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顾】假如我是习近平主席

Written By 刘仲敬  
2016-07-15

假如我是习近平主席,首先就要弄清两个基本格局。第一,我所在世界的来龙去脉。第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坐标形成以后,才能绘制所有可能的路线图。各种路线图绘制完毕以后,才能比较相对的优劣。

无论公共知识分子怎样高谈阔论,世界从来没有平等可言。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而且相对地位的变化比大多数人的想象要少得多。

主流文明的脉络是清晰可辨的,在已知历史的任何时段都拥有超越其他所有支流总和的力量和财富。肥沃新月地带的古文明发展为希腊希伯莱文明,再发展为现代文明。日耳曼-新教、拉丁-天主教、斯拉夫-东正教和阿拉伯-伊斯兰都是主流文明内部的竞争者,彼此的关系接近毛泽东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或西欧所谓共识政治内部的各建制党派。他们占据了舞台中心,所以细节的分歧都显得很突出。演员如果不在舞台中心,巨大的差异都不会引人注目。

主流文明的外围形成不规则的同心圆,由内到外依次构成三个小太阳系。两河外围的伊朗构成一个小中心,以外伊朗-内亚旋转门为行星。伊朗外围的印度构成一个小中心,以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岛屿为行星。印度外围的诸夏-东亚通过朝贡体系,构成类似的体系。再往外,是尚未成型的印加、阿兹特克、西非、津巴布韦之类准文明。

1500年以后,外圈渐次解体。主流内部斗争的失败者在核心区无法立足,流窜到边缘地带,替代了原有的主体。伊斯兰替代了伊朗圈。伊斯兰和基督教瓜分了印度圈。共产主义替代了东亚圈。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分别替代了南北美。替代的彻底程度部分取决于秩序输出者和输入者的相对强弱,部分取决于两者的相对距离。东亚旧体系的最后挣扎,将我送到了今天的位置。

古典诸夏经过诸子百家的黄金时代,衰退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秩序生产能力完全丧失以后,不得不依靠内亚蛮族的秩序输入。隋唐、辽金、元清相继发挥了类似日耳曼人对希腊诸邦-罗马帝国的输血-续命作用,在形式上维系了内亚-东亚复合帝国。十八世纪的大清通过理藩院维系满洲-内亚多国体系,通过礼部维系十八省-东亚多国体系。欧洲人和内亚穆斯林忙于向印度输出秩序,远东尚可偏安。

十九世纪以后,偏安终于无以为继。庚子以后,大清向条约体系屈服。远东步中东、印度的后尘,输入欧洲多国体系,只是时间问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造了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法兰西大革命创造了国民共同体的自我治理模式。1848年革命打开了文化认同创造国族,国族创造民族国家的道路。凡尔赛会议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极大地刺激了多元帝国的解体和非国家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化。

海通以前没有“中国文化”的说法,只有儒家的“礼乐文教”。礼乐文教既是国际主义的概念,又是精英主义的概念。内亚酋长和贵族往往精通儒学和汉文,朝鲜日本的精英更不待言。草原部落民当然主要用族群口语交流,十八省的草根群众同样也是无法相互沟通。甚至梁启超这样的士人到了北京,也只能用“哑巴汉字”跟外省人交流。他在东京跟日本人“笔谈”,理解的困难也并没有增加多少。

礼俗分离(或大传统和小传统分离)并不是儒家文化圈的特点,而是绝大多数前近代社会的共同特点。拉丁文的欧洲、突厥语的中亚、阿拉伯语的马格里布(原指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海岸之间的地区,有时也包括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后逐渐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都是这样。精英都是国际主义者,草根本来就不负政治责任。国民共同体的塑造是一个横向割裂、纵向整合的过程。精英一方面要通过方言的国语化,切断过去的跨国共同纽带——拉丁语;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方言的国语化,建立未来的跨阶级共同纽带——民族语言。

新文化运动就是为此而发动的,承担了晚清“新民”(国族发明)未竟的两大任务。其一,切断国际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言汉字(相当于拉丁文)。其二,建立方言口语为基础的民族语言(相当于法语或波兰语)。问题在于国语或白话文根本不是方言口语的国语化,而是一种褪色掺水的士大夫语言。白话文和草根的距离,很难说比文言更近。林语堂写过一篇小品《一张字条的写法》,描绘他企图用新文化创造的各种写法跟木匠沟通的困难。除了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外,谁也不明白这些人造语言的意思。最后,他不得不依靠方言口语。胡适等人攻击旧文化的论据完全来自欧洲的民族发明,但这些论据支持不了白话文。相反,他们要求吴语、粤语书面化、国语化。这条路径的结果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诸夏的复活,同样并不特殊。欧洲各方言国语化的鼻祖格林(Jacob Grimm,1787-1863,德国语言学家,1819年出版《德语语法》)一面鼓吹土俗德语的国语化,抵制德国知识分子喜欢法语雅言的国际主义倾向;一面坚决反对他的丹麦同行拉斯克(Rasmus Christian 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1818年发表《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的起源研究》)推动丹麦俗语的国语化,坚持丹麦语只是德语的一种方言。当然,世界上没有两头占便宜的好事。德国确实取代了教士和法学家的拉丁文、启蒙作家的法语,升级为国语和雅言;然而丹麦、波西米亚和东欧各方言的国语化从此无法遏制,最终导致了大德意志的瓦解。新文化的构建虽然规避了欧洲的代价,也没有得到欧洲的成果。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共同体的自我治理仍然遥遥无期。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的广告包装之下,恢复和保存了大清帝国的基本要素。精英一旦将参与和选择的权利交给草根分享,帝国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

中国这两个汉字的组合,最初的涵义是指位于各国(城)中心位置的设防城堡。国字由城墙和持戈武士两个形象组成,所指不言而喻。周代文献内的“中国”如果不是指洛阳,就是指周、鲁之间忠诚度最高的一系列城邦国家。三国时期,“中国”是相对于“江表”的概念。慕容氏和拓跋氏统治者自称“中国人”,称建康流亡者为断发文身的野蛮人。隋唐以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的“中国”大抵指中亚的桃花石帝国(一支回鹘人在中亚建立的政权,极盛时期据有东起库车,东南起罗布泊,西至咸海、花剌子模,南临阿姆河,北至巴尔喀什湖、七河流域的区域。其可汗曾自称桃花石(即Taugast,是拓拔Tabgatch的不正确拼写)汗)。宋元以后,东欧和西亚文献当中的“中国”大抵指契丹。大航海时代以前,东亚显然是特别缺乏存在感的地区。中亚和印度在域外文献当中出现的频率和涵义的准确度,都在东亚之上。当然,这些名词的发音一点都不接近汉语的“中国”。今天的汉字文献统一翻译为“中国”,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国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大清末年,“中国”陷入了类似今天的暧昧当中。朝廷大臣一方面在东西洋交涉当中,丧失了他们喜爱的“天朝”,觉得“中国”较之“清国”或任何其他称谓,多多少少还能保留一点安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士子或布衣如果胆敢“讲中国不讲大清”,不臣之心已经快要赶上“留长毛不留辫子”了。如果你能正确理解“在英国举起青天白日旗是台独,在台湾不举起青天白日旗也是台独”的微妙涵义;大概就不难理解朝廷的良苦用心了。东京留学生的自我认知,颇能反映当时认同的混乱。他们登记国籍时,同时出现了“清国”、“支那”、“中国”的称谓。“清国”的使用者比较可能随波逐流,因为这是日本官方承认的名词。“支那”和“中国”的概念都有浓厚的革命排满意义,黄帝、炎黄子孙和中华民国的概念也是以内亚为假想敌的。孙文和章太炎一面论证“日亲满疏”,一面愉快地幻想内亚入侵者滚出长城的幸福未来。

只有梁启超企图用“中华帝国”替换“大清帝国”,避免国族构建等于帝国解体的世界性模式。“中华民族”是“中华帝国”的配套发明,因为“新民”二字的意思就是国民共同体的创造或发明。他的考虑并不独特,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所有多元帝国的近代化转型当中。事实上,这些帝国的“新民”历程都经历了三种路径的斗争:帝国超民族主义、文化泛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大德意志主义要求继承旧帝国的版图,即使其中包含许多非德语族群。俾斯麦的小德意志主义要求排除奥地利、荷兰和瑞士等边界模糊地区,降低国族构建的难度。希特勒的泛德意志主义要求吞并所有的德语族群,即使后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不一致。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d II,1842-1918,奥斯曼帝国的苏丹,1876-1909在位,试图通过强力手段维持大奥斯曼帝国。被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废黜)的奥斯曼主义、恩维尔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常说自己是安拉派来拯救突厥民族的。一战战败后四处流亡,最后在帕米尔高原被苏俄红军击毙)的泛突厥主义、凯末尔的小土耳其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化当中,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上演了更加复杂的剧本,但角色的性质仍然相当清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在大清的转型过程中,显然接近奥斯曼主义。从世界范围看,“中华民族”的特殊性非常突出。除梁启超以外,所有的奥斯曼主义者都失败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身就是近代化失败或国民共同体难产的证据。

日本人觉得东京比洛阳更有资格继承诸夏文明,正如西欧比中东更有资格继承两希文明,企图通过泛亚主义,统一东亚文明的所有辐射区,结果导致了珍珠港和广岛。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包括了南洋和海外的汉语系人口,体现了东亚泛民族主义较低版本。毕苏斯基、凯末尔和蒋介石的不同命运,证明了国民共同体的强大和泛民族主义的虚弱。共产国际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者,对世界格局的理解仍然是西方式的,觊觎东欧超过西亚,觊觎西亚超过东亚,结果却在西方寸步难行,在东方摧枯拉朽。蒋介石在1949年的失败拔去了东亚泛民族主义的最后一颗牙齿,否则国民党在南洋很可能上演恩维尔在中亚的剧本。清末民初非常盛行的各省自立或联省自治理论,包含了凯末尔式小民族主义的若干重要成分。青年毛泽东并不是独创性很强的理论家,他的湘独理论就是当时媒体流行论调的回声: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九二〇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毛泽东从湖南民族主义阵营投靠国民党,再从国民党阵营投靠共产国际,最后从共产主义阵营投靠西方,体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最高境界。我如果不能发挥同样的马基雅维利能力,就很难继承他的遗产。他留下了内亚-东亚双重帝国的结构,却没有留下内亚部落武士的核心,因此这个版图主要是我的负担,而不是我的依靠。我真正的资源包括两种成分,苏联留下的列宁主义政党和考试产生的官吏。两者的关系有点像大清的部落武士和科举士大夫,但比后者脆弱得多。部落武士不具备列宁党的反社会性质,也没有妨碍自身融入主流文明的无神论者和恐怖分子抗原。列宁党不仅摧毁了士绅阶级的传统,而且摧毁了一切有产阶级的传统。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录取一批软弱贪婪的投机分子。

列宁党的破坏工作对我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儒家士大夫的组织能力远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士,否则我早就落到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1981年10月起,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年12月至1983年7月,任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波兰全国实行“战时状态”)。1983年11月起,任波兰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兼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1985年11月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8年为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90年被解除总统职务)和纳吉布拉(1947-1996,1986-1990年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1992年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1992年4月16日辞职,到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1996年9月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将其处死)的下场了。投机官吏虽然削弱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但驾驭没有凝结核的散沙仍然绰绰有余。外面的世界仍然是两希文明的天下,但我的母体苏联已经一败涂地。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大多数支流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统治形式。伊斯兰复兴运动继承了共产国际的生态位,扮演了二十一世纪主要挑战者的角色。资源和形势构成刚性的约束条件,比我可能产生的任何希望更重要。今天的三角斗争当中,我正好处在蒋介石的位置。西方仍然是西方,伊斯兰复兴运动处在共产国际的位置。

列宁党破坏基础社区,将资源集中在上层。流沙社会对于坚强的小共同体,犹如亟待收割的麦田。列宁党的优势在于短期汲取和动员,无论政治经济都是如此。我之所以强调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割裂,就是因为二者的秘诀都在于无情地收割小共同体的资源。列宁党的设计目的就是利用短期汲取和动员优势,击溃资源相当或或优势不大的敌人,挤干敌人的积累,然后再寻找下一块麦田。列宁党能够收割缺乏真实凝聚力的超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但收割不了民族主义;能够收割官僚国家和士大夫社区,但收割不了宗教团体和社区。苏联的经验证明:列宁党收割前者的结果,就是为后者扫清道路。如果俄罗斯帝国仍然存在,东欧各小民族就不大可能发育成熟。如果儒家士绅仍然存在,草根教会就不会席卷社会基层。

我党在建党前三十年,依靠共产国际养活;在建国前三十年,依靠抢劫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积累生活;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依靠解构自己的基层组织,把散沙劳动力廉价出卖给国际资本主义生活。日本人和蒋介石制造虚假共同体的失败,为我党提供了第一块麦田。输出革命的失败,迫使我党像越冬的章鱼一样吃掉自己的肢体。随着散沙人口的老化,我面临两大艰巨任务:首先要在境外寻找新的麦田,其次要防止境内的麦田遭到其他组织的收割。

列宁党的下一块麦田,必须满足三项条件。敌人相对于我党的资源优势不能过于悬殊,达到列宁党的汲取技术都不足以制造局部和短期优势的地步。敌人的国民共同体不能已经建成。敌人的社会基层不能已经在更强的小共同体控制之下。环顾宇内,符合条件的麦田已经为数不多。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华泛民族主义的斗争行将结束,前者很快就会完成其建构。中亚和东南亚的国民共同体建构水平很低,但伊斯兰复兴运动很容易将他们改造成扩张性极强的另类社会。我必须尽快启动收割工程,否则麦田就会落入其他收割者之手。世界其他各地,都不如以上的对象符合麦田条件。

列宁党的收割者必须具备比党更强的组织形态,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不外乎以下三者。基督教。伊斯兰教。诸夏民族主义。中华泛民族主义是极好的白手套,由于自身固有的弱点,永远不会强大到足以威胁党的程度,却足以干扰真正有力量的共同体形成。当然,关键还是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我如果将党组织的强度恢复到前三十年的标准,就能将体制外的资源减少到不足以维持复杂组织的程度。经济形势越糟,我就越需要更加坚强的组织强制人民忍受苦难。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的苦难和冲突的危险从来不是成正比的。散沙失去了所有可以期望的社会关系,自然会驯服地饿死在自己家门口。坚强的组织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优势,很容易制造攫取权力的借口。强大的暴君只会把灾难留给继承人,不难为自己勒索生前的赞美。失败者仅仅因为无力为自己辩解,自然避免不了子虚乌有的恶名。万事皆虚,只有组织和人事为实。我如果不想替前人背黑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确保后人为我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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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3-04-08

5 个评论

一头猪和一群猪在一起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除了吃和被人吃。
共产党的高层不过是一群疯狗,运气好得到了一块骨头就以为自己是上帝了!
c2h4 🤬不友善用户
“经济形势越糟,我就越需要更加坚强的组织强制人民忍受苦难。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的苦难和冲突的危险从来不是成正比的。散沙失去了所有可以期望的社会关系,自然会驯服地饿死在自己家门口。”

习近平不是暴君,他是个赌徒
芝麻五谷豆沙 回复 c2h4 🤬不友善用户
>>“经济形势越糟,我就越需要更加坚强的组织强制人民忍受苦难。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的苦难和冲突的危险从来不...


再列宁化如此失败,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哎,自己顶帖
今年高考作文题有了:假如我是习主席。写的时候大家记住,要往坏里想,比如杀人放火,因为习主席总是跟你们说的反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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