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家族--蒋光头和美国
杨照
「孔宋家族」有很大的影响力，一部分当然来自蒋宋美龄的裙带关系，不过那只是一部分，甚至不见得是最重要的部分。「孔宋」对于蒋介石来说，绝对不等于传统中国皇帝制度中的「外戚」。
首先，蒋介石抛弃毛福梅与陈洁如，选择和宋美龄结婚，是他在党内进一步获取权力的关键步骤，宋家提供了他成为中国统一领袖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对美外交关系。大名鼎鼎的「宋家三姊妹」，她们的父亲宋查理（原名宋嘉澍）是典型的买办传教士，通过教会，和美国创建了非常紧密的合作与共生关系。他的子女都送到美国受教育，和有同样背景的家庭联姻，而且像是长子宋子文、女婿孔祥熙，都一方面凭自身努力、一方面靠教会协助，进入哈佛或耶鲁名校取得学位。
今天东海大学校园中最有名的建筑物，是由陈其宽设计的「路思义教堂」，所纪念的美国在华传教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就是《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的父亲。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孔宋家族」密切链接，后来形成了在美「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的主要势力。
「中国游说团」最主要、最成功的游说对象，是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因为罗斯福的家族中也有中国渊源。如果没有「中国游说团」，没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与协助，蒋介石何从取得国际领袖的地位？如果不是靠「孔宋家族」居间运作，蒋介石又何从和美国政界沟通联系，遑论争取认同了！
所以「孔宋家族」并不是依附于蒋介石身上的裙带势力，毋宁是足以左右蒋氏政权成败的联盟合作者，以宋美龄为中心，这两边组成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权力结构。
二战期间，尤其在爆发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孔宋家族」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在「史迪威事件」中和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闹到那么僵，蒋介石却还是不得不对美国人低头，因为没有美国的物资与武器援助，没有美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牵制协同作战，重庆的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撑持下去的。于是同时，蒋介石对内也不能不对「孔宋」低头，因为这些物资和武器都是靠他们对美折冲、谈判要来的，蒋介石自身完全没有处理对美外交的能力。
所以他控制不了「孔宋家族」。
蒋介石在制宪后首次选举总统的过程中，清楚感受到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传达而来的疏离、甚至敌意。美国当然还是反共，当然还是站在要尽量阻止共产党在中国坐大的立场，然而两项关键因素，却使得蒋介石不再能够从美国的立场中得到助力。
第一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定毛泽东和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虽以「共产党」为名，却不是真正的、像苏联那样有世界性阶级革命野心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崛起，是中国农民实在太穷、太苦，而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改造。原先在美「中国游说团」中，有一位影响力很大的积极成员，就是出身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她写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既叫好又叫座，在美国人心中塑造了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此时却反而铺设了让美国社会同情毛共的基础。
第二是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们对于中国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们仍然重视国民党的角色，却愈来愈不信任蒋介石，认为应该拉住国民党但排除蒋介石，因而想要努力扶持国民党内更适合的领袖人物，并着手削弱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
这样的变化发展不只让蒋介石心寒，更重要的，让他对「孔宋家族」大感不满。长期以来，对美的外交与宣传都由「孔宋家族」负责，为此蒋介石将许多内外权力与利益交付给他们，每当他们有所要求时，总是信誓旦旦美国国务院与国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结果却是关键时刻在外交和社会宣传上双重失利，蒋故而决心和他们保持距离。
换另一边看，大陆沦陷这么大的打击之后，身家资源充裕的「孔宋家族」，他们会想跟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去吗？至少当下他们的现实选择是先移居到美国再说，只有蒋宋美龄还留在蒋介石身边。「孔宋家族」在国民党内的势力烟消云散，从此之后，只剩下「孔二小姐」孔令伟以个人身分和亲戚关系，维持在美帮忙处理国会游说事务。
光是从台湾、「民国」本身，甚至无法解释这段时期最关键的政治与军事变化。例如先有「吴国桢案」，继而有「郭廷亮匪谍案」和「孙立人案」，吴国桢是台湾省省主席，孙立人是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怎么会翻脸变成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敌？关键在于美国，在于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在于蒋介石眼中认定他们所代表的美国利益或威胁。
同样的，必须将美国因素纳入考虑，才能理解《自由中国》与「雷震案」。前面提过，发生「雷震案」、关闭《自由中国》杂志，胡适回到台湾面见蒋介石时发了一顿脾气，对蒋介石说了一些重话。蒋介石没办法发作，一来碍于他对胡适在知识文化地位产生的自卑感，二来也因为他不能挑战胡适所描述的美国状况。胡适说的是事实，发生这样的事，美国民间和政界一定会刺激出对于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政权与蒋介石的高度反感。
不过换个角度看，《自由中国》得罪蒋介石其来有自。一九五六年十月的「祝寿专号」中以胡适为首，明白提出请「蒋总统」高龄退休颐养天年；到国民大会召开前反对蒋介石竞选第三任总统；接着又倡议要组「反对党」。不只批评国民党政权、批评蒋经国与「青年反共救国团」，更直接挑战蒋介石的领导合法性。
如此不断升高和蒋介石政权间的冲突，反而是蒋迟迟没有下手处理，才比较令人意外吧！忍到一九六○年，蒋介石才以罗织的「刘子英匪谍案」整肃雷震和《自由中国》，而时机点的选择，又不能只是从台湾自身条件得到充分解释。
台湾内部的关键因素，是雷震和李万居等公开联手参与地方选举，那就不只是外省和本省政治势力的联盟，而且等于声明了未来反对党的雏型，是由外省菁英提供理论，本省政界人士提供选票基础，将对国民党带来极大的威胁。
正好此时，美国陷入激烈的总统大选动员中，民主党的甘迺迪来势汹汹挑战已经执政八年的共和党提名的尼克森，而无论这两人谁会当选总统，都代表着艾森豪时代结束了，也声明着二战世代在美国政坛淡出。国民党选择这个时机，即美国政权动荡、世代交替，必然无暇东顾之时，明知确实会造成胡适所说的美国社会负面效应，但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是硬干了。因为错过这个时机，就更没有机会对视为眼中钉的雷震和《自由中国》下手了。
「孔宋家族」有很大的影响力，一部分当然来自蒋宋美龄的裙带关系，不过那只是一部分，甚至不见得是最重要的部分。「孔宋」对于蒋介石来说，绝对不等于传统中国皇帝制度中的「外戚」。
首先，蒋介石抛弃毛福梅与陈洁如，选择和宋美龄结婚，是他在党内进一步获取权力的关键步骤，宋家提供了他成为中国统一领袖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对美外交关系。大名鼎鼎的「宋家三姊妹」，她们的父亲宋查理（原名宋嘉澍）是典型的买办传教士，通过教会，和美国创建了非常紧密的合作与共生关系。他的子女都送到美国受教育，和有同样背景的家庭联姻，而且像是长子宋子文、女婿孔祥熙，都一方面凭自身努力、一方面靠教会协助，进入哈佛或耶鲁名校取得学位。
今天东海大学校园中最有名的建筑物，是由陈其宽设计的「路思义教堂」，所纪念的美国在华传教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就是《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的父亲。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孔宋家族」密切链接，后来形成了在美「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的主要势力。
「中国游说团」最主要、最成功的游说对象，是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因为罗斯福的家族中也有中国渊源。如果没有「中国游说团」，没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与协助，蒋介石何从取得国际领袖的地位？如果不是靠「孔宋家族」居间运作，蒋介石又何从和美国政界沟通联系，遑论争取认同了！
所以「孔宋家族」并不是依附于蒋介石身上的裙带势力，毋宁是足以左右蒋氏政权成败的联盟合作者，以宋美龄为中心，这两边组成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权力结构。
二战期间，尤其在爆发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孔宋家族」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在「史迪威事件」中和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闹到那么僵，蒋介石却还是不得不对美国人低头，因为没有美国的物资与武器援助，没有美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牵制协同作战，重庆的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撑持下去的。于是同时，蒋介石对内也不能不对「孔宋」低头，因为这些物资和武器都是靠他们对美折冲、谈判要来的，蒋介石自身完全没有处理对美外交的能力。
所以他控制不了「孔宋家族」。
蒋介石在制宪后首次选举总统的过程中，清楚感受到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传达而来的疏离、甚至敌意。美国当然还是反共，当然还是站在要尽量阻止共产党在中国坐大的立场，然而两项关键因素，却使得蒋介石不再能够从美国的立场中得到助力。
第一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定毛泽东和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虽以「共产党」为名，却不是真正的、像苏联那样有世界性阶级革命野心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崛起，是中国农民实在太穷、太苦，而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改造。原先在美「中国游说团」中，有一位影响力很大的积极成员，就是出身传教士家庭，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她写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既叫好又叫座，在美国人心中塑造了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此时却反而铺设了让美国社会同情毛共的基础。
第二是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们对于中国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们仍然重视国民党的角色，却愈来愈不信任蒋介石，认为应该拉住国民党但排除蒋介石，因而想要努力扶持国民党内更适合的领袖人物，并着手削弱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
这样的变化发展不只让蒋介石心寒，更重要的，让他对「孔宋家族」大感不满。长期以来，对美的外交与宣传都由「孔宋家族」负责，为此蒋介石将许多内外权力与利益交付给他们，每当他们有所要求时，总是信誓旦旦美国国务院与国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结果却是关键时刻在外交和社会宣传上双重失利，蒋故而决心和他们保持距离。
换另一边看，大陆沦陷这么大的打击之后，身家资源充裕的「孔宋家族」，他们会想跟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去吗？至少当下他们的现实选择是先移居到美国再说，只有蒋宋美龄还留在蒋介石身边。「孔宋家族」在国民党内的势力烟消云散，从此之后，只剩下「孔二小姐」孔令伟以个人身分和亲戚关系，维持在美帮忙处理国会游说事务。
光是从台湾、「民国」本身，甚至无法解释这段时期最关键的政治与军事变化。例如先有「吴国桢案」，继而有「郭廷亮匪谍案」和「孙立人案」，吴国桢是台湾省省主席，孙立人是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怎么会翻脸变成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敌？关键在于美国，在于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在于蒋介石眼中认定他们所代表的美国利益或威胁。
同样的，必须将美国因素纳入考虑，才能理解《自由中国》与「雷震案」。前面提过，发生「雷震案」、关闭《自由中国》杂志，胡适回到台湾面见蒋介石时发了一顿脾气，对蒋介石说了一些重话。蒋介石没办法发作，一来碍于他对胡适在知识文化地位产生的自卑感，二来也因为他不能挑战胡适所描述的美国状况。胡适说的是事实，发生这样的事，美国民间和政界一定会刺激出对于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政权与蒋介石的高度反感。
不过换个角度看，《自由中国》得罪蒋介石其来有自。一九五六年十月的「祝寿专号」中以胡适为首，明白提出请「蒋总统」高龄退休颐养天年；到国民大会召开前反对蒋介石竞选第三任总统；接着又倡议要组「反对党」。不只批评国民党政权、批评蒋经国与「青年反共救国团」，更直接挑战蒋介石的领导合法性。
如此不断升高和蒋介石政权间的冲突，反而是蒋迟迟没有下手处理，才比较令人意外吧！忍到一九六○年，蒋介石才以罗织的「刘子英匪谍案」整肃雷震和《自由中国》，而时机点的选择，又不能只是从台湾自身条件得到充分解释。
台湾内部的关键因素，是雷震和李万居等公开联手参与地方选举，那就不只是外省和本省政治势力的联盟，而且等于声明了未来反对党的雏型，是由外省菁英提供理论，本省政界人士提供选票基础，将对国民党带来极大的威胁。
正好此时，美国陷入激烈的总统大选动员中，民主党的甘迺迪来势汹汹挑战已经执政八年的共和党提名的尼克森，而无论这两人谁会当选总统，都代表着艾森豪时代结束了，也声明着二战世代在美国政坛淡出。国民党选择这个时机，即美国政权动荡、世代交替，必然无暇东顾之时，明知确实会造成胡适所说的美国社会负面效应，但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是硬干了。因为错过这个时机，就更没有机会对视为眼中钉的雷震和《自由中国》下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