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全球化 ： 阴魂不散的尤里同志能不能称为 真正的共产主义领袖？

“我们将跟资本主义力量进行一场生与死的争斗。只有完整的尤里信念，才可以保护你们；只有完全的服从，才可以拯救你及你的家人，而且当你们没有自由意志之后，生活会变得更简单一些。空出你的心灵，并顺从我的意志，知道的越少，就可以变得越好。我是尤里，服从我吧！”

“假如我可以控制全世界，那么我为什么要满足于只领导一个国家呢？”“人类的大脑是一个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充满了电荷信号的潘多拉魔盒。大部分的大脑都是‘接收器’，但是有些更发达的能够自由地选择发送和接收。这就是我的心灵信标。有了它我们就能发送我们想要的信息。我们将在美国各处建立这个装置，最终，美国人将是我们的，他们的思想、身体，如果你想要还有灵魂。”

尤里这个人物极其符合控制一切的共产主义色彩 消灭任何非统治阶层的自由 一心构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中央集权奴隶茧房社会

尤里(列宁） 像整个西方宣战 尽管他只是被洛克菲勒对外关系委员会--威尔逊总统资助出来统一大俄罗斯 从而削弱大英旧秩序的人物 与希特勒同样 是被利用的对象 革命国际托洛茨基认可意大利墨索里尼同志路线大于苏俄最高领袖列宁同志



英国《每周评论》关于三极会的批评文章为例：
“莫斯科秩序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与戴维·洛克菲勒的三极会有许多共同点，比如破坏美国的国家主权。正是由于这个共同追求加上其它原因，华尔街与台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三极会所寻求的目标——新世界经济秩序。”
Jeremiah Novak于 1977 年指出了三极会的经济意图：

“三极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用一种被称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的新共同货币取代黄金和美元作为国际交易标准

CFR 创始人之一的约翰·F·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多年前就阐明了“共同货币”的用途：
“……共同货币的建立可能会归属于一个由主要贸易和投资人群创建并对其负责的机构。这将会剥夺我们的政府对国家货币的排他性控制权……”
当欧洲六个“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国家同意加入一个货币体系时，这种共同货币的前身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你不太理解这个概念，那就去查一下“欧元”的历史吧。

卡特总统承认他是由三极会成员教导的——他从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了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从他的“书”中。
兹比格涅夫教导卡特的一个理念是——他希望扩大政府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影响范围。 布热津斯基曾经写道：

“我想谈谈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接受大幅增加社会监管的主意。它可能采取诸如立法规定儿童数量等形式，甚至一旦有办法，可能通过立法确定儿童的性别。可以调节天气、控制休闲等等。”

卡特很有可能读过布热津斯基写于 1970 年的一本名为《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的书。书中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一些说法相当令人震惊。
例如，在第 300 页，布热津斯基透露，美国人将在经济生活中接触到两个新概念：

取代美元的新货币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降低生活水平。

他写道：“在经济技术领域，一些国际合作已经取得了成果，但进一步的发展将需要美国做出更大的牺牲。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塑造新的世界货币结构。这会给目前相对优越的美国地位带来一些风险。”

布热津斯基还透露了他对卡尔·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赞同：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普世观念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更重要的和创造性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人的外在表象对内在人性和被动人格的胜利，也是理性对信仰的胜利。” （第 72 页）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机制，尽管它的实践常常达不到它的理想。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曾指出，‘尽管现代极权主义是可怕的，但它实际上不是对某些宏伟事物的扭曲，因此相当接近真相吗？’”（第 73 页）

“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在大众层面传播，代表了人类将他与世界的关系概念化的能力的重大进步。” （第 83 页）

“马克思主义为理解和利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力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智力工具。它提供了对当代现实的最佳洞察。” （第 123 页）

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是，如果自由民主社会在独裁统治与混乱的知识分子社会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就会支持独裁形式的政府

布热津斯基同时也在努力扼杀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的友谊。他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依赖苏联和中国来满足石油需求。
布热津斯基担任三极会主任期间，他们于 1977 年发表了一份题为《与共产主义国家合作应对全球问题：对各种选择的审查》的报告。上面写着：
“苏联和中国都是能源出口国，当然拥有大量石油储备。三边国家所进口的能源，目前很少来自苏联或中国。未来几年，全球供应形势可能会趋紧。三边国家在供应来源多元化方面具有直接优势。因此，三边-共产主义能源合作也许是可行和可取的。这种合作可能采取三边国家对苏联或中国的能源企业进行投资的形式，以确保苏联或中国的能源出口到这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