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虎到抵制“新疆”棉，论如何让国际企业与中共脱钩。附：刘晓波谈雅虎助纣为虐

作为早期的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与中共的勾结早已经为世人熟知。
事实上，跨国企业对中共的金钱攻势往往装出一副无辜的傻白甜的单纯模样。
但其实他们早已对中共的暴行心知肚明，只是没人点破他们，也没有舆论压力，所以他们在中国赚黑钱赚得不亦乐乎。
很多时候，这些公司往往会充当中共的共犯。
如德国的大众汽车总裁迪斯2019年竟然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没听说过新疆集中营的事”。
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以下引自德国之声中文版 2019年4月18日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 英国广播公司周二 (4月16日) 发布一段在上海国际车展进行的德国大众汽车CEO迪斯 (Herbert Diess) 专访，在影片中，记者白洛宾问他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将许多穆斯林关押进新疆“再教育营”。迪斯第一时间回答，他无法评论此事。当白洛宾追问他是否知道与再教育营相关之事时，迪斯明确表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记者接着解释中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在新疆把至少100万名维吾尔人及穆斯林关押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当他第三度问迪斯是否知道新疆设有“再教育营”时，迪斯仍坚称：“我并不知情。”

此段访问一出，立即在社群媒体上引起人权团体及关心新疆议题人士不满。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理查德森 (Sophie Richardson) 在推特上批评大众汽车此举为“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德国新疆问题专家岑茨 (Adrian Zenz) 则表示：“应该是时候让所有人将有关新疆的报导，电邮寄给大众，或是直接发动请愿。

大众灭火



大众汽车周三 (4月17日) 紧急发布一份声明替迪斯灭火。他们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大众汽车了解中国正在新疆推行“再教育营”，他们也已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大众发言人称，他们的做法被一些维吾尔社群成员及德国政治人物视为很正面的例子。大众强调：“对大众汽车集团来说，尊重人权是我们一直遵守的原则之一。”

大众汽车六年前在新疆乌鲁木齐设厂投资，他们表示目前新疆工厂的员工有25%是少数民族，并否认剥削少数民族员工。大众指出：“我们一直都以公平为原则雇用员工，每个人都有同等权利应聘工作。我们在新疆的工厂也以这样的原则运作。”



国际特赦组织的工商业与人权顾问倪伟平 (William Nee) 告诉德国之声，不论在哪个国家营运，任何企业都有尊重人权的责任。他表示，外界可以透过大众CEO的回应，了解到底有多少企业认真看待工商企业与人权。

从此次事件可以看出，对于“资本家”来说，如果没有舆论压力，那他们是乐于装作对中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哪怕是对极权政府反思最为彻底的德国企业都是如此。
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就更是如此，在保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故意无视中共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甚至选择与中共一起压榨中国人。
比如配合中共修建防火墙的思科公司，以及配合中共审查政策的微软，苹果公司。
这些跨国科技巨头为中共打造网络监狱提供了核心技术。某种意义上，这些公司就是中共的同谋。

那么，该如何对待这些中共的跨国同谋呢？
也许国际企业集体抵制新疆棉事件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以下引自维基百科

2021年新疆棉花爭議，又稱新疆棉花事件、新疆棉花風波、新疆棉風暴，是於2021年3月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的抵制運動。源於2021年3月24日，瑞典時裝公司H&M因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相關報道和指控而於2020年9月發布一份聲明稱「不與位於新疆的任何服裝製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採購產品或原材料」所引起的一系列爭議。不少服裝企業也因相似原因發表過聲明不使用來自新疆的原料或產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和民間則動員挺新疆棉，並抵制棄用新疆棉花的企業。事件引起一些中國大陸企業登出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成為一場中國抵制洋貨運動。[2]此事件是2012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抵制運動

在這次中國抵制洋貨運動裡受影響的品牌約有兩百餘，且大都與BCI有合作關係[104]:

Nike

愛迪達

匡威

PUMA

Calvin Klein

UNIQLO

GU

無印良品

法國鱷魚

New Balance

巴寶莉

ZARA

蓋璞

宜家

樂購

……

可以看出，国际企业虽然与中共合作多年，但国际企业的底线明显要比中共高。
只要有人指出国际企业的掩耳盗铃，那么这些国际企业会“突然发现”中共的种种无耻之处，与中共脱钩。

所以，反共人士可以考虑像维吾尔人一样，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这些助纣为虐的企业尽早与中共脱钩
至于水军所谓“国际企业只要赚钱，凭什么帮你反共”的谬论本不值一驳，但在此还是略作说明。
中共已经犯下多起反人类罪行，与这样的政权脱钩是每家负责人的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
更何况，如今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极度恶劣，趁此机会与中共脱钩尽快转移产业链，从长远考量对企业来说也是更明智的选择。
毕竟，像习近平这样一拍脑袋就毁灭一个行业的低智独裁者，是不适合做生意伙伴的。

附，刘晓波2006年关于国际公司雅虎与中国勾结的文章，值得一看。
许多人知道刘晓波仅仅是08宪章或是“殖民300年”，殊不知刘晓波的文章也极有价值，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转给诸位。

                                     雅虎早在助纣为虐

2005年7月，诗人、记者师涛被以“泄密罪”判处十年重刑，长沙警方当庭出示的“犯罪证据”中，赫然出现了雅虎香港控股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美国著名的雅虎公司与中共警方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密切到可以帮助中共警方追查任何雅虎用户的电脑纪录，提供了邮箱帐号、IP及身份等私人资讯。

   

   雅虎公司的见利忘义，一经“记者无疆界”披露，立刻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欧美大媒体纷纷发文批评雅虎的助纣为虐。然而，张思之和阎如玉两律师的《李智“颠覆国家政权案”二审辩护词》，证实了雅虎与中共警方密切合作远远早于“师涛案”。

   

   根据这份辩护词，李智被认定的“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共三点，1，三次向境外敌对组织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并被任命职务；2，在木子网站建立个人主页，大肆宣传敌对思想；3，教唆、引导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



   

   辩护词的第四部分是对官方出示的“犯罪证据”提出质疑，其中就涉及到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

   

   “（二）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003年8月1日向公安机关所作《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提供（了）lizhi340100用户的有关信息’，并说明‘具体详见附件。附件为该邮箱的注册信息和邮件’。可见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是‘附件’的内容。但‘附件’并未移送法庭。按照雅虎的说明，附件内容不仅仅反映着‘邮件’来往的具体情况，而且可以起到‘释疑’的作用，因此，恳请予以审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允准律师补阅，以利掌握全面情况，为当事者辩。事涉权益，至盼救济。”

   

   这说明，早在2003年，雅虎就已经与中共警方密切合作了。

   

   虽然，我还没有见过“李智案”之前的例子，但从“李智案”到“师涛案”，我有理由推测，凡是近年来中国的文字狱受害者，只要使用了雅虎邮箱，那么在中共警方提交法庭的“犯罪证据”里，大概都会有雅虎公司提供的证据。

   

   雅虎的恶行也让我不能不怀疑，其他屈从于中共网络审查制度的美国网络大公司如微软和古狗，除了按照中共的要求过滤敏感词和关闭个人博客之外，是否也像雅虎一样为中共警方提供用户的私人资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虚拟的互联网也与实在的中国国土一样，再无一寸安全的私人领地。只要中共警方感兴趣，他们就可以随时向这些网络公司调阅中国用户的私人资讯，如同他们可以任意监听私人电话和拆看私人通信，甚至可以随时查抄居民的住宅一样。

   

   我必须承认，尽管当下中国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前苏联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现在的西方人常说的那样：“今天中国不是昔日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中共在经济上却让西方大资本赚得手舞足蹈；北京政权不仅是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战略伙伴，也是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交易，既然资本的逐利本性天经地义，那么，靠独裁资本主义肥胖起来的中共政权，就有了前苏联所没有的对抗西方和平演变的杀手锏——金钱——3万亿人民币税收和8190亿美元的外汇贮备。

   

   不管现在的中国还有多少穷人，也不管财富分配的不公多么触目惊心，更不管中国穷人的生命多不值钱，但现在的中共寡头却个个是地道的超级暴发户！他们每次周游世界都怀揣“超级金卡”，左手一挥，送给金正日和卡斯特罗几十亿美元；右手一落，签下百亿美元的“空客”和“波音”的订单。

   

   如果说，昔日的前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和今日北朝鲜一样，对抗西方的主要手段是“核讹诈”，那么，今日的中共政权对抗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就是“金钱讹诈”。

   

   有了钱，中共与西方打交道，就可以“只玩美元而不玩自由！”北京就可以昂头挺胸地对西方的政要说：“只进口空客和波音而不进口人权和民主，如何？”也可以气壮如牛地对西方大资本说：“只给市场而不给自由！如何？”

   

   做生意就要唯利是图，来中国赚钱就要讨好北京，本无可厚非；但自由国家的商人，应该知道赚钱要取之有道，要有起码的道义底线，否则的话，就是赚“黑心钱”。

   

   然而，面对财大气粗的中共的“金钱讹诈”，西方的政客和资本家，皆笑逐颜开，点头称是。而转过身面对记者的诘问，他们或双手一摊，作出无奈的表情；或一脸无耻，进行自我狡辩。

                                                                                       2006年2月8日于北京家中

我认为，持续的向国际企业施加压力，是有可能像撬动新疆棉事件一样促使科技巨头与中共脱钩的。到那时，推倒中共臭名昭著的网络防火墙（GFW）甚至推倒中共本身将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