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社會的經濟轉型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 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 現狀與前景〉壹文中提出這個概念， [1] 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 —30 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 。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 —20 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壹、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壹個壹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壹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 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 W U 或G 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 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儘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 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不壹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四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 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 ）。奧巴馬認為，壹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 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壹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 衝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 [2]
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七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壹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
（ Who Will Feed China ）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 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 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 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 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註熱點。 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 —10 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Consensus） [3] 取代「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壹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 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 D P 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 F ）的壹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 D P 總量將在五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 M F 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 [4] 不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 M F 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準確。 [5] 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壹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 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註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 折騰妳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6]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壹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壹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 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壹律嚴厲打擊
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註及憂慮，希望中共放鬆壓制。但這種關註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壹半擔憂， 另壹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三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壹。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麵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壹個大麻煩，即誰 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 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壹、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 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 [7] 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壹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衝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壹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 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 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 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 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壹個長達十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十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壹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 月2 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準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 措施。 [8] 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G5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壹隻「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 ％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風險，這壹概率高達40 ％。
[9]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 月17 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壹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壹是記者問：
「壹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 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 but too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壹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壹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 可能會退得更多。 [10]
中國是壹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幹預，反而給 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 月、2017年4 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幹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作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11]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
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 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壹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壹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壹 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 [12]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衝突，形成壹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 這趟「快車」。但是，如果妳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壹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 國經濟最困難的壹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 [13]
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 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形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壹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 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壹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合作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壹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斬釘截 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 黨資本主義」（CommunistCapitalism）。 [14]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的失敗 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 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 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壹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 [15] 壹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壹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壹度繁榮，是 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壹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 D P 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 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 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壹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 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壹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
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 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16]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壹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 —20 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衝突以轉移國內矛盾 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紐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 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壹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 數國家壹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弔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 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壹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 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壹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壹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壹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 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另壹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
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紮伊爾（薩伊）的蒙博托政權、1957 —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 [17] 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壹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壹個小小的 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壹，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 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準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頻率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壹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 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 [18] 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 [19]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 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壹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壹官」 [20]
。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 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壹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壹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 [21]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 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壹次改革幾乎都使壹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 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 ，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魘。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叠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 [22] 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 [23] 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 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壹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妳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壹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 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壹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 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壹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 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壹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24] 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壹個壞的政 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 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壹年時間裡，從2016年8 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 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 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 [25] 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 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壹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 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
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兇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 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 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 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26] 「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壹，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 ，人們方知「灰犀牛」這壹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壹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 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 章引用後，壹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小概率事件。壹部金融史就是壹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壹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作 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壹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壹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 [27] 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壹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壹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在民主國家，新上任的壹屆政府通常被稱為第X 屆，而在中國和北朝鮮，領導人則被稱為「第壹代、第二代、第N 代」。中國的這種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實際上暗示了壹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 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少將銜）級別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輩達到這個級別的，通常才被承認屬於紅二代；紅二代中父母級別更高者，被稱 為「太子黨」。
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在中共權力傳承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載於中國憲法，也不見諸中共黨章，但確實是高於憲法、黨章的「潛規則」（即隱蔽的規則），且為中國官場、商界所遵從。壹 部分紅二代成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或獲得政治權力，或掠奪大量社會財富。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 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 現狀與前景〉壹文中提出這個概念， [1] 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 —30 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 。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 —20 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壹、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壹個壹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壹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 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 W U 或G 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 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儘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 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不壹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四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 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 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 ）。奧巴馬認為，壹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 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壹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 衝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 [2]
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七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壹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
（ Who Will Feed China ）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 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 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 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 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註熱點。 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 —10 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Consensus） [3] 取代「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壹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 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 D P 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 F ）的壹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 D P 總量將在五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 M F 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 [4] 不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 M F 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準確。 [5] 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壹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 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註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 折騰妳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6]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壹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壹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 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壹律嚴厲打擊
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註及憂慮，希望中共放鬆壓制。但這種關註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壹半擔憂， 另壹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三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壹。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麵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壹個大麻煩，即誰 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 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壹、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 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 [7] 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壹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衝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壹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 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 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 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 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壹個長達十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十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壹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 月2 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準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 措施。 [8] 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G5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壹隻「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 ％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風險，這壹概率高達40 ％。
[9]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 月17 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壹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壹是記者問：
「壹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 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 but too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壹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壹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 可能會退得更多。 [10]
中國是壹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幹預，反而給 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 月、2017年4 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幹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作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11]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
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 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壹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壹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壹 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 [12]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衝突，形成壹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 這趟「快車」。但是，如果妳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壹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 國經濟最困難的壹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 [13]
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 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形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壹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 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壹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合作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壹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斬釘截 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 黨資本主義」（CommunistCapitalism）。 [14]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的失敗 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 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 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壹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 [15] 壹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壹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壹度繁榮，是 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壹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 D P 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 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 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壹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 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壹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
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 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16]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壹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 —20 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衝突以轉移國內矛盾 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紐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 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壹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 數國家壹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弔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 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壹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 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壹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壹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壹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 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另壹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
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紮伊爾（薩伊）的蒙博托政權、1957 —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 [17] 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壹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壹個小小的 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壹，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 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準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頻率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壹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 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 [18] 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 [19]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 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壹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壹官」 [20]
。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 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壹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壹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 [21]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 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壹次改革幾乎都使壹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 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 ，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魘。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叠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 [22] 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 [23] 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 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壹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妳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壹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 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壹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 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壹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 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壹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24] 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壹個壞的政 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 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壹年時間裡，從2016年8 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 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 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 [25] 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 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壹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 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
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兇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 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 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 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26] 「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壹，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 ，人們方知「灰犀牛」這壹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壹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 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 章引用後，壹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小概率事件。壹部金融史就是壹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壹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作 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壹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壹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 [27] 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壹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壹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在民主國家，新上任的壹屆政府通常被稱為第X 屆，而在中國和北朝鮮，領導人則被稱為「第壹代、第二代、第N 代」。中國的這種第幾代領導人的說法實際上暗示了壹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 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而他們的父輩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少將銜）級別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輩達到這個級別的，通常才被承認屬於紅二代；紅二代中父母級別更高者，被稱 為「太子黨」。
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在中共權力傳承過程中擁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載於中國憲法，也不見諸中共黨章，但確實是高於憲法、黨章的「潛規則」（即隱蔽的規則），且為中國官場、商界所遵從。壹 部分紅二代成員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或獲得政治權力，或掠奪大量社會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