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周恩來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2015年11月2日 周恩來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死亡數據真相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
20世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壹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壹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過了壹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妳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裏的記憶都銷毀了。
中共黨史專家丁抒說，周恩來“大躍進”初期曾主張制止冒進，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為了自保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就在“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內務部向中共中央報告，14個省發生夏荒，其中9個省夏荒缺糧人口達3億8,000多萬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懷的時候，周恩來其實心裏知道彭德懷是有道理的，他其實頭腦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絕對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負面意見。
官方壹些史料說，作為周恩來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饑荒”期間曾經提出減少糧食征購。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糧食征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對中央的決定，李先念也堅決執行，把毛澤東要全國學習河南省強行征購糧食的講話越級向全國傳達，加劇了各地的饑荒。
時任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的路憲文1993年8月在回憶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信陽地區）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因為這個政策，信陽餓死100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按說，李先念管這個事情，他就應該知道下面很困難了，糧食已經是不多了，已經收不上來了。但是，李先念為什麽還是堅持要強行進行糧食征購呢？這裏就涉及當時鄧小平的壹個討論：說在四川山村餓死壹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壹個人，影響哪個大？這個討論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的觀點。
－－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5-11-02/59692494.html

2018年4月26日 《新發現的周恩來》爆驚人黑幕！把災難推向極端的周毛
周恩來在中共的歷史上壹直被貼上道德模範的標簽，隨著中共政權日趨沒落，越來越多原本被掩蓋的真相被揭露出來。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壹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壹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書中，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壹個人，現在看壹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征糧的決心。”
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壹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作者認為，“從官場進退，政治沈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誌，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8/04/26/856264.html

2008年4月9日 首曝：周恩來發動5.16 整死10萬人打倒上千萬
所謂“五。壹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壹六紅衛兵團”貼出傳單，內容是“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聞生向毛上書反映，謂外交部和社會上有壹股反周的空氣，毛批示指之為極左。並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寫“五壹六”是反動組織。68年中央成立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壹六”專案領導小組。上述紅衛兵團隨著其頭頭被捕而瓦解。
周恩來在起草的《關於建立“五壹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特別提出抓“五壹六”主要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組織、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領導談話時說，“姚登山參加‘五壹六’，難道還要填表嗎？”
這姚登山原是駐印尼使館代辦，曾在雅加達使館奮勇保護中共國旗，備受吹捧，回到北京時，除毛、林之外的高層領導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領下前往機場迎接，後在壹次會議上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攙毛照了壹張相。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此皆出於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將其捧上天（安門）的周，沒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開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姚成了頭號“五壹六”分子，罪名是反對周，要奪陳毅的權。批鬥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押送至秦城監獄關了九年。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關於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經毛批閱“照辦”後頒布。文件壹方面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又說反革命組織很多，強調鬥爭的復雜性。非但如此，還把解放軍的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綁在壹起，列為“五壹六”的後臺和操縱者。
全國各地從城市到農村，機關到學校，到處是標語大字報，動員並不存在的“五壹六”分子坦白，同時實行引誘欺騙及刑訊逼供，結果清查出的“五壹六”分子，有的說壹千萬左右，也有說兩三千萬。被迫害致死的達數十萬人。
這場時間長，規模大，手段殘酷，害人無數的清查“五壹六”運動，最後不了了之。但被當作“五壹六”抓的上千萬人及受株連者，並無得到壹個說法。從中央到各級組織，從發動者到組織者，無壹人承擔責任，包括周。
－－https://www.aboluowang.com/2008/0409/82032.html

2018年4月20日 中共首任總理周恩來的真實鬼臉
人們知道劉少奇死的極慘，但都不知道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周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就是個非常典型而慘烈的例子。周恩來原計劃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團到印尼參加萬隆亞非會議，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後來周得知國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報站策動對他的暗殺，於是不動聲色的要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按照原計劃原飛機飛行，結果飛機爆炸無壹生還。而周自己坐另壹架飛機從昆明取道緬甸仰光安全到達雅加達。
據周後來說，這叫做“聲東擊西”、“丟車保帥”。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偽善的關心他，讓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來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復。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總理報告壹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不去還好，這壹去就送了命。
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奉命於1967年1月19日正式與賀龍談了壹次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的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第二天淩晨四時，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西山附近象鼻子溝的壹個地方。
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壹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妳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壹枝’。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象鼻子溝軍委前線指揮所的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隨後，周逼迫當年派遣說客熊貢卿對賀龍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的兒子晏章炎，寫假信給中央“文革”，誣指賀龍曾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
當年熊貢卿勸降，立即被賀龍處決了，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至今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裏，中共領導層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更清楚，那為什麽要迫害賀龍呢？因為賀龍曾躲到他家，周恩來怕沾包。
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偽造了壹封賀龍當時“通敵”的“親筆信”，而周恩來是中央專案組組長。
這封偽造的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誣陷賀龍的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1974年，華國鋒主導復查賀龍案後，證實這封信是偽造的。
1931年，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供出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成員。消息立即通過隱藏在國民黨裏的中共特務通知出去。周恩來聞訊當夜帶了特科的十幾個殺手們去上海顧順章家滅口。為了不驚動鄰居，他們使用的是最原始的滅口方法勒死。那天剛巧去串門打牌的斯勵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手下人問周怎麽辦，周沒有心軟。
斯勵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1927年4月北伐途中，蘇聯顧問及中共在中國境內發動倒蔣，蔣介石（蔣中正）決定取締蘇聯顧問並逮捕、處決中共黨員。在4月12日“四壹二”清黨中，斯勵借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將周從國民黨手裏救出。名符其實的是周恩來的救命恩人。
當晚在顧家的親屬，13個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顧妻張杏華、5歲的兒子、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家寶、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機、串門的朋友在內。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上海探親的農村婦女，根本與顧的叛變毫無關系，但也被活活勒死。
周恩來壹直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塑造成所謂“道德楷模”，生活極端艱苦樸素。但根據中共前空軍司令吳法憲等人的回憶，歷史真相卻恰恰相反。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回憶披露：有壹次，吳法憲半夜去找周恩來，結果發現壹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恩來“剪指甲”。
中共元老張聞天遺孀劉英回憶說，當年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時曾對陳毅抱怨，說周恩來兼外交部部長時，經常到吃中午飯了才起床。那些分工等周批文件的秘書每天都需要排隊等候，對他的這種作風非常有意見。曾有秘書跟張聞天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壹個鐘頭還沒輪到我，他（指周恩來）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
劉英說，張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要求宴請要簡單，這就同周恩來有了矛盾。周恩來要講排場，吃得好，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臺。
1938年吳國楨任國民政府漢口市長時與南開中學時的同窗好友周恩來在漢口相遇，曾在家花了16元錢宴請周恩來。之後，周恩來在回請他時，身上穿的是緞子狐皮袍，叫了當時漢口最好的酒菜。36元壹桌，加上好的花雕，破費大約50元左右。當時有在場者不解地問周“妳的薪金是多少？”周恩來回復稱“5元錢”。在場人都吃驚：他怎麽能付得起如此昂貴的酒席？周笑著說，這頓飯錢由組織出，是組織提供他所需要的壹切。
而周恩來亂搞男女關系更是隱蔽，這個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不但在德國有壹個混血私生子，在國內還有壹個出書聲明自己是周的私生女，這還是知道的，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8/4/20/67180m.html

2016年6月25日 文革中的周恩來
問：對周恩來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爭論，今天想聽聽妳的看法。
答：對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壹派認為，周是力挽狂瀾，阻止車掉下山崖，另壹派認為，周在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助紂為虐。其實從歷史事實來看，這兩派都有評判的證據，關鍵是看具體事例。評價壹個歷史人物，最好是有詳細的檔案材料，本人的真實記錄，如日記、工作筆記、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個絞肉機中，他是絕不會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麽想的。共產體制就有這個本事，讓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謎。
問：但近幾年，畢竟流出壹些材料，更有大量當事人談出很多親身經歷，那還是有可能作壹些判斷吧？
答：我以為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周用他超常的處理事務能力，幫助毛幹成了他想幹而幹不成的事。
問：周後來又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給調查報告簽了字。
答：是啊，所以嚴格說，他是劉少奇這個假案的親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這是個冤案。從周的行為，我們可以深刻地認知到列寧式政黨在道德上的徹底墮落。在這個組織系統內，不存在真理和個人內心道德沖突，只有盲從、殘忍、謊言。周這個人給人的外表形象可謂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時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我們只要讀讀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講話，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幹的事，無論多麽傷天害理，周都能找出辦法來讓它圓滿實現。就連賀龍、陳毅這些和他關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總是立即跟上。他最愛說的話就是“保持晚節”。仔細分析起來，這是極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蒼生於不顧。同彭德懷所講“我為人民鼓與呼”相比，要自私、勢利得多。所以在廬山會議上，彭曾當面說周“老奸巨猾”。
問：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過壹些人，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文章贊頌周是“大樹參天護英華”。
答：是有這樣壹種說法。但千萬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誰，放棄誰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釗，他對毛有恩，所以他受沖擊，寫信給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斟處，應當予以保護”，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護更多的人，但伸手還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對毛下決心嚴辦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顏色的。
其實我們不必幻想在列寧式政黨內會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這類東西。
以周的稟賦，若在古代，也可能是個歐陽修、範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產黨體制內，竟連個奴才都不如。
問：但盡管周對毛處處小心，事事服從，但毛仍然放不過他。
答：確實如此。文革中周是緊跟毛的，但毛從沒有真正信任過他。當然，毛是個偏執妄想狂人格，他壹輩子恐怕沒有信任過任何人。從心理學角度看文革，這場浩劫就是壹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偏執妄想狂患者發病。在心理學上，偏執妄想狂的主要癥候是永遠懷疑，極端自私，殘忍而且狡詐，而且會從設計殘忍行為的過程中得到樂趣。他會經常臆想受到別人的傷害而伺機報復。在權力場中的偏執妄想狂會極端熱衷於權力博弈，在這個過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尼祿，當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是典型的偏執妄想狂人格。
－－www.rfi.fr/cn/中國/20160625-文革中的周恩來

2015年 1月 8日 “共產黨最後壹塊道德招牌”——周恩來
周恩來在去世39年後卻至今不能蓋棺定論，這位被景仰他的人稱為“壹代偉人”、“中國共產黨道德楷模”的“人民的總理”，近年來也被許多人斥為中國獨裁者毛澤東的“幫兇”和“偽君子”。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兇”的壹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壹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壹邊。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跟朱學勤長談的最後感嘆說，周總理可是中國共產黨最後的壹塊道德招牌啊，如果這塊招牌垮了，那麽共產黨的神聖性也就沒有了。
朱學勤教授認為，毛澤東為什麽能壹步壹步走上神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包括總理周恩來在內的中國高層官員和毛澤東的同僚們都是有責任的。
在好幾個歷史緊要關頭，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其他同僚們能齊心合力制止獨裁行為，那麽中國也許不會走過反右和文革那樣的馬鞍形彎路，國家和人民也不會經歷那麽多磨難。－－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1/150107_zhou_enlai

2013年11月24日 [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
現在坊間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壹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二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恩來的歷史，建國之前，歷次的錯誤路線，除了第壹次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參加之外，而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國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壹次的路線鬥爭沒有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至於’人情味’，更不值壹駁。
我並不否認周恩來有人情味的壹面，可是同壹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幹女兒孫維世。
他還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他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裏去了？類似事例和周恩來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壹樣多，又該如何解釋？僅僅把周恩來看成壹味向毛澤東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
周恩來是壹個毛澤東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刻消退，連普通百姓也逐漸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來在世時，民眾自以為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壹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壹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翻查壹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壹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壹份叫《向導》的雜誌，發表過壹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1921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他那來這麽大的的能量？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壹封推薦信。寫信人是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壹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系。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共產國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麽學，受的什麽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壹批受過訓的中國同誌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系，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系，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壹聯絡人角色，周恩來則通過共產國際關系使鄧穎超迅速上升，升職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恩來進行更有效的活動。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恩來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壹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壹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壹幫派體系對他壹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傅鐘、劉伯堅、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壹度任中央書記）、趙世炎(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中共中央秘書長)、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陳喬年(陳獨秀之子、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壹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鍛煉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共產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活動等。按蘇聯的見解，射穢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壹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臺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壹次，也是敗得最慘的壹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壹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毛澤東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面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陜北延安，說得好聽壹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壹方面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只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壹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壹個能起緩沖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系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毛澤東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壹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深刻的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澤東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麽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壹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壹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沖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毛澤東可把以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恩來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余風，順勢掃壹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周恩來只在壹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壹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壹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澤東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澤東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裏。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少奇脫離了毛澤東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壹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壹言不發，坐得離毛澤東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沖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就只剩下林彪唯壹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壹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壹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
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澤東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澤東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壹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澤東，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幹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臺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澤東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壹，毛澤東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毛澤東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壹個決戰的架勢。毛澤東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壹陣之後，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澤東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與此正面宣傳的是：周恩來當時這麽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麽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幹休，毛澤東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澤東部署了對周恩來的攻擊：壹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1927年’四．壹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後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二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囗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澤東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沖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四是反周，毛澤東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制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最後毛澤東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恩來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恩來的勢力，周恩來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不少人為周恩來辯解道，當時他若同毛澤東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壹是1966年冬，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裏唆使紅衛兵沖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恩來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壹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澤東聞訊後，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二是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澤東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幹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澤東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澤東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恩來把陳再道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壹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壹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壹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恩來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好幾年之後，壹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壹是第壹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壹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壹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壹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贊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壹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
試舉壹例，西安事變中，周恩來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壹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系，壹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恩來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妳下藥時也壹定裹著糖。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壹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壹。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恩來周的壹貫表現。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妳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