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俄国的幻灭 第一版序言 Emma Goldman（1923）

早在我考虑离开那个国家之前，我就决定记录我在俄罗斯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事实上，这正是我离开那片悲惨的英雄之地的主要原因。
　　我们中最坚强的人都不愿放弃长久以来珍视的梦想。我怀着希望来到俄罗斯，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生的国家，其人民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伟大而艰巨的革命重建任务。我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积极参与这项振奋人心的工作。
　　我发现俄罗斯的现实是怪诞的，完全不像那个让我满怀希望去寻找应许之地的伟大理想。我花了整整十五个月才找到方向。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一桩又一桩不幸的事环环相扣，最终使我珍视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我拼命地同这幻灭作斗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同我心中那坚定的声音对峙，它催促我面对那无法否定的事实。我不会也不能放弃。
　　接着便是喀琅施塔得事件。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使我彻底认清，俄国革命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眼前的是那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令人生畏，压倒一切建设性的革命努力，镇压、抹黑和瓦解一切。我无法也不愿成为这邪恶机器中的一环，并意识到我对俄国及其人民没有实际用处，因此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一离开它，我便会诚实、坦率、尽可能客观地讲述我在俄罗斯那两年的故事。
　　我于1921年12月离开。我本可以在那时就开始写作，趁着那段可怕的记忆仍在我头脑中鲜活。但我等了四个月才下笔写一系列文章。又推迟了四个月才开始写现在这本书。
　　我并不打算装模作样地写这样一种历史，去描述发生距今已过去五十上百年的事情，这看上去也许客观。但真正的历史不仅仅是数据的汇编，没有了人的参与，没有了历史学家从同代人的文字那汲取必要的营养，历史便毫无意义。正是人的主观参与与观察，为所有历史注入了活力，使其充满生机。因此，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籍数不胜数；然而，只有极少数几本在真实和令人信服方面脱颖而出，只有在历史学家通过当事人留下的人类文献来感受他所研究的主题时，才能达到如此杰出的程度。
　　我相信这点，也相信对于大多数学习历史的学生，都能发觉或者直观地看出，从诸如罗兰夫人，米拉波等同代的记述者文字中流露出的历史，要远比所谓的客观史学家要生动得多。一个奇怪的巧合是，正当我在俄国的最关键的时期，一卷由能干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公关人员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编辑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信件集寄到了我这。事实上，我一边读着它们，一边听闻到布尔什维克的炮兵开始炮击喀琅施塔得起义军。这些信让我对法国大革命事件产生了最深刻的理解。前所未有地，它们让我认识到了，从整体上讲，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对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显著重演。
　　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诠释者，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彼得·克鲁泡特金，都是通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录来理解大革命并从中吸取灵感的。同样，未来的伟大俄国革命史学家——如果他们要写下真实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堆砌的话——就要从那些亲身经历过俄国革命的人，那些与俄国人民共渡时辛的人，以及那些参与其中或见证了（俄国）生活永恒的苦难景象的人的印象和反应中汲取营养。
　　我已经记不起我在俄国期间写了多少俄国革命主题的东西了。但我偶然收到的几本书都给我留下了极度不充分的印象。写它们的人缺乏对情况的第一手了解，而且肤浅得让人觉得可悲。一些作家在俄罗斯待了两周到两个月，不懂该国的语言，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官方导游和口译员陪同。这里我指的不是那些在俄国内外扮演布尔什维克宫廷官员的作家。他们是另一个阶层的人。我将在“革命的旅行推销员”一章中讨论他们。在这里，我指的是那些真诚地支持俄国革命的朋友们，他们大部分人的努力工作却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混乱和误解，他们维持了布尔什维克和革命是同义词的神话，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真正的俄国革命发生在1917年的夏季。在那段时期，农民占有土地、工人夺取工厂，这表明他们深知社会革命的意义。十月革命是对六月前的工作的一种最后补充。在大起义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他们拿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业策略粉饰自己。但在高涨的革命热情使他们掌权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他们的虚假羽毛。正是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之间开始了精神上的分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大。而现在，毫不夸张的说，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了革命的死敌。
　　迷信难以消逝。就这种现代迷信而言，消解的过程则加倍艰难，（布尔什维克神话）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人为的延续了。国际干预、封锁，以及共产党非常高效的全球宣传，都让布尔什维克的神话得以继续存在。即使是可怕的饥荒，也被用来继续维持这一神话的存在。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认识到了迷信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我一直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十年来，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冷酷、机械、奴役的公式。我在小册子、讲座和辩论中都反对它。因此，我并非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做出什么事。但盟军对他们的攻击使他们成为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并让我站到了他们那边。
　　从1917年11月到 1918年2月，在我因反对战争的态度而被捕并随后获得保释期间，我为了捍卫布尔什维克而走遍了美国。我出版了一本阐明俄国革命和为布尔什维克辩护的小册子。我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在实践中体现了革命精神，尽管他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我当时对他们的态度可以从我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的真相》（载于地球母亲出版协会，纽约，1917年2月）中的以下段落中看出：
　　俄国革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奇迹。除了其他非同寻常的悖论外，它还展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社会民主工党人（*1917年仍未完全分裂）列宁和托洛茨基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切尔克索夫（Tcherkessov）、柴可夫斯基却否认这些策略，并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推理，而他们一生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推理为“德国的形而上学。”
　　1903年的布尔什维克虽然也是革命者，但死抓着马克思的教条不放，认为俄国的工业化和资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实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不再相信什么资产阶级的神圣使命。他们同巴枯宁的浪潮前行；也就是说，一旦群众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力量，他们就会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必受到已死去的过去的传统和进程的束缚，这些传统和进程就像是一群人围在圆桌旁秘密制定的一样，而不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
　　1918年，布列什科夫斯基夫人到访了美国，开始了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当时我正在密苏里州的监狱。我对“亲爱的俄罗斯革命的祖母”的行为感到悲伤和震惊，我写信恳求她反思自己，不要背叛她为之献身的事业。那时，我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我们在理论上都不同意布尔什维克，但我们仍然应该与他们一起捍卫革命。
　　当纽约州法院维持了对我剥夺公民权的这一不合事实的裁决，我放弃了上诉，这样我可以回俄罗斯帮助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我坚信布尔什维克正在推进革命并为人民而献身。来到俄罗斯一年多以来，我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观察和研究、不断走访全国各地、会见持各种政见的人、布尔什维克的各种敌人和朋友——这一切都使我相信，这是一场被强加给世界的可怕的幻觉。
　　我提到这些情况是为了表明我思想和内心的改变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我最终决定发声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学会区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
　　关于感恩，一般的老套观念是，一个人不能批评那些向他表达善意的人。多亏了这种观念，父母们才得以用比残暴虐待更有效的方式去奴役他们的子女。朋友们也这样互相欺负对方。事实上，今天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因这种有害的想法而变得更糟。
　　有些人因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态度而指责我。“多么忘恩负义啊！在俄罗斯受到了款待和友善之后，还攻击共产党政府。”他们愤怒地喊道。我无意否认我在俄国期间得到的好处。如果我愿意为当权者服务，我本可以得到更多。正是这种情况使我很难公开反对我日复一日亲眼所见的恶行。但最后我发现沉默确实是一种认同的表现。如果我不大声疾呼反对对俄国革命的背叛，我就与他们同流合污了。革命和俄国内外人民的福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无法容许我与那些我遇到的，并学着去尊重的共产党人的私情去阻碍我的正义感，去阻止我将我在俄国两年的经历公之于众。
　　毫无疑问，某些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没有透露我所引用之人的姓名。有些人甚至可能利用这一事实来质疑我的真实性。但我宁愿面对这质疑，我也不会把那些愿意与我交谈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名字泄漏出去，让他们去指望契卡大发慈悲，那些熟悉俄罗斯真实情况并且没有迷信于布尔什维克蛊惑的人，或那些正在研究共产党的人将证明我所描绘的是真实的情况。世界其他国家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了解到这一事实。
　　有一些朋友的意见我很重视，他们很好地表明，我与布尔什维克的争吵是由于我的社会哲学，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失败。他们声称，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自然会坚持人的价值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在革命期间两者都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还有朋友指出，破坏、暴力、恐怖主义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要素。他们说，作为一名革命者，我不能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手段。
　　如果我去俄罗斯是希望发现无政府主义被实现了，或者如果我坚持认为革命可以和平进行，那么这两种批评都是合理的。但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是通过政坛的转移更迭或阶级革命而强加给人类的，对其社会关系的机械安排。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破坏的产物，而是建设的产物——是重生的人民有意识的创造性，社会性工作成长和发展的结果。因此，我并不指望无政府主义能在专制主义几个世纪的统治和人的长期臣服后立即实现。我当然也没有指望它将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
　　然而，我确实希望至少能在俄罗斯发现革命所争取的社会变革的开端。作为一名革命者，我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命运。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之下，俄国工人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迎来社会改良之发端，我就心满意足了。
　　两年来的认真学习、调查和研究使我确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给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福祉只存在于纸上，被布尔什维克的高效宣传，画成了一幅给欧洲和美国的人民看到色彩斑斓的画。作为广告奇才，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胜过了世间一切已知的人。但事实上，俄国人民却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中一无所获。诚然，农民有土地；但农民有土地。靠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恩典，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努力，早在十月变革之前就开始行动了。农民之所以能够保住土地，主要是因为斯拉夫人顽强的毅力。由于迄今为止他们占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并且深深扎根于土地，他们无法被轻易地驱离他们的土地正如工人无法被轻易夺走其生产资料。
　　同农民一样，俄国工人也采取了直接行动。他们占有工厂，组织自己的车间委员会，几乎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但很快他们就被剥夺了权力，并被置于布尔什维克国家机器的工业管控之下。俄国的无产阶级沦为奴隶。以日后将被带来的舒适，光明和温暖的名义，他们被镇压，被剥削。尽我所能，我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工人或农民从布尔什维克政权中获得了好处。
　　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发现人民的革命信仰被打破，团结精神被摧垮，同志互助的意义被扭曲。一个人必须亲自生活在俄国，去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去亲眼看看，去感受人民的异常的幻灭与绝望，才能理解布尔什维克原则的破坏效应，它毁掉了曾属于革命俄国的骄傲与辉煌。
　　我并不否认破坏和恐怖是革命的一部分。我知道，过去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都需要借助暴力。如果没有敢于用武力反抗英国暴政的英雄般的开拓者，美国可能仍处于英国的枷锁之下。如果没有约翰·布朗一家的好战精神，黑人奴隶制可能仍然是美国的合法制度。我从未否认暴力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然而，在战斗中使用暴力作为防御手段是一回事。然而为恐怖制定原则，将其制度化，并赋予其在社会斗争中最重要的地位，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这种恐怖主义会引发反革命，而恐怖主义本身也会成为反革命。
　　很少有一场革命能像俄国革命那样在如此之少的暴力下展开。如果人民和文化力量仍能控制革命，红色恐怖也不会发生。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俄罗斯各地盛行的友爱和团结精神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但是，一小撮一心想建立一个绝对国家的人必然求助于压迫和恐怖主义。
　　还有另一种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声音反对我的批判。他们说，俄国正在罢工，当工人罢工反对他们的主人时，革命者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是不道德的。这纯粹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压制批评而采取的煽动手段。
　　俄国人民正在罢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事情的真相是，俄罗斯人民被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机器拒之门外，他们甚至像资产阶级的主子们一样，用剑与枪去驱赶人民。就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而言，这种暴政被一个轰动世界的口号所掩盖，因此他们成功地蒙蔽了群众。正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拒绝站在在俄罗斯被称为共产党的统治阶级一边。
　　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我将与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站在一起。我不在乎这暴政是来自克里姆林宫还是其他强权。在俄国时，我对它所受的苦难无能为力。也许我现在可以通过指出俄罗斯经验的教训来做点什么。驱使我写这本书的不仅仅是对俄国人民的关切，还有我对全世界群众利益的关切。

艾玛·戈德曼。
1922年7月，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