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秩序生产者职称评定试行标准

中国恐怖份子对秩序生产者的憎恶，犹如太监对孕妇的憎恶。他们知道从长远看来，基础共同体的主人迟早会变成政治共同体的主人，然而由于自身的强解构性，任何成功的破坏和镇压只会留下真空，从长远看是为强基础共同体扫清原有弱基础共同体的障碍。换句话说，就是恐怖谷效应。

知识份子出于秩序消费者的阶级本性，总是既享受秩序的保护又不受秩序的约束，因此他们通常偏爱弱秩序生产者，将解构者的破坏和强秩序生产者的规范混同为专制，随时随地都在用士大夫腐蚀满洲武士的方法，企图将强秩序稀释为弱秩序。当然，彻底的成功意味着自身的毁灭。

何清涟这样的费拉右派就是以这种方式歪曲理解自由秩序的，因此自由秩序在他们的叙事中，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岌岌可危，没有从任何意义上都只能视为武断干预的行动，就会萎缩和灭亡。然而自由秩序的本性就是繁殖和扩张，镇压和限制无法生效就是其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如果某种秩序极其需要保护，那就可以断定其像朱利安皇帝时代的希腊城邦，业已丧失最强秩序生产者的地位。

政治共同体的秩序生产力，归根结蒂都是杀人能力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乔装打扮。基础共同体的秩序生产力，归根结蒂都是生育能力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乔装打扮。能杀能生，可以无敌于天下。任何暂时的失败，都是继承世界的必要经验积累。二者能有其一，就需要老谋深算的策略。既不能杀又不能生，就是注定灭亡。得过且过，尚能减少临终的痛苦。好大喜功，必然遭到残酷的凌迟。

印度的基督徒以百分之五的人口提供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医院，就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生育能力，因为生育不是生理问题，而是社区服务能力问题。香港学校的意义，跟印度医院相同。中东教会的问题，在于完全逃避了杀的义务，因此只能苟存。欧洲教会的问题，在于将杀的义务交给了美国，将生的义务交给了福利国家，自身退化为宪法阑尾和周末俱乐部。

费拉右派资本家对工会的憎恶，原因也在其秩序消费者的地位。他们不能理解，错综复杂的法团结构才是强秩序生产者。工会特权的害处跟大学、律师、医生和贵族特权的害处一样，源于人类滥用权力的本性，并非特定制度所致，因此任何制度的变革，都只能改变其表现的形式。费拉右派希望的那种仅仅为短期金钱工作的劳动力出售者，几乎不具备技术传统的创造能力和默会知识的积累能力，而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来自默会知识，也就是说来自跨世代垄断劳动准入资格的行会工匠。

无论雅典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法兰西国王还是大众民主的英国首相，都会毫不犹豫地断定行会特权是一个宪法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迁就行会特权而把腰缠万贯的犹太人、伦巴商、加勒比奴隶贸易者、波斯和土耳其富商抄家或驱逐。相反的例子，一次也没有。谁是更强的秩序生产者，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