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论中国机构改革与战时体制
2023-03-20
主持人：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本周轮到我来向您提问。本周国际的重大新闻可以说频繁地出现，包括美国的无人机坠落到黑海、普京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习近平也即将要出访俄罗斯等。而与此同时，匪区在这周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比较少人关注到，我稍微看了一下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要组建中央的金融、科技、社会工作、港澳工作等等部委。但曾经流传一时，想要成立整合公安、国安以及包括社会组织管理这些功能的中央内务委员会，并没有出现在机构改革方案里面。
这个改革方案看起来，党的直辖权力大幅扩充，那国务院的职权更多地转移到了党中央。您在推文中提到这个方案「主要体现了习近平政权既要又要的风格，既要再列宁化的效果，又要避免大开杀戒……既要党的战时动员，又要保全干部集团及其温和派中国人附庸的山头利益，这样的战时体制没有迅速集中资源的能力，只能在人事上加强党中央的垂直管理的权力，在军事上是自杀性的」，「结果必然两头落空」（注：推文20230317）。这听起来好像跟去年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十分相似，差别只是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发起战争。可否请阿姨深入解说一下匪区的这些机构改革跟未来备战准备之间的联系呢？
刘仲敬：我想社会委员会（Social Work Department）其实就是内务委员会，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党的政法委是管的是专业的公检法机构一套，现在主要的就是要把全社会内部事务全部整合起来，要把美国在反恐战争以来，通过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设立的那些系统的功能全部整合起来；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前，斯大林时代共产党曾经企图做到过的那种，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所有的社会组织社团法人全都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之内整合起来，那样社会上就会不留死角。然后在设计的中途谣言传了出来，结果就被传成了内务委员会，但是「内务」（Internal Affairs）和「社会」是一个词，内务就是国内安全的意思。中央社会部（Central Social Affairs Department, 1939-1949）本来就是针对全社会的、具有群众性质的特务组织，那就是社会工作了，按照共产党的的术语来讲的话，社会工作就是这个意思。
战时体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全社会的、分散用于各种不同特殊目的的团体和资源全部集中起来，战时朝野一致，共同应付战争需要，所以它要求有超越党派矛盾和官民区别的全民整合。按照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讲呢，官民区别是非常之大的。政府机构是极小的、拥有的资源是极少的，应付不了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在你的敌人已经做了规模很大的动员情况之下；这时候就需要全民出于自发的爱国主义热情，建立跨越官民的组织、跨越党派界限的组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改组，由原来的执政党管理一切的执政党政府，变成包括所有反对党和主要社会团体在内的跨党派的国防政府，或者叫做朝野一致政府。在这个政府当中，例如自由党和工党都要加入丘吉尔的国防政府，各种宗教的教派和工会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也要加入或者支持这个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对口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政府的部门，而且要管理全社会的资源。
全社会的资源往往是由，比如说军事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y Committees）——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呢？首先它是一个跨越了劳资的组织。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组织、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平时是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但是在战争的情况下，原有的小的冲突就不重要了，资本家和工人要联合起来，共同协调生产、最大化产能；因为工人的子弟也在前线牺牲，如果后方没有足够的炮弹的话，就是杀死我们自己的子弟了，因此过去的纠纷都要搁置下来，要建立跨越管理方和劳动方的联合组织。而这个组织又要跟军事部门要有良好的协调，于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超政府组织。它包含有政府的成分，包含有政府的国防部门后勤部门这样的部门、也有民间的组织、资本家和工人的组织。在民间这一方面它又超越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界限，变成一个全民一致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潜能会极大地调动出来，失业问题基本不存在了。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前线，后方的工作没人做，平时的家庭妇女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经过短期培训的，就要来做男人的工作。平时没有工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地方上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动员起来，做一些修桥补路之类的工作，基本上是没有用不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当然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一到战争结束以后就会解散，但是解散以后会有很多后遗症留下来，我们现在熟悉的福利国家之类的东西，都是战时体制在战后留下来的后遗症。这就是战时体制。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呢？布尔什维克跟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一样。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全都参加了战时组合，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战时体制的一部分，他们虽然是执政党的敌人，但却不是国家的敌人。他们跟执政党和反对党和资本家联合起来，以列宁谴责为「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的方式，用自己的生产力和自己的服兵役的子弟来支持战争，使他们在一战以后变成了共识政治当中共同执政党的一部分，形成了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而布尔什维克呢？依靠的是少数恐怖分子，它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要求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因此跟工人阶级的主流派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它不能指望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是依靠少数恐怖分子发动政变、从上层控制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方式，把本来是官民合作组织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变成了党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然后又反过来用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控制的资源，用所有不服从的人都不给面包的方式使人民不得不屈服，就这样建立出来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永不解散的战时体制，它控制社会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战时体制，它的权力大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就是因为它能够在和平时期行使战时体制的权力。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效果。第一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有一多半是由民间团体组成的，政府说了不算，执政党说了尤其不算，并不能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组织，在共产党国家完全由共产党的少数精英分子控制。共产党的精英分子在西方的意义上扮演了一个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狄克推多（Dictator）角色，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皇帝角色。中国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集体皇帝，而没有皇帝的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我管理的。它运用这些物资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人不是共产党政府的人就是党的人，不再像西方国家的战时体制那样，严格地来说属于志愿者，有没有薪俸是无关紧要的，一般来说其实是没待遇的。
因为他们就像是托克维尔和其他人所说的加入军队的贵族一样。加入军队的贵族，你不能把它叫做上校或者中校，那是在侮辱他，他原先是侯爵或者伯爵，你要叫他侯爵或者伯爵，因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本来就是侯爵和伯爵，现在为国效力，来在军队里面当了个上校或者中校。但是只有平民出身的人，像拿破仑那种人，本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到了军队里面得到了一个上校的头衔，这就是他最高的地位了，你称他为上校是在恭维他。但是对于侯爵来说当上校是降级，跟平民出身的上校平起平坐，他宁愿你称呼他为侯爵。（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第22章）
军事工业委员会或者计划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志愿者，他们在社会上原来是有地位的。比如说，他们其中至少包括三方面的人。总参谋部的人。他本来就是个军官，因为他是出身贵族，他在委员会里面当一个委员，对他不是有面子的事情，他也不需要从这个委员会得到待遇，他在国防部自然有他的待遇。
另一个人是比如说某某总工会的干事长。该总工会自己也是有钱的，工人给他交会费。工会的钱自己也投资，比如说像萧伯纳和罗素所说的那样，工会自己就是帝国主义者，因为它们的钱往往是投资到帝国主义事业、投资到殖民印度或者其他事业方面来的。他们到底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呢？在本国工厂主面前他们是工人，在海外的殖民事业当中他们就是投资者和资本家了。当然，他在工会中也是有自己的待遇的。工会有一个用处，就是在罢工的时候、没有工资的时候，工会干事照样有工资、工人照样有补贴，他们可以凭借补贴生活，所以他们才能够坚持罢工。他们能够坚持罢工靠的是什么？就是工会平时是有钱的。他的地位来自于工会，他当然也不稀罕军事工业委员会这点钱。
另一个方面的成员就是资本家，比如说克虏伯工厂的工厂主，那当然是很有钱的财团。他平时生产出武器来到处乱卖，现在我们不能到处乱卖、违反国家利益了，我们敌国不能卖。而且我们要整合生产，跟工人配合跟政府配合，配合之后我们的产品完全用来供应我们伟大的协约国军队或者法兰西军队，再也不会卖给巴尔干半岛或者是土耳其的什么地方了。他作为工厂老板，他平时的钱比政府官员的钱要多得多，他哪里稀罕管理委员会这点钱？
所以，军事工业委员会或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不稀罕这点钱的，他们的身份什么？是志愿者。你要这样理解，就是战时体制是什么事情？就是汶川发生了地震，或者佛罗里达发生了飓风，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本地的甚至外地的社会团体蜂拥而上都跑来救灾了。我们教会原来是存着一些面包或者什么东西，平时星期六拿出来星期天拿出来免费给穷人吃的，现在发生了地震，我们赶紧把这些面包或者是矿泉水之类的东西拿去送给灾民吃。有没有政府下命令？没有，我们自己想到的。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社会团体也想到这种事情，他们就一拥而上了。这样会不会造成混乱？会的。那么，本州政府派出来救灾队、联邦政府派出来的海陆军，还有本地本州各种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都跑来救灾，他们会不会拥挤呢？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协调？这个协调就不能拍拍脑袋说是，像是东方专制主义常常想象的那样，皇帝最大，一切都由总统领导的工作组进驻负责管理一切，那是不行的。联邦机构、各州机构是互不统属的，州长也不是总统的下属，民间机构更不是听政府指挥的，你得在现场大家协商一下，这个协商就是德性的体现。
我敢说，没有经过民主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管理过社区或者足球队之类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靠他自己协商那就是一片混乱，什么东西都运不来、交通也堵塞了；最后必须派一个独裁者来，皇帝派钦差大臣来，大家都听钦差大臣的命令，武断执行事情才能办通，自发协调一定办不通。但是在美国的情况经常就是就是自发协调的。不一定是官最大的人派来的人当头目，很可能就是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志愿者团体之类的担任这个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让各方面的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都进去，教会医院来的人、公立医院派来的人各有各的担架和救护车，谁走前面谁走后面，大家协调一下自动就运行了。运行得好的话，这个效率比起最高领导下令，按照官僚机构的等级一级一级执行的效率要高多，更能动员民间资源。但是如果人民是不习惯于民主的，那样只会造成混乱，反而不如专制手段效率高。
战争和地震飓风这样的灾难是一样的，它不是政府能够单方面包办的，所以就需要一个社会协调。社会协调协同的机构，比如说像利沃夫和地方自治局搞出来的前线军人的家属照顾委员会这样的组织（Georgy Lvov, All-Russian Zemstvo Union），他手下志愿者比沙皇的公务员还要多，但是它不是政府机构，大部分人员都是志愿者。所以西方国家的战时体制大部分是志愿者组织，是志愿者组织和官方组织的一个混合物。这个权力在共产党国家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于是在西方国家是志愿者的人，在共产党国家全部都是党务官员和政务官员，出身无产阶级。他不可能当志愿者，不能像是我们教会的牧师那样，他平时自己就是有钱的。他不会说是我到佛罗里达去救一下灾，国家应该给我发点工资吧，要不然我救灾这段时间是不是白干活了？不会的，志愿者本来就是白干活的意思对不对？你所干的事情就跟你星期天拿面包出去救济穷人是一样的事情，哪有说是这种事情还有工资的？它不构成国家开支。
但是在共产党国家这就是国家开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员一天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他们为党和国家做这些事情都是要有待遇的。而且党为了控制社会也不能允许他们自行其是，他们不能凭自己的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要根据党的统一安排进行，所以他们全部变成了官僚，官僚就需要极大的开支。这个极大的开支压在国家和社会头上，是比如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国有企业为什么一定会亏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搞不好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们应该怎样搞好市场经济？大刀阔斧地改革，再不改革我们国家就要跟苏联一样了。砍砍砍，几十年的老工人砍出去砍出去、国有企业砍到它破产，三线建设搞出来的兵工厂现在变成了鬼屋，有一部分能用的改成本县的监狱啦学校啦之类的，不能用的干脆就丢在山里面变成鬼屋。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在这个时间倒台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了。正是在这个条件之下，中国才能够有足以进入国际市场、能够挣到美元的血汗工厂。成本啊成本，帝国主义的消费者是只讲价格的，你不把价格降低下去，就是有一百个世贸组织，你的产品也还是照样卖不出去，要想降低价格那么就要大刀阔斧地砍。
砍来砍去，结果原先在党国体制之下、是党的耳目的很多机构，现在都已经要么是完全不存在了，要么就是比如说像人武部这样。我们企业按照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规矩，都是受党的统一领导、有党委书记的，当然也有相应的人武部。人武部干什么的？人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役局的社会主义翻版，它的任务是在战争时期动员。平时要掌握信息和情报，本单位、地方政府、本乡有多少个合格的役男、能当兵的男人有多少？本企业，比如说本钢铁厂，有多少工人在战争时期可以拿起武器的？平时我要了解这些。理论上讲，有的时候还要训练一下，不能让你在和平时期什么都不懂，然后进了军队以后还得临时训练，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多少要给你点军事训练，战争时期负责把你征到军队去。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不叫兵役局，叫做人武部——人民武装部。人武部按说的话，手里面还应该有一些正规军用过的、过时的枪或者是弹药存在你的手里面，供你平时演习之类的。
但是TMD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谁不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改变不了观念就换人，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要不然我们眼看就要跟苏联一样，苏联已经垮台了，你们还不吸取教训吗？降低成本打入国际市场，谁挣不来美元谁就提头来见。能够挣到美元是一个政治任务、广东的GDP能不能翻倍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怎样才能把成本压下来呢？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工人一年花上三个月时间，去拿着一些淘汰下来的50年代烂枪去训练呢？可不可以养一些闲员，他不负责搞技术不负责搞生产，他去搞什么人民武装？养这样一批干部、牺牲这一部分劳动力，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产品的成本立刻就上去了。
老天爷，我们的产品有多少利润呢？整整一个集装箱的打火机卖到西班牙去有多少利润呢？八毛钱左右吧。这样的厂子经得住养一个人武部、养一帮民兵干事吗？你TMD都去死吧。如果你还要说，我的理想是要当人武部的部长或者当民兵干事长，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当机关传达室的收发员，我什么也不干。哼，首先下你的岗，你这种人不下岗简直是没有天理。把你们统统下了岗，我们的人事费用砍下去以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够赚到这可怜的八毛钱，朱镕基才能够说，我们卖了多少裤子才能换回一架飞机呀。于是相应的机构当然是名存实亡，所有人都被抛向社会。
而中国早已经没有像西方那种教会啦、NGO那种负责承担社会风险的组织，所以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多余的人员被抛向社会，立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什么艾滋病卖血啦、什么铁西区啦（Tie Xi Qu: West of the Tracks, 2002）、什么红灯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出来了。之所以会出来就是因为社会冗余没有了，全社会都被国家包办以后，国家又把你们统统踢了出来，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结果就是去列宁化，除了少数比如说像北方工业集团这样的军工企业，还有像公检法部门这样的专政机构以外，列宁主义深入社会的触角被砍了一大部分，一大部分的意思就是为了省钱。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经济才能腾飞，中国才能够变成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产品才能在美国市场和全世界市场站得住脚，要不然大家早已经像苏联一样喝西北风去了。
但是这样有什么后果？大自然厌恶真空，社会也厌恶真空，社会组织空出来以后就会有野生的东西进去。比如说按照我们的理想，我们赶走了万恶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以后，所有残余的教会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既然剩下这么多三不管地带，有这样多的人口没人管，自然就会有些家庭教会之类的东西进行传教，还会有东方闪电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教团出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管起来呢？但是不行。全部管起来是不是需要有很多靠国库吃饭的干部呢？把这些干部养起来以后，朱镕基同志是不是白改革了？我们又要饿死了。所以我们没法管，至少是没办法全部管，我们只有周期性地发动一场运动来重点打击一波人，然后打击完了以后还是没人管，于是社会就乱哄哄，再列宁化的目的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的话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照台湾韩国之类经验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这就是美国人最喜欢唱的，市场经济产生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会产生自己的精英、会产生像团结工会这样的人物。他们早晚像是韩国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跟一心想要发展经济但是不在乎工人阶级死活的军政府和资本家发生冲突；然后他们会通过要求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议会，甚至选出自己的像金大中卢武铉这样的左派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垄断政府的军政府在社会运动的一再冲击之下不得不分享权力开放民主，然后形成左派政府和右派政府轮流执政。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通过社会运动颠覆政权。我们共产党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出现。
但是怎样才能不容许呢？等到某一个组织做大了冒出头来，像王怡他们搞一个什么秋雨之福教会那样，做大冒出头来，我把它头头抓了？但是它的声势已经形成了，它底下的那些人我们也抓不完，抓了一个头头有可能还会有新的头头，而且像他这样的人没完没了不断地出现，我们疲于奔命。我们不禁怀念，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我们通过他们单位的保卫科就把他们管得死死的，他哪里有工夫跑去搞什么家庭教会？狗屁。但是要把这些东西搞起来是多么费钱的事情，这跟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相违背，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
没法解决问题就是，你无法判断这些真空地带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不要说别的，以美国为靠山的很多NGO一直在打这种主意，像滕彪（twi. @tengbiao）他们打的肯定是这种主意。我是一个律师，我来为民请命一下下，揭发了政府部门所办的那些不正常的案子，给那些没钱没势的人打一个官司，是不是在这些人当中我就有一点名气？有一点名气我是不是就是未来总统金大中？当然我不一定能当上金大中，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将来就会通过社会运动当上金大中。开玩笑，地下教会的人口就有1亿，比共产党员的人口还要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介于合法和不合法——虽然共产党不愿意登记你、不承认你，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开这个口；但是我不准你登记，却不能让你不产生，理论上是非法的东西你就在那里活动，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管你抓你，那不是比让你登记更加糟糕吗？万一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在强有力的境外势力的协调之下，或者在本土的像朱元璋李自成毛泽东之类的人物整合之下，形成强有力的反对运动，那么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就是自掘坟墓吗？
我们失去了群众、失去了控制群众引导群众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统治区域内，将来会产生我们不能控制的强有的社会运动。临时抓几个杀几个，这是一种蒋介石式的威权主义的镇压方式，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蒋介石和朴正熙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压住民主运动的。他可以定期地抓一批人送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弄不好这些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因为坐过牢的因素一下子变成了英雄，什么时候挪威人再给他发一个诺贝尔奖，然后他带着光环回来；或者到美国去留学一下下、再接受一下美国社会运动的培养，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天然的反对派政党的领袖。而我们为了经济上拿美国的好处的缘故，陈光诚我们都放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杀了他希拉里会不高兴的。这样一来，这就等于是大明皇帝发现李自成跟多尔衮直接通电话一样，内外夹攻这还得了？短期看来我们还能控制局势，长期看来一定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没有钱，没有钱我们只能发展经济优先；但是绝不是说我们愿意像太上皇所指示的那样，发展经济有了钱以后，你们就得向中产阶级和社会运动让步、乖乖地民主化，我们不干。我们跟美国人只有前半截的利益一致，发展经济赚一赚钱，等我们有了钱以后，我们就要把没钱时期做出的这些让步收回去、重新控制社会，让你们美国人和指望这些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全部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要注意，这个计划可不是习近平制定的，大部分是江泽民同志时代的战略家制定的，由胡锦涛加强执行，习近平只不过是执行全党的意志。以前在胡锦涛时代，大家讨论一下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多，还需要再打一打工；现在嘛，我们觉得我们钱已经足够多了，美国人也无非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要收回社会的控制，赔点钱也没关系，所以我们要把社会收回来。收回来当然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单位体制，那一套体制不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但是绝不是说搞了市场经济我们就管不住你了，私有企业我们照样可以派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再管头管脚，左手抓人事右手抓生产，这样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我们只抓政治就行了。我们相信这种新型的管理体制。
当然这个新型管理体制不新鲜，它就是纳粹管理体制。斯大林的管理体制要党委书记什么都管，纳粹的管理体系，政治委员进驻企业以后平时日常事务是不管的，只管涉及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他有一个否决权，这就是现在习近平所推行的1%政府参股、党委书记进驻民营企业。它绝不意味着恢复50年代的斯大林时的企业制度，它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在经济上比斯大林制度要合理得多，能够一方面保证私有企业不违反党和国家的政治方向、一方面还能让它保留原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企业还能够盈利还能生产、保证德国产品的质量仍然能够维持。这就是纳粹体制啊，只不过纳粹这个名字不好听，所以大家就忽视了纳粹体制在经济上比斯大林体制优越的这一点。
习近平所要建立的就是这个体制，包括民营企业、包括全社会。原先只是养一些闲人，屁用也没有的组织——比如说像信访局就是毫无用处，你只能在里面养老领干薪，你能解决什么狗屁问题？但是并入社会部以后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前，你TMD不可能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不满的话，党和国家会决定的，如果是合理的不满的话我们会自己内部解决，如果是不合理的不满的话，你立刻就变成反革命分子进到监狱里面去了，到古拉格去挖沙子抬木头去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家变得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什么时候下岗工人说，我为工厂工作受了工伤，老板给我的赔偿太少，我要过穷日子了，不行，我要去上访去。照法律我没有闹事的依据，但是我可以去上访呀？信访局只负责收一收信，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于是你们就闹。
信访局解决不了的问题，自然会有什么像滕彪之流的维权集团就说，我可以给你解决问题。这能行吗？或者像王怡那样来一个牧师说，我们教会会给你帮忙的。这样能行吗？这叫做什么来着？田成子收买人心，收买人心以后，下一步就是谋朝篡位。国君不救济穷人，而大臣田成子救济了穷人，穷人的心向着田成子，最后田成子终于篡了齐国的王位（注：田氏代齐，BC481）。我们可以允许这么做吗？不行。打击你们是起码的，但是打击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自己把这一块管起来。社会上的东西，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没钱的时侯我们暂时不管了，现在我们又有钱了，我们要把你们好好管起来，党要管你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样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算账的问题。就是这样确实是会制造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比起管理财政部经济部科技部的机构还要大得多。社会是多么广阔的空间啊，要管理多少人呢？比如说中国的就业人口3-5亿人左右差不多吧，我记不起具体数字了，社会部所要管理的人口至少超出这个数目的50%。你想想看，在西方是完全由教会志愿者NGO负责的这些项目，今后要由党的机构负责，而党的机构干这种事情，它是不能够盈利的。不能盈利，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要从能够盈利的企业那里挤出来。这样搞一下下，中国的企业还能有竞争力吗？是不是像是刘贡父对王安石说的那个笑话一样？王安石说，如果我们把梁山泊填平，我们可以增加好多耕地，可以弄到好多钱，这个主意好不好？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些水我们放哪里呢？刘贡父说，有办法，我们另外挖一个跟梁山泊一模一样的湖，把水灌进去不就好了？王安石心想，sb，那样的话，我又得到了一批土地又失去了一批土地，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注：宋稗类钞·06，25）
这就是这样啊，事情就是这样呀。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折腾一下，无论机构的形式怎么样，不就是这样吗？你不直接管理企业，让能盈利的企业盈利，然后国家从企业那里来拿过钱再搞社会工作，这跟过去「企业办社会」——企业养着一大批福利性质的人，因为企业就是一个福利机构，在西方由民间团体和国家福利包办的地方都由企业来包办；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话，你很容易找点借口就不干活，就变成一个闲人了，这样你的企业就没有竞争力了。现在我们不在企业里搞，我们另外搞出一个党的专门机构来搞这一套，花的钱会更少吗？一点儿也不会。真的把这个计划执行到100%的时候，那就像是封城清零一样，所有的企业都会失去所有的订货的。
当然我想习近平对这一点并没有准备。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家其实也没有做准备，他们准备是很不具体的，就像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了，或者是将来中国变成了中等发达国家，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但是算账不是这样算的，办具体的事务你必须算具体的账。比如说我要救济200个穷人，我又不是耶稣基督能够五饼二鱼把他们全部喂饱（Matthew 14:13-21），我要算一算这200个人餬口每天需要多少面包，然后算一算账这些面包需要多少钱，这是一个具体的账单。具体的账单算下去那是不得了的，从来就没有算过这个具体的账单，而且现在还没有人算过这个社会工作部需要有多少人员。我敢说，社会工作部如果要实现它理论上的全部功能的话，它需要的人员比现在的党政军全部人员加起来还要多，一点都不开玩笑。照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就是，负责这些职能的教会、民间团体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公务员啊，但是如果算他们的人数的话，那比美国三军将士、联邦各州各郡全部公务员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呢。
中国有可能养得起这些人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养得起这些人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弄到足够的钱来养这些人吗？可能性为百分之零，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点廉价七成的必要都没有，它就是可能性为零。执行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造成的经济后果就跟封城清零一模一样了，所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注意这些企业可不是国民党的资本家哟，他们自己就是党的人呀，就会叫苦连天受不了，到那时候是非烂尾不可的，谁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面包。战时体制可以动员很多力量，但是等到动员到的所有力量都花光了以后，也就只能像鲁登道夫和威廉皇帝一样，老子还是打不下去了，没有战时体制我们打不了四年，有了战时体制我们也只能打四年。真的实行这个社会体制的话，执行不了三分之一结果又得烂尾，这是必然的，谁也不能无中生有地变出资源来。
但是我们敬爱的领导显然没有认真算过这个账。他们只是固执地先相信，我们绝不能按照美国人的规划去和平交付政权，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也很自然，所有的国王都不相信自己快要死了，普通人可以相信，但是你向国王说你快要死了是不得人心的，没有人敢这么做。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其实美国太上皇给你和平演变的道路、能够让你的的子弟像印度土邦主一样下台阶，是你最好的道路了；你成功地破坏这条道路以后，是面临着一个你自己根本填不完的坑，然后你跳进这个坑里面，下场就是崇祯皇帝落到张献忠手里面的下场。没有人敢对他们这么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相信将来钱多可以做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需要花多少多少钱。
所以这个大坑已经挖好了。从具体的政务角度来讲，会有很多人——因为想要当官的人总是不缺的，愿意为党做这些工作的人很多很多。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有党的领导、我有权力，而跟地方政府有关系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国务院的管理部门、央企和地方企业有很多钱；它们有钱但是没有权力，我有权却没有钱，我怎么可能不运用我的权力，从他们手里面把该敲诈出来的钱敲诈出来？这样一敲诈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在30年代搞出来的局面。
国民党当时就是想要，又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又要有苏联的好处，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苏联式的列宁党当执政党，避免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混乱局面，但是我们又不想像共产党那样做绝，把全社会都管起来。结果是怎样呢？在国民党统治的短暂时期，始终是党政军互相掐架。党的部门来自于国民党的群众组织，比如说社会局之类的组织，它是没钱的人。它的思想天然地倾向于左派，它们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左的话共产党就要左，共产党会跟我们争夺群众的，所以我们要左一下；而且我们是国民党员、是党部，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而政府部门呢？像朱镕基的政府和所有政府和蔡英文政府一样，任何政府部门都想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它们会跟资本家合作，想把企业管好增加收入。但是社会部门和党务部门肯定要跟它做对，今天要你减租减压，明天要你贡献这个贡献那个，严重地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党部军部和政府三角之间总是处在敌对状态，动不动军部就把党部给砸了、把党部的人抓起来，说你们内部是不是有隐藏的匪谍——当然也可能有，但是军部和政府部门也有；或者是党部去攻打政府，或者是政府要镇压党部。
结果就是，国民党的列宁化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蒋介石能够通过军事独裁和军事政变的方式上位就是这样方面的证明。如果党真的能够控制全局的话，那么汪精卫和胡汉民应该当领袖，党应该能够领导政府和军队，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党是左的，军队是右的，政府也是右的，但是军队和政府右的方向也不一样。军队总是想向政府要更多的钱，党部也是想向政府要更多的钱，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军部和党部都是自己不能生钱却不断想要更多的钱的角色，他们都是左的；但是军部认为，我是要镇压社会上的不轨分子的，所以我也是右的；而党部认为军部和政府全都是右的。三方之间永远不断地在打架，而且还经常闹出暴力冲突来。相反，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独裁是独裁了，但是一切井井有条，谁也不敢造次。结果国民党的党国政策就变成，有党国的坏处而没有党国的好处，没有党国的动员效率，却有党国压制社会压制经济的所有害处，所以国民党政权才变成一个短命政权。相对而言，共产党政权和资本主义政权都是长命政权，就是因为你两头占便宜而不是吃亏。
那么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个体制，必然要重蹈国民党覆辙。因为双方都是共产党的人哪，政府难道不是共产党的人？央企不是共产党的人？地方企业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是共产党的钱袋子，共产党也是要听他们说话的。但是社会部门，好吧，现在我们占了滕彪和王怡的生态位，穷人有需要的时候不再去找什么NGO了，就要找党的部门，然后党部为他们代言。代言以后，请问一句，负担落在谁的头上？不就是倒霉的政府头上吗？国务院、地方政府要负责承担更高的成本，他们愿意吗？或者说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执行纪律，负到这个负担以后，那就像执行了封城清零纪律以后，它们还能再挣到钱吗？挣不到钱，党务部门的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吗？以前国民党在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肆无忌惮地攻打资本家，因为共产党不靠你这边挣钱，共产党的钱是苏联给的。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苏联来供给这个钱？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就这样贸然地把整个体制给推出来了。
这整个体制推出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妄图和平演变的反动分子迎面一记耳光，永远断绝你的希望；给妄图从内部腐化、以袁世凯的方式接管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干部反手一记耳光，让你明白你们要乖乖地听话；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收放自如的人事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确实是国家的根本，掌握了人事管理权，就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所以习近平掌握了人事管理权，他能够行使至少是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大得多的权力。其实他能够行使的权力恐怕比毛泽东还要更大，因为他手头没有苏联干部党和开国军阀这两个非常危险的党内山头。
但是这个体制却是不能生钱的，它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产，而习近平或者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兜底。然后他在接近于破产的哪一个阶段及时收场、放弃这个烂尾工程，是说不好的。如果做得太过分不能及时收场的话，还等不到战争爆发，内乱就要先爆发了。内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张献忠式的流民战争，一方面是党的体制、国家体制，中央体制和地方体制相互之间的，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那种，体制内的斗争公开化。这两件事情都会迅速发生，就看你能不能够在烂尾之前，赶紧像是解除封城清零那样地及时收场。
当然，体制改革还有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科技委员会像社会委员会一样离开了国务院，由党的机构来凌驾于国务院之上。科技部的各机构都被拆分了，分给工业部分给农业部分给人事部，分给科技基金委员会；现在科技部变成一个像国防部一样的空架子机构，一切的权力，尤其最重要的是使用金钱的权力落到了党的机构手里面，今后国务院的科技部变成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机构。它打击的对象是什么呢？打击的对象是科技包工头体制，这个体制在最近十年花了太多的钱，搞出的东西都是花里胡哨的，所以党认为需要整顿一下。它执行的改革跟习近平在他执政前五年执行的国防体制改革相似。
国防体制改革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什么？三大部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总政治部，三总部被砍得七零八落。谁的权力更大了？新设置的监察委员会。总政治部的人事权力被监察委员会拿走一多半，变成一个登记机构了。本来总政治部就像是吏部尚书一样无所不能的，被监察委员会以反腐的名义折腾以后，总政治部变成了灰头土脸的一个登记性的部门，像人武部一样专门负责登记干部升迁，其它什么事也不敢做。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不用说，这是匪碟的主要机构，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是匪碟的核心，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央军委负责制，再加上科道人员监察人员的巨大权力，实现了外行军委主席对军队各山头的彻底清洗，但是也使得白区党的工作变得很不好做。
白区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刘亚洲他们兄弟管的那个，在立陶宛建立什么基金会，收买一些欧盟的科学家或者北约的科学家，搞一些技术进来。白区党的另外一个来源，恰好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科技部，科技部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管人才引进的，这个部门就是白区党的一个重要来源，从美国偷技术偷到中国就是由这个部门负责的。然后你把这个部门从科技部里面拿掉，让它回到人事部门去，相应的组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科技部不再能管钱了，那么带着美国实验室的U盘和实验标本回国的这些人就拿不到钱了。
[00:45:05]你不要说是转移到人事部门以后，原来的工作照样做，那不是这样的。人事部门像国防部或者人武部一样，它是一个论资排序的登记机构。直接了当地说吧，我不知道台湾现在的体制怎么样，它的功能就大体相当于蒋介石当总统那个时候台湾的铨叙部。铨叙部是干什么事情的？它能不能给你升官？不能。它能不能给你负责钱或者拨款？不能。它干什么事情？它负责管理和登记。大家按照年功序列，比如说侯友宜，他干了比如说八年探长以后该升级了。警衔是不是要升一级？当然应该升一级，如果你没有犯错误的话，一直忠于职守的话，当了八年公务员你不该升官吗？升官你该干什么？你到铨叙部去办手续，办了手续你就升了一级了。但是是不是铨叙部提拔你？不是这样的。陈水扁可以破格提拔你，铨叙部只能负责像计算机一样，该多少年了、该涨工资了、该给你什么福利待遇了、该怎么怎么样，造册登记，它像户籍部门一样，是一个没有主动性的东西。
白区党的工作交到这样的部门里面去，那就变成这样：我带着加拿大实验室的一个很珍贵的标本的，本来打算国家至少要给我几十万基金的，但是现在科技部没有了，我被国家转到了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哦，你是从加拿大来的，你的学历是怎样？告诉我你的第一学历、你在国内上的什么大学、你在加拿大上的什么大学、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工作了几年，把这些信息都告诉我，我给你输入电脑。咔嚓咔嚓计算一下，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博士生的待遇是咔嚓咔嚓加2000块钱工资、工作八年以后啪啪啪加3000块钱工资，啪啪啪啪啪，算出来算出来算出来，现在我算出来了，你作为一个加拿大的留学生、作为一个博士、还做过八年科研工作，我们可以给你涨4500块钱工资。现在你去拿着我们给你开的条，你到某某某研究所去等着候补去吧。就好像是大清朝的时候你拿到了吏部的候补。
我们注意，大清朝和历代王朝的体制都是这样的，拿到候补资格不一定有差事，候补和有官是两码事。比如说我两榜正途，举人或者是进士毕业了，皇帝是非得给我官做不可的；照我的资格，我就应该做县官以上的官，或者是部委的什么什么官；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我有差事，我有这个官是一个空头的官，国家不一定有工作给我做。我当着这个闲官站在衙门里喝着西北风，等着哪一天总理衙门要办事了，或者两江总督要办事了。两江总督要办事了，说我手下有3000个候补官，他们都是举人进士出身、有资格做县官的；但是手头现在我只有28个县官出缺，需要任命28个新县官，总督大人吏部尚书，我们要在这2000个候补官员中选出28个人去给他一个实缺；其他的那一千多个人，你们再等等，说不定再过五年又有新官给你们做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等不到新官的话，那你好惨好惨好惨，还不如做生意还有些钱呢，说不定你会等一辈子呢。如果你不走后门，说不定你真要等一辈子。至于吏部和两江总督为什么会看中你，那就跟你的学历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学历，看中你就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理由了。就是这个样子。
主持人：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本周轮到我来向您提问。本周国际的重大新闻可以说频繁地出现，包括美国的无人机坠落到黑海、普京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习近平也即将要出访俄罗斯等。而与此同时，匪区在这周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比较少人关注到，我稍微看了一下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要组建中央的金融、科技、社会工作、港澳工作等等部委。但曾经流传一时，想要成立整合公安、国安以及包括社会组织管理这些功能的中央内务委员会，并没有出现在机构改革方案里面。
这个改革方案看起来，党的直辖权力大幅扩充，那国务院的职权更多地转移到了党中央。您在推文中提到这个方案「主要体现了习近平政权既要又要的风格，既要再列宁化的效果，又要避免大开杀戒……既要党的战时动员，又要保全干部集团及其温和派中国人附庸的山头利益，这样的战时体制没有迅速集中资源的能力，只能在人事上加强党中央的垂直管理的权力，在军事上是自杀性的」，「结果必然两头落空」（注：推文20230317）。这听起来好像跟去年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十分相似，差别只是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发起战争。可否请阿姨深入解说一下匪区的这些机构改革跟未来备战准备之间的联系呢？
刘仲敬：我想社会委员会（Social Work Department）其实就是内务委员会，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党的政法委是管的是专业的公检法机构一套，现在主要的就是要把全社会内部事务全部整合起来，要把美国在反恐战争以来，通过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设立的那些系统的功能全部整合起来；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前，斯大林时代共产党曾经企图做到过的那种，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所有的社会组织社团法人全都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之内整合起来，那样社会上就会不留死角。然后在设计的中途谣言传了出来，结果就被传成了内务委员会，但是「内务」（Internal Affairs）和「社会」是一个词，内务就是国内安全的意思。中央社会部（Central Social Affairs Department, 1939-1949）本来就是针对全社会的、具有群众性质的特务组织，那就是社会工作了，按照共产党的的术语来讲的话，社会工作就是这个意思。
战时体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全社会的、分散用于各种不同特殊目的的团体和资源全部集中起来，战时朝野一致，共同应付战争需要，所以它要求有超越党派矛盾和官民区别的全民整合。按照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讲呢，官民区别是非常之大的。政府机构是极小的、拥有的资源是极少的，应付不了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在你的敌人已经做了规模很大的动员情况之下；这时候就需要全民出于自发的爱国主义热情，建立跨越官民的组织、跨越党派界限的组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改组，由原来的执政党管理一切的执政党政府，变成包括所有反对党和主要社会团体在内的跨党派的国防政府，或者叫做朝野一致政府。在这个政府当中，例如自由党和工党都要加入丘吉尔的国防政府，各种宗教的教派和工会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也要加入或者支持这个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对口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政府的部门，而且要管理全社会的资源。
全社会的资源往往是由，比如说军事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y Committees）——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呢？首先它是一个跨越了劳资的组织。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组织、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平时是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但是在战争的情况下，原有的小的冲突就不重要了，资本家和工人要联合起来，共同协调生产、最大化产能；因为工人的子弟也在前线牺牲，如果后方没有足够的炮弹的话，就是杀死我们自己的子弟了，因此过去的纠纷都要搁置下来，要建立跨越管理方和劳动方的联合组织。而这个组织又要跟军事部门要有良好的协调，于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超政府组织。它包含有政府的成分，包含有政府的国防部门后勤部门这样的部门、也有民间的组织、资本家和工人的组织。在民间这一方面它又超越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界限，变成一个全民一致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潜能会极大地调动出来，失业问题基本不存在了。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男人都在前线，后方的工作没人做，平时的家庭妇女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经过短期培训的，就要来做男人的工作。平时没有工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地方上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动员起来，做一些修桥补路之类的工作，基本上是没有用不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当然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一到战争结束以后就会解散，但是解散以后会有很多后遗症留下来，我们现在熟悉的福利国家之类的东西，都是战时体制在战后留下来的后遗症。这就是战时体制。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呢？布尔什维克跟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一样。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全都参加了战时组合，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战时体制的一部分，他们虽然是执政党的敌人，但却不是国家的敌人。他们跟执政党和反对党和资本家联合起来，以列宁谴责为「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的方式，用自己的生产力和自己的服兵役的子弟来支持战争，使他们在一战以后变成了共识政治当中共同执政党的一部分，形成了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而布尔什维克呢？依靠的是少数恐怖分子，它要求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要求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因此跟工人阶级的主流派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它不能指望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是依靠少数恐怖分子发动政变、从上层控制国家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方式，把本来是官民合作组织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变成了党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然后又反过来用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控制的资源，用所有不服从的人都不给面包的方式使人民不得不屈服，就这样建立出来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永不解散的战时体制，它控制社会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战时体制，它的权力大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就是因为它能够在和平时期行使战时体制的权力。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效果。第一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有一多半是由民间团体组成的，政府说了不算，执政党说了尤其不算，并不能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组织，在共产党国家完全由共产党的少数精英分子控制。共产党的精英分子在西方的意义上扮演了一个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狄克推多（Dictator）角色，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皇帝角色。中国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集体皇帝，而没有皇帝的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我管理的。它运用这些物资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人不是共产党政府的人就是党的人，不再像西方国家的战时体制那样，严格地来说属于志愿者，有没有薪俸是无关紧要的，一般来说其实是没待遇的。
因为他们就像是托克维尔和其他人所说的加入军队的贵族一样。加入军队的贵族，你不能把它叫做上校或者中校，那是在侮辱他，他原先是侯爵或者伯爵，你要叫他侯爵或者伯爵，因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本来就是侯爵和伯爵，现在为国效力，来在军队里面当了个上校或者中校。但是只有平民出身的人，像拿破仑那种人，本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到了军队里面得到了一个上校的头衔，这就是他最高的地位了，你称他为上校是在恭维他。但是对于侯爵来说当上校是降级，跟平民出身的上校平起平坐，他宁愿你称呼他为侯爵。（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第22章）
军事工业委员会或者计划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志愿者，他们在社会上原来是有地位的。比如说，他们其中至少包括三方面的人。总参谋部的人。他本来就是个军官，因为他是出身贵族，他在委员会里面当一个委员，对他不是有面子的事情，他也不需要从这个委员会得到待遇，他在国防部自然有他的待遇。
另一个人是比如说某某总工会的干事长。该总工会自己也是有钱的，工人给他交会费。工会的钱自己也投资，比如说像萧伯纳和罗素所说的那样，工会自己就是帝国主义者，因为它们的钱往往是投资到帝国主义事业、投资到殖民印度或者其他事业方面来的。他们到底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呢？在本国工厂主面前他们是工人，在海外的殖民事业当中他们就是投资者和资本家了。当然，他在工会中也是有自己的待遇的。工会有一个用处，就是在罢工的时候、没有工资的时候，工会干事照样有工资、工人照样有补贴，他们可以凭借补贴生活，所以他们才能够坚持罢工。他们能够坚持罢工靠的是什么？就是工会平时是有钱的。他的地位来自于工会，他当然也不稀罕军事工业委员会这点钱。
另一个方面的成员就是资本家，比如说克虏伯工厂的工厂主，那当然是很有钱的财团。他平时生产出武器来到处乱卖，现在我们不能到处乱卖、违反国家利益了，我们敌国不能卖。而且我们要整合生产，跟工人配合跟政府配合，配合之后我们的产品完全用来供应我们伟大的协约国军队或者法兰西军队，再也不会卖给巴尔干半岛或者是土耳其的什么地方了。他作为工厂老板，他平时的钱比政府官员的钱要多得多，他哪里稀罕管理委员会这点钱？
所以，军事工业委员会或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不稀罕这点钱的，他们的身份什么？是志愿者。你要这样理解，就是战时体制是什么事情？就是汶川发生了地震，或者佛罗里达发生了飓风，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本地的甚至外地的社会团体蜂拥而上都跑来救灾了。我们教会原来是存着一些面包或者什么东西，平时星期六拿出来星期天拿出来免费给穷人吃的，现在发生了地震，我们赶紧把这些面包或者是矿泉水之类的东西拿去送给灾民吃。有没有政府下命令？没有，我们自己想到的。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社会团体也想到这种事情，他们就一拥而上了。这样会不会造成混乱？会的。那么，本州政府派出来救灾队、联邦政府派出来的海陆军，还有本地本州各种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都跑来救灾，他们会不会拥挤呢？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协调？这个协调就不能拍拍脑袋说是，像是东方专制主义常常想象的那样，皇帝最大，一切都由总统领导的工作组进驻负责管理一切，那是不行的。联邦机构、各州机构是互不统属的，州长也不是总统的下属，民间机构更不是听政府指挥的，你得在现场大家协商一下，这个协商就是德性的体现。
我敢说，没有经过民主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管理过社区或者足球队之类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靠他自己协商那就是一片混乱，什么东西都运不来、交通也堵塞了；最后必须派一个独裁者来，皇帝派钦差大臣来，大家都听钦差大臣的命令，武断执行事情才能办通，自发协调一定办不通。但是在美国的情况经常就是就是自发协调的。不一定是官最大的人派来的人当头目，很可能就是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志愿者团体之类的担任这个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让各方面的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都进去，教会医院来的人、公立医院派来的人各有各的担架和救护车，谁走前面谁走后面，大家协调一下自动就运行了。运行得好的话，这个效率比起最高领导下令，按照官僚机构的等级一级一级执行的效率要高多，更能动员民间资源。但是如果人民是不习惯于民主的，那样只会造成混乱，反而不如专制手段效率高。
战争和地震飓风这样的灾难是一样的，它不是政府能够单方面包办的，所以就需要一个社会协调。社会协调协同的机构，比如说像利沃夫和地方自治局搞出来的前线军人的家属照顾委员会这样的组织（Georgy Lvov, All-Russian Zemstvo Union），他手下志愿者比沙皇的公务员还要多，但是它不是政府机构，大部分人员都是志愿者。所以西方国家的战时体制大部分是志愿者组织，是志愿者组织和官方组织的一个混合物。这个权力在共产党国家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于是在西方国家是志愿者的人，在共产党国家全部都是党务官员和政务官员，出身无产阶级。他不可能当志愿者，不能像是我们教会的牧师那样，他平时自己就是有钱的。他不会说是我到佛罗里达去救一下灾，国家应该给我发点工资吧，要不然我救灾这段时间是不是白干活了？不会的，志愿者本来就是白干活的意思对不对？你所干的事情就跟你星期天拿面包出去救济穷人是一样的事情，哪有说是这种事情还有工资的？它不构成国家开支。
但是在共产党国家这就是国家开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员一天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他们为党和国家做这些事情都是要有待遇的。而且党为了控制社会也不能允许他们自行其是，他们不能凭自己的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要根据党的统一安排进行，所以他们全部变成了官僚，官僚就需要极大的开支。这个极大的开支压在国家和社会头上，是比如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国有企业为什么一定会亏本、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搞不好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们应该怎样搞好市场经济？大刀阔斧地改革，再不改革我们国家就要跟苏联一样了。砍砍砍，几十年的老工人砍出去砍出去、国有企业砍到它破产，三线建设搞出来的兵工厂现在变成了鬼屋，有一部分能用的改成本县的监狱啦学校啦之类的，不能用的干脆就丢在山里面变成鬼屋。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在这个时间倒台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了。正是在这个条件之下，中国才能够有足以进入国际市场、能够挣到美元的血汗工厂。成本啊成本，帝国主义的消费者是只讲价格的，你不把价格降低下去，就是有一百个世贸组织，你的产品也还是照样卖不出去，要想降低价格那么就要大刀阔斧地砍。
砍来砍去，结果原先在党国体制之下、是党的耳目的很多机构，现在都已经要么是完全不存在了，要么就是比如说像人武部这样。我们企业按照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规矩，都是受党的统一领导、有党委书记的，当然也有相应的人武部。人武部干什么的？人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役局的社会主义翻版，它的任务是在战争时期动员。平时要掌握信息和情报，本单位、地方政府、本乡有多少个合格的役男、能当兵的男人有多少？本企业，比如说本钢铁厂，有多少工人在战争时期可以拿起武器的？平时我要了解这些。理论上讲，有的时候还要训练一下，不能让你在和平时期什么都不懂，然后进了军队以后还得临时训练，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多少要给你点军事训练，战争时期负责把你征到军队去。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不叫兵役局，叫做人武部——人民武装部。人武部按说的话，手里面还应该有一些正规军用过的、过时的枪或者是弹药存在你的手里面，供你平时演习之类的。
但是TMD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谁不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改变不了观念就换人，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要不然我们眼看就要跟苏联一样，苏联已经垮台了，你们还不吸取教训吗？降低成本打入国际市场，谁挣不来美元谁就提头来见。能够挣到美元是一个政治任务、广东的GDP能不能翻倍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怎样才能把成本压下来呢？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工人一年花上三个月时间，去拿着一些淘汰下来的50年代烂枪去训练呢？可不可以养一些闲员，他不负责搞技术不负责搞生产，他去搞什么人民武装？养这样一批干部、牺牲这一部分劳动力，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产品的成本立刻就上去了。
老天爷，我们的产品有多少利润呢？整整一个集装箱的打火机卖到西班牙去有多少利润呢？八毛钱左右吧。这样的厂子经得住养一个人武部、养一帮民兵干事吗？你TMD都去死吧。如果你还要说，我的理想是要当人武部的部长或者当民兵干事长，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当机关传达室的收发员，我什么也不干。哼，首先下你的岗，你这种人不下岗简直是没有天理。把你们统统下了岗，我们的人事费用砍下去以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够赚到这可怜的八毛钱，朱镕基才能够说，我们卖了多少裤子才能换回一架飞机呀。于是相应的机构当然是名存实亡，所有人都被抛向社会。
而中国早已经没有像西方那种教会啦、NGO那种负责承担社会风险的组织，所以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多余的人员被抛向社会，立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什么艾滋病卖血啦、什么铁西区啦（Tie Xi Qu: West of the Tracks, 2002）、什么红灯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出来了。之所以会出来就是因为社会冗余没有了，全社会都被国家包办以后，国家又把你们统统踢了出来，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结果就是去列宁化，除了少数比如说像北方工业集团这样的军工企业，还有像公检法部门这样的专政机构以外，列宁主义深入社会的触角被砍了一大部分，一大部分的意思就是为了省钱。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经济才能腾飞，中国才能够变成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产品才能在美国市场和全世界市场站得住脚，要不然大家早已经像苏联一样喝西北风去了。
但是这样有什么后果？大自然厌恶真空，社会也厌恶真空，社会组织空出来以后就会有野生的东西进去。比如说按照我们的理想，我们赶走了万恶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以后，所有残余的教会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既然剩下这么多三不管地带，有这样多的人口没人管，自然就会有些家庭教会之类的东西进行传教，还会有东方闪电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教团出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管起来呢？但是不行。全部管起来是不是需要有很多靠国库吃饭的干部呢？把这些干部养起来以后，朱镕基同志是不是白改革了？我们又要饿死了。所以我们没法管，至少是没办法全部管，我们只有周期性地发动一场运动来重点打击一波人，然后打击完了以后还是没人管，于是社会就乱哄哄，再列宁化的目的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的话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照台湾韩国之类经验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这就是美国人最喜欢唱的，市场经济产生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会产生自己的精英、会产生像团结工会这样的人物。他们早晚像是韩国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跟一心想要发展经济但是不在乎工人阶级死活的军政府和资本家发生冲突；然后他们会通过要求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议会，甚至选出自己的像金大中卢武铉这样的左派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垄断政府的军政府在社会运动的一再冲击之下不得不分享权力开放民主，然后形成左派政府和右派政府轮流执政。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通过社会运动颠覆政权。我们共产党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出现。
但是怎样才能不容许呢？等到某一个组织做大了冒出头来，像王怡他们搞一个什么秋雨之福教会那样，做大冒出头来，我把它头头抓了？但是它的声势已经形成了，它底下的那些人我们也抓不完，抓了一个头头有可能还会有新的头头，而且像他这样的人没完没了不断地出现，我们疲于奔命。我们不禁怀念，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我们通过他们单位的保卫科就把他们管得死死的，他哪里有工夫跑去搞什么家庭教会？狗屁。但是要把这些东西搞起来是多么费钱的事情，这跟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相违背，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
没法解决问题就是，你无法判断这些真空地带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不要说别的，以美国为靠山的很多NGO一直在打这种主意，像滕彪（twi. @tengbiao）他们打的肯定是这种主意。我是一个律师，我来为民请命一下下，揭发了政府部门所办的那些不正常的案子，给那些没钱没势的人打一个官司，是不是在这些人当中我就有一点名气？有一点名气我是不是就是未来总统金大中？当然我不一定能当上金大中，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将来就会通过社会运动当上金大中。开玩笑，地下教会的人口就有1亿，比共产党员的人口还要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介于合法和不合法——虽然共产党不愿意登记你、不承认你，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开这个口；但是我不准你登记，却不能让你不产生，理论上是非法的东西你就在那里活动，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管你抓你，那不是比让你登记更加糟糕吗？万一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在强有力的境外势力的协调之下，或者在本土的像朱元璋李自成毛泽东之类的人物整合之下，形成强有力的反对运动，那么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就是自掘坟墓吗？
我们失去了群众、失去了控制群众引导群众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统治区域内，将来会产生我们不能控制的强有的社会运动。临时抓几个杀几个，这是一种蒋介石式的威权主义的镇压方式，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蒋介石和朴正熙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压住民主运动的。他可以定期地抓一批人送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弄不好这些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因为坐过牢的因素一下子变成了英雄，什么时候挪威人再给他发一个诺贝尔奖，然后他带着光环回来；或者到美国去留学一下下、再接受一下美国社会运动的培养，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天然的反对派政党的领袖。而我们为了经济上拿美国的好处的缘故，陈光诚我们都放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杀了他希拉里会不高兴的。这样一来，这就等于是大明皇帝发现李自成跟多尔衮直接通电话一样，内外夹攻这还得了？短期看来我们还能控制局势，长期看来一定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没有钱，没有钱我们只能发展经济优先；但是绝不是说我们愿意像太上皇所指示的那样，发展经济有了钱以后，你们就得向中产阶级和社会运动让步、乖乖地民主化，我们不干。我们跟美国人只有前半截的利益一致，发展经济赚一赚钱，等我们有了钱以后，我们就要把没钱时期做出的这些让步收回去、重新控制社会，让你们美国人和指望这些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全部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要注意，这个计划可不是习近平制定的，大部分是江泽民同志时代的战略家制定的，由胡锦涛加强执行，习近平只不过是执行全党的意志。以前在胡锦涛时代，大家讨论一下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多，还需要再打一打工；现在嘛，我们觉得我们钱已经足够多了，美国人也无非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要收回社会的控制，赔点钱也没关系，所以我们要把社会收回来。收回来当然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单位体制，那一套体制不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但是绝不是说搞了市场经济我们就管不住你了，私有企业我们照样可以派党委书记，但是党委书记不再管头管脚，左手抓人事右手抓生产，这样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我们只抓政治就行了。我们相信这种新型的管理体制。
当然这个新型管理体制不新鲜，它就是纳粹管理体制。斯大林的管理体制要党委书记什么都管，纳粹的管理体系，政治委员进驻企业以后平时日常事务是不管的，只管涉及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他有一个否决权，这就是现在习近平所推行的1%政府参股、党委书记进驻民营企业。它绝不意味着恢复50年代的斯大林时的企业制度，它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在经济上比斯大林制度要合理得多，能够一方面保证私有企业不违反党和国家的政治方向、一方面还能让它保留原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企业还能够盈利还能生产、保证德国产品的质量仍然能够维持。这就是纳粹体制啊，只不过纳粹这个名字不好听，所以大家就忽视了纳粹体制在经济上比斯大林体制优越的这一点。
习近平所要建立的就是这个体制，包括民营企业、包括全社会。原先只是养一些闲人，屁用也没有的组织——比如说像信访局就是毫无用处，你只能在里面养老领干薪，你能解决什么狗屁问题？但是并入社会部以后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前，你TMD不可能有任何不满，如果有不满的话，党和国家会决定的，如果是合理的不满的话我们会自己内部解决，如果是不合理的不满的话，你立刻就变成反革命分子进到监狱里面去了，到古拉格去挖沙子抬木头去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家变得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什么时候下岗工人说，我为工厂工作受了工伤，老板给我的赔偿太少，我要过穷日子了，不行，我要去上访去。照法律我没有闹事的依据，但是我可以去上访呀？信访局只负责收一收信，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于是你们就闹。
信访局解决不了的问题，自然会有什么像滕彪之流的维权集团就说，我可以给你解决问题。这能行吗？或者像王怡那样来一个牧师说，我们教会会给你帮忙的。这样能行吗？这叫做什么来着？田成子收买人心，收买人心以后，下一步就是谋朝篡位。国君不救济穷人，而大臣田成子救济了穷人，穷人的心向着田成子，最后田成子终于篡了齐国的王位（注：田氏代齐，BC481）。我们可以允许这么做吗？不行。打击你们是起码的，但是打击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自己把这一块管起来。社会上的东西，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没钱的时侯我们暂时不管了，现在我们又有钱了，我们要把你们好好管起来，党要管你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样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算账的问题。就是这样确实是会制造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比起管理财政部经济部科技部的机构还要大得多。社会是多么广阔的空间啊，要管理多少人呢？比如说中国的就业人口3-5亿人左右差不多吧，我记不起具体数字了，社会部所要管理的人口至少超出这个数目的50%。你想想看，在西方是完全由教会志愿者NGO负责的这些项目，今后要由党的机构负责，而党的机构干这种事情，它是不能够盈利的。不能盈利，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要从能够盈利的企业那里挤出来。这样搞一下下，中国的企业还能有竞争力吗？是不是像是刘贡父对王安石说的那个笑话一样？王安石说，如果我们把梁山泊填平，我们可以增加好多耕地，可以弄到好多钱，这个主意好不好？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些水我们放哪里呢？刘贡父说，有办法，我们另外挖一个跟梁山泊一模一样的湖，把水灌进去不就好了？王安石心想，sb，那样的话，我又得到了一批土地又失去了一批土地，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注：宋稗类钞·06，25）
这就是这样啊，事情就是这样呀。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折腾一下，无论机构的形式怎么样，不就是这样吗？你不直接管理企业，让能盈利的企业盈利，然后国家从企业那里来拿过钱再搞社会工作，这跟过去「企业办社会」——企业养着一大批福利性质的人，因为企业就是一个福利机构，在西方由民间团体和国家福利包办的地方都由企业来包办；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话，你很容易找点借口就不干活，就变成一个闲人了，这样你的企业就没有竞争力了。现在我们不在企业里搞，我们另外搞出一个党的专门机构来搞这一套，花的钱会更少吗？一点儿也不会。真的把这个计划执行到100%的时候，那就像是封城清零一样，所有的企业都会失去所有的订货的。
当然我想习近平对这一点并没有准备。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家其实也没有做准备，他们准备是很不具体的，就像将来共产主义实现了，或者是将来中国变成了中等发达国家，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但是算账不是这样算的，办具体的事务你必须算具体的账。比如说我要救济200个穷人，我又不是耶稣基督能够五饼二鱼把他们全部喂饱（Matthew 14:13-21），我要算一算这200个人餬口每天需要多少面包，然后算一算账这些面包需要多少钱，这是一个具体的账单。具体的账单算下去那是不得了的，从来就没有算过这个具体的账单，而且现在还没有人算过这个社会工作部需要有多少人员。我敢说，社会工作部如果要实现它理论上的全部功能的话，它需要的人员比现在的党政军全部人员加起来还要多，一点都不开玩笑。照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就是，负责这些职能的教会、民间团体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公务员啊，但是如果算他们的人数的话，那比美国三军将士、联邦各州各郡全部公务员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呢。
中国有可能养得起这些人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养得起这些人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弄到足够的钱来养这些人吗？可能性为百分之零，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点廉价七成的必要都没有，它就是可能性为零。执行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造成的经济后果就跟封城清零一模一样了，所有地方政府和企业——注意这些企业可不是国民党的资本家哟，他们自己就是党的人呀，就会叫苦连天受不了，到那时候是非烂尾不可的，谁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面包。战时体制可以动员很多力量，但是等到动员到的所有力量都花光了以后，也就只能像鲁登道夫和威廉皇帝一样，老子还是打不下去了，没有战时体制我们打不了四年，有了战时体制我们也只能打四年。真的实行这个社会体制的话，执行不了三分之一结果又得烂尾，这是必然的，谁也不能无中生有地变出资源来。
但是我们敬爱的领导显然没有认真算过这个账。他们只是固执地先相信，我们绝不能按照美国人的规划去和平交付政权，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也很自然，所有的国王都不相信自己快要死了，普通人可以相信，但是你向国王说你快要死了是不得人心的，没有人敢这么做。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其实美国太上皇给你和平演变的道路、能够让你的的子弟像印度土邦主一样下台阶，是你最好的道路了；你成功地破坏这条道路以后，是面临着一个你自己根本填不完的坑，然后你跳进这个坑里面，下场就是崇祯皇帝落到张献忠手里面的下场。没有人敢对他们这么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相信将来钱多可以做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需要花多少多少钱。
所以这个大坑已经挖好了。从具体的政务角度来讲，会有很多人——因为想要当官的人总是不缺的，愿意为党做这些工作的人很多很多。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有党的领导、我有权力，而跟地方政府有关系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国务院的管理部门、央企和地方企业有很多钱；它们有钱但是没有权力，我有权却没有钱，我怎么可能不运用我的权力，从他们手里面把该敲诈出来的钱敲诈出来？这样一敲诈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在30年代搞出来的局面。
国民党当时就是想要，又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又要有苏联的好处，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苏联式的列宁党当执政党，避免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混乱局面，但是我们又不想像共产党那样做绝，把全社会都管起来。结果是怎样呢？在国民党统治的短暂时期，始终是党政军互相掐架。党的部门来自于国民党的群众组织，比如说社会局之类的组织，它是没钱的人。它的思想天然地倾向于左派，它们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左的话共产党就要左，共产党会跟我们争夺群众的，所以我们要左一下；而且我们是国民党员、是党部，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而政府部门呢？像朱镕基的政府和所有政府和蔡英文政府一样，任何政府部门都想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它们会跟资本家合作，想把企业管好增加收入。但是社会部门和党务部门肯定要跟它做对，今天要你减租减压，明天要你贡献这个贡献那个，严重地影响经济发展。结果党部军部和政府三角之间总是处在敌对状态，动不动军部就把党部给砸了、把党部的人抓起来，说你们内部是不是有隐藏的匪谍——当然也可能有，但是军部和政府部门也有；或者是党部去攻打政府，或者是政府要镇压党部。
结果就是，国民党的列宁化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蒋介石能够通过军事独裁和军事政变的方式上位就是这样方面的证明。如果党真的能够控制全局的话，那么汪精卫和胡汉民应该当领袖，党应该能够领导政府和军队，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党是左的，军队是右的，政府也是右的，但是军队和政府右的方向也不一样。军队总是想向政府要更多的钱，党部也是想向政府要更多的钱，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军部和党部都是自己不能生钱却不断想要更多的钱的角色，他们都是左的；但是军部认为，我是要镇压社会上的不轨分子的，所以我也是右的；而党部认为军部和政府全都是右的。三方之间永远不断地在打架，而且还经常闹出暴力冲突来。相反，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独裁是独裁了，但是一切井井有条，谁也不敢造次。结果国民党的党国政策就变成，有党国的坏处而没有党国的好处，没有党国的动员效率，却有党国压制社会压制经济的所有害处，所以国民党政权才变成一个短命政权。相对而言，共产党政权和资本主义政权都是长命政权，就是因为你两头占便宜而不是吃亏。
那么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个体制，必然要重蹈国民党覆辙。因为双方都是共产党的人哪，政府难道不是共产党的人？央企不是共产党的人？地方企业不是共产党的人？他们是共产党的钱袋子，共产党也是要听他们说话的。但是社会部门，好吧，现在我们占了滕彪和王怡的生态位，穷人有需要的时候不再去找什么NGO了，就要找党的部门，然后党部为他们代言。代言以后，请问一句，负担落在谁的头上？不就是倒霉的政府头上吗？国务院、地方政府要负责承担更高的成本，他们愿意吗？或者说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执行纪律，负到这个负担以后，那就像执行了封城清零纪律以后，它们还能再挣到钱吗？挣不到钱，党务部门的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吗？以前国民党在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肆无忌惮地攻打资本家，因为共产党不靠你这边挣钱，共产党的钱是苏联给的。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苏联来供给这个钱？这些问题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就这样贸然地把整个体制给推出来了。
这整个体制推出来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妄图和平演变的反动分子迎面一记耳光，永远断绝你的希望；给妄图从内部腐化、以袁世凯的方式接管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干部反手一记耳光，让你明白你们要乖乖地听话；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收放自如的人事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确实是国家的根本，掌握了人事管理权，就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所以习近平掌握了人事管理权，他能够行使至少是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大得多的权力。其实他能够行使的权力恐怕比毛泽东还要更大，因为他手头没有苏联干部党和开国军阀这两个非常危险的党内山头。
但是这个体制却是不能生钱的，它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产，而习近平或者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兜底。然后他在接近于破产的哪一个阶段及时收场、放弃这个烂尾工程，是说不好的。如果做得太过分不能及时收场的话，还等不到战争爆发，内乱就要先爆发了。内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张献忠式的流民战争，一方面是党的体制、国家体制，中央体制和地方体制相互之间的，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那种，体制内的斗争公开化。这两件事情都会迅速发生，就看你能不能够在烂尾之前，赶紧像是解除封城清零那样地及时收场。
当然，体制改革还有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科技委员会像社会委员会一样离开了国务院，由党的机构来凌驾于国务院之上。科技部的各机构都被拆分了，分给工业部分给农业部分给人事部，分给科技基金委员会；现在科技部变成一个像国防部一样的空架子机构，一切的权力，尤其最重要的是使用金钱的权力落到了党的机构手里面，今后国务院的科技部变成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机构。它打击的对象是什么呢？打击的对象是科技包工头体制，这个体制在最近十年花了太多的钱，搞出的东西都是花里胡哨的，所以党认为需要整顿一下。它执行的改革跟习近平在他执政前五年执行的国防体制改革相似。
国防体制改革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什么？三大部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总政治部，三总部被砍得七零八落。谁的权力更大了？新设置的监察委员会。总政治部的人事权力被监察委员会拿走一多半，变成一个登记机构了。本来总政治部就像是吏部尚书一样无所不能的，被监察委员会以反腐的名义折腾以后，总政治部变成了灰头土脸的一个登记性的部门，像人武部一样专门负责登记干部升迁，其它什么事也不敢做。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不用说，这是匪碟的主要机构，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是匪碟的核心，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央军委负责制，再加上科道人员监察人员的巨大权力，实现了外行军委主席对军队各山头的彻底清洗，但是也使得白区党的工作变得很不好做。
白区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刘亚洲他们兄弟管的那个，在立陶宛建立什么基金会，收买一些欧盟的科学家或者北约的科学家，搞一些技术进来。白区党的另外一个来源，恰好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科技部，科技部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管人才引进的，这个部门就是白区党的一个重要来源，从美国偷技术偷到中国就是由这个部门负责的。然后你把这个部门从科技部里面拿掉，让它回到人事部门去，相应的组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科技部不再能管钱了，那么带着美国实验室的U盘和实验标本回国的这些人就拿不到钱了。
[00:45:05]你不要说是转移到人事部门以后，原来的工作照样做，那不是这样的。人事部门像国防部或者人武部一样，它是一个论资排序的登记机构。直接了当地说吧，我不知道台湾现在的体制怎么样，它的功能就大体相当于蒋介石当总统那个时候台湾的铨叙部。铨叙部是干什么事情的？它能不能给你升官？不能。它能不能给你负责钱或者拨款？不能。它干什么事情？它负责管理和登记。大家按照年功序列，比如说侯友宜，他干了比如说八年探长以后该升级了。警衔是不是要升一级？当然应该升一级，如果你没有犯错误的话，一直忠于职守的话，当了八年公务员你不该升官吗？升官你该干什么？你到铨叙部去办手续，办了手续你就升了一级了。但是是不是铨叙部提拔你？不是这样的。陈水扁可以破格提拔你，铨叙部只能负责像计算机一样，该多少年了、该涨工资了、该给你什么福利待遇了、该怎么怎么样，造册登记，它像户籍部门一样，是一个没有主动性的东西。
白区党的工作交到这样的部门里面去，那就变成这样：我带着加拿大实验室的一个很珍贵的标本的，本来打算国家至少要给我几十万基金的，但是现在科技部没有了，我被国家转到了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哦，你是从加拿大来的，你的学历是怎样？告诉我你的第一学历、你在国内上的什么大学、你在加拿大上的什么大学、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工作了几年，把这些信息都告诉我，我给你输入电脑。咔嚓咔嚓计算一下，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博士生的待遇是咔嚓咔嚓加2000块钱工资、工作八年以后啪啪啪加3000块钱工资，啪啪啪啪啪，算出来算出来算出来，现在我算出来了，你作为一个加拿大的留学生、作为一个博士、还做过八年科研工作，我们可以给你涨4500块钱工资。现在你去拿着我们给你开的条，你到某某某研究所去等着候补去吧。就好像是大清朝的时候你拿到了吏部的候补。
我们注意，大清朝和历代王朝的体制都是这样的，拿到候补资格不一定有差事，候补和有官是两码事。比如说我两榜正途，举人或者是进士毕业了，皇帝是非得给我官做不可的；照我的资格，我就应该做县官以上的官，或者是部委的什么什么官；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我有差事，我有这个官是一个空头的官，国家不一定有工作给我做。我当着这个闲官站在衙门里喝着西北风，等着哪一天总理衙门要办事了，或者两江总督要办事了。两江总督要办事了，说我手下有3000个候补官，他们都是举人进士出身、有资格做县官的；但是手头现在我只有28个县官出缺，需要任命28个新县官，总督大人吏部尚书，我们要在这2000个候补官员中选出28个人去给他一个实缺；其他的那一千多个人，你们再等等，说不定再过五年又有新官给你们做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等不到新官的话，那你好惨好惨好惨，还不如做生意还有些钱呢，说不定你会等一辈子呢。如果你不走后门，说不定你真要等一辈子。至于吏部和两江总督为什么会看中你，那就跟你的学历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学历，看中你就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理由了。就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