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号厅检票员工｜我们忽略了一件事
最近因为那位丧子的母亲遭遇网暴并且跳楼的事件，网络暴力再一次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去谈互联网激发的盲从心理，以及谈互联网匿名带来的去中心化失控。
这些当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以前也聊过，但这一次，我始终觉得是缺了一些东西的，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这种忽略在于我们一直都在聊网络的问题，监管的问题，鲜少提后面的暴力的问题。
离开了暴力去谈网络的副作用，是否有意义？
网络暴力本质上应该先是一种暴力？还是先是网络现象？
我们之前写《怒呛人生》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叫网络暴力是一种社会暴力的延伸。更通俗来说，我们认为网络暴力，只是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暴力的一种变体而已，网络的诞生，只是给了它“新的形式”和更远的“攻击距离”。
所以要去谈批判，必须回归单纯的“暴力”。
如何去理解这种单纯的暴力，这里我们提一部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案例的片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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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这部片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它可以从一个更残酷的视角重看——它的故事其实可以被解读成一场未经过网络的“网暴事件”，它也与我们的多次现实事件一样，当事人用自戕完成了复仇。
暴力因子在这部片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一场与主线无关的枪战发生，一具尸体趴在马路中央，警车呼啸，这是充满不安的开场，但随即接入的是男女主极为日常的夫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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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段对话里，当男主对作家妻子说出那两句问句，“小说又要重写啊？”“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这么要命的事情呢？”，其实已经暗暗和那些不安的东西重叠，人和人（即使是夫妻）的隔阂，对彼此永远无法理解共情的宿命。
还有另一条线里的女孩，她在家庭里和家人同样的隔阂，以及由此产生愤怒。
这是更可怕的不安，人们往往没有仇恨与摩擦，距离很远，甚至还有一些互相素不相识，但没人能避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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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片子里仅仅需要女孩恶作剧式的一个电话——她胡乱拨打给了陌生的男主家，告知他妻子自己是他老公的情人。
于是所有本身居于地下的隔阂都被点燃，成了搬上台面的暴力。片子中的男主所经历的能在我们以往的很多网络暴力悲剧中找到对应，被嫉妒，被轻视，被造谣，无法自证。
但整个故事里并没有网络，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充其量是一台电话和一本黄页。
“暴力”足够一个人演完整一场电影。
这种暴力是什么？生发出它的诱因是什么？具体到网络暴力上这些问题是它的重点，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去看到参与这种暴力的施暴者的行事逻辑。我举几个具体的事件。
汶川地震幸存女孩牛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戴着一条钢腿的她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是去参加马拉松、跳舞、走秀，她想要告诉更多的残疾人：即便身体残缺，我们也值得被爱。
结果有些人在下面辱骂她“你怎么能这么恶心，一天到晚只知道博同情！你觉得你配吗？不要脸！”“觉得你没腿，活该！”
24岁的郑灵华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一个惊喜，还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在这个照片里，她的头发是粉色的，因为她说希望毕业照上的自己能是明媚而鲜艳的。
但网暴她的理由是“外围大学？”“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一个研究生，把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一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暴力指向的尽头都是所谓道德层面上人的“弱点”。你染了粉色头发，不符合公序良俗；残疾人也这么优秀这么招摇，但我们普通人却做不到。
无论是对异己的排除，还是嫉妒这种人性的七宗罪，这些情绪都是为暴力供给的养料，而网络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放大了这些情绪。
于是暴力的贬低和宣泄就成了网暴者满足自身的方式，而这最终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是，暴力就像毒品，他们只能依靠吸毒来维持自身的内心支柱。
但这种宣泄终归只是一种无能的宣泄，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空虚的满足，那些站在道德层面上的指责，也只是因为自卑和挫败导致的心生恶气。
当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弱者。
二
在之前聊“网络挖坟”的文章中，我引用了韩炳哲“同质社会”的观点，他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社会力图在消灭他者，消除对立和质疑，借此来寻求更多的肯定和认同，最终将自己吸纳进同质的群体中，成为一个“充盈着空虚的满足的膨胀体”。
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背景，在我们去聊网暴形成的土壤时，它同样适用。
不过同质社会只是造成了广义上的个体在集体中的消泯，而这种消泯如何转向了暴力的聚集，则是我们在聊网络暴力的议题时，需要更进思考的一步。
费斯廷格在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个理论：去个性化。
它指的是群体的聚集使个体失去了个性环境，个性因而淹没在群体中。由此带来了两种后果——
一是个体在群体中同时获得了匿名的身份，匿名则会导致放纵，因而社会准则甚至是道德准则对其的约束力就会减弱；
二是群体意味着责任的分散，任何一个具体的成员都不必承担该群体所招致的谴责。
群体聚集的本质就代表着他们拥有统一的立场，因此借着群体声音的掩盖，人心中的暴力因子会在这样的自由中获得成倍的增长，而在这样的喧嚣中人同时也失去了理解复杂的能力。
这其实还是我们在“网络挖坟”里提出的观点：有立场就会有暴力。
只是网暴者的逻辑为立场这个词做了一个极端的延伸，它代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极。
因为你染了粉色头发，所以你就是一个不正经的人；你儿子死了但是现在你却出来带货，那么你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是为了赚钱；你儿子死了但是你却打扮得如此光鲜，那么你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这些话看似不着调，但其实都有一套坚固的逻辑，那就是当你与我们想象中的苦难者形象不符，当你与我们心中的道德形象不符时，你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有着自己的目的。
这种逻辑就构成了网暴的二极立场，因为二极，所以失去了理解复杂性的可能，进而失去了共情的可能。在这套逻辑里，活着的人是不是仍然要去生活，失去至亲的人除了哭是否还有更多哀莫大于心死的表达，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
虽然这次的事情平台上对一些口出恶言的人进行封禁，但我知道，他们仍会卷土重来，因为我知道那些网暴的言论其实是潜藏在人心底的恶，而这种恶又因群体的掩护变得如此捉摸不定。
这种暴力的宣泄会像毒品一样继续诱惑着在其中获得满足的人，而当这种宣泄的代价仅仅是封号禁言时，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诱惑。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成因，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人性之弱，如何破除，如何更改，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我只能将目光去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想一想当我们面临此类的事件，最起码能做的是什么？
三
作家王慧玲曾在她的微博上提到了自己常年遭遇网暴以来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要自证。
自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被误会，不想被泼脏水，所以基于他们辱骂和质疑自己的点，一条条地证明自己没有错。
这是受害者的内心逻辑，但其实这条逻辑背后有一种大众心态在作祟，那就是大家一直在试图追求的那个“完美受害者”形象。
似乎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能让那些人无话可说，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在网暴者眼中，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
他们攻击的本质不在于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攻击，而只是在行使“攻击”的“权力”。
所以当武汉事件中的妈妈穿着得体赶往儿子死亡的现场时，他们会质疑她作秀，并不是真正的伤心；而当江歌妈妈撕心裂肺，为帮女儿夺回公道奔走六年时，他们又开始用“疯女人”去定义她。
微博曾流行过一阵对网暴行为的解构，大致是我写一句话，你能从中找到一句杠我的点吗？
有人写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于是马上有人评论你有带你的父母去吃过麦当劳吗？
这当然是调侃，但这个例子基本就是网暴者底层逻辑的复现，他们并不是在针对你这一个人，而是隐藏在群体里用恶意无差别地攻击着每一个人。
当你去选择证明有带父母吃过麦当劳时，就会激起他们的兴奋欲，继续在道德层面上去寻找漏洞，一旦开始自证，你将面临着永远也证明不完的问题。
而同样地，一旦你做出了反应，就相当于给了他们回馈，也给了他们能够左右你的情绪的权力，最终在这场舆论争斗里你的失败——无论是死亡还是退场——都将是为他们提供满足的养料。
在这件事情里，当那个母亲要求学校给自己的儿子一个面向公众的道歉时，有人评论说“只要道歉就够了，你的孩子真廉价。”
而倘若她开始要求赔偿，有条评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她将面临什么样的攻击——“道完歉就该要钱了，一步一步来，想让你承认有错，有错就得赔钱（真实目的）”
即便是她因失子的痛苦和网暴的压力从楼上一跃而下，也并未能证明她的“清白”，大量的评论开始继续换方向攻讦——“说不定就是她老公推的”“男的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刘学州身上，当他被父母抛弃、被霸凌、被男老师猥亵、去寻亲生父母却没有人愿意要他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等待着他的是“炒作、白眼狼、网络乞丐”这些贴标签式的辱骂。
而当他晒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奖状和志愿者证书来证明自己时，评论区有人问他“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
你看，他们并不在意你做了什么，你是谁。你的反驳和自证只是给网暴者输送活力的唯一毒品，而你的死亡和自毁则是让他们获得满足的唯一春药。
在武汉的这位母亲因为没有卸妆、没有换衣服就从工作场地来到学校，有一位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这妈妈穿成这个样子也是正经妈妈吗？一看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妈妈。”
而当这位母亲跳楼之后，面对着其他网友质疑他当初为何要发表这类言论时，
他只是回复说：“我当时也没想到她会去跳楼。”
这个“故事”的水平，真的让赵高都汗颜。
各位好，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天整个花活吧，以高考作文题目写篇短文，跟自己定上时间，设好字数，看看能写出个什么文章来。
作文真题：
故事的力量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以下是我的作文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里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演化史上，我们智人无论是脑容量还是体格，跟我们演化上的近亲尼安德特人都旗鼓相当，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智人在数万年前以不可阻挡的席卷之势击败并淘汰了后者，成为全球霸主的呢？
赫拉利说，这就是讲故事的力量。
我们的祖先在数万年前经历了一波大脑的“认知革命”，他们学会了讲故事，通过虚构一个现实中其实不存在的叙事（比如神话传说）来统合一个更大的族群、乃至部落，并最终依靠“人多力量大”的体量优势，击败了只能维持十几个人的小团体的尼安德特人。
赫拉利的这个假设是否立得住脚，有待人类学者的考证，但他提出的假设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解释了我们智人为什么天生就爱听故事、讲故事，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缠着妈妈讲睡前故事——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生存本能，故事本身就是力量。
但我总觉得，赫拉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事儿点透，他吃了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亏。在智人通过的讲故事击败尼安德特人几万年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朝堂上，一位侍从牵了一头鹿上来，然后一个尖细的声音响起：“诸卿可看仔细了，这是一匹好马啊！”
嗯，这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上演，堪称赫拉利“故事·力量”假说的二阶展开——我们智人老祖宗，只认识到了把故事讲好可以转化为力量。
但就像法拉第从“电能生磁”中顿悟出“转磁为电”一样，赵公公也更进了一步，他意识到当你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转化为故事，强迫那些识相的人接受之。
正如赫拉利所顿悟的，好故事可以转化为强力量。
正如赵高所发现的，强力量也可以转化为好故事。
——你看，只有在借鉴赵高的东方智慧，赫拉利的“故事=力量”这个等式才能完成双向配平，终于完成了。
而对于这个等式的最新运用，请看一下最近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指鼠为鸭”事件吧：
有位学生发了个视频，说他在江西某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堂里，吃到了一个异物，他怀疑是老鼠头。问网友怎么看。
视频上，“那块肉”分明有毛有牙齿，分明、似乎、大概、也许、应该就是一只老鼠头。
但问食堂，人家却一口咬定，这就是鸭脖。
我觉得，如果食堂和校方真的想为自己“洗冤”也不难——你说这是鸭脖，那好，有请食堂经理或者校领导对着镜头现场表演个“啃鸭脖”呗？
就像笑话里说菜里的苍蝇是绿豆并现场生吞之的老板食客也拿他没辙一样。如果校方肯为平息事态做到这一步，估计大家都会敬你是条敢做敢当的汉子。
但处理此事的学校公关，显然是赵高公公的好学生，深谙“故事·力量”方程的转换规则，他们寄出了另一个大招——几天后，该校发布通报，称发布视频的学生本人已确认“异物”为鸭脖，并澄清了视频内容……
而那个涉事的学生还真又出了新视频，亲口承认他“看错了”。
这就过于魔幻了。
我们说，赵高虽然指鹿为马，用“力量”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故事”，但他要求的只是个承认，他好歹没逼着所有认鹿为马的公卿大臣们：今儿散了朝别骑马了，骑着鹿回家吧！
没有，人家赵公公是体面人，没把事情做绝到这一步。
而要一个学生把一个带着牙齿、带着毛发、可能已经吃到嘴里、怎么看怎么像老鼠头的“物件”吐出来，亲口承认这是鸭脖。校方要把这个“故事”讲成型，其所需要施加的“力量”究竟要比赵公公大多少倍啊？这个学生到底遭遇什么，才能发生如此剧烈的思想转变？
恕我想象力实在有限，实在猜不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了，子曰“述而不作”，贴段网友的精彩脑补，补足这其中的空间好了：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从小我那当物理老师的爷爷就教育我“万物都有理”而学校是“最讲理的地方”。并非虚言，因为无论你学习什么学科、将来从事什么行当，在专业上保持实事求是、不为外物所折的严谨态度是一切学问的前提——
你若做医生，对病情不实事求是，有人敢找你看病么？
你若修汽车，对制造不实事求是，司机敢开你的车么？
你若盖房子，楼花一百平米的房子你交房时就剩下四十平，业主不找你算账么？
无论教授什么“职业技术”，一家学校首先应该教给学生的，就是“实事求是”，是鼠头就是鼠头，是鸭脖就是鸭脖。这是学校的天职。
可是我们却看到，时下很多高校，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总是轻易地践踏这条天职。
学生若在食堂里吃出什么异物，本来该道歉就道歉，该整改就整改，该追查责任人就查责任人，多简单的事儿？却偏不，非要向学生施压，甚至要求学生做学校的免费网络水军，试图用“指鼠为鸭”的方式去平息事态。
事态能不能平息我们权且放在一边。我特想问一句：一所学校，对学生这样教育，到底想让学生形成什么样的治学、从业观念？
让学生“认鼠为鸭”，这样做的学校比利用手中权力夺女学生贞操的流氓老师更可恶！因为它将破坏的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互信的“贞操”与底线。
而深可忧虑的是，这样的现象在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有些高校学生，一方面他们对着老师们“重拳出击”，在课堂上不遗余力举报老师的“不当言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自己自身学分、毕业证、升学就业，他们会立刻软下来，甘愿在压力下放弃底线、把吃到嘴里的鼠头也能当成是鸭脖，甚至还要让更多的学生去充当起水军……
请问，这种“灵活”的道德标准，难道是我们想要培育的么？
一个学生，今天他为了被你捏在手里的那一纸毕业证接受你的故事、“指鼠为鸭”。明天，当他走向社会，面对更多的压力、更多的诱惑，谁能保证他不会向着权势、向着金钱低头，作出更多违反职业操守的事情来？如果社会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这样的人，我们还怎么放心的工作，生活？
这样的学校，真的还不如不上的好，因为它对学生培养价值是负的。
扯远了，也说激动了，说回来。虽然网友提供了很多调侃与解释，但我还是很好奇，能让人把嘴边的鼠头硬改口说成是鸭脖，校方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力量才让学生做到这一点的呢？改口的那位学生，又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教育”？
如果赵高把“指鹿为马”这个故事说通的力量是钻木取火，那么这家学校想把“指鼠为鸭”的故事说通，施加的这个压力怕是快赶上核聚变了吧。
至少于我而言，如果我是那个学生，我真的无法逼迫自己改这个口——如果一个人，能连这种口都肯改了，那以后面对更大的压力，真的什么没骨气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
救救孩子，别逼他们认鼠为鸭，让他们讲真话。
这些当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以前也聊过，但这一次，我始终觉得是缺了一些东西的，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这种忽略在于我们一直都在聊网络的问题，监管的问题，鲜少提后面的暴力的问题。
离开了暴力去谈网络的副作用，是否有意义？
网络暴力本质上应该先是一种暴力？还是先是网络现象？
我们之前写《怒呛人生》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叫网络暴力是一种社会暴力的延伸。更通俗来说，我们认为网络暴力，只是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暴力的一种变体而已，网络的诞生，只是给了它“新的形式”和更远的“攻击距离”。
所以要去谈批判，必须回归单纯的“暴力”。
如何去理解这种单纯的暴力，这里我们提一部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案例的片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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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这部片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它可以从一个更残酷的视角重看——它的故事其实可以被解读成一场未经过网络的“网暴事件”，它也与我们的多次现实事件一样，当事人用自戕完成了复仇。
暴力因子在这部片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一场与主线无关的枪战发生，一具尸体趴在马路中央，警车呼啸，这是充满不安的开场，但随即接入的是男女主极为日常的夫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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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段对话里，当男主对作家妻子说出那两句问句，“小说又要重写啊？”“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这么要命的事情呢？”，其实已经暗暗和那些不安的东西重叠，人和人（即使是夫妻）的隔阂，对彼此永远无法理解共情的宿命。
还有另一条线里的女孩，她在家庭里和家人同样的隔阂，以及由此产生愤怒。
这是更可怕的不安，人们往往没有仇恨与摩擦，距离很远，甚至还有一些互相素不相识，但没人能避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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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片子里仅仅需要女孩恶作剧式的一个电话——她胡乱拨打给了陌生的男主家，告知他妻子自己是他老公的情人。
于是所有本身居于地下的隔阂都被点燃，成了搬上台面的暴力。片子中的男主所经历的能在我们以往的很多网络暴力悲剧中找到对应，被嫉妒，被轻视，被造谣，无法自证。
但整个故事里并没有网络，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充其量是一台电话和一本黄页。
“暴力”足够一个人演完整一场电影。
这种暴力是什么？生发出它的诱因是什么？具体到网络暴力上这些问题是它的重点，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去看到参与这种暴力的施暴者的行事逻辑。我举几个具体的事件。
汶川地震幸存女孩牛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戴着一条钢腿的她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是去参加马拉松、跳舞、走秀，她想要告诉更多的残疾人：即便身体残缺，我们也值得被爱。
结果有些人在下面辱骂她“你怎么能这么恶心，一天到晚只知道博同情！你觉得你配吗？不要脸！”“觉得你没腿，活该！”
24岁的郑灵华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一个惊喜，还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在这个照片里，她的头发是粉色的，因为她说希望毕业照上的自己能是明媚而鲜艳的。
但网暴她的理由是“外围大学？”“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一个研究生，把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一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暴力指向的尽头都是所谓道德层面上人的“弱点”。你染了粉色头发，不符合公序良俗；残疾人也这么优秀这么招摇，但我们普通人却做不到。
无论是对异己的排除，还是嫉妒这种人性的七宗罪，这些情绪都是为暴力供给的养料，而网络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放大了这些情绪。
于是暴力的贬低和宣泄就成了网暴者满足自身的方式，而这最终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是，暴力就像毒品，他们只能依靠吸毒来维持自身的内心支柱。
但这种宣泄终归只是一种无能的宣泄，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空虚的满足，那些站在道德层面上的指责，也只是因为自卑和挫败导致的心生恶气。
当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弱者。
二
在之前聊“网络挖坟”的文章中，我引用了韩炳哲“同质社会”的观点，他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社会力图在消灭他者，消除对立和质疑，借此来寻求更多的肯定和认同，最终将自己吸纳进同质的群体中，成为一个“充盈着空虚的满足的膨胀体”。
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背景，在我们去聊网暴形成的土壤时，它同样适用。
不过同质社会只是造成了广义上的个体在集体中的消泯，而这种消泯如何转向了暴力的聚集，则是我们在聊网络暴力的议题时，需要更进思考的一步。
费斯廷格在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个理论：去个性化。
它指的是群体的聚集使个体失去了个性环境，个性因而淹没在群体中。由此带来了两种后果——
一是个体在群体中同时获得了匿名的身份，匿名则会导致放纵，因而社会准则甚至是道德准则对其的约束力就会减弱；
二是群体意味着责任的分散，任何一个具体的成员都不必承担该群体所招致的谴责。
群体聚集的本质就代表着他们拥有统一的立场，因此借着群体声音的掩盖，人心中的暴力因子会在这样的自由中获得成倍的增长，而在这样的喧嚣中人同时也失去了理解复杂的能力。
这其实还是我们在“网络挖坟”里提出的观点：有立场就会有暴力。
只是网暴者的逻辑为立场这个词做了一个极端的延伸，它代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极。
因为你染了粉色头发，所以你就是一个不正经的人；你儿子死了但是现在你却出来带货，那么你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是为了赚钱；你儿子死了但是你却打扮得如此光鲜，那么你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这些话看似不着调，但其实都有一套坚固的逻辑，那就是当你与我们想象中的苦难者形象不符，当你与我们心中的道德形象不符时，你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有着自己的目的。
这种逻辑就构成了网暴的二极立场，因为二极，所以失去了理解复杂性的可能，进而失去了共情的可能。在这套逻辑里，活着的人是不是仍然要去生活，失去至亲的人除了哭是否还有更多哀莫大于心死的表达，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
虽然这次的事情平台上对一些口出恶言的人进行封禁，但我知道，他们仍会卷土重来，因为我知道那些网暴的言论其实是潜藏在人心底的恶，而这种恶又因群体的掩护变得如此捉摸不定。
这种暴力的宣泄会像毒品一样继续诱惑着在其中获得满足的人，而当这种宣泄的代价仅仅是封号禁言时，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诱惑。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成因，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人性之弱，如何破除，如何更改，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我只能将目光去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想一想当我们面临此类的事件，最起码能做的是什么？
三
作家王慧玲曾在她的微博上提到了自己常年遭遇网暴以来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要自证。
自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被误会，不想被泼脏水，所以基于他们辱骂和质疑自己的点，一条条地证明自己没有错。
这是受害者的内心逻辑，但其实这条逻辑背后有一种大众心态在作祟，那就是大家一直在试图追求的那个“完美受害者”形象。
似乎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能让那些人无话可说，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在网暴者眼中，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
他们攻击的本质不在于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攻击，而只是在行使“攻击”的“权力”。
所以当武汉事件中的妈妈穿着得体赶往儿子死亡的现场时，他们会质疑她作秀，并不是真正的伤心；而当江歌妈妈撕心裂肺，为帮女儿夺回公道奔走六年时，他们又开始用“疯女人”去定义她。
微博曾流行过一阵对网暴行为的解构，大致是我写一句话，你能从中找到一句杠我的点吗？
有人写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于是马上有人评论你有带你的父母去吃过麦当劳吗？
这当然是调侃，但这个例子基本就是网暴者底层逻辑的复现，他们并不是在针对你这一个人，而是隐藏在群体里用恶意无差别地攻击着每一个人。
当你去选择证明有带父母吃过麦当劳时，就会激起他们的兴奋欲，继续在道德层面上去寻找漏洞，一旦开始自证，你将面临着永远也证明不完的问题。
而同样地，一旦你做出了反应，就相当于给了他们回馈，也给了他们能够左右你的情绪的权力，最终在这场舆论争斗里你的失败——无论是死亡还是退场——都将是为他们提供满足的养料。
在这件事情里，当那个母亲要求学校给自己的儿子一个面向公众的道歉时，有人评论说“只要道歉就够了，你的孩子真廉价。”
而倘若她开始要求赔偿，有条评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她将面临什么样的攻击——“道完歉就该要钱了，一步一步来，想让你承认有错，有错就得赔钱（真实目的）”
即便是她因失子的痛苦和网暴的压力从楼上一跃而下，也并未能证明她的“清白”，大量的评论开始继续换方向攻讦——“说不定就是她老公推的”“男的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刘学州身上，当他被父母抛弃、被霸凌、被男老师猥亵、去寻亲生父母却没有人愿意要他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等待着他的是“炒作、白眼狼、网络乞丐”这些贴标签式的辱骂。
而当他晒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奖状和志愿者证书来证明自己时，评论区有人问他“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
你看，他们并不在意你做了什么，你是谁。你的反驳和自证只是给网暴者输送活力的唯一毒品，而你的死亡和自毁则是让他们获得满足的唯一春药。
在武汉的这位母亲因为没有卸妆、没有换衣服就从工作场地来到学校，有一位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这妈妈穿成这个样子也是正经妈妈吗？一看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妈妈。”
而当这位母亲跳楼之后，面对着其他网友质疑他当初为何要发表这类言论时，
他只是回复说：“我当时也没想到她会去跳楼。”
这个“故事”的水平，真的让赵高都汗颜。
各位好，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天整个花活吧，以高考作文题目写篇短文，跟自己定上时间，设好字数，看看能写出个什么文章来。
作文真题：
故事的力量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以下是我的作文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里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演化史上，我们智人无论是脑容量还是体格，跟我们演化上的近亲尼安德特人都旗鼓相当，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智人在数万年前以不可阻挡的席卷之势击败并淘汰了后者，成为全球霸主的呢？
赫拉利说，这就是讲故事的力量。
我们的祖先在数万年前经历了一波大脑的“认知革命”，他们学会了讲故事，通过虚构一个现实中其实不存在的叙事（比如神话传说）来统合一个更大的族群、乃至部落，并最终依靠“人多力量大”的体量优势，击败了只能维持十几个人的小团体的尼安德特人。
赫拉利的这个假设是否立得住脚，有待人类学者的考证，但他提出的假设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解释了我们智人为什么天生就爱听故事、讲故事，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缠着妈妈讲睡前故事——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生存本能，故事本身就是力量。
但我总觉得，赫拉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事儿点透，他吃了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亏。在智人通过的讲故事击败尼安德特人几万年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朝堂上，一位侍从牵了一头鹿上来，然后一个尖细的声音响起：“诸卿可看仔细了，这是一匹好马啊！”
嗯，这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上演，堪称赫拉利“故事·力量”假说的二阶展开——我们智人老祖宗，只认识到了把故事讲好可以转化为力量。
但就像法拉第从“电能生磁”中顿悟出“转磁为电”一样，赵公公也更进了一步，他意识到当你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转化为故事，强迫那些识相的人接受之。
正如赫拉利所顿悟的，好故事可以转化为强力量。
正如赵高所发现的，强力量也可以转化为好故事。
——你看，只有在借鉴赵高的东方智慧，赫拉利的“故事=力量”这个等式才能完成双向配平，终于完成了。
而对于这个等式的最新运用，请看一下最近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指鼠为鸭”事件吧：
有位学生发了个视频，说他在江西某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堂里，吃到了一个异物，他怀疑是老鼠头。问网友怎么看。
视频上，“那块肉”分明有毛有牙齿，分明、似乎、大概、也许、应该就是一只老鼠头。
但问食堂，人家却一口咬定，这就是鸭脖。
我觉得，如果食堂和校方真的想为自己“洗冤”也不难——你说这是鸭脖，那好，有请食堂经理或者校领导对着镜头现场表演个“啃鸭脖”呗？
就像笑话里说菜里的苍蝇是绿豆并现场生吞之的老板食客也拿他没辙一样。如果校方肯为平息事态做到这一步，估计大家都会敬你是条敢做敢当的汉子。
但处理此事的学校公关，显然是赵高公公的好学生，深谙“故事·力量”方程的转换规则，他们寄出了另一个大招——几天后，该校发布通报，称发布视频的学生本人已确认“异物”为鸭脖，并澄清了视频内容……
而那个涉事的学生还真又出了新视频，亲口承认他“看错了”。
这就过于魔幻了。
我们说，赵高虽然指鹿为马，用“力量”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故事”，但他要求的只是个承认，他好歹没逼着所有认鹿为马的公卿大臣们：今儿散了朝别骑马了，骑着鹿回家吧！
没有，人家赵公公是体面人，没把事情做绝到这一步。
而要一个学生把一个带着牙齿、带着毛发、可能已经吃到嘴里、怎么看怎么像老鼠头的“物件”吐出来，亲口承认这是鸭脖。校方要把这个“故事”讲成型，其所需要施加的“力量”究竟要比赵公公大多少倍啊？这个学生到底遭遇什么，才能发生如此剧烈的思想转变？
恕我想象力实在有限，实在猜不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了，子曰“述而不作”，贴段网友的精彩脑补，补足这其中的空间好了：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从小我那当物理老师的爷爷就教育我“万物都有理”而学校是“最讲理的地方”。并非虚言，因为无论你学习什么学科、将来从事什么行当，在专业上保持实事求是、不为外物所折的严谨态度是一切学问的前提——
你若做医生，对病情不实事求是，有人敢找你看病么？
你若修汽车，对制造不实事求是，司机敢开你的车么？
你若盖房子，楼花一百平米的房子你交房时就剩下四十平，业主不找你算账么？
无论教授什么“职业技术”，一家学校首先应该教给学生的，就是“实事求是”，是鼠头就是鼠头，是鸭脖就是鸭脖。这是学校的天职。
可是我们却看到，时下很多高校，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总是轻易地践踏这条天职。
学生若在食堂里吃出什么异物，本来该道歉就道歉，该整改就整改，该追查责任人就查责任人，多简单的事儿？却偏不，非要向学生施压，甚至要求学生做学校的免费网络水军，试图用“指鼠为鸭”的方式去平息事态。
事态能不能平息我们权且放在一边。我特想问一句：一所学校，对学生这样教育，到底想让学生形成什么样的治学、从业观念？
让学生“认鼠为鸭”，这样做的学校比利用手中权力夺女学生贞操的流氓老师更可恶！因为它将破坏的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互信的“贞操”与底线。
而深可忧虑的是，这样的现象在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有些高校学生，一方面他们对着老师们“重拳出击”，在课堂上不遗余力举报老师的“不当言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自己自身学分、毕业证、升学就业，他们会立刻软下来，甘愿在压力下放弃底线、把吃到嘴里的鼠头也能当成是鸭脖，甚至还要让更多的学生去充当起水军……
请问，这种“灵活”的道德标准，难道是我们想要培育的么？
一个学生，今天他为了被你捏在手里的那一纸毕业证接受你的故事、“指鼠为鸭”。明天，当他走向社会，面对更多的压力、更多的诱惑，谁能保证他不会向着权势、向着金钱低头，作出更多违反职业操守的事情来？如果社会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这样的人，我们还怎么放心的工作，生活？
这样的学校，真的还不如不上的好，因为它对学生培养价值是负的。
扯远了，也说激动了，说回来。虽然网友提供了很多调侃与解释，但我还是很好奇，能让人把嘴边的鼠头硬改口说成是鸭脖，校方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力量才让学生做到这一点的呢？改口的那位学生，又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教育”？
如果赵高把“指鹿为马”这个故事说通的力量是钻木取火，那么这家学校想把“指鼠为鸭”的故事说通，施加的这个压力怕是快赶上核聚变了吧。
至少于我而言，如果我是那个学生，我真的无法逼迫自己改这个口——如果一个人，能连这种口都肯改了，那以后面对更大的压力，真的什么没骨气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
救救孩子，别逼他们认鼠为鸭，让他们讲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