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富国穷国》(历史出错了?)[美]戴维·S·兰德斯
阿拉伯男人有一腔傲气,但也有非常脆弱的一面。
——简·古德曼《荣誉的代价》
如果不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理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真主),它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比它更早出现的两个一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起源于沙漠地区。它具有非同寻常的鼓动性,使小群游牧部落通过战争迅速地扩张领地。在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62年(后来这一年被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从麦加出奔至麦地那之后100年内,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接受伊斯兰教这一新信仰的战士摧毁了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和帝国,并且向西横扫,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穿过西班牙直入法兰西腹地。稍作休息和整顿之后紧接着就向东进发,直抵印度及其以东。当欧洲人于1498年通过水路进入印度洋时,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东到中国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南至非洲东海岸,北至欧洲东南部的多瑙河流域,以及中亚地区的主要商道。后来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扭转了似乎是上天安排的征服过程。
从西罗马帝国衰亡(传统上定为公元476年)到基督教的欧洲向海外扩张,在这中间的1000年间,伊斯兰教激情和献身精神的爆发,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从这种意义上讲,它预示了后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巨大潜力,只是后者发展得更广更深入,并将它的历法通行全世界,从“耶稣纪元”发展到“公元”。
这两次实力迸发的关键区别在于技术的地位有所不同。前者,即穆斯林,依靠的是老技术,然而他们是新战士,靠着急速奔驰的骑兵的战斗激情,这些人相信上帝和历史是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全凭自己的气势压倒了那些专制帝国的坐享俸禄的官僚和不关心国事的百姓,只是偶尔停下来消化一下征服的果实和战利品。后者,即欧洲人的扩张,则是依靠优势的火力,受利润驱动:战利品也是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获取的利润。(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我们就知道三个G:God〔上帝〕、Gold〔金子〕以及Glory〔荣誉〕。三者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子了,因为金子可以用来付账,可以装备舰队,可以诱惑和抚慰人的肉体)。
欧洲势力的潜力要更大一些,因为它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处在巅峰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敌。他们唯一真正的对手是其他欧洲人。但穆斯林的推进更加毫不妥协和不知满足。他们的英勇无畏再加上对宗教的虔诚预示着它天启式的两个方面的发展结果——胜利以及失望。
欧洲的扩张(帝国主义)不是天启的。它实质上是力量的显示。它用心计算力量的对比和机会而采取对策,富有成本意识,因而其进退都是机会主义的。的确,精神对于欧洲人来说作用很大,而在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显得更重要些——就像对天主教徒所起的作用高于对新教徒一样(我们可以在亚洲的荷兰人身上看到这一点)。但是精神很难与利益和得失连在一起。威望也很重要,但威望和其他东西一样,有自己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帝国在其威势降低之后就消失的原因。当欧洲列强的势力遇上殖民地人民的抵抗,留驻当地所耗费用升高时,他们就收拾铺盖撤退(印度就是一则典型的例子),通常给当地新独立的人民造成沉重的损失。
伊斯兰教则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穆斯林战士所做的是真主的工作,他们的失败就是整个人类的挫折。所以,当基督教徒骑士从11世纪开始,先后在西班牙和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将穆斯林战士们打退而占领一度属于伊斯兰教的领土时,穆斯林们将这一失败看做是魔鬼的胜利。而当穆斯林军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把十字军骑士们驱逐到海里时,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胜利,而是真主安拉的胜利,是恢复了秩序和纠正了历史的偏差。他们把基督教十字军建立的王国都赶出了黎凡特地区,这被看做是一个范例,被当做是历久不衰的一个象征。差不多在千年之后,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攻占科威特、跟西方列强及其穆斯林随从者的联盟作一较量时,他还宣称他这样做是追随当年率领穆斯林大军从异教徒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的库尔德首领萨拉丁的榜样,是为了纪念萨拉丁。
自萨拉丁那一辉煌顶峰(1187年)之后,伊斯兰事业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变得无力,它依旧有所得,尤其是在那些信仰万物有灵论的人们之中。伊斯兰教的信息简明;皈依的过程也很容易。在三大一神教的信仰中,它对于新入教者所要求的最少,至少是在最初阶段。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将其信仰与力量和领土联系在一起,它相对于异教徒社会而言的势力减弱是一件很让穆斯林失望和难过的事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下滑趋势所带来的问题,曾由于伊斯兰国家的继续独立、欧洲势力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散、伊斯兰力量的若干局部胜利(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伊斯兰世界看来仍巍然屹立等情况,而被掩盖。可是从17世纪以来,凡是环顾四周的人都不会看不见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在经济上和科技知识上都落后了,历史出了毛病。
从较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帝国的上述冲突,在两个地方尤为关键:一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正是在那里开始了对土地、财富以及国家主权的攫夺。二是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那里,苏丹的敕令不被放在眼里,他的土地被那些自命不凡的基督徒邻邦以及民族主义高涨的基督徒臣民所侵蚀。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少数的贵族阶层上等人物,另一极则是可以任意欺骗和压榨的劳苦大众。贵族和官僚们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特权。他们握有暴力,只是偶尔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而受到一点限制。这些社会不是没有正义感,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道“在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里,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的存在不言自明”。(读了一些当代人,包括从欧洲来的旅游者所写的见闻,我发现这一观点是乐观得出奇)。
在统治者之下,民众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安全感;有的只是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统治者的屈从。反抗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能够摆脱残酷剥削和压榨的途径就是像鸟一样飞走或藏匿——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据说巴格达的一代哈里发说过:“生活最美好的人,就是他有一幢宽敞的房子,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丰足的财产,他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这话说对了。在这样的社会,被权势认识或认识权势无疑都是招惹麻烦。当一位苏非派圣徒被要求接待国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房子有两扇门;如果苏丹从其中一个门进来,那我就从另一扇门逃走。”当然只有一个圣徒才可以那么说,也只有圣徒才能被问及。那么大众怎样才能被国王或国家所确认呢?充军入伍仅仅是一种束缚的形式,战士往往只是缺乏宗教激情和效忠精神的奴隶或者雇佣军。
当欧洲人来到印度时,莫卧儿帝国已呈现一幅支离破碎的状态;灭亡的趋势已成定局而不可能扭转。这个印度次大陆在宗教政体上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体,但实际上却从未联合起来。接连不断的入侵者从西北侵入,占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是南方却一直游离在外,各地区在语言上和文化上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地方特色,像是压紧的弹簧。所以,国家没有统一:“国家看上去像一触即碎。”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体系呢?为什么,“既然有了与欧洲相类似的彼此竞争的政治群体,却没有出现一批国家”?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贵族专制政体,不论大小,都未能形成自己的能赢得人心的特性,从而足以将民众维系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甚至高人一等。宗教本来有可能起这一作用——穆斯林对印度教徒——不过直到20世纪,这才被作为划分国家的界线。如果欧洲人在17世纪没有侵入的话,印度就会长期陷于内部分裂和自相残杀,如同它以往1000年那样。
是英国人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所带来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一小部分人就能统治比他们多成千上万倍的驯顺的民众。除了1857-1858年遭到无情镇压的印度兵变以及偶尔发生的一些宗教纠纷以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没有反抗。英国人的到来,还带来了贸易上的巨大好处。如同先前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东西方贸易的这一接合中充当了积极的合伙者。是他们的船在往来穿梭,进进出出,是他们的商人驶入了亚洲的水域。(这一点与北大西洋的贸易交往和竞争的对称格局,形成了对照。)原有的亚洲商业网络尽管拥有财力和经验,仍然把利润最丰厚的交易让给了外国商行。从18世纪末起,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大英帝国的政策,而不是印度本地的积极性。
英国的统治招来了愤怒谴责。白人老爷和太太们都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文明得多——衣冠楚楚,风流潇洒,干净整洁,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印度人则直言不讳地对英国人进行反击和鄙视。孟加拉的一个民间神话中说,英国人是由魔鬼和母猴子结合而产生的后代。比较有涵养的印度人则不谈那样一个颇具想象力的家谱,但却宣称早在英国人还在丛林中穿梭的时候,印度人的祖先就已开始写诗,并且已知道了零的存在。亨利·梅恩爵士,19世纪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为印度人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怀旧情绪感到悲哀和遗憾,“印度人从我们欧洲人这里学会了现代构思技巧,通过一番捏造与虚构,从现实想象出一个过去……”接着又说:“对于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留下了太可怕的印记而使人难以将之搪塞或敷衍过去。”
今天,当然我们都这么做。我们认为这样很好,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多元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存在倒是比较长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在它历经250年扩张(1300-1550年)之后,它的下滑趋势本应导致帝国在几十年内四分五裂直至灭亡。可是到19世纪,土耳其帝国依然存在,只是被公认为“欧洲病夫”,而实际上它的死亡过程早就从300年前开始了。这样一个全身腐烂的活着的尸体,其最终断气怎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始于13世纪末,当时一个突厥人氏族或部落,即奥斯曼土耳其人,远离他们祖先所在的平原和草地,渗入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很接近拜占庭帝国(希腊)的势力中心。这一尚武氏族行动敏捷,酷爱掠夺,非常危险。希腊人本应该明白这一点,将他们视为潜在的、不可避免的敌人。可是这些以古希腊人子孙自居的希腊人却聪明得过了头,以为他们可以把奥斯曼土耳其人当做工具和盟友。
所以,到了14世纪中叶,当拜占庭帝国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时,交战双方开始引入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后者也是入侵者)以求支援。与蛮人合作,让他们为自己助战,而不是与自己作战,这种做法几百年前就有过。然而引狼入室是很危险的。蛮人进来以后可能就舍不得走了。当塞尔维亚人野心勃勃地要取代希腊王朝之时,希腊人就再一次向土耳其人寻求援助,土耳其人给予了帮助。但在打败了塞尔维亚人之后,土耳其人于1354年占领加利波利,然后是色雷斯,并于1356年夺取阿德里安堡(为纪念罗马皇帝哈德良而命名的城市)作为他们的新首都,这里距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路程。
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牢固地将自己一只脚踏在欧洲,另一只脚踏在小亚细亚的土地上。拜占庭“帝国”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基督教领地与穆斯林相比,只不过是海洋里的一些小岛;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先前的亚洲入侵者一样,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模仿希腊宫廷的浮华和奢侈。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罗马帝国。这时候几千英里以外的宫廷和教堂中都敲响了丧钟、念起了祭文。在那一时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领了与在亚洲一样多的领土,它被看做是伊斯兰刺向基督教之剑的持剑者。土耳其人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新恶魔,总是与“残忍”或“野蛮”联系在一起,是带着包头巾留着大胡子的一帮狂野之徒,被称作“tetes de Turc。”学校里学生们所做的数学题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处理沉船里的土耳其乘客。
这样的敌意(恐惧)和断断续续的侵略造成了不得安宁的、不断变动的冲突的边疆。君士坦丁堡(后来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座伟大城市的陷落,构成了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之一,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500多年后的今天,仍起着作用。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波斯尼亚看到这种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所谓民族清洗的惨象。
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只不过是更加好战一些。统治者们收取各行各业的盈余,尽管最初他们对民众的压榨似乎比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轻一些,或者说效率低一些。也许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整天忙于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每年都会掀起战争,对邻国进行突袭。只要这些袭击成功,他们就可能将这些非穆斯林百姓视作牲畜,置于宽松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土耳其人极力鼓励那些由少数民族群体——基督教徒(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越来越多的黎凡特人)以及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他们将社会建立在以民族不同来分工的基础上,这显示了他们自己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鄙视以及所具有的优越感。这种社会分割使企业有一点发展,但又阻碍了它的扩大。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有钱而没有势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资本积累在土耳其是一件颇具吸引力的麻烦事。它只能勾起统治者们贪婪的占有欲并刺激他们采取没收、查封的措施。
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横跨了整个中东穆斯林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整个北非(包括埃及、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尔),欧洲东南部的很大一块,再加上黑海周围的土地。对这些通过一次次战争所获得的领土,是不可能进行统一的管辖和治理的。一些严密统治地区按期上交税收;另一些则向统治者宣誓效忠和进贡。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则是随战争和外交的进退而进入和退出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范围。主权往往就是宗主权,权力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这就是说,奥斯曼宫廷的统治既有实在的一面,也有在受到挑战时尽力而为和相机行事的一面。
最初,这样的控制方式可能还比较有效,因为在那时奥斯曼帝国有一些能干的领导人。但长久下来,它的贵族体制就与所有的君主专制体制一样,或是更严重地在其本质上具有两个突出的弱点:遗传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以及继位的问题;而且这两者紧密相连。第一个缺点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一个辉煌的家族总有一天也会倒退成平庸而普通的家庭。继位是由社会和政治的习俗和惯例来约定的。在伊斯兰国家,继位者一般都是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公民,可以是叔辈、侄子或长子。土耳其的皇位继承起初是由最出色的儿子继位,后来则改成长子继位了。
在这两种体制下,统治者的配偶以及成群的嫔妃和无数的子孙(一个无聊的君主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呢?)产生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奥斯曼帝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勒死所有潜在的竞争者,确切地说,是用一根丝线。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预防性的谋杀,不光是谋杀竞争对手本人,而且也包括对方的母亲(被装进麻袋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或是将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小心地关在后宫以防止他人的袭击和伤害。这种徒劳而且荒谬可笑的隔离的结果,导致了皇位继承人在知识上苍白,在政治上无能。自17世纪以来,苏丹继承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足轻重的象征——一个供他人操纵的工具。
在这一傀儡周围,是一些廷臣勾心斗角,操纵着国家大权。随着奥斯曼帝国官僚机构日益增大,文牍增多与法规多样化,帝国开始逐渐依赖于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官员,这些人甚至还登上了最高级别。其中许多人是用名副其实的人头税来招募: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被勒令将自己的儿子献给国家,让他们接受穆斯林教育,然后再给予他们高低官位以在战争或和平年代为国家效力。这一体制在旧的官僚贵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令他们嫉妒——“为什么那些掌权的高官显贵都是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但这的确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能够接纳饱学之士,其中包括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叛教者,这已不再是土耳其人的帝国——实际上“土耳其”这个词曾隐含着一种无知和粗鲁的贬义——但这的确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但它并不是熔炉,土耳其人始终未能创造出一种奥斯曼的共性而享有它各个不同民族的忠诚。
与此同时,老的土耳其战士们失去了战斗激情,也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了。国家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奴隶士兵,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士兵。这些士兵最初是作为苏丹的侍从,充当他的右臂以及他的精兵队伍,但是给予了他们杀人的权力也就等于给了全权。在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称之为伊斯坦布尔),禁卫军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一支御林军多次发动宫廷政变,直到1826年苏丹征得宗教领袖的同意,决心消除这一窝麻烦制造者。苏丹首先建立了一支新军,并通知禁卫军说欢迎他们也加入新军——就是用合并的办法来消灭他们。他们拒绝了,发动叛乱。忠于苏丹的军队调来了火炮,炮轰禁卫军兵营,然后收拾了禁卫军。结果是打死了6000到10000人,禁卫军不复存在,成为历史。
埃及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军团,被称为马穆鲁克军团,他们实际上作为贵族统治埃及,时间长达260年之久(1254-1517年),这改变了“马穆鲁克”一词的原意(阿拉伯语中的马穆鲁克就是奴隶)。甚至在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他们仍统治着埃及,一直到拿破仑率领下的法国入侵(1789年)以及随后的英国的入侵。继欧洲人入侵之后,来了一位阿尔巴尼亚冒险家。他自立为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和新的帕夏。这个时来运转的军人名叫穆罕默德·阿里,他再也忍受不了马穆鲁克寄生虫,决心消灭他们以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他在1811年邀请了马穆鲁克首领参加他举办的宴会。这些马穆鲁克贵族一个个身着华丽盛装,兴高采烈而且诚心诚意地坐在筵席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大门是紧闭的,居高临下的枪手们就像对付池塘里的鸭子一样射杀了他们。这样就结束了一段长达550余年的历史。
现在言归正传。自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失败之后,随着粗具规模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实体日益组建就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战争中接连受挫。其他的许多变化也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欧洲的军事工业技术日益增强,奥斯曼帝国试图跟上,但它只是模仿而不是改革更新。他们非常明白火炮尤其是攻城炮的价值,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基督教技师们去制造大炮。随着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枪炮差距的增大,土耳其士兵甚至都不知如何使用战斗中缴获来的枪支。
海上的情况也一样:奥斯曼帝国更换的战舰依然是老样子,而基督教国家的海军装备却有了改进。听一听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西拉尼基·穆斯塔法·埃芬迪对1593年将第二任英国大使载送到奥斯曼帝国首都的那艘英国军舰的描述:“像这样奇特的船还从来没有在伊斯坦布尔港口见到过。它驶过3700海里的海路,装有83门炮,还有另一些武器。火炮的外形就像一头猪。”这一联想无意中证实了他的无知:这些猪(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猪是基督徒的美食、穆斯林的禁忌)就是海军的钢炮,制造于英国;其总量无人能比。那只船再加上几艘与它差不多的船,可以在奥斯曼帝国舰队靠近之前就将它们击沉。奥斯曼帝国试图通过进口大批的军用物资以跟上基督徒的步伐,这些舶来品中包括:火枪、火药、硝石、钢铁和刀剑。虽然教皇禁止向穆斯林销售武器,英国人仍然顶着教会的强烈谴责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向奥斯曼帝国卖出了大量的武器,同时也卖给西班牙。但是,从这些没有良心的异教徒身上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而且还不仅仅是武器,欧洲和黎凡特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从前,东方的手工艺者曾向欧洲提供精美的布料、毛毯、织锦以及彩陶器等等,以交换欧洲的金属(铜和锡)、奴隶和货币。自16世纪以来,欧洲就开始用自己的工业制品换取东方的干果、调味品、棉花和谷物。真丝也是这样:在中世纪时,是欧洲从拜占庭帝国购买丝织品;现在它则已开始进口生丝,土耳其的生产商们在生丝进口方面是难以与欧洲人竞争的。还有纸:这种写字材料的制作工艺是中东地区在8世纪从中国学来的;但是造纸用的植物纤维供不应求,兽皮稀缺,羊皮纸也不例外。新的造纸技术在欧洲扎根较慢,因为当地羊皮纸已够用了;可是一旦欧洲的制造商人掌握了纸的生产技术,他们很快就以更加精湛的技术远远超过了黎凡特人,而且随即就开始向东方销售大批的纸张。即使是诸如咖啡、糖之类最初是从东方流入欧洲的商品,现在也改变了流动方向——比如经过一系列提纯和加工之后的砂糖。
伊斯兰最大的失误是禁止印刷出版,印刷被看做是潜在的亵渎神灵和宣扬异端邪说的工具。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地切断了穆斯林与外界知识主流的联系呢?
这种对文化知识的隔离,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工业上的依赖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力量之间不再平衡,优势日益倒向了另一方。同时,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打消了他们盲目的优越感,也使他们丧失了反应的能力。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人曾试图告诫统治集团,极力倡导改革,但收效甚微。欧洲那些“魔鬼”的形象已经在宗教信条的基础之上固定化,而且在习惯势力的影响下灌输到人们的心中。国家的官僚衙门真是拜占庭式的错综复杂,繁琐的规章条例和文牍主义叫人头晕眼花,办事更加困难。腐败——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成长。
这种自身所具有的缺点搞垮了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一台劫掠机器,它总是需要丰厚的战利品和广袤的土地来作为燃料、来为它铺平道路以及付给官僚薪俸。”奥斯曼帝国最初占领了大片领土,一路掠夺,曾经是那么强大,而今却虚弱不堪。现在他们已没有能力从外面掠得什么了,本来应该设法从国内创造财富,鼓励有效益的产业投资。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却沿袭旧习,掠夺国内资财,压榨自己的臣民。没有什么东西,甚至是高级官员的财富能够逃脱这一厄运。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加速自我毁灭了。在当时使帝国免于解体的唯一原因就是它的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列强对自己利益的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它的工业革命,就给奥斯曼帝国产业的棺材钉上了钉子。除了一些地方特产外,没有什么能与进口的由机器加工的廉价丝棉制品相抗衡。在19世纪,英国保护奥斯曼帝国以防止其敌人侵占其领土,同时也很轻快地扼杀了它的制造业。但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正是理当如此:英国的商品比较便宜,奥斯曼人是不可能与之竞争的。他们所知寥寥;他们没有资本;他们也没有安定的政局可以依靠。
但是,穿过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分却另有想法。那就是埃及。马穆鲁克对埃及的腐朽统治曾使埃及陷入长期昏睡状态,人们甚至忘记了使用车轮——想当初,在法老统治下,埃及的弓箭手曾何等威风地驾驭战车,驱赶过努比亚人和出逃的希伯来人。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变化,但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的入侵,真正地动摇了整个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只是被搁置一边,而波拿巴对公众所宣读的法国革命的口号却让老百姓不知所云。法国之后便是英国——令埃及在工业技术上更加惭愧——再随后就是一批新的土耳其入侵者,试图提醒埃及对伊斯坦布尔的效忠。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过的穆罕默德·阿里。他利用马穆鲁克的力量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并自命为开罗的首脑。面对这一现实,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任命阿里为埃及的总督。作为回报,穆罕默德·阿里后来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这也符合土耳其人的悠久传统。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很有魄力和野心的领导者。但他与传统的军阀不同,他有很开阔的眼界以及更多的期望。他从来不把自己封闭在宫中。阿里从普通民众那里了解到奥斯曼帝国落后了多远,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掌握。因此,没有哪个有身份的参观埃及的人没被阿里召见过。阿里没有把埃及看做是一项被指派的职位陈设,而把它看做是一个等待开发的私人土地和资产。通常奥斯曼帝国总是不停地调动官员的职位,以防止他们打下太深的根基。阿里却在埃及实行了世袭的封建采邑制。
穆罕默德·阿里还将埃及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努力促进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新科技的应用,教育体制上的改革(经济学家会称之为人力资源的优化);也不幸地进行了军事方面的改革以及向人们灌输好战尚武精神。为了能完成这些目标,他从外国引进技师,其中有一些人还脱离了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当时领导世界制造业的是英国,但他所聘请的大部分专家都是法国人,可能是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释放了这些能人智士,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使法国显得不那么可畏,也可能是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理智地将英国看成是埃及工业发展的对手。
在所有的外国专家中,最突出的可能莫过于路易一亚历克西·尤梅尔,一位法国的擅长棉织机器的技师,后来成为一个农艺家。1822年,尤梅尔将他在波旁岛(后更名为留尼汪岛)发现的一种灌木移植到埃及,这种植物就是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埃及棉。这个品种的棉绒很长,很细又很结实,适于用来纺绒以及织出最优质的布料。在这个棉花加工已机械化的新时代里,尤梅尔棉自始就稳操胜券。穆罕默德·阿里占有了埃及大片最肥沃的良田,把这种棉花种植在自己的属地上。他的下属们也纷纷效仿。到1824年,埃及棉花出口量达1100万公斤,而到了184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I550万公斤。尤梅尔长绒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的商业机构以不合理的低价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通过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把它高价卖出(在1835年约占埃及总出口值的一半),这些收入被用于实施阿里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计划,其中很大部分投入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工程。国家的其他收入来自同样由官方机构垄断销售的其他农作物。这的确是一条捷径,国家无需劳神征税,就为国库创收。这一套制度曾让外国商人无所适从。
从19世纪20年代起,国家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教育和工业改革计划的实施当中,投入到了工业专科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工厂中。这些工厂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金属、金属制品、化学品、绳索、武器、舰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替代进口以及给这个日益壮大的战争机器加油。穆罕默德·阿里这位埃及总督甚至还试图通过购进欧洲机器并在埃及对它进行模仿制造的途径,来争取埃及更坚定的独立。
不顾英国的出口禁令,埃及人在1826年得到准许,从曼彻斯特的盖勒韦公司进口了500台动力织布机。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赫斯基森以鄙视的口吻说,这不会有什么伤害的,6个月之内,“这些设备将被(埃及人)踢得粉碎”。
有人说穆罕默德·阿里是在企图制造一部战争机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目标是在这样一个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工业革命。这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大胆的设想,他敢于向欧洲的先进工业和贸易利益集团挑战:这是非西方的落后的社会要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其方式是自上而下发指令。
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期间所获得的成功的程度以及他最终的失败,一向都是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埃及的棉纺业有了显著的提高。1834年机器纺锭达40万个,这在世界占第九位,位居比利时之前,人均纱锭数在世界占第五或第六位。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年产印花棉布达120万匹。另一方面,到埃及的参观者们都惊讶于机械的粗劣,机器的年久失修和加工出来的产品的质量低劣。尤梅尔长绒棉本来是该制成高质量产品的,但是埃及的棉纱实在是太粗糙了,而且又不结实。然而,有些外国观察家却发表了赞扬的看法,我们甚至见到有些报道说埃及的棉纺织品在当时出口到了印度这一古老棉纺织业的发源地。
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乐观的一派认为埃及的最后失败应归咎于西方人的阴谋。西方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长远规划是对欧洲工业霸权地位的一个威胁。埃及应该把重点放在棉花的种植业上,而让洋人们去纺纱织布(这样还可以占比较优势)。以英国打头阵的欧洲人抓住了第一个机会(1838年)剥夺了埃及在这方面的关税壁垒,使它失去了有利于维护新兴工业的市场限制。最后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冷酷而又阴险狡诈地扼杀了这个潜在的颇具危险性的竞争者。
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埃及从来就不具有竞争实力。穆罕默德·阿里的整个改革措施都是败笔,它之所以能持续那么久,是因为有国家所投入的大笔资金为支柱。即便在当时,如果没有外国技师和机器的帮助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还有,埃及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国家制订,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出口物资的贫乏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失败。
怀疑论者(唯实证者)说,埃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和文化上的低能。本国的企业家很少,大部分企业家来自科普特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等少数民族,这些人很懂得自己的处境,只能谨慎小心。当地的制造业靠一些车间和乡镇作坊,厂主缺乏知识和资金,也缺乏转变为机械化生产的意愿。外国投资者不想费力办工厂,他们赚钱有更快更省劲的办法,贷款即是一例。总督自己可以想象埃及建工厂,他的办法是下命令。但是他能从哪里得到能源呢?埃及既没有木材也没有煤炭等燃料,而要想利用水力资源来产生动力,还必须先把它输到高处。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使用畜力——用1000头牛来牵引25万个纱锭。英国人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用过这种办法,但这的确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尤其是在酷热的气候下。利用牲畜来间歇性地做农活或是搞运输是一回事,而用它们来驱动机器永无休止地转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还有,穆罕默德·阿里能从哪里找来工厂的经营管理者呢?他用高薪聘请了许多欧洲的专家技师,但他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仅仅是知识和技术,而不想让他们发号施令。对于领导者的人选,考虑到这会关系到工人们的情绪以及新兴工业的既得利益,穆罕默德·阿里选择了穆斯林,即由土耳其人或埃及人作主管。这些官员得到了荣誉、勋章以及丰厚的薪俸,但在他们中间却充斥着腐败现象。“他们被赋予对工厂开支的统筹规划、以及决定工人工资的权力,这样,他们就收受那些技术平庸的工匠的贿赂,然后再从政府的开支中照顾这些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欺诈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局就指派巡视员,检查工厂的账目并制定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浪费和偷窃。可是这样一来,工厂的时间、产品质量和设备维修又让位于形式和秩序。
穆罕默德·阿里又从哪里觅得工人呢?以埃及的优良传统,他最先是使用奴隶(记着,在英格兰,最初是役使那些无法说“不”的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奴隶大批大批地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工作条件恶劣。于是,他转而强迫征集各家各户的劳力。这些工人吃不饱睡不暖,还备受监工们的残酷折磨(鞭挞算是家常便饭)。一些人甚至通过自残的方式来逃避征用。但是,大部分的工人都认为这样既痛苦又会危及生命;所以他们就转而摧残机器,使它不能正常运行。他们有时还使用纵火的手段。机器设备长期缺乏维修和保养,工厂里关于反盗窃措施之类的繁文缛节使得即使是简单地给机器上一下润滑油都成了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在埃及这样风沙很大的气候条件下,不对机器进行维修保养简直就等于是灾难。越来越多的机器因此而报废。标准的维修就只是拆取尚可利用的零件。“工厂里所拥有的机器寥寥无几,厂房空空荡荡。”这样一来,产量自然而然地就降低了。
换句话说,英国没有理由害怕埃及制造业的竞争。尽管埃及的工资低得荒唐,埃及工厂的成本却很高,虽然它有最棒的原材料,但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但英国却被埃及困扰了一番,因为阿里实行对棉花出口的垄断,并设置层层关卡阻止外国棉制品进入埃及。所以,恰恰就是靠了总督自己的决策失误和过高的政治野心的帮助,英国终于打开了埃及的自由贸易市场。
“进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就是这一步扼杀了埃及的工业革命,或者说至少是将埃及的工业化往后拖延了一个世纪。这一看法是认为工业化必须具有“关税保护、免税制、廉价的能源、运输费用的补贴、教育政策等等,而所有这些只有那种能在政治和财政上有很大独立性的政府才能提供”。
我自己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准备好了进行工业革命吗?没有。当新的贸易协定付诸实施时,他的宏大计划已经搁浅而且奄奄一息了。我们知道,这位老帕夏一直继续往工厂里投资,直到1848年去世,但是那种战斗激情已一去不返了。他只是用大把的金钱换来一些得不偿失的东西。关税政策也不能起到太大作用。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一直就没有保护性关税。他们也不愿意这样。但他们总归还是繁荣昌盛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想以两种方式声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一会儿抱怨埃及不能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一会儿又鼓吹埃及的工业当时发展得有多么好,可以把他们的产品远销海外,以至让那些欧洲的竞争者们汗颜)。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历史。其中一部分再现了早些时候的热情:穆罕默德·阿里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开明而且颇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专制君主),是他将埃及从沉睡中唤醒。这一历史中的有些地方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欧洲的意识倾向。然而,虽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虽然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做下那么多的虚假伪善的事情,但是埃及自己的问题却更深重得多,甚至像阿里那样一个外来的神通广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也解决不了。
即使是现在,埃及的工业发展也不是很顺畅,其中的原因并非不同于阿里时代的问题。现今技术在不断转变,新的在经济上跟进的国家的范例告诉我们,发展晚的国家应该把握住一切机会,要有学习和借鉴的强烈动机,才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从那些对于人们的就业观念和劲头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来看,埃及的社会和文化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埃及在当年没有做好准备。它现在准备好了吗?
其他中东国家的境况也不比这好多少。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即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付还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是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
的确如此,但为什么?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支情况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准非常高——有些年代甚至高过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但是这种石油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不能持久,长远看来,它是会消失的。一方面,石油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的脆弱性吸引了许多投机商和掠夺者,其中有私人的,也有国有企业。这样一来,石油卡特尔协议常遭破坏,石油价格也就随之下跌;还有一些贪婪的人,特别是那些统治者家族的成员,聚集起来吸吮石油贸易的油水,把它浪费到奢华的生活上;再就是赤裸裸地掠夺土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即是一例(当然,科威特只是一块踏脚石,从那里可以跳到海湾各酋长国,然后再进到沙特阿拉伯的巨大石油库)。
而且,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石油。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贫穷和富裕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石油以及人口的多少。最富的国家油多人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最穷的则是人多油少(埃及);介于二者之间则是那些有石油,但人口过多的国家(伊拉克,伊朗)。穷国号召团结一致,但富国有更迫切的担心。他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富有的背后有那么多贫困。因此他们就试图贿赂那些潜在的反抗者和敌人以换得安宁;或是从发达工业国家购买价值连城的军火,以期望得到这些国家的保护(人们会愿意保护自己的主顾的)。与此同时,穷国(例如巴基斯坦)就是生孩子再尽可能把他们向外输出;或是把他们卖给那些富有的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家当佣人,做苦力,或是当做富人寻欢作乐的工具和对象。
这里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搞一些急救和修修补补。这些国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一例外都实行专制统治。统治者不负责任,他的一举一动令人难以预料,对统治者的忠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所有事物,包括经济在内,都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因为一个事件而颠倒过来。阿拉伯领导人不是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吹嘘要打败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挥动圣战者的血衣,许愿说要纠正历史的偏差。我回想起1968年在安曼的一次谈话。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犹太人)试图说服当地的一批显贵,让他们相信和平会带来好处,他极力说明,知识与合作能使沙漠繁荣起来(这一直是开明犹太复国主义者谈论的一个主题)。然而他的说服工作是徒劳的;阿拉伯的与会者告诉他,还有更迫切、更重要的事情——首先就是打败以色列。那样国家的繁荣昌盛才会随即而来。
他们的经济至今仍未见起色,即使是“和平进程”成功了,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只有某些地区例外。因为他们真正的病症要远比阿以之间的冲突严重得多。
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文化传统,(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做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盲所占比例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女性文盲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这无疑表明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低下。很明显,这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社会中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许多中东专家都极力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诋毁和鄙视,强调说穆斯林异性之间的关系虽然与宗教教义有关,却又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论据有以下几点:那些陈规陋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或是从一些非阿拉伯民族那里学过来的,或是与收入及社会地位有关(富人的妻子可以不用工作或去商店采购),或是作为对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的反应,可以防止妇女遭受他人对其人身及家庭荣誉的攻击。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假若伊斯兰教翌日就会消失,阿拉伯男人仍旧还会一如既往地这么看待女人。另外一些学者,有时还是原先这些人,强调西方学者们的不怀好意的举动:“东方学派”一词是鄙视和恶意,“本质主义者”是无知和愚蠢。使用这样的贬义词是为了表明他们对西方学者的论调是摒弃而不仅是驳斥。这倒是挺便利的。
这些习俗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一旦经过神圣的特权的认可,它们就具有了权威性和严格性。然而即使是圣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穆斯林史中,《古兰经》中的训诫有过多次变动。”而且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社会地位的确是不时地变来变去——一会儿较开明,一会儿又倒退回去。人们描写过一些杰出的人物:历史上有过曾经在位甚至治国有方的女性君主(还有当代的女政治家,例如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孟加拉国的卡莉达·齐亚,土耳其的坦苏·奇莱尔等);或者写过一些“解放了”的女性,她们在西方生活过,然后把一些新的态度带回国,往往在她们那些比较守旧的同胞中间引起震动。甚至有人描写过一些王公老爷在自己后宫的隐私中如何受到女眷们的嘲弄(否则还要隐私做什么?);人们还能买到一种畅销的自传体的新式秘史,描述男人统治妇女的种种劣迹(可以听到女性的呼救,看到男性的丑恶)。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告诉我们,“穆斯林妇女们以坚定的步伐迈进公共社会,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在政坛中也颇有所作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在土耳其、埃及以及伊朗,妇女都拥有了选举权,即使是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取消妇女的选举权。
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构成“重要角色”。我也无法预见到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会有很快的转变。阿拉伯社会学家兼小说家哈利姆·巴拉卡尔承认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他告诉我们,“要解放妇女,就必须首先转变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消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支配”。我对选举权也不寄予多大期望:对于阿拉伯政治家,尤其是比较保守的政治家来说,妇女的选票不过是选举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投票,可以;权力,不行。
在我看来,阿拉伯穆斯林男人,大都不为这些小变革和零星的抵制行动所动。一方面,许多(大部分?)妇女甘愿承受旧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态度模糊了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性别上的特权是不会被取代的;要男人愿意放弃这些特权才行。是男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作用(男人出尽风头),女权主义者偶然发起的挑战很难影响到男人们近乎全体一致的那种性别上的优越感。男人们是不会被贝鲁特的超短裙们所恐吓住的,那只是能使他们对女人的可怕的看法和她们魔鬼般的欲望感到更加愤慨和得到进一步证实。
社会的性别歧视给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拒绝女性就等于减少了劳动力和人才,但是——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男孩子和成年男子争取成就的动力将会减弱。如果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就让其中的一半自以为在生理上优越于另一半,那么他们的抱负心和成就感就不可能不有所降低。把男孩子尊称为“帕夏”,或是像在伊朗那样,告诉他们生来拥有一根金阴茎,就必定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并不那样迫切需要去学习和干工作。当然,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有行业的分工和收入高低的不同,就都会有一些人事业有成。可是只依靠男人的社会,是无法与充分发掘人口中全部人才资源的社会相竞争的。
总的说来,了解一个国家进步与发展潜力的最好线索,就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对于今天的穆斯林中东社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社会这一不利条件阻碍了它们走向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都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可以说无一例外。想一想拉丁美洲的大男子主义,或是日本的男性至尊以及没有父亲的家庭的惨景。即使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是如果我们将各国的性别之间的关系从男女完全不平等到完全平等按顺序排列的话,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那肯定是排在最末的。女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受歧视。人们这样说:她们的存在就是灾难,她们的身体就是罪孽。男孩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任意打骂自己的同胞姐妹,而不受任何惩罚。我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见过这样的情景,并且就在男孩那毫不表态的母亲面前,他的妹妹根本就没做任何反抗。这对女孩来说是悲惨的,而对男孩来说也是可悲的。
这种弱点是伊斯兰教所固有的吗?不。伊斯兰教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宗教。它遍及世界各地,囊括多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它也有许多经文教义,其中有一些是自相矛盾的,几乎可以拿来为任何目的做解释。政治学家福阿德·阿雅米在他的书中谈到,当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跟以色列签订和约时,埃及政府马上就请开罗的权威的爱资哈尔大学出面,宣布这一条约与伊斯兰法律是相符的。解释是可以随时间、地点和对象而变的。
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应轻视或排除普通化的因素。每当某些律法和制度被人们认为是并不“进步”时,感到难堪的穆斯林辩护士总是旁征博引,迅速引用种种例外和变异的事例。可是各地的穆斯林社会毕竟有着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共同特征。中东国家的当权派和反对派为自己的立场寻找理由和寻求支持时,都会仰仗伊斯兰教义,这就充分说明了宗教信仰的权威性。论据都得出自伊斯兰教,或前进或后退,概莫能外。
有人提出一种论点来否认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指出,穆斯林社会在从前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精神上和知识上都是对外开放的。这一论点就是说,既然从前他们能够这样做,那么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对此不妨认可,但要指出两点:第一,如今的竞争规模及其所要求的表现水准,已大大超过往昔。“现代”一词的意义已大有变化,比伊斯兰教的变化大得多(其实这一论点就像是说,因为英国出过网球冠军,所以他们今天也应出现网球冠军)。
第二,未能跟上现代发展水平之后,这种状态就会产生它自己的免疫反应。在这方面,石油带来的巨额意外之财成为很大的不幸。它使得统治者及其亲信和官员们陷于沉醉,在成堆的金钱上睡大觉,把钱浪费在大多毫无价值的项目上,开销之快居然超过了他们那看来是无限(实际并非无限)的资源的开发速度。甚至连沙特阿拉伯都不能保持收支平衡。在这一过程之中,这些挥霍者激怒了穆斯林穷人,反过来,这些穷人就通过原教旨主义来发泄他们的愤恨。
这是整个故事最可悲的地方。伊斯兰教与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有其单纯而坚固的精髓和本质,在这样一个极度大男子主义的社会,这些因素的结合就会导致冲突。这样一来,就迅速地诉诸暴力,因为暴力是男性资格的完美体现。因此也就有了在叙利亚发生的对不同教派的屠杀;伊朗的革命和镇压;伊拉克和苏丹的独裁专制;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毒气战;苏丹南部黑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发生在巴基斯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一系列滥杀无辜以及有目标的谋杀活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充分说明问题:那里所进行的,不是内战,而是对公民的战争。杀人者们最欣赏的方式是:割断对方的喉咙。那样既可以节省子弹,又可以让杀人者更接近天主。持枪者因为年青女性拒绝“嫁”给革命英雄而杀掉她们。这些暴徒们将他们自己首先看做是男人,然后才是士兵。
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就是它的迅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时钟拨回了几个世纪。
“我就是奥齐曼迪亚斯,王中之王:
瞧瞧我的业绩,众神,你们就会绝望!”
周围一切均已荡然无存……空空荡荡
只有孤寂而平坦的沙漠伸展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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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
中东问题上的学术辩论情绪激昂。读者和听众预先就能知道答案。辩论往往是愤怒和阴郁的,叫它什么都行,就是谈不上是辩论。谁也没有准备在门口检查自己的枪;它也许是用得着的。交战的理由包括:阿以冲突;正式和非正式的欧洲经济帝国主义;西方对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对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的批判(因而也就是诽谤)。
在这种形势之下,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给人起名称,贴标签,其目的(或效果)就是让对手变得无足轻重或被排除在外。他是一个……(作相应归类)。再就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在这些表示鄙视的攻击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招就是“Orientalism”(东方学)一词的发明。它是用来指这样一种罪恶:从外界,也就是从那种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子、心怀敌意和剥削成性的西方人的观点出发,来著书立说论述亚洲尤其是中东的事情。西方人着迷于东方事情,曾经是受到尊敬的,可是后来却受到攻击,这种攻击最迟始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正是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出版了以“东方学”为书名的一本书,才使这一名词流行开来,并且使得西方人有关中东的大部分论著都受到质疑。控诉书如下:
1.外界学者歪曲研究的主题,将人变成物。既然是物,就适于操纵和支配。赛义德认为,东方学这种体系就是“权力的说教,意识形态上的虚构——禁锢思想的镣铐”。
2.这些伪学者往往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一成不变。“东方”这一概念就是欧洲中心论者强加于人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千百年来都是同一个样子,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是源于“永远不变”的伊斯兰教。因此,在学术界出现了同属一类的疾病,即“本质主义”。从事“东方学”的人不容许探讨细节、细微差别和特征。
3.一成不变的看法导致种族主义和偏见。它使群体相隔离,促成一方的傲慢和另一方的愤恨。如果我们能摆脱“东方”、“东方人”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者、评论家、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将认识到,种族、民族和国籍上的差别并不如促进人类共同体这一共同事业那么重要”。
对于崇高的感情,是很难提出异议的,可是光有感情还不够。要清除“东方学派”、“本质主义”这些人为的疾病的努力,已成为对知识的攻击。首先,反“东方学派”的方法会排除学术探讨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任何一位好的比较法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差别正是理解的素材。反“东方学派”的人既反对探索特征上的差别,谴责那是“本质主义”,而同时又号召理解群体之间的不同,可是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只有理解了差别,才能将多样性转化为共同的人类感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到如此严厉谴责的那些“东方学派”——那些历史和比较语文学家,考古学家,旅行家,那些身着中东服装、在沙漠中艰难跋涉而风尘满面的西方人——本来是热爱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其中有些人曾竭力寻找那失去的天堂。请看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的卷首按语:“阿拉伯半岛的吸引力,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阿拉伯半岛的魔力,能让人染上想象症。”今天,这些东方学者却被谴责为装腔作势的、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浪漫史就到此为止吧:没有任何一种善良的感情能不受惩罚。他们是真诚的吗?那又怎样?真诚不过是最廉价的品德。
其次,事物千差万别的现实并不排除对它们加以概括的普遍化的必要性。当然,任何事物都比它表面的样子更复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其特殊性。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作出一定的努力将事物加以简化,找出共同的模式。否则,我们手中就只会有一麻袋互无关联的数据。
第三,坏消息不一定是错误的消息。大量实际的观察可能会看出不好的一面,可是对于这类材料应按照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评价,而不应预先就一概斥之为谬误。那种做法等于是自我书刊检查和放弃职责。对东方学派提出的批评,有许多都像是律师为被告作的辩护状。律师原本就是让人花钱请来做这种事的。学者则应承担起更高的义务。
在这方面,必须拒绝一种说法,即外界人就没有资格说话,似乎只有穆斯林才能理解伊斯兰世界,只有黑人才能理解黑人的历史,只有妇女才能理解妇女的话题,如此等等。那种说法只会导致内外相隔绝,如同聋子对话。它还会排斥外界人的真知灼见,它本身就导致种族主义。我认识的一位波士顿上流人士有一次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名出身于意大利人家庭的学生要研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我觉得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嘛”,就是那个学生的回答)。另一位这样的上流人士见到一名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罗马史,就感到惊讶——仿佛他谈论罗马的资格要比那另一个人多一点似的。
此外,本着这种排斥规则而实行的歧视,还招来一种忠诚检验:某位学者是否站在正确的一面?这既适用于局外人也适用于局内人,局外人若思想正确则可以“赢得”认可,而局内人则要看是否表里一致。例如,一位非洲裔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如果不符合政治上正确的标准,就只能是一块黑皮白心的“奥丽奥”——裹着巧克力的奶酪夹心饼。
在中东反“东方学”阵营中,考验的关键在于是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任何宽容都是错误或不能接受的,如果说不是更坏的话。因此,爱德华·赛义德及其追随者竭力排斥和贬责著名的中东问题权威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把他列为“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而且指责他“太接近以色列的主张,因而不可能在看法上做到不偏不倚”。诚然,“刘易斯毫不示弱作了反驳。然而,赛义德的批评不仅得到伊斯兰学者和中东其他人的欣赏和响应,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得到一批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有些外界学者在政治上与那些政治把关者意见一致,因而得到认可。所以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把少数西方学者列为例外,这些学者在观点上亲巴勒斯坦,亲阿拉伯,亲穆斯林,观点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赛义德认为他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动机胜过真理和事实。
这就是通过排斥和冷漠而实施的书报检查。失败的是学术和研究。
——简·古德曼《荣誉的代价》
如果不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理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真主),它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比它更早出现的两个一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起源于沙漠地区。它具有非同寻常的鼓动性,使小群游牧部落通过战争迅速地扩张领地。在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62年(后来这一年被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从麦加出奔至麦地那之后100年内,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接受伊斯兰教这一新信仰的战士摧毁了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和帝国,并且向西横扫,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穿过西班牙直入法兰西腹地。稍作休息和整顿之后紧接着就向东进发,直抵印度及其以东。当欧洲人于1498年通过水路进入印度洋时,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东到中国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南至非洲东海岸,北至欧洲东南部的多瑙河流域,以及中亚地区的主要商道。后来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扭转了似乎是上天安排的征服过程。
从西罗马帝国衰亡(传统上定为公元476年)到基督教的欧洲向海外扩张,在这中间的1000年间,伊斯兰教激情和献身精神的爆发,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从这种意义上讲,它预示了后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巨大潜力,只是后者发展得更广更深入,并将它的历法通行全世界,从“耶稣纪元”发展到“公元”。
这两次实力迸发的关键区别在于技术的地位有所不同。前者,即穆斯林,依靠的是老技术,然而他们是新战士,靠着急速奔驰的骑兵的战斗激情,这些人相信上帝和历史是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全凭自己的气势压倒了那些专制帝国的坐享俸禄的官僚和不关心国事的百姓,只是偶尔停下来消化一下征服的果实和战利品。后者,即欧洲人的扩张,则是依靠优势的火力,受利润驱动:战利品也是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获取的利润。(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我们就知道三个G:God〔上帝〕、Gold〔金子〕以及Glory〔荣誉〕。三者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子了,因为金子可以用来付账,可以装备舰队,可以诱惑和抚慰人的肉体)。
欧洲势力的潜力要更大一些,因为它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处在巅峰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敌。他们唯一真正的对手是其他欧洲人。但穆斯林的推进更加毫不妥协和不知满足。他们的英勇无畏再加上对宗教的虔诚预示着它天启式的两个方面的发展结果——胜利以及失望。
欧洲的扩张(帝国主义)不是天启的。它实质上是力量的显示。它用心计算力量的对比和机会而采取对策,富有成本意识,因而其进退都是机会主义的。的确,精神对于欧洲人来说作用很大,而在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显得更重要些——就像对天主教徒所起的作用高于对新教徒一样(我们可以在亚洲的荷兰人身上看到这一点)。但是精神很难与利益和得失连在一起。威望也很重要,但威望和其他东西一样,有自己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帝国在其威势降低之后就消失的原因。当欧洲列强的势力遇上殖民地人民的抵抗,留驻当地所耗费用升高时,他们就收拾铺盖撤退(印度就是一则典型的例子),通常给当地新独立的人民造成沉重的损失。
伊斯兰教则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穆斯林战士所做的是真主的工作,他们的失败就是整个人类的挫折。所以,当基督教徒骑士从11世纪开始,先后在西班牙和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将穆斯林战士们打退而占领一度属于伊斯兰教的领土时,穆斯林们将这一失败看做是魔鬼的胜利。而当穆斯林军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把十字军骑士们驱逐到海里时,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胜利,而是真主安拉的胜利,是恢复了秩序和纠正了历史的偏差。他们把基督教十字军建立的王国都赶出了黎凡特地区,这被看做是一个范例,被当做是历久不衰的一个象征。差不多在千年之后,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攻占科威特、跟西方列强及其穆斯林随从者的联盟作一较量时,他还宣称他这样做是追随当年率领穆斯林大军从异教徒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的库尔德首领萨拉丁的榜样,是为了纪念萨拉丁。
自萨拉丁那一辉煌顶峰(1187年)之后,伊斯兰事业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变得无力,它依旧有所得,尤其是在那些信仰万物有灵论的人们之中。伊斯兰教的信息简明;皈依的过程也很容易。在三大一神教的信仰中,它对于新入教者所要求的最少,至少是在最初阶段。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将其信仰与力量和领土联系在一起,它相对于异教徒社会而言的势力减弱是一件很让穆斯林失望和难过的事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下滑趋势所带来的问题,曾由于伊斯兰国家的继续独立、欧洲势力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散、伊斯兰力量的若干局部胜利(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伊斯兰世界看来仍巍然屹立等情况,而被掩盖。可是从17世纪以来,凡是环顾四周的人都不会看不见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在经济上和科技知识上都落后了,历史出了毛病。
从较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帝国的上述冲突,在两个地方尤为关键:一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正是在那里开始了对土地、财富以及国家主权的攫夺。二是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那里,苏丹的敕令不被放在眼里,他的土地被那些自命不凡的基督徒邻邦以及民族主义高涨的基督徒臣民所侵蚀。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少数的贵族阶层上等人物,另一极则是可以任意欺骗和压榨的劳苦大众。贵族和官僚们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特权。他们握有暴力,只是偶尔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而受到一点限制。这些社会不是没有正义感,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道“在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里,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的存在不言自明”。(读了一些当代人,包括从欧洲来的旅游者所写的见闻,我发现这一观点是乐观得出奇)。
在统治者之下,民众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安全感;有的只是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统治者的屈从。反抗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能够摆脱残酷剥削和压榨的途径就是像鸟一样飞走或藏匿——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据说巴格达的一代哈里发说过:“生活最美好的人,就是他有一幢宽敞的房子,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丰足的财产,他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这话说对了。在这样的社会,被权势认识或认识权势无疑都是招惹麻烦。当一位苏非派圣徒被要求接待国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房子有两扇门;如果苏丹从其中一个门进来,那我就从另一扇门逃走。”当然只有一个圣徒才可以那么说,也只有圣徒才能被问及。那么大众怎样才能被国王或国家所确认呢?充军入伍仅仅是一种束缚的形式,战士往往只是缺乏宗教激情和效忠精神的奴隶或者雇佣军。
当欧洲人来到印度时,莫卧儿帝国已呈现一幅支离破碎的状态;灭亡的趋势已成定局而不可能扭转。这个印度次大陆在宗教政体上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体,但实际上却从未联合起来。接连不断的入侵者从西北侵入,占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是南方却一直游离在外,各地区在语言上和文化上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地方特色,像是压紧的弹簧。所以,国家没有统一:“国家看上去像一触即碎。”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体系呢?为什么,“既然有了与欧洲相类似的彼此竞争的政治群体,却没有出现一批国家”?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贵族专制政体,不论大小,都未能形成自己的能赢得人心的特性,从而足以将民众维系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甚至高人一等。宗教本来有可能起这一作用——穆斯林对印度教徒——不过直到20世纪,这才被作为划分国家的界线。如果欧洲人在17世纪没有侵入的话,印度就会长期陷于内部分裂和自相残杀,如同它以往1000年那样。
是英国人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所带来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一小部分人就能统治比他们多成千上万倍的驯顺的民众。除了1857-1858年遭到无情镇压的印度兵变以及偶尔发生的一些宗教纠纷以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没有反抗。英国人的到来,还带来了贸易上的巨大好处。如同先前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东西方贸易的这一接合中充当了积极的合伙者。是他们的船在往来穿梭,进进出出,是他们的商人驶入了亚洲的水域。(这一点与北大西洋的贸易交往和竞争的对称格局,形成了对照。)原有的亚洲商业网络尽管拥有财力和经验,仍然把利润最丰厚的交易让给了外国商行。从18世纪末起,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大英帝国的政策,而不是印度本地的积极性。
英国的统治招来了愤怒谴责。白人老爷和太太们都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文明得多——衣冠楚楚,风流潇洒,干净整洁,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印度人则直言不讳地对英国人进行反击和鄙视。孟加拉的一个民间神话中说,英国人是由魔鬼和母猴子结合而产生的后代。比较有涵养的印度人则不谈那样一个颇具想象力的家谱,但却宣称早在英国人还在丛林中穿梭的时候,印度人的祖先就已开始写诗,并且已知道了零的存在。亨利·梅恩爵士,19世纪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为印度人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怀旧情绪感到悲哀和遗憾,“印度人从我们欧洲人这里学会了现代构思技巧,通过一番捏造与虚构,从现实想象出一个过去……”接着又说:“对于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留下了太可怕的印记而使人难以将之搪塞或敷衍过去。”
今天,当然我们都这么做。我们认为这样很好,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多元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存在倒是比较长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在它历经250年扩张(1300-1550年)之后,它的下滑趋势本应导致帝国在几十年内四分五裂直至灭亡。可是到19世纪,土耳其帝国依然存在,只是被公认为“欧洲病夫”,而实际上它的死亡过程早就从300年前开始了。这样一个全身腐烂的活着的尸体,其最终断气怎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始于13世纪末,当时一个突厥人氏族或部落,即奥斯曼土耳其人,远离他们祖先所在的平原和草地,渗入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很接近拜占庭帝国(希腊)的势力中心。这一尚武氏族行动敏捷,酷爱掠夺,非常危险。希腊人本应该明白这一点,将他们视为潜在的、不可避免的敌人。可是这些以古希腊人子孙自居的希腊人却聪明得过了头,以为他们可以把奥斯曼土耳其人当做工具和盟友。
所以,到了14世纪中叶,当拜占庭帝国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时,交战双方开始引入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后者也是入侵者)以求支援。与蛮人合作,让他们为自己助战,而不是与自己作战,这种做法几百年前就有过。然而引狼入室是很危险的。蛮人进来以后可能就舍不得走了。当塞尔维亚人野心勃勃地要取代希腊王朝之时,希腊人就再一次向土耳其人寻求援助,土耳其人给予了帮助。但在打败了塞尔维亚人之后,土耳其人于1354年占领加利波利,然后是色雷斯,并于1356年夺取阿德里安堡(为纪念罗马皇帝哈德良而命名的城市)作为他们的新首都,这里距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路程。
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牢固地将自己一只脚踏在欧洲,另一只脚踏在小亚细亚的土地上。拜占庭“帝国”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基督教领地与穆斯林相比,只不过是海洋里的一些小岛;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先前的亚洲入侵者一样,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模仿希腊宫廷的浮华和奢侈。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罗马帝国。这时候几千英里以外的宫廷和教堂中都敲响了丧钟、念起了祭文。在那一时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领了与在亚洲一样多的领土,它被看做是伊斯兰刺向基督教之剑的持剑者。土耳其人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新恶魔,总是与“残忍”或“野蛮”联系在一起,是带着包头巾留着大胡子的一帮狂野之徒,被称作“tetes de Turc。”学校里学生们所做的数学题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处理沉船里的土耳其乘客。
这样的敌意(恐惧)和断断续续的侵略造成了不得安宁的、不断变动的冲突的边疆。君士坦丁堡(后来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座伟大城市的陷落,构成了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之一,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500多年后的今天,仍起着作用。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波斯尼亚看到这种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所谓民族清洗的惨象。
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只不过是更加好战一些。统治者们收取各行各业的盈余,尽管最初他们对民众的压榨似乎比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轻一些,或者说效率低一些。也许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整天忙于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每年都会掀起战争,对邻国进行突袭。只要这些袭击成功,他们就可能将这些非穆斯林百姓视作牲畜,置于宽松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土耳其人极力鼓励那些由少数民族群体——基督教徒(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越来越多的黎凡特人)以及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他们将社会建立在以民族不同来分工的基础上,这显示了他们自己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鄙视以及所具有的优越感。这种社会分割使企业有一点发展,但又阻碍了它的扩大。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有钱而没有势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资本积累在土耳其是一件颇具吸引力的麻烦事。它只能勾起统治者们贪婪的占有欲并刺激他们采取没收、查封的措施。
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横跨了整个中东穆斯林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整个北非(包括埃及、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尔),欧洲东南部的很大一块,再加上黑海周围的土地。对这些通过一次次战争所获得的领土,是不可能进行统一的管辖和治理的。一些严密统治地区按期上交税收;另一些则向统治者宣誓效忠和进贡。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则是随战争和外交的进退而进入和退出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范围。主权往往就是宗主权,权力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这就是说,奥斯曼宫廷的统治既有实在的一面,也有在受到挑战时尽力而为和相机行事的一面。
最初,这样的控制方式可能还比较有效,因为在那时奥斯曼帝国有一些能干的领导人。但长久下来,它的贵族体制就与所有的君主专制体制一样,或是更严重地在其本质上具有两个突出的弱点:遗传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以及继位的问题;而且这两者紧密相连。第一个缺点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一个辉煌的家族总有一天也会倒退成平庸而普通的家庭。继位是由社会和政治的习俗和惯例来约定的。在伊斯兰国家,继位者一般都是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公民,可以是叔辈、侄子或长子。土耳其的皇位继承起初是由最出色的儿子继位,后来则改成长子继位了。
在这两种体制下,统治者的配偶以及成群的嫔妃和无数的子孙(一个无聊的君主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呢?)产生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奥斯曼帝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勒死所有潜在的竞争者,确切地说,是用一根丝线。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预防性的谋杀,不光是谋杀竞争对手本人,而且也包括对方的母亲(被装进麻袋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或是将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小心地关在后宫以防止他人的袭击和伤害。这种徒劳而且荒谬可笑的隔离的结果,导致了皇位继承人在知识上苍白,在政治上无能。自17世纪以来,苏丹继承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足轻重的象征——一个供他人操纵的工具。
在这一傀儡周围,是一些廷臣勾心斗角,操纵着国家大权。随着奥斯曼帝国官僚机构日益增大,文牍增多与法规多样化,帝国开始逐渐依赖于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官员,这些人甚至还登上了最高级别。其中许多人是用名副其实的人头税来招募: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被勒令将自己的儿子献给国家,让他们接受穆斯林教育,然后再给予他们高低官位以在战争或和平年代为国家效力。这一体制在旧的官僚贵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令他们嫉妒——“为什么那些掌权的高官显贵都是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但这的确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能够接纳饱学之士,其中包括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叛教者,这已不再是土耳其人的帝国——实际上“土耳其”这个词曾隐含着一种无知和粗鲁的贬义——但这的确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但它并不是熔炉,土耳其人始终未能创造出一种奥斯曼的共性而享有它各个不同民族的忠诚。
与此同时,老的土耳其战士们失去了战斗激情,也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了。国家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奴隶士兵,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士兵。这些士兵最初是作为苏丹的侍从,充当他的右臂以及他的精兵队伍,但是给予了他们杀人的权力也就等于给了全权。在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称之为伊斯坦布尔),禁卫军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一支御林军多次发动宫廷政变,直到1826年苏丹征得宗教领袖的同意,决心消除这一窝麻烦制造者。苏丹首先建立了一支新军,并通知禁卫军说欢迎他们也加入新军——就是用合并的办法来消灭他们。他们拒绝了,发动叛乱。忠于苏丹的军队调来了火炮,炮轰禁卫军兵营,然后收拾了禁卫军。结果是打死了6000到10000人,禁卫军不复存在,成为历史。
埃及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军团,被称为马穆鲁克军团,他们实际上作为贵族统治埃及,时间长达260年之久(1254-1517年),这改变了“马穆鲁克”一词的原意(阿拉伯语中的马穆鲁克就是奴隶)。甚至在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他们仍统治着埃及,一直到拿破仑率领下的法国入侵(1789年)以及随后的英国的入侵。继欧洲人入侵之后,来了一位阿尔巴尼亚冒险家。他自立为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和新的帕夏。这个时来运转的军人名叫穆罕默德·阿里,他再也忍受不了马穆鲁克寄生虫,决心消灭他们以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他在1811年邀请了马穆鲁克首领参加他举办的宴会。这些马穆鲁克贵族一个个身着华丽盛装,兴高采烈而且诚心诚意地坐在筵席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大门是紧闭的,居高临下的枪手们就像对付池塘里的鸭子一样射杀了他们。这样就结束了一段长达550余年的历史。
现在言归正传。自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失败之后,随着粗具规模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实体日益组建就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战争中接连受挫。其他的许多变化也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欧洲的军事工业技术日益增强,奥斯曼帝国试图跟上,但它只是模仿而不是改革更新。他们非常明白火炮尤其是攻城炮的价值,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基督教技师们去制造大炮。随着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枪炮差距的增大,土耳其士兵甚至都不知如何使用战斗中缴获来的枪支。
海上的情况也一样:奥斯曼帝国更换的战舰依然是老样子,而基督教国家的海军装备却有了改进。听一听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西拉尼基·穆斯塔法·埃芬迪对1593年将第二任英国大使载送到奥斯曼帝国首都的那艘英国军舰的描述:“像这样奇特的船还从来没有在伊斯坦布尔港口见到过。它驶过3700海里的海路,装有83门炮,还有另一些武器。火炮的外形就像一头猪。”这一联想无意中证实了他的无知:这些猪(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猪是基督徒的美食、穆斯林的禁忌)就是海军的钢炮,制造于英国;其总量无人能比。那只船再加上几艘与它差不多的船,可以在奥斯曼帝国舰队靠近之前就将它们击沉。奥斯曼帝国试图通过进口大批的军用物资以跟上基督徒的步伐,这些舶来品中包括:火枪、火药、硝石、钢铁和刀剑。虽然教皇禁止向穆斯林销售武器,英国人仍然顶着教会的强烈谴责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向奥斯曼帝国卖出了大量的武器,同时也卖给西班牙。但是,从这些没有良心的异教徒身上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而且还不仅仅是武器,欧洲和黎凡特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从前,东方的手工艺者曾向欧洲提供精美的布料、毛毯、织锦以及彩陶器等等,以交换欧洲的金属(铜和锡)、奴隶和货币。自16世纪以来,欧洲就开始用自己的工业制品换取东方的干果、调味品、棉花和谷物。真丝也是这样:在中世纪时,是欧洲从拜占庭帝国购买丝织品;现在它则已开始进口生丝,土耳其的生产商们在生丝进口方面是难以与欧洲人竞争的。还有纸:这种写字材料的制作工艺是中东地区在8世纪从中国学来的;但是造纸用的植物纤维供不应求,兽皮稀缺,羊皮纸也不例外。新的造纸技术在欧洲扎根较慢,因为当地羊皮纸已够用了;可是一旦欧洲的制造商人掌握了纸的生产技术,他们很快就以更加精湛的技术远远超过了黎凡特人,而且随即就开始向东方销售大批的纸张。即使是诸如咖啡、糖之类最初是从东方流入欧洲的商品,现在也改变了流动方向——比如经过一系列提纯和加工之后的砂糖。
伊斯兰最大的失误是禁止印刷出版,印刷被看做是潜在的亵渎神灵和宣扬异端邪说的工具。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地切断了穆斯林与外界知识主流的联系呢?
这种对文化知识的隔离,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工业上的依赖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力量之间不再平衡,优势日益倒向了另一方。同时,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打消了他们盲目的优越感,也使他们丧失了反应的能力。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人曾试图告诫统治集团,极力倡导改革,但收效甚微。欧洲那些“魔鬼”的形象已经在宗教信条的基础之上固定化,而且在习惯势力的影响下灌输到人们的心中。国家的官僚衙门真是拜占庭式的错综复杂,繁琐的规章条例和文牍主义叫人头晕眼花,办事更加困难。腐败——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成长。
这种自身所具有的缺点搞垮了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一台劫掠机器,它总是需要丰厚的战利品和广袤的土地来作为燃料、来为它铺平道路以及付给官僚薪俸。”奥斯曼帝国最初占领了大片领土,一路掠夺,曾经是那么强大,而今却虚弱不堪。现在他们已没有能力从外面掠得什么了,本来应该设法从国内创造财富,鼓励有效益的产业投资。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却沿袭旧习,掠夺国内资财,压榨自己的臣民。没有什么东西,甚至是高级官员的财富能够逃脱这一厄运。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加速自我毁灭了。在当时使帝国免于解体的唯一原因就是它的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列强对自己利益的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它的工业革命,就给奥斯曼帝国产业的棺材钉上了钉子。除了一些地方特产外,没有什么能与进口的由机器加工的廉价丝棉制品相抗衡。在19世纪,英国保护奥斯曼帝国以防止其敌人侵占其领土,同时也很轻快地扼杀了它的制造业。但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正是理当如此:英国的商品比较便宜,奥斯曼人是不可能与之竞争的。他们所知寥寥;他们没有资本;他们也没有安定的政局可以依靠。
但是,穿过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分却另有想法。那就是埃及。马穆鲁克对埃及的腐朽统治曾使埃及陷入长期昏睡状态,人们甚至忘记了使用车轮——想当初,在法老统治下,埃及的弓箭手曾何等威风地驾驭战车,驱赶过努比亚人和出逃的希伯来人。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变化,但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的入侵,真正地动摇了整个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只是被搁置一边,而波拿巴对公众所宣读的法国革命的口号却让老百姓不知所云。法国之后便是英国——令埃及在工业技术上更加惭愧——再随后就是一批新的土耳其入侵者,试图提醒埃及对伊斯坦布尔的效忠。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过的穆罕默德·阿里。他利用马穆鲁克的力量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并自命为开罗的首脑。面对这一现实,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任命阿里为埃及的总督。作为回报,穆罕默德·阿里后来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这也符合土耳其人的悠久传统。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很有魄力和野心的领导者。但他与传统的军阀不同,他有很开阔的眼界以及更多的期望。他从来不把自己封闭在宫中。阿里从普通民众那里了解到奥斯曼帝国落后了多远,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掌握。因此,没有哪个有身份的参观埃及的人没被阿里召见过。阿里没有把埃及看做是一项被指派的职位陈设,而把它看做是一个等待开发的私人土地和资产。通常奥斯曼帝国总是不停地调动官员的职位,以防止他们打下太深的根基。阿里却在埃及实行了世袭的封建采邑制。
穆罕默德·阿里还将埃及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努力促进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新科技的应用,教育体制上的改革(经济学家会称之为人力资源的优化);也不幸地进行了军事方面的改革以及向人们灌输好战尚武精神。为了能完成这些目标,他从外国引进技师,其中有一些人还脱离了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当时领导世界制造业的是英国,但他所聘请的大部分专家都是法国人,可能是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释放了这些能人智士,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使法国显得不那么可畏,也可能是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理智地将英国看成是埃及工业发展的对手。
在所有的外国专家中,最突出的可能莫过于路易一亚历克西·尤梅尔,一位法国的擅长棉织机器的技师,后来成为一个农艺家。1822年,尤梅尔将他在波旁岛(后更名为留尼汪岛)发现的一种灌木移植到埃及,这种植物就是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埃及棉。这个品种的棉绒很长,很细又很结实,适于用来纺绒以及织出最优质的布料。在这个棉花加工已机械化的新时代里,尤梅尔棉自始就稳操胜券。穆罕默德·阿里占有了埃及大片最肥沃的良田,把这种棉花种植在自己的属地上。他的下属们也纷纷效仿。到1824年,埃及棉花出口量达1100万公斤,而到了184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I550万公斤。尤梅尔长绒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的商业机构以不合理的低价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通过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把它高价卖出(在1835年约占埃及总出口值的一半),这些收入被用于实施阿里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计划,其中很大部分投入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工程。国家的其他收入来自同样由官方机构垄断销售的其他农作物。这的确是一条捷径,国家无需劳神征税,就为国库创收。这一套制度曾让外国商人无所适从。
从19世纪20年代起,国家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教育和工业改革计划的实施当中,投入到了工业专科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工厂中。这些工厂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金属、金属制品、化学品、绳索、武器、舰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替代进口以及给这个日益壮大的战争机器加油。穆罕默德·阿里这位埃及总督甚至还试图通过购进欧洲机器并在埃及对它进行模仿制造的途径,来争取埃及更坚定的独立。
不顾英国的出口禁令,埃及人在1826年得到准许,从曼彻斯特的盖勒韦公司进口了500台动力织布机。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赫斯基森以鄙视的口吻说,这不会有什么伤害的,6个月之内,“这些设备将被(埃及人)踢得粉碎”。
有人说穆罕默德·阿里是在企图制造一部战争机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目标是在这样一个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工业革命。这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大胆的设想,他敢于向欧洲的先进工业和贸易利益集团挑战:这是非西方的落后的社会要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其方式是自上而下发指令。
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期间所获得的成功的程度以及他最终的失败,一向都是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埃及的棉纺业有了显著的提高。1834年机器纺锭达40万个,这在世界占第九位,位居比利时之前,人均纱锭数在世界占第五或第六位。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年产印花棉布达120万匹。另一方面,到埃及的参观者们都惊讶于机械的粗劣,机器的年久失修和加工出来的产品的质量低劣。尤梅尔长绒棉本来是该制成高质量产品的,但是埃及的棉纱实在是太粗糙了,而且又不结实。然而,有些外国观察家却发表了赞扬的看法,我们甚至见到有些报道说埃及的棉纺织品在当时出口到了印度这一古老棉纺织业的发源地。
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乐观的一派认为埃及的最后失败应归咎于西方人的阴谋。西方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长远规划是对欧洲工业霸权地位的一个威胁。埃及应该把重点放在棉花的种植业上,而让洋人们去纺纱织布(这样还可以占比较优势)。以英国打头阵的欧洲人抓住了第一个机会(1838年)剥夺了埃及在这方面的关税壁垒,使它失去了有利于维护新兴工业的市场限制。最后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冷酷而又阴险狡诈地扼杀了这个潜在的颇具危险性的竞争者。
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埃及从来就不具有竞争实力。穆罕默德·阿里的整个改革措施都是败笔,它之所以能持续那么久,是因为有国家所投入的大笔资金为支柱。即便在当时,如果没有外国技师和机器的帮助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还有,埃及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国家制订,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出口物资的贫乏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失败。
怀疑论者(唯实证者)说,埃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和文化上的低能。本国的企业家很少,大部分企业家来自科普特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等少数民族,这些人很懂得自己的处境,只能谨慎小心。当地的制造业靠一些车间和乡镇作坊,厂主缺乏知识和资金,也缺乏转变为机械化生产的意愿。外国投资者不想费力办工厂,他们赚钱有更快更省劲的办法,贷款即是一例。总督自己可以想象埃及建工厂,他的办法是下命令。但是他能从哪里得到能源呢?埃及既没有木材也没有煤炭等燃料,而要想利用水力资源来产生动力,还必须先把它输到高处。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使用畜力——用1000头牛来牵引25万个纱锭。英国人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用过这种办法,但这的确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尤其是在酷热的气候下。利用牲畜来间歇性地做农活或是搞运输是一回事,而用它们来驱动机器永无休止地转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还有,穆罕默德·阿里能从哪里找来工厂的经营管理者呢?他用高薪聘请了许多欧洲的专家技师,但他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仅仅是知识和技术,而不想让他们发号施令。对于领导者的人选,考虑到这会关系到工人们的情绪以及新兴工业的既得利益,穆罕默德·阿里选择了穆斯林,即由土耳其人或埃及人作主管。这些官员得到了荣誉、勋章以及丰厚的薪俸,但在他们中间却充斥着腐败现象。“他们被赋予对工厂开支的统筹规划、以及决定工人工资的权力,这样,他们就收受那些技术平庸的工匠的贿赂,然后再从政府的开支中照顾这些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欺诈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局就指派巡视员,检查工厂的账目并制定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浪费和偷窃。可是这样一来,工厂的时间、产品质量和设备维修又让位于形式和秩序。
穆罕默德·阿里又从哪里觅得工人呢?以埃及的优良传统,他最先是使用奴隶(记着,在英格兰,最初是役使那些无法说“不”的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奴隶大批大批地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工作条件恶劣。于是,他转而强迫征集各家各户的劳力。这些工人吃不饱睡不暖,还备受监工们的残酷折磨(鞭挞算是家常便饭)。一些人甚至通过自残的方式来逃避征用。但是,大部分的工人都认为这样既痛苦又会危及生命;所以他们就转而摧残机器,使它不能正常运行。他们有时还使用纵火的手段。机器设备长期缺乏维修和保养,工厂里关于反盗窃措施之类的繁文缛节使得即使是简单地给机器上一下润滑油都成了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在埃及这样风沙很大的气候条件下,不对机器进行维修保养简直就等于是灾难。越来越多的机器因此而报废。标准的维修就只是拆取尚可利用的零件。“工厂里所拥有的机器寥寥无几,厂房空空荡荡。”这样一来,产量自然而然地就降低了。
换句话说,英国没有理由害怕埃及制造业的竞争。尽管埃及的工资低得荒唐,埃及工厂的成本却很高,虽然它有最棒的原材料,但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但英国却被埃及困扰了一番,因为阿里实行对棉花出口的垄断,并设置层层关卡阻止外国棉制品进入埃及。所以,恰恰就是靠了总督自己的决策失误和过高的政治野心的帮助,英国终于打开了埃及的自由贸易市场。
“进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就是这一步扼杀了埃及的工业革命,或者说至少是将埃及的工业化往后拖延了一个世纪。这一看法是认为工业化必须具有“关税保护、免税制、廉价的能源、运输费用的补贴、教育政策等等,而所有这些只有那种能在政治和财政上有很大独立性的政府才能提供”。
我自己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准备好了进行工业革命吗?没有。当新的贸易协定付诸实施时,他的宏大计划已经搁浅而且奄奄一息了。我们知道,这位老帕夏一直继续往工厂里投资,直到1848年去世,但是那种战斗激情已一去不返了。他只是用大把的金钱换来一些得不偿失的东西。关税政策也不能起到太大作用。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一直就没有保护性关税。他们也不愿意这样。但他们总归还是繁荣昌盛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想以两种方式声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一会儿抱怨埃及不能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一会儿又鼓吹埃及的工业当时发展得有多么好,可以把他们的产品远销海外,以至让那些欧洲的竞争者们汗颜)。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历史。其中一部分再现了早些时候的热情:穆罕默德·阿里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开明而且颇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专制君主),是他将埃及从沉睡中唤醒。这一历史中的有些地方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欧洲的意识倾向。然而,虽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虽然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做下那么多的虚假伪善的事情,但是埃及自己的问题却更深重得多,甚至像阿里那样一个外来的神通广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也解决不了。
即使是现在,埃及的工业发展也不是很顺畅,其中的原因并非不同于阿里时代的问题。现今技术在不断转变,新的在经济上跟进的国家的范例告诉我们,发展晚的国家应该把握住一切机会,要有学习和借鉴的强烈动机,才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从那些对于人们的就业观念和劲头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来看,埃及的社会和文化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埃及在当年没有做好准备。它现在准备好了吗?
其他中东国家的境况也不比这好多少。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即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付还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是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
的确如此,但为什么?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支情况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准非常高——有些年代甚至高过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但是这种石油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不能持久,长远看来,它是会消失的。一方面,石油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的脆弱性吸引了许多投机商和掠夺者,其中有私人的,也有国有企业。这样一来,石油卡特尔协议常遭破坏,石油价格也就随之下跌;还有一些贪婪的人,特别是那些统治者家族的成员,聚集起来吸吮石油贸易的油水,把它浪费到奢华的生活上;再就是赤裸裸地掠夺土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即是一例(当然,科威特只是一块踏脚石,从那里可以跳到海湾各酋长国,然后再进到沙特阿拉伯的巨大石油库)。
而且,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石油。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贫穷和富裕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石油以及人口的多少。最富的国家油多人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最穷的则是人多油少(埃及);介于二者之间则是那些有石油,但人口过多的国家(伊拉克,伊朗)。穷国号召团结一致,但富国有更迫切的担心。他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富有的背后有那么多贫困。因此他们就试图贿赂那些潜在的反抗者和敌人以换得安宁;或是从发达工业国家购买价值连城的军火,以期望得到这些国家的保护(人们会愿意保护自己的主顾的)。与此同时,穷国(例如巴基斯坦)就是生孩子再尽可能把他们向外输出;或是把他们卖给那些富有的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家当佣人,做苦力,或是当做富人寻欢作乐的工具和对象。
这里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搞一些急救和修修补补。这些国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一例外都实行专制统治。统治者不负责任,他的一举一动令人难以预料,对统治者的忠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所有事物,包括经济在内,都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因为一个事件而颠倒过来。阿拉伯领导人不是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吹嘘要打败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挥动圣战者的血衣,许愿说要纠正历史的偏差。我回想起1968年在安曼的一次谈话。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犹太人)试图说服当地的一批显贵,让他们相信和平会带来好处,他极力说明,知识与合作能使沙漠繁荣起来(这一直是开明犹太复国主义者谈论的一个主题)。然而他的说服工作是徒劳的;阿拉伯的与会者告诉他,还有更迫切、更重要的事情——首先就是打败以色列。那样国家的繁荣昌盛才会随即而来。
他们的经济至今仍未见起色,即使是“和平进程”成功了,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只有某些地区例外。因为他们真正的病症要远比阿以之间的冲突严重得多。
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文化传统,(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做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盲所占比例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女性文盲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这无疑表明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低下。很明显,这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社会中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许多中东专家都极力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诋毁和鄙视,强调说穆斯林异性之间的关系虽然与宗教教义有关,却又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论据有以下几点:那些陈规陋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或是从一些非阿拉伯民族那里学过来的,或是与收入及社会地位有关(富人的妻子可以不用工作或去商店采购),或是作为对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的反应,可以防止妇女遭受他人对其人身及家庭荣誉的攻击。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假若伊斯兰教翌日就会消失,阿拉伯男人仍旧还会一如既往地这么看待女人。另外一些学者,有时还是原先这些人,强调西方学者们的不怀好意的举动:“东方学派”一词是鄙视和恶意,“本质主义者”是无知和愚蠢。使用这样的贬义词是为了表明他们对西方学者的论调是摒弃而不仅是驳斥。这倒是挺便利的。
这些习俗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一旦经过神圣的特权的认可,它们就具有了权威性和严格性。然而即使是圣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穆斯林史中,《古兰经》中的训诫有过多次变动。”而且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社会地位的确是不时地变来变去——一会儿较开明,一会儿又倒退回去。人们描写过一些杰出的人物:历史上有过曾经在位甚至治国有方的女性君主(还有当代的女政治家,例如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孟加拉国的卡莉达·齐亚,土耳其的坦苏·奇莱尔等);或者写过一些“解放了”的女性,她们在西方生活过,然后把一些新的态度带回国,往往在她们那些比较守旧的同胞中间引起震动。甚至有人描写过一些王公老爷在自己后宫的隐私中如何受到女眷们的嘲弄(否则还要隐私做什么?);人们还能买到一种畅销的自传体的新式秘史,描述男人统治妇女的种种劣迹(可以听到女性的呼救,看到男性的丑恶)。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告诉我们,“穆斯林妇女们以坚定的步伐迈进公共社会,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在政坛中也颇有所作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在土耳其、埃及以及伊朗,妇女都拥有了选举权,即使是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取消妇女的选举权。
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构成“重要角色”。我也无法预见到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会有很快的转变。阿拉伯社会学家兼小说家哈利姆·巴拉卡尔承认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他告诉我们,“要解放妇女,就必须首先转变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消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支配”。我对选举权也不寄予多大期望:对于阿拉伯政治家,尤其是比较保守的政治家来说,妇女的选票不过是选举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投票,可以;权力,不行。
在我看来,阿拉伯穆斯林男人,大都不为这些小变革和零星的抵制行动所动。一方面,许多(大部分?)妇女甘愿承受旧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态度模糊了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性别上的特权是不会被取代的;要男人愿意放弃这些特权才行。是男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作用(男人出尽风头),女权主义者偶然发起的挑战很难影响到男人们近乎全体一致的那种性别上的优越感。男人们是不会被贝鲁特的超短裙们所恐吓住的,那只是能使他们对女人的可怕的看法和她们魔鬼般的欲望感到更加愤慨和得到进一步证实。
社会的性别歧视给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拒绝女性就等于减少了劳动力和人才,但是——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男孩子和成年男子争取成就的动力将会减弱。如果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就让其中的一半自以为在生理上优越于另一半,那么他们的抱负心和成就感就不可能不有所降低。把男孩子尊称为“帕夏”,或是像在伊朗那样,告诉他们生来拥有一根金阴茎,就必定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并不那样迫切需要去学习和干工作。当然,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有行业的分工和收入高低的不同,就都会有一些人事业有成。可是只依靠男人的社会,是无法与充分发掘人口中全部人才资源的社会相竞争的。
总的说来,了解一个国家进步与发展潜力的最好线索,就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对于今天的穆斯林中东社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社会这一不利条件阻碍了它们走向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都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可以说无一例外。想一想拉丁美洲的大男子主义,或是日本的男性至尊以及没有父亲的家庭的惨景。即使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是如果我们将各国的性别之间的关系从男女完全不平等到完全平等按顺序排列的话,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那肯定是排在最末的。女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受歧视。人们这样说:她们的存在就是灾难,她们的身体就是罪孽。男孩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任意打骂自己的同胞姐妹,而不受任何惩罚。我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见过这样的情景,并且就在男孩那毫不表态的母亲面前,他的妹妹根本就没做任何反抗。这对女孩来说是悲惨的,而对男孩来说也是可悲的。
这种弱点是伊斯兰教所固有的吗?不。伊斯兰教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宗教。它遍及世界各地,囊括多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它也有许多经文教义,其中有一些是自相矛盾的,几乎可以拿来为任何目的做解释。政治学家福阿德·阿雅米在他的书中谈到,当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跟以色列签订和约时,埃及政府马上就请开罗的权威的爱资哈尔大学出面,宣布这一条约与伊斯兰法律是相符的。解释是可以随时间、地点和对象而变的。
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应轻视或排除普通化的因素。每当某些律法和制度被人们认为是并不“进步”时,感到难堪的穆斯林辩护士总是旁征博引,迅速引用种种例外和变异的事例。可是各地的穆斯林社会毕竟有着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共同特征。中东国家的当权派和反对派为自己的立场寻找理由和寻求支持时,都会仰仗伊斯兰教义,这就充分说明了宗教信仰的权威性。论据都得出自伊斯兰教,或前进或后退,概莫能外。
有人提出一种论点来否认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指出,穆斯林社会在从前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精神上和知识上都是对外开放的。这一论点就是说,既然从前他们能够这样做,那么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对此不妨认可,但要指出两点:第一,如今的竞争规模及其所要求的表现水准,已大大超过往昔。“现代”一词的意义已大有变化,比伊斯兰教的变化大得多(其实这一论点就像是说,因为英国出过网球冠军,所以他们今天也应出现网球冠军)。
第二,未能跟上现代发展水平之后,这种状态就会产生它自己的免疫反应。在这方面,石油带来的巨额意外之财成为很大的不幸。它使得统治者及其亲信和官员们陷于沉醉,在成堆的金钱上睡大觉,把钱浪费在大多毫无价值的项目上,开销之快居然超过了他们那看来是无限(实际并非无限)的资源的开发速度。甚至连沙特阿拉伯都不能保持收支平衡。在这一过程之中,这些挥霍者激怒了穆斯林穷人,反过来,这些穷人就通过原教旨主义来发泄他们的愤恨。
这是整个故事最可悲的地方。伊斯兰教与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有其单纯而坚固的精髓和本质,在这样一个极度大男子主义的社会,这些因素的结合就会导致冲突。这样一来,就迅速地诉诸暴力,因为暴力是男性资格的完美体现。因此也就有了在叙利亚发生的对不同教派的屠杀;伊朗的革命和镇压;伊拉克和苏丹的独裁专制;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毒气战;苏丹南部黑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发生在巴基斯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一系列滥杀无辜以及有目标的谋杀活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充分说明问题:那里所进行的,不是内战,而是对公民的战争。杀人者们最欣赏的方式是:割断对方的喉咙。那样既可以节省子弹,又可以让杀人者更接近天主。持枪者因为年青女性拒绝“嫁”给革命英雄而杀掉她们。这些暴徒们将他们自己首先看做是男人,然后才是士兵。
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就是它的迅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时钟拨回了几个世纪。
“我就是奥齐曼迪亚斯,王中之王:
瞧瞧我的业绩,众神,你们就会绝望!”
周围一切均已荡然无存……空空荡荡
只有孤寂而平坦的沙漠伸展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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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
中东问题上的学术辩论情绪激昂。读者和听众预先就能知道答案。辩论往往是愤怒和阴郁的,叫它什么都行,就是谈不上是辩论。谁也没有准备在门口检查自己的枪;它也许是用得着的。交战的理由包括:阿以冲突;正式和非正式的欧洲经济帝国主义;西方对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对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的批判(因而也就是诽谤)。
在这种形势之下,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给人起名称,贴标签,其目的(或效果)就是让对手变得无足轻重或被排除在外。他是一个……(作相应归类)。再就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在这些表示鄙视的攻击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招就是“Orientalism”(东方学)一词的发明。它是用来指这样一种罪恶:从外界,也就是从那种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子、心怀敌意和剥削成性的西方人的观点出发,来著书立说论述亚洲尤其是中东的事情。西方人着迷于东方事情,曾经是受到尊敬的,可是后来却受到攻击,这种攻击最迟始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正是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出版了以“东方学”为书名的一本书,才使这一名词流行开来,并且使得西方人有关中东的大部分论著都受到质疑。控诉书如下:
1.外界学者歪曲研究的主题,将人变成物。既然是物,就适于操纵和支配。赛义德认为,东方学这种体系就是“权力的说教,意识形态上的虚构——禁锢思想的镣铐”。
2.这些伪学者往往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一成不变。“东方”这一概念就是欧洲中心论者强加于人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千百年来都是同一个样子,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是源于“永远不变”的伊斯兰教。因此,在学术界出现了同属一类的疾病,即“本质主义”。从事“东方学”的人不容许探讨细节、细微差别和特征。
3.一成不变的看法导致种族主义和偏见。它使群体相隔离,促成一方的傲慢和另一方的愤恨。如果我们能摆脱“东方”、“东方人”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学者、评论家、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将认识到,种族、民族和国籍上的差别并不如促进人类共同体这一共同事业那么重要”。
对于崇高的感情,是很难提出异议的,可是光有感情还不够。要清除“东方学派”、“本质主义”这些人为的疾病的努力,已成为对知识的攻击。首先,反“东方学派”的方法会排除学术探讨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任何一位好的比较法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差别正是理解的素材。反“东方学派”的人既反对探索特征上的差别,谴责那是“本质主义”,而同时又号召理解群体之间的不同,可是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只有理解了差别,才能将多样性转化为共同的人类感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到如此严厉谴责的那些“东方学派”——那些历史和比较语文学家,考古学家,旅行家,那些身着中东服装、在沙漠中艰难跋涉而风尘满面的西方人——本来是热爱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其中有些人曾竭力寻找那失去的天堂。请看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的卷首按语:“阿拉伯半岛的吸引力,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阿拉伯半岛的魔力,能让人染上想象症。”今天,这些东方学者却被谴责为装腔作势的、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浪漫史就到此为止吧:没有任何一种善良的感情能不受惩罚。他们是真诚的吗?那又怎样?真诚不过是最廉价的品德。
其次,事物千差万别的现实并不排除对它们加以概括的普遍化的必要性。当然,任何事物都比它表面的样子更复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其特殊性。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作出一定的努力将事物加以简化,找出共同的模式。否则,我们手中就只会有一麻袋互无关联的数据。
第三,坏消息不一定是错误的消息。大量实际的观察可能会看出不好的一面,可是对于这类材料应按照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评价,而不应预先就一概斥之为谬误。那种做法等于是自我书刊检查和放弃职责。对东方学派提出的批评,有许多都像是律师为被告作的辩护状。律师原本就是让人花钱请来做这种事的。学者则应承担起更高的义务。
在这方面,必须拒绝一种说法,即外界人就没有资格说话,似乎只有穆斯林才能理解伊斯兰世界,只有黑人才能理解黑人的历史,只有妇女才能理解妇女的话题,如此等等。那种说法只会导致内外相隔绝,如同聋子对话。它还会排斥外界人的真知灼见,它本身就导致种族主义。我认识的一位波士顿上流人士有一次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名出身于意大利人家庭的学生要研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我觉得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嘛”,就是那个学生的回答)。另一位这样的上流人士见到一名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罗马史,就感到惊讶——仿佛他谈论罗马的资格要比那另一个人多一点似的。
此外,本着这种排斥规则而实行的歧视,还招来一种忠诚检验:某位学者是否站在正确的一面?这既适用于局外人也适用于局内人,局外人若思想正确则可以“赢得”认可,而局内人则要看是否表里一致。例如,一位非洲裔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如果不符合政治上正确的标准,就只能是一块黑皮白心的“奥丽奥”——裹着巧克力的奶酪夹心饼。
在中东反“东方学”阵营中,考验的关键在于是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任何宽容都是错误或不能接受的,如果说不是更坏的话。因此,爱德华·赛义德及其追随者竭力排斥和贬责著名的中东问题权威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把他列为“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而且指责他“太接近以色列的主张,因而不可能在看法上做到不偏不倚”。诚然,“刘易斯毫不示弱作了反驳。然而,赛义德的批评不仅得到伊斯兰学者和中东其他人的欣赏和响应,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得到一批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有些外界学者在政治上与那些政治把关者意见一致,因而得到认可。所以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把少数西方学者列为例外,这些学者在观点上亲巴勒斯坦,亲阿拉伯,亲穆斯林,观点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赛义德认为他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动机胜过真理和事实。
这就是通过排斥和冷漠而实施的书报检查。失败的是学术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