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米華健--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教授現代中國史:我們懶惰地重複錯誤的敘事已經太久了。

最近在讀中國歷史方面的書,無意發現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其實是一篇書評,作者是James Millward,中文名米華健,是美國歷史學者。他評論的書是201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德國歷史學者Klaus Mühlhahn(中文名余凱思)寫的一本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讓中國現代化:從大清到習近平》(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簡要介紹一下這兩位教授。

米華健,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教授,專長是清史和新疆史。他也關注並評論有關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新疆原住民以及中共民族政策的當前問題。印象裡他是歐美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中少有的能為新疆人發聲的人(大多數歐美學者為了能到中國做田野調查,選擇不得罪中共),當然因為他的研究內容和近年來鮮明的政治立場,所以早就被中共拒絕入境,本來計劃在中國出版的關於清代新疆歷史的書《嘉峪關外》也在譯者翻譯完很多年後才在香港出版。雖然被中共認定為反華(共)學者,但在去年因武漢肺炎,武漢宣布封城時,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網還是刊登了他為武漢人加油的文章「一位美國教授的武漢熱乾麵回憶」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p41z

余凱思,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教授,並兼任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2009年憑《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獲得美國東亞史學界最高的書籍獎--費正清獎。而2019年出版的《讓中國現代化:從大清到習近平》教科書也被認為是近期一部重量級的中國近代通史作品。

我會翻譯這篇書評,是因為米華健教授通過這篇書評,指出美國的中國史學界(或者說使用英語寫作的中國史學界)寫的一些面向低年級本科生/一般讀者的清朝及之後歷史書中常見的不恰當之處。雖然這篇書評是面向英語圈的讀者所寫,且熟悉這些書的人或是已擺脫中共/國民黨等中文圈民族主義史觀的人對書評中提到的一些論述早已熟稔,希望還是可以幫助到一些人。

我只是一個歷史愛好者,翻譯或是介紹如有錯誤還清大家指正。

以下為全文,全文約10000字,閱讀時長約25分鐘。如果覺得太長,可以只閱讀第1,3和4節,或是直接閱讀第5節。




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教授現代中國史:我們懶惰地重複錯誤的敘事已經太久了。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

A review of Klaus Mühlhahn, 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36 pp, £31.95, January 2019, ISBN 9780674737358.(對余凱思《讓中國現代化:從大清到習近平》的評論)

原文網址:https://jimmillward.medium.com/we-need-a-new-approach-to-teaching-modern-chinese-history-we-have-lazily-repeated-false-d24983bd7ef2 (Oct. 8, 2020)

註:我被一家知名的面向一般讀者的書評刊物委託寫這篇評論,但他們並沒有發表它(在他們付給我一筆kill fee後)。我花了很長時間,提交了一份過長且過於專業的文稿,因此我不認為編輯決定不刊登它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無論沒有刊登的原因如何,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意識到我想為做中國研究的讀者而不是一般讀者寫這篇文章,因此我把這篇書評放在這裡,供那些可能感興趣的人閱讀。我可能對余凱思博士的教科書過於嚴苛--寫教科書並不容易--但主要是因為我看到這本書仍重複了一種有問題的一般性方法,在我看來,這種方法在教科書,流行的敘事以及可能的導論課中被無休止地重申。然而這一研究領域早已知道得更多。我也批評了我自己在其中所犯的錯誤。我對該研究領域的一般性建議從下文的第5節開始,即書的評論之後。

(譯者註:kill fee是當出版商決定不出版某位作家的作品時,同意支付給作家的一筆錢)

第1節

在過去的60年,少數的學術門擋--厚重的單卷導論文本--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中國的看法。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被認為是戰後西方現代中國歷史研究之父,他在1958年與哈佛大學的同事賴孝和(Edwin O. Reischauer)一起編寫了《東亞:偉大的傳統》(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這本教科書(也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歷史)將東亞大陸的歷史組織成一系列連續的中國「王朝」(而不是獨特的帝國或王國),並宣揚了傳統東亞的外交事務是通過中國中心主義的「朝貢體系」進行的觀點。隨著文革期間紅衛兵對這一偉大傳統大肆破壞,這本教科書的新版以擴展的標題:《東亞:傳統與變革》(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1989年各版出版)問世,從而有助於將傳統與現代的辯證法納入中國的近代史研究中。費正清在他的《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年出版)中保持了他的一般模式,同時納入了更多的最新研究,《中國新史》直到2006年才有新版本發行--在費正清去世後,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書中增加了後毛澤東時代的材料【1】。儘管大多數中國歷史的專家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但對於在大學上過中國導論課的嬰兒潮世代和千禧世代--一個包括許多當今高級政策制定者,記者和政治學者的團體--對費正清有著非常深的印記。

由於將所有的中國歷史(更不用說所有的東亞史)擠在兩張封面之間是很困難的,所以出現了單卷本的「現代中國」歷史。當然,將「現代」(Modern,一個通常來自歐洲經驗的概念)的出現定位於中國是有問題的。京都學派的日本漢學家認為亞洲的現代始於宋朝(960-1279)初期;對於中國共產黨(CCP),現代中國始於鴉片戰爭,即西方帝國主義砲艦的到來。費正清本人在他1986年出版的書《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中採用了類似的時期劃分。許多「現代中國」的歷史課程也紛紛效仿,儘管從19世紀開始劃分是不恰當的:這種劃分方法將歐洲人的接觸置於本土發展之上,並在清帝國命運的低谷展開故事--忽略了清帝國在17和18世紀的經濟繁榮和巨大擴張。

現在,人們普遍將清帝國的全部或大部分作為「現代中國」故事的一部分,並將清作為最後一個帝國性的「中國」王朝。對於徐中約(Immanuel C. Y. Hsu),《現代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1970-1999年各版出版)是從清朝建立開始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追尋現代中國》(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年出版)則起始時間稍早,始於清朝前期的明朝(1368-1644)末期。余凱思(Klaus Mühlhahn)的新書,類似地取名為《讓中國現代化》(Making China Modern),也類似地從清征服北京開始(1644年,在1636年帝國成立後8年)。之後,余凱思將我們帶到2010年代。

所有這些教科書都採用了「現代」的隱含定義,其中包含了後威斯特伐利亞(post-Westphalian)的國家,民族主義,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概念,並伴隨著對舊的社會文化等級制度的不斷挑戰。除了這許多具有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外,使用文化理論語言的學者們可能會很容易提到「現代」這個概念。然而,就導論歷史的日常目的而言,很少有讀者會因為這類書的書名中出現「現代」而感到困擾。余凱思並沒有準確地解釋為什麼習近平的中國被賦予了現代性,而大清的中國卻不是這樣,但很少有讀者會關心這個問題。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現代中國」教科書--像大多數面向一般讀者的中國歷史書一樣--也深植一個未經檢查但有問題的「中國」本身的概念。東亞大陸的政治歷史涉及多個王國,其中一些(但不是全部)現在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它們的統治者來自不同的民族並使用不同的語言。這些國家佔據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許多不同地區,經常與其他國家共進退或是發生衝突。這和歐洲過去2500年的君主制國家和帝國沒什麼不同,但由於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成功地組建了一個具有帝國規模的領土,而歐洲現在由不同政體組成,導致我們現在討論「中國」時,好像它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單一連續政體,並將「現代中國」視為「中國」王朝隊列的內在產物: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如同來自一個帝國型態的繭,經過數千年的蛻變,成為蝴蝶。

余凱思沒有脫離這種對現代中國的隱性涵義,他重申這種觀點,並把它推向頂峰。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要求一本導論書挑戰傳統的民族主義敘事可能太過分了。這本書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儘管書很厚重,但讀起來很輕快。余凱思在每章總結和結論中強調了他統一論點,但除此之外,他還帶領我們在清朝,革命年代,毛澤東時期和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快速前進,剛好在2018年習近平大幅集權前停止。在接近結尾時,余凱思指出,鄧小平通過「正式規則和不正式的規範」已經將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任期限制制度化(第501-502頁),而且隨著鄧小平去世,「強人」政治也終結了(第611頁)。大多數中國學者也會這麼說。當然,當習近平在2018年為他自己解除這些限制時,所有人都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使人們擔心他會以主席身分進行終身統治。令人遺憾但可以理解的是,這本書回避了急速回歸的獨裁統治。

余凱思選擇「制度」作為書中反復出現的主題。這個選擇儘管不是他的原創,但符合他的目的,使他能夠將過去基於中國的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繫起來,例如他將今日的高考(全國性大學入學考試)和選拔帝國官僚機構上層官員的公務員考試(科舉)進行比較。(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注意到另一個連續性:就像過去的精英通過購買官職來顛覆傳統的考試制度一樣,今天中國的富人通過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和外國大學來完全退出高考。)制度上的關注也有助於將19世紀的自強運動,清末的新政,國民黨(GMD)的發展型國家和更具革命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和社會的轉型聯繫起來為一個長的連續體。因此余凱思超越了1912年和1949年革命的政治界限,而這個兩個革命常常被當作絕對的斷層線。作者有力地辯稱,在同是列寧主義政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統治機構和國家認同越來越軍事化。當我觀察到中共黨國在2019年10月慶祝建國70週年的閱兵式上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迷信式展示時,我想起了這個見解。作者還重點介紹了諸如戶口(戶籍,控制內部遷移)和單位(工作場所,居住地和中國城市的最低行政單位)等中國機構。這些行政手段在此類一般導論書籍中很容易被忽視,但卻深刻影響了個人生活和中國經濟。

本書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優點。作者是柏林自由大學的教授,他對德國在19世紀中國的活動給予了受人歡迎的關注--這個話題在強調英帝國主義的英語中國史中被忽視了。作者對環境的闡述比以往的導論書要多,既涉及到過去人與自然的互動,又注意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可持續性危機。他對近期專家研究的解讀,尤其是對20世紀和21世紀的研究,使他對毛澤東在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反右運動,大躍進(1958-1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的暴行有著明確的譴責--西方的描述曾將這些事件籠罩在革命的浪漫主義中。

【1】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1984年出版)一書中對這種傳統/現代二元論進行了有影響力的批評,結果是近幾代的中國歷史學家更謹慎地使用這些術語。

第2節

然而,本書也有錯誤和遺漏。這些並不是書籍本身的缺陷,而是最終源頭是整個研究領域如何看待中國歷史,特別是反映在面向一般讀者的商業書籍中。

首先,也許是作者以制度為關注點,或許也許是他沿用了早期導論書的模板,但我們必須要問的是:沒有女性參與到「讓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嗎?在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描寫中,影響女性的問題會偶爾出現(例如婚姻改革和一孩政策),但女性除了在晚清新政的背景簡要提及外,在此之前從未出現過。革命「女騎士」秋瑾(1875-1907),在本書中從未登台。從慈禧太后在1901年推出新政(第201頁)到江青在1965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第460頁),幾乎沒有女性出現。著名知識分子丁玲因其1928年出版的浪漫故事《蘇菲小姐的日記》(第255頁)而值得一提,而不是因為她對共產黨人在延安根據地延續對父權制規範的女權主義譴責。1942年,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三八節」有感》,得到了毛澤東的「整風」,儘管她此後滔滔不絕地表達了自己的忠誠,但她卻因為認為黨會容忍建設性的批評而受到了終生的懲罰。

中國女性不僅僅是社會歷史的素材;她們在本書敘述的核心--政治和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作用。自1980年代以來,性別和女性史一直是中國領域最多產的研究領域之一,白露(Tani Barlow)、高彥頤(Dorothy Ko)、贺萧(Gail Hershatter)、韓起瀾(Emily Honig)、胡纓(Hu Ying)、季家珍(Joan Judge)和曼素恩(Susan Mann)等人的工作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女性是如何延續中國的學術和商業精英傳統,並維持國內農業和原始工業經濟;她們的勞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也驅使由女性形象展開的「現代性」和「中華民族」健康的討論。

第3節

另一個問題是余凱思相對忽視了作為帝國的清朝和作為後帝國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本人主要研究的是清朝時期的歷史,這會使我順理成章地挑剔(這可能是不公平的)作者對那個本是以滿人為中心的帝國的描述。然而,我在這裡批評作者對清帝國及其遺產的處理方式,正因為他不是唯一一個進行這樣解釋的人,而是條件反射式重複了這個領域的慣例,即可以追溯到他之前的費正清和民族主義的中國敘事。

考慮一下書中有關18世紀的這句話,「盛世清朝是一個和平與有社會秩序,物質豐富,文化精良,技術進步和領土不斷擴張的時期」(第55-58頁)。這句話中的大多數描述都是真實的,並且概括了自1980年代清朝檔案首次向研究者開放以來出現的對清朝更積極的看法。但請注意一個明顯的矛盾:盛世清朝怎麼可能既是一個「和平的年代」,又能「領土不斷擴張」?一個學者能寫出這樣的論述,說明了另一個問題:為清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主義辯護,或是完全忽視,這種敘事感染或是已經感染了中國境內外的大多數中國研究的學者(包括我)。

許多用英文寫作的中國歷史學家使用一種委婉的詞彙,掩蓋清帝國和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軍事力量或其威脅建立的。在清朝新獲得的領土上,只要農業環境允許,漢人定居型殖民主義就會隨之而來(有時農業環境不允許時也會這樣),這種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重複出現。談到這些領土時,歷史學家經常使用「統一」(第54頁)一詞,而不是「征服」,並談到「統一」那些以前從未屬於中國的地方(第539頁)。余凱思甚至不小心提到了「1683年收復台灣」(第87頁),儘管以前沒有任何一個以中國為根基的國家--甚至沒有一個帝國王朝--統治過該島。我也曾犯過類似委婉主義的錯誤:1996年,我建議本領域採用「邊疆研究」作為研究明代中國周邊新征服的清帝國疆域的標題。我曾建議採用「邊疆」而避免使用「殖民地」這樣的術語時,是因為我採用了曾和我合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研究中心的觀點和詞彙。【1】

除了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術語外,本研究領域還以其他方式美化清帝國的擴張。本書作者寫道,中國的「自耕農」和「定居者」在四川、雲南、貴州、台灣、滿洲、西藏和中亞的「沿著邊界的地區」開墾和耕種(第33頁),這讓人想起歷史學家曾經對歐洲向美國西部擴張的描述,我們在另一種情況下可以稱之為定居型殖民者。而本書描述清朝中國的情況是通過「內部遷移」到「開放的邊境地區」。但首先,如果這些地方尚未或最近才受國家控制,它們又如何是「內部」的呢?這種描述隱含的是中共黨國不符合歷史的主張,即目前在其控制下的所有領土一直是「中國」。其次,這些地方並不「開放」,也不是前哥倫布時期美洲那樣的「荒野」(第49頁)。在清征服和漢人定居之前就那裡就已經有人了,不僅在西藏和南疆的城市顯然如此,同樣在四川、台灣、雲南和貴州的山谷和山區,蒙古、北疆、西藏和滿洲的平原也是如此。在許多情況下,漢人定居者取代了非漢人,然後砍伐森林並且犁過牧場種植莊稼。這種由清軍支持的漢人殖民者在現代早期的擴張類似於歐洲人在美洲或俄國人在西伯利亞的擴張。這種遷移不應被掩蓋。事實上,中國人與歐洲人一樣,參與了大規模的大陸移民,對生態系統和土著文化產生類似的影響,這應該是對早期現代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洞察。

清在1636年(而不是本書作者所寫的1644年)成立後,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開始了一個多世紀的帝國擴張。由滿人,蒙古人和其他內亞騎兵組成的清軍,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加入,逐漸佔領了華北、華南、台灣、蒙古、新疆和西藏。他們在南方的主要對手是明朝的殘餘份子,清朝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將他們從中國和台灣趕走。在西部,清與準格爾部的鬥爭時間長達兩倍,爭奪蒙古,新疆和西藏的霸主地位。清與準格爾部的對抗是一場史詩般的,長達80年的冷戰和熱戰,也是為爭奪成吉思汗的遺產和作為藏傳佛教(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共同信仰)施主的地緣政治競爭。正是在這些與準格爾戰爭的過程中,清朝的財政-軍事國家逐漸成熟,同時征服了現在佔中華人民共和國整整三分之一的領土。這是20世紀中國各共和國聲稱對西藏、新疆、外蒙古和內蒙古擁有主權的主要原因。然而,「準格爾」這個名字從未出現在本書中,作者只是間接地暗示了清朝在內亞的擴張。

【1】James A. Millward (米華健),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Frontier,” in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 eds. Remapp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譯者註:內亞指的是東亞和北亞的內陸地區,屬於今天的中國西部、蒙古、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內亞的範圍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看法。「內亞」有時與「漢地」相對應。1800年,內亞包括四個主要地區,即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

第4節

相反,余凱思重述了儒家和平的神話。「在18世紀」,他寫道,「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大片地區,在朝貢貿易秩序的基礎上,經歷了一個長期和平與繁榮時期,而與此同時,歐洲或多或少地被戰爭和動盪所吞噬」(第80頁,參見第25頁)。在1960年代,費正清首次提出基於「朝貢體系」的「中國傳統對外關係」模式時,他並沒有大量關於內亞清帝國的檔案來源的二級文獻可供借鑑。然而,在當今,沒有理由再大肆兜售「朝貢制度」這一被徹底推翻的概念。【1】朝貢」的地位通常是虛構的;與清朝貿易不需要「朝貢」地位;佔據帝國意識型態中心的不是以中國中心主義的「中國」,而是文化多元的滿族統治精英。最重要的是,18世紀是東亞的戰爭時期,而不是和平時期:除了對內亞的征服,乾隆皇帝還入侵越南和緬甸(雖然未成功),鎮壓台灣的一次重大叛亂,並進行了兩次戰爭以擊退尼泊爾人對西藏的入侵--而這些只是皇帝吹噓的「十全武功」的一小部分。

「朝貢制度」模式的謬誤滲透到本書的地圖中,這些地圖將哈薩克斯坦、尼泊爾、不丹、所有的東南亞大陸和朝鮮全部標記為「中國附屬」(第102-103頁)。這比夢工廠在其電影「雪人奇緣」(Abomidable)中偷偷放進一張亞洲地圖來宣傳中國對東南亞海域的虛假主張還糟糕,這張地圖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中國海的大部分地區擁有主權的「九段線」聲明。

費正清認識到,清朝官方貶低鄰國的言論是一種自我吹噓的宣傳,參與外交的人只是口頭上說說罷了。他指出,這場遊戲的參與者實際上不相信它。中文以外的語言資料證實,鄰國知道他們的「朝貢」地位是虛構的,清朝實際上並沒有主宰他們。然而,自從費正清寫下這篇文章後,普及者一再將他提出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誤認為是對晚期帝國世界秩序的真實描述--本書的地圖製作者也是如此。

同樣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另外一個地圖製作方面的奇怪現象:本書後半部分的許多地圖乾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半部(新疆和西藏)全部截斷。誠然,很難將中國的廣度放在一頁紙上(兩頁展開的地圖疆域包括西半部),但這種便利在歷史上並不是中立的。「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8-37」地圖上的一段文字(第266頁)提到了192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以及蘇聯即將接管新疆,但文字或地圖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在1912年清帝國滅亡後,蒙古和西藏的本土精英都宣布獨立。我們可以合理地將新疆和西藏大部分地區排除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敘述之外,因為當時中國沒有任何力量控制清的內亞疆域。但我們應該誠實地表述西藏和新疆的獨立地位,而不是像這些地圖那樣,讓不合時宜的邊界線跑到頁面邊緣,暗示中國軍閥或中華民國擁有這些地區的主權(而實際上它們沒有)。文中也沒有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是如何控制內亞的:就新疆而言,這涉及蘇聯和國民黨的移交以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本土領導人在一次可疑的空難中喪生;就西藏而言,這涉及1959年進行的血腥軍事入侵。書後面一張同樣被截斷的地圖(第469頁)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掠奪並未擴展到新疆或西藏。但大批紅衛兵西遷,夷平寺院,在清真寺養豬,並攻擊非漢族習俗為「封建」,而數以萬計的華東城市「下鄉青年」加速了漢人向新疆的遷移。

【1】對「朝貢體系」模式的質疑始於1990年代。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最近發表的評論包括Peter C. Perdue (濮德培), “The Tenacious Tributary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 (96): 1002–1014; and Victoria Hui (許田波), “Cultural Order in Historical Asia: Confucian Peace or Liberal Pea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Andrew Phillips, eds., Divers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ulture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d Zhao Suisheng (趙穗生), “Rethinking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Imperial Cycle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 (96): 961–982.

第5節

我指責作者的失誤,與其說是他自己的失誤,不如說是中國研究領域的典範--或者至少是它的公眾形象。數十年來,專門的學術期刊,尤其是那些研究性別史或清帝國和民族的學術刊物,一直在修正這些舊觀點。然而,這些修正很少會擴展到為廣大讀者撰寫的作品中,而像朝貢體系這樣的舊模式,仍然存在於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中。那麼,對「現代中國」採取更準確的歷史方法會是什麼樣的呢?

首先,停止將中國視為一個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政治連續體。相反,請記住,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過了七十歲生日--這使它比美國年輕173歲。中國政治連續性的特殊主義和民族主義敘事並不是一個新的敘事:它源於中國許多王朝為使自己合法化而編寫其前任官方歷史的做法,特別是源於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86年)的《史記》,他確定了一種史學模式,將中國描述為合法王朝的線性繼承,每個王朝由合法皇帝繼承,每個王朝將其前任(和敵人)寫入自己的起源故事。這是一種強大的自負,也是史學家的筆可以比劍更強大的最好證明。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它是修辭性的,而不是經驗性的。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中華圈偉大的「文化」延續,它植根於中國古典的書面語言和早期的中國文學、歷史和哲學文本。中國古典傳統不僅是中國國家的文化基礎,也是越南、朝鮮和日本漢字文化圈以及東南亞、東北亞和內亞其他地方(程度較輕)的文化基礎。中國古典文明在東亞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讓人聯想到地中海和歐洲的希臘羅馬語言和文化傳統,以及亞洲和北非大部分地區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伊斯蘭傳統。因此,就像我們討論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共同點一樣,在缺乏持續的政治統一的情況下仍能將在空間和時間上將文化聯繫起來,我們可以類似地談論漢文化或中國文化生態圈,而不是一個不間斷的統一「中國」。

其次,現代中國歷史的新模式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通過獲得(而不是「繼承」)多種族的清帝國大部分地區而取得政權的。清包括,但不限於以前在明統治下的人民和領土。雖然清帝國的話語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文化和明朝,但不僅限於這些,還包括內亞元素。作家不應該交替使用「清」和「中國」(如余凱思和許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樣),就像我們將「奧斯曼」用作「土耳其」的同義詞一樣。如果真要寫的話,「清中國」一詞不是指整個帝國,而是指清朝所納入的在民族學上屬於前朝明的領土,以區別於清內亞和清台灣。

第三,擺脫不符合歷史的「朝貢體系」概念。把它從教科書中刪掉。抵制在新聞報導中用「向北京磕頭」這樣的東方主義陳詞濫調來喚起它的誘惑。相反,歷史學家應該明確界定清帝國在國內行政和外交事務中所採用的各種制度和安排。清政府以郡縣制管理前明領土和新的漢人定居地,中國歷史的讀者對其中的縣令和衙門都很熟悉。但除此之外,在滿洲、蒙古、新疆和台灣,清政府讓當地的非漢人精英掌管本地的非漢人行政系統,由清朝八旗制度進行軍事管理,其官員主要是滿人和蒙古人,而不是漢人。中國式的行政管理後來隨著漢人的定居而擴大,但請記住清朝實際上採用了「一國多制」來成功統治帝國,而不是努力使內亞的行政或文化漢化,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西藏人和其他周邊民族的鬥爭提供了有用的視角。清朝鮮和清西藏是特例:清朝在這兩處都駐紮了少量軍隊,但沒有像在蒙古或新疆那樣實行軍事統治。清對西藏和朝鮮提出要求,試圖管理西藏的喇嘛選擇,並偶爾對這兩個地方進行軍事干預,但一般來說,與直接管理的領土相比,清朝對當地事務的態度更加冷淡。

晚期帝國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一刀切的「朝貢體系」來實施的。亞洲國際關係當然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亞模式,而是涉及各種靈活、重疊和嵌套的等級關係。【1】「朝貢體系」不是規則;它也發生在邊境飛地或通過跨國商業網絡發生。「朝貢」應該簡單地理解為外交禮物交換。亞洲政體間的關係實際上與現代早期的歐洲並沒有太大不同,因為在平等、獨立國家共同體之間對有序國際關係的理想化威斯特伐利亞式的理解直到拿破崙之後才真正出現(如果有的話)。而且未來東亞如果陷入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新朝貢體系,在歷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

第四,一種新的模式將更多按照我們對待沙皇(1917)、哈布斯堡(1918)、奧斯曼(1922)帝國的方式來看待清滅亡(1912)的後果,儘管各個國家最終結果不同。與同時代的其他帝國解體一樣,清的崩潰引發了其前帝國領土的多次獨立聲明:明的土地,西藏,蒙古以及稍後在新疆南部和北部的兩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香港和台灣已經被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從清朝的版圖中剔除。日本也同樣在1895年有效地結束了清朝在朝鮮的保護國地位。1912年後的四十年間,中國軍閥、中國穆斯林軍閥、兩個軍事化政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日本支持的中國政權以及日本本身在清東亞大陸的各個地區爭奪權力。最終令許多人驚訝的是,中共黨國在明朝的土地取得了軍事勝利。蘇聯隨後將北疆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斯大林將其變成衛星國)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沒有放棄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共分兩個階段控制西藏,第一階段(1951年)主要通過外交,第二階段(1959年)主要通過軍事。英國於1997年將其從清帝國手中奪取的香港殖民地移交給中共。台灣,清帝國領土,然後是日本殖民地,僅在1945-1949年間由一個基於中國大陸的共和國統治,而194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軍事佔領,台灣在1990年代擺脫了列寧主義的一黨制,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

這種方法凸顯了清帝國的多元性,儘管中共現政權努力扼殺其非中國化的一面--將新疆的中亞原住民關押在集中營,強迫維吾爾人和藏人無產階級化,攻擊蒙古人、藏人、維吾爾人、廣東人和香港人的母語,但這種多元化的遺產仍然存在。這種看待中國現代史的新方法也將挑戰中共自動繼承了對清領土的主權的論點,這些領土上的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後仍然頑固地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這是注定的)。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領土自古以來就是政治上的「中國」,這顯然不是事實,因為自古以來就沒有一個政治上連續的「中國」。按照中共的邏輯,如果它用清朝的經驗來聲稱西藏是「中國的」,那麼它對朝鮮/韓國也應該這樣做。如果不把同樣可疑的主張延伸到蒙古共和國,也不能說台灣應該「統一」給一個從未統治過該島的中共黨國(實際上直到1990年代,由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還一直聲稱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是理所當然的「中國」,這種說法即使有問題,最終顯示也是徒勞的,但至少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國際機構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任何毗連領土的主權要求,國際社會贊同各種「一個中國」的變通說法,以避免準確界定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我不建議政治家們修改這些實際的政治立場。然而,它們並不是基於古老的歷史主權上。所以歷史學家應該按照我們自己的看法來寫。

這種新模式可能看起來過於政治化。它很可能會讓作者和出版商感到緊張。這當然符合中共臭名昭著的「九號文件」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定義,該文件譴責未經黨批准的歷史學。

但是,無視當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也是一種政治行為。通過幾代人對掩蓋其殖民歷史的委婉術語、史學例外論和製圖謊言的鸚鵡學舌,我們默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化主義和擴張主張。與其說「創造現代中國」是既成事實,不如說我們認識到中國已經並仍在進行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建設,而在中共黨國的手中,這種建設意味著對數百萬非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文化和身體暴力。

【1】何偉亞(James Hevia)在他的《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1995年出版)中概述了對亞洲域際關係的非費正清式理解;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人編撰的《神聖的使命:成吉思汗以來的亞洲國際關係》(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2018年出版)中系統分析了西藏、蒙古和漢族的合法性體系,對於那些希望了解東亞歷史國際關係的人來說,這本書應該取代費正清的《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年出版)。
24
分享 2021-09-15

8 个评论

這種好文必須推啊,我們活在既有的歷史敍事之中,也不能不說其實也應該得清洗一下腦子了。
现代中国始于1949,北洋是清国的余辉,而孙蒋的民国是共产中国的先声。
过去讲起清朝都强调清朝的汉化,而新清史重视清朝非汉族,非中原的一面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米华健应该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梳理一套历史叙事,用中国“注重多元性”的传统去对抗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但我觉得即使这样的传统存在,也不过是作为大一统的工具,并非具有生命力的传统。
>> 现代中国始于1949,北洋是清国的余辉,而孙蒋的民国是共产中国的先声。


這個應該是我翻譯的問題。正如米華健教授所言「Modern」是來自歐洲經驗的詞彙,我們直譯的話是「現代」。但在PRC中文語境下「Modern」更多指近代之後的歷史,而「Early modern」才是指近代;而在ROC/Taiwan中文語境下「Modern」為近代,「Early modern」為近世(這也是modern一詞最早由日本史學界引進時的翻譯,後被晚清民國學人引進中文)。

所以按照民國/台灣史學界的定義,徐中約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史景遷的《Search for Modern China》和余凱思的《Making China Modern》書中描寫的歷史理解成中國近代史更為恰當。
雖然很長但很正確

中國五千年只是新政權勝利時為了美化合理性的手法,光是看正統朝代裡混了兩個境外種族(其中一個領土還比整個中國還大)就知道這種線性延續就只是嘴炮而己…
《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第二次看文感想:
我最近也在補課中國歷史,和這位作者的感覺是一樣的,看中國歷史,無論是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都必須要把文字記載的東西,重新在腦中過一次,然後想想如果是外國歷史,我會怎麽寫這件事,這樣才能明白,在冠冕堂皇的文字底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經常還要借助外國的資料,特別是日本和臺灣的資料(因爲這兩個國家的人特別注意中國,而且水平很不錯),來驗證。
中國的歷史是文人和官僚構建的,民間和獨立的聲音非常薄弱,而中國的中央權力從古到今,比任何國家都強,可以說是幾千年來形成了一套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敍事方法,就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事實在眼前都要繼續自己的謊言。侵略寫成平亂,敗戰寫成交好這些明顯的不用説,還有很多難以察覺的地方,必須不斷提高自己對他們那套敍事的理解才能清除。
如果說中國人陷在這一套裏面無法自拔還情有可原的話,外國學者還踩進來就只能叫學術懶惰或者是被人民幣收買了。
想请问您一件事情,不知道您是怎么找到近几年的国外中国历史的书,我只知道史景迁,不知道其他类似的学者,您是怎么知道这两位先生的呢?
我对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还停留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而剑桥中国史到现在还没出完……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