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中共追求霸权》

摘选自刘仲敬著《远东的线索》(本文原写于2016年，现粘贴于此，为的是一劳永逸回答“中国为什么要挑战美国”等常见问题。）

《中共追求霸权》


中共政治核心的认知图景包括两种关键元素，中国革命史叙事和大国复兴叙事，两者相互构成对方的合法性基础。前者是弱者（中国共产党）依靠高明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征服其前盟友和保护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强者的保护，但不能诚实地忠于强者，而要在表面忠诚的掩饰下，寻找强者的弱点和敌人，利用保护人的敌人攻击保护人的弱点，再利用双方两败俱伤的机会，推翻或取代原来的保护人。从中共的角度看，国民党、苏联和美国相继扮演了愚蠢的保护人角色。他们首先以国民党附属势力的身份，争取到生存的权利；然后利用国民党的弱点和日本对国民党的进攻，在苏联的保护下取代了国民党。他们仍然以苏联附属势力的身份，倚靠在朝鲜战场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争取了独立政治实体的身份；然后利用苏联的弱点和苏美斗争，在尼克松和里根的保护下推翻了苏联的霸权，尽力将苏联势力从第三世界驱逐出去，直到苏联解体。他们最后以美国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费搭便车方式分享反恐战争和世界贸易的利益，用“韬光养晦”掩护了大国崛起的战略；同时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联系美国敌人，即时这些势力同时也是中国的敌人，例如2001年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当然还有失败的俄罗斯，希望这些势力的反美活动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修改近代以来一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中共的角度看，911事件、克里米亚战争和伊斯兰国都有效地发挥了牵制美国的作用。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将中国共产党由没有寸地尺天的小团体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再变成东亚大陆的统治者，如今又要变成平行世界体系的创造者。

只有至高无上的目标才能为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手段辩护，大国复兴叙事构成了这种目标。这种神话宣传：西方势力在十九世纪深入东亚以前，远东的文明或天下体系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夺走了中国应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侮辱和伤害。远东文明即时没有引进西方的因素，同样有能力自己实现近代化。天下体系体现了家长制的温情主义，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国际体系优越。中国负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韬光养晦。实力一旦充足，大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国崛起的目标是恢复天下体系，其标志就是周边小国的臣服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因此复兴的中国必然会在内亚和太平洋推行扩张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势都对它不利。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马基雅维利能力才能实现天下体系的复活，其他的势力或原则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因此大国崛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和统治合法性的最终验证，放弃无异于承认自己不仅无权统治中国，而且为篡位犯下了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这种认知图景是无法改变的，未来的悲剧就是无法避免的，不到资源枯竭迫使它修改认知图景，斗争就不可能结束。在此期间，任何低于彻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协都不可能诱惑中共放弃颠覆和渗透。


中国告别“韬光养晦”


在美国决策者的认知图景中，冷战的胜利一劳永逸地奠定了威尔逊主义和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它不考虑，更不允许世界回到霸权主义和势力范围的旧轨道上。从它的角度看，这种返祖现象正是战争和动乱的根源。在中国决策者的认知图景中，苏联（虽然迟了二十年）的瓦解是中国英明和胜利的证明。它是国民党遗产和苏联遗产的当然继承人。无需忌惮美国以外的任何行为主体。它无意直接挑战新的“老大哥”，但肯定会要求在新的“统一战线”中索取越来越大的份额。从它的角度看，它当初并不打算推翻国民党，只要国民党承认它在抗战中日益提高的地位，最终的决裂也不是它的错；它也并不打算取代苏联的领袖地位，只要苏联承认它在朝鲜战争后日益提高的地位，最后的决裂也不是它的错。它始终不想决裂，但前提是“老大哥”要识时务。如果老大哥拒绝它的要求，它自然会解释成霸道和自私。老大哥提出的意识形态理由，在它看来只能是遁词。它自己经常运用类似的手法，不可能上当受骗。

它在具体问题上能够忍耐和妥协，因为它根本的目标不是钓鱼岛、南海诸岛或台湾。如果当前的博弈对它不利，它当然可以等待更长时间，既然它已经等待了如此之久。然而，钓鱼岛并不比1960年代的珍宝岛、1940年代的淮安和延安更重要。韬光养晦的根本目标是付出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任何错误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因为目标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边界和限度。如果具体的举措成功，旧证明过去的决策犯了过于保守的错误，今后需要更加大胆。如果具体的举措失败，就证明过去的决策犯了过于冒进的错误，今后需要更加谨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基辛格的定理都仍然具有荒谬的真实性：美国的强硬会带来友好和稳定，美国的友好会带来敌视和动荡。如果决裂的危险确实存在，那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以下的博弈路径当中>>>美国的妥协态度造成了危险的误判，促使中国在错误的时机提出了重新分配势力范围的要求。

中国统治核心决定结束韬光养晦，首先体现为侧翼包围的战略构想。中国自身就是苏联在欧洲失败后，在远东侧翼包围帝国主义的战略产物。中共通过地方军阀、分裂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实现了侧翼包围国民党的布局。中苏决裂后，中国经营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就是故伎重演，企图侧翼包围苏联。今天中国领导人设计了“一带一路”方案，一路是中国到西亚的中亚陆路，一带是中国到西亚的印度洋海路。从经济角度讲，这项计划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一带一路”涉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不宜投资的特征：政局极不稳定，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熟练劳动力。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会血本无归，很难视为愚昧的产物，因为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投资，有长期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项目本质上是战略性的，因此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超出决策者的预期。计划的成功能够造就小型的朝贡贸易体系，使中国能够通过亏本生意-变相资助，培养一个稳定的卫星国群体，打破它最为恐惧的地缘封锁，将威尔逊体系降格为地方性霸权同盟，然后展开逐鹿中原的游戏。在这场游戏的终点，中国将恢复它想象的“天朝”地位。中国人习惯的术语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精英阶级普遍将这种愿景视为政权合法性的试金石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领导人很难在没有遭到明显失败的情况下选择放弃。


中国扭曲的认知结构


问题在于：威尔逊体系的力量就在于普遍性，万国不能片刻丧失罗马-美国的护法者职权。如果美国失去其罗马性，无论原因在于外交问题还是国内的孤立主义，维持远东秩序的一系列俾斯麦式承诺就会丧失可信度。在新的势力均衡体系建立（如果能够建立的话）以前，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远东格局势必重演。尽管如此，中国精英阶级仍然非常有可能支持、至少表面上支持这种冒险行动。他们出于政治低能和历史认知的缺陷，已经在类似的不利情况下，为了追求性质类似的目标，支援了蒋介石政府的冒险行径，为自己的毁灭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统治核心由于认知结构和资讯传导管道的缘故，从来不曾正确解读美国的信号。他们与其说维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不如说维护原有解释体系的完整性。他们拒绝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偏爱势力范围的逻辑，不是因为理解力的缺陷，而是因为不能承受修改认知结构的后果。威尔逊主义要求各主体具备高度的互信，实际上就是要求后者的宪制向合众国看齐。中国统治核心对罗马-美国的宪法仲裁权怀有极度的恐惧，才会将拒绝这种仲裁的特权列为首要的核心利益。

依据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念，中国的理性决策者肯定会发现，依附美国的利益明显大于建立平行体系的利益。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中国决策者如果口头强调理性，实际上就是希望一面发展经济合作，一面建立平行的安全体系。后者肯定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破坏和平和发展必须的背景条件，就像一个人坐在树枝砍树。黄岩岛事件暴露了中国的诡诈，使得美国完全丧失了诚实公正地调解中国-菲律宾纠纷的兴趣。双方分别向美国承诺撤出黄岩岛，然而中国人却在菲律宾撤离后开了进去。这种做法其实在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后发生过多次，绥德和苏皖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的黄岩岛。黄岩岛在军事和经济上毫无重要性，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暴露了北京的心态变化。他们已经丧失了1996年的敬畏，开始把美国看做另一个可以推翻的国民政府了。扭曲的历史认知使他们无法看清大部分蠢人都能看到的格局，陷入国民政府抗战前夜处境的角色恰好就是他们自己。蒋介石在上海扩大战争的决策肯定不是理性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国族构建蓝图。中国现在的外交路线同样不是理性的，原因在于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虚构。扭曲的认知结构导致他们在原因、结果和现象之间构建错误的联系，因此一再错误地解读美国发出的善意和公正信号，造成了一种只能依靠暴力有效沟通的局面。

所以，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伪问题。这种冲突如果当真存在，其实不难以类似英法协约的方式解决。真正存在的冲突属于另一种性质：两种无法相容的解释体系都在伸张自己的正义。太平洋也许足够辽阔，足以包容中美两国的现实主义利益。然而地球显得过于狭窄，不能允许两种解释体系同时存在。200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日益增强。它将中国的扩张主义迹象解释为恃强凌弱，然而这种理解并不符合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与其说针对具体的目标，不如说针对异质的国际秩序。恃强凌弱意味着承认国际秩序，但自己要追求霸权地位。韬光养晦的意思是：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比国民党的宪法秩序、苏联的社会主义秩序更神圣，我方仅仅因为实力不足的缘故予以违心的承认。承认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和发展自己，成功以后自然没有必要继续承认。进攻如果失败，不能解释为目标错误，只能解释为斗争形势和实力对比的误判。例如：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和复杂。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认任何错误。中国只会宣布：某些统战对象（包括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应该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再打倒，因此现在打错了，我们必须改正，继续争取他们的友谊。在这种解释体系中，如果中国改变现状的手段越来越露骨，那就证明它认为韬光养晦已经完成了任务，某些统战对象已经失去了继续统战的价值。它修改这种判断，总是在遭到具体和物质的失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