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天堂与唐朝的回光返照’--大中之治的几点辨析（转）
引子：本想仔细阅读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来做一有一定深度的历史评论，但考虑到条件局限，知网相关论文也多以硕士毕业论文为主，有深度的文章不多，再加上无从找到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进行仔细阅读，因而对唐宣宗的研究无法深入展开，故在此不做一系统完整的文章，仅列几个个人观点供参考。
1.‘大中之治’和‘’小太宗’称号多为北宋士人根据政治需要捏造，有强烈的时政意味，应予以抛弃。 大中之治的说法，主要由司马光和欧阳修提出，而后世的史学家则不算认可，如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就认为，大中之治实际上是亡国之像，而史学界也认为，唐末群盗，即唐朝末年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人，多‘生于大中之朝’。因此大中之治本身可以说是经不起持久的历史考验的。而大中之治之所以被司马光，欧阳修推崇，主要还是用于现实政治，唐宣宗时期大力下放权力给寒门士大夫，同时用激进的手段清理了负有盛名的宰相李德裕，从而为士大夫集团输送了大量利益，因此得到了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赏识，而唐宣宗执政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是完全推翻了唐武宗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完全回到中晚唐的旧路上来，除此之外，唐宣宗还在具体的地方政务上不多过问，仅仅关注地方是否给中央上交了足够的资金，这无疑是极大的扩大了士大夫官员向社会自主行事的空间。因此，唐宣宗的理念得到了司马光的认同，司马光通过吹捧唐宣宗，含蓄的规劝宋神宗，希望宋神宗不要过多插手宋代行政机制的改革，尤其是不要做力度很大的体制改革，而如果宋神宗不改革，垂拱而治，则有可能如唐宣宗一般得到文人士大夫赠送的身后‘美名’，与此同时，司马光也通过唐武宗人亡政息的例子暗示宋神宗，激进的社会改革在宋神宗死后未必能有效执行，很可能会遭遇反攻倒算，希望以此减少宋神宗对变法的支持力度。
2.唐武宗的改革核心：重建唐王朝中枢的政治秩序，促使唐王朝政治体系依制运转。 唐武宗时期的改革，整体上的政治难度是极大的，比起之前中晚唐皇帝使用军事手段讨灭藩镇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举措，唐武宗对唐王朝政治机器的改造拥有更强的整体思维，对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定位也有明确的认知，唐武宗的系列措施的核心，是重构唐王朝的高层的政治秩序。唐武宗认为，唐王朝的中央政府之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便日趋不为天下所敬重，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在军事上能不能击败藩镇，而在于唐朝中央政府的高层的运作秩序开始崩坏，因此，唐武宗的系列改革是委绕秩序建设而展开的。首先，唐武宗选择世家出身的李德裕担任宰相，全面贬斥牛党，根本原因是唐朝的科举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大，且科举考察诗文，权威性不如后世，选拔出来的士大夫质量参差不齐，而唐武宗当政的时期，唐朝皇帝的权威也衰落了数十年，短期内难以恢复，因此，唐武宗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选择了更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世家大族为主的李党作为同盟来组织政府。 而唐武宗认为，重建秩序需要足够大的中央财源和人口，考虑到和藩镇夺取人口的风险较大，唐武宗选择了对宗教界开战，开战了灭佛运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劫掠寺庙的财产和人口，为后续他重新构造秩序来提供可靠的基本盘。而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根本目的也是希望在不触动旧的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获得改革的可靠启动资金，因为唐武宗意识到，唐王朝的国家机器的运作秩序的重建，必须是在既有秩序的基础上改修，而不能打散重来，因为彼时彼刻唐王朝中央的威望已经很低，直接用激进的手段改组政府，代价是可怕的，有可能出现改革未完成就被掀翻的情况，而寺庙集团虽然有巨额的土地和财富，却始终没有如西方的教会一般，直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牢固联盟或拥有强力的政治代理人，因此方便各个击破。 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唐武宗最后便开始进行最重要的改革，即重新建立起通过军事武官直接控制神策军的制度，并且几乎成功，从当时的情况看，皇帝使用宦官控制神策军，固然比使用专业军事将领要顺手，宦官集团虽然有可能废立皇帝，但是没有篡位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李唐皇室集团始终控制最高权力。但是宦官依靠神策军发动军事政变废立皇帝的行为，极大的撼动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合法性，因此，从重新构造政治秩序的角度看，神策军回归武将掌控是有必要的。所以唐武宗时期虽然对藩镇的军事行动不多，但唐武宗却在唐王朝还能控制的土地上尽可能刷新了内政，重塑了唐朝中央政府内廷（神策军）和外朝的政治秩序，使得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机器得以有序运转。
3.唐宣宗时期的反改革：通过系统性破坏制度来攫取短期利益。 与唐武宗的系列改革行为不同，唐宣宗的改革几乎完全走向了反面，从抽象的架构设计来看，唐宣宗的所有改革，其目的都是通过破坏秩序和透支唐朝政府的合法性，来攫取短期利益。从具象的一系列政策看，唐宣宗的所有改革，都是用个人关系和威望来替代制度性的约束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本质上是非常有害的。 唐宣宗时期的主要的改革，基本委任上述两点展开，具体的手段是通过个人威望和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替代制度性人事关系以维持政府的运作，而其结果就是，短期内唐宣宗得到了具体收益，而长期看则透支了唐王朝政府的信用和秩序。唐宣宗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贬斥武将，重新委任宦官掌控神策军，这一政策从短期内看，由于唐宣宗的个人阴谋手段较为成熟，宦官并未背叛唐宣宗，唐宣宗也因此更加切实的掌控的神策军，进而控制了首都的政局，但从长期来看，这一行为彻底阻断了唐武宗时期重新修复唐王朝高层的政治威望的努力，重新把宦官引入唐王朝的高层的政治游戏当中，唐武宗的改革得罪了绝大多数宦官，改革的成果不多，非议不小，而唐宣宗的这一反扑，导致宦官掌握禁军的情况和力度，比唐武宗改革前还大，形成了倒算效果，唐宣宗时期内，固然受到了部分收益，但从唐宣宗死后的情况看，宦官集团的乱政更较明显了。 唐宣宗的第二个政策，是彻底贬斥李德裕，贬斥李德裕的速度很快，且对李德裕的党羽清理的速度非常快，是严重影响唐王朝高层的行政的，唐宣宗清理李德裕，实际上代表唐宣宗完全阻止了唐武宗时期试图重新和北方士族结盟，仿效唐朝早期唐王朝皇室和关陇贵族结盟的路径。进而导致唐王朝皇帝再次居于独大的地位。但这种独大地位的实际意义有限，且是以透支唐王朝行政能力为代价的，唐宣宗本人并没有充分的政治才能，搞阴谋才能倒是很强，唐宣宗贬斥李德裕以后，重新召回牛党，但此时牛党已经推举不出有足够能力担纲全局的政治领袖，只剩下一批唯命是从，唯利是图的小公务员，这恰恰是唐宣宗希望的。 唐宣宗驱逐了李德裕，表面上是终结了牛李党争，实际上经过2轮互相清洗，牛李二派当中具有政治信念和政治格局的政治家基本都被整垮，只剩下一批唯利是图，拿着改革当幌子，以贪腐满足私欲为唯一目的的政客，因此，唐宣宗清理李德裕集团，短期内获得了权力和寒门士大夫在舆论上的拥戴，但是进一步透支了唐王朝的行政能力。 唐宣宗的改革，是通过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替代制度性的人事安排，这一点在基层施政上更加明显，唐王朝到了晚期，最后一批没有大范围藩镇化的地区是江南地区，唐宣宗却认为，江南地区的官员征收税收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层层盘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不足，因此，唐宣宗直接朝江南地区派出宦官和带兵的节帅，长期驻扎，以便就地征收。唐宣宗这样做，短期内的确汲取了更大的财政收入，但是这种财政收入是以江南地区藩镇化为代价的，就中晚唐的形势看，一个地区藩镇化以后，几乎是不可能被重新置于中央控制当中，唐王朝即使有军事力量短期内击破藩镇的反叛，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去重整藩镇地区的人事架构。因此，唐宣宗在位的时候，宦官和节帅效忠唐宣宗个人，愿意为唐宣宗努力攫取财政收入，但是唐宣宗一死，很显然这就导致唐王朝的经济发动机-江南地区开始有离心倾向，虽然唐宣宗本人是想加强江南地区和唐王朝中央的联系，但是他建立的联系恰恰破坏了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对应制度，而仅仅依靠宦官和节帅个人对唐宣宗的人事效忠维持，这又是唐宣宗短期获益，长期透支唐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体现。而事实也确如前文描述，唐宣宗的授意和授权，再加上江南地区久无战事，军事训练需求较低的特点，导致唐宣宗死后，藩镇化的江南地区，藩镇节度使不受节制，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了超额攫取资金的工作当中，最终导致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急剧升级，进而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4.唐宣宗个人的执政逻辑：保卫个人权位超过捍卫唐帝国的国家利益 唐宣宗是一个有着不少‘杰出事迹’记载的皇帝，历史上记载唐宣宗在召对大臣的时候，令大臣汗流浃背，又说唐宣宗登基之前，长期装傻充愣，让身边的宦官觉得他憨傻，方便控制，但是他继位以后立刻翻脸，清理了支持他夺侄位的宦官。这些记录基本上都是非常细微的，零碎的，很难从中看出唐宣宗有什么系统的，完整的政治操作逻辑，因此可以认为，唐宣宗是一个非常擅长搞小动作，小手段来保证自己权位的皇帝，他本人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远低于其的阴谋水平的。 唐宣宗的所有的政策，其主要逻辑是通过建立个人黑帮式效忠，‘灵活’破坏既有制度获益，这说明唐宣宗虽然身为皇帝，但其政治格局却和唐王朝基层小公务员无异，换而言之，站在小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其对保证个人权位和利益的诉求，是显然超出其政治抱负的，小公务员因为地位不高，也很难产生全局性质的政治抱负，只要能保证本单位，本系统内部分的利益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思维在其所处的位置上，危害不大，但一旦像唐宣宗这样的高层当权者，站在引领，约束手下大批小公务员的站位上，却继续保持类似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其后果是可怕的。 无疑，唐宣宗的个人的政治手腕是很高的，但身居唐王朝最高权力的他，却始终没有撇清唐宣宗个人的权位和利益同唐王朝的国家利益以及唐王朝残余可控领土内国民利益的关系。因此，唐宣宗虽然很擅长人事操控，但是他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为保个人权位，为保自己的继承人能顺利继位，长期控制权力，客观上则为行将就木的唐王朝机体注射了最后几瓶腐败的毒药。 作为交换，唐宣宗重金收买了士大夫，宗教界，但是其代价是唐宣宗默认这些人在承认唐宣宗领袖地位的同时，可以把腐败的触手深入到唐王朝还可以控制的基层地区和社会下层，对基层的经济活动施加更强的权力寻租行为。这些行为最后也彻底瓦解了唐朝社会的活力。而之所以其突出表现在江南，两广地区，根本原因是其他地区都藩镇化了，唐宣宗是插手不了的。这也是唐宣宗内残外忍的一个特点。唐宣宗治理下的社会百业凋敝，公务员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显著改善，一切的商业活动，服务娱乐都围绕公务员展开，在官员队伍上也更加注重对唐宣宗个人的效忠，因此，唐王朝的社会运作机制随之彻底败坏，所以唐宣宗死后，唐王朝的国家机器开始朽坏，而丧失个人效忠对象的唐王朝基层官员便没有了最后一重约束，以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盘剥底层百姓，其典型代表，便是唐宣宗的余党肆意破坏制度，不允许服役期满的士兵回乡，闹出了庞勋兵变这样的大乱，而唐宣宗身后的唐帝国，潜规则也最终替代了明面的制度，唐帝国也最终在这群小公务员的推动下，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1.‘大中之治’和‘’小太宗’称号多为北宋士人根据政治需要捏造，有强烈的时政意味，应予以抛弃。 大中之治的说法，主要由司马光和欧阳修提出，而后世的史学家则不算认可，如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就认为，大中之治实际上是亡国之像，而史学界也认为，唐末群盗，即唐朝末年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人，多‘生于大中之朝’。因此大中之治本身可以说是经不起持久的历史考验的。而大中之治之所以被司马光，欧阳修推崇，主要还是用于现实政治，唐宣宗时期大力下放权力给寒门士大夫，同时用激进的手段清理了负有盛名的宰相李德裕，从而为士大夫集团输送了大量利益，因此得到了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赏识，而唐宣宗执政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是完全推翻了唐武宗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完全回到中晚唐的旧路上来，除此之外，唐宣宗还在具体的地方政务上不多过问，仅仅关注地方是否给中央上交了足够的资金，这无疑是极大的扩大了士大夫官员向社会自主行事的空间。因此，唐宣宗的理念得到了司马光的认同，司马光通过吹捧唐宣宗，含蓄的规劝宋神宗，希望宋神宗不要过多插手宋代行政机制的改革，尤其是不要做力度很大的体制改革，而如果宋神宗不改革，垂拱而治，则有可能如唐宣宗一般得到文人士大夫赠送的身后‘美名’，与此同时，司马光也通过唐武宗人亡政息的例子暗示宋神宗，激进的社会改革在宋神宗死后未必能有效执行，很可能会遭遇反攻倒算，希望以此减少宋神宗对变法的支持力度。
2.唐武宗的改革核心：重建唐王朝中枢的政治秩序，促使唐王朝政治体系依制运转。 唐武宗时期的改革，整体上的政治难度是极大的，比起之前中晚唐皇帝使用军事手段讨灭藩镇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举措，唐武宗对唐王朝政治机器的改造拥有更强的整体思维，对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定位也有明确的认知，唐武宗的系列措施的核心，是重构唐王朝的高层的政治秩序。唐武宗认为，唐王朝的中央政府之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便日趋不为天下所敬重，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在军事上能不能击败藩镇，而在于唐朝中央政府的高层的运作秩序开始崩坏，因此，唐武宗的系列改革是委绕秩序建设而展开的。首先，唐武宗选择世家出身的李德裕担任宰相，全面贬斥牛党，根本原因是唐朝的科举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大，且科举考察诗文，权威性不如后世，选拔出来的士大夫质量参差不齐，而唐武宗当政的时期，唐朝皇帝的权威也衰落了数十年，短期内难以恢复，因此，唐武宗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选择了更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世家大族为主的李党作为同盟来组织政府。 而唐武宗认为，重建秩序需要足够大的中央财源和人口，考虑到和藩镇夺取人口的风险较大，唐武宗选择了对宗教界开战，开战了灭佛运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劫掠寺庙的财产和人口，为后续他重新构造秩序来提供可靠的基本盘。而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根本目的也是希望在不触动旧的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获得改革的可靠启动资金，因为唐武宗意识到，唐王朝的国家机器的运作秩序的重建，必须是在既有秩序的基础上改修，而不能打散重来，因为彼时彼刻唐王朝中央的威望已经很低，直接用激进的手段改组政府，代价是可怕的，有可能出现改革未完成就被掀翻的情况，而寺庙集团虽然有巨额的土地和财富，却始终没有如西方的教会一般，直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牢固联盟或拥有强力的政治代理人，因此方便各个击破。 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唐武宗最后便开始进行最重要的改革，即重新建立起通过军事武官直接控制神策军的制度，并且几乎成功，从当时的情况看，皇帝使用宦官控制神策军，固然比使用专业军事将领要顺手，宦官集团虽然有可能废立皇帝，但是没有篡位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李唐皇室集团始终控制最高权力。但是宦官依靠神策军发动军事政变废立皇帝的行为，极大的撼动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合法性，因此，从重新构造政治秩序的角度看，神策军回归武将掌控是有必要的。所以唐武宗时期虽然对藩镇的军事行动不多，但唐武宗却在唐王朝还能控制的土地上尽可能刷新了内政，重塑了唐朝中央政府内廷（神策军）和外朝的政治秩序，使得唐王朝中央政府的机器得以有序运转。
3.唐宣宗时期的反改革：通过系统性破坏制度来攫取短期利益。 与唐武宗的系列改革行为不同，唐宣宗的改革几乎完全走向了反面，从抽象的架构设计来看，唐宣宗的所有改革，其目的都是通过破坏秩序和透支唐朝政府的合法性，来攫取短期利益。从具象的一系列政策看，唐宣宗的所有改革，都是用个人关系和威望来替代制度性的约束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本质上是非常有害的。 唐宣宗时期的主要的改革，基本委任上述两点展开，具体的手段是通过个人威望和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替代制度性人事关系以维持政府的运作，而其结果就是，短期内唐宣宗得到了具体收益，而长期看则透支了唐王朝政府的信用和秩序。唐宣宗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贬斥武将，重新委任宦官掌控神策军，这一政策从短期内看，由于唐宣宗的个人阴谋手段较为成熟，宦官并未背叛唐宣宗，唐宣宗也因此更加切实的掌控的神策军，进而控制了首都的政局，但从长期来看，这一行为彻底阻断了唐武宗时期重新修复唐王朝高层的政治威望的努力，重新把宦官引入唐王朝的高层的政治游戏当中，唐武宗的改革得罪了绝大多数宦官，改革的成果不多，非议不小，而唐宣宗的这一反扑，导致宦官掌握禁军的情况和力度，比唐武宗改革前还大，形成了倒算效果，唐宣宗时期内，固然受到了部分收益，但从唐宣宗死后的情况看，宦官集团的乱政更较明显了。 唐宣宗的第二个政策，是彻底贬斥李德裕，贬斥李德裕的速度很快，且对李德裕的党羽清理的速度非常快，是严重影响唐王朝高层的行政的，唐宣宗清理李德裕，实际上代表唐宣宗完全阻止了唐武宗时期试图重新和北方士族结盟，仿效唐朝早期唐王朝皇室和关陇贵族结盟的路径。进而导致唐王朝皇帝再次居于独大的地位。但这种独大地位的实际意义有限，且是以透支唐王朝行政能力为代价的，唐宣宗本人并没有充分的政治才能，搞阴谋才能倒是很强，唐宣宗贬斥李德裕以后，重新召回牛党，但此时牛党已经推举不出有足够能力担纲全局的政治领袖，只剩下一批唯命是从，唯利是图的小公务员，这恰恰是唐宣宗希望的。 唐宣宗驱逐了李德裕，表面上是终结了牛李党争，实际上经过2轮互相清洗，牛李二派当中具有政治信念和政治格局的政治家基本都被整垮，只剩下一批唯利是图，拿着改革当幌子，以贪腐满足私欲为唯一目的的政客，因此，唐宣宗清理李德裕集团，短期内获得了权力和寒门士大夫在舆论上的拥戴，但是进一步透支了唐王朝的行政能力。 唐宣宗的改革，是通过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替代制度性的人事安排，这一点在基层施政上更加明显，唐王朝到了晚期，最后一批没有大范围藩镇化的地区是江南地区，唐宣宗却认为，江南地区的官员征收税收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层层盘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不足，因此，唐宣宗直接朝江南地区派出宦官和带兵的节帅，长期驻扎，以便就地征收。唐宣宗这样做，短期内的确汲取了更大的财政收入，但是这种财政收入是以江南地区藩镇化为代价的，就中晚唐的形势看，一个地区藩镇化以后，几乎是不可能被重新置于中央控制当中，唐王朝即使有军事力量短期内击破藩镇的反叛，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去重整藩镇地区的人事架构。因此，唐宣宗在位的时候，宦官和节帅效忠唐宣宗个人，愿意为唐宣宗努力攫取财政收入，但是唐宣宗一死，很显然这就导致唐王朝的经济发动机-江南地区开始有离心倾向，虽然唐宣宗本人是想加强江南地区和唐王朝中央的联系，但是他建立的联系恰恰破坏了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对应制度，而仅仅依靠宦官和节帅个人对唐宣宗的人事效忠维持，这又是唐宣宗短期获益，长期透支唐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体现。而事实也确如前文描述，唐宣宗的授意和授权，再加上江南地区久无战事，军事训练需求较低的特点，导致唐宣宗死后，藩镇化的江南地区，藩镇节度使不受节制，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了超额攫取资金的工作当中，最终导致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急剧升级，进而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4.唐宣宗个人的执政逻辑：保卫个人权位超过捍卫唐帝国的国家利益 唐宣宗是一个有着不少‘杰出事迹’记载的皇帝，历史上记载唐宣宗在召对大臣的时候，令大臣汗流浃背，又说唐宣宗登基之前，长期装傻充愣，让身边的宦官觉得他憨傻，方便控制，但是他继位以后立刻翻脸，清理了支持他夺侄位的宦官。这些记录基本上都是非常细微的，零碎的，很难从中看出唐宣宗有什么系统的，完整的政治操作逻辑，因此可以认为，唐宣宗是一个非常擅长搞小动作，小手段来保证自己权位的皇帝，他本人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远低于其的阴谋水平的。 唐宣宗的所有的政策，其主要逻辑是通过建立个人黑帮式效忠，‘灵活’破坏既有制度获益，这说明唐宣宗虽然身为皇帝，但其政治格局却和唐王朝基层小公务员无异，换而言之，站在小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其对保证个人权位和利益的诉求，是显然超出其政治抱负的，小公务员因为地位不高，也很难产生全局性质的政治抱负，只要能保证本单位，本系统内部分的利益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思维在其所处的位置上，危害不大，但一旦像唐宣宗这样的高层当权者，站在引领，约束手下大批小公务员的站位上，却继续保持类似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其后果是可怕的。 无疑，唐宣宗的个人的政治手腕是很高的，但身居唐王朝最高权力的他，却始终没有撇清唐宣宗个人的权位和利益同唐王朝的国家利益以及唐王朝残余可控领土内国民利益的关系。因此，唐宣宗虽然很擅长人事操控，但是他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为保个人权位，为保自己的继承人能顺利继位，长期控制权力，客观上则为行将就木的唐王朝机体注射了最后几瓶腐败的毒药。 作为交换，唐宣宗重金收买了士大夫，宗教界，但是其代价是唐宣宗默认这些人在承认唐宣宗领袖地位的同时，可以把腐败的触手深入到唐王朝还可以控制的基层地区和社会下层，对基层的经济活动施加更强的权力寻租行为。这些行为最后也彻底瓦解了唐朝社会的活力。而之所以其突出表现在江南，两广地区，根本原因是其他地区都藩镇化了，唐宣宗是插手不了的。这也是唐宣宗内残外忍的一个特点。唐宣宗治理下的社会百业凋敝，公务员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显著改善，一切的商业活动，服务娱乐都围绕公务员展开，在官员队伍上也更加注重对唐宣宗个人的效忠，因此，唐王朝的社会运作机制随之彻底败坏，所以唐宣宗死后，唐王朝的国家机器开始朽坏，而丧失个人效忠对象的唐王朝基层官员便没有了最后一重约束，以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盘剥底层百姓，其典型代表，便是唐宣宗的余党肆意破坏制度，不允许服役期满的士兵回乡，闹出了庞勋兵变这样的大乱，而唐宣宗身后的唐帝国，潜规则也最终替代了明面的制度，唐帝国也最终在这群小公务员的推动下，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