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鼠日记(1)(2)(3)(4)(政治犯,贴出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判刑)
文/王先生(中国大陆)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八月七日】
这是一位有良知的大陆公民王先生的遭遇,多年前因为在网上贴出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判刑,受尽非人的折磨,出来后仍然被歧视、被监控。
【作者声明:】这是完全根据亲身经历记录的非文学作品。我的写作是独立的,我现在没有网络、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接触的人,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株连。因为本文纯粹属历史记录,无所谓作品版权,故任何转载都无需征得作者同意。但应该注意的是:所转载内容必须完整统一,与本文相同,不可随意篡改、断章取义或有意误导。(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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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6日
号里太冷了,实在受不了,大家都把身子蜷起来,缩在仅有的衣服里。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已经变得麻木,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其它问题也顾不上了。
这段时间,严管组对我的“照顾”依旧。我极少睡觉,每天都被无数次踢醒。我已经晕过去了几次,脑袋摔到了地板上,很疼,也很舒服。几天前,我还在发高烧,浑身发热,我要了一瓶子水,喝下去,挺了过来。
荣升到市所
还没到吃早饭的时间,那位可爱的办案警察又来提我。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老警官,外形似地缸(东北农村腌酱的陶器)。按照规定,押解犯人至少要两个警察以上。按照潜规则,犯人家属在这个关口上都要打点一下,那样犯人和家属就可以单独相处,甚至可以在酒店聚餐一顿。
我是个例外的特殊情况,他们这么早行动,就是为了避开我母亲(一名法轮功学员)。但是母亲随后还是找到了我,应该说没有母亲的坚持,可能就已经没有了我的生命。
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隔着车窗玻璃,眼睛被刺得睁不开,那种感觉就像刚刚来到人间。
“怎么这么瘦了!”警察见到我的第一眼,吃惊地叫出声来。见到他,我感到很亲切,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唯有他始终在“陪伴”我。
路上,老警官问:“法轮功啊?”办案警察答:“信神的,送精神病院。”一路上,我就不停地瞅外面,我对这条道比较熟悉,肯定不是朝精神病院方向。
车子一直开到市郊的市看守所的大门口。高墙外,满坑满谷的,都是人。奥运会把商家搞得一片萧条,就这里生意兴旺。
在门厅里办手续很繁琐,管事的警察牛X得不得了,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没看到一个人穿警服。终于办理完毕,蹲的时间长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走廊里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在喊我,我答应着。“怎么不早点送来,让我等,他就是某某某吗?”检察院负责送函的女人进来,拿着一页《委托辩护人通知书》,问我是否请律师。
我想了一下,说:“我要请律师。”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共产党的公正审判的。以前我也打过官司,是向人讨债,当时的法官和律师都非常贪婪,根本无视我们平头百姓的利益,何况我的案子涉及共产党,全部事宜都由它一手决定,我请再大的律师也没用,岂是在白送钱呢。
我留下家人的名字和电话。她气哼哼地责怪我,在座的几位警官都上来关心她。我把纸递给她,还想说几句话,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扭扭搭搭走了。警察们一直不让我找律师,她只要能够通知到我家人,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位置,我的生命就安全了。
体检不合格
经过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高墙内,在空空的大楼里,我们上到了二楼,在角落里找到医务所,里面除了几个人在打情骂俏,什么医疗仪器都没有。那个女人在通电话,内容是给人摆平事。好象事情不太好办,钱还没到位,她撅着嘴。
等了许久,一位老大夫回来,他给我检查心音,边测边问:“自己感觉怎么样?”“可以吧?”我满不在乎。“我们不能收他,已经这样了,死在这里怎么办!”我第一次听说我得病的消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只要意志坚强,疾病是不会战胜我的。
“他有啥毛病啊,身体好着呢!”送我来的警察应付着。
“不行啊,心脏不行了,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
“他不一样,你们不收,我们没法处理。”警察无可奈何地解释。
一般情况下,国保的权力都大于其它部门的警察。不过,这次是求着他们办事,关系颠倒了。
老大夫看了一眼罪名标识牌,又端详了一下我,摇摇头:“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没有证明,我不敢收!”
下楼的时候,两个警察都忿忿不平,莫名地发脾气:“*妈的,让他在里面呆两个月试试,他会是什么脸色!”“就他这*样的还得病,咋不嘎嘣一下死了呢!”
老警察对我怀恨在心。我满脑子疑问:“怎么得的心脏病?”他们的牢骚没灌进耳朵里。
上了面包车,车子向市区方向驶去,“我们是去哪啊?”我心里嘀咕:不会把我再送回去吧……
“某某某把嘴闭上,不然给你上大镣!”老警官一路上都黑着脸,骂骂咧咧的。
办案警察一脸的坏笑,他比老警察还急呢:“我刚从阿城(附属的一个县级市)赶回来,我们正在那蹲点呢,就是为了他,不送不行了,怕死在区所。”殊不知,区看守所和区公安局本是一家,办案警察还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妈了个*的,中午跟人约好了打麻将,现在回不去了。”我想打麻将是假,没得到实惠是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医院做“特诊”
车子一路疾驶,冲向公安医院。
我戴着手铐,跟在他们后面。楼上楼下一通找,心脏明显受不了了。办案警察怕我检查过不去,让我蹲到走廊的墙角。大概公安医院也对外,看病的人熙熙攘攘的很多。办案警察遇到老同事很兴奋,海阔天空地聊,从一个人聊到另一个。
前后进来几个大夫,最后说必须搞“特检”才行。他们在我那张表上盖戳,每次都把我叫过去在戳的下面按手指印。我的手指是不可以用了,连管教都说不行。我离开区所办手续时,要我的手指按机器上的识别器,自动删掉我的记录,但是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行,管教说我的手指(指纹)模糊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又被带到后楼的二层。在心电室,两名女护士给我做心电。我躺到床上,露出上身和脚脖子。她很快速地粘了几根线上去。
我身上疖子和被打的痕迹很多,皮肤基本上不是人色。女护士嗲嗲地说:“心颤、早搏、心律不齐,够全的了。”警察在她耳边讲着笑话,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咋的,还不起来,想在这吃中午饭啊,你有钱吗!”办案警察打断了我的沉思,手里的特诊收据在我眼前挥了一下,我明白在我存款里又少了200元。
办案警察让老警官带着我先走,护士小姐在那边认真地鼓捣那几张纸。当我在面包车里快被蒸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回来,“搞定了”,快速发动了车子。果真,当那张纸放到所长面前时,我被马上放行。
市所301监值班的警官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问我:“你怎么什么都没带来,你怎么生活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从区所出来什么都不许带。我恳求办案警察给我留点钱,他给管教200元,说是买套被褥和必要的牙具。办案警察背着我向他交代事项。我也很发愁,只有可能判死刑的才到这里,我需要做长期的准备。
办案警察走了,从此我的命运交到了这帮管教和警察的手里。
路过天堂口
值班的警官高大威猛,那件特大号的警服也没能盖住他的肚子。他“吭吭”着鼻子:“没有我,你在这里怎么活?我的心眼好,我一看就知道里面有事,愣给你扣下了这点钱,你懂不懂?”“我懂,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孝敬您了。”我被他的阴阳怪气弄得无所适从——现在我一无所有,连身上的衣服都禁不起秋风的侵扰。
“你不许跟他们说话,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继续拿话敲打我,并且了解了我家里的情况。我想:他怎么还不把我送进去?警察们聊以为生的,只是身上那件衣服;脱了衣服,他们禽兽不如。还没进到号子,我心里已经有了很重的阴影。
我的脚迈进监房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一整天没吃没喝,有些虚脱。
进来后,被喝令蹲下,脱光了衣服,接受严格细致地检查。最后,他把头甩了一下,说:“过去,跟坐班汇报。”
“什么事进来的?”坐班把脸侧过来,他正在睡午觉,伺候人跑过去,扶着他半坐起来。
“煽动颠覆罪”
“*的,还有这种罪!”我心里有点自豪——我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
借这个机会,我的眼睛在监室内巡视了一圈。昏暗的房间中央是一条很窄的过道,两侧是东北式的通铺,墙上贴着“严打”的布告。五六个拖着脚镣子走来走去的人,各种颜色的衣服和被子。有人披着衣服,有人光着膀子。“哗楞哗楞”的脚镣声回荡在整个楼道里,乱七八糟的,像是从几十年前跨时空而来,充满了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
“鸭子圈。”最早的一个同事住在附近,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名字。
“这是三大刑的地方,进来的别想出去。三大刑知道吗:死刑、死缓、无期!”
“我不可能有那么重啊。”
“*的,没那么重,来这里干嘛!”
“不是我要来的,是他们拉我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是。”
“给他洗个澡!”
他们真的没客气,一起上来十几个犯人。两个人一组轮流向我泼水。一盆接一盆的凉水从头淌至脚。这里的水和家里的水不同,好象全是井水,凉得透骨、冰得刺骨。他们用这种凉水洗脸之前,都要在水盆里搅动一会,等凉气散一下再用。
我在痛苦中挣扎、颤栗。一直到我脸色发青、四肢动弹不了,他们才罢手。
一个管教拿着相机过来。伺候槽子的两位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快速地把我按坐到炕铺的前头,让我自己在小板子上写名字,双手举起,在我背后展开一张布,上面印有标尺,照我报的身高数值。他俩上下调整了一下位置,尼康相机的镜头伸过栏杆闪了一下。我的照片挂到管教走的监道一侧,下面标上所犯的“罪行”。
“文字狱”里的锦衣卫
301囚室外过来一帮警察,他们横冲直撞,个个凶神恶煞一般,黑压压的像一群黑社会,为首的领导被前呼后拥着。号里一阵忙乱,大家赶紧各就各位。站在中间的那人很凶,肯定是一把手,我也弄不清楚是所长还是支队长。其中一个随从指着我:“就是这小子!”他瞄了我一眼,咧开、油乎乎地嘴里挤出一句:“是他*的跟人不一样啊!”
其他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看守所很少有上级巡视,有也是一帮男男女女趾高气昂地在监道里走一圈,都不会往号里看一眼。他们这趟是专为我而来。坐班被找出去开会,布置对我“管理”的任务。
不长时间,坐班就回来了,他说我身上有虱子。我说不可能吧,我从来没长过虱子。“他*的还敢跟坐班犟!”他拿着喷雾器向我身上喷。我一躲闪,他的拳头就劈来,我浑身湿漉漉的,难闻的敌敌畏呛得我睁不开眼睛。坐班狂笑着,好象中了大奖。那个喷雾器是向负责喷药的老头借的,那人每天对监道喷一次“来苏水”。他背着喷雾器经过的时候,满屋的犯人都捂鼻子。
这个号子的坐班叫贾坤,过去是个警察。贾坤吸毒,同案都是警察。后来我见过几个,也都吸毒。我呆过的三个号子,贩毒犯和吸毒犯都不少。坐班都吸毒。在劳动班,坐班带领七八个人蹲在一起吸食毒品,吸完了两眼发光地聊天,整整聊了一宿。我白天还有很多活要干,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不过那次我算是开了回眼界。
吸毒是高收入人群或者上流社会的活动,象警察和小偷都属于其中。黄赌毒的市场运作需要政府和军警的协调,所以在犯人中,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号里第二号人物庆哥也是毒贩。庆哥在江湖里混了多年,长得非常像《少林寺》里的秃鹰。他是贾坤的军师,有文化、有思想、心狠手辣。
在贾坤的一手安排下,犯人们组成了以“秃鹰”为主的帮教组,对我实行肉体折磨。全体人员都被发动起来,我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监室的“面貌”。帮教组的邪恶来自共产党播在其体内的毒种,凡是正义的东西在它周围出现,它就感到自身受到威胁。
当晚,我的被褥和洗漱用品没有送来。我以为需要等到明天,可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月。这中间,我没有洗过脸,也没有睡过一宿觉。管铺的扔给我一片破棉絮,上面满是污物和血迹,这就算是我的被子。301房间处于前楼的拐角处平时就阴冷潮湿,那几天他们特意开着窗子,因为他们都有棉被,完全可以抵御这个季节的风,只有我一个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
躺在冰冷的铺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跳得非常厉害,“噗嗵噗嗵”的。断断续续的昏迷。漫漫无尽的黑夜在一点一点地吸走了我的热量,我不敢睡着,怕自己被冻死。有一段时间我的神智模糊,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刻,我才知道,我是怕死的。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要亮了,我眷恋的生命还在,它没有被死神带走。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挺住,不能死在监房里。以后的每一晚上,我都面对着可怕的和寒冷彻骨的长夜。
2008年9月17日
太阳起了老高,号里才有了光亮。
“小子,把裤子脱了,让我干一下,政府同意让我舒服一下。”一张狰狞的脸靠过来,我向后退缩,嘴里磕磕巴巴地应付着:“我跟你商量点事,我们先说说话。”
他开始扒我衣服。我非常紧张,几乎大叫起来。大家都往我这边靠,十几双眼睛一起盯着我。这个叫“大傻”的死刑犯突然哈哈地大笑,用手铐砸我的头,问我疼不疼。我摇头苦笑。他继续发疯,用鞋抽我的脸,我的眼睛肿了起来。
贾坤让几个罪小的犯人打我,他们犹犹豫豫没动。几个死刑犯被单独找出去训话,回来后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我,大概是说我为了出名作秀,目地不纯啊;为了发泄私愤,于国不忠啊之类的。
“*的,我一看到他这种人就来气!”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怪胎!”大家不温不火地发着感慨,此时的“大傻”露出少有的笑容,好象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
帮教组成员要夜里给我上“小班”,白天给我上“大课”,所以他们白天可以跟着值夜班的人一起睡觉。过去有三个铺位不叠被,现在特意为帮教组增加了一个。
这些犯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把迫害我的事当成看演出。
最后的胜利者
我向茅坑方向挪动,趁人不备出溜到地上。我大便已经憋了两天,肚子里实在受不了,快要拉到裤子里了。
“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一个!”秃鹰向他们嚷着。一个伺候槽子的薅着我脖子把我拖回去:“等到我干完活,你再下地,知道吗!这是规矩,你以为在家呢!”
“那你什么时候干完活啊?”
“我忙完了通知你。”
“大哥,都两天了,你还没忙完啊!”我都要哭出来了。
“你一点都没改造好。”他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
我一周才有大便一次的机会,但是他们不让我上,也不让我接水喝。我一动他们就打我,这么多眼睛看着,根本不能有一点自由。我在痛苦地挣扎,旁边的犯人厌恶地骂着:“这么臭啊,他拉出来了!”贾坤:“赶紧让他上。”
我抱着肚子到茅坑。两只大桶在里面,桶里是为槽子洗澡准备的滚烫的开水。我没有地方啊,只好侧着身子挤进去,基本上抱着水桶。“妈的,拉到外边了!”这家伙在找茬,贾坤磕巴也没打地说:“让他吃了!”几个人上来把我往便器里按,“给共产党磕头、磕头!”
头一点点靠近,终于看清了上面的屎,我只得用手拉到里面。那几个人哈哈大笑:“你不知道脏啊,他是个疯子,哈哈哈……”我的头“梆”的磕到地上。
打我的人姓张,年龄26岁,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叫他“教兽”,不是因为他学问高,他只有初中文化。在我面前,他以其卓越的“自然知识”藐视我。他在戏弄我:“你说什么?”拿个小盆舀了热水,往我身上泼。我的手和后背都被烫秃噜皮了。
他们是胜利者,他们的人性已经死去了,胜利者通常最先死去。
狱里的法西斯暴行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全身突突,腰也直不起来。我说我的心脏不好,做了特检才进来的。他们谁都不信,“心脏不好,管教能让我们打你吗!”
“把他裤子脱了!”监里最暴躁的死刑犯“大成”一跃而起,上来几个小子从下面把我裤子往下拽,上面有几个人按着。“大成”挥起棍子抡圆抽我的屁股,1、2……30、31,我在心里数着,咽了一口血,咸乎乎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号里的五六根棍子都被打废了,放开我的时候,屁股已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再也无法坐着。
后来他们就自己动手做棍子。先用报纸搓一个实心的芯,一层一层地用力卷,外面再卷一层刷了糨糊的布,等干透了再卷报纸,最外边用胶布粘好,在两端套上帽,最后做好的棒子和木质一样的强度。
这样的棍子也很快打折了,我身上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血檩子,整个身上都是红紫色的,而且让我品尝了许多种徒手的方式。综合比较来看,徒手比使用器械要干净利索。号里准备有缝东西的针线,针是缝麻袋用的大针。他们就用那个针扎我的后背、膀子和手指。我疼得昏了过去。
打我的犯人叫高殿成,身体素质非常好,戴着手铐脚镣还可以翻跟头,大家都叫他“大成”。“大成”是古铁市场蹬三轮拉脚的。号里做桃核工艺品,他负责管理锥子一类的工具。他的额头有两个对称的突起,脑袋的形状像个六棱锥。
每次,他都拖着沉重的铁镣,冲到我跟前,明晃晃地用锥子捅我眼睛,只要有一次我躲闪不及,眼球就会被扎爆,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多亏他戴着镣子动作受阻,我又幸运地快速躲闪开了,只是太阳穴旁边被捅过几次。
几天以后,我身上被扎的小孔,不下几千个,我的脸上也被划了多个口子,全身上下血痕累累,有的地方肿起来,严重的伤口已经感染。警察用手枪对准我脑袋的那一瞬间,我都没这么恐惧。我常常想,如果当时那只黑洞洞的枪口里真的射出子弹,我也不用遭这么大的罪。人生在世,白驹过隙,不知何事萦怀抱。
棍刑、锥扎都让痛苦延续太长,所有器械的方式远远不如徒手。我被按趴在铺板上,一个人坐到我背上,反着提起我的胳膊,做划桨的动作,我在下边痛苦地蠕动,身体就不自觉地向前一点点挪。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把他的拳头放在我的膝窝里,另一只手使劲压我的脚腕。我在下面极度痛苦,几乎喊不出来声。
我开始逐次体验“划船”、“推牌九”、“吊炉饼”等各种刑罚。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骨头“咔嚓咔嚓的响声”。我的后背被一条腿顶住,没法动,疼痛让我陷入昏迷。他们也被累得满头是汗,不停地换人。我的膝盖是酸软的,想站都站不住。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往我下身踢,一会就渗出了血。我知道我会在这部巨型机器里被漫不经心地绞死,我开始服软,求他们放过我,他们看着我,痴痴地笑。
他们放开了我,我的腿还在抖。我的脑子里却在想,满清十大酷刑可能不是真的有,那些复杂的器械是不必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人的两只手。中国的监狱一直以来就是共产党暴力最猖獗的地方,用塑料管打人,用打火机烤熟指甲,一会就“啪”的一声裂开、向上翻起。共产党祸害人的创意总是出类拔萃。
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健全公民的人格,接受它的教育就是吸食共产主义精神鸦片,会无中生有地产生出仇恨来。所以中国没有教育,只有“教导”,教导人民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才能构成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多元社会。
这里的夜晚不平静
临近傍晚,“610”过来一趟,在窗口外斜眼瞅了一眼,走开了,他象个时远时近的幽灵。
帮教组的人一到晚上格外兴奋,当别人进入了梦乡,我还被迫光着脚,蹲在铺板边缘的角铁上。我困得不行,歪歪扭扭地站不稳了。
贾坤让金刚拿来一个豆奶的瓶子给我喝。我确实渴极了,但是,从他们怪异的表情判断,这是一个愚弄人的陷阱。
我坚持不喝,两个夜班上来堵住我的嘴,勒住我的咽喉,强行让我下跪。他们的两双手把着我,拳头不断落到我头上,我就用胳膊抵挡着。当他们已经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不自觉地挡。我开始感到绝望。
熬到了后半夜,贾坤已经睡完一觉醒来,再次把我叫过去。我的腿一瘸一拐的,我说,要不我们都退了一步,我可以按你们的意思吃辣根,用吃辣根代替喝“豆奶”。他也痛快地答应了,另外再加一碗辣椒水,就着热水喝。
我一狠心,就这么地吧,豁出去,反正自己都这样了。在小铺出售的商品名单里没有辣根,这是610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是逃不出这一关的。
刚咬牙喝下,“金刚”就把整管的辣根灌到我鼻孔里。我张着嘴里大口呼气,他又灌了我一嘴。我被辣得鼻涕眼泪迸流,整个人往上蹦。他们呵斥我,不许跳!楼下睡觉呢!
“金刚”人高体壮,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超过二百斤,压在我身上。几乎是没气了,我还在捯气,两个夜班,“四指”和“长龙”又过来,把我推到茅厕,叫我“捣管”。他们把“自慰”称为“捣管”。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抱着头,一声不吭,因为已经没力气了。这两个小子,用粘着大酱的小木棍往我屁股里捅,把鼻涕往我身上甩。我躲闪着,但力气已光,挣扎不过他们,就这样,他们一宿不断地折腾我。
2008年9月18日
昨晚,我一闭上眼睛,“四指”和“长龙”就用锥子扎我脚心。
当我是法轮功
早上,他们两个向贾坤汇报成果,贾坤问我:“他们用什么扎你?”
我答:“用的是锥子。”
贾坤:“我们监里哪有锥子!”
我答:“那就是锥子类的锐器。”
贾坤咬着牙:“我让你胡说!”接着过来提起我,象提着一只小鸡般扔到后门。我的身体虚弱得很,无力反抗。
他们把我手插到后门的铁柱缝隙里。贾坤抡圆了拳头,转身,朝我胸口用力闷。贾坤足有一百八十多斤,体格和泰森一样壮,拳头如小沙包一样大。我在被连续的巨大的外力击打,昏死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还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嘴里咸咸的,咳嗽得很厉害。我试图爬起来,胸口很痛,我怀疑是肺部毛细血管破裂。
我艰难地对贾坤说:“我有心脏病的。”
贾坤很有把握:“*的,还敢骗我!我都看过你的病例了!”
“我真的有病,你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的。”我后悔不该体检,这不成打死我的诱因了吗!
“你不是法轮功吗?怎么不忍了?”“长龙”最能煽风点火,关键时刻总少不了他。
“谁说我是法轮功?我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这事,还是把我当法轮功打,我被气得直哆嗦。
“不是法轮功怎么反社会,我怎么能相信你?”
“你问问警察,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说真话的,说自己不是的那就肯定不是,这还用证明吗?”我转头看贾坤,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话对。
我又加了一句:“不管是不是法轮功,你们都不应该打,难道法轮功不是国家公民吗!”
“秃鹰”在一旁有滋有味地看了许久,这当口又来上一句:“就你这个熊样,病病怏怏的,老实待着得了,反共产党,你还反窖了呢!”
他们几个人一起上,一人抓一只胳膊,一人拖一条腿,一个人去扒我的裤子。我几次甩掉前面的两个,一次次他们又抓住我,用力掰我手指。
我把两个人同时摔倒,他们在后面边踢边拖,直到把我拖到铺上。我的上衣被撕烂,裤裆开了线,我的力气用尽了。
“四指”用塑料瓶砸我的手指头。“长龙”用鞋油抹了我满脸黑。我痛苦地呻吟,他俩却热血膨胀。几个人把我脱光了一顿暴踩,都累得动弹不得,他们才肯罢手。
这是他们对法轮功无数次暴力的延续。这是一场一个政府对一个公民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政府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个人力量的渺小几乎可以不计。但是,在精神的世界里,政府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才是最强大的,个体的胜利是永恒的。
贾坤说,监控器照不到茅厕位置。我怀疑这是借口,那种黑色的可以旋转180度圆球,怎么可能在这个不大的空间产生观察死角?我在昏死的前一刻还在呼喊:“我的心脏不行了!”隔壁的警察看不到,还听不到吗?我每一次被厮打,管教都未出现;能够挪动他们屁股的,唯有金钱和美女。
人的死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消亡,一种是精神的消解,暴力消灭不了思想。我方感知法轮功在用个体的苦难唤醒民族的新生,他们以爱报恨、以德报怨是一种人类伟大的精神。
(待续)
(接前文)02
我喝的是洗发香波水
“长龙”:“你爸妈没有病吗?”
我疑惑:“没有啊。”
“没有怎么一分钱也不花!”
“你怎么知道的?”我逼问道。
“我啥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几乎成了“长龙”的口头禅,因为他大爷官居高位,是省财政厅的处长,他最愿意人前显贵。他犯的是杀人案,虽然迟迟不判,但是对他所说的,他大爷很快会把他救出去,我还是十分的不信。
“长龙”和“四指”关系铁,两个人像两只小狗,见面就是一通掐。在力气上,“四指”占有绝对优势。他号称阿城第一刀客,体格壮得像头牛,不过他唯一的缺点是缺个小手指。他本来是个小偷,据他说技术很高超。他也是因为杀人进来,一把砍刀捅进对方的肋骨里去,折断了一半在里面。最近“四指”也变得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不断被610找出去谈话,对我的仇恨与日俱增。
我夜里喝水,瓶子里的水漏了一褥子。我的那个水瓶子多次漏水,我怀疑是他俩干的,但是我也抓不到现行。市所允许用个人的水瓶,我来了以后一直缺水,嘴唇都开裂了,弄了个水瓶如获至宝,但这个瓶子又被人扎漏,我很气愤,多次说他俩,不要再扎了。
我用东西贿赂了一下伺候槽子的,他给我弄了个外壳厚实的洗发香波瓶,这回扎不透了,但是水的味道不对劲,喝了以后,嗓子烧哑了,我还不停地发呕,嘴里吐泡泡。我挺恨这两个小子的,我家送来的各种吃喝,我都主动给他们一些,但是他俩并没有感恩的意思。
在一个阶级等级非常分明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的话,给再多的东西也没用。这个道理在外面适用,在里面更实用。他们不断地偷,不到半天,我的所有吃用的东西被偷了大半,我还不能说什么。贾坤也不管,我告状的话他正好趁机会打我一顿。
我母亲送来的食物,被他们毫无客气地拿去吃了。这还不算,把我的一整包卫生纸不足五天使没了,象赶集一样。社会由两种人组成,思想者和“理性人”(编注:这里指只讲利不讲仁义与善恶的人)。民主人士和法轮功是第一种人,讲良心,都遵从传统和道义行事;其他的属于第二种人,他们随时根据环境做出利弊选择。每个人都有向善的本能,中国的制度设计是恶的,让“理性人”必须选择恶,所以我们谴责的,首先应该是政治制度。
决战死牢斗兽场
“610”每天都会来一次,把皮鞋放在号里擦,走的时候,把脚上的那双换下来。
贾坤跟他打着哈哈:“有段时间没拉人啊?”“拉人”指执行死刑。
“车都在外地呢,过几天就回来。你们都没事,反共产党的这回死定了。”说着笑着转向死刑犯。
“谁喝了你的奶?” 甄乾边说边把腿放到我身上,让我给他捶腿。我不干,他坐到我脖颈子上,往下蹲。我“嗯嗯”地倒气,憋得头晕目眩,腰也挺不起来。
“他支持法轮功!”教兽在一边喊叫鼓劲。
“我不知道,我谁也没看见。”我终于喘上来第一口气。
“教兽”喊着:“给他坐飞机!”
两个人反着手把我架起来,我弯着腰,使劲抬起头,贾坤坐在窗台上,晃着脚:“喝你点奶还有问题啊,你还会给中央写信啊!”
大家哄笑。
“四指”在后面用棍子捅我的屁股。我用脚把棍子踢飞了,他把我踩跪下,两只脚踩在我的小腿上掂。我忍不住骂他,他火冒三丈:“*****,你敢骂我!”
屋子里“揍他”的喊叫声四起,“成子”愤怒地抡了一只大号可乐瓶砸向我。
我的鼻子出血了,血滴到前面的铺板上,血让我也失去理智。
“刀呢,把他舌头割下来一段!”“长龙”在一旁加缸。
“四指”从前面转过来,指着我鼻子问:“你骂谁?”昨晚,“四指”谈了一宿自己的案子,最后的结论是,他具备所有从轻的情节,最多判个十五年,在这个几乎全是杀人犯号里,算是希望顶大的,他现在气正盛呢。
有人来拉他,他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让他这种人欺负了,我真**的气不过!”
“家法处置!”贾坤站起来,板着脸说。他拉着我的耳朵抡圈,象荡秋千一样的抛过来,抛过去。我拼尽全力,一边拉他的手,一边拉自己的耳根。我们一共转了几十圈,我稍不留神,就会耳朵拽脱。
我精疲力竭、气喘吁吁,眼前一阵阵发黑。这畜生还在嘲笑我。我的叫声已被整个楼的犯人熟知,其他犯人在说我时,就说“天天挨揍那小子”。
市所不时可以听到惨叫声,但是被打的人基本上是少数初次进来的。“老鸟们”路都趟熟了,他们之间亲密着呢。
“教兽”给“四指”出招,不用花钱就可以减刑的方法,很显然,现在有人把我打伤或者直接打死,共产党肯定会给个立功表现。
“四指”向劳动号借了一条铁环相扣的裤腰带,在后面狠命抽打我。我用手臂挡,皮带头打到我颧骨上,疼得我睁不开眼。贾坤累了,坐回原位休息。
我俯下身子,认真地系上两只脚的鞋带。大家都感到了气氛不对,但是都坐在墙边等着看好戏。我冲过去,一把抢过铁腰带来扔出了监室。他挥拳打到我嘴角,哪里流血我不知道。我从下往上挥拳掏向他的下巴,他连忙躲闪。我用手撩住他的一只脚,结果,“咕咚”一声,他厚重的身体倒在了铺板上。他迅速爬起来,转身怒吼着再向我冲来,我闪身一躲,搂住他的膀子顺势往墙上推去。“哐”的一声,他撞到了水泥墙上。我跟上一步,把他的胳膊一提,来了一个“苏秦背剑”。他整个人就从我的身上翻过去,实实惠惠砸在铺板上。“轰”的一声,整个房间晃了一下。
我的汗珠往下掉,我向四周看了看,他们也惊愕地看着我。贾坤有点急了,毕竟他是这的老大,谁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他把我俩先后叫过去训话,狠狠地把我俩都批评了一顿,当然对我的批评严重一些。我想快速结束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眼里晃动,鲜红的铺板在动,一会向上,一会向下。我点着头,嘴里诺诺地承认自己打仗不对。
琢磨不透的怪病
在死牢里,个把月不来一个新人。这段风波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大家也都熟悉了。对“四指”,我理解他,多年的郁积在心底的被人踩在脚下的愤恨,总要有一个口子把它宣泄和释放出来。对我来说,我应该忍让,我的使命是追求自由;然而却发生了如此事件,我不认为错在我这里。在我的观念里,忍让、宽容、自持,都不是永远的懦弱和毫无原则的退让。
突然有一天,“长龙”动不了了,两条腿象两根面条一样软,用手拄着铺边才能走路;下午,“四指”腿也不能动了,好象瘫痪了一样。我们都非常奇怪,怎么就他们两个瘫痪呢?别人都完好。把“四指”拖到茅坑上,一松手“咣当”一下坐到了地上。
这一幕像是在作搞笑的戏剧。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说不能动,就真的不能动了呢?他俩上茅厕要有别人搀着,到了地方一松手,直接就蹲下去了,腿一点都支不住。“长龙”瘦一点,还能搬得动,“四指”身材胖,两个人都费劲。
过了三天,贾坤坐不住了,他俩是帮教组的主力,也是监里年轻人中的骨干,他出去要求大夫来看。负责我们监房的大夫姓王,已经连续两个月没露面,他背个药箱来监里探诊,拿个小锤装模作样地从上到下一通敲,完了,也没说什么病就要走。
我借机向大夫说明我的病情。我没说心脏的事,我让他看了我身上的疖,已经到处都是,身上、手脚上,脸颊上都有。他向我要了家里的电话,问我:“你家能出多少钱啊?”“大夫,你先给我些药吧,我在病历上签字,我家人肯定会给钱的。”我头回向人乞求,鼓了好大的勇气。
“完了通知你。”油光瓦亮的头发一丝不苟地贴在圆圆的脑袋上,他说话温柔细腻,真让人如沐春风。我这一沐后就杳无音信。等我再问起的时候,贾坤对我的无知哭笑不得,他训斥我:“你家没掏钱,人能给你治病啊!”原来这里的规矩是不问病情先要钱啊!
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子先天性缺钾,他说这种病和他犯病时一模一样,是因为缺钾的缘故,只要补充钾就可以恢复。我们都半信半疑。母亲总来,给我送进来不少水果,其中橘子含有钾元素,我就把橘子都给了他俩吃。又过了几天,果真两个人都转眼就好了,跟好人一个样。看着他俩的这一变化,连我都瞠目结舌,我还跟他们两个开玩笑:“下次想吃橘子了,不用装成这样。”
他俩病了,我得到了少许的喘息。我想是老天看在他俩不再对我作恶,不再降罪于他们,这才让我们看到了神迹。共产党的残酷,超过了纳粹法西斯;政府对无辜人的折磨和罪恶,超过了人类的想象。我能够反驳它的唯有一句话:神总是站在正义者的一边。
(待续)
接上,03
出人意料的判决
这一神奇并没有延续多远,给“四指”下判决的日子到了。他自己很高兴,在里面待长了,真希望有个着落。不管是好是坏,总比悬着一颗心,等待煎熬好受一点。
这两个小子腿病好了以后,他俩又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停地折腾我。早上我的被子都会掀到地上,把别人挠下来的疖皮抖到我衣服里,把我的鞋塞到垃圾桶里,把我换下里的衣服当坐垫,他们应该归入无恶不作一类了。
不仅是他俩,所有人被发动起来,死盯死守看我一个人。不准我走到茅厕,不准我清患处,只要我一着地,他俩就报告贾坤。
贾坤把我找去:“不是告诉你了吗,长了疖不能洗吗,你怎么还洗呢!”“四指”还在一边“求情”:“贾哥,看在我面子上,给他十个锛子。”
“锛子”是一种脑瓜嘣弹法,利用手指弯曲后的弹射,力量很大,打一个就让人眼前“星光灿烂”。贾坤的淫笑声还在萦绕。他又把小短棍拿来:“贾哥,刚才打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嘴里在嘟囔,肯定是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再打十下卵子。”
贾坤御用的棍子较短,过去只是电视机调台用,现在专门用来捅我。拿棍子打我的下身,边打边说:“要这东西有啥用啊,我帮你弄掉吧!”我的下身遭老罪了,棍子打断了好几根。
棍子一折,贾坤骂我:“你看看,是不是你干的,把我棍子弄折了,拿什么赔吧?”拿连在一起的两截棍子劈头盖脸打过来。折断的一节弹到我眼睛上,眼角出了血,肿了一个多星期才好。多亏有眼眶的保护,不然我就瞎了。
下判决书那天,宣判的人贼啦的多,两层楼的劳动号也忙得不亦乐乎。按照规矩,如果在前面喊人名,就是不到死刑的罪,在窗台上签个字就可以了;如果在后面喊人名,那就一定死刑了,要到管教室戴镣子。
法院的人一进监道,“四指”就急得上蹿下跳。全屋的人都跟他开玩笑,有人到后面装警察喊他,当警察真的在后面喊的时候,他根本没反应过来。
他出去时,自己磕了一个趔趄,直到吃完晚饭,他才回来。他整个人神情呆滞,脚上是四十八斤的重镣,戴镣前连衣服都没脱。
一审死刑,这是大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他坐到我身边,垂着头一句话没有,我劝他不要太在意,他一点听不进去,整个人都陷入了迷茫中。
现在唯一逃脱不死的办法,就是和被告谈判赔偿金额。中国的法律是橡皮筋,可松可紧,根据一个人的金钱来决定判决结果。
2008年9月28日
我的新被褥和日用品终于到货了,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洗漱。劳动号把扔在地上的一套草绿色被褥捅进监栏。我看被子是透光的薄薄的一层,被边留有一拃长的口子,里面露出黑心棉花。看到了被子,我就看到了希望。从今天起,我算在市所安顿下来。
“610”很敬业,每天都来“看”我。上午不来,就是下午来,下午不来,肯定晚上来。他高声亮嗓、牛气冲天,这点比偷偷摸摸的国保大队尿性。他除了嗓门突出,肚子也突出,属于人没到肚子先到了的那种胖子。
节日前的搜监行动
“610”和贾坤谈高兴了,把着监栏说:“中国哪有人权啊!中国人这么多,死多少也看不出来,妈的,当计划生育了!”大家听得咂舌,正好这时,一队武警战士进来搜监,我们被喝令趴在铺板上。
一到节假日之前,羁押机关都会搜监,拿着“镐把”的武警把住走廊一侧,班长把住另外一侧,目的是不让违禁品转移。“610”没走,“610”和普通警察不同,他们从来不穿警服。跟班长聊了几句,因为他穿着便装,亮出了自己“610”的身份。
我也想不通610为何盯上了我。我是无信仰的一个人。我理想中的自我,是一个说真话、办真事、大善大忍的人,怎么说着说着又好象跑到法轮功上去了。
610作为一个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盖世太保式的特务机构,对我这类人也施以毒手,这是因为我和法轮功学员象?还是因为法轮功和历史运动受害者象?还是因为共产党要把所有人都推为受害者?
我们一个接一个抱着头出去,面对墙壁蹲在地上,一排当兵的叉腿站在我们旁边。我想知道“镐把”什么样,而我始终低着头,一直没机会抬头去看。我们逐个站起,被后面的战士搜身,我只听到军人在喊:“报数!”“蹲下!”“靠墙!”“不准出声!”
实际上,他们什么违禁品都找不到。在武警进来之前,管教来过,通知槽子把该收拾的东西放好;在管教进来之前,劳动号来过,把已经包好的东西带走了。我们这层楼有两个管教,一个胖一个瘦,瘦的是我们301的包间管教,姓张。所谓“包间”,并不象学校班主任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只是利用一切名义增加收入。
我们被驱赶着回来。中午饭已经送来,大家在看自己的物品,监里被扬得七仰八翻,“我的烟没了!”“活该,谁让你不给我了!”贾坤说的最可信:“让当兵的揣兜了。”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全过程。
我还惊魂未定,那边“大傻”嚷起来:“*的,要这么整人,就干一仗看看!”
气氛顿时到达沸点,一场战争将要爆发。“大傻”发脾气是为了没分到咸菜。这里吃咸菜和外面“不一样”,因为煮得稀烂的菜汤里一点咸盐都不加。大家争抢的东西不过是一小把腌得臭烘烘的萝卜条或者大头菜根,要是在外面谁都不会吃的。
我们在里面吃不到好东西。主食是黑粒的米饭或酸味的馒头,供应数量本来足够,但是由于分配非常不均,多的吃不了,少的吃不饱。
这段时间,“大傻”精神异常颓废,整天心事重重,对打我不再有兴趣。他的问题谁都没说,我后来得知,二审中被告要他赔两万,对方不追究就可免于死刑,区区两万元他也没有。
贾坤和大家都过去劝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打我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政治性的,要舍小家保大家。“大傻”虽然鲁莽,但也知道情理。最后他也承认咸菜取消得对;犯人们以后见了我,就像斗牛见到红布。
天使在左,魔鬼在右
下午全监室剃头,我的头发变得象枯草一样。快要长虱子了。我希望自己剃光了,而且每次斗我,都被抓着拽。
我背着手蹲在地上,把头伸给劳动号,他象割草般一扫而光。我斜眼盯着管教,椅子几乎容不下他的肥屁股。他今天的心情不错,在大谈足浴、麻将还有啤酒。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管教谈,我必须抓住这一次机会。
我向坐班申请看病,我身上的疖越来越严重,胳膊上的疖已经化脓了,肿起来很高,腿上也烂得露骨头。开始时是红色的小包,一挠就破,结成黑嘎巴;接下来钻心的痒,一抠就凹下去一块;再出来就是一片。
贾坤的回答是可以看病,但先把钱存进大夫的账户。监房是适合长疖的环境,很多人都长疖。我实在没办法,向驻检求救。
只有两种和家人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管教给家里打电话,受到胁迫的犯人把要的东西写在扑克牌上。他们不得不写,管教和槽子里外配合,以亲情敲诈犯人家属。
我向驻检说了我的病情,希望他帮助我,他是检察院驻看守所的官员。母亲凡事都按照公义办理,没有直接给个人金钱,而是把钱存到了公共账户上,没有落到大夫的腰包里,这笔钱就不能用来治病。存在自己名下的钱,个人是无权领用的,只能吃盒饭,其金额每天都在自动扣除。
排在我前面的犯人都到管教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谢谢刁管教。”然后倒退着离开。倒退是为了屁股不对着“人”。我走过去,刚刚说了一句话,还没等我说出要存钱转账的意思,他就暴跳如雷,两只眼睛像两把利剑刺向我:“你*了**的,给你把小刀,切下来得了!”
我呆立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他皱着眉头,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我。贾坤过来拽着我领子提走,他愤怒地向贾坤命令:“往死里揍!”
过来两个人架着我,贾坤往我的要害处踢,命根子、大腿麻筋、腰眼部位,对准了、荡几下再踢,我疼得大叫。
“妈的,不是告诉你不让跟管教说吗?你弱智啊!”
“那我跟谁说行啊!”
“****,跟谁说都不行,管教都放假了。”
“那我就等死啊!”
“****,比法轮功还犟,人家是愚昧,但还不象你这*养的危害国家!”
我的手反在后面被吊起来,犯人们溜铺每走一圈,就过来打我一次。“大傻”用头撞击我,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差点窒息。他们轮流向我脸上吐口水。倒立的姿势控得我流出鼻血,手也肿得厉害。
301人体试验的木头
一个女人喊我名字,有人大声答:“在301!”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来到面前,她把托盘放到对面的窗台上,拿针管吸药水。我惊恐地问:“我家里存钱了吗?”“你家的钱?”她脸上的表情比我还疑惑。
“我身上长了疖,很严重……”我赶紧说我的病。
“找大夫说,我不管!”她冷冰冰的。
“大夫,我病得非常严重!”我苦着脸哀求她。
“我不是大夫,我是护士。”她的眉头皱到了一起。
“他,精神病,见谁都这么说!”“教兽”在一边帮腔。
“我不打针!”我向后倒退着,贾坤和几个身边的人按住我。
“不打是吧,不打我走了。”说完,女护士撅着嘴往外走。
“再反抗,大家一块揍你!”贾坤凑上来,用生冷的口气恐吓我。“翟姐,麻烦你回来。”他朝监外喊。
“我不打针!”我在重复这句话,声调不自觉地哆嗦起来。
女护士昂首挺胸地走回来,脸上的一条横肉还在晃动,针管象掷飞镖般扎到我臂上,“放松!”她烦躁不安地对我喝着。
我看着贾坤,从他少有的慌张中,我猜测他可能知晓针管里是什么药物。
我把脸转向录像头,那个黑洞洞的家伙,洞的家伙,象一只枪口正对着我。看守所的。看守所的监控录像是共产党系统地虐待和对中国人民犯罪的最直接的证据。它的任何一家看守所里的录像公开,都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彻底雪崩。
“这是什么药?”我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血液在耳朵里打转,“隆隆”的轰鸣声。女护士绷着脸,象没听见似的走了。
“秃鹰”下令:“把着他,不让他动,还装文化人呢!”过来几个把我按住,让我跪在监栏下,我脑子里很痛,仿佛有一只小锤子在敲它。
我在喊叫,喊声招来了胖管教,他指着地上的我警告:“你别想在这传播你的那些东西!”
我全身的肌肉开始抽搐,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晃动,汗水从各处毛孔沁出,湿透了所有衣服。
管教问我说什么呢,我瘫软在地,一动不动。他们用脚踩着我的头。嘴里的血水吐不出来,呛进了嗓子里:“我、我要说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我的脑袋沉极了,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我坐在一轮惨淡的明月挂的高墙上,瑟瑟的寒风落下孤树的残叶,窗外凄厉寥落的深夜,一只狼在嚎叫,眼里流出泪水……
生物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的轮回,一棵树死了,轮回为人,坏人解体了,轮回为树……“啊——”一盆冷水把我从幻境中激醒,迷蒙中在后面的小窗口露出半张扭曲变形的脸,我下意识地看过去,那半张脸一闪而过。我的眼睛继续在找,不知道想找到什么……
(待续)
(编后语:以上为王先生所记录的自己被看守所关押期间的部分经历,遗憾没有完成。这篇文章是一位好心人偶然看到多年后,终于发给了明慧编辑部。据说王先生的父母几年前过世了,他现在一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很差,有时做临工糊口。王先生的遭遇,反映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遭遇。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黑暗、残暴、变态,也折射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这场,长达二十五年仍在持续的迫害。)
https://m.minghui.org/mmh/articles/2024/8/7/480559.html
更新 04
https://m.minghui.org/mmh/articles/2024/8/10/480563.html
更新 05
https://m.minghui.org/mmh/articles/2024/8/11/480564.html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八月七日】
这是一位有良知的大陆公民王先生的遭遇,多年前因为在网上贴出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判刑,受尽非人的折磨,出来后仍然被歧视、被监控。
【作者声明:】这是完全根据亲身经历记录的非文学作品。我的写作是独立的,我现在没有网络、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接触的人,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株连。因为本文纯粹属历史记录,无所谓作品版权,故任何转载都无需征得作者同意。但应该注意的是:所转载内容必须完整统一,与本文相同,不可随意篡改、断章取义或有意误导。(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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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6日
号里太冷了,实在受不了,大家都把身子蜷起来,缩在仅有的衣服里。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已经变得麻木,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其它问题也顾不上了。
这段时间,严管组对我的“照顾”依旧。我极少睡觉,每天都被无数次踢醒。我已经晕过去了几次,脑袋摔到了地板上,很疼,也很舒服。几天前,我还在发高烧,浑身发热,我要了一瓶子水,喝下去,挺了过来。
荣升到市所
还没到吃早饭的时间,那位可爱的办案警察又来提我。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老警官,外形似地缸(东北农村腌酱的陶器)。按照规定,押解犯人至少要两个警察以上。按照潜规则,犯人家属在这个关口上都要打点一下,那样犯人和家属就可以单独相处,甚至可以在酒店聚餐一顿。
我是个例外的特殊情况,他们这么早行动,就是为了避开我母亲(一名法轮功学员)。但是母亲随后还是找到了我,应该说没有母亲的坚持,可能就已经没有了我的生命。
这么长时间了,终于再次见到了阳光,隔着车窗玻璃,眼睛被刺得睁不开,那种感觉就像刚刚来到人间。
“怎么这么瘦了!”警察见到我的第一眼,吃惊地叫出声来。见到他,我感到很亲切,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唯有他始终在“陪伴”我。
路上,老警官问:“法轮功啊?”办案警察答:“信神的,送精神病院。”一路上,我就不停地瞅外面,我对这条道比较熟悉,肯定不是朝精神病院方向。
车子一直开到市郊的市看守所的大门口。高墙外,满坑满谷的,都是人。奥运会把商家搞得一片萧条,就这里生意兴旺。
在门厅里办手续很繁琐,管事的警察牛X得不得了,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没看到一个人穿警服。终于办理完毕,蹲的时间长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走廊里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在喊我,我答应着。“怎么不早点送来,让我等,他就是某某某吗?”检察院负责送函的女人进来,拿着一页《委托辩护人通知书》,问我是否请律师。
我想了一下,说:“我要请律师。”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共产党的公正审判的。以前我也打过官司,是向人讨债,当时的法官和律师都非常贪婪,根本无视我们平头百姓的利益,何况我的案子涉及共产党,全部事宜都由它一手决定,我请再大的律师也没用,岂是在白送钱呢。
我留下家人的名字和电话。她气哼哼地责怪我,在座的几位警官都上来关心她。我把纸递给她,还想说几句话,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扭扭搭搭走了。警察们一直不让我找律师,她只要能够通知到我家人,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位置,我的生命就安全了。
体检不合格
经过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高墙内,在空空的大楼里,我们上到了二楼,在角落里找到医务所,里面除了几个人在打情骂俏,什么医疗仪器都没有。那个女人在通电话,内容是给人摆平事。好象事情不太好办,钱还没到位,她撅着嘴。
等了许久,一位老大夫回来,他给我检查心音,边测边问:“自己感觉怎么样?”“可以吧?”我满不在乎。“我们不能收他,已经这样了,死在这里怎么办!”我第一次听说我得病的消息。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只要意志坚强,疾病是不会战胜我的。
“他有啥毛病啊,身体好着呢!”送我来的警察应付着。
“不行啊,心脏不行了,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了。”
“他不一样,你们不收,我们没法处理。”警察无可奈何地解释。
一般情况下,国保的权力都大于其它部门的警察。不过,这次是求着他们办事,关系颠倒了。
老大夫看了一眼罪名标识牌,又端详了一下我,摇摇头:“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没有证明,我不敢收!”
下楼的时候,两个警察都忿忿不平,莫名地发脾气:“*妈的,让他在里面呆两个月试试,他会是什么脸色!”“就他这*样的还得病,咋不嘎嘣一下死了呢!”
老警察对我怀恨在心。我满脑子疑问:“怎么得的心脏病?”他们的牢骚没灌进耳朵里。
上了面包车,车子向市区方向驶去,“我们是去哪啊?”我心里嘀咕:不会把我再送回去吧……
“某某某把嘴闭上,不然给你上大镣!”老警官一路上都黑着脸,骂骂咧咧的。
办案警察一脸的坏笑,他比老警察还急呢:“我刚从阿城(附属的一个县级市)赶回来,我们正在那蹲点呢,就是为了他,不送不行了,怕死在区所。”殊不知,区看守所和区公安局本是一家,办案警察还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妈了个*的,中午跟人约好了打麻将,现在回不去了。”我想打麻将是假,没得到实惠是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医院做“特诊”
车子一路疾驶,冲向公安医院。
我戴着手铐,跟在他们后面。楼上楼下一通找,心脏明显受不了了。办案警察怕我检查过不去,让我蹲到走廊的墙角。大概公安医院也对外,看病的人熙熙攘攘的很多。办案警察遇到老同事很兴奋,海阔天空地聊,从一个人聊到另一个。
前后进来几个大夫,最后说必须搞“特检”才行。他们在我那张表上盖戳,每次都把我叫过去在戳的下面按手指印。我的手指是不可以用了,连管教都说不行。我离开区所办手续时,要我的手指按机器上的识别器,自动删掉我的记录,但是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行,管教说我的手指(指纹)模糊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又被带到后楼的二层。在心电室,两名女护士给我做心电。我躺到床上,露出上身和脚脖子。她很快速地粘了几根线上去。
我身上疖子和被打的痕迹很多,皮肤基本上不是人色。女护士嗲嗲地说:“心颤、早搏、心律不齐,够全的了。”警察在她耳边讲着笑话,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咋的,还不起来,想在这吃中午饭啊,你有钱吗!”办案警察打断了我的沉思,手里的特诊收据在我眼前挥了一下,我明白在我存款里又少了200元。
办案警察让老警官带着我先走,护士小姐在那边认真地鼓捣那几张纸。当我在面包车里快被蒸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回来,“搞定了”,快速发动了车子。果真,当那张纸放到所长面前时,我被马上放行。
市所301监值班的警官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问我:“你怎么什么都没带来,你怎么生活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从区所出来什么都不许带。我恳求办案警察给我留点钱,他给管教200元,说是买套被褥和必要的牙具。办案警察背着我向他交代事项。我也很发愁,只有可能判死刑的才到这里,我需要做长期的准备。
办案警察走了,从此我的命运交到了这帮管教和警察的手里。
路过天堂口
值班的警官高大威猛,那件特大号的警服也没能盖住他的肚子。他“吭吭”着鼻子:“没有我,你在这里怎么活?我的心眼好,我一看就知道里面有事,愣给你扣下了这点钱,你懂不懂?”“我懂,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孝敬您了。”我被他的阴阳怪气弄得无所适从——现在我一无所有,连身上的衣服都禁不起秋风的侵扰。
“你不许跟他们说话,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继续拿话敲打我,并且了解了我家里的情况。我想:他怎么还不把我送进去?警察们聊以为生的,只是身上那件衣服;脱了衣服,他们禽兽不如。还没进到号子,我心里已经有了很重的阴影。
我的脚迈进监房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一整天没吃没喝,有些虚脱。
进来后,被喝令蹲下,脱光了衣服,接受严格细致地检查。最后,他把头甩了一下,说:“过去,跟坐班汇报。”
“什么事进来的?”坐班把脸侧过来,他正在睡午觉,伺候人跑过去,扶着他半坐起来。
“煽动颠覆罪”
“*的,还有这种罪!”我心里有点自豪——我是这里唯一的政治犯。
借这个机会,我的眼睛在监室内巡视了一圈。昏暗的房间中央是一条很窄的过道,两侧是东北式的通铺,墙上贴着“严打”的布告。五六个拖着脚镣子走来走去的人,各种颜色的衣服和被子。有人披着衣服,有人光着膀子。“哗楞哗楞”的脚镣声回荡在整个楼道里,乱七八糟的,像是从几十年前跨时空而来,充满了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
“鸭子圈。”最早的一个同事住在附近,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名字。
“这是三大刑的地方,进来的别想出去。三大刑知道吗:死刑、死缓、无期!”
“我不可能有那么重啊。”
“*的,没那么重,来这里干嘛!”
“不是我要来的,是他们拉我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是。”
“给他洗个澡!”
他们真的没客气,一起上来十几个犯人。两个人一组轮流向我泼水。一盆接一盆的凉水从头淌至脚。这里的水和家里的水不同,好象全是井水,凉得透骨、冰得刺骨。他们用这种凉水洗脸之前,都要在水盆里搅动一会,等凉气散一下再用。
我在痛苦中挣扎、颤栗。一直到我脸色发青、四肢动弹不了,他们才罢手。
一个管教拿着相机过来。伺候槽子的两位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快速地把我按坐到炕铺的前头,让我自己在小板子上写名字,双手举起,在我背后展开一张布,上面印有标尺,照我报的身高数值。他俩上下调整了一下位置,尼康相机的镜头伸过栏杆闪了一下。我的照片挂到管教走的监道一侧,下面标上所犯的“罪行”。
“文字狱”里的锦衣卫
301囚室外过来一帮警察,他们横冲直撞,个个凶神恶煞一般,黑压压的像一群黑社会,为首的领导被前呼后拥着。号里一阵忙乱,大家赶紧各就各位。站在中间的那人很凶,肯定是一把手,我也弄不清楚是所长还是支队长。其中一个随从指着我:“就是这小子!”他瞄了我一眼,咧开、油乎乎地嘴里挤出一句:“是他*的跟人不一样啊!”
其他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看守所很少有上级巡视,有也是一帮男男女女趾高气昂地在监道里走一圈,都不会往号里看一眼。他们这趟是专为我而来。坐班被找出去开会,布置对我“管理”的任务。
不长时间,坐班就回来了,他说我身上有虱子。我说不可能吧,我从来没长过虱子。“他*的还敢跟坐班犟!”他拿着喷雾器向我身上喷。我一躲闪,他的拳头就劈来,我浑身湿漉漉的,难闻的敌敌畏呛得我睁不开眼睛。坐班狂笑着,好象中了大奖。那个喷雾器是向负责喷药的老头借的,那人每天对监道喷一次“来苏水”。他背着喷雾器经过的时候,满屋的犯人都捂鼻子。
这个号子的坐班叫贾坤,过去是个警察。贾坤吸毒,同案都是警察。后来我见过几个,也都吸毒。我呆过的三个号子,贩毒犯和吸毒犯都不少。坐班都吸毒。在劳动班,坐班带领七八个人蹲在一起吸食毒品,吸完了两眼发光地聊天,整整聊了一宿。我白天还有很多活要干,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不过那次我算是开了回眼界。
吸毒是高收入人群或者上流社会的活动,象警察和小偷都属于其中。黄赌毒的市场运作需要政府和军警的协调,所以在犯人中,他们的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号里第二号人物庆哥也是毒贩。庆哥在江湖里混了多年,长得非常像《少林寺》里的秃鹰。他是贾坤的军师,有文化、有思想、心狠手辣。
在贾坤的一手安排下,犯人们组成了以“秃鹰”为主的帮教组,对我实行肉体折磨。全体人员都被发动起来,我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监室的“面貌”。帮教组的邪恶来自共产党播在其体内的毒种,凡是正义的东西在它周围出现,它就感到自身受到威胁。
当晚,我的被褥和洗漱用品没有送来。我以为需要等到明天,可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月。这中间,我没有洗过脸,也没有睡过一宿觉。管铺的扔给我一片破棉絮,上面满是污物和血迹,这就算是我的被子。301房间处于前楼的拐角处平时就阴冷潮湿,那几天他们特意开着窗子,因为他们都有棉被,完全可以抵御这个季节的风,只有我一个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
躺在冰冷的铺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跳得非常厉害,“噗嗵噗嗵”的。断断续续的昏迷。漫漫无尽的黑夜在一点一点地吸走了我的热量,我不敢睡着,怕自己被冻死。有一段时间我的神智模糊,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个时刻,我才知道,我是怕死的。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要亮了,我眷恋的生命还在,它没有被死神带走。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挺住,不能死在监房里。以后的每一晚上,我都面对着可怕的和寒冷彻骨的长夜。
2008年9月17日
太阳起了老高,号里才有了光亮。
“小子,把裤子脱了,让我干一下,政府同意让我舒服一下。”一张狰狞的脸靠过来,我向后退缩,嘴里磕磕巴巴地应付着:“我跟你商量点事,我们先说说话。”
他开始扒我衣服。我非常紧张,几乎大叫起来。大家都往我这边靠,十几双眼睛一起盯着我。这个叫“大傻”的死刑犯突然哈哈地大笑,用手铐砸我的头,问我疼不疼。我摇头苦笑。他继续发疯,用鞋抽我的脸,我的眼睛肿了起来。
贾坤让几个罪小的犯人打我,他们犹犹豫豫没动。几个死刑犯被单独找出去训话,回来后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我,大概是说我为了出名作秀,目地不纯啊;为了发泄私愤,于国不忠啊之类的。
“*的,我一看到他这种人就来气!”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怪胎!”大家不温不火地发着感慨,此时的“大傻”露出少有的笑容,好象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
帮教组成员要夜里给我上“小班”,白天给我上“大课”,所以他们白天可以跟着值夜班的人一起睡觉。过去有三个铺位不叠被,现在特意为帮教组增加了一个。
这些犯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把迫害我的事当成看演出。
最后的胜利者
我向茅坑方向挪动,趁人不备出溜到地上。我大便已经憋了两天,肚子里实在受不了,快要拉到裤子里了。
“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一个!”秃鹰向他们嚷着。一个伺候槽子的薅着我脖子把我拖回去:“等到我干完活,你再下地,知道吗!这是规矩,你以为在家呢!”
“那你什么时候干完活啊?”
“我忙完了通知你。”
“大哥,都两天了,你还没忙完啊!”我都要哭出来了。
“你一点都没改造好。”他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
我一周才有大便一次的机会,但是他们不让我上,也不让我接水喝。我一动他们就打我,这么多眼睛看着,根本不能有一点自由。我在痛苦地挣扎,旁边的犯人厌恶地骂着:“这么臭啊,他拉出来了!”贾坤:“赶紧让他上。”
我抱着肚子到茅坑。两只大桶在里面,桶里是为槽子洗澡准备的滚烫的开水。我没有地方啊,只好侧着身子挤进去,基本上抱着水桶。“妈的,拉到外边了!”这家伙在找茬,贾坤磕巴也没打地说:“让他吃了!”几个人上来把我往便器里按,“给共产党磕头、磕头!”
头一点点靠近,终于看清了上面的屎,我只得用手拉到里面。那几个人哈哈大笑:“你不知道脏啊,他是个疯子,哈哈哈……”我的头“梆”的磕到地上。
打我的人姓张,年龄26岁,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叫他“教兽”,不是因为他学问高,他只有初中文化。在我面前,他以其卓越的“自然知识”藐视我。他在戏弄我:“你说什么?”拿个小盆舀了热水,往我身上泼。我的手和后背都被烫秃噜皮了。
他们是胜利者,他们的人性已经死去了,胜利者通常最先死去。
狱里的法西斯暴行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全身突突,腰也直不起来。我说我的心脏不好,做了特检才进来的。他们谁都不信,“心脏不好,管教能让我们打你吗!”
“把他裤子脱了!”监里最暴躁的死刑犯“大成”一跃而起,上来几个小子从下面把我裤子往下拽,上面有几个人按着。“大成”挥起棍子抡圆抽我的屁股,1、2……30、31,我在心里数着,咽了一口血,咸乎乎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号里的五六根棍子都被打废了,放开我的时候,屁股已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再也无法坐着。
后来他们就自己动手做棍子。先用报纸搓一个实心的芯,一层一层地用力卷,外面再卷一层刷了糨糊的布,等干透了再卷报纸,最外边用胶布粘好,在两端套上帽,最后做好的棒子和木质一样的强度。
这样的棍子也很快打折了,我身上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血檩子,整个身上都是红紫色的,而且让我品尝了许多种徒手的方式。综合比较来看,徒手比使用器械要干净利索。号里准备有缝东西的针线,针是缝麻袋用的大针。他们就用那个针扎我的后背、膀子和手指。我疼得昏了过去。
打我的犯人叫高殿成,身体素质非常好,戴着手铐脚镣还可以翻跟头,大家都叫他“大成”。“大成”是古铁市场蹬三轮拉脚的。号里做桃核工艺品,他负责管理锥子一类的工具。他的额头有两个对称的突起,脑袋的形状像个六棱锥。
每次,他都拖着沉重的铁镣,冲到我跟前,明晃晃地用锥子捅我眼睛,只要有一次我躲闪不及,眼球就会被扎爆,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多亏他戴着镣子动作受阻,我又幸运地快速躲闪开了,只是太阳穴旁边被捅过几次。
几天以后,我身上被扎的小孔,不下几千个,我的脸上也被划了多个口子,全身上下血痕累累,有的地方肿起来,严重的伤口已经感染。警察用手枪对准我脑袋的那一瞬间,我都没这么恐惧。我常常想,如果当时那只黑洞洞的枪口里真的射出子弹,我也不用遭这么大的罪。人生在世,白驹过隙,不知何事萦怀抱。
棍刑、锥扎都让痛苦延续太长,所有器械的方式远远不如徒手。我被按趴在铺板上,一个人坐到我背上,反着提起我的胳膊,做划桨的动作,我在下边痛苦地蠕动,身体就不自觉地向前一点点挪。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人,把他的拳头放在我的膝窝里,另一只手使劲压我的脚腕。我在下面极度痛苦,几乎喊不出来声。
我开始逐次体验“划船”、“推牌九”、“吊炉饼”等各种刑罚。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骨头“咔嚓咔嚓的响声”。我的后背被一条腿顶住,没法动,疼痛让我陷入昏迷。他们也被累得满头是汗,不停地换人。我的膝盖是酸软的,想站都站不住。他们揪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往我下身踢,一会就渗出了血。我知道我会在这部巨型机器里被漫不经心地绞死,我开始服软,求他们放过我,他们看着我,痴痴地笑。
他们放开了我,我的腿还在抖。我的脑子里却在想,满清十大酷刑可能不是真的有,那些复杂的器械是不必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人的两只手。中国的监狱一直以来就是共产党暴力最猖獗的地方,用塑料管打人,用打火机烤熟指甲,一会就“啪”的一声裂开、向上翻起。共产党祸害人的创意总是出类拔萃。
中国的教育不是为了健全公民的人格,接受它的教育就是吸食共产主义精神鸦片,会无中生有地产生出仇恨来。所以中国没有教育,只有“教导”,教导人民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才能构成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多元社会。
这里的夜晚不平静
临近傍晚,“610”过来一趟,在窗口外斜眼瞅了一眼,走开了,他象个时远时近的幽灵。
帮教组的人一到晚上格外兴奋,当别人进入了梦乡,我还被迫光着脚,蹲在铺板边缘的角铁上。我困得不行,歪歪扭扭地站不稳了。
贾坤让金刚拿来一个豆奶的瓶子给我喝。我确实渴极了,但是,从他们怪异的表情判断,这是一个愚弄人的陷阱。
我坚持不喝,两个夜班上来堵住我的嘴,勒住我的咽喉,强行让我下跪。他们的两双手把着我,拳头不断落到我头上,我就用胳膊抵挡着。当他们已经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不自觉地挡。我开始感到绝望。
熬到了后半夜,贾坤已经睡完一觉醒来,再次把我叫过去。我的腿一瘸一拐的,我说,要不我们都退了一步,我可以按你们的意思吃辣根,用吃辣根代替喝“豆奶”。他也痛快地答应了,另外再加一碗辣椒水,就着热水喝。
我一狠心,就这么地吧,豁出去,反正自己都这样了。在小铺出售的商品名单里没有辣根,这是610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是逃不出这一关的。
刚咬牙喝下,“金刚”就把整管的辣根灌到我鼻孔里。我张着嘴里大口呼气,他又灌了我一嘴。我被辣得鼻涕眼泪迸流,整个人往上蹦。他们呵斥我,不许跳!楼下睡觉呢!
“金刚”人高体壮,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超过二百斤,压在我身上。几乎是没气了,我还在捯气,两个夜班,“四指”和“长龙”又过来,把我推到茅厕,叫我“捣管”。他们把“自慰”称为“捣管”。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抱着头,一声不吭,因为已经没力气了。这两个小子,用粘着大酱的小木棍往我屁股里捅,把鼻涕往我身上甩。我躲闪着,但力气已光,挣扎不过他们,就这样,他们一宿不断地折腾我。
2008年9月18日
昨晚,我一闭上眼睛,“四指”和“长龙”就用锥子扎我脚心。
当我是法轮功
早上,他们两个向贾坤汇报成果,贾坤问我:“他们用什么扎你?”
我答:“用的是锥子。”
贾坤:“我们监里哪有锥子!”
我答:“那就是锥子类的锐器。”
贾坤咬着牙:“我让你胡说!”接着过来提起我,象提着一只小鸡般扔到后门。我的身体虚弱得很,无力反抗。
他们把我手插到后门的铁柱缝隙里。贾坤抡圆了拳头,转身,朝我胸口用力闷。贾坤足有一百八十多斤,体格和泰森一样壮,拳头如小沙包一样大。我在被连续的巨大的外力击打,昏死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还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嘴里咸咸的,咳嗽得很厉害。我试图爬起来,胸口很痛,我怀疑是肺部毛细血管破裂。
我艰难地对贾坤说:“我有心脏病的。”
贾坤很有把握:“*的,还敢骗我!我都看过你的病例了!”
“我真的有病,你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的。”我后悔不该体检,这不成打死我的诱因了吗!
“你不是法轮功吗?怎么不忍了?”“长龙”最能煽风点火,关键时刻总少不了他。
“谁说我是法轮功?我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这事,还是把我当法轮功打,我被气得直哆嗦。
“不是法轮功怎么反社会,我怎么能相信你?”
“你问问警察,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说真话的,说自己不是的那就肯定不是,这还用证明吗?”我转头看贾坤,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话对。
我又加了一句:“不管是不是法轮功,你们都不应该打,难道法轮功不是国家公民吗!”
“秃鹰”在一旁有滋有味地看了许久,这当口又来上一句:“就你这个熊样,病病怏怏的,老实待着得了,反共产党,你还反窖了呢!”
他们几个人一起上,一人抓一只胳膊,一人拖一条腿,一个人去扒我的裤子。我几次甩掉前面的两个,一次次他们又抓住我,用力掰我手指。
我把两个人同时摔倒,他们在后面边踢边拖,直到把我拖到铺上。我的上衣被撕烂,裤裆开了线,我的力气用尽了。
“四指”用塑料瓶砸我的手指头。“长龙”用鞋油抹了我满脸黑。我痛苦地呻吟,他俩却热血膨胀。几个人把我脱光了一顿暴踩,都累得动弹不得,他们才肯罢手。
这是他们对法轮功无数次暴力的延续。这是一场一个政府对一个公民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政府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个人力量的渺小几乎可以不计。但是,在精神的世界里,政府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才是最强大的,个体的胜利是永恒的。
贾坤说,监控器照不到茅厕位置。我怀疑这是借口,那种黑色的可以旋转180度圆球,怎么可能在这个不大的空间产生观察死角?我在昏死的前一刻还在呼喊:“我的心脏不行了!”隔壁的警察看不到,还听不到吗?我每一次被厮打,管教都未出现;能够挪动他们屁股的,唯有金钱和美女。
人的死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消亡,一种是精神的消解,暴力消灭不了思想。我方感知法轮功在用个体的苦难唤醒民族的新生,他们以爱报恨、以德报怨是一种人类伟大的精神。
(待续)
(接前文)02
我喝的是洗发香波水
“长龙”:“你爸妈没有病吗?”
我疑惑:“没有啊。”
“没有怎么一分钱也不花!”
“你怎么知道的?”我逼问道。
“我啥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几乎成了“长龙”的口头禅,因为他大爷官居高位,是省财政厅的处长,他最愿意人前显贵。他犯的是杀人案,虽然迟迟不判,但是对他所说的,他大爷很快会把他救出去,我还是十分的不信。
“长龙”和“四指”关系铁,两个人像两只小狗,见面就是一通掐。在力气上,“四指”占有绝对优势。他号称阿城第一刀客,体格壮得像头牛,不过他唯一的缺点是缺个小手指。他本来是个小偷,据他说技术很高超。他也是因为杀人进来,一把砍刀捅进对方的肋骨里去,折断了一半在里面。最近“四指”也变得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不断被610找出去谈话,对我的仇恨与日俱增。
我夜里喝水,瓶子里的水漏了一褥子。我的那个水瓶子多次漏水,我怀疑是他俩干的,但是我也抓不到现行。市所允许用个人的水瓶,我来了以后一直缺水,嘴唇都开裂了,弄了个水瓶如获至宝,但这个瓶子又被人扎漏,我很气愤,多次说他俩,不要再扎了。
我用东西贿赂了一下伺候槽子的,他给我弄了个外壳厚实的洗发香波瓶,这回扎不透了,但是水的味道不对劲,喝了以后,嗓子烧哑了,我还不停地发呕,嘴里吐泡泡。我挺恨这两个小子的,我家送来的各种吃喝,我都主动给他们一些,但是他俩并没有感恩的意思。
在一个阶级等级非常分明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的话,给再多的东西也没用。这个道理在外面适用,在里面更实用。他们不断地偷,不到半天,我的所有吃用的东西被偷了大半,我还不能说什么。贾坤也不管,我告状的话他正好趁机会打我一顿。
我母亲送来的食物,被他们毫无客气地拿去吃了。这还不算,把我的一整包卫生纸不足五天使没了,象赶集一样。社会由两种人组成,思想者和“理性人”(编注:这里指只讲利不讲仁义与善恶的人)。民主人士和法轮功是第一种人,讲良心,都遵从传统和道义行事;其他的属于第二种人,他们随时根据环境做出利弊选择。每个人都有向善的本能,中国的制度设计是恶的,让“理性人”必须选择恶,所以我们谴责的,首先应该是政治制度。
决战死牢斗兽场
“610”每天都会来一次,把皮鞋放在号里擦,走的时候,把脚上的那双换下来。
贾坤跟他打着哈哈:“有段时间没拉人啊?”“拉人”指执行死刑。
“车都在外地呢,过几天就回来。你们都没事,反共产党的这回死定了。”说着笑着转向死刑犯。
“谁喝了你的奶?” 甄乾边说边把腿放到我身上,让我给他捶腿。我不干,他坐到我脖颈子上,往下蹲。我“嗯嗯”地倒气,憋得头晕目眩,腰也挺不起来。
“他支持法轮功!”教兽在一边喊叫鼓劲。
“我不知道,我谁也没看见。”我终于喘上来第一口气。
“教兽”喊着:“给他坐飞机!”
两个人反着手把我架起来,我弯着腰,使劲抬起头,贾坤坐在窗台上,晃着脚:“喝你点奶还有问题啊,你还会给中央写信啊!”
大家哄笑。
“四指”在后面用棍子捅我的屁股。我用脚把棍子踢飞了,他把我踩跪下,两只脚踩在我的小腿上掂。我忍不住骂他,他火冒三丈:“*****,你敢骂我!”
屋子里“揍他”的喊叫声四起,“成子”愤怒地抡了一只大号可乐瓶砸向我。
我的鼻子出血了,血滴到前面的铺板上,血让我也失去理智。
“刀呢,把他舌头割下来一段!”“长龙”在一旁加缸。
“四指”从前面转过来,指着我鼻子问:“你骂谁?”昨晚,“四指”谈了一宿自己的案子,最后的结论是,他具备所有从轻的情节,最多判个十五年,在这个几乎全是杀人犯号里,算是希望顶大的,他现在气正盛呢。
有人来拉他,他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让他这种人欺负了,我真**的气不过!”
“家法处置!”贾坤站起来,板着脸说。他拉着我的耳朵抡圈,象荡秋千一样的抛过来,抛过去。我拼尽全力,一边拉他的手,一边拉自己的耳根。我们一共转了几十圈,我稍不留神,就会耳朵拽脱。
我精疲力竭、气喘吁吁,眼前一阵阵发黑。这畜生还在嘲笑我。我的叫声已被整个楼的犯人熟知,其他犯人在说我时,就说“天天挨揍那小子”。
市所不时可以听到惨叫声,但是被打的人基本上是少数初次进来的。“老鸟们”路都趟熟了,他们之间亲密着呢。
“教兽”给“四指”出招,不用花钱就可以减刑的方法,很显然,现在有人把我打伤或者直接打死,共产党肯定会给个立功表现。
“四指”向劳动号借了一条铁环相扣的裤腰带,在后面狠命抽打我。我用手臂挡,皮带头打到我颧骨上,疼得我睁不开眼。贾坤累了,坐回原位休息。
我俯下身子,认真地系上两只脚的鞋带。大家都感到了气氛不对,但是都坐在墙边等着看好戏。我冲过去,一把抢过铁腰带来扔出了监室。他挥拳打到我嘴角,哪里流血我不知道。我从下往上挥拳掏向他的下巴,他连忙躲闪。我用手撩住他的一只脚,结果,“咕咚”一声,他厚重的身体倒在了铺板上。他迅速爬起来,转身怒吼着再向我冲来,我闪身一躲,搂住他的膀子顺势往墙上推去。“哐”的一声,他撞到了水泥墙上。我跟上一步,把他的胳膊一提,来了一个“苏秦背剑”。他整个人就从我的身上翻过去,实实惠惠砸在铺板上。“轰”的一声,整个房间晃了一下。
我的汗珠往下掉,我向四周看了看,他们也惊愕地看着我。贾坤有点急了,毕竟他是这的老大,谁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他把我俩先后叫过去训话,狠狠地把我俩都批评了一顿,当然对我的批评严重一些。我想快速结束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眼里晃动,鲜红的铺板在动,一会向上,一会向下。我点着头,嘴里诺诺地承认自己打仗不对。
琢磨不透的怪病
在死牢里,个把月不来一个新人。这段风波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大家也都熟悉了。对“四指”,我理解他,多年的郁积在心底的被人踩在脚下的愤恨,总要有一个口子把它宣泄和释放出来。对我来说,我应该忍让,我的使命是追求自由;然而却发生了如此事件,我不认为错在我这里。在我的观念里,忍让、宽容、自持,都不是永远的懦弱和毫无原则的退让。
突然有一天,“长龙”动不了了,两条腿象两根面条一样软,用手拄着铺边才能走路;下午,“四指”腿也不能动了,好象瘫痪了一样。我们都非常奇怪,怎么就他们两个瘫痪呢?别人都完好。把“四指”拖到茅坑上,一松手“咣当”一下坐到了地上。
这一幕像是在作搞笑的戏剧。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说不能动,就真的不能动了呢?他俩上茅厕要有别人搀着,到了地方一松手,直接就蹲下去了,腿一点都支不住。“长龙”瘦一点,还能搬得动,“四指”身材胖,两个人都费劲。
过了三天,贾坤坐不住了,他俩是帮教组的主力,也是监里年轻人中的骨干,他出去要求大夫来看。负责我们监房的大夫姓王,已经连续两个月没露面,他背个药箱来监里探诊,拿个小锤装模作样地从上到下一通敲,完了,也没说什么病就要走。
我借机向大夫说明我的病情。我没说心脏的事,我让他看了我身上的疖,已经到处都是,身上、手脚上,脸颊上都有。他向我要了家里的电话,问我:“你家能出多少钱啊?”“大夫,你先给我些药吧,我在病历上签字,我家人肯定会给钱的。”我头回向人乞求,鼓了好大的勇气。
“完了通知你。”油光瓦亮的头发一丝不苟地贴在圆圆的脑袋上,他说话温柔细腻,真让人如沐春风。我这一沐后就杳无音信。等我再问起的时候,贾坤对我的无知哭笑不得,他训斥我:“你家没掏钱,人能给你治病啊!”原来这里的规矩是不问病情先要钱啊!
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子先天性缺钾,他说这种病和他犯病时一模一样,是因为缺钾的缘故,只要补充钾就可以恢复。我们都半信半疑。母亲总来,给我送进来不少水果,其中橘子含有钾元素,我就把橘子都给了他俩吃。又过了几天,果真两个人都转眼就好了,跟好人一个样。看着他俩的这一变化,连我都瞠目结舌,我还跟他们两个开玩笑:“下次想吃橘子了,不用装成这样。”
他俩病了,我得到了少许的喘息。我想是老天看在他俩不再对我作恶,不再降罪于他们,这才让我们看到了神迹。共产党的残酷,超过了纳粹法西斯;政府对无辜人的折磨和罪恶,超过了人类的想象。我能够反驳它的唯有一句话:神总是站在正义者的一边。
(待续)
接上,03
出人意料的判决
这一神奇并没有延续多远,给“四指”下判决的日子到了。他自己很高兴,在里面待长了,真希望有个着落。不管是好是坏,总比悬着一颗心,等待煎熬好受一点。
这两个小子腿病好了以后,他俩又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停地折腾我。早上我的被子都会掀到地上,把别人挠下来的疖皮抖到我衣服里,把我的鞋塞到垃圾桶里,把我换下里的衣服当坐垫,他们应该归入无恶不作一类了。
不仅是他俩,所有人被发动起来,死盯死守看我一个人。不准我走到茅厕,不准我清患处,只要我一着地,他俩就报告贾坤。
贾坤把我找去:“不是告诉你了吗,长了疖不能洗吗,你怎么还洗呢!”“四指”还在一边“求情”:“贾哥,看在我面子上,给他十个锛子。”
“锛子”是一种脑瓜嘣弹法,利用手指弯曲后的弹射,力量很大,打一个就让人眼前“星光灿烂”。贾坤的淫笑声还在萦绕。他又把小短棍拿来:“贾哥,刚才打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嘴里在嘟囔,肯定是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再打十下卵子。”
贾坤御用的棍子较短,过去只是电视机调台用,现在专门用来捅我。拿棍子打我的下身,边打边说:“要这东西有啥用啊,我帮你弄掉吧!”我的下身遭老罪了,棍子打断了好几根。
棍子一折,贾坤骂我:“你看看,是不是你干的,把我棍子弄折了,拿什么赔吧?”拿连在一起的两截棍子劈头盖脸打过来。折断的一节弹到我眼睛上,眼角出了血,肿了一个多星期才好。多亏有眼眶的保护,不然我就瞎了。
下判决书那天,宣判的人贼啦的多,两层楼的劳动号也忙得不亦乐乎。按照规矩,如果在前面喊人名,就是不到死刑的罪,在窗台上签个字就可以了;如果在后面喊人名,那就一定死刑了,要到管教室戴镣子。
法院的人一进监道,“四指”就急得上蹿下跳。全屋的人都跟他开玩笑,有人到后面装警察喊他,当警察真的在后面喊的时候,他根本没反应过来。
他出去时,自己磕了一个趔趄,直到吃完晚饭,他才回来。他整个人神情呆滞,脚上是四十八斤的重镣,戴镣前连衣服都没脱。
一审死刑,这是大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他坐到我身边,垂着头一句话没有,我劝他不要太在意,他一点听不进去,整个人都陷入了迷茫中。
现在唯一逃脱不死的办法,就是和被告谈判赔偿金额。中国的法律是橡皮筋,可松可紧,根据一个人的金钱来决定判决结果。
2008年9月28日
我的新被褥和日用品终于到货了,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洗漱。劳动号把扔在地上的一套草绿色被褥捅进监栏。我看被子是透光的薄薄的一层,被边留有一拃长的口子,里面露出黑心棉花。看到了被子,我就看到了希望。从今天起,我算在市所安顿下来。
“610”很敬业,每天都来“看”我。上午不来,就是下午来,下午不来,肯定晚上来。他高声亮嗓、牛气冲天,这点比偷偷摸摸的国保大队尿性。他除了嗓门突出,肚子也突出,属于人没到肚子先到了的那种胖子。
节日前的搜监行动
“610”和贾坤谈高兴了,把着监栏说:“中国哪有人权啊!中国人这么多,死多少也看不出来,妈的,当计划生育了!”大家听得咂舌,正好这时,一队武警战士进来搜监,我们被喝令趴在铺板上。
一到节假日之前,羁押机关都会搜监,拿着“镐把”的武警把住走廊一侧,班长把住另外一侧,目的是不让违禁品转移。“610”没走,“610”和普通警察不同,他们从来不穿警服。跟班长聊了几句,因为他穿着便装,亮出了自己“610”的身份。
我也想不通610为何盯上了我。我是无信仰的一个人。我理想中的自我,是一个说真话、办真事、大善大忍的人,怎么说着说着又好象跑到法轮功上去了。
610作为一个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盖世太保式的特务机构,对我这类人也施以毒手,这是因为我和法轮功学员象?还是因为法轮功和历史运动受害者象?还是因为共产党要把所有人都推为受害者?
我们一个接一个抱着头出去,面对墙壁蹲在地上,一排当兵的叉腿站在我们旁边。我想知道“镐把”什么样,而我始终低着头,一直没机会抬头去看。我们逐个站起,被后面的战士搜身,我只听到军人在喊:“报数!”“蹲下!”“靠墙!”“不准出声!”
实际上,他们什么违禁品都找不到。在武警进来之前,管教来过,通知槽子把该收拾的东西放好;在管教进来之前,劳动号来过,把已经包好的东西带走了。我们这层楼有两个管教,一个胖一个瘦,瘦的是我们301的包间管教,姓张。所谓“包间”,并不象学校班主任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只是利用一切名义增加收入。
我们被驱赶着回来。中午饭已经送来,大家在看自己的物品,监里被扬得七仰八翻,“我的烟没了!”“活该,谁让你不给我了!”贾坤说的最可信:“让当兵的揣兜了。”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全过程。
我还惊魂未定,那边“大傻”嚷起来:“*的,要这么整人,就干一仗看看!”
气氛顿时到达沸点,一场战争将要爆发。“大傻”发脾气是为了没分到咸菜。这里吃咸菜和外面“不一样”,因为煮得稀烂的菜汤里一点咸盐都不加。大家争抢的东西不过是一小把腌得臭烘烘的萝卜条或者大头菜根,要是在外面谁都不会吃的。
我们在里面吃不到好东西。主食是黑粒的米饭或酸味的馒头,供应数量本来足够,但是由于分配非常不均,多的吃不了,少的吃不饱。
这段时间,“大傻”精神异常颓废,整天心事重重,对打我不再有兴趣。他的问题谁都没说,我后来得知,二审中被告要他赔两万,对方不追究就可免于死刑,区区两万元他也没有。
贾坤和大家都过去劝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打我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政治性的,要舍小家保大家。“大傻”虽然鲁莽,但也知道情理。最后他也承认咸菜取消得对;犯人们以后见了我,就像斗牛见到红布。
天使在左,魔鬼在右
下午全监室剃头,我的头发变得象枯草一样。快要长虱子了。我希望自己剃光了,而且每次斗我,都被抓着拽。
我背着手蹲在地上,把头伸给劳动号,他象割草般一扫而光。我斜眼盯着管教,椅子几乎容不下他的肥屁股。他今天的心情不错,在大谈足浴、麻将还有啤酒。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管教谈,我必须抓住这一次机会。
我向坐班申请看病,我身上的疖越来越严重,胳膊上的疖已经化脓了,肿起来很高,腿上也烂得露骨头。开始时是红色的小包,一挠就破,结成黑嘎巴;接下来钻心的痒,一抠就凹下去一块;再出来就是一片。
贾坤的回答是可以看病,但先把钱存进大夫的账户。监房是适合长疖的环境,很多人都长疖。我实在没办法,向驻检求救。
只有两种和家人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管教给家里打电话,受到胁迫的犯人把要的东西写在扑克牌上。他们不得不写,管教和槽子里外配合,以亲情敲诈犯人家属。
我向驻检说了我的病情,希望他帮助我,他是检察院驻看守所的官员。母亲凡事都按照公义办理,没有直接给个人金钱,而是把钱存到了公共账户上,没有落到大夫的腰包里,这笔钱就不能用来治病。存在自己名下的钱,个人是无权领用的,只能吃盒饭,其金额每天都在自动扣除。
排在我前面的犯人都到管教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谢谢刁管教。”然后倒退着离开。倒退是为了屁股不对着“人”。我走过去,刚刚说了一句话,还没等我说出要存钱转账的意思,他就暴跳如雷,两只眼睛像两把利剑刺向我:“你*了**的,给你把小刀,切下来得了!”
我呆立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他皱着眉头,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我。贾坤过来拽着我领子提走,他愤怒地向贾坤命令:“往死里揍!”
过来两个人架着我,贾坤往我的要害处踢,命根子、大腿麻筋、腰眼部位,对准了、荡几下再踢,我疼得大叫。
“妈的,不是告诉你不让跟管教说吗?你弱智啊!”
“那我跟谁说行啊!”
“****,跟谁说都不行,管教都放假了。”
“那我就等死啊!”
“****,比法轮功还犟,人家是愚昧,但还不象你这*养的危害国家!”
我的手反在后面被吊起来,犯人们溜铺每走一圈,就过来打我一次。“大傻”用头撞击我,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差点窒息。他们轮流向我脸上吐口水。倒立的姿势控得我流出鼻血,手也肿得厉害。
301人体试验的木头
一个女人喊我名字,有人大声答:“在301!”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来到面前,她把托盘放到对面的窗台上,拿针管吸药水。我惊恐地问:“我家里存钱了吗?”“你家的钱?”她脸上的表情比我还疑惑。
“我身上长了疖,很严重……”我赶紧说我的病。
“找大夫说,我不管!”她冷冰冰的。
“大夫,我病得非常严重!”我苦着脸哀求她。
“我不是大夫,我是护士。”她的眉头皱到了一起。
“他,精神病,见谁都这么说!”“教兽”在一边帮腔。
“我不打针!”我向后倒退着,贾坤和几个身边的人按住我。
“不打是吧,不打我走了。”说完,女护士撅着嘴往外走。
“再反抗,大家一块揍你!”贾坤凑上来,用生冷的口气恐吓我。“翟姐,麻烦你回来。”他朝监外喊。
“我不打针!”我在重复这句话,声调不自觉地哆嗦起来。
女护士昂首挺胸地走回来,脸上的一条横肉还在晃动,针管象掷飞镖般扎到我臂上,“放松!”她烦躁不安地对我喝着。
我看着贾坤,从他少有的慌张中,我猜测他可能知晓针管里是什么药物。
我把脸转向录像头,那个黑洞洞的家伙,洞的家伙,象一只枪口正对着我。看守所的。看守所的监控录像是共产党系统地虐待和对中国人民犯罪的最直接的证据。它的任何一家看守所里的录像公开,都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彻底雪崩。
“这是什么药?”我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血液在耳朵里打转,“隆隆”的轰鸣声。女护士绷着脸,象没听见似的走了。
“秃鹰”下令:“把着他,不让他动,还装文化人呢!”过来几个把我按住,让我跪在监栏下,我脑子里很痛,仿佛有一只小锤子在敲它。
我在喊叫,喊声招来了胖管教,他指着地上的我警告:“你别想在这传播你的那些东西!”
我全身的肌肉开始抽搐,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晃动,汗水从各处毛孔沁出,湿透了所有衣服。
管教问我说什么呢,我瘫软在地,一动不动。他们用脚踩着我的头。嘴里的血水吐不出来,呛进了嗓子里:“我、我要说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我的脑袋沉极了,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我坐在一轮惨淡的明月挂的高墙上,瑟瑟的寒风落下孤树的残叶,窗外凄厉寥落的深夜,一只狼在嚎叫,眼里流出泪水……
生物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的轮回,一棵树死了,轮回为人,坏人解体了,轮回为树……“啊——”一盆冷水把我从幻境中激醒,迷蒙中在后面的小窗口露出半张扭曲变形的脸,我下意识地看过去,那半张脸一闪而过。我的眼睛继续在找,不知道想找到什么……
(待续)
(编后语:以上为王先生所记录的自己被看守所关押期间的部分经历,遗憾没有完成。这篇文章是一位好心人偶然看到多年后,终于发给了明慧编辑部。据说王先生的父母几年前过世了,他现在一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很差,有时做临工糊口。王先生的遭遇,反映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遭遇。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黑暗、残暴、变态,也折射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这场,长达二十五年仍在持续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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