收入為9800余元，人均GDP為23800余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按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度城鄉居民收入統計估算2010年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0%左右（按城鄉人數相同，則比例為41%左右）。而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69.4%；美國2008年人均年收入為3.76萬美元，與人均GDP比率為79%。
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有相當壹部分初次分配差距並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突出反映在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和壟斷行業過度傾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不健全，很多資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環境損害成本，這就導致極少數人不當得利，而大多數人利益受損，從而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業工資差距遠大於國外：據2008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而國外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 .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 .3-3倍之間，沒有超過4倍的。
行業工資差距15倍：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的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按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2005年最高是最低7.78倍。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值得註意的是，此處沒有考察社會福利、灰色收入之類。
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在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文宗瑜2010年8月的文章介紹，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德、英、法三國的勞動供養率為1：6.8；日本、韓國勞動的供養率為1：3.8。而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按照中國壹個產業工人的月收入為2500元，其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的，70% 以上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文宗瑜還認為，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人口約為3億、0.8億、0.57億、0.6億，他們也沒有做到讓每個人都有工作，中國13億人更不可能實現讓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目標。美、德、英、法就業政策思維是讓30%的人拼命工作來供養70%的人。中國應大幅提高工資，當壹個就業者的勞動收入能夠供養2個人或3個人甚至更多個人時，就業模式就會發生變化及替代。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工薪階層個稅負擔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 九三學社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書面發言中介紹，九三學社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而在個稅負擔方面,九三學社中央表示,當前我國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比重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而美國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個稅卻占到總額的80%以上。
職工工資總額GDP占比下降到11% 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 2000年下降到12%，2007年下降到11.3%(國家統計局的職工工資總額只統計城鎮單位在崗職工)。
最低工資標準大多在當地GDP30%以下 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應占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09年各省會城市的最低工資多數只略高於30%，2010、2011年各地最低工資有程度不同的增長，但仍未達到國際慣例標準。
工薪族72%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11年4月21日，財政部、國稅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個稅起征點將由現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調整後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將由28%下降到12%左右。由此可以推算，中國工薪族中月收入3000以上的占比為12%（大多是國企職工、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2000至3000的占比為16%，其余72%為月收入2000元以下。
農民工：幹得最多，掙得最少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與網友在線交流談到農民工時說：“城市的高樓大廈是妳們蓋的，最重、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是妳們幹的”。多勞本應多得，可惜的現實不是這樣。今天農民工地位遠不如國民黨時期的工人兄弟，城市的繁榮是農民工親手創造的，農民工卻在城市裏受盡各種歧視，原因在於他們脫離不了黨和國家給予的身份——農民！
農民工平均工資在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壹半以下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的文章介紹，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壹倍甚至兩倍。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九個城市（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的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而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壹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壹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珠三角：農民工月12年工資只提高了68元 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超過壹半的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靠加班加點獲取更多壹點的工資收入。中國網2009年9月9日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大約在1400塊錢左右，這壹估算數字與學者們的調查稍有出入，但顯然農民工工資還是很低的。
農民工每周工作58.4小時，走出國家規定14個小時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於《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
誰榨取了農民工的超額剩余價值？
誰？誰？誰？
同工不同酬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於技術和勞動熟練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從事同種工作時，不分性別、年齡、民族、區域等差別，只要提供相同的勞動量，就獲得相同的勞動報酬，社保、福利等也應壹視同仁。
《勞動法》四十六條更多地是體現了壹個原則性的要求，在具體的實施中缺少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實際淪為了半殘廢條文。中國這樣壹個沒有民主沒有權利制衡的專制國家，類似的殘廢、半殘廢法律條文不可計數。
現實情況是，非正式工在工資報酬、福利和社會保險、加班工資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低於正式工，農民工更是遭受歧視。
對於私營企業、外企來說，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少，主要可能存在於外來農民工和本地戶籍工，普通員工和關系員工之間。而國企的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嚴重，這主要是由不同身份造成的，有了身份就能享受企業正式員工待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曾調研了43家大型國有企業，發現所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國企改革進展較慢的地區更為普遍，如山西壹家國有企業從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實際收入差距甚至高達10倍。
同工不同酬現象最嚴重要算行政事業單位。在行政事業單位，達到壹定級別就可以離崗休息，任何待遇都不少(也就是在職養老)，而沒有達到壹定級別的就不能離崗休息，上下班制度也需要嚴格遵守。而正式工與合同工在工資、福利等上的差距是壹個在天，壹個在地。
目前來說，應該對同工同酬立法操作細則，且行政事業單位必須先行無條件地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然後再以鐵腕重典強制企業執行。
中國工資的解決之道
工資制度的國際慣例是：吃皇糧的工資必須經人民批準才合法；建立可比性工資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資高低是對比出來的，工資對比的參照系是人均GDP、法定最低工資和全國人均工資。中國工資現狀是：
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為58%，有32個非洲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中國；
從業人員最低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
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國際上公務員最高階層與最低階層工資差別壹般在60%左右，中國則等級森嚴，工資、福利、社會保障上高層與基層的差別是天與地的差別。
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國際上由政府註資的企業高管工資執行公務員工資制度，大致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2倍；
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倍，世界平均為不超過2倍。
世界多數國家的工資制度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勞動強度大和勞動環境惡劣工種的工資明顯高於空調辦公室裏公務員的工資，如2009年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235475元/年，而工資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築路打樁工的工資為286848元/年，公務員工資不如修路工人高。中國則相反，幹得越多階層掙的越少。
中國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合理的工資制度，國家公務員工資每次都沒經過人民的同意悄悄漲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這在世界絕無僅有。而壹些國有壟斷企業的工資高出最低工資標準的幾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財富大量流失到少數人手中。公務員是人民的雇員，公務員工資必須經過人民批準才合法，而國有企業的工資不應與他的後臺老板——中國人民——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差太多。
造成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務員漲工資是悄悄地大漲，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體漲前漲後也不作任何報道，壹漲就是上千元，而且壹年還要發13個月的工資；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是大張旗鼓地小漲，幾個月甚至壹年以前媒體就鋪天蓋地宣傳，百姓苦苦期待結果只漲了百八十元。
提高中國工人工資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用法律形式把國家最低工資提高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人均GDP的58%，按2010的GDP折算大約合1400元/月。經濟發達地區根據本地區人均GDP制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全國任何地區的最低工資不得低於這個標準。
當然，要想使收入分配永久合理公平，就必須制定《工資法》，把在中國工作的所有勞動者的報酬用這部法律約束。該法必須體現同工同酬原則，體現公務員和吃政府財政人員工資不得超過私營企業職工工資原則，任何吃國家財政人員的工資增長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且從下壹任期開始執行，以避免公務員不幹公事，天天琢磨給自己漲薪的卑鄙行為。
政府還必須還稅於民，不能把稅款都用在給公務員漲工資上、用在吃喝上、用在公費旅遊上、用在腐敗上、用在援助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國家上。政府必須增大福利投入，把全體國民置於同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系統內，對低收入家庭給予各種補貼，加大對農業生產補貼力度，這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必由之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證明，要想建設真正和諧社會，要想增加國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能力就必須藏富與民，必須提供讓人生活有尊嚴的各種福利。
高的稅負沒帶來高福利
壹. 二次分配與福利權利
1.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也稱國民收入再分配，是指經濟主體不必直接通過勞動而可依法獲得的收入，或是國家與其他經濟主體自願的資助，如退休工資、退休金（官員）、失業補貼等。國防安全、文教衛生、行政等開支也屬於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
福利制度是二次分配的壹個重要內容，是體現社會公平的壹個手段。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認為，增進社會總福利的方法之壹就是將錢從富人手裏轉移到窮人手裏。由於中國壹黨專制之下幹部終身制、身分等級制的存在，中國的福利制度存在著較嚴重的逆向二次分配，表現在低收入及其邊緣人群福利保障很少甚至沒有，而行政事業單位、國企等吃國家飯的人員福利保障較好，級別越高福利保障水平越高。
2. 福利國家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促使英國、美國等許多國家選擇了福利國家的道路，政府為窮人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許多國家選擇了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會服務體系。而由於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等產油國也成為了福利國家。
現代福利國家特點在於保障民眾的各項基本福利權利，特別在衛生、醫療、保險、教育、嬰幼兒保障等方面尤為突出。福利國家政策的實行使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降低了貧困現象，這些國家的福利支出基本要占GDP的五分之壹以上。2001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教育經費在內的國家福利開支占GDP%比例：美國 19.4%，法國 34.9%，英國 25.9%，德國33.2%，瑞典 38.2%，日本 18.6% 。
形成福利國家有兩種方式：
第壹種是國家只負責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這種方式需要政府官僚去區分誰是“最需要”的人，政府要密切關註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將作弊減到最低，故會將人民劃分為兩類，壹類是接受福利的人，另壹類是需要為政府福利提供的人。美國就是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
另壹種是將政府幹擾減到最少，向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為了提供福利需要高稅收。這種方式受到公民的廣泛歡迎，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會從福利體系中受益，北歐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體系。
福利國家大多為國（指政府或官）窮民富，與中國恰恰相反。福利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政開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全面福利政策導致壹些人懶惰，不利於社會進步；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阻礙了市場繁榮。
3. 沒有政治權，福利權也無法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屬於第壹代人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通常稱為福利權）屬於第二代人權。西方國家壹般認為，作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第壹代人權最重要，是人權之本；中國等專制國家則強調人民的經濟權利，大談生存權、發展權。照理說中國等專制國家國家應該比西方國家更重視人民福利才是，但現實恰恰相反：很多重視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剝奪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保障很差或極為不平等。產生這種反差的原因在於壹國公民沒有政治權，他們就很難為自己爭取到福利權。
政治權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的權力來自民選，它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謀福利。在中國，財富分配、福利保障是與權力中心的遠近直接掛鉤的，離權力越近分得的蛋糕越多，反之則越少。出現這壹局面的根源就在於國人被集體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權，權力並非來源於民選而是私授。
小知識：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截至2006年12月底，聯合國共192個成員國中已有160個國家批準或加入該公約。中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該公約，至今該公約仍處於被有關部門“研究與準備”狀態而未得到全國人大的批準。如體制沒有大的手術動作，則該公約將不可能獲得批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1月3日生效，中國2001年加入該公約。但該公約中“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等不少條文並未在中國得到遵守。
由此可知，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也可說人權）按多少排列的話，中國在192個成員國中至少排名在倒數32之後，實際位置應在倒數10名以內。
二. 中國社會福利的現狀
1. 中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只有20元
據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財政收支情況》，全國財政支出89575億元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方面合計社會性支出28634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31.9%，占預算外收入在內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折算後為13.5萬億元）的21%。占GDP的比例為7.2%。可以如此理解，政府收了100元錢，只有20元左右是用於民眾的福利上的。
西方國家政府支出的主要保障國民的社會福利，加之對資本家等高收入人群加征以很高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慈善捐贈制度，這些使得被腐朽而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國民收入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配趨向均等化。
以北歐國家丹麥為例，2007年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或曰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住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1.6%。另外壹些發達國家，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分別高達70.8%、68.5%、61.9%、66%、58.4%。
2. 宏觀稅負占GDP的34％，人均給黨和國家貢獻1萬，錢到哪兒卻了？
2010年中國宏觀稅占GDP34%，人均給黨和國定貢獻1萬左右。而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但我們並沒有如發達國家的公民壹樣享受高福利。黨和國家收的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
答案是大部分都用來進行政府投資，以及維持龐大行政機構的運轉，這樣黨和國家收再多的錢也不夠用，以致2010年居然出現了6495億元財政赤字。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投資效率都遠低於非政府投資，中國當然不會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通過政府投資產生了相當多的灰色收入（參國富民窮壹）。福利事業產生不了多少灰色收入，黨和國家自然無積極性在社會福利上過多投入。
社會福利是給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給窮人的，其目的是彌補第壹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讓所有國民生活得有尊嚴，增進社會和諧。但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等使二次分配出現了明顯的逆向調節，即這種較少福利並非是人人平等享受或是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為主的，而是以各級官員為代表的財政供養人員拿了大頭，更多的人沒有享受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國家給的福利。壹次分配的不公加上二次分配的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階層越來越趨於固化。
3.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負擔世界第壹（公務員除外）
據2010年3月10日財新網報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教授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壹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
白重恩認為，當前的社保繳費費率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於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白重恩教授計算的是社會保險，而社會保險之外個人負擔的福利支出還有不少，比如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繳存比率為5—20%，個人繳存比例等於或高於單位繳存比例。如此算來，法定福利繳費占工資的比率50—90%。苛稅猛於虎，工薪族的工資又怎麽高得起來呢？
相較與普通工薪族，公務員繳費比率是少得多，養老、醫療基本不需要繳，主要支出在於住房公積金。
4.中國特色的養老雙軌制
養老雙軌制自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並延續至今，企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公務員（也包括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正式職工）則按照退休前崗位工資高低發給退休金，退休金全部由財政負責。
兩相比較：公務員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不繳納養老保險，而企業職工在工作時就要繳養老保險金，這個費用少則幾萬元多則十幾二十萬元；公務員退休後的養老金達退休前工資90%以上，全部由納稅人的錢全數為其買單，而企業職工的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40%左右。由於退休前公務員平均工資本就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很多，這樣進壹步擴大的兩者之間的差距。
很明顯，這樣的雙軌制是不合理的，公務員有濫用職權中飽私囊之嫌。這壹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既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雙重身份存在著利益沖突。深壹層次從體制方面次分析的話，原因主要在於壹黨專制的體制導致官員的權利不是來自人民選舉，故而損害民眾利益時無所顧忌，傷害到自己小集團的些許利益時就拼命維護，或者是暫時退步卻堤內小損堤外大補，這就是所謂改革阻力的真相。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壹步擴大。到現在二者的差距已到三倍以上，比2006年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從國際趨勢來看，全世界大約已有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全民養老制度，其中覆蓋率較高、體系較為成熟的國家，養老保險大都采用統壹制度和全國統籌模式。
三.養老保障
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本應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但中國的社保制度由於缺乏民主、公平的理念因而人為地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社保待遇的不公平。壹方面是很多實際需要幫助的人群並沒有納入到保障中來導致低收入者老無所依，另壹方面是本就高收入的群體退休之後反而保障更多，這樣的二次分配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進壹步擴大。 美國等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障改革經驗表明，成功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出臺不僅僅是政府在推行壹項新的措施，而且是經過社會激烈討論、長時間醞釀之後的結果，改革的過程體現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改革過程也體現了政黨和社會主要利益集團的協商壹致。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的改革是壹種自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上層單方面地強行推出改革措施企圖壹步到位，這樣政府與社會互動不夠、協商不足，民眾的參與熱情沒有被激發起來，民眾對於政策的理解度往往較差，改革措施推行就困難。這是體制的問題，不獨養老保障壹途。
1.社保基金規模
社會保險基金包含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不含新農保、新農合）。2010年收入合計18823億元，支出合計14819億元，歷年累計結余約2萬億元。老百姓平時領到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以及報銷的醫藥費就是從這部分基金中支付。 社會保障基金由中央財政撥入資金、國有股減持和股權劃撥資產、經國務院批準以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及投資收益所形成的基金。該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統壹使用。到2009年底社會保障基金資產總額為7766億元。 社會保險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信息不公開、運作不透明，有效監管特別是社會監管的缺失，是滋生社保基金腐敗、引發社保基金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保違紀違規特點是資金數額巨大，動輒幾千萬、上億，如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資金被挪用大案，挪用8.9億12年、追回1億元的廣州社保案。
2. 中國還有5—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據中新社報道，截至2010年底，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2.5673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03億，覆蓋面達到24%。我們可以推算，不計財政供養人員7000千余萬和18歲以下的人口3億左右，則中國還有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3. 中國主要的養老保障
(1).單位退休金制度
從計劃經濟時期延續而來、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在職期間個人無需繳費，財政和單位承擔退休人員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與退休前本人工資的比例）為90%，根據在職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資上調而提高，還可以享受物價、生活補貼和各項福利待遇。 對於公務員而言，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級之間差別是相當大的。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公務員退休金發放標準過度依賴行政級別，而輕視供職年限，這對基層公務員十分不公平。 公務員、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是整個養老改革的核心問題。雖然國家早已批準5個省市試點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障改革，但至今無壹動真格。事業單位都改不動，公務員社保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改革必然會損害公務員的利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公務員其改革動力不足是顯見的。
(2).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居民、部分地方的事業單位新進人員參加，由企業或單位與個人共同繳費。經過連續七年的上調，企業退休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方才達到每月1370元，但因上調幅度小，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率（替代率）在40%左右，參考經合組織國家的數據或全球勞工組織的數據屬全球較低水平。而1999年之前中國企業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總體維持在75%以上。 替代率的下降意味著企業退休職工養老權益的不斷流失，如果這壹趨勢不扭轉則中國的老年貧困問題或將變得更加嚴重，現有的年輕參保職工可能會預期他們在年老退休時將面臨壹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養老金替代率不斷下降是因為國家收的錢少了嗎？非也。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28%屬全球較高水平，基於學者劉燕斌對2006年跨國資料的分析可以計算出原7國集團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繳費率僅為18.5%。7國中僅有意大利以32.7%高於中國，加拿大、美國分別僅為9.9%和12.4%，日本、法國等也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以上。而北歐著名高福利國家瑞典的養老保險費率僅為18.9%，竟然比中國低9%，剛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這壹數字僅為9%，個人和企業分別僅需各負擔4.5%，也僅相當於中國負擔水平的1/3。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國養老金資產占GDP 比例僅為3%，遠低於全球33%的平均水平。
(3).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如此。中國農民的問題最主要的是由於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管制導致沒有壹個強力的社團或組織能作代言人，農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整個社會也比較漠視。新農保的推出有其積極意義，但壹方面它屬於很低層次的保障，另壹方面將農民從基礎保險中單列出來不符合社會公平。新農保推出之前並未在社會上進行大量討論，仍屬於單方面強制推進，新農保的推出看到的也只是眼前的暫時的低效的彌補，它最終會為國家實現大壹統的基礎養老保障又增加壹個新的障礙。
(4).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政府即將於2011年7月1日開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力爭2012年基本實現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推出之前沒有與社會進行協商，屬於單方面的強推行為。這樣，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壹樣建立了分別針對公務員、企業職工、普通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四個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福利保障重心按收入自下而上相反，中國福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位居於皇冠頂層的永遠是權與利糾纏不清的公務員。
(5).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
由於企業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繳費負擔已經很重，政府又沒有為補充養老金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故大多數企業沒有動力建立企業年金。到2008 年底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大約為1911 億元，繳費職工人數僅為1038 萬人，不足勞動力的1%，覆蓋面僅為0.47%。而截止2010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約2600億元，繳費職工人數1300萬人，其中中央企業占據了90%以上企業年金市場。央企基本都屬於壟斷行業，薪酬水平本就較高，這樣進壹步拉大了與非央企部門的收入差距。並且央企屬於全民所有性質，但這樣重大的事卻沒有請求央企的主人（中國人民）批準，有私分國有資產之嫌。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五.最低保障
1. 2010年政府用於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GDP的0.268%；最低保障（含五保戶）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24.7億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445.0億元，農村五保供養支出98.1億元。此數據包含政府部門偶爾向城鄉困難群眾發放的小額紅包。
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2311.1萬，農村居民5228.4萬，得到政府五保救濟農村居民554.9萬。
由此可知，截止2010年年底，我國低保受益人口7539.5萬人，最低保障（含五保戶554.9萬人）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政府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1.1%，占GDP的0.268%。
2. 2010年低保受益人口城市月補助179元，農村70元，農村是城鎮的37%。
2010年城市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為179元；農村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增加為70元。這意味著農村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城鎮的2.26倍，人均補助額是城鎮的39%。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分類中撫恤費、退役安置費、最低生活保障等較上年的增長率基本均在20%以下，而 “其他用於城鄉醫療救助、民政事務管理等社會服務事業費544.1億元，比上年增長68.6%”，這個增長率非常紮眼。從民政部網站可查知2010年城鄉醫療救助支出152億元較上年增長增長30%，顯然高達“68.6%”的增長主要是民政事務管理大幅增長所致。
3.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鎮接近世行赤貧線，農村只有世行赤貧線的1/3稍強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市為月收入251.20元，農村為年收入1404元。前者接近世行赤貧線，後者不到世行赤貧線的壹半。由於實行的是簡單劃線，收入在低保線下的人才可能享受低保，這樣就會導致大量的低保線之外的邊緣人群得不到救濟，而低保對象卻因可能存在多途徑受惠而出現“受益累加”。
4.中國低保制度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
中國的社會救助還基本停留在以現金發放為主的福利給予階段，其他促進就業政策尚不完善，已造成了部分“養懶人”現象和“福利依賴”傾向。美國經濟政治學者蘇黛瑞實地調查之後認為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把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給因為經濟轉型造成的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向自給自足；中國低保制度雖然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各種規定讓領取者感到屈辱和痛苦，還有些幹部貪汙索賄甚至給自己沒有需要的親友發低保金。
蘇黛瑞認為，低保金額過低不敷生活需要也跟不上通貨膨脹，生病看不起病，更糟的是各項變態的規定造成整家人無法奮發向上。例如不能送子女上培訓班、成績好的孩子不能去上重點高中、家中不準買電腦幫助孩子學習、天氣熱也不能裝冷氣、家中也不準買手機連別人送的也不行。蘇黛瑞說：“低保戶任何向上奮鬥的機會都被否決了，好像他們是永遠屬於低階層的會員，反諷的是政府卻要走向現代化，這個制度成為都市現代化的反面標誌”。
5.他山之石
印度 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津貼，無房的貧困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的建房補助，貧困人口購買糧食可以獲得低價優惠，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給予補貼。印度的小學教育實行免費政策，條件好的邦中學教育也實行免費，學生可以免費得到書本，有些邦的學生還可以得到免費午餐。
美國 美國規定凡家庭支出中有1/3用於購買食物的便被視為貧窮家庭，給予社會救助。其社會救助失業救濟、醫療援助以、家庭津貼等制度及多種輔助措施，目的是為了幫助貧困家庭獲得教育培訓和就業的機會，增加其自救發展的能力，所有救助基本不存在城鄉差異。美國社會救助十分重視克服“福利依賴”問題，強調受助者參加工作的重要性。
六. 教育支出
2010年政府教育支出12450億元，占GDP的3.1%，占財政支出的13.9%，占全口徑財政收入13.5萬億的9.2%。
早在1993年國家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紀末達到4%，這個4%為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壹直沒有實現。
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壹直沒有超過3.5%。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9%，經濟欠發達國家也達到了4.1%，2/3非洲國家的教育經費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4%。
與中國壹樣為人口大國的印度，其2003年的教育投入達到5%。社會主義老朋友古巴早就實行教育和醫療制度免費保障，朝鮮這個靠國際援助過活的國家讀書也不要錢。肯尼亞、馬拉維、萊索托、烏幹達、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窮國也都實行了小學免費教育。註意他們是真正的全免費教育，學生完全不交書本費、學費和雜費等壹切學習費用。而中國的義務教育需要交書費、雜費、代管費、擇校費（後兩者主要存在於城市中小學）等。
中國教育自身問題也很多，比如教育實體化、商業化、官僚化，政治、語文、歷史等人文學科以謊言教育、洗腦教育為指導，不註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公民意識，高考加分存在暗箱操作，教育部直屬大學招生本應全國按省區平等分配名額實際存在嚴重屬地保護等。目前的體制之下，中國的教育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而中國的大學要想成為世界性壹流大學純屬癡人說夢。
七.兒童保障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兒童是祖國的的希望，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說得多動聽，照理說國家對兒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很重視，但現實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在兒童保障這壹塊幾乎是空白。
2011年5月31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共同發布《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報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國0-18歲兒童總數是2.78億人。2010年中國孤兒人數為71.2萬，比2005年增長24%；0-17歲的各類殘疾兒童共504.3萬人；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萬-89.4萬兒童受艾滋病影響。
報告建議政府2011年需要優先從兒童大病、殘疾、學前教育三大方面展開制度建設，並測算出600億元即可啟動上述三項兒童福利制度。
附篇：其他國家的福利保障
來源於《世界各國公民福利介紹》
（壹）.瑞典社會福利制度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國家制訂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政府對公民照顧得無微不至。
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壹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
瑞典住宅制度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府目標是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壹所足夠寬敞和舒適且環境優美的住所。瑞典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
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芬蘭、瑞典等北歐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法國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再分配的主要特點是全民享有，包括農民和外國人，越窮享受的福利越多。法國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是和法國工人階級不斷鬥爭分不開的。
法國人共享有400多種福利補貼，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壹直到他長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這400多種福利中的某項。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享受條件：25歲以上；如不足25歲，則須懷孕或起碼已有壹個孩子需撫養者。申請人的收入不得超過每月保障金發放的標準。這壹金額根據申請者收入而定，如無收入者，則全數發放；有收入者，補足其收入至補助金標準。該補助每三個月審查壹次，因此領取人每三個月要重新申報壹次收入狀況。
補助標準：單身生活、無孩子者每月405.62歐元;單身生活有壹個孩子，或壹對夫婦無孩子每月608.43歐元;單身生活有兩個孩子，或壹對夫婦有壹個孩子每月730.12歐元;壹對夫婦有兩個孩子每月851.81歐元;此外，每多加壹個孩子，每月加162.25歐元。
2. 幼兒補助
享受條件：所有母親從懷孕第五個月起至孩子3歲止可以享受這壹補助。此外懷雙胞胎或多胞胎，也可領取兩份或多份補助。
補助標準:156.31歐元/月。
3.家長育兒補助
享受條件:從有第二個孩子起，如果父母停止或減少自己的工作來照顧孩子的，便可領取這壹補助。有兩個孩子的，其中壹個不到3歲，或是有壹個2歲～16歲的收養孩子；且欲領此補助者至少工作過兩年。領取此補助沒有收入限制。
補助標準:如完全停止工作，每月可得484.97歐元;如只打半工，可獲320.67歐元；如工作時間在半工和全工之間，則獲242.51歐元。這壹補助發至最小的孩子滿3歲時為止。
4.住房補助
享受條件：如果租房付房租，或是買房償付貸款，而收入又低於壹定標準，便可享受這壹補助。住房面積也有規定:每人不少於9平米。
補助標準：家庭補助局將根據下列因素來計算：須負擔的孩子與其他人人數，住房所處街區，房租或償還貸款數目的多少，申請者家庭的收入狀況。
5.其他，如搬家補助、上學補助、孩子開學補助、雇傭家庭育兒保姆補助等等。
在法國，農民每種l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1歐元約合8.9元人民幣)，每養l頭牲畜補貼300歐元，補貼農產品要求符合環保生產標準。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公平不等於收入的平等，不等於健康狀況的平等，也不等於任何其他具體結果的平等，而是對壹種機會均等的狀況的探求。”——《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
初次分配的內容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發生在任何有雇傭關系的領域，壹般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作出貢獻，誰就能分到壹杯羹。
每個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內容：（1）國家以稅金形式收取的部分；（2）資本方（國家、集體、股東或個人）所得包括留存企業或其它經濟體的部分；（3）勞動者報酬。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競爭獲得各自的報酬，政府壹般不直接幹預初次分配，而是通過稅收杠桿和法律法規進行調節和規範，以免扭曲市場競爭關系。
初次分配涉及面相當廣，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二次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中市場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中國長期以來在初次分配註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初次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於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卻沒有在收入分配中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而在初次分配中則處於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年下滑的狀態。
由於權力本身就是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在分配機制不透明、貪汙腐敗盛行的中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從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麽是杯水車薪，要麽是根本沒有，所謂的“二次分配註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所得、政府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資本報酬上升了20個百分點：據新京報2010年5月12日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介紹，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由1983年的56.5%持續下降2005年的36.7%；而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據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顯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同期企業所得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為39.74%，企業所得GDP占比為31.29％。而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
中國社科院和總工會公布的兩組數據稍有出入,但劍之所指都在勞動報酬所占GDP的比例過低。進壹步而言,企業利潤、政府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是以勞動力報酬被低估、工資被利潤侵蝕為代價的。
政府收入增長非常迅速：1997年到2007年，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包含預算外收入的全口徑財政收入GDP占比（宏觀稅負）從1998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34％。反觀美國，其宏觀稅負從1975年的25.6%上升到2007年的28.3%，32年間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
人均收入人均GDP的比例：與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收入為9800余元，人均GDP為23800余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按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度城鄉居民收入統計估算2010年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0%左右（按城鄉人數相同，則比例為41%左右）。而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69.4%；美國2008年人均年收入為3.76萬美元，與人均GDP比率為79%。
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有相當壹部分初次分配差距並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突出反映在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和壟斷行業過度傾斜。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不健全，很多資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環境損害成本，這就導致極少數人不當得利，而大多數人利益受損，從而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行業工資差距遠大於國外：據2008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而國外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 .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 .3-3倍之間，沒有超過4倍的。
行業工資差距15倍：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的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按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2005年最高是最低7.78倍。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值得註意的是，此處沒有考察社會福利、灰色收入之類。
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當前，壟斷行業主要包括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石化、金融、保險、煙草、煤炭、房地產等部門取得高額壟斷利潤，使行業間差距不斷擴大。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在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文宗瑜2010年8月的文章介紹，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德、英、法三國的勞動供養率為1：6.8；日本、韓國勞動的供養率為1：3.8。而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
按照中國壹個產業工人的月收入為2500元，其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的，70% 以上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文宗瑜還認為，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人口約為3億、0.8億、0.57億、0.6億，他們也沒有做到讓每個人都有工作，中國13億人更不可能實現讓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目標。美、德、英、法就業政策思維是讓30%的人拼命工作來供養70%的人。中國應大幅提高工資，當壹個就業者的勞動收入能夠供養2個人或3個人甚至更多個人時，就業模式就會發生變化及替代。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
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工薪階層個稅負擔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 九三學社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書面發言中介紹，九三學社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而在個稅負擔方面,九三學社中央表示,當前我國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比重達到個稅納稅總額的50%,而美國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個稅卻占到總額的80%以上。
職工工資總額GDP占比下降到11% 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 2000年下降到12%，2007年下降到11.3%(國家統計局的職工工資總額只統計城鎮單位在崗職工)。
最低工資標準大多在當地GDP30%以下 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應占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09年各省會城市的最低工資多數只略高於30%，2010、2011年各地最低工資有程度不同的增長，但仍未達到國際慣例標準。
工薪族72%收入在2000元以下 2011年4月21日，財政部、國稅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個稅起征點將由現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調整後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將由28%下降到12%左右。由此可以推算，中國工薪族中月收入3000以上的占比為12%（大多是國企職工、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2000至3000的占比為16%，其余72%為月收入2000元以下。
農民工：幹得最多，掙得最少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與網友在線交流談到農民工時說：“城市的高樓大廈是妳們蓋的，最重、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是妳們幹的”。多勞本應多得，可惜的現實不是這樣。今天農民工地位遠不如國民黨時期的工人兄弟，城市的繁榮是農民工親手創造的，農民工卻在城市裏受盡各種歧視，原因在於他們脫離不了黨和國家給予的身份——農民！
農民工平均工資在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壹半以下 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的文章介紹，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壹倍甚至兩倍。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九個城市（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的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而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壹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壹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珠三角：農民工月12年工資只提高了68元 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超過壹半的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靠加班加點獲取更多壹點的工資收入。中國網2009年9月9日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介紹，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大約在1400塊錢左右，這壹估算數字與學者們的調查稍有出入，但顯然農民工工資還是很低的。
農民工每周工作58.4小時，走出國家規定14個小時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於《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
誰榨取了農民工的超額剩余價值？
誰？誰？誰？
同工不同酬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單位對於技術和勞動熟練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從事同種工作時，不分性別、年齡、民族、區域等差別，只要提供相同的勞動量，就獲得相同的勞動報酬，社保、福利等也應壹視同仁。
《勞動法》四十六條更多地是體現了壹個原則性的要求，在具體的實施中缺少詳細、可操作性的規定，實際淪為了半殘廢條文。中國這樣壹個沒有民主沒有權利制衡的專制國家，類似的殘廢、半殘廢法律條文不可計數。
現實情況是，非正式工在工資報酬、福利和社會保險、加班工資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低於正式工，農民工更是遭受歧視。
對於私營企業、外企來說，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少，主要可能存在於外來農民工和本地戶籍工，普通員工和關系員工之間。而國企的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嚴重，這主要是由不同身份造成的，有了身份就能享受企業正式員工待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曾調研了43家大型國有企業，發現所有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同工不同酬現象，國企改革進展較慢的地區更為普遍，如山西壹家國有企業從事相同工作的正式工和臨時工的實際收入差距甚至高達10倍。
同工不同酬現象最嚴重要算行政事業單位。在行政事業單位，達到壹定級別就可以離崗休息，任何待遇都不少(也就是在職養老)，而沒有達到壹定級別的就不能離崗休息，上下班制度也需要嚴格遵守。而正式工與合同工在工資、福利等上的差距是壹個在天，壹個在地。
目前來說，應該對同工同酬立法操作細則，且行政事業單位必須先行無條件地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然後再以鐵腕重典強制企業執行。
中國工資的解決之道
工資制度的國際慣例是：吃皇糧的工資必須經人民批準才合法；建立可比性工資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資高低是對比出來的，工資對比的參照系是人均GDP、法定最低工資和全國人均工資。中國工資現狀是：
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為58%，有32個非洲國家的最低收入超過中國；
從業人員最低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
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國際上公務員最高階層與最低階層工資差別壹般在60%左右，中國則等級森嚴，工資、福利、社會保障上高層與基層的差別是天與地的差別。
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國際上由政府註資的企業高管工資執行公務員工資制度，大致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2倍；
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倍，世界平均為不超過2倍。
世界多數國家的工資制度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勞動強度大和勞動環境惡劣工種的工資明顯高於空調辦公室裏公務員的工資，如2009年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235475元/年，而工資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築路打樁工的工資為286848元/年，公務員工資不如修路工人高。中國則相反，幹得越多階層掙的越少。
中國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合理的工資制度，國家公務員工資每次都沒經過人民的同意悄悄漲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這在世界絕無僅有。而壹些國有壟斷企業的工資高出最低工資標準的幾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財富大量流失到少數人手中。公務員是人民的雇員，公務員工資必須經過人民批準才合法，而國有企業的工資不應與他的後臺老板——中國人民——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差太多。
造成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策制定缺乏民主元素。公務員漲工資是悄悄地大漲，事先不透露任何消息，媒體漲前漲後也不作任何報道，壹漲就是上千元，而且壹年還要發13個月的工資；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是大張旗鼓地小漲，幾個月甚至壹年以前媒體就鋪天蓋地宣傳，百姓苦苦期待結果只漲了百八十元。
提高中國工人工資的當務之急是國家用法律形式把國家最低工資提高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人均GDP的58%，按2010的GDP折算大約合1400元/月。經濟發達地區根據本地區人均GDP制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但全國任何地區的最低工資不得低於這個標準。
當然，要想使收入分配永久合理公平，就必須制定《工資法》，把在中國工作的所有勞動者的報酬用這部法律約束。該法必須體現同工同酬原則，體現公務員和吃政府財政人員工資不得超過私營企業職工工資原則，任何吃國家財政人員的工資增長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且從下壹任期開始執行，以避免公務員不幹公事，天天琢磨給自己漲薪的卑鄙行為。
政府還必須還稅於民，不能把稅款都用在給公務員漲工資上、用在吃喝上、用在公費旅遊上、用在腐敗上、用在援助生活比我們還好的非洲國家上。政府必須增大福利投入，把全體國民置於同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系統內，對低收入家庭給予各種補貼，加大對農業生產補貼力度，這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必由之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證明，要想建設真正和諧社會，要想增加國民抵禦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能力就必須藏富與民，必須提供讓人生活有尊嚴的各種福利。
高的稅負沒帶來高福利
壹. 二次分配與福利權利
1.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也稱國民收入再分配，是指經濟主體不必直接通過勞動而可依法獲得的收入，或是國家與其他經濟主體自願的資助，如退休工資、退休金（官員）、失業補貼等。國防安全、文教衛生、行政等開支也屬於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進行矯正，以維護社會公平。
福利制度是二次分配的壹個重要內容，是體現社會公平的壹個手段。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認為，增進社會總福利的方法之壹就是將錢從富人手裏轉移到窮人手裏。由於中國壹黨專制之下幹部終身制、身分等級制的存在，中國的福利制度存在著較嚴重的逆向二次分配，表現在低收入及其邊緣人群福利保障很少甚至沒有，而行政事業單位、國企等吃國家飯的人員福利保障較好，級別越高福利保障水平越高。
2. 福利國家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促使英國、美國等許多國家選擇了福利國家的道路，政府為窮人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許多國家選擇了為人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會服務體系。而由於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等產油國也成為了福利國家。
現代福利國家特點在於保障民眾的各項基本福利權利，特別在衛生、醫療、保險、教育、嬰幼兒保障等方面尤為突出。福利國家政策的實行使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降低了貧困現象，這些國家的福利支出基本要占GDP的五分之壹以上。2001部分經合組織國家包括教育經費在內的國家福利開支占GDP%比例：美國 19.4%，法國 34.9%，英國 25.9%，德國33.2%，瑞典 38.2%，日本 18.6% 。
形成福利國家有兩種方式：
第壹種是國家只負責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這種方式需要政府官僚去區分誰是“最需要”的人，政府要密切關註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將作弊減到最低，故會將人民劃分為兩類，壹類是接受福利的人，另壹類是需要為政府福利提供的人。美國就是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
另壹種是將政府幹擾減到最少，向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為了提供福利需要高稅收。這種方式受到公民的廣泛歡迎，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會從福利體系中受益，北歐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體系。
福利國家大多為國（指政府或官）窮民富，與中國恰恰相反。福利國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政開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全面福利政策導致壹些人懶惰，不利於社會進步；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阻礙了市場繁榮。
3. 沒有政治權，福利權也無法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屬於第壹代人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通常稱為福利權）屬於第二代人權。西方國家壹般認為，作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第壹代人權最重要，是人權之本；中國等專制國家則強調人民的經濟權利，大談生存權、發展權。照理說中國等專制國家國家應該比西方國家更重視人民福利才是，但現實恰恰相反：很多重視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剝奪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其公民的福利權保障很差或極為不平等。產生這種反差的原因在於壹國公民沒有政治權，他們就很難為自己爭取到福利權。
政治權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的權力來自民選，它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謀福利。在中國，財富分配、福利保障是與權力中心的遠近直接掛鉤的，離權力越近分得的蛋糕越多，反之則越少。出現這壹局面的根源就在於國人被集體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權，權力並非來源於民選而是私授。
小知識：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截至2006年12月底，聯合國共192個成員國中已有160個國家批準或加入該公約。中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該公約，至今該公約仍處於被有關部門“研究與準備”狀態而未得到全國人大的批準。如體制沒有大的手術動作，則該公約將不可能獲得批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1976年1月3日生效，中國2001年加入該公約。但該公約中“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等不少條文並未在中國得到遵守。
由此可知，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也可說人權）按多少排列的話，中國在192個成員國中至少排名在倒數32之後，實際位置應在倒數10名以內。
二. 中國社會福利的現狀
1. 中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只有20元
據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財政收支情況》，全國財政支出89575億元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方面合計社會性支出28634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31.9%，占預算外收入在內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折算後為13.5萬億元）的21%。占GDP的比例為7.2%。可以如此理解，政府收了100元錢，只有20元左右是用於民眾的福利上的。
西方國家政府支出的主要保障國民的社會福利，加之對資本家等高收入人群加征以很高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慈善捐贈制度，這些使得被腐朽而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國民收入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配趨向均等化。
以北歐國家丹麥為例，2007年政府的社會性支出或曰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住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71.6%。另外壹些發達國家，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分別高達70.8%、68.5%、61.9%、66%、58.4%。
2. 宏觀稅負占GDP的34％，人均給黨和國家貢獻1萬，錢到哪兒卻了？
2010年中國宏觀稅占GDP34%，人均給黨和國定貢獻1萬左右。而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占GDP13%，中等收入國家平均23%，發達國家平均占30%。我們的稅負水平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但我們並沒有如發達國家的公民壹樣享受高福利。黨和國家收的那麽多錢到哪裏去了？
答案是大部分都用來進行政府投資，以及維持龐大行政機構的運轉，這樣黨和國家收再多的錢也不夠用，以致2010年居然出現了6495億元財政赤字。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投資效率都遠低於非政府投資，中國當然不會例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通過政府投資產生了相當多的灰色收入（參國富民窮壹）。福利事業產生不了多少灰色收入，黨和國家自然無積極性在社會福利上過多投入。
社會福利是給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給窮人的，其目的是彌補第壹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讓所有國民生活得有尊嚴，增進社會和諧。但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等使二次分配出現了明顯的逆向調節，即這種較少福利並非是人人平等享受或是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為主的，而是以各級官員為代表的財政供養人員拿了大頭，更多的人沒有享受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國家給的福利。壹次分配的不公加上二次分配的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階層越來越趨於固化。
3.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負擔世界第壹（公務員除外）
據2010年3月10日財新網報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教授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壹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
白重恩認為，當前的社保繳費費率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於擴大就業；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白重恩教授計算的是社會保險，而社會保險之外個人負擔的福利支出還有不少，比如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繳存比率為5—20%，個人繳存比例等於或高於單位繳存比例。如此算來，法定福利繳費占工資的比率50—90%。苛稅猛於虎，工薪族的工資又怎麽高得起來呢？
相較與普通工薪族，公務員繳費比率是少得多，養老、醫療基本不需要繳，主要支出在於住房公積金。
4.中國特色的養老雙軌制
養老雙軌制自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並延續至今，企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公務員（也包括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正式職工）則按照退休前崗位工資高低發給退休金，退休金全部由財政負責。
兩相比較：公務員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不繳納養老保險，而企業職工在工作時就要繳養老保險金，這個費用少則幾萬元多則十幾二十萬元；公務員退休後的養老金達退休前工資90%以上，全部由納稅人的錢全數為其買單，而企業職工的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40%左右。由於退休前公務員平均工資本就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高很多，這樣進壹步擴大的兩者之間的差距。
很明顯，這樣的雙軌制是不合理的，公務員有濫用職權中飽私囊之嫌。這壹局面的形成主要原因在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既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雙重身份存在著利益沖突。深壹層次從體制方面次分析的話，原因主要在於壹黨專制的體制導致官員的權利不是來自人民選舉，故而損害民眾利益時無所顧忌，傷害到自己小集團的些許利益時就拼命維護，或者是暫時退步卻堤內小損堤外大補，這就是所謂改革阻力的真相。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提供的資料，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壹步擴大。到現在二者的差距已到三倍以上，比2006年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從國際趨勢來看，全世界大約已有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全民養老制度，其中覆蓋率較高、體系較為成熟的國家，養老保險大都采用統壹制度和全國統籌模式。
三.養老保障
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本應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但中國的社保制度由於缺乏民主、公平的理念因而人為地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社保待遇的不公平。壹方面是很多實際需要幫助的人群並沒有納入到保障中來導致低收入者老無所依，另壹方面是本就高收入的群體退休之後反而保障更多，這樣的二次分配逆向調節使貧富差距進壹步擴大。 美國等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障改革經驗表明，成功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出臺不僅僅是政府在推行壹項新的措施，而且是經過社會激烈討論、長時間醞釀之後的結果，改革的過程體現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改革過程也體現了政黨和社會主要利益集團的協商壹致。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的改革是壹種自上而下的推進過程，上層單方面地強行推出改革措施企圖壹步到位，這樣政府與社會互動不夠、協商不足，民眾的參與熱情沒有被激發起來，民眾對於政策的理解度往往較差，改革措施推行就困難。這是體制的問題，不獨養老保障壹途。
1.社保基金規模
社會保險基金包含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不含新農保、新農合）。2010年收入合計18823億元，支出合計14819億元，歷年累計結余約2萬億元。老百姓平時領到的養老金、失業保險金以及報銷的醫藥費就是從這部分基金中支付。 社會保障基金由中央財政撥入資金、國有股減持和股權劃撥資產、經國務院批準以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及投資收益所形成的基金。該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統壹使用。到2009年底社會保障基金資產總額為7766億元。 社會保險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信息不公開、運作不透明，有效監管特別是社會監管的缺失，是滋生社保基金腐敗、引發社保基金犯罪的重要原因。社保違紀違規特點是資金數額巨大，動輒幾千萬、上億，如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資金被挪用大案，挪用8.9億12年、追回1億元的廣州社保案。
2. 中國還有5—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據中新社報道，截至2010年底，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2.5673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03億，覆蓋面達到24%。我們可以推算，不計財政供養人員7000千余萬和18歲以下的人口3億左右，則中國還有6億人無任何養老保障。
3. 中國主要的養老保障
(1).單位退休金制度
從計劃經濟時期延續而來、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享受，在職期間個人無需繳費，財政和單位承擔退休人員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與退休前本人工資的比例）為90%，根據在職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資上調而提高，還可以享受物價、生活補貼和各項福利待遇。 對於公務員而言，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級之間差別是相當大的。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公務員退休金發放標準過度依賴行政級別，而輕視供職年限，這對基層公務員十分不公平。 公務員、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是整個養老改革的核心問題。雖然國家早已批準5個省市試點進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障改革，但至今無壹動真格。事業單位都改不動，公務員社保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改革必然會損害公務員的利益，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公務員其改革動力不足是顯見的。
(2).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居民、部分地方的事業單位新進人員參加，由企業或單位與個人共同繳費。經過連續七年的上調，企業退休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方才達到每月1370元，但因上調幅度小，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率（替代率）在40%左右，參考經合組織國家的數據或全球勞工組織的數據屬全球較低水平。而1999年之前中國企業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總體維持在75%以上。 替代率的下降意味著企業退休職工養老權益的不斷流失，如果這壹趨勢不扭轉則中國的老年貧困問題或將變得更加嚴重，現有的年輕參保職工可能會預期他們在年老退休時將面臨壹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養老金替代率不斷下降是因為國家收的錢少了嗎？非也。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28%屬全球較高水平，基於學者劉燕斌對2006年跨國資料的分析可以計算出原7國集團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繳費率僅為18.5%。7國中僅有意大利以32.7%高於中國，加拿大、美國分別僅為9.9%和12.4%，日本、法國等也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以上。而北歐著名高福利國家瑞典的養老保險費率僅為18.9%，竟然比中國低9%，剛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這壹數字僅為9%，個人和企業分別僅需各負擔4.5%，也僅相當於中國負擔水平的1/3。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國養老金資產占GDP 比例僅為3%，遠低於全球33%的平均水平。
(3).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如此。中國農民的問題最主要的是由於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管制導致沒有壹個強力的社團或組織能作代言人，農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整個社會也比較漠視。新農保的推出有其積極意義，但壹方面它屬於很低層次的保障，另壹方面將農民從基礎保險中單列出來不符合社會公平。新農保推出之前並未在社會上進行大量討論，仍屬於單方面強制推進，新農保的推出看到的也只是眼前的暫時的低效的彌補，它最終會為國家實現大壹統的基礎養老保障又增加壹個新的障礙。
(4).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政府即將於2011年7月1日開始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力爭2012年基本實現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推出之前沒有與社會進行協商，屬於單方面的強推行為。這樣，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壹樣建立了分別針對公務員、企業職工、普通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四個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福利保障重心按收入自下而上相反，中國福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位居於皇冠頂層的永遠是權與利糾纏不清的公務員。
(5).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
由於企業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繳費負擔已經很重，政府又沒有為補充養老金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故大多數企業沒有動力建立企業年金。到2008 年底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大約為1911 億元，繳費職工人數僅為1038 萬人，不足勞動力的1%，覆蓋面僅為0.47%。而截止2010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年金積累規模（含收益）約2600億元，繳費職工人數1300萬人，其中中央企業占據了90%以上企業年金市場。央企基本都屬於壟斷行業，薪酬水平本就較高，這樣進壹步拉大了與非央企部門的收入差距。並且央企屬於全民所有性質，但這樣重大的事卻沒有請求央企的主人（中國人民）批準，有私分國有資產之嫌。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四.醫療衛生
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基本有四種形式：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公費醫療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體系，這個於計劃經濟時代濫觴、由政府斥資支撐的體系壹直鶴立於其他體系之外。
1.2010年中國財政用於醫療衛生支出4745億元，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3.5%。
2010年中國財政支出裏醫療衛生支出為4745億元，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5.2%，占GDP的1.2%。醫療衛生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
2. 2010年衛生總費用19603億元，占GDP之比5.02%
衛生總費用量是標誌壹個國家整體對衛生領域的投入高低，量越大意味著壹個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越高，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低於5%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要求。 2007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之比為4.52%，在世衛組織中排第139名。
201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預計19603億元占GDP百分比為5.02%，剛好過世衛線。發達國家該項比例英國為8%、法國和德國接近11%、美國超過了15%，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
3.衛生總費用增速快於GDP增速，2010年衛生總費用是2006年的兩倍。
1978至2001年，衛生總費用從110.2億元上升為5150.3億元，平均年增長12.2％，超過同期9.42％的GDP平均增長速率。
而2007——2010年衛生總費用逐年增長比例分別為14.6%、8.2%、31.8%，21.6%，除2008年外均明顯高於GDP增速，致使2010衛生總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之上翻了壹番。
4. 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
據2000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報告》，中國政府負擔17％的醫療總費用，在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全球倒數第四。2010年政府負擔占醫療總費用比例為24.2%，仍屬世界較低水平。
而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美國政府支出占衛生總費用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日本為82%，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比例80％~90％、捷克（現已是發達國家）為90.1%，泰國為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
5.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
2009年中國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率為38.19%，各人群的醫療自費比率城鎮職工30%、城鎮居民50%、農村人口62%，逆向二次分配很明顯。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壹個國家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降低到15％到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人尤其農民離這壹目標還很遠。而大部分高收入國家已經達到這壹水平，比如美國居民的自費衛生支出比率僅為14.3%。
6. 2009年個人衛生負擔6571億元（人均接近500元）
隨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推出，醫療保障覆蓋面大幅增加，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52.21%下降到2009年的38.19%，但同時2005年以來個人衛生負擔的絕對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000多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571億元（即人均從300多元增長到接近500元）。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衛生總費用增長過快，參前述。
7.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據《中國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披露: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壹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隨著醫療保障覆蓋面的擴大，黨政幹部占政府投入衛生經費的80%這壹比例肯定降低了，但他們所占用的國家資源仍是相當可觀的。
近幾年來不少省區陸續完成公費醫療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接軌，但因為是以“改革實施後現有待遇不降低”為原則，故並軌時有不少單獨針對公務員的優惠措施如公費醫療補助等。目前公費醫療占據最好的衛生資源、享受幾近於免費的服務這壹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仍然存在，各基本人群的等級制醫療保障局面仍未得到改觀。
五.最低保障
1. 2010年政府用於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GDP的0.268%；最低保障（含五保戶）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524.7億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費445.0億元，農村五保供養支出98.1億元。此數據包含政府部門偶爾向城鄉困難群眾發放的小額紅包。
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居民2311.1萬，農村居民5228.4萬，得到政府五保救濟農村居民554.9萬。
由此可知，截止2010年年底，我國低保受益人口7539.5萬人，最低保障（含五保戶554.9萬人）受益人口合計占總人口比例為6%；政府最低保障（含五保戶）投入1067.8億，占預算內財政支出的1.1%，占GDP的0.268%。
2. 2010年低保受益人口城市月補助179元，農村70元，農村是城鎮的37%。
2010年城市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為179元；農村低保保障對象月人均補助水平增加為70元。這意味著農村享受低保的人數是城鎮的2.26倍，人均補助額是城鎮的39%。
民政部發布的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分類中撫恤費、退役安置費、最低生活保障等較上年的增長率基本均在20%以下，而 “其他用於城鄉醫療救助、民政事務管理等社會服務事業費544.1億元，比上年增長68.6%”，這個增長率非常紮眼。從民政部網站可查知2010年城鄉醫療救助支出152億元較上年增長增長30%，顯然高達“68.6%”的增長主要是民政事務管理大幅增長所致。
3.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鎮接近世行赤貧線，農村只有世行赤貧線的1/3稍強
2010年低保救助線城市為月收入251.20元，農村為年收入1404元。前者接近世行赤貧線，後者不到世行赤貧線的壹半。由於實行的是簡單劃線，收入在低保線下的人才可能享受低保，這樣就會導致大量的低保線之外的邊緣人群得不到救濟，而低保對象卻因可能存在多途徑受惠而出現“受益累加”。
4.中國低保制度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
中國的社會救助還基本停留在以現金發放為主的福利給予階段，其他促進就業政策尚不完善，已造成了部分“養懶人”現象和“福利依賴”傾向。美國經濟政治學者蘇黛瑞實地調查之後認為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把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給因為經濟轉型造成的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向自給自足；中國低保制度雖然仿效西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沒有民主的精神，尤其是各種規定讓領取者感到屈辱和痛苦，還有些幹部貪汙索賄甚至給自己沒有需要的親友發低保金。
蘇黛瑞認為，低保金額過低不敷生活需要也跟不上通貨膨脹，生病看不起病，更糟的是各項變態的規定造成整家人無法奮發向上。例如不能送子女上培訓班、成績好的孩子不能去上重點高中、家中不準買電腦幫助孩子學習、天氣熱也不能裝冷氣、家中也不準買手機連別人送的也不行。蘇黛瑞說：“低保戶任何向上奮鬥的機會都被否決了，好像他們是永遠屬於低階層的會員，反諷的是政府卻要走向現代化，這個制度成為都市現代化的反面標誌”。
5.他山之石
印度 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津貼，無房的貧困農民可以獲得政府的建房補助，貧困人口購買糧食可以獲得低價優惠，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給予補貼。印度的小學教育實行免費政策，條件好的邦中學教育也實行免費，學生可以免費得到書本，有些邦的學生還可以得到免費午餐。
美國 美國規定凡家庭支出中有1/3用於購買食物的便被視為貧窮家庭，給予社會救助。其社會救助失業救濟、醫療援助以、家庭津貼等制度及多種輔助措施，目的是為了幫助貧困家庭獲得教育培訓和就業的機會，增加其自救發展的能力，所有救助基本不存在城鄉差異。美國社會救助十分重視克服“福利依賴”問題，強調受助者參加工作的重要性。
六. 教育支出
2010年政府教育支出12450億元，占GDP的3.1%，占財政支出的13.9%，占全口徑財政收入13.5萬億的9.2%。
早在1993年國家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紀末達到4%，這個4%為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壹直沒有實現。
中國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壹直沒有超過3.5%。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9%，經濟欠發達國家也達到了4.1%，2/3非洲國家的教育經費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4%。
與中國壹樣為人口大國的印度，其2003年的教育投入達到5%。社會主義老朋友古巴早就實行教育和醫療制度免費保障，朝鮮這個靠國際援助過活的國家讀書也不要錢。肯尼亞、馬拉維、萊索托、烏幹達、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等非洲窮國也都實行了小學免費教育。註意他們是真正的全免費教育，學生完全不交書本費、學費和雜費等壹切學習費用。而中國的義務教育需要交書費、雜費、代管費、擇校費（後兩者主要存在於城市中小學）等。
中國教育自身問題也很多，比如教育實體化、商業化、官僚化，政治、語文、歷史等人文學科以謊言教育、洗腦教育為指導，不註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公民意識，高考加分存在暗箱操作，教育部直屬大學招生本應全國按省區平等分配名額實際存在嚴重屬地保護等。目前的體制之下，中國的教育很難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而中國的大學要想成為世界性壹流大學純屬癡人說夢。
七.兒童保障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兒童是祖國的的希望，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說得多動聽，照理說國家對兒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很重視，但現實不是這樣，中國政府在兒童保障這壹塊幾乎是空白。
2011年5月31日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共同發布《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報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國0-18歲兒童總數是2.78億人。2010年中國孤兒人數為71.2萬，比2005年增長24%；0-17歲的各類殘疾兒童共504.3萬人；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萬-89.4萬兒童受艾滋病影響。
報告建議政府2011年需要優先從兒童大病、殘疾、學前教育三大方面展開制度建設，並測算出600億元即可啟動上述三項兒童福利制度。
附篇：其他國家的福利保障
來源於《世界各國公民福利介紹》
（壹）.瑞典社會福利制度
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國家制訂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全球最完善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政府對公民照顧得無微不至。
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壹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
瑞典住宅制度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府目標是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壹所足夠寬敞和舒適且環境優美的住所。瑞典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已跨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行列。
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
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
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芬蘭、瑞典等北歐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法國社會福利制度
法國再分配的主要特點是全民享有，包括農民和外國人，越窮享受的福利越多。法國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是和法國工人階級不斷鬥爭分不開的。
法國人共享有400多種福利補貼，孩子從母親受孕後的第五個月起，壹直到他長大成人直至死亡，就享受這400多種福利中的某項。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享受條件：25歲以上；如不足25歲，則須懷孕或起碼已有壹個孩子需撫養者。申請人的收入不得超過每月保障金發放的標準。這壹金額根據申請者收入而定，如無收入者，則全數發放；有收入者，補足其收入至補助金標準。該補助每三個月審查壹次，因此領取人每三個月要重新申報壹次收入狀況。
補助標準：單身生活、無孩子者每月405.62歐元;單身生活有壹個孩子，或壹對夫婦無孩子每月608.43歐元;單身生活有兩個孩子，或壹對夫婦有壹個孩子每月730.12歐元;壹對夫婦有兩個孩子每月851.81歐元;此外，每多加壹個孩子，每月加162.25歐元。
2. 幼兒補助
享受條件：所有母親從懷孕第五個月起至孩子3歲止可以享受這壹補助。此外懷雙胞胎或多胞胎，也可領取兩份或多份補助。
補助標準:156.31歐元/月。
3.家長育兒補助
享受條件:從有第二個孩子起，如果父母停止或減少自己的工作來照顧孩子的，便可領取這壹補助。有兩個孩子的，其中壹個不到3歲，或是有壹個2歲～16歲的收養孩子；且欲領此補助者至少工作過兩年。領取此補助沒有收入限制。
補助標準:如完全停止工作，每月可得484.97歐元;如只打半工，可獲320.67歐元；如工作時間在半工和全工之間，則獲242.51歐元。這壹補助發至最小的孩子滿3歲時為止。
4.住房補助
享受條件：如果租房付房租，或是買房償付貸款，而收入又低於壹定標準，便可享受這壹補助。住房面積也有規定:每人不少於9平米。
補助標準：家庭補助局將根據下列因素來計算：須負擔的孩子與其他人人數，住房所處街區，房租或償還貸款數目的多少，申請者家庭的收入狀況。
5.其他，如搬家補助、上學補助、孩子開學補助、雇傭家庭育兒保姆補助等等。
在法國，農民每種l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1歐元約合8.9元人民幣)，每養l頭牲畜補貼300歐元，補貼農產品要求符合環保生產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