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温德尔：日耳曼起源与《日耳曼尼亚志》
本文选自西蒙·温德尔《日耳曼尼亚》。
若是要追溯日耳曼民族的远古起源，那就再没有比欣赏歌剧《西格弗里德》第二幕序幕时更合适的时刻了。这些洒脱自由、信马由缰的音乐篇章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片人迹罕至、令人窒息的阴暗黑森林、某种巨大的威胁（具体而言，是一条沉睡的巨龙），以及一种漫长的等待感——在若干年漫长的时光中，无论是矮人还是神明，都在桌子上叩击着手指，等待着伟大（或许有些荒唐）的篇章最终开启。
诚然，非日耳曼人与这样的乐曲有着间接的关系，这难免令人内心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兴奋，又安慰。瓦格纳作品拥有无数优秀的非德裔热衷者和阐释者，但没有人像德国人这样，为戏剧的诞生及其意义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在这部歌剧的序幕中，所有的表现元素都与德国文化密切相关。英国的森林一般都很容易迅速驱车穿过，因此容易被人忽略——在这里徒步进入森林也算不上什么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差不多每隔3米，就会出现一处运动场或者售卖烤土豆的小货摊。在德国情况则并非如此，很有可能你已经登上山顶，却依然只能俯瞰到树木葱茏，虽然这些树木都被照料养护得非常仔细，一片片绵延的树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这仅仅是古代森林的冰山一角。巨龙、矮人和神灵似乎也确有其事，这些奇妙玄幻的生物潜藏在那群山和森林之间，经过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民俗学者和作曲家的不断渲染神化，成为众多节日庆典和儿童读物的核心意象。
比起英国人，德国人更乐于追溯古老的过去，而英国人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似乎总是相对有限。在史前时期两个国家曾大部分同处一个冰盖之下，当冰盖开始融化，就代表新时期的开始（德国南部大体并无冰层覆盖，因此这片地区直到更新世时依然与众不同），但随后我们便开始分道扬镳。不可否认，大部分关于英格兰起源的民间故事都令人感到些许尴尬。作为古罗马人的殖民地之一，不列颠尼亚行省自然被算作偏远之地，也落下了相当多的笑柄。一直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论断，认为罗马人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古怪的贵族派头，还有古典教育的基因，然而有关行省的生存信息极度匮乏，这体现出罗马作为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漠视。即便探寻古代过往魅力的风潮在19 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所体现出的优越情结也没有因为曾经的种种不幸而受到多少影响。一旦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便成为一片全面自由的土地，迎来一拨接一拨到此寻欢作乐的北日耳曼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将这里作为权力扩张的跳板，并最终引发了令英格兰感到耻辱的诺曼征服。在一系列的混战中，亚瑟王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名字在历史的波涛中载沉载浮——前者是法国诗人虚构的，而后者则像后来的无数掠夺者一样，难以搞清楚现代英格兰是否还与他有任何一丝真正意义上的联系。
英格兰为大众认可的，同时也令人感到些许窘迫的本质在于，作为那些手舞利斧的异族人汇集之地，除了曲折呆板的《大宪章》前奏，再快进到史学家麦考莱热衷的历史进步观，它的早期历史通常几乎无法在后世的记述中产生什么鼓舞人心的效果。德国则不同，它曾经的历史为后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德国历史在歌剧中如何得到美学上的上佳呈现，如果过于注重历史，而不关注德国对于自身古老历史的理解与传承，那么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危害便鲜有过硬凭据可言。
纵观整个德国，一部分人沉浸在追捧瓦格纳的狂热之中，另一部分人则因他而受到启发，艺术家和作家们试图完全去除中欧世界一切无史料记载的影响，寻找关于他们真正起源之地的线索。唯一真正存在的文献，或许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这部《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独立抄本曾经在黑森林地区的一处修道院被发现，于1455 年被送往罗马，随后它的内在含义逐渐为人所熟知。这本书比塔西佗的另一部著作《阿格里可拉传》要翔实有趣得多，尤其是书中关于不列颠尼亚的记述曾经被逐字逐句地诠释。数代以来，人们致力于摘录每一条含糊的资料，起初，这一工作由意大利的人文学者主导，他们醉心于编织森林里古代日耳曼人的神话传说。这本著作的存在足以令人惊诧——它似乎内容广博，非常翔实精确地体现了罗马帝国关于日耳曼人的种种认知，大约成书于公元100 年，尽管经历了火灾和恶劣气候的侵蚀，以及众多图书管理者及抄写员的不经意毁坏，仍然在将近1300年的时光中得以完善保存，而塔西佗的其余著作大多已消逝于历史之中。
罗马帝国沿莱茵河及多瑙河修建了稳固的边防，然而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滞不前。一代又一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将这部《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日耳曼国家的建国之本，亦即塔西佗本人所描述的“纯血”日耳曼民族国家。塔西佗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他们腐朽、堕落、身着罗马长袍的邻居身上的缺陷做了对比。日耳曼人性格粗犷，易怒，极度重视荣誉，个性单纯，个个骁勇善战——虽然这些战场好手头脑过于简单，盲目地与罗马军团前锋短兵相接，损失惨重。书中对于日耳曼民族的描写十分微妙，给人的印象也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度偏颇，因此日耳曼人给人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强大形象，虽然他们拼死作战，倒在了罗马帝国的城墙脚下，但仍然能够令人相信，要征服这些强大的蛮族战士实在是难于登天。书中作者的语气令人不由联想起英国的人类学家在描述非洲原住民时的口吻——直至近代，这种口吻依然如故，称他们的固定活动仅仅局限于作战、享乐、繁衍后代，剩下的只是迟钝麻木。
《日耳曼尼亚志》的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的很多章节包含大量虚构内容，虽然该书是第一部详细记述古代日耳曼社会的著作，其中虚构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日耳曼尼亚”意味着不论在地缘上，抑或种族上都清晰地界定出的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自这份文献面世以来，数个世纪已经过去，人们试图努力弄清这部分神秘历史的真相，却一次次被那扑朔迷离的谜团所愚弄。诚然，日耳曼民族的诸多美德，即使包括那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纯血”理论，也不过是被塔西佗本人用作论据，反衬出无比堕落、荒淫腐败的罗马帝国的众生百态，并非意在对公元100 年的远古住民做出什么严肃评价，更何况这些人始终存在于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之中，并且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了。我们无法明言，塔西佗的文字究竟是来源于精确的文献（他本人可从未踏足哪怕稍稍接近日耳曼民族生活区域的地方），抑或这只是他本人耍的一点儿小聪明，好让自己的著作市场更加广阔：日耳曼人真的对他们的妻子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吗？或者这只是塔西佗在讽刺他身边的朋友呢？
《日耳曼尼亚志》带给人十分鲜明的观感，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居民和罗马帝国居民是如此迥异，事实自然也是如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人民安居乐业，交通畅达，税制健全，帝国上下的人民被紧密控制在中央集权之下：一旦跨过莱茵河，便是一片风云变幻、四面蛮荒的土地，这里的人以劫掠为生，族群散落各处，基本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他们队列松散，居住于林中空地，四面八方都是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的广袤森林。罗马帝国的居民对这片蛮荒的森林心怀厌恶，这也是他们的帝国征战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之一——条顿堡森林之战的发生地。这一战导致两万名罗马军团士兵在日耳曼首领阿米尼乌斯（“日耳曼人”海尔曼）所率大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这位伟大的勇士留着浓密髭须、眉头紧锁、神态庄严的形象出现在19 世纪众多雕像及绘画作品中。
罗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憎恨也在当代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著名影片《角斗士》中再次得到了鲜明印证。这部电影以后塔西佗时代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反日耳曼战役为开端。电影开场描绘了军团列队行进的场景，镜头在一片诡谲阴森、迷雾重重的森林的上空掠过，仿佛在晦暗迷蒙的烟雾过滤器内部穿行，紧接着字幕“日耳曼尼亚”逐渐浮现，我们明白，在这一刻观众便随着电影镜头，跨进了两千年来罗马帝国的重重暗影之中。这并非我们今时今日在德国能够看到的那种森林——鸟鸣啁啾，小径葱茏，登山健身的老年背包客随处可见——而是享受丰饶物产，比邻蓝天碧海的罗马帝国人民，或如今的加州人民所能够想象出的最阴暗的噩梦。这部电影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有趣结果，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兴趣，尽管他们的历史年代久远，并且声名狼藉。在电影中，他们强横暴躁，骁勇善战，却自视甚高，在对他们充满厌恶之情的罗马军团眼中，他们在战略上简直毫无建树，呼喊的也是令人不明所以的可怕咒语。通过带领观众沉浸在电影所营造的现实氛围中，《角斗士》让人领略到罗素·克洛所饰演的罗马将领的风采，当然，演员讲的是通俗的英语，而非古拉丁语，同时，日耳曼人则被刻画成可悲的败者形象，在罗马军团的进攻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而且战术安排愚蠢至极，甚至不懂得在后方部署正确的防御措施。
然而，这些古代日耳曼人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真的能够找寻到哪怕任何蛛丝马迹，将今日法兰克福发达的铁路系统与那些毛发浓密蓬乱的蛮族联系起来吗？《日耳曼尼亚志》杜撰出的故事告诉我们，事实的确如此——哪怕是这部书的标题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亚”一词仅仅意味着一群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异族人，划分为数个部落，彼此经常发生龃龉，一味好战或耽于享乐。但古怪的是，如今现代德国人的观念却与塔西佗的视角大相径庭——他们可不会认为所谓的“种族自豪感”就意味着野蛮落后、彼此分裂或是耽于享乐、酩酊大醉。相反，今日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体现为上下团结一致，以脚下这片日耳曼民族的疆域为荣。他们同样将德意志的土地看作一片洋溢着个人自由精神的莽莽深林，虽然这种个体的自由与他们在田园诗集中歌颂的如此不同——在这些诗句中，人们总是对统率他们的部落头领万分拥戴，言听计从。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日耳曼尼亚志》成书的年代起，直到真正的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国家形成的几千年间，有如此多的人曾在今日被称作德意志的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徘徊游荡，因而塔西佗所描绘的那些部落并不能确切地被称为日耳曼人。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便是爱好劫掠但机敏狡猾的汪达尔人。有不甚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起初是从西里西亚地区（ 今日的波兰西南部）迁移而来，一路到达西班牙，然后入侵北非，进入罗马帝国控制的疆域，其烧杀抢掠的暴行在若干民族的语言中都留下了痕迹。同样的例子还有勃艮第人，这个部落的最终领地界于今日的法、德之间，从而形成了今日最为典型的欧洲大陆地理断层线之一。勃艮第人在中欧地区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有说法称他们可能最早起源于远离今日瑞典的一个岛屿。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口，在瓜分其他部落或与之融合的过程中究竟对他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即便根据当今最为翔实的研究成果，在所有这片被称作“德意志”的土地上，那些原住民以及他们部落的具体名称仍然无法完全考证。其中一部分人所讲的语言必然属于某种古日耳曼语，但这片地区也毗邻众多其他部落的领地，不乏众多新的野蛮探索者，他们披荆斩棘，在密不透风的森林中奋力前行，这些人包括从中亚前来的匈人，瑞典来的哥特人，成群结队的阿瓦尔人，从东面进入中欧的捷克人和索布人，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种族代代更迭，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结构，带来不同的宗教，并几乎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农耕社会，直到被下一批新到达的征服者所破坏，驱赶向西部更远的疆域。
注：此书有明显的史实缺漏和论述含糊，只适合初学者或娱乐之用。
若是要追溯日耳曼民族的远古起源，那就再没有比欣赏歌剧《西格弗里德》第二幕序幕时更合适的时刻了。这些洒脱自由、信马由缰的音乐篇章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片人迹罕至、令人窒息的阴暗黑森林、某种巨大的威胁（具体而言，是一条沉睡的巨龙），以及一种漫长的等待感——在若干年漫长的时光中，无论是矮人还是神明，都在桌子上叩击着手指，等待着伟大（或许有些荒唐）的篇章最终开启。
诚然，非日耳曼人与这样的乐曲有着间接的关系，这难免令人内心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兴奋，又安慰。瓦格纳作品拥有无数优秀的非德裔热衷者和阐释者，但没有人像德国人这样，为戏剧的诞生及其意义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在这部歌剧的序幕中，所有的表现元素都与德国文化密切相关。英国的森林一般都很容易迅速驱车穿过，因此容易被人忽略——在这里徒步进入森林也算不上什么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差不多每隔3米，就会出现一处运动场或者售卖烤土豆的小货摊。在德国情况则并非如此，很有可能你已经登上山顶，却依然只能俯瞰到树木葱茏，虽然这些树木都被照料养护得非常仔细，一片片绵延的树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这仅仅是古代森林的冰山一角。巨龙、矮人和神灵似乎也确有其事，这些奇妙玄幻的生物潜藏在那群山和森林之间，经过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民俗学者和作曲家的不断渲染神化，成为众多节日庆典和儿童读物的核心意象。
比起英国人，德国人更乐于追溯古老的过去，而英国人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似乎总是相对有限。在史前时期两个国家曾大部分同处一个冰盖之下，当冰盖开始融化，就代表新时期的开始（德国南部大体并无冰层覆盖，因此这片地区直到更新世时依然与众不同），但随后我们便开始分道扬镳。不可否认，大部分关于英格兰起源的民间故事都令人感到些许尴尬。作为古罗马人的殖民地之一，不列颠尼亚行省自然被算作偏远之地，也落下了相当多的笑柄。一直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论断，认为罗马人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古怪的贵族派头，还有古典教育的基因，然而有关行省的生存信息极度匮乏，这体现出罗马作为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漠视。即便探寻古代过往魅力的风潮在19 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所体现出的优越情结也没有因为曾经的种种不幸而受到多少影响。一旦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便成为一片全面自由的土地，迎来一拨接一拨到此寻欢作乐的北日耳曼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将这里作为权力扩张的跳板，并最终引发了令英格兰感到耻辱的诺曼征服。在一系列的混战中，亚瑟王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名字在历史的波涛中载沉载浮——前者是法国诗人虚构的，而后者则像后来的无数掠夺者一样，难以搞清楚现代英格兰是否还与他有任何一丝真正意义上的联系。
英格兰为大众认可的，同时也令人感到些许窘迫的本质在于，作为那些手舞利斧的异族人汇集之地，除了曲折呆板的《大宪章》前奏，再快进到史学家麦考莱热衷的历史进步观，它的早期历史通常几乎无法在后世的记述中产生什么鼓舞人心的效果。德国则不同，它曾经的历史为后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德国历史在歌剧中如何得到美学上的上佳呈现，如果过于注重历史，而不关注德国对于自身古老历史的理解与传承，那么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危害便鲜有过硬凭据可言。
纵观整个德国，一部分人沉浸在追捧瓦格纳的狂热之中，另一部分人则因他而受到启发，艺术家和作家们试图完全去除中欧世界一切无史料记载的影响，寻找关于他们真正起源之地的线索。唯一真正存在的文献，或许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这部《日耳曼尼亚志》的一个独立抄本曾经在黑森林地区的一处修道院被发现，于1455 年被送往罗马，随后它的内在含义逐渐为人所熟知。这本书比塔西佗的另一部著作《阿格里可拉传》要翔实有趣得多，尤其是书中关于不列颠尼亚的记述曾经被逐字逐句地诠释。数代以来，人们致力于摘录每一条含糊的资料，起初，这一工作由意大利的人文学者主导，他们醉心于编织森林里古代日耳曼人的神话传说。这本著作的存在足以令人惊诧——它似乎内容广博，非常翔实精确地体现了罗马帝国关于日耳曼人的种种认知，大约成书于公元100 年，尽管经历了火灾和恶劣气候的侵蚀，以及众多图书管理者及抄写员的不经意毁坏，仍然在将近1300年的时光中得以完善保存，而塔西佗的其余著作大多已消逝于历史之中。
罗马帝国沿莱茵河及多瑙河修建了稳固的边防，然而众所周知，日耳曼人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滞不前。一代又一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将这部《日耳曼尼亚志》视为日耳曼国家的建国之本，亦即塔西佗本人所描述的“纯血”日耳曼民族国家。塔西佗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他们腐朽、堕落、身着罗马长袍的邻居身上的缺陷做了对比。日耳曼人性格粗犷，易怒，极度重视荣誉，个性单纯，个个骁勇善战——虽然这些战场好手头脑过于简单，盲目地与罗马军团前锋短兵相接，损失惨重。书中对于日耳曼民族的描写十分微妙，给人的印象也相对平衡，不至于过度偏颇，因此日耳曼人给人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强大形象，虽然他们拼死作战，倒在了罗马帝国的城墙脚下，但仍然能够令人相信，要征服这些强大的蛮族战士实在是难于登天。书中作者的语气令人不由联想起英国的人类学家在描述非洲原住民时的口吻——直至近代，这种口吻依然如故，称他们的固定活动仅仅局限于作战、享乐、繁衍后代，剩下的只是迟钝麻木。
《日耳曼尼亚志》的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的很多章节包含大量虚构内容，虽然该书是第一部详细记述古代日耳曼社会的著作，其中虚构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日耳曼尼亚”意味着不论在地缘上，抑或种族上都清晰地界定出的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自这份文献面世以来，数个世纪已经过去，人们试图努力弄清这部分神秘历史的真相，却一次次被那扑朔迷离的谜团所愚弄。诚然，日耳曼民族的诸多美德，即使包括那令人感到恐惧不安的“纯血”理论，也不过是被塔西佗本人用作论据，反衬出无比堕落、荒淫腐败的罗马帝国的众生百态，并非意在对公元100 年的远古住民做出什么严肃评价，更何况这些人始终存在于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之中，并且与自己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了。我们无法明言，塔西佗的文字究竟是来源于精确的文献（他本人可从未踏足哪怕稍稍接近日耳曼民族生活区域的地方），抑或这只是他本人耍的一点儿小聪明，好让自己的著作市场更加广阔：日耳曼人真的对他们的妻子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吗？或者这只是塔西佗在讽刺他身边的朋友呢？
《日耳曼尼亚志》带给人十分鲜明的观感，这片陌生土地上的居民和罗马帝国居民是如此迥异，事实自然也是如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人民安居乐业，交通畅达，税制健全，帝国上下的人民被紧密控制在中央集权之下：一旦跨过莱茵河，便是一片风云变幻、四面蛮荒的土地，这里的人以劫掠为生，族群散落各处，基本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他们队列松散，居住于林中空地，四面八方都是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的广袤森林。罗马帝国的居民对这片蛮荒的森林心怀厌恶，这也是他们的帝国征战史上最惨痛的败仗之一——条顿堡森林之战的发生地。这一战导致两万名罗马军团士兵在日耳曼首领阿米尼乌斯（“日耳曼人”海尔曼）所率大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这位伟大的勇士留着浓密髭须、眉头紧锁、神态庄严的形象出现在19 世纪众多雕像及绘画作品中。
罗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憎恨也在当代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著名影片《角斗士》中再次得到了鲜明印证。这部电影以后塔西佗时代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反日耳曼战役为开端。电影开场描绘了军团列队行进的场景，镜头在一片诡谲阴森、迷雾重重的森林的上空掠过，仿佛在晦暗迷蒙的烟雾过滤器内部穿行，紧接着字幕“日耳曼尼亚”逐渐浮现，我们明白，在这一刻观众便随着电影镜头，跨进了两千年来罗马帝国的重重暗影之中。这并非我们今时今日在德国能够看到的那种森林——鸟鸣啁啾，小径葱茏，登山健身的老年背包客随处可见——而是享受丰饶物产，比邻蓝天碧海的罗马帝国人民，或如今的加州人民所能够想象出的最阴暗的噩梦。这部电影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有趣结果，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兴趣，尽管他们的历史年代久远，并且声名狼藉。在电影中，他们强横暴躁，骁勇善战，却自视甚高，在对他们充满厌恶之情的罗马军团眼中，他们在战略上简直毫无建树，呼喊的也是令人不明所以的可怕咒语。通过带领观众沉浸在电影所营造的现实氛围中，《角斗士》让人领略到罗素·克洛所饰演的罗马将领的风采，当然，演员讲的是通俗的英语，而非古拉丁语，同时，日耳曼人则被刻画成可悲的败者形象，在罗马军团的进攻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而且战术安排愚蠢至极，甚至不懂得在后方部署正确的防御措施。
然而，这些古代日耳曼人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真的能够找寻到哪怕任何蛛丝马迹，将今日法兰克福发达的铁路系统与那些毛发浓密蓬乱的蛮族联系起来吗？《日耳曼尼亚志》杜撰出的故事告诉我们，事实的确如此——哪怕是这部书的标题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亚”一词仅仅意味着一群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异族人，划分为数个部落，彼此经常发生龃龉，一味好战或耽于享乐。但古怪的是，如今现代德国人的观念却与塔西佗的视角大相径庭——他们可不会认为所谓的“种族自豪感”就意味着野蛮落后、彼此分裂或是耽于享乐、酩酊大醉。相反，今日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体现为上下团结一致，以脚下这片日耳曼民族的疆域为荣。他们同样将德意志的土地看作一片洋溢着个人自由精神的莽莽深林，虽然这种个体的自由与他们在田园诗集中歌颂的如此不同——在这些诗句中，人们总是对统率他们的部落头领万分拥戴，言听计从。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日耳曼尼亚志》成书的年代起，直到真正的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国家形成的几千年间，有如此多的人曾在今日被称作德意志的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徘徊游荡，因而塔西佗所描绘的那些部落并不能确切地被称为日耳曼人。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便是爱好劫掠但机敏狡猾的汪达尔人。有不甚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起初是从西里西亚地区（ 今日的波兰西南部）迁移而来，一路到达西班牙，然后入侵北非，进入罗马帝国控制的疆域，其烧杀抢掠的暴行在若干民族的语言中都留下了痕迹。同样的例子还有勃艮第人，这个部落的最终领地界于今日的法、德之间，从而形成了今日最为典型的欧洲大陆地理断层线之一。勃艮第人在中欧地区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有说法称他们可能最早起源于远离今日瑞典的一个岛屿。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口，在瓜分其他部落或与之融合的过程中究竟对他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即便根据当今最为翔实的研究成果，在所有这片被称作“德意志”的土地上，那些原住民以及他们部落的具体名称仍然无法完全考证。其中一部分人所讲的语言必然属于某种古日耳曼语，但这片地区也毗邻众多其他部落的领地，不乏众多新的野蛮探索者，他们披荆斩棘，在密不透风的森林中奋力前行，这些人包括从中亚前来的匈人，瑞典来的哥特人，成群结队的阿瓦尔人，从东面进入中欧的捷克人和索布人，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种族代代更迭，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结构，带来不同的宗教，并几乎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农耕社会，直到被下一批新到达的征服者所破坏，驱赶向西部更远的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