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經濟概論 中國社會的社會轉型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中國經濟改革隱含的密碼：化公為私
所有共產黨都宣稱要消滅資本主義，因此，中共元老們無壹不為自己戴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是，縱觀中共統治中國將近70 年的歷史，會發現壹個有趣的現象：前30 年，中共通過暴力「化私為公」，讓中共政權成為全國唯壹的地主及資產所有者，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無產者；後40 年，通過鄧小平於1978年底開創的經濟改革用政治權力「化公為私」，讓共產黨的幹部與紅色家族成員成了暴富階層。
1 、共產黨幹部變身資本家：中國式私有化的秘訣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在農村推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富農，強制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直至成立人民公社，將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在城市，先是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3—19 56年），把所有私有企業都變成了公有公營企業，剝奪了資本家的絕大部分財產，建立了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此後20 餘年間，社會主義國家的國企存在的弊端，中國的國企壹樣也不少，虧損嚴重。1976年9 月毛澤東去世之後，繼任者華國鋒繼續堅持毛的政治經濟路線。直至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重新出山，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但準許個體的小規模私營經濟經營，同時削弱計劃經濟，卻不準私有化，比如規定私人企業雇工不能 超過八個，八個以上就是資本主義。但這壹據說按照馬克思經典教義折騰出來的荒唐規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
鄧小平於1997年2 月去世。十個月之後，中國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允許中小國企私有化。所謂「抓大」，就是指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準許其經過資產重組後上市。所謂「資產重組」，是指國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資出售部分股份，但國家仍然控股（51 ％以上或者必須成為第壹大股東）；所謂「放小」，是將 市場前景不佳或虧損嚴重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允許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時任總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決策，主要出自兩點考慮：
第壹、國有企業無法歸還銀行貸款，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
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無法解決國有企業 的弊端，例如冗員過多、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驚人、企業虧損嚴重等，只能長期依賴國有銀行的貸款支撐企業的運轉。隨著經營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停止償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國有銀 行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70 ％左右，如果繼續為國企註資，金融系統將被國企拖垮。
第二、中國急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 T O ），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 T O 接納中國有個前提，即以15 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即取消計劃經 濟和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如果不能證明其實行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無法獲準加入W T O 。
中國這壹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四年左右，主題是中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原廠長、經理等私人擁 有的企業。程曉農曾詳細分析了130個國有企業私有化案例，歸納了數種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國企業私有化的黑暗過程。他們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業資產淨值；然後直接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少數 是向私人借款）買下自己管理的企業，註
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分，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自己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也就是說，他們雖然購買了自己管理的企業，個人卻往往只付很少的錢，甚至分 文不付。 [2]
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約從2002年開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有企業改組後上市（listing）、管理層持股（M B O ，Management Buyout）、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等。由於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廠長經理們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企業高中層管理幹部，並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準企業上市的 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共產黨的國企幹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憑藉職位優勢成了資產所有者。
這場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為11 萬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 [3] 其中還包括已經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於控股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
中國這壹私有化過程，究竟讓多少中共內部人從無產者成為擁資百萬千萬的企業所有者？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 的數據， [4] 結論是，約50 ％—60 ％的企業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25 ％的企業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於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外資所占份額不足2 ％；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10 ％。值得壹提的是，即便職工與管理層共同擁有股份，但職 工股東基本上無法過問企業的資產管理及經營狀況，實際上相當於職工出錢幫助管理層擁有企業。
2 、中國當局為何不願承認已經發生的私有化？
上述過程無異於政府縱容國企管理層夥同政府官員公開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中國當局就算巧舌如簧， 也沒法把這種掠奪解釋成正當行為。偶然見之於媒體的國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發社會公眾的憤怒，因此，中國政府不許國內媒體討論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私有化過程的調查報告，直到2011年，中國官方還堅持宣 稱「五不搞」，其中就有壹條「不搞私有化」。 [5] 但是，這壹謊言只是用來欺騙國內公眾，實際上，中國政府曾經委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中國進行了幾次有關中國私有化結果的調查，調查報告都以英文發表在國外， [6] 從而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早在1997年底就開始推進私有化，從而為2001年12 月加入W T O 成功地鋪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後十來年當中，中共當局極少追究紅色精英們侵吞企業國有資產的行為。不僅如此，從1998—2003年這段私 有化高潮時期，中國政府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製造了長達六年的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權貴、國企經理、廠長及官員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後雖然重新恢復了國有資產管理局，但私有化結果木已成舟，原來的國企廠長經理們已經堂而皇之變身為私營企業家。
也許有讀者會問，共產黨國家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是不是只能採取這種辦法？程曉農研究過俄羅斯和中歐數國的私有化過程，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由政府鼓勵並保護、允許共產黨幹部直接侵吞國企 資產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國採用；中歐各國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讓共產黨幹部染指。 [7] 如果把中國和俄羅斯的工業企業私有化過程與結果作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式私有化的明顯弊端： [8]
⑴ 企業私有化的黑箱
中國政府從未宣布過企業私有化的具體設想，私有化過程是政府官員和廠長、經理操作於黑箱，將工人排除在外而進行的。與之相反，俄羅斯政府有統壹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決定選擇哪壹種。
⑵ 工人權益未受保障
中國工人大多是被廠長、經理以保留工作為條件強迫入股，工人不得不動用個人儲蓄。中國工人入股本廠之後，空有股東虛名，其權益卻得不到保障。與之相反，俄羅斯工人對本企業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的私有化券，他 們的股東身分能得到承認，權益也有保障。
⑶ 高層持股易控制企業
在俄羅斯，私有化之後，企業職工持有的本企業股份大約占40 ％左右，比中國工人的10 ％多得多；俄羅斯的企業經理層雖然也持有壹部分股份，但比中國的經理階層少 得多。因此，俄羅斯的廠長、經理靠他們個人控制的股份，往往無法把企業變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⑷ 解雇員工以降低成本
私有化之後，中國大約半數國企職工被解雇，廠長、經理藉解雇員工來降低企業成本（即減員增效），此舉得到各地 政府的充分支持。
與之不同，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解雇工人的情況較少發生。
⑸ 勞資衝突比例上升
中國推行私有化之時，中國尚未建立保障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系統，失業工人沒有生活來源，加之企業廠長、經理大肆侵吞國有資產，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大量的勞資衝突。1995年全中國縣、市壹級的勞動糾紛仲裁機構處理的勞資衝突為3.3萬起，2006年這個數字達到44.7萬起，2008年上升到69 萬起。 [9] 而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仍然正常運轉，少數失業工人 可以領取社會福利而勉強生存。俄羅斯的廠長、經理在私有化過程中比較尊重工人的意願，勞資雙方很少因私有化而發生衝突。
西方有學者認為，共產黨國家的威權體制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因為政府的強權可以克服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往往被他們 視為壹個最好的例子。 [10] 他們全然忽視了這壹「經濟轉型」過程完全漠視社會公正，剝奪了民眾的權益。這樣壹種只有利於統治精英的制度安排，為日後中國的社會衝突埋下了深重的禍根。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再來看國企改革的「抓大」成果。無須否認，中國政府通過政策傾斜對大型國企進行資產重組，確實造就了壹批控制國計民生的超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在2001—2010年的這段時期內，這些通過壟斷形成的經濟寡頭成為中國政府的主要經濟支柱。但進入 2010年之後，越來越多的大型國企變成了「殭屍企業」（即長年虧損、依靠銀行貸款維持運營的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政府現階段最頭痛的難題之壹。
1 、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維持大型國企的政治經濟地位，主要出於政治需要。中共極權統治的特點是三個壟斷，即政治壟斷（壹黨專制）、資源與經濟壟斷、文化壟斷（控制媒體、教育和宗教）。其中資源方面的壟斷是土地、礦產、森林、水源全歸國有；經濟上的壟斷是指 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重要企業必須國有。在中國，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被視為「共和國長子」，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過壟斷土地、礦產等資源和壟斷重要行業，讓國企擁有產品定價權，攫取巨額利 潤輸送給中央財政。在中國經濟的鼎盛時期，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顯示，從2002—2009年中央所屬企業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1.6％，國企的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 均值的五倍多，是股份公司稅負平均值的二倍。 [11] 同時，國企也是政府對外援助和對內實施政治及社會控制所需經費的小金庫。例如，中國高層官員去外國訪問時，經常隨帶大量採購合同或援助項目，這些支出往往通過國企支付。此外，國企的工資、福利和 工作穩定性都遠遠優越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到這樣的企業就業，幾乎成為中國人職業選擇時僅次於公務員職業的次優選擇，因此，國企往往成為官僚、權貴親屬的謀職之地。美國彭博社的壹篇報導揭露，共有103位在國企 任高管的紅二代，曾用M B O （經理人持股）的名義讓自己致富，他們領導或運營的國企2011年總市值為1.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壹強。 [12] 在21 世紀前十年的國企改革中，這些紅二代通過M B O 的方式，不費分文攫取了大額股份；在資產數億或者數十億的超大型國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 ％，也是壹塊巨型蛋糕。
國企與紅色家族之間既然形成了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管道，這些被管理層大肆攫利的企業不可能經營良好。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衰退，國企的黃金歲月結束了，國企成為銀行壞帳的主要源頭，拖累了中國的國有銀行。自2014年以來，中國媒體上大量出現「殭屍企業」壹詞，指那些嚴重虧損、依賴銀行貸款在維持運轉的國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國 的股市上這樣的「殭屍企業」就有266家，占10 ％，集中於八大行業，即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 [13] 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 [14] 例如，「中國鋁業」號稱「A 股虧損之王」，2014年度淨虧損為163億元人民幣； [15] 「鞍鋼集團」有800億銀行債務，2015年淨虧損43.76億， [16] 「渤海鋼鐵」債務達1920億。 [17] 這些進入「世界企業500強」的大型國企長期處於低效虧損的狀況，使得中國金融系統有如得了敗血癥的病人，這頭剛為國企輸入紅色的新鮮血液（註入資金），那頭就流出黑血（即壞帳）。
屈指算來，這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輪壞帳了。 三輪壞帳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壹個原因是不變的，即國企靠銀行不斷輸血維持。興業策略研究報告估計，如果在兩年內這些殭屍企業全部倒閉，70％的有息負債成為壞帳，影響債務約10671億，年均5300多億。其中10％為債券，90 ％為銀行債務。 [18]
為了避免銀行被「殭屍企業」拖垮，中國政府決定，要考慮出清「殭屍企業」，並把這件事當作2016年六大經濟任務之壹。但是，這壹決定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必須大量裁員；而國企員工強烈反彈，企 業管理層不想引火燒身，希望地方政府為被裁撤員工安排工作，但地方政府也無能為力，只好以維持社會安定為由，要求銀行繼續為虧損國企發放政策性貸款，這樣就又回到了維持「殭屍企業」的初始狀態。
2 、習近平堅持國企「做混做大做強」
儘管國企盛產「殭屍企業」，但習近平仍然想將國企做大做強。
2015年9 月醞釀了好幾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臺， [19] 評論如潮水般湧動，有說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將國企做大做強；也有人說，政府要通過市場化推進私有化。同壹個方案，居然引起兩極猜想，原因在於這個方案有極強的習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 矛盾的表述。
⑴ 《國企改革方案》的幾個關鍵點
《國企改革方案》全文10141個字，共分8 章30 條，開宗明義就肯定：「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這壹精神始終貫徹於《 國企改革方案》之中。
以下是幾個不能忽視的重點：
《國企改革方案》的亮點是混合所有制，公有制占主導地位。 評論者說公道私的分歧，就在於他們對「混合」的解讀不同。有人（包括外國專家）看到「混合」二字，就以為鼓勵私有化。但《國企改革方案》的原話是：「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或各類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國有資本可以絕對控股、相對控股，也可以參股，並著力推進整體上市。」《國企改革方案》制訂者猶恐人們不能充分理解，在第二條「基本原則」中加 以特別闡述：「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仍是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與發展的重點，非公有制經濟處於從屬地位；」「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謂「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 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為了避免社會各界誤解，《國企改革方案》
發表之後兩天，新華社發表評論，表示「須旗幟鮮明反對私有化」，[20] 以正視聽。
既要培養國企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又要加強黨的領導。 《國企改革方案》共有十四處提到市場化，仿彿奉市場化為主旋律。但第二十四條卻聲稱：「充分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壹起來，將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 入國有企業章程，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黨領導壹切」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生命線，「市場化」是鄧小平執政以來國企改革的主旋律。趙紫陽任總書記期間，千辛萬苦推出了政企分開， 希望結束黨管企業的弊政，本來還打算在成功的基礎上推廣黨政分開，所有這些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都付諸東流。中共統治60 多年的經驗表明，在黨的控制下，國有企業可以通過黨的扶持做大，但決無可能做強。因為企業做強，是指企業通過提升 經營能力與管理水平，投入產出合理均衡，通過市場競爭而非壟斷取得市場份額，這恰好是中國的國有企業無法做到的。
「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民營企業，將會成為國企改革光顧的主要目標。 《國企改革方案》第十八條稱：「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 入股非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資本運作平臺作用，通過市場化方式，以公共服務、高新技術、生態環保、戰略性產業為重點領域，對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非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投資。」也就是說，發展 前景不好的民營企業大可放心，國企不會光顧妳；但如果效益佳、市場前景好，國企將不請自來，主動上門收購部分股權或殼資源，躲是躲不掉的。
⑵ 中國當局為何堅持將國企做大做強？
壹個政府考慮扶持什麼企業，往往體現其利益考 量的重點所在。
民主國家對企業的考量壹般是就業優先。比如中國雙匯2013年收購了美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員共計48000人，其中新增約1300人， 當地居民與政府都很歡迎，並不在意資本所有者是中國人。
中國的私企為中國人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就超過國企。據官方數據，2007年，在工業企業從業人員中，國企占9.2％，私企占44.4％； [21] 2011年1 月，全國工商聯發布報告指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 ％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人口的70 ％以上和新增就業人口的90 ％； [22] 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員約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90 ％。 [23]
如今，隨著外資撤退，農民工大量返鄉，逾半大學畢業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應當鼓勵發展私企，將提高就業率作為主要考量。
為何當局卻要將吸納就業較少的國企「做大做強」，採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這是基於兩點考量 ：
第壹、隨著經濟下行，中國政府面臨極大財政困難。據官方數據，從公共財政貢獻看，目前在中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處於劣勢，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僅為13 ％，國企高達70.3％。 [24] 在原有的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這壹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至於國企是否提高就業率，已經不在政府優先考慮之列，李克強總理已經為數億待業者指出壹條「自主創業」之路，儘管大多數失 業者並不具備「創業」能力。
第二、《國企改革方案》中，整體上市才是最終目的。國企目前負債率很高，2015年7 月末中國國有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12％，其債務來源單壹，主要是國有銀行。 [25] 這種銀企關係，註定國企如果好不了，國有銀行也會被拖垮。過去20 多年以來，國企脫困的主要辦法就是前總理朱鎔基想出的高招，讓國企上市圈錢。但近年這壹高招居然失靈，2015年股災中，國企這支「國家隊」在政府強迫其參與救市之後幾乎全數套牢。 於是《國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讓國企改革，與民企實現混合所有制後，「著力推進整體上市」。 因為資產重組之後，企業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 P O （首次公開募股）。
⑶ 民企想與國企混合嗎？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早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布時，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民企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 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幾位民營企業家對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風險有：國資負責人不需要對資產負責；國有資產流失將是條高壓線，會用來對付民企股東；國有股東比民企股東要強勢得多 ，很難合作；如此等等，總之就是：民企不能與國企合作，合作就等於鑽進圈套。 [26]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對新浪財經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 能幹這個事。」 [27]
為了讓民企放心，不將政府看作「狼外婆」，《國企改革方案》第十六條稱：「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壹個推進壹個。改革要依法依規、 嚴格程序、公開公正，切實保護混合所有制企業各類出資人的產權權益，杜絕國有資產流失。」為了加強對國有企業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國企的直接控制，截至2017年8 月，中國總市值超過壹萬億美元的30 多家上市國有企業改寫了章程，把黨組織的領導置於每壹家集團的核心地位。 [28] 至此，中國上世紀80 年代趙紫陽曾嘗試的政治改革，即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完全廢除，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黨完全控制國有企業的模式。
民企不想「混合」的態度是明顯的，但政府想「混合」的意願是強烈的。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都曾飽經風雨，見政府擺開混合架勢，早就開始大量「海外投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過去兩三年，以萬達、AB 、復星、海航為代表的壹些企業，持續加大在海外 的併購投資金額。
2015年8 月以來北京加強外匯管制，與其說是針對那些小額外匯的擁有者，不如說是針對那些想轉移資產的富商，「做空中國」成了壹大新罪名。到2017年，中國當局的「巨靈神掌」終於罩向了這些資本大鱷。
2017年2 月，中國投資界的「超級白手套」肖建華在香港四季酒店神秘失蹤，據傳被強力部門帶回了北京； [29] 6 月，安邦掌門人、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被拘。 [30] 與此同時，王健林的萬達公司大量收購在西方很少有人投資的娛樂項目、無人問津的豪宅，包 括足球隊等，該公司被查的消息也傳得沸沸揚揚。 [31]
前途渺茫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自從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學說以來，中國模式算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這個壹度被中國政府及海外中國研究者吹得神乎 其神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專制政權控制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
中共以消滅資本主義（化私為公）起家，但無法讓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獲得成功，最後只能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延續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在這壹化公為私的改革過程中 ，紅色家族及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家屬搖身壹變，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各樣的資本家。他們積聚財富的過程充斥著骯髒與犯罪，既需要共產政權保護其財產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過政府壟斷的行 業繼續聚斂更多的財富。因此，他們是中國現體制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進者。長期以來，關於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研究中有壹種看法以為，經濟自由化之後，原來的紅色精英會自然地擁抱民主和自由。中國的轉型結果證明，這種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錯誤的。
1 、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底層
迄今為止，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轉型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壹種是中歐模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的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他 們的基本主張不是與原共產黨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而是通過清除共產主義汙垢，盡可能鏟除共產黨文化的殘餘，況且，在多數中歐國家民眾的眼裡，共產黨政權不過是壹個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應當被唾棄。這些國家 政治、經濟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當中獲得好處，大約三分之壹的原共產黨精英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壹半左右提前退休。 [32]
第二種是俄羅斯模式，其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搖身壹變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後他們分享轉型 當中的好處，從中發橫財，同時民眾也在私有化過程當中獲得了壹部分產權。這是典型的「老權貴帶入新社會模式」。
第三種則是中國模式，其主要特點是：中共政權把前30 年毛澤東時代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拋棄了，改用共產黨資本主義鞏固了毛澤東留下來的專制極權制度。在權貴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黑暗行為（例如紅色家族的瘋狂斂財所起的示範作用），導致官僚系統及整個國家高度腐敗。這種腐敗政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分 配不公。當財富與上升機會都被社會上層壟斷之時，占總人口約80 ％的龐大社會底層 [33] 必然產生對精英階層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緒在全社會蔓延。
中國的轉型模式，提出了壹個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以前未曾重視的問題：經濟轉型究竟是有利於 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根據作者對中、俄及東中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觀察，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的時候，比如俄羅斯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 他們發現，民主化的過程並不見得會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是，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國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紅色精英會強力阻止民主化。對他們來說，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海外中文網站上經常出現網民發表的「民主化之後殺妳全家」之類的言論，就是這種仇恨情緒的表現。
當這個國家的大批企業和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對紅色資本家來說，唯壹可 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既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法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將刀把子（軍隊加警察）握在自己手中。中共權貴集團很清楚，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絲毫不值得留戀，目前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是保證他 們攫取利益並維持自身安全的最佳制度：壹隻手擁有掌握資源的權力，另壹隻手通過市場將權力變現為金錢。這種建立於「權力市場化」基礎之上的家國壹體利益輸送機制，不僅使他們比民主國家的企業家更容易獲得財富，而且 還擁有優越的政治地位。這壹現狀註定了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但是，紅色權貴們也很清楚，「中國模式」時刻面臨來自社會底層的威脅，因此，他們壹面把個人的巨額資產向西方國家轉移， 壹面把親屬移民到西方國家，以便留下後路。他們「用腳投票」，實際上宣布了「中國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但是，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紅色權貴與富人們大量攜巨額資金移居外國的事情，到2017年被習近平劃上休止符。 習近平在穩固權力後，終於為中國的未來做了壹些方向性的改變。這些改變被稱之為：江澤民改革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2 、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不容經濟精英共享權力從2014—2017年這三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三件密切相關的大事： 政府從吹噓自己成了直逼美國的世界第二投資大國，變成暫緩對外投資；富商從2014年開始在海外狂買各種資產，到2017年虧本急切求售；中國政府從慷慨地在全世界投資及對外援助，到2016年8 月開始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2017年限制富豪 們海外投資。表面上看，中國「外匯儲備第壹大國」的地位雖然未變，但近四萬億外匯儲備卻縮水至三萬億。
解讀上述事實，就會發現，中國政府對富人階層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貶抑商人的社會地位。
⑴ 「資本大鱷」成為中共打擊目標
不管中國商界願不願意承認，事實證明，習近平當政之後，他們的命運就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商界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享有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始於2013年夏天的反腐運動中，二百多名省部級以上腐敗官員的「朋友圈」幾乎全都陪葬。 [34]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任職能源部、四川省委書記，因而與石油幫、四川幫牽連的油商、川商倒了上百位； [35] 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老家的晉系煤老板集團幾乎全軍覆滅。 [36]
習近平接任之後，面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壹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 》徵求意見稿公布以前，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正如前文提及的萬達集團董事長王 健林，他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37] 杭州娃哈哈集團老板宗慶後對黨壹直很貼心，但在2014中國五 百強企業高峰論壇的發言中，他表示，現在搞試點僅拿出少量股份讓民營資本溢價進入，「實際上民營資本亦沒有那麼傻，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後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有企業的機制。 」他認為，央企這麼大的盤子，民企、民間資本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進去，最後可能又讓國外的基金占了國企的股權，導致國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38] 曾參與過20 多家國企改革的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雖然比上述兩位說得委婉，但態度實質相同。2014年4 月25 日，他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週年系列論壇上發言，談到自己的經驗是「不能作為小股東進去」，「沒有管理權，所以跟原來的國有體制還是壹模壹樣，這樣基本沒有什麼用了」。「我現在非常明確壹點，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經營方式上不能以民 營企業為導向，以市場為導向，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話」，不予考慮。 [39]
2015年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之後，筆者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壹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 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占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混合所有制）。 [40]
嗅出危險氣味的富商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系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 [41] 安邦系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 [42]
為了躲避習近平、王岐山反腐風暴，不少與官場關係親密的商人紛紛將資本轉移至安全之地，香港更是成了資本中轉站。位於香港島中環金融街八號的四季酒店（俗稱望北樓，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曾出現這酒店），則成了中國那些惶惶不安的富 商們的臨時避風港：還出了壹位為富豪們提供各種信息並幫助消災的超級掮客蘇達仁。 [43] 直到2017年1 月，常年帶著八個女保鏢出現的「金融大鱷」肖建華被大陸「強力部門」秘密帶回北京之後，中國大陸富豪們驚覺四季酒店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打消 了來此銷金窟「暫避風頭」的念頭，這壹酒店的「避風港」神話終結。 [44]
中國政府主管部門早就看穿了這些把戲，只在等最高層下決心。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 月3 日，他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發出警告：
「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槓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 不可以的！」劉士余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妳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妳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45]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余針對的是以恆大系、寶能系、安邦系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系資金。還有壹些 膽大的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余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2017年7 月，中國國務院成立壹個領導並監管「壹行三會」的超級機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壹機構成立的目的有二：1.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壹個具有決策權，對行政執行結果具有監管、問責和處罰權的常設機構，設立它的目的在於解決「壹行三會」之間的監管「踢皮球」、金融機構和產品監管標準不統壹、金融監管存在真空等問題。2. 填補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業務監管縫隙。最近十年以來，中國金融行業實施「改革」，不少國企與私企巨頭均擁有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全牌照，但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大監管機構卻存在相當寬的監管縫隙。這些資本大鱷遊弋於金融、證券、 保險三大行業，哪裡方便就在哪裡圈錢，再借著當局鼓勵海外投資之機大規模將資金轉移海外，而其債務風險卻留在國內。成立這個統壹領導監管「壹行三會」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意在彌合監管縫隙。基於此，官媒宣 稱它的成立意味著 「資本暴力時代即將結束」。 [46]
直到這時，不少金融大鱷才意識到，他們壹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終於將砲口瞄準了自己。顯赫的鄧府孫駙馬吳小暉被抓之後， [47] 以數位前政治局常委家屬為靠山的中國首富王健林才算是中止 了他長達三年的資本向外轉移之路，低首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48] 壹度被官府請去喝了幾天茶的復星系的掌門人郭廣昌公開發聲：海外投資這壹走出去是為了更好的引回來。 [49] 持續了三四年之久、通過國內高負債斂財並向海外轉移資產的資本外逃潮才算是強行扼制住。
⑵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裡？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思想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 過不少官方調查。
《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 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三千個家族財富榜總榜單，三千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壹萬個家族，財 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 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壹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 人也應該歸於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壹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
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 鍾情的領域。」 [20]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壹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壹般呈現幾個特點，壹是草根商人占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 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壹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兩層黏在壹起的 關係，註定了中國政商關係有兩重制度詛咒。
第壹重制度詛咒：官員們「家國壹體」之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 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房子住大壹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這壹點，註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衝動。如果家人不夠能 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敗中，壹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中國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 [51] 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壹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壹些頗有社會名望的人士加入了這場討論。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 不可行？〉 [52] 壹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 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準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 以讓商界難受。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壹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匯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壹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三大 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對於處理企業家原罪問題分為三個派別──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在這場討論中，為企業家原罪辯解並反對追究原罪的人，占據 了最終的話語優勢。 [53]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也想破除，「三個代表」理論就是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之融合而提出來的。美國高盛前董事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
，很傳神地道出了這壹點。 [54] 正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挺進政壇，政商結合這條道路既方便了權貴們攫取更大經濟利益，也使商人獲得政治保護傘。本書作者何清漣就是因為在2000年的《書屋》第三期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 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在文中指出中國正在拋棄工農等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並在壹次小範圍公開演講中提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兩實壹虛，代表先進生產力 、代表先進文化，都是中共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寡頭聯盟，這是「實」；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則是「虛」，因為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無數個體的名義集合體，無法代表自身，最後還得由中共代表，因而被認為譏諷 了「三個代表」思想。這筆「新帳」，加上此前《中國的陷阱》壹書被中共當局記下的「老帳」壹道計算，遭受中國當局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職、禁言與全天候監控。後又在2000年7 月在北京經歷了壹場離奇的車禍之後，不得不於2001年6 月出走美國。《書屋》
雜誌主編周實先生則被撤職，在50 歲盛年被強令「退休」。
拋棄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經濟精英寡頭聯盟共治這壹事實，中共當局無視多年，直到十九大前夕，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因為始自2017年3 月的郭文貴海外爆料「徹底將中國政府綁上壹個令自己顏面掃地的戰車」，中國大外宣重鎮多維網才在文章中承認這點，稱江澤民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將關註的目光從『原罪』轉移到對官商勾結、特權壟斷以及圍獵國資上，尤其手握實權的官員與商人的界限越 發模糊，並在之後轉變為既得利益群體或者說權貴階層，成為阻撓改革和變革的破壞力量。」 [55]
3 、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問世，中國當局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 人大、政協，中國政治儼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江澤民立下的政治規則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繼續吸納富翁。這種「精英共和」的表象，讓近年西方媒體的中國「兩會」報導增加了壹個重 要主題：中國「兩會」的富豪人數，以及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與美國國會議員財富之比較。
2015年兩會前夕，《紐約時報》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裡，203人（七分之壹）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三千億元人民幣，超過 奧地利經濟總產值。 [56]
中國「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總值相當驚人。據胡潤中國財富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最富有的70 名人大代表的個人資產淨值在2011年壹共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人民幣）的新高。相比 之下，被中共宣傳品稱之為「金錢帝國」的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的660名最高官員在同壹時期的個人資產淨值為75 億美元，低於70名中國富豪人大代表壹年中增值的財富。 [57] 2017年3 月，據《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 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過去四年裡財富增加了64 ％，從2013—2016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18000多億漲到30000多億元人民幣。 [58]
號稱「共產黨領導下、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國議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成了富豪 與官員的俱樂部。彭博新聞對這壹現象發表評論：「全國人大偏愛億萬富翁，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的融洽關係。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59]
但是，壹黨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 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壹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壹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壹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壹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
[60] 這種對資本介入權力的恐懼，政治精英並不諱言。2017年3 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說：「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壹種是 資本希望求得壹種照顧，但有違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另壹種是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61]
總部設在北京的大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於2017年8 月上旬發布了系列文章《近思錄：透視郭文貴中國野蠻 人演進》（上、中、下），文章標題中的「郭文貴」只是作為引子，重點是分析以郭文貴為代表的中國商圈在30 多年改革中的生成軌跡──這篇文章如果放在國內發表，會影響十九大前夕的「安定團結」局面，因為商圈中的翹楚「九二派」決不認為郭是商界代表 ，他們會從這壹標題中感覺到肅殺寒意。
這裡只談多維新聞網這組文章的主要政治意涵：
《近思錄》的下篇有個單獨的標題，叫做〈中共終結經濟野蠻生長的努力〉，其編者按如是說：「每壹個權力中心的周邊，都聚集了壹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團 。這些人因為接近權力中心，得以壟斷資源，獲得巨大的利益。」 [62]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大概都會讀懂這段話。其中每壹個權力中心，指的是江澤民時期的「多龍治水」與胡錦濤時期的「九龍治水」格局，每壹個政治局常委都將自己管轄的範圍當成壹 個權力中心；圍繞「每壹個權力中心」，形成壹個蠶食國家資源以自肥的利益集團，比如這次情報系統的反叛，就是圍繞國安權力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團在暗中策劃並實行。十九大要做的事情是：今後中國只能有壹個權力中心，不 再是多頭共治的集體領導。
該系列文章還指出：「胡溫十年形勢惡化，彼時的溫家寶身為壹個性格軟糯、不諳經濟之學的工程師總理，加之在位期間，中國特殊政治權力結構的桎梏，可以說上位之初的雄心萬丈不久便熄滅，而最終只剩下難以回天的政改空號 了。現在已經到了壹個轉變的重要階段。」 [63]
如何轉變？從經濟上來說，抑商時代將要開始，佐證是：據官方媒體報導，今年要適當提高十九大在生產和工作第壹線的代表比例。省區市、中央金融系統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壹線黨員所占比例壹般不少於三分之壹，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場站11 路線公交駕駛員夏四初成為十九大代表 [64] ──這讓經歷過文革的人想起當年毛澤東時代九大時期的工農兵代表紡織工人吳桂賢、石油工人王進喜、農民代表陳永貴等人。
不過，在《人民論壇》述及的三類中國新富家族中，中國最高當局的策略不壹樣。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均鎮以雷霆之威，不少商人均落得財破人繫獄甚至身死的下場。對付紅色家族則（只能）採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 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四位。
外逃貪官則先後通過「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實施海外追逃。
2014—2016年，中國當局先後從90 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10人，追回贓款86 億元人民幣，迄今追回「百名紅通人員」39 人。讓中紀委覺得效果彰顯的成就是：新增外逃人員逐年大幅下降， [65] 在中共中央各大權力機構中，中紀委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但自從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之後，加以整頓並加強職能，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 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就是王岐山，郭文貴曾提出「為貪官報仇、討回公道」的口號，因此其支持者有貪官群體、 [66] 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壹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 只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可以想像，號稱「精英聚會」的每年壹度的人大、政協例會上，部分富豪們的身影將要讓位於工農兵這些生產壹線的黨代表。庫恩 寫的《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書名被人借用調侃：「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但時光不能倒流，無論怎樣，習近平無法帶領中國人回到過去。只要現存的政治體制不改，人大、政協的代表無論是富人還是生產第壹線的工人，都沒有中 國人會將他們當成自己的代表，也沒有代表認為他們代表了人民。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他們既是執政黨遴選的代表，自然只能唯執政黨意誌是從。但中共的社會基礎其實已經被掏空：
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底層，習近平的反 腐讓官員痛失樂園因而失去「官心」，正準備實施的抑富政策，將使富裕階層從半心半意地依靠黨變成離心離德的表面順從。壹個只剩下槍桿子的政權，到底能走多遠，很值得懷疑。
今天，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仍然將馬克思主義奉為正統，是因它能為紅色資產 階級的特權身分和「無產階級專政」繼續維持下去，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解釋。弔詭的是，中國模式本身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在反民主的專制基礎之上。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訣竅就在於：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和招牌，建 設和鞏固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既挑戰了馬克思主義，也挑戰了民主化理論。對中國未來的認識，需要從這裡起步。
至於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中的命運，其實早有定位。1988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過壹個關於社會主義 國家改革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壹位來自共產黨國家匈牙利的經濟學家語驚四座：所謂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先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然後再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壹年以後 ，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蘇聯東歐共產黨陣營的相繼解體所證實。
中國經濟曾有過輝煌的「黃金十年」（2001—2010年），在「黃金十年」當中，中國成為繼英國之後第二個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度，外資視中國為「投資福地」，為了進入中國「搶灘」，還需要付出「制度成本」，向政府官員行賄。基於中國 經濟將持續增長的預測，曾有外國學者壹度鼓吹，中國已經「和平崛起」，「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中國必將在2025年或203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政府也非常自豪地宣稱，中國已經成為 世界發展中國家當中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外部觀察者未曾預料到的是，中國自2010年開始，進入L 型的長期衰敗階段。與這些主流看法不同，本書作者壹直認為，這種透支本國資源、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的畸形發展，必將衰敗。從2009年開始， 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國內消費、出口和投資）陸續失靈，與房地產相關的幾十個上下遊產業形成了巨大的產能過剩，需要通過「壹帶壹路」向外輸出。
中國經濟改革隱含的密碼：化公為私
所有共產黨都宣稱要消滅資本主義，因此，中共元老們無壹不為自己戴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是，縱觀中共統治中國將近70 年的歷史，會發現壹個有趣的現象：前30 年，中共通過暴力「化私為公」，讓中共政權成為全國唯壹的地主及資產所有者，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無產者；後40 年，通過鄧小平於1978年底開創的經濟改革用政治權力「化公為私」，讓共產黨的幹部與紅色家族成員成了暴富階層。
1 、共產黨幹部變身資本家：中國式私有化的秘訣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在農村推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富農，強制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直至成立人民公社，將農民變成國家的農奴。在城市，先是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3—19 56年），把所有私有企業都變成了公有公營企業，剝奪了資本家的絕大部分財產，建立了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此後20 餘年間，社會主義國家的國企存在的弊端，中國的國企壹樣也不少，虧損嚴重。1976年9 月毛澤東去世之後，繼任者華國鋒繼續堅持毛的政治經濟路線。直至1978年十壹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重新出山，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但準許個體的小規模私營經濟經營，同時削弱計劃經濟，卻不準私有化，比如規定私人企業雇工不能 超過八個，八個以上就是資本主義。但這壹據說按照馬克思經典教義折騰出來的荒唐規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
鄧小平於1997年2 月去世。十個月之後，中國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允許中小國企私有化。所謂「抓大」，就是指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準許其經過資產重組後上市。所謂「資產重組」，是指國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資出售部分股份，但國家仍然控股（51 ％以上或者必須成為第壹大股東）；所謂「放小」，是將 市場前景不佳或虧損嚴重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允許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時任總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決策，主要出自兩點考慮：
第壹、國有企業無法歸還銀行貸款，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
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無法解決國有企業 的弊端，例如冗員過多、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驚人、企業虧損嚴重等，只能長期依賴國有銀行的貸款支撐企業的運轉。隨著經營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停止償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國有銀 行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70 ％左右，如果繼續為國企註資，金融系統將被國企拖垮。
第二、中國急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 T O ），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 T O 接納中國有個前提，即以15 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即取消計劃經 濟和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如果不能證明其實行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無法獲準加入W T O 。
中國這壹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四年左右，主題是中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原廠長、經理等私人擁 有的企業。程曉農曾詳細分析了130個國有企業私有化案例，歸納了數種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國企業私有化的黑暗過程。他們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業資產淨值；然後直接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少數 是向私人借款）買下自己管理的企業，註
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分，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自己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也就是說，他們雖然購買了自己管理的企業，個人卻往往只付很少的錢，甚至分 文不付。 [2]
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約從2002年開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有企業改組後上市（listing）、管理層持股（M B O ，Management Buyout）、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等。由於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廠長經理們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企業高中層管理幹部，並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準企業上市的 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共產黨的國企幹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憑藉職位優勢成了資產所有者。
這場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為11 萬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 [3] 其中還包括已經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於控股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
中國這壹私有化過程，究竟讓多少中共內部人從無產者成為擁資百萬千萬的企業所有者？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 的數據， [4] 結論是，約50 ％—60 ％的企業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25 ％的企業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於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外資所占份額不足2 ％；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10 ％。值得壹提的是，即便職工與管理層共同擁有股份，但職 工股東基本上無法過問企業的資產管理及經營狀況，實際上相當於職工出錢幫助管理層擁有企業。
2 、中國當局為何不願承認已經發生的私有化？
上述過程無異於政府縱容國企管理層夥同政府官員公開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中國當局就算巧舌如簧， 也沒法把這種掠奪解釋成正當行為。偶然見之於媒體的國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發社會公眾的憤怒，因此，中國政府不許國內媒體討論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私有化過程的調查報告，直到2011年，中國官方還堅持宣 稱「五不搞」，其中就有壹條「不搞私有化」。 [5] 但是，這壹謊言只是用來欺騙國內公眾，實際上，中國政府曾經委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中國進行了幾次有關中國私有化結果的調查，調查報告都以英文發表在國外， [6] 從而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早在1997年底就開始推進私有化，從而為2001年12 月加入W T O 成功地鋪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後十來年當中，中共當局極少追究紅色精英們侵吞企業國有資產的行為。不僅如此，從1998—2003年這段私 有化高潮時期，中國政府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製造了長達六年的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權貴、國企經理、廠長及官員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後雖然重新恢復了國有資產管理局，但私有化結果木已成舟，原來的國企廠長經理們已經堂而皇之變身為私營企業家。
也許有讀者會問，共產黨國家的公有企業私有化，是不是只能採取這種辦法？程曉農研究過俄羅斯和中歐數國的私有化過程，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由政府鼓勵並保護、允許共產黨幹部直接侵吞國企 資產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國採用；中歐各國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讓共產黨幹部染指。 [7] 如果把中國和俄羅斯的工業企業私有化過程與結果作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式私有化的明顯弊端： [8]
⑴ 企業私有化的黑箱
中國政府從未宣布過企業私有化的具體設想，私有化過程是政府官員和廠長、經理操作於黑箱，將工人排除在外而進行的。與之相反，俄羅斯政府有統壹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決定選擇哪壹種。
⑵ 工人權益未受保障
中國工人大多是被廠長、經理以保留工作為條件強迫入股，工人不得不動用個人儲蓄。中國工人入股本廠之後，空有股東虛名，其權益卻得不到保障。與之相反，俄羅斯工人對本企業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的私有化券，他 們的股東身分能得到承認，權益也有保障。
⑶ 高層持股易控制企業
在俄羅斯，私有化之後，企業職工持有的本企業股份大約占40 ％左右，比中國工人的10 ％多得多；俄羅斯的企業經理層雖然也持有壹部分股份，但比中國的經理階層少 得多。因此，俄羅斯的廠長、經理靠他們個人控制的股份，往往無法把企業變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⑷ 解雇員工以降低成本
私有化之後，中國大約半數國企職工被解雇，廠長、經理藉解雇員工來降低企業成本（即減員增效），此舉得到各地 政府的充分支持。
與之不同，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解雇工人的情況較少發生。
⑸ 勞資衝突比例上升
中國推行私有化之時，中國尚未建立保障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系統，失業工人沒有生活來源，加之企業廠長、經理大肆侵吞國有資產，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大量的勞資衝突。1995年全中國縣、市壹級的勞動糾紛仲裁機構處理的勞資衝突為3.3萬起，2006年這個數字達到44.7萬起，2008年上升到69 萬起。 [9] 而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仍然正常運轉，少數失業工人 可以領取社會福利而勉強生存。俄羅斯的廠長、經理在私有化過程中比較尊重工人的意願，勞資雙方很少因私有化而發生衝突。
西方有學者認為，共產黨國家的威權體制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因為政府的強權可以克服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往往被他們 視為壹個最好的例子。 [10] 他們全然忽視了這壹「經濟轉型」過程完全漠視社會公正，剝奪了民眾的權益。這樣壹種只有利於統治精英的制度安排，為日後中國的社會衝突埋下了深重的禍根。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再來看國企改革的「抓大」成果。無須否認，中國政府通過政策傾斜對大型國企進行資產重組，確實造就了壹批控制國計民生的超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在2001—2010年的這段時期內，這些通過壟斷形成的經濟寡頭成為中國政府的主要經濟支柱。但進入 2010年之後，越來越多的大型國企變成了「殭屍企業」（即長年虧損、依靠銀行貸款維持運營的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政府現階段最頭痛的難題之壹。
1 、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維持大型國企的政治經濟地位，主要出於政治需要。中共極權統治的特點是三個壟斷，即政治壟斷（壹黨專制）、資源與經濟壟斷、文化壟斷（控制媒體、教育和宗教）。其中資源方面的壟斷是土地、礦產、森林、水源全歸國有；經濟上的壟斷是指 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重要企業必須國有。在中國，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被視為「共和國長子」，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過壟斷土地、礦產等資源和壟斷重要行業，讓國企擁有產品定價權，攫取巨額利 潤輸送給中央財政。在中國經濟的鼎盛時期，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顯示，從2002—2009年中央所屬企業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1.6％，國企的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 均值的五倍多，是股份公司稅負平均值的二倍。 [11] 同時，國企也是政府對外援助和對內實施政治及社會控制所需經費的小金庫。例如，中國高層官員去外國訪問時，經常隨帶大量採購合同或援助項目，這些支出往往通過國企支付。此外，國企的工資、福利和 工作穩定性都遠遠優越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到這樣的企業就業，幾乎成為中國人職業選擇時僅次於公務員職業的次優選擇，因此，國企往往成為官僚、權貴親屬的謀職之地。美國彭博社的壹篇報導揭露，共有103位在國企 任高管的紅二代，曾用M B O （經理人持股）的名義讓自己致富，他們領導或運營的國企2011年總市值為1.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壹強。 [12] 在21 世紀前十年的國企改革中，這些紅二代通過M B O 的方式，不費分文攫取了大額股份；在資產數億或者數十億的超大型國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 ％，也是壹塊巨型蛋糕。
國企與紅色家族之間既然形成了家國壹體的利益輸送管道，這些被管理層大肆攫利的企業不可能經營良好。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衰退，國企的黃金歲月結束了，國企成為銀行壞帳的主要源頭，拖累了中國的國有銀行。自2014年以來，中國媒體上大量出現「殭屍企業」壹詞，指那些嚴重虧損、依賴銀行貸款在維持運轉的國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國 的股市上這樣的「殭屍企業」就有266家，占10 ％，集中於八大行業，即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 [13] 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 [14] 例如，「中國鋁業」號稱「A 股虧損之王」，2014年度淨虧損為163億元人民幣； [15] 「鞍鋼集團」有800億銀行債務，2015年淨虧損43.76億， [16] 「渤海鋼鐵」債務達1920億。 [17] 這些進入「世界企業500強」的大型國企長期處於低效虧損的狀況，使得中國金融系統有如得了敗血癥的病人，這頭剛為國企輸入紅色的新鮮血液（註入資金），那頭就流出黑血（即壞帳）。
屈指算來，這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輪壞帳了。 三輪壞帳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壹個原因是不變的，即國企靠銀行不斷輸血維持。興業策略研究報告估計，如果在兩年內這些殭屍企業全部倒閉，70％的有息負債成為壞帳，影響債務約10671億，年均5300多億。其中10％為債券，90 ％為銀行債務。 [18]
為了避免銀行被「殭屍企業」拖垮，中國政府決定，要考慮出清「殭屍企業」，並把這件事當作2016年六大經濟任務之壹。但是，這壹決定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必須大量裁員；而國企員工強烈反彈，企 業管理層不想引火燒身，希望地方政府為被裁撤員工安排工作，但地方政府也無能為力，只好以維持社會安定為由，要求銀行繼續為虧損國企發放政策性貸款，這樣就又回到了維持「殭屍企業」的初始狀態。
2 、習近平堅持國企「做混做大做強」
儘管國企盛產「殭屍企業」，但習近平仍然想將國企做大做強。
2015年9 月醞釀了好幾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出臺， [19] 評論如潮水般湧動，有說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將國企做大做強；也有人說，政府要通過市場化推進私有化。同壹個方案，居然引起兩極猜想，原因在於這個方案有極強的習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 矛盾的表述。
⑴ 《國企改革方案》的幾個關鍵點
《國企改革方案》全文10141個字，共分8 章30 條，開宗明義就肯定：「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這壹精神始終貫徹於《 國企改革方案》之中。
以下是幾個不能忽視的重點：
《國企改革方案》的亮點是混合所有制，公有制占主導地位。 評論者說公道私的分歧，就在於他們對「混合」的解讀不同。有人（包括外國專家）看到「混合」二字，就以為鼓勵私有化。但《國企改革方案》的原話是：「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或各類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國有資本可以絕對控股、相對控股，也可以參股，並著力推進整體上市。」《國企改革方案》制訂者猶恐人們不能充分理解，在第二條「基本原則」中加 以特別闡述：「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仍是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與發展的重點，非公有制經濟處於從屬地位；」「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謂「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錢購買國企股份，成為 股東；但股權配置比例是以國有資本為大頭，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為了避免社會各界誤解，《國企改革方案》
發表之後兩天，新華社發表評論，表示「須旗幟鮮明反對私有化」，[20] 以正視聽。
既要培養國企的「市場化經營機制」，又要加強黨的領導。 《國企改革方案》共有十四處提到市場化，仿彿奉市場化為主旋律。但第二十四條卻聲稱：「充分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壹起來，將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 入國有企業章程，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黨領導壹切」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生命線，「市場化」是鄧小平執政以來國企改革的主旋律。趙紫陽任總書記期間，千辛萬苦推出了政企分開， 希望結束黨管企業的弊政，本來還打算在成功的基礎上推廣黨政分開，所有這些努力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都付諸東流。中共統治60 多年的經驗表明，在黨的控制下，國有企業可以通過黨的扶持做大，但決無可能做強。因為企業做強，是指企業通過提升 經營能力與管理水平，投入產出合理均衡，通過市場競爭而非壟斷取得市場份額，這恰好是中國的國有企業無法做到的。
「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民營企業，將會成為國企改革光顧的主要目標。 《國企改革方案》第十八條稱：「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 入股非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資本運作平臺作用，通過市場化方式，以公共服務、高新技術、生態環保、戰略性產業為重點領域，對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非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投資。」也就是說，發展 前景不好的民營企業大可放心，國企不會光顧妳；但如果效益佳、市場前景好，國企將不請自來，主動上門收購部分股權或殼資源，躲是躲不掉的。
⑵ 中國當局為何堅持將國企做大做強？
壹個政府考慮扶持什麼企業，往往體現其利益考 量的重點所在。
民主國家對企業的考量壹般是就業優先。比如中國雙匯2013年收購了美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員共計48000人，其中新增約1300人， 當地居民與政府都很歡迎，並不在意資本所有者是中國人。
中國的私企為中國人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就超過國企。據官方數據，2007年，在工業企業從業人員中，國企占9.2％，私企占44.4％； [21] 2011年1 月，全國工商聯發布報告指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 ％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人口的70 ％以上和新增就業人口的90 ％； [22] 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員約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90 ％。 [23]
如今，隨著外資撤退，農民工大量返鄉，逾半大學畢業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應當鼓勵發展私企，將提高就業率作為主要考量。
為何當局卻要將吸納就業較少的國企「做大做強」，採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這是基於兩點考量 ：
第壹、隨著經濟下行，中國政府面臨極大財政困難。據官方數據，從公共財政貢獻看，目前在中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處於劣勢，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僅為13 ％，國企高達70.3％。 [24] 在原有的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這壹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至於國企是否提高就業率，已經不在政府優先考慮之列，李克強總理已經為數億待業者指出壹條「自主創業」之路，儘管大多數失 業者並不具備「創業」能力。
第二、《國企改革方案》中，整體上市才是最終目的。國企目前負債率很高，2015年7 月末中國國有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5.12％，其債務來源單壹，主要是國有銀行。 [25] 這種銀企關係，註定國企如果好不了，國有銀行也會被拖垮。過去20 多年以來，國企脫困的主要辦法就是前總理朱鎔基想出的高招，讓國企上市圈錢。但近年這壹高招居然失靈，2015年股災中，國企這支「國家隊」在政府強迫其參與救市之後幾乎全數套牢。 於是《國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讓國企改革，與民企實現混合所有制後，「著力推進整體上市」。 因為資產重組之後，企業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 P O （首次公開募股）。
⑶ 民企想與國企混合嗎？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早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布時，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民企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 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幾位民營企業家對混合所有制的看法，其中提到的主要風險有：國資負責人不需要對資產負責；國有資產流失將是條高壓線，會用來對付民企股東；國有股東比民企股東要強勢得多 ，很難合作；如此等等，總之就是：民企不能與國企合作，合作就等於鑽進圈套。 [26]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對新浪財經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 能幹這個事。」 [27]
為了讓民企放心，不將政府看作「狼外婆」，《國企改革方案》第十六條稱：「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成熟壹個推進壹個。改革要依法依規、 嚴格程序、公開公正，切實保護混合所有制企業各類出資人的產權權益，杜絕國有資產流失。」為了加強對國有企業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國企的直接控制，截至2017年8 月，中國總市值超過壹萬億美元的30 多家上市國有企業改寫了章程，把黨組織的領導置於每壹家集團的核心地位。 [28] 至此，中國上世紀80 年代趙紫陽曾嘗試的政治改革，即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完全廢除，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黨完全控制國有企業的模式。
民企不想「混合」的態度是明顯的，但政府想「混合」的意願是強烈的。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都曾飽經風雨，見政府擺開混合架勢，早就開始大量「海外投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過去兩三年，以萬達、AB 、復星、海航為代表的壹些企業，持續加大在海外 的併購投資金額。
2015年8 月以來北京加強外匯管制，與其說是針對那些小額外匯的擁有者，不如說是針對那些想轉移資產的富商，「做空中國」成了壹大新罪名。到2017年，中國當局的「巨靈神掌」終於罩向了這些資本大鱷。
2017年2 月，中國投資界的「超級白手套」肖建華在香港四季酒店神秘失蹤，據傳被強力部門帶回了北京； [29] 6 月，安邦掌門人、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被拘。 [30] 與此同時，王健林的萬達公司大量收購在西方很少有人投資的娛樂項目、無人問津的豪宅，包 括足球隊等，該公司被查的消息也傳得沸沸揚揚。 [31]
前途渺茫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自從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學說以來，中國模式算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這個壹度被中國政府及海外中國研究者吹得神乎 其神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專制政權控制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
中共以消滅資本主義（化私為公）起家，但無法讓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獲得成功，最後只能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延續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在這壹化公為私的改革過程中 ，紅色家族及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家屬搖身壹變，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各樣的資本家。他們積聚財富的過程充斥著骯髒與犯罪，既需要共產政權保護其財產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過政府壟斷的行 業繼續聚斂更多的財富。因此，他們是中國現體制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進者。長期以來，關於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研究中有壹種看法以為，經濟自由化之後，原來的紅色精英會自然地擁抱民主和自由。中國的轉型結果證明，這種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錯誤的。
1 、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底層
迄今為止，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轉型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壹種是中歐模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的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他 們的基本主張不是與原共產黨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而是通過清除共產主義汙垢，盡可能鏟除共產黨文化的殘餘，況且，在多數中歐國家民眾的眼裡，共產黨政權不過是壹個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應當被唾棄。這些國家 政治、經濟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當中獲得好處，大約三分之壹的原共產黨精英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壹半左右提前退休。 [32]
第二種是俄羅斯模式，其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搖身壹變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後他們分享轉型 當中的好處，從中發橫財，同時民眾也在私有化過程當中獲得了壹部分產權。這是典型的「老權貴帶入新社會模式」。
第三種則是中國模式，其主要特點是：中共政權把前30 年毛澤東時代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拋棄了，改用共產黨資本主義鞏固了毛澤東留下來的專制極權制度。在權貴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黑暗行為（例如紅色家族的瘋狂斂財所起的示範作用），導致官僚系統及整個國家高度腐敗。這種腐敗政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分 配不公。當財富與上升機會都被社會上層壟斷之時，占總人口約80 ％的龐大社會底層 [33] 必然產生對精英階層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緒在全社會蔓延。
中國的轉型模式，提出了壹個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以前未曾重視的問題：經濟轉型究竟是有利於 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根據作者對中、俄及東中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觀察，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的時候，比如俄羅斯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 他們發現，民主化的過程並不見得會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是，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國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紅色精英會強力阻止民主化。對他們來說，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海外中文網站上經常出現網民發表的「民主化之後殺妳全家」之類的言論，就是這種仇恨情緒的表現。
當這個國家的大批企業和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對紅色資本家來說，唯壹可 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既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法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將刀把子（軍隊加警察）握在自己手中。中共權貴集團很清楚，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絲毫不值得留戀，目前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是保證他 們攫取利益並維持自身安全的最佳制度：壹隻手擁有掌握資源的權力，另壹隻手通過市場將權力變現為金錢。這種建立於「權力市場化」基礎之上的家國壹體利益輸送機制，不僅使他們比民主國家的企業家更容易獲得財富，而且 還擁有優越的政治地位。這壹現狀註定了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但是，紅色權貴們也很清楚，「中國模式」時刻面臨來自社會底層的威脅，因此，他們壹面把個人的巨額資產向西方國家轉移， 壹面把親屬移民到西方國家，以便留下後路。他們「用腳投票」，實際上宣布了「中國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但是，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紅色權貴與富人們大量攜巨額資金移居外國的事情，到2017年被習近平劃上休止符。 習近平在穩固權力後，終於為中國的未來做了壹些方向性的改變。這些改變被稱之為：江澤民改革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2 、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不容經濟精英共享權力從2014—2017年這三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三件密切相關的大事： 政府從吹噓自己成了直逼美國的世界第二投資大國，變成暫緩對外投資；富商從2014年開始在海外狂買各種資產，到2017年虧本急切求售；中國政府從慷慨地在全世界投資及對外援助，到2016年8 月開始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2017年限制富豪 們海外投資。表面上看，中國「外匯儲備第壹大國」的地位雖然未變，但近四萬億外匯儲備卻縮水至三萬億。
解讀上述事實，就會發現，中國政府對富人階層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貶抑商人的社會地位。
⑴ 「資本大鱷」成為中共打擊目標
不管中國商界願不願意承認，事實證明，習近平當政之後，他們的命運就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商界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享有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始於2013年夏天的反腐運動中，二百多名省部級以上腐敗官員的「朋友圈」幾乎全都陪葬。 [34]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任職能源部、四川省委書記，因而與石油幫、四川幫牽連的油商、川商倒了上百位； [35] 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老家的晉系煤老板集團幾乎全軍覆滅。 [36]
習近平接任之後，面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壹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 》徵求意見稿公布以前，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正如前文提及的萬達集團董事長王 健林，他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壹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37] 杭州娃哈哈集團老板宗慶後對黨壹直很貼心，但在2014中國五 百強企業高峰論壇的發言中，他表示，現在搞試點僅拿出少量股份讓民營資本溢價進入，「實際上民營資本亦沒有那麼傻，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後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有企業的機制。 」他認為，央企這麼大的盤子，民企、民間資本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進去，最後可能又讓國外的基金占了國企的股權，導致國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38] 曾參與過20 多家國企改革的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雖然比上述兩位說得委婉，但態度實質相同。2014年4 月25 日，他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週年系列論壇上發言，談到自己的經驗是「不能作為小股東進去」，「沒有管理權，所以跟原來的國有體制還是壹模壹樣，這樣基本沒有什麼用了」。「我現在非常明確壹點，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經營方式上不能以民 營企業為導向，以市場為導向，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話」，不予考慮。 [39]
2015年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之後，筆者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壹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 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占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混合所有制）。 [40]
嗅出危險氣味的富商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系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 [41] 安邦系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 [42]
為了躲避習近平、王岐山反腐風暴，不少與官場關係親密的商人紛紛將資本轉移至安全之地，香港更是成了資本中轉站。位於香港島中環金融街八號的四季酒店（俗稱望北樓，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曾出現這酒店），則成了中國那些惶惶不安的富 商們的臨時避風港：還出了壹位為富豪們提供各種信息並幫助消災的超級掮客蘇達仁。 [43] 直到2017年1 月，常年帶著八個女保鏢出現的「金融大鱷」肖建華被大陸「強力部門」秘密帶回北京之後，中國大陸富豪們驚覺四季酒店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打消 了來此銷金窟「暫避風頭」的念頭，這壹酒店的「避風港」神話終結。 [44]
中國政府主管部門早就看穿了這些把戲，只在等最高層下決心。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 月3 日，他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發出警告：
「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槓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 不可以的！」劉士余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妳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妳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45]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余針對的是以恆大系、寶能系、安邦系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系資金。還有壹些 膽大的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余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2017年7 月，中國國務院成立壹個領導並監管「壹行三會」的超級機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壹機構成立的目的有二：1.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壹個具有決策權，對行政執行結果具有監管、問責和處罰權的常設機構，設立它的目的在於解決「壹行三會」之間的監管「踢皮球」、金融機構和產品監管標準不統壹、金融監管存在真空等問題。2. 填補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業務監管縫隙。最近十年以來，中國金融行業實施「改革」，不少國企與私企巨頭均擁有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全牌照，但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大監管機構卻存在相當寬的監管縫隙。這些資本大鱷遊弋於金融、證券、 保險三大行業，哪裡方便就在哪裡圈錢，再借著當局鼓勵海外投資之機大規模將資金轉移海外，而其債務風險卻留在國內。成立這個統壹領導監管「壹行三會」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意在彌合監管縫隙。基於此，官媒宣 稱它的成立意味著 「資本暴力時代即將結束」。 [46]
直到這時，不少金融大鱷才意識到，他們壹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終於將砲口瞄準了自己。顯赫的鄧府孫駙馬吳小暉被抓之後， [47] 以數位前政治局常委家屬為靠山的中國首富王健林才算是中止 了他長達三年的資本向外轉移之路，低首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48] 壹度被官府請去喝了幾天茶的復星系的掌門人郭廣昌公開發聲：海外投資這壹走出去是為了更好的引回來。 [49] 持續了三四年之久、通過國內高負債斂財並向海外轉移資產的資本外逃潮才算是強行扼制住。
⑵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裡？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思想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 過不少官方調查。
《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 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三千個家族財富榜總榜單，三千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壹萬個家族，財 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 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壹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 人也應該歸於此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壹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
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 鍾情的領域。」 [20]
有趣的是，該文對前兩類商人都列舉了代表人物，但對第三類商人卻未提及壹個名字，只是指出：「在國外，富豪家族壹般呈現幾個特點，壹是草根商人占絕大多數，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數。對比這兩個領域，中國商 人家族的構成，存在很多隱憂。近年來日益被詬病的權力資本，權錢的聯姻，為中國商人家族蒙上了壹層陰影。」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兩層黏在壹起的 關係，註定了中國政商關係有兩重制度詛咒。
第壹重制度詛咒：官員們「家國壹體」之利益輸送機制。
中共政治就是極權政治，以「三個壟斷」著稱，即政治壟斷、經濟（資源壟斷）與輿論壟斷。這三個壟斷格局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但那時有 權力無市場，大小掌權者最多是房子住大壹些，享受特供與子女就業特權。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政府官員掌握的權力可以通過市場變現，即我講的「權力市場化」。這壹點，註定了中國的官員必然會有尋租衝動。如果家人不夠能 幹，就充當權力掮客，官商勾結；如果妻子兒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辦企業，因為向別人尋租遠不如自家人開辦企業安全可靠。這就是近幾年反腐敗中，壹個貪腐官員落馬，往往導致家庭成員及朋友圈同赴監獄現象的原因。
為了讓官員們能夠祛除這重詛咒，前些年中國很認真地討論過如何「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推動政改」。 [51] 這類討論從本世紀初就壹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輪討論最為認真，壹些頗有社會名望的人士加入了這場討論。我曾在〈「特赦貪官推動政改」為何 不可行？〉 [52] 壹文中分析過此論的來龍去脈。
第二重制度詛咒，則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 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準入、稅收、企業年檢，每道關卡都可 以讓商界難受。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2005年開始，中國商界、學界曾興起壹波關於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主要觀點匯集於《原罪：轉型期中國企業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贖》壹書當中。該書將「原罪」歸咎於三大 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會轉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後天失調以及滋生原罪的社會環境，對於處理企業家原罪問題分為三個派別──追究派、反對派和折中派。在這場討論中，為企業家原罪辯解並反對追究原罪的人，占據 了最終的話語優勢。 [53]
這兩重制度詛咒，江澤民也想破除，「三個代表」理論就是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之融合而提出來的。美國高盛前董事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作為全書標題
，很傳神地道出了這壹點。 [54] 正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挺進政壇，政商結合這條道路既方便了權貴們攫取更大經濟利益，也使商人獲得政治保護傘。本書作者何清漣就是因為在2000年的《書屋》第三期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 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在文中指出中國正在拋棄工農等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並在壹次小範圍公開演講中提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兩實壹虛，代表先進生產力 、代表先進文化，都是中共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寡頭聯盟，這是「實」；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則是「虛」，因為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無數個體的名義集合體，無法代表自身，最後還得由中共代表，因而被認為譏諷 了「三個代表」思想。這筆「新帳」，加上此前《中國的陷阱》壹書被中共當局記下的「老帳」壹道計算，遭受中國當局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職、禁言與全天候監控。後又在2000年7 月在北京經歷了壹場離奇的車禍之後，不得不於2001年6 月出走美國。《書屋》
雜誌主編周實先生則被撤職，在50 歲盛年被強令「退休」。
拋棄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經濟精英寡頭聯盟共治這壹事實，中共當局無視多年，直到十九大前夕，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因為始自2017年3 月的郭文貴海外爆料「徹底將中國政府綁上壹個令自己顏面掃地的戰車」，中國大外宣重鎮多維網才在文章中承認這點，稱江澤民時代之後，「人們開始將關註的目光從『原罪』轉移到對官商勾結、特權壟斷以及圍獵國資上，尤其手握實權的官員與商人的界限越 發模糊，並在之後轉變為既得利益群體或者說權貴階層，成為阻撓改革和變革的破壞力量。」 [55]
3 、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問世，中國當局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 人大、政協，中國政治儼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江澤民立下的政治規則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繼續吸納富翁。這種「精英共和」的表象，讓近年西方媒體的中國「兩會」報導增加了壹個重 要主題：中國「兩會」的富豪人數，以及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與美國國會議員財富之比較。
2015年兩會前夕，《紐約時報》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裡，203人（七分之壹）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三千億元人民幣，超過 奧地利經濟總產值。 [56]
中國「兩會」富豪代表的財富總值相當驚人。據胡潤中國財富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最富有的70 名人大代表的個人資產淨值在2011年壹共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人民幣）的新高。相比 之下，被中共宣傳品稱之為「金錢帝國」的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的660名最高官員在同壹時期的個人資產淨值為75 億美元，低於70名中國富豪人大代表壹年中增值的財富。 [57] 2017年3 月，據《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 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過去四年裡財富增加了64 ％，從2013—2016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18000多億漲到30000多億元人民幣。 [58]
號稱「共產黨領導下、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國議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成了富豪 與官員的俱樂部。彭博新聞對這壹現象發表評論：「全國人大偏愛億萬富翁，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的融洽關係。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59]
但是，壹黨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 治學大師亨廷頓曾有壹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壹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壹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壹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
[60] 這種對資本介入權力的恐懼，政治精英並不諱言。2017年3 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說：「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壹種是 資本希望求得壹種照顧，但有違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另壹種是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61]
總部設在北京的大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於2017年8 月上旬發布了系列文章《近思錄：透視郭文貴中國野蠻 人演進》（上、中、下），文章標題中的「郭文貴」只是作為引子，重點是分析以郭文貴為代表的中國商圈在30 多年改革中的生成軌跡──這篇文章如果放在國內發表，會影響十九大前夕的「安定團結」局面，因為商圈中的翹楚「九二派」決不認為郭是商界代表 ，他們會從這壹標題中感覺到肅殺寒意。
這裡只談多維新聞網這組文章的主要政治意涵：
《近思錄》的下篇有個單獨的標題，叫做〈中共終結經濟野蠻生長的努力〉，其編者按如是說：「每壹個權力中心的周邊，都聚集了壹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團 。這些人因為接近權力中心，得以壟斷資源，獲得巨大的利益。」 [62]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大概都會讀懂這段話。其中每壹個權力中心，指的是江澤民時期的「多龍治水」與胡錦濤時期的「九龍治水」格局，每壹個政治局常委都將自己管轄的範圍當成壹 個權力中心；圍繞「每壹個權力中心」，形成壹個蠶食國家資源以自肥的利益集團，比如這次情報系統的反叛，就是圍繞國安權力中心形成的利益集團在暗中策劃並實行。十九大要做的事情是：今後中國只能有壹個權力中心，不 再是多頭共治的集體領導。
該系列文章還指出：「胡溫十年形勢惡化，彼時的溫家寶身為壹個性格軟糯、不諳經濟之學的工程師總理，加之在位期間，中國特殊政治權力結構的桎梏，可以說上位之初的雄心萬丈不久便熄滅，而最終只剩下難以回天的政改空號 了。現在已經到了壹個轉變的重要階段。」 [63]
如何轉變？從經濟上來說，抑商時代將要開始，佐證是：據官方媒體報導，今年要適當提高十九大在生產和工作第壹線的代表比例。省區市、中央金融系統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壹線黨員所占比例壹般不少於三分之壹，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場站11 路線公交駕駛員夏四初成為十九大代表 [64] ──這讓經歷過文革的人想起當年毛澤東時代九大時期的工農兵代表紡織工人吳桂賢、石油工人王進喜、農民代表陳永貴等人。
不過，在《人民論壇》述及的三類中國新富家族中，中國最高當局的策略不壹樣。對付草根型、紅帽型，當局均鎮以雷霆之威，不少商人均落得財破人繫獄甚至身死的下場。對付紅色家族則（只能）採取「春風化雨」的柔軟手段。在習近平的壓力下，他的姐夫 和姐姐、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對中共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則將其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目前，在該集團領導層中，李小琳排名第四位。
外逃貪官則先後通過「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實施海外追逃。
2014—2016年，中國當局先後從90 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10人，追回贓款86 億元人民幣，迄今追回「百名紅通人員」39 人。讓中紀委覺得效果彰顯的成就是：新增外逃人員逐年大幅下降， [65] 在中共中央各大權力機構中，中紀委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但自從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之後，加以整頓並加強職能，對貪官及其朋友圈殺傷力特別大，「寧見閻王，不見老王」， 成了中國官場流行語。「郭氏推特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就是王岐山，郭文貴曾提出「為貪官報仇、討回公道」的口號，因此其支持者有貪官群體、 [66] 貪官家屬與情人。
上述權傾壹時的官場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書寫不知道結局的《紅樓夢》， 只有那些前幾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與官員家屬，他們的「財富故事」可能會有個相對平安的結局。可以想像，號稱「精英聚會」的每年壹度的人大、政協例會上，部分富豪們的身影將要讓位於工農兵這些生產壹線的黨代表。庫恩 寫的《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書名被人借用調侃：「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但時光不能倒流，無論怎樣，習近平無法帶領中國人回到過去。只要現存的政治體制不改，人大、政協的代表無論是富人還是生產第壹線的工人，都沒有中 國人會將他們當成自己的代表，也沒有代表認為他們代表了人民。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他們既是執政黨遴選的代表，自然只能唯執政黨意誌是從。但中共的社會基礎其實已經被掏空：
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底層，習近平的反 腐讓官員痛失樂園因而失去「官心」，正準備實施的抑富政策，將使富裕階層從半心半意地依靠黨變成離心離德的表面順從。壹個只剩下槍桿子的政權，到底能走多遠，很值得懷疑。
今天，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仍然將馬克思主義奉為正統，是因它能為紅色資產 階級的特權身分和「無產階級專政」繼續維持下去，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解釋。弔詭的是，中國模式本身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在反民主的專制基礎之上。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訣竅就在於：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和招牌，建 設和鞏固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既挑戰了馬克思主義，也挑戰了民主化理論。對中國未來的認識，需要從這裡起步。
至於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中的命運，其實早有定位。1988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過壹個關於社會主義 國家改革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壹位來自共產黨國家匈牙利的經濟學家語驚四座：所謂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先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然後再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壹年以後 ，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蘇聯東歐共產黨陣營的相繼解體所證實。
中國經濟曾有過輝煌的「黃金十年」（2001—2010年），在「黃金十年」當中，中國成為繼英國之後第二個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度，外資視中國為「投資福地」，為了進入中國「搶灘」，還需要付出「制度成本」，向政府官員行賄。基於中國 經濟將持續增長的預測，曾有外國學者壹度鼓吹，中國已經「和平崛起」，「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中國必將在2025年或203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政府也非常自豪地宣稱，中國已經成為 世界發展中國家當中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外部觀察者未曾預料到的是，中國自2010年開始，進入L 型的長期衰敗階段。與這些主流看法不同，本書作者壹直認為，這種透支本國資源、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的畸形發展，必將衰敗。從2009年開始， 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國內消費、出口和投資）陸續失靈，與房地產相關的幾十個上下遊產業形成了巨大的產能過剩，需要通過「壹帶壹路」向外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