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与习近平就台湾、新疆和“民主价值”问题愈趋强硬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就任未到百日的拜登(Joe Biden)一直在延续并加强前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中国政策。拜登的立场可用他自己的口号“极端竞争”来总结。部分人(包括中共当局的一部分)本预期在特朗普下台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将缓和,而这一预想并没有实现。相反,新冷战正进一步升级。ISA早在去年11月的美国大选之前就警告过这一点。

具有影响力的中共党报《环球时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以零敲碎打的突破方式大体摧毁了原有的中美关系框架,拜登上台后继承、整合了前任政府的『破坏成果』,正在将遏华政策体系化、持久化。”

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人正在采取一种更加“意识形态”的方式,以民主、人权等问题为伪装,实际上进行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争夺全球经济行使最终控制权地位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拜登在3月举行的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21世纪民主与专制政体之间的斗争”他模仿了特朗普,称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那不会在我治下发生”。 (特朗普在2019年也这么讲过)

拜登政府保留了所有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这涵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66%。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像其前任一样为关税辩护说,她并指将“采取一切可能的『积极』行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同样,就中美冷战中日益核心的战场──科技战,美国政府于2月宣布就供应链的弹性进行为期100天的评估,并重点阻止中国取得先进的半导体等技术,这些技术对双方都至关重要。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考伯垂(James Crabtree)预计,希望美国在科技战放软的人会感到失望。他预测说:“拜登可能会推动采取进一步的中国式的产业政策。”目的是“吸引全球芯片供应商转移到美国,并阻止中国取得最先进的产品。” (日经亚洲2021年3月10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这是美国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

今年4月,华盛顿再采取了又一项旨在阻碍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举措,将另外7家中国计算机公司列入黑名单,即所谓的“实体名单”。该名单以与中国军方的联系为由,切断了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这是自特朗普卸任以来首次对黑名单的扩充。特朗普政府已经将60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其中最著名的是已受严重影响的电信巨头华为,而现在看不出拜登有调整路线的意思。

同样,拜登提出的2.25万亿美元基础建设计划中也有着明显的冷战目的。拜登在4月宣布该计划时,曾6次提及中国。正如《华尔街日报》Gerald F. Seib在4月5日指出的那样:“拜登团队将该计划视作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打算从更强势的定位出发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并希望中国也能如此看待该计划。该基建计划再次表明,对美中长期竞争的担忧正开始影响美国两党的各种政策动向。”正如此例表明,中美竞争日益成为双方用来克服内部反对派、打造支持政府政策的“民族团结”情绪的武器。

然而,在2021年的头几个月,中美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了焦点。新疆、香港、台湾和南海有争议领土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在新疆,数百万主要信奉伊斯兰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面临着残酷镇压。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政权“种族灭绝”(genocide),并暗示有可能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就台湾问题,一场危险的赌局正在展开,北京和华盛顿都以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日益升级的心理战来增加赌注。

即使在缅甸,英勇的革命性总罢工运动正在为打倒军事独裁政权而战,如果军方日益血腥的镇压将国家推向全面内战,那么冷战对局势的危险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大国可以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原因,透过代理人进行干预,而对缅甸人民则只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中美帝国主义之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在现阶段的体现并非直接军事对抗,而是军事演练、挑衅外交、结盟,以及所谓的“灰色地带”战争。这些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并营造了恐将滋长有害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土壤。

阿拉斯加的灾难

3月18、19日,拜登政府与中国代表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谈,一开始双方就针锋相对。在会议召开的前夕,美国国务院再对24名中港两地官员进行了制裁,以回应中国对香港实行新的政治制度,使北京对港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与特朗普政府先前的制裁一样,美国这次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式的,但其时机令阿拉斯加会议的气氛更为紧张。

根据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的说法,阿拉斯加会议是一场“灾难”。他感叹道:“情况正在由『坏』转向『更坏』,事情发展本不该至此。”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分析师夏洛克(Allison Sherlock)持相同的观点:“任何希望(美中紧张关系)降温的人,尤其是商界人士,都看到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两国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上的唇枪舌剑,为的只是向各自外界观众众展现强硬姿态罢了。这是一次历史性、但也很吊诡的遭遇,双方都在设法展示自身威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国方面“赌美国输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赌注”,并抨击中国的行动是“威胁全球稳定”。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严厉抨击美国的人权、“长臂管辖和打压”记录,并宣称“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的。”。杨洁篪连续讲了16分钟没有停顿作翻译,显然是为了给中国媒体看,而不是讲给美方听。杨洁篪告诉美国人:“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几天之内,这些言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甚至有人把这些话印在T恤衫销售。

中国的势头

杨洁篪发表评论的意义已在中国和美国得以广泛讨论。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中国此前曾向较小的国家或势力(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甚至是原先对中国友好的世卫织总干事谭德塞)发动极端爱国主义的“战狼”外交,但在现代,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前从未曾向美国代表这样子说话。即使面对特朗普采取的许多挑衅性措施,中国官方的言论也相对克制。

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标题是“拜登政府首次领教中国『战狼外交』”。美国几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杨洁篪的激烈言词标志着中共政权不断增强的自信心和对其全球力量的意识。前中国外交官高志凯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有破竹的势头,时局站在自己一边。”

在中国,官方也是最普遍的解释是,杨洁篪的言行清楚表达了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具有与美国同等甚至更强的实力。中国媒体对杨洁篪的讲话进行了广泛报导,并将其与1901年衰落的清帝国和八国联军之间签署羞辱中国并迫使中国进行钜额赔偿的《辛丑条约》进行了比较。《人民日报》刊登了1901年的屈辱和阿拉斯加并肩开会的照片,以传达“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的信息。

中美统治阶级都需要煽动民族主义和外部威胁,转移群众视线、设法摆脱各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腐烂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侧重于建立反对中国的“民主联盟”,拜登的“美国回来了”仍是复刻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对于中共独裁政权而言,还有一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反西方言论跟习近平的终身统治计划以及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习近平计划执政至2035年,这是令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化的一个议题。

但是,正如阿拉斯加会议所说明的那样,北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正变得矛盾重重。显然,中共高层外交官前往阿拉斯加的目的不仅仅是痛批美国。尽管“战狼”式民族主义和“中国或成最大赢家”情绪是习近平统治的特征,但在这背后却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

中国内部存在越来越多的压力,试图缓解紧张局势,或者至少在中美关系周围设一些“护栏”,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失控。“骑虎难下”这一古语正适合描述当今的统治集团。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和强硬的压制姿态已成为限制中国在外交政策的机动能力和灵活性的因素,也因此增加了中国这一依赖出口的经济遭受的风险。

恶名昭彰的民族主义《环球时报》刊登的两篇社论都强调了这一困境。4月9日,其称“现在已经不是与华盛顿讲理的时候了”,而在4月15日,同一页的社论则认为“要尽量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哪怕是激烈竞争的框架”。

因此,毫不奇怪,阿拉斯加会谈令中国政府传达了许多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国官员将这次会议描述为“战略对话”,是指布什和奥巴马任职期间举行的年度最高级别会议的框架,但特朗普拒绝了该框架。美方则提出异议。布林肯说这“并非战略对话”,“目前无意进行会议后的一系列后续工作。”

中国媒体报导说,双方已同意在阿拉斯加会谈期间成立一个气候变化联合工作小组。但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官员却表示还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习政权本来对这次会议有更高期望。至少打算抛出一些表面的外交上的小恩小惠,使北京能够将会议以进展的形式呈现,让中美关系看起来更加“稳定”。至少在表面上,中共比起美国更希望“休战”,这表明随着冲突的继续,中共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着真正的压力。

北京越来越多地采取夸大的战略手段、夸大实力的倾向、掩盖自身严重的弱点。当然,这种描述既适用于陷入债务危机、建立于社会爆炸性不平等现象的两个超级大国,也适用于这两个超级大国所处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国再也不可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共存。

令人担忧的是,西方脱钩将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如果“选边站”的冷战形势持,这种脱钩可能会加速。这毕竟是拜登与美国盟友进行协调(并强迫他们合作)的结盟方法的所有重点。习近平于2020年启动的“双循环”战略,着眼于刺激中国的国内消费作为扩张的关键,但它更多是一种宣传手段,而非现实可行的经济模式。

以全球标准看,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非常低,过去20年来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家庭消费占GDP的45.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一数字在2010年降至34.3%,虽后来逐步恢复至39%。比起其他所谓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一指标很差——巴西为65%,印度为60%,俄罗斯为50%。

中国较低的消费支出是由于深层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低工资、福利和医疗保障的缺乏,这迫使人们进行储蓄。这些问题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定时炸弹而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真实处境与中共的“正能量”宣传天差地别。在官方宣传中,在习近平的个人英明领导(!)下,极端贫困已经消除,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仍然有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中共政权对于拜登上台后随即采取进取的冷战势态感到不安。

北京方面本期待正当华盛顿则饱受政治与经济危机、以及疫情的灾难性规模的困扰,自己能够获得更长时间的喘息。

四边安全对话

在阿拉斯加会议召开前一周,在3月12日,拜登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元首一起主持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这一峰会起源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以前纯粹是个通讯平台。然而,在新冷战中,该组织被改为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史江涛在《南华早报》上评论说:“中国关于『东方北约』组建的噩梦开始成为现实。”

拜登选在这个时间召开这次“历史性”四方峰会作为其参与的首个峰会,无疑旨在警告北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强调,四国把四方安全对话带到了新的高度。印度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印度过去对美国和四方关系的态度更加冷淡,但现在更为靠拢美国为首的阵营。

这种转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去年中印之间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界上发生的军事冲突,这是1967年以来首次有士兵在冲突中死亡。除了维护莫迪和习政权的政治声望之外,这场发生在印度拉达克地区(由于与中国统治的西藏有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联系而被称作“小西藏”的)的冲突毫无逻辑可言。中国似乎从冲突中获得了一些军事上的小胜,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习近平的强硬“战狼”作法可能会确保在短期获得一些宣传上的胜利,但其代价是引发新的危机,并在长远损害中国的地位。

美国对印度的军售额从2019年的620万美元飙升至2020年的34亿美元,莫迪政府签署了协议,允许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印度的基地加油补给。以美国为首在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尝试,甚至亦超出军事合作的范围。在3月12日的峰会上,日本和美国同意为印度提供资金,额外生产10亿剂新冠疫苗用于供应东南亚。

四边安全对话的这个“疫苗外交”尝试,显然旨在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是这个计划几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印度是“世界药房”,占全球所有疫苗生产的60%,但由于国内新冠肺炎感染数激增,该国于3月底宣布停止疫苗出口。《环球时报》无法掩饰其对新德里的幸灾乐祸:“印度不是专心于控制疫情,而是用机会主义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挑起争端。”

拜登决定邀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4月前往华盛顿,作为其首个与外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这也释出了同样的战略信息。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着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南海、东海的军事活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自1969年以来首次提到了台湾的安全,这在北京眼中是明显的挑衅。

尽管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但菅义伟仍逐渐转向更加公开与中国对立的立场,这反映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变得更加鹰派,并提出了效法美国、与台湾缔结国防条约的提议。 拜登和菅义伟还承诺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组学和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进行合作——显然都是在针对中国。

美国国家领导人还希望在今年稍后时候举办“民主峰会”,这是他推动复兴主要由西方“民主”列强组成对抗“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同盟的一部分。“专制”这个标签可以很方便地可以套用在中国,而也适用于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其他跟美帝国主义有不同立场的政权。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与ISA所解释的那样,尽管我们支持与缅甸、泰国和香港等反专制的群众斗争,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只关心在当今的冷战局势下控制经济,不惜牺牲对方的利益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只要这些利益得到满足,对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而言,政治体制“民主”与否完全次要。

美国政府向世界3/4的独裁政权(数量超过中国或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至于谁才是促进威权主义和高压统治的始作俑者,答案是冷战两个阵营中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正如缅甸明确显示的那样,民主权利需要透过工人和青年进行群众斗争来赢得,而不能对任何相互竞争的大国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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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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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协定“被冻结”

尽管拜登早些时候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其结盟战略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严重的障碍和挫折。与20世纪的冷战相比,新冷战中的两个阵营都在更加脆弱和动荡的环境中运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冲突形成的年代不同,今天的全球经济被严重而棘手的危机困扰。

中国与欧盟达成的投资协定——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命运,对于人们了解事态如何快速地改变、本可取得的胜利机会却白白流失等问题很有用处。2020年底,习近平与欧盟领导人,主要是默克尔(德国)和马克龙(法国)签署这项协议时,这被中国誉为地缘政治胜利,有可能造成欧洲和将要上任的拜登政府之间的矛盾。

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

“在上一时期,中国看似通过RCEP和中欧协定以及在中国似乎无法阻止的中共权力扩张,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赢过美国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可能更多地只有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意义。在下一时期,随着经济矛盾和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些『胜利』可能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并被新的冲突所取代。”(摘自《中美冷战——还会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吗?》 Peter Chan根据2021年1月30日的发言所写的文章)。

3月下旬,因新疆问题出现制裁升级时,北京首次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实施反制裁(同样只有象征意义)以进行报复,这使中欧协定陷入了危机。欧盟加入美国主导的制裁决定尤其激怒了习近平政权,这显然令他感到惊讶。这是自1989年以来欧洲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此后,其政客、非政府组织或智库成为中国投资制裁对象的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欧洲议会(仍须要批准中欧协定)的政治立场都变得强硬。欧盟和习近平的政权都得到一个教训——民族主义和捍卫“民族荣誉”可能是相互影响的。

《经济学人》宣称:“由于中国对几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欧洲议会现冻结了对该协定的批准,甚至可能会被永远冰封。”中共对选举政治缺乏理解,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选择制裁不同政治光谱政党的政治人物,而不是采取更多“策略性”手段来控制反弹情绪。

如今,欧洲和中国的资本家和大企业所青睐的协定悬而未决,这再次表明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地缘经济学”(帝国主义冲突时代的另一个术语)。中国欧洲商会负责人伍德克(Joerg Wuttke)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为这项协定进行了七年的谈判。”、“现在看来还再需七年时间。”

各方的制裁都是非常虚伪、作秀性质的。以《马格尼茨基法案》为模板,这些制裁在外交上作用微乎其微,针对个人、政府官员或机构制裁并限制其旅行和经济,所造成的损失仅是象征性的。香港民主运动部分人士,以及一些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误认为这些制裁是西方政府有所作为的体现。但是,没有一次制裁改变了中共的镇压或者其他政策。相反,这容许政府作出要捍卫“原则”的样子,同时煽动民族主义。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非有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而群众斗争是赢得平等、民主权利和终结高压统治的唯一途径。

在英国,遭受中国制裁的几位保守党政客中,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是右翼保守党的前党领袖,后来他成为中国和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者。史密斯显然很享受这个突然获得的英雄地位,他说会将中国的制裁当作“荣誉徽章”。

但他就是同一位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担任部长的史密斯,而卡梅伦政府在2015年宣布中英关系迈入“黄金时代”,并宣称自己是中国“西方最好的合作伙伴”。因此,同年,英国成为第一个签署协定、成为习近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创始成员国的西方国家。亚投行是亚洲“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机构。这让奥巴马政府严辞指责卡梅伦政府是在“不断迁就中国”。

2014年,自由派泛民人士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自香港前去伦敦,寻求对民主改革的支持时,卡梅伦拒绝与他们见面。李柱铭随后说:“我想可以这样概括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中国贸易”。当时,香港正处于“雨伞革命”,示威者抗议中共拒绝以一人一票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现已被制裁的史密斯任职的英国政府当时站在中共一方,告诉香港人北京提出的决议“总比没有(选举)好”(外交大臣雨果·斯瓦尔在议会委员会上讲话)。

新疆棉

同样在3月下旬,中国共青团针对瑞典服装品牌H&M发起网上抵制运动,爆发更多有关新疆棉花的争议,其中涉及相信存在的强迫劳动。该抵制性动蔓延至Nike、Adidas和Zara等更多外国品牌。

这场针对西方品牌的抵制行动不是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而是由国家精心策划的。这场抵制并没在群众引起太热烈的共鸣反应。H&M突然从中国互联网上消失,其商店从网上地图(除了在中国被封锁的Google Maps)和打车应用程序中被去掉,其产品也不再出现在网店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上。

H&M的声明称将不再从新疆采购棉花。该声明早于去年10月发布,其后一直被无视,直到良好棉花联盟(BCI)在3月份发表声明。与欧盟的制裁争端在几天后爆发并非巧合,因这旨在向欧洲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纠正对中国实施制裁的“错误行为”。

以往的民族主义抵制运动,例如(在韩国安装萨德导弹基地后)针对韩国超市连锁店乐天玛特,和(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发推文支持香港运动后)抵制NBA的行动,随着时间推移已被大家淡忘。但是,在当今日益两极化的冷战环境中,政治压力可能会增加脱钩过程的分量。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苏利亚·德瓦(Surya Deva)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不认为情况会逐渐平息,”、“这是一个不同轨迹,一个不同的时代。”

尽管拜登政府迄今仍明确声明反对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抵制冬奥的问题未来可能会升温。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对社会主义者和工运人士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压力,不能偏听偏信或盲目支持任意一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阵营。部分左翼在新兴的反威权主义斗争中就明显犯上这样的错误,要么误以为美国主张“民主”而支持美国,要么是误以为中国“反帝”而支持习近平的资本主义独裁政权。

ISA的任务是要以事实、清晰的分析,去揭露冷战阵营的双方。我们解释说,只有工人阶级、而非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才能让人类走出危机,而这需要工人运动保有其政治独立性、建设自身组织、以国际社会主义的纲领建立跨国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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