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1日，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为邓小平的六四屠杀辩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极其简短的辩论后，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决议，这些制裁措施远远超过布什总统已采取的行动。国会竟以如此悬殊的投票结果直接反对一位在中国事务上颇具经验且深得人心的总统，这令人惊讶。这一表决也堪称史无前例。我无法回想起总统或国会因完全属于一国内政的事件对主要国家采取制裁的先例。南非的案例涉及的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边缘角色。唯一类似的先例是旨在推动犹太人移民苏联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但它适得其反。而且，这一修正案仅仅是冻结额外的优惠待遇，而不像对华制裁那样撤销现有的优惠。此外，国会并未设定任何解除对华制裁的标准。

为避免误解，我在此概述我对天安门事件相关情况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容忍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占据长达八周之久，并阻止政府接近主要政府大楼前的区域。在中国，首都的无能表现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抬头，因此镇压不可避免。然而，其暴力程度令人震惊，随后的审判和斯大林式的宣传更令人愤慨。然而，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至关重要，不应因一时的情绪破坏这种关系。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对抗苏联在亚洲野心的可能平衡力量，也需要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保持美国作为亚洲事务关键塑造者的地位。中国则需要美国来平衡其对苏联和日本的感知野心。作为回报，中国将在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发挥温和影响，并不在世界其他地区挑战美国。这些现实并未因天安门事件而改变。如果这种互惠关系消失，苏联的政策将更具灵活性，而日本则会对美国在亚洲的角色产生怀疑。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朝鲜的地位可能会变得极其尴尬。

任何熟悉中国历史和态度的人都将理解布什总统——他毕竟是一位仁慈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不愿让美国踏上一条危险且难以界定的道路。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为什么美国国会要挑战一个已经享有近二十年两党支持的关系？（2）国会多数派所倡导的路线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这种激情部分来自电视报道的影响。媒体对事件的描述基本准确，但电视这种媒介本质上无法提供历史或政治背景（特德·科佩尔的专题节目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北京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剧。这场冲突变得难以解决，因为严肃的人士在重要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起初是学生要求更多的政府民众参与权，后来与党内派系斗争融合在一起，即被免职的总书记赵紫阳领导的派系与围绕邓小平的派系在经济改革步伐和政治变革必要性问题上的争斗。

我认识赵紫阳近十年。他是一位具有吸引力的人，也是一位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人。他在最后一次与我交谈中概述了一项价格改革计划，这既是迈向市场经济的必要举措，也是政治上的冒险行为，因为这势必会推高物价。但我也了解邓小平，他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位美国的挚友。我记得1975年我访问北京时，他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公开反对“四人帮”——这一点提醒那些现在声称中国无路可走、不惧制裁的人。虽然我从未与他讨论过，但我怀疑布什总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类似经历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美国讨论中将邓小平描绘为一个破坏中国青年梦想的暴君的说法是不公平的。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邓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推动力。他引入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元素，并试图建立更可预测的司法体系。他的悲剧在于，他在经济领域过于成功，而在政治领域却犹豫不决。他过于忠于共产主义，以至于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自由市场经济无法由一个极权的共产党来推行；但他也过于致力于进步，以至于无法放弃一条注定会破坏一党统治的道路。

处于类似困境中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共产党体制外构建权力基础，具体而言是通过最高苏维埃。相比之下，经历过长征的邓小平则试图通过改革来延缓共产主义权力的衰落。他试图对每一名党员进行审查，当这一做法失败后，他将共产党领导层的任务限制在基本的概念性工作上。但无论哪种做法都未奏效。对三千万党员的清除计划失败了，因为这一计划必须由最需要被清除的人来执行。限制共产党角色的做法则制造了真空，尤其是在邓将赵从总理职位调至党总书记以接替胡耀邦之后。

因此，赵紫阳的改革计划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难以实施，如今更是搁浅。他被困在一个他已无法掌控的政府和对他政策漠不关心的共产党之间，转而向其正常的共产党改革支持基础之外的群体寻求支持。在学生运动爆发两周后的五月初，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公开与邓小平意见相左，称学生抗议并非严重问题。两周后，在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活动中，赵紫阳在电视上强调，所有关键决策均由邓小平作出。这被普遍解读为试图将责任完全推给邓小平。

到那时，显然抗议者已获得了超出学生团体能力范围的支持。数万名抗议者如果没有食物、基本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护理，是无法日复一日地在首都的主要广场坚持下来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一致认为，他们的通讯能力十分出色。通往首都主要广场的通道已不再由政府控制。然而，这些事实并未改变抗议者大部分诉求的真实性。同时，北京政府也不可能被动地坐视自己的垮台。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政治的压倒性问题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势力一直在有系统地培植中国的分裂，以掠夺这个国家。我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的首次会面中，他向我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令我惊讶的是，他确信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最终目标都是分裂中国。毫无疑问，邓小平及其同僚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视为对他们自身统治的威胁，更是对中国凝聚力和最终独立性的威胁。他们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创造的红卫兵学生最终催生了许多打着相同旗号的竞争派系，以至于军队不得不介入以从这些自治的割据势力中挽回秩序。如果政府无法控制首都的主要广场，那么它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统治能力将迅速削弱。

我支持民主国家峰会会议提出的克制呼吁，以及布什总统已采取的措施以表达关切。但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再进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是惩罚北京已无法改变的过去行为吗？是为了推动美国可能认为的改革派吗？美国是否真的希望承诺推翻中国政府？惩罚一个国家的过去行为注定会适得其反。如果超出总统已采取的步骤，将是冒着显示无能的风险。惩罚性制裁迟早会失败，仅仅因为中国政府无法改变其过去的行为，而地缘政治现实最终将促使美中关系的缓和。然而到那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已支离破碎。

有人认为，美国必须向北京政府施压，否则将激怒中国的新兴力量。但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了解，甚至能识别这些力量并理解如何帮助它们？北京学生的成功是否会带来民主，抑或是引发内战？法国大革命周年纪念应提醒我们，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无法从革命者的宣言中推导出来。在过去十年中，伊朗革命吞噬了其民主代言人。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再到邓小平的权力更迭期间，尽管他们之间的对立尖锐，但美中关系得以繁荣，因为美国始终置身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迷雾之外。对所有争斗者来说，美国被视为致力于中国领土完整和人民福祉的伙伴。

这种态度在当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变革并未因天安门事件而终结。我相信邓小平的声明，即他仍然致力于经济改革。毕竟，这一直是他漫长人生的主题，也是他个人受难的原因。镇压前的八周犹豫，即使是李鹏也曾努力与学生领袖会面，以及赵紫阳和李鹏到医院探望绝食学生，都表明中国领导层不愿采取可能破坏过去十五年来辛苦积累的国际声望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或他们的继任者将会明白，没有那些提供了北京动乱激情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提供了主要力量的工人阶级，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那样，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和常识可能会促成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如此动荡的时刻，美国选择与中国脱钩，或采取可能被北京解读为推翻政府的政策，是极其不明智的。

主张进一步制裁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帮助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制裁都不会危及美中关系。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如果中国领导层得出结论——尽管不情愿——认为美国作为外部压力平衡力量的作用因其干涉中国内政，或因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无法制定连贯政策而失衡，那么中国可能会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将其视为对美国干涉内政的防御。

因此，中国的挑战远远超越了天安门广场的事件。而布什总统拒绝被仓促行动所左右，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珍视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