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被遗忘的历史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北京發生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來自好幾所大學約一千名學生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揮舞著橫幅，高喊反日口號。他們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面對日本對中國日益顯著的經濟影響，學生喊出「打倒第二次占據」的口號。員警封鎖廣場，但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
參與這次抗議活動的學生沒有受到懲罰，以共產黨的標準來看並不尋常，這表明這次活動得到上層支持。然而，幾個星期後，全國各地二十多個高校爆發示威活動，西安、武漢和成都等城市出現大規模騷亂。很明顯，這些抗議是以反日名義發洩對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滿。這一次，政府迅速採取行動。
官方指稱，學生似乎受到「少數人」煽動，其中包括開放政策的反對者、贊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墮落分子、「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地下組織以及臺灣和香港的間諜。中央認為，大多數示威者是愛國的，但很天真，被人利用了，因此「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反對自由主義」。
十一月二十日，天安門廣場上又聚集幾百名學生，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組織守夜活動。員警開著吉普車進入廣場，驅散學生。
胡耀邦呼籲年輕人加強共產主義信念、努力抵制不良影響，但收效甚微。各地又爆發新一輪抗議，學生抱怨校方恐嚇、通貨膨脹、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黨員的腐敗，還有人不滿政府高官從改革開放中謀取個人私利，喊出「打倒特權」的口號。十二月十九日，在新疆的省會烏魯木齊，數千名維吾爾族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在新疆進行核子試驗並設立罪犯勞改營。
一九八六年底，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這一次參與人數更多，而且大家開始公開支持民主。自從民主牆運動結束後，中國的政治活動人士便鮮少與中共政權正面交鋒，而是轉而利用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來推進民主。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即由自稱「民選」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和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代表民眾行使權力。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缺乏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只不過是為最高領導的決定蓋上橡皮圖章而已。
一九八六年十月，長沙一名學生梁恒宣布參與人大代表競選，他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支持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科學社會主義。結果可想而知，這位學生的名字被從候選人名單中刪去了。這件事在當地引發抗議，示威者遊行到省委門口，一邊靜坐一邊高呼：「打倒官僚主義！」還有八十人宣布絕食抗議。其他地方也有人試圖競選人大代表，但最後發現，候選人名單裡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也準備參選當地人大代表。這一舉動得到一位態度和藹、語調溫和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的支持。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方勵之，當時在全國巡迴演講，鼓勵學生主動爭取民主權利，而不是坐等中共放權。然而，安徽省委已經提前內定人大代表名單，學生為此提交一份請願書，省委也置之不理。於是，學生在長達一百公尺的牆上貼出海報，引用林肯總統一八六三年蓋茲堡講話中的名言，提出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等要求。當局迅速撕毀海報。十二月五日，數千人遊行到省政府，要求民主改革。幾天後，省委和省政府作出妥協，同意推遲選舉，並允許方勵之和幾名學生參與競選。
中科大學生的成功引發連鎖反應，武漢、北京、南京和天津等十幾個城市數萬名學生也走上街頭。在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交通大學發表講話後，大學生也開始示威行動。江澤民對學生沒有表示同情，而是斥責他們自私，並不時敲打講臺加強語氣。學生被江的發言激怒，毫不客氣地把他轟出禮堂。第二天，上海市民舉著用床單匆匆做成的橫幅，也加入學生的遊行行列。十二月二十一日，約十萬人湧入人民廣場，令交通一時陷於停頓。當時身在現場的一名外國人描述說，遊行的氣氛猶如節日一般，示威者「不再恐懼，陶醉於從天而降的自由當中」。民眾提出的口號包括「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抗議暴行」等等。示威人群在當天下午散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和解性的社論呼籲團結，並稱學生為「我們的希望和未來」。22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譴責抗議者提出的「反動口號」，認定這些人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腐敗分子所操縱。中央指示各省，要避免使用可能激化矛盾的語言，同時要以照片和錄音形式蒐集抗議者的罪證，並堅決阻止學生與工人建立任何聯繫。就在一週前，天津市長李瑞環曾試圖低調處理學潮。他說這些事情沒什麼大不了的，政府不應該自亂陣腳。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向學生作出保證：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不僅進行經濟改革，還將實行政治改革。
中央緊接著突然頒布新規定，要求示威者在舉行活動之前必須提前幾天申請許可，並需提供所有組織者的姓名、地址和職業。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一次閉門會議上，中央認定這次學潮的幕後推手為方勵之、劉賓雁、對一黨專制提出批判的作家王若望，以及「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隨後，示威活動逐漸平息。
十二月二十八日，局面明顯好轉後，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發言中，嚴厲譴責「資產階級自由化」。形勢變得對胡耀邦非常不利。
兩天後，鄧小平召見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鄧抨擊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方勵之：「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對於民主，鄧堅決反對：「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對於示威者，鄧主張像一九七九年粉碎民主牆運動那樣採取強硬手段：「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他贊許一九八一年波蘭處理工會危機時實施戒嚴令的做法：「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鄧還提到最重要的一點，即這次學潮的根源在於中央及地方「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胡耀邦提出辭職，但在獲得批准之前，他仍不得不出席一系列會議，接受黨內元老和其他高級領導人輪番質詢。對胡的批判持續了六天，鄧力群特別積極，抨擊自己的政治對手五個多小時。軍中元老余秋里指責胡是個陰謀家，一心只提拔自己的人，還試圖把鄧小平趕下臺。楊尚昆在文革後曾得到胡耀邦的幫助而平反，但此刻對胡毫不留情。趙紫陽也不例外，而且事實上胡下臺後，趙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趙紫陽說，早在一九八四年，他就感到胡這個人不遵守黨的紀律，他擔心將來一旦鄧小平和陳雲不在了，自己將無法約束胡的行為。趙最後提出無法再與胡共事。一月十六日，胡耀邦的辭呈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
對胡耀邦最嚴厲的指控，是他向記者陸鏗洩露國家機密。不過，黨還是大度地允許胡保留黨籍。從此以後，胡耀邦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他整天沉浸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
胡辭職的消息傳出後，有大學生砸碎小玻璃瓶出氣，因為在中文口語中，「小瓶」與「小平」諧音。
參與這次抗議活動的學生沒有受到懲罰，以共產黨的標準來看並不尋常，這表明這次活動得到上層支持。然而，幾個星期後，全國各地二十多個高校爆發示威活動，西安、武漢和成都等城市出現大規模騷亂。很明顯，這些抗議是以反日名義發洩對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滿。這一次，政府迅速採取行動。
官方指稱，學生似乎受到「少數人」煽動，其中包括開放政策的反對者、贊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墮落分子、「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地下組織以及臺灣和香港的間諜。中央認為，大多數示威者是愛國的，但很天真，被人利用了，因此「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反對自由主義」。
十一月二十日，天安門廣場上又聚集幾百名學生，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組織守夜活動。員警開著吉普車進入廣場，驅散學生。
胡耀邦呼籲年輕人加強共產主義信念、努力抵制不良影響，但收效甚微。各地又爆發新一輪抗議，學生抱怨校方恐嚇、通貨膨脹、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黨員的腐敗，還有人不滿政府高官從改革開放中謀取個人私利，喊出「打倒特權」的口號。十二月十九日，在新疆的省會烏魯木齊，數千名維吾爾族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在新疆進行核子試驗並設立罪犯勞改營。
一九八六年底，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這一次參與人數更多，而且大家開始公開支持民主。自從民主牆運動結束後，中國的政治活動人士便鮮少與中共政權正面交鋒，而是轉而利用憲法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來推進民主。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即由自稱「民選」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和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代表民眾行使權力。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缺乏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只不過是為最高領導的決定蓋上橡皮圖章而已。
一九八六年十月，長沙一名學生梁恒宣布參與人大代表競選，他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支持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科學社會主義。結果可想而知，這位學生的名字被從候選人名單中刪去了。這件事在當地引發抗議，示威者遊行到省委門口，一邊靜坐一邊高呼：「打倒官僚主義！」還有八十人宣布絕食抗議。其他地方也有人試圖競選人大代表，但最後發現，候選人名單裡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也準備參選當地人大代表。這一舉動得到一位態度和藹、語調溫和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的支持。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方勵之，當時在全國巡迴演講，鼓勵學生主動爭取民主權利，而不是坐等中共放權。然而，安徽省委已經提前內定人大代表名單，學生為此提交一份請願書，省委也置之不理。於是，學生在長達一百公尺的牆上貼出海報，引用林肯總統一八六三年蓋茲堡講話中的名言，提出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等要求。當局迅速撕毀海報。十二月五日，數千人遊行到省政府，要求民主改革。幾天後，省委和省政府作出妥協，同意推遲選舉，並允許方勵之和幾名學生參與競選。
中科大學生的成功引發連鎖反應，武漢、北京、南京和天津等十幾個城市數萬名學生也走上街頭。在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交通大學發表講話後，大學生也開始示威行動。江澤民對學生沒有表示同情，而是斥責他們自私，並不時敲打講臺加強語氣。學生被江的發言激怒，毫不客氣地把他轟出禮堂。第二天，上海市民舉著用床單匆匆做成的橫幅，也加入學生的遊行行列。十二月二十一日，約十萬人湧入人民廣場，令交通一時陷於停頓。當時身在現場的一名外國人描述說，遊行的氣氛猶如節日一般，示威者「不再恐懼，陶醉於從天而降的自由當中」。民眾提出的口號包括「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抗議暴行」等等。示威人群在當天下午散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和解性的社論呼籲團結，並稱學生為「我們的希望和未來」。22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員會召開會議，譴責抗議者提出的「反動口號」，認定這些人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腐敗分子所操縱。中央指示各省，要避免使用可能激化矛盾的語言，同時要以照片和錄音形式蒐集抗議者的罪證，並堅決阻止學生與工人建立任何聯繫。就在一週前，天津市長李瑞環曾試圖低調處理學潮。他說這些事情沒什麼大不了的，政府不應該自亂陣腳。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向學生作出保證：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不僅進行經濟改革，還將實行政治改革。
中央緊接著突然頒布新規定，要求示威者在舉行活動之前必須提前幾天申請許可，並需提供所有組織者的姓名、地址和職業。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一次閉門會議上，中央認定這次學潮的幕後推手為方勵之、劉賓雁、對一黨專制提出批判的作家王若望，以及「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隨後，示威活動逐漸平息。
十二月二十八日，局面明顯好轉後，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發言中，嚴厲譴責「資產階級自由化」。形勢變得對胡耀邦非常不利。
兩天後，鄧小平召見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鄧抨擊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方勵之：「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對於民主，鄧堅決反對：「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對於示威者，鄧主張像一九七九年粉碎民主牆運動那樣採取強硬手段：「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他贊許一九八一年波蘭處理工會危機時實施戒嚴令的做法：「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鄧還提到最重要的一點，即這次學潮的根源在於中央及地方「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胡耀邦提出辭職，但在獲得批准之前，他仍不得不出席一系列會議，接受黨內元老和其他高級領導人輪番質詢。對胡的批判持續了六天，鄧力群特別積極，抨擊自己的政治對手五個多小時。軍中元老余秋里指責胡是個陰謀家，一心只提拔自己的人，還試圖把鄧小平趕下臺。楊尚昆在文革後曾得到胡耀邦的幫助而平反，但此刻對胡毫不留情。趙紫陽也不例外，而且事實上胡下臺後，趙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趙紫陽說，早在一九八四年，他就感到胡這個人不遵守黨的紀律，他擔心將來一旦鄧小平和陳雲不在了，自己將無法約束胡的行為。趙最後提出無法再與胡共事。一月十六日，胡耀邦的辭呈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
對胡耀邦最嚴厲的指控，是他向記者陸鏗洩露國家機密。不過，黨還是大度地允許胡保留黨籍。從此以後，胡耀邦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他整天沉浸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
胡辭職的消息傳出後，有大學生砸碎小玻璃瓶出氣，因為在中文口語中，「小瓶」與「小平」諧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