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第三任期开始，借此也回顾一下我所经历的“习十年”

2012年十八大之际我刚升入大一，可以说成人之后的认知转变刚好与这十年重合。

我个人是非常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父母都是县城的体制内人士，从小接受的也都是最为正统最贴近官方叙事的教育，虽然不至于粉红，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具体表现为，承认体制的腐败，现实的污浊，但依然深爱这里的土地、人民、传统文化。

初入大学时，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仅限于国内大众出版物，对政治也没什么兴趣。毕竟在前十八年里，除了考试就是玩，几乎生长于真空地带。当年最炸的新闻是薄熙来倒台，但我只把它当作一条花边新闻，甚至直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才知道他那些年在重庆到底干了什么。

当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象牙塔里的研究者。但了解到现实的学术生态之后，慢慢也对这一职业祛了魅。和不少进了大学的做题家一样，我失去了人生目标。

我的政治意识大概萌发于2015年。本科时虽然没有好好学习，不过看了很多电影，也渐渐借此了解到独立电影这个群体。虽然审查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闻，但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创作群体遭到这么普遍的迫害。

也正是通过这些独立电影，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官方叙事之外的影像。比如王兵、胡杰。当然给与我最重要启蒙意义的无疑是《天安门》这部纪录片。我开始了解八十年代，了解胡赵，也慢慢读到了高华的《红太阳》，赵的《改革历程》。这对我的另一重启示是，那些领导人终于不是新闻联播上那些毫无意义的人名，成了鲜活的政治斗争参与人。

等到了16、17年之后，我差不多已经成了所谓的政治异见者。但思考的方向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改良主义，基本上对应于清末的革命与立宪之争。那时我甚至是支持保守主义，支持共和党，反对日益“猖獗”的政治正确浪潮。

17年出国之后，同学老师来自五湖四海，我才真正明白了多元文化是怎么一会事。而从街头抗争、社区集会、选举周期的盛况等等，也见识到了民主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随着阅历的丰富，我渐渐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于是它给了我回国的理由——即便是在洼地，也要做一个暴风中心的见证者。

自然，这一切都在我的职场体验，在周而复始的封城中沦为笑谈。

我对此地的热忱终于消磨殆尽，成了彻彻底底的河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