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野下的姨学和大一统

地缘政治学，“是门学科旨在研究地理因素（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如何形塑政治与国际关系；是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的地理因素，经营政治的手段及方法”。通俗地讲，“以地理因素为基础，分析其上的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历史、政治等。”

这门学科的门槛并不是难以企及的，任何人，只要想了解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秩序的演变，都可以从这门学科的知识中受益。但是环顾整个地缘政治学说的分布图景，欧洲有“陆权论”，“空权论”，美国人有“海军论”，但是中国作为地区性的大国(或者整个东亚)却好像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学说。除了在二战时候，日本人在德国人的指导下提出过“大东亚共荣圈”，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毛主义”输出，但是事实证明，中共的这场意识形态输出完全是一场灾难，除了把所在国家的政治分割地支离破碎和导致天怒人怨的结果之外根本不具备建设一个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好歹还有一个地区建设的典范”满洲国“。或许按照刘阿姨的理论，”毛泽东主义“算是“斯大林主义”的”瓦房店“版本。

“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为缺乏建立良好秩序的能力（缺乏感召力），所以非常依赖于使用非常规手段，比如运用情报系统进入所在国内部进行渗透和颠覆。毛泽东本人在政治外交抉择上的行为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纵横家一派。“纵横家，指游说实行‘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纵横家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策计划谋多基于国际现实政治要求。”毛泽东时期的外交政策，前期是“一边倒”，后期却是联合美国对抗苏联。“而纵横者大多出身寒微，为达成目的，途径完全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使用‘阴谋’往往多于‘阳谋’”，这也是毛泽东本人一生的完美写照，毛泽东的父亲虽然是当地有些积蓄的农民，但是也仅仅是能雇佣数量不多的长工或者短工而已，他对毛泽东的学业资助在时间上也很短暂。在毛泽东一步一步攀登上权力高峰的道路上，他依仗更多的还是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能力，傅斯年就不客气地评价他是宋江一流的人物，用的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并没有很顺利地完成从“江湖好汉”到帝国元首的角色转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指的是国家的决策者要有长远的策略，从而有可预测性，像是北极星那样保持在一个恒定的位置，让大家都能看到，美好的政治理想（有德性）如同星辰般耀眼，也值得追随，最终形成众星拱月般的良好政治秩序。即使以中国传统政治美德来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还是处于乱世，也就是众星失位。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地缘政治学说，还是说仍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蒙昧混沌的状态，过一天算一天？从历届中共党魁更替来看，每一届的宣传口号所表述的理念都是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种价值观取向的混乱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一艘驶向茫茫黑夜的海上巨轮。

“大一统”框架下似乎都不能避免这个结果。当一个独裁者把所有他能够获得的土地和权势都握在手中之后，他还想干什么呢？看着满屋子里的金银财宝，安静地等待死亡而已。

就“姨学”来讲，地缘政治是可以成为实现诸夏理论的一套工具。理论是一个嵌套在所有人类知识图景之前的一个画框，姨学理论只是观察世界回顾历史的一个角度，当这个理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它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毕竟画框是有固定大小的）。有人会认为，中国支持大一统的人数会非常多，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支持大一统的人，对他们说，你会支持一个剥夺了你所有的政治权力的制度或者意识形态吗？河北邯郸的凶杀案件最近很轰动，可是河北的社会生态如此恶劣难道不是“环北京贫困带”长年累积的一个结果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环北京贫困带”，“大一统”政治秩序下的超级权力中心却是罪魁祸首。

历代的文人里，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大一统”。崇尚三代之治，仰慕周公礼乐制度的人大有人在。孔子本人就不必说，后世的儒家一脉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地方小共同体。得益于古代交通技术的落后，从帝国首都发出的一道命令，传达人员需要跋山涉水才能到达地方，更不用说像是四川云南那样遥远的边疆省份。所以虽然是皇权专制，但是大一统的运转效率却是大打折扣的，“天高皇帝远”也为地方自治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代，通常人们会觉得，儒家士大夫集团和皇权专制狼狈为奸，需要为近代中国的思想落后和制度落后担负主要责任。但是也可以说，在皇权专制制度横行的古代中国，儒家士大夫和皇室家族合作，妥协之下反而在“大一统”内部另外开辟出了一方地方自治的园地。单纯就呵护和培养地方自治这一块，儒家反而是有贡献的。但是时间辗转到现代，交通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从帝国首都发布的命令和派遣出来的人员到达地方还有多少时间的耽搁？“大一统”机器运转空前高效。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儒家作为一个政治流派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的生存空间了。儒家理念即使和现在经过改良的中共意识形态也是格格不入的（派驻到乡镇里面的党组成员）。所以，当中共的喉舌在竭尽全力地表演着复兴中华文化的戏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尽可能往儒家身上靠近，企图让后者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添加一笔解释时，这一切就会显得多么的牵强，多么可笑了。

儒家不应该为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大一统”担负主要责任，是其它的更加关键的因素导致了“大一统”的结果。实现诸夏主义的完美典范是欧洲大陆，为什么欧洲能够形成那么多的独立的国家。比较一下东亚大陆和欧洲大陆，前者不仅在地理复杂性上要超过后者（巍峨的高山，连绵起伏的巨大山脉，蜿蜒奔流的江水），而且在族群多样性上也不遑多让。按照常理说，前者应该更加有可能形成多个国家。虽然在两股文明的开始阶段，政治形态上有一些相似，都是分封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的分封制度演变成为了很多个国家，但是前者的分封制度却最终塌陷于单一国家（虽然其中出现几次反复，比如三国，五代十国等）。在推动欧洲朝着多个民族国家的演化进程中，英伦三岛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部分及一系列较小岛屿组成”。英伦岛屿四面环海，同时土地面积也比较合适，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最终容易形成一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对于英国来说，一个统一的欧洲大陆在地缘政治上是最大的威胁。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欧洲大陆产生一个一支独大的势力。这一个外交战略也被称呼为“离岸平衡”。所以，在法国强大时支持德国（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反法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普鲁士）；在德国强大时候又转过来支持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施加地缘政治影响的工具，比如在更早以前的“八十年战争”中，针对欧洲头号强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防御反击战直接导致了后者的覆灭。在欧洲内部战争的历史上，总是会出现英国人纵横捭阖的谋略和长袖善舞的身段，这个当然不是偶然的。英国总是会支持头号对手的敌对的一方，而头号对手的敌对方又总是会寻找英国人的帮助，双方总是能够一拍即合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就相隔着一道海峡，“英吉利海峡是不列颠岛天然的防御屏障，它允许不列颠国家在介入欧陆事务的同时，又不让来自欧陆的冲突对其产生足够的威胁”。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距离不是很近，太近会消除它的独立性，但是又不是太远，太远就难以对欧洲大陆施加有效的影响。同时英国本身的国土面积也要足够大（气候条件适宜于种植农作物），足够作为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从而有能力输出政治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宛如一颗高悬在深蓝色夜空的月球，银色月光布满天穹，不仅激发了基于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它所挥舞的引力场在地球的海洋表面掀起了能量惊人的潮汐现象。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生态会是另外一幅模样。如果没有英伦三岛，焉知欧洲大陆不会走上亚洲大陆的命运？

同时，分裂的欧洲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大一统”桎梏下的不自由。各种有开创性的学说在欧洲大陆上开花结果，又影响和启发了英国的人文学术界。不仅是人文思想成果方面，英国人也在观摩和学习欧洲的战争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具有实践价值的军事理论，为它的全球殖民奠定了基础。或者说，英国是从激烈的竞争和厮杀中脱颖而出之后才开始具备了殖民海外称霸世界的能力的。

就东亚而言，最适合承担类似英国的“离岸平衡”角色的无疑是日本列岛，但是日本距离东亚大陆腹地过于遥远，鞭长莫及。日本列岛也过于分散和狭长，影响了凝聚国力的效率从而制约了对外输出干预的能力。另外一个备选是台湾岛，但是台湾本岛土地面积过于局促，不具备主动干预大陆内部进程的实力。日本进入亚洲大陆最便捷通道是朝鲜半岛，每一次日本的势力尝试打通这一座“大陆桥”的时候，也是中国大陆演变分裂为诸夏的最好时机。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行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点燃了努尔哈赤建立国家的梦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扶持满洲国就更不用说了。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日本列岛的位置下移到现在台湾岛的位置，那么中国大陆的历史会发生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么看起来，英伦三岛的位置是如此的独一无二。

虽然就目前的地缘政治而言，想要在中国大陆实现诸夏建国的条件是非常险恶的。但是并不妨碍把姨学当作一剂治疗“大一统”病症的猛药。既然连温情脉脉的儒家乡村自治都无法在这个年代存活，那么就只能转而寻求更为激进的理论，以期望对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造。刘仲敬本人虽然自封为蜀国大总统，但是想必在他的理想国里面，有实际权力的国民议会也是少不了的（很显然，在诸夏主义语境下，既然国家之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那么依据“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国家的内部也会是一个松散的权力代表机制，要么是有贵族性质的参议院，要么是众议院）。

我对衡量诸夏主义的标准是，并不仅仅是有多少个互不隶属的国家，而是地方上有多少个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是自治的中小型政治实体。如果说欧盟是诸夏主义的典范，那么美国的联邦制则是诸夏主义的一个变体（之前提到过，这里再重申一次）。所有有效运转的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它们的主体政治结构都是泛诸夏主义(诸夏主义却不一定都是民主政体，也有可能是贵族政体，参考西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