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四）：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诞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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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正文。
自然，正因为雅典城邦没能转化成大国，所以后来罗马共和国才有了发展成为大国的机会，并最终发展成为地中海霸主。
可能有人要说，罗马共和国最后还不是被罗马帝国所取代了？
确实如此。罗马共和国最终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其原因远比雅典要复杂得多。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制衡没搞好所致！
而罗马共和国的制衡没搞好，则与雅典是反过来的。雅典的问题是公民大会权力过大，而罗马共和国的问题则是元老院权力过大。一个是平民权力过大，一个则是贵族权力过大。都有问题。
最初的罗马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城邦而已。不过，在处理与盟国的关系方面，罗马比雅典聪明得多。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没有面临像波斯帝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入侵的危险，所以虽然同盟存在，但并不需要建立同盟金库。由于不存在同盟金库，那么即使罗马人愚蠢地想对同盟金库上下其手，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掌权的主要是元老院，元老院是由贵族所组成，而贵族中精英比例很高。所以，罗马共和国基本上是精英掌权。精英掌权，就不会犯民粹主义那种低级错误，自然在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比雅典聪明得多。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马与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还算融洽。
但总体融洽，并不等于永远融洽。当罗马与盟国一起先后战胜迦太基和马其顿，确立地中海的霸权之后，问题终于还是冒出来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盟国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
为什么罗马的盟国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呢？因为盟国长期承担兵役，却无法享有对等的权利。另外，罗马对公共土地的再分配政策也加剧了盟国的不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盟国获得罗马公民权，然后大家就一视同仁了。
而罗马却坚决不答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罗马虽然由元老院掌权，但有些情况下依然会为民粹主义所左右。
正因为罗马坚决不答应，后来矛盾逐渐激化，最终爆发了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8年之间的同盟者战争，也叫马尔西战争。
说来好笑，为了镇压由起义者所建立的意大利联盟，在初期镇压失败之后，罗马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策略，就是授予未参战的埃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公民权，然后又向山南高卢授予拉丁权，并承诺向在60天内放下武器的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
最初坚决不答应授予盟国公民权。结果狠狠打了一仗，死了很多人，最后还是不得不授予盟国公民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在从城邦向大国转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问题。
但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罗马共和国所遭遇的大问题并不止这样一个。实际上，在同盟者战争之前，导致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消亡的祸根就已经埋下了！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典是在从城邦向大国转化的过程中出的问题，而罗马共和国同样是如此。
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转化，那么必然涉及到三个方面，频繁的战争、大量奴隶的输入和领土的急剧扩张。而正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遭遇一系列问题。
罗马及其盟国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度。这不仅要求军人必须是公民，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因为公民兵需要自备武器装备。穷困的无产阶级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整个意大利的军队必然是由有产公民所组成的。
频繁的战争必然导致大量意大利公民长期在外服兵役。结果就使得大量的意大利自耕农家庭中的青壮年男性常年在外。青壮年男性常年在外，这必然导致自耕农家庭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幅度下滑。
而雪上加霜的是大量奴隶的输入。
本来，自耕农在与主要由贵族拥有的大型农场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因为大型农场具有规模效应。
而频繁的战争，以及战争的胜利，则导致大量奴隶的输入。
而使用奴隶的成本其实很低，因为只需要养活就可以了，不需要支付工钱。
而更加重要的是，奴隶不需要，也不可能服兵役！
所以，很多大型农场利用成本低廉的奴隶进行生产劳动，这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滑。
一方面是自身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是大型农场使用奴隶劳动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下滑，此消彼涨，于是很多自耕农家庭就破产了。
而自耕农家庭破产之后，其土地就为大型农场所兼并。
而且这些失地农民还没办法通过在大型农场打工养活自己，因为大型农场只愿意购买成本低廉的奴隶，而不愿意雇佣成本高昂的失地农民。
当战士们征战归来，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破产家庭。其心情可想而知！
可能有人要说，反正罗马的领土扩张了很多，将破产的自耕农家庭移民到新征服的土地上耕种不就成了？
很遗憾，不可能。因为那些新征服的土地已经有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罗马共和国存在元老院权力过大的问题。于是，手握大权的元老个个就把精力放在了获取土地方面。
虽然在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土地兼并问题，但罗马共和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
因为有权，所以新征服的土地大量落到了元老手中。
而有了元老们的带头示范，那些不是元老的贵族也跟着拼命占有新征服的土地。
于是，新征服的土地自然就跟战士们没多少关系。所以，破产的自耕农家庭是不可能移民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去的。
实际上，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绝大部分也进了将帅们的腰包。同样跟战士们没多大关系。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明白了吧？在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的转化过程中，付出最多的是战士们，而最倒霉的也是他们。于是，很多战士及其家庭，就沦为了穷困的无产阶级！
到目前位止，我所知道的能够充分利用无产阶级的，就只有资本主义。但问题是，罗马共和国搞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因为使用奴隶的成本低廉。
于是，大量产生的无产阶级，就成了罗马乃至于整个意大利的社会问题。
因为罗马城是整个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所以大量的意大利和罗马无产阶级阶就涌入其中，以寻求机会。主要是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份工作。
大量的无产阶级涌入罗马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治安混乱。原因也不复杂。虽然罗马城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城市，但也容纳不下如此之多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工作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大量的无业游民在罗马城中游荡，必然导致大量的治安问题。
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抢劫、纵火、强奸、杀人也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罗马城中产生了黑社会。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最早的黑社会？
对此，元老院是头疼无比。不过，由于当时同盟者战争还没有发生，意大利人还没有获得罗马公民权，所以元老院制定了一条法律，那就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无业游民不得在罗马城中逗留。总算是赶走了意大利的无业游民。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大量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无业游民在罗马城中游荡。治安状况依然糟糕。
但治安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对公民兵制度的破坏！
由于公民兵制度要求士兵自备武器装备，所以必然对公民的财产有一定的要求。而无产阶级显然是无力负担武器装备的。所以随着大量的无产阶级的产生，罗马共和国的兵源逐渐枯竭。因此，公民兵制度必然遭到极大的破坏。
而没有强大的罗马军队，不要说扩张领土了，就算是守成，那都是成问题的！
很显然，当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转化的时候，遭遇了大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最早试图解决问题的，是格拉古兄弟。
据说很多人赞美格拉古兄弟，但我坚决不赞美他们。
格拉古兄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没能解决问题，而是开创了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对规则的破坏！
让我来分析一下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各位必须明白，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但那是不合时宜的。
须知，在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罗马共和国虽然还是一个城邦，但实际控制范围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也就是由城邦到大国转化过程即将完成。
如果把罗马共和国挪到北美，或许还可能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毕竟北美缺乏强敌。
但罗马共和国并不在相对安全的北美，而处于强敌如林的地中海。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其存在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不仅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将罗马军队转化成为由职业军人所组成的常备军，其实才是最佳选择。
后来发生的马略军事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格拉古兄弟却依然试图维持公民兵制度，这就很不合时宜了。
而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确实是问题的根源，但格拉古兄弟的解决方式明显缺乏灵活，特别是缺乏恰当的妥协。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两兄弟当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正式就任保民官。
作为平民派领袖的提比略，一开始就提出公民每户所占公有地不能超过1000尤格。而多出的部分，则由国家偿付地价收归国有。然后，再用这些国有土地安置无地的罗马公民。
此举立刻遭到贵族派的反对。
虽然贵族派反对土地改革的原因是对土地的贪婪，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合理的部分。
可能有人不相信贵族派的反对存在合理的部分，所以这里我要讲一讲。
获得新征服土地之后，并不是马上就能进行耕作的。需要进行一些投资。
比如，需要建设灌溉设施。这就需要钱。
比如，需要建造一些房屋以供开垦者居住。这同样需要钱。
比如，种植的如果是多年生的农作物，像葡萄、橄榄一类的。那么一旦放弃，就会失去对这些多年生农作物的所有权。这就涉及到钱。
再比如，有些土地不适合耕种，那么就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这同样需要钱。
另外，大型农场主要是依靠奴隶来进行耕作的，而且也必然需要利用牲畜。须知，贵族购买奴隶和牲畜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么当失去农场之后，贵族该如何处理那些多出来的奴隶和牲畜呢？
这些都是提比略在改革之前就应当考虑到的。
事实上我认为，即使那些贵族在新征服土地上根本就没有投入一个子儿，提比略也应当假装他们投入了很多，然后进行“补偿”。
搞改革必然是会遭遇阻力的。但是，搞改革还是需要尽量做到盟友多多，敌人少少的。就算不能让别人成为盟友，但也应当尽量努力让别人成为中立者。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应当多照顾别人的利益，适当做一些妥协。这样一来，盟友就会变多。否则敌人就会变多。
结果呢，提比略就那么简单地来了个一刀切，完全不考虑贵族对土地的投资，这就欠考虑。
实际上，我认为还有比搞土地改革更好的办法。比如进行奴隶累进税改革。
广义的累进税泛指负担水平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而呈递增趋势的税收。
之所以会出现累进税，是因为经济理论认为，所得和财富多的人，其享受国家保护和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利益，比所得和财富少的人要多，因而就应多纳税。
而这一理论确实符合奴隶这一“商品”的特征：奴隶，主要是由罗马共和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所捕获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服务。购买奴隶越多的人，自然享受国家的服务就越多。所以罗马共和国真要搞奴隶累进税改革，贵族其实也没什么反对的理由。
可能有人要说，为什么不搞土地累进税改革呢？因为希腊人非常反感直接税，视直接税为暴政。而受希腊人的影响，罗马人同样非常反感直接税。而土地税就是主要的直接税之一。所以在罗马共和国搞土地累进税改革不现实。
而奴隶累进税是间接税，罗马人很容易接受。
可能有人要说，奴隶累进税改革并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啊。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解决土地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世英国人搞资本主义的时候，还要先搞圈地运动呢。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获取养羊的土地，而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
而罗马共和国连圈地运动都省了，因为已经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再将贵族转化成资产阶级其实是很方便的事情。
但这样做是否现实呢？其实是现实的。
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是元老院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所以不管是平民派还是贵族派，都非常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而贵族派之所以强烈反对格拉古兄弟改革，是因为改革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
如果能在不损害，或至少是在不严重损害贵族的利益的情况下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我想贵族派其实并不会强烈反对。
奴隶累进税并不会直接触动贵族的土地利益。
当然，奴隶累进税确实会对大量使用奴隶的大型农场进行一定的限制。但那毕竟不是禁止使用奴隶，而仅仅只是进行有限的限制。有利益触动，但其实并不大。
而更重要的，是搞奴隶累进税必然非常有利于解决大量无产阶级的就业问题。因为随着使用的奴隶数量的增长，贵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会变得高昂。所以当农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用奴隶反而不如使用打工的罗马人。这对元老院来说，就是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
而不久前才开始的西西里奴隶大起义，不仅可以为格拉古兄弟改革减少阻力，同样也能为奴隶累进税改革减少阻力。
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派即使对奴隶累进税有所反对，但也绝对不会强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对奴隶累进税进行修改，以使得贵族派的反对意愿更加微弱。
怎么改呢？那就是把奴隶累进税的纳税基础，由奴隶的数量，更改为奴隶减去雇佣的罗马公民的数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大农场积极雇佣罗马公民。
而考虑到后来罗马共和国为了安抚罗马城中的无产阶级，还采取了廉价销售，甚至实际免费提供粮食的事实，那么奴隶累进税改革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的完善，就是对雇佣罗马公民数量超过奴隶数量的农场进行财政补贴，以更进一步促进这些农场对罗马公民的雇佣。
总之，与其后来对无产阶级搞粮食补贴，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搞就业补贴。
另外，不仅对农场可以如此做，对越来越发达的手工作坊也同样可以如此做。
这样一来，就会在公元前产生一种全新的，有资本主义成分存在的混合经济形式，奴隶-劳工混合经济。
而先用奴隶累进税改革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再用马略军事改革解决罗马军队的战斗力问题，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的基本盘就稳住了。
等后来发生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贵族们就会意识到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危险性。
而当意识到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危险性之后，贵族会怎么做呢？那就是将奴隶转化为隶农。
于是，奴隶-劳工混合经济，就转化成了隶农-劳工混合经济。
至于隶农-劳工混合经济什么时候会转化成纯正的资本主义，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如果不搞格拉古兄弟改革，而是搞奴隶累进税改革，那在公元前，资本主义就已经诞生了。虽然是以混合经济的形式存在的！
当然了，奴隶累进税改革仅仅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累进制税收毕竟是后世的发明，而那个时代的人很显然还没有那样的眼光。所以，想象也仅仅只是想象，我们无法苛求古人。
但不管如何，在历史上的那一个时期，确实存在另外一个选择，一个提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
其实，仅仅是采用灵活的解决方式，特别是恰当的妥协，格拉古兄弟改革遭遇的反对就不会那么强烈。
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再出台一些商业方面的促进法案，那么矛盾将进一步得到缓和。因为贵族，特别是元老，就有了新的目标。完全没必要死盯着土地不放。
所以说拉古兄弟改革其实是有很大成功可能性的。只是他们把事情给搞砸了。
甚至，就算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了，其实也并不算什么大事情。毕竟后来还有马略军事改革。
好吧，就算没有马略军事改革，大概率还会出现什么别的改革。总之，改革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而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真正恶劣之处，则在于破坏规则！
而最先坏规则的，就是提比略。
大约是自认为伟大光荣正确，再加上政治野心与自身水平不匹配，所以提比略行事就有些无所顾忌。
搞改革的时候，提比略的职务是保民官。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元老院中确实存在一些支持或同情土地改革的元老，但因为提比略的政治手腕不怎样，所以总体来说，他的土地改革法案是不太可能通过元老院的。
所以，提比略就干脆甩开元老院。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平民大会上。
但提比略一在平民大会上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另一位保民官，马库斯·屋大维乌斯，就行使否决权，阻止大会进行投票。
贵族派的这种做法确实挺恶心的，但又确实在规则之内。
于是，提比略随即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将法案中有限的安抚措施删除，命令占有超过标准的土地所有者必须无偿交出多占土地。
这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提比略的行为完全为情绪所左右，缺乏政治家的冷静。
但屋大维乌斯继续否决法案。
再于是，提比略就动用保民官的职权，发布命令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办公，停止国库的运作，以瘫痪公共事务的运行来逼迫对方就范。
提比略做的同样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但好歹还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
但屋大维乌斯依然不为所动。就这样，双方的矛盾急剧尖锐。
于是，提比略做出了第一件坏规则的事情：鼓动平民大会罢免屋大维乌斯。
依照惯例，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其一年的任期。所以，在任期满一年之前，是不允许罢免保民官的。因此提比略此举确实是在破坏规则！
而一失去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民官的特权，马上就有怒火中烧的民众冲上去对屋大维乌斯拳打脚踢。如果不是在场的富裕公民及其支持者的出手，屋大维乌斯只怕是走不出会场了。但屋大维乌斯的一位奴隶则因保护主人而被打瞎了眼睛。
换言之，不仅提比略坏了规则，而且激动的民众还将政治斗争引向了暴力。太不应该了！
没有了屋大维乌斯的阻碍，土地改革法案顺利获得通过，并且成立了三人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格拉古兄弟和提比略的岳父担任。
但平民大会上的乱象令元老院非常不满。而既然提比略坏了规则，那么贵族派也开始搞规则之外的小动作。
土地改革法案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经费，元老院却只拨给很少一点点象征性的财款。自然，元老院更不可能提供土地用于安置无产阶级。所以虽然法案获得了通过，却长期悬在空中无法落实。
巧合的是，公元前133年夏天，罗马的盟国，帕加玛的国王阿塔洛斯三世病逝。其遗嘱将整个王国赠给了罗马人民。这意味着大量的财富和土地。
按照惯例，外交权和财政事务是专属于元老院的。所以阿塔洛斯的遗产理论上归元老院管理。
但正为无钱无地实施土地改革而恼火的提比略，却认为这是个机会。所以他干了第二件坏规则的事情，那就召集平民大会通过法案，将阿塔洛斯的遗产转到了三人委员会的手中。
此举当然遭致元老院的强烈反对。但因为担心提比略再一次利用平民大会威胁元老院，所以元老院最终还是被迫默认了这一法案。
但由于此举确实侵犯了元老院的权力，所以部分原本支持提比略的元老，转而开始反对他。
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但提比略完全予以了忽视。
而即使获得了阿塔洛斯的遗产，提比略的土地改革也确实启动起来，但实际成果依然寥寥。只能说是艰难地启动了。
最后，眼看着一年的保民官任期就要结束。而当初屋大维乌斯丧失保民官特权之后的遭遇还历历在目。很显然，一旦丧失保民官的特权，提比略就有可能遭到贵族派的报复。于是提比略就慌了，干出了第三件破坏规则的事情，那就是决定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
但罗马法律明文规定，保民官只有一年任期，且不得连选连任！
这种破坏罗马法律和传统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元老院，他们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了，而是由谁来统治罗马的问题，关系到共和制的存亡！
自然，提比略丧失了更多的元老的支持。据说，经过此事，元老院中依然支持提比略的元老就只剩寥寥几位了。
选举日期来临，才两个部族投票，贵族派就宣称保民官连任是非法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会议主席对此犹豫不决。支持提比略的保民官就要求主席把位置让给他以作出决定。其他保民官对此激烈反对，坚持应该按照规定抽签选择。由此引发了会场的混乱。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提比略不得不决定休会，延期到次日。
回去之后，提比略决心哪怕动用武力，也要连任。于是召来支持者，约定，如果他发出信号，就群起而攻之，强行占据会场。
第二天，会议如期进行，却依旧没有进展。两派支持者的矛盾愈演愈烈。据说，贵族派还污蔑提比略要当独裁者。
就在此时，一位元老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跑来通风报信，说贵族派准备刺杀提比略。
于是提比略就干了第四件坏规则的事情，也是最严重的一件：提比略也不管消息的真假就发出信号，他的支持者立刻卷起衣服，抢走官员护卫的束棒，拆成一根根短棍分发下去，然后向贵族派发动攻击。他们驱逐了贵族派，让其他保民官仓皇逃跑，顿时会场就只剩下提比略和他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政变了吧？
元老院接获消息，在隔壁的信义神庙紧急集会。贵族派元老要求执政官穆西乌斯下令逮捕占领平民大会会场的提比略和他的支持者，但遭到了拒绝。穆西乌斯似乎是提比略的少数支持者之一。
于是，几位贵族派元老和大祭司纳西卡一起率领卫兵对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发起突袭，当场打死两、三百人。而提比略本人亦在混战中被一名贵族派保民官用一根折断的椅子腿击打而死，成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起政治谋杀的受害者。
虽然提比略确实有错在先，但贵族派这一做法确实太过分了！
提比略死后，元老院一方面开始清洗平民派中的平民。但对平民派中的贵族，特别是元老，则予以豁免。而另一方面，元老院则继续允许那个土地改革委员会运营，直到公元前129年。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部分缓和罗马城的治安问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虽然贵族派确实反对土地改革，但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是现实的，而公民兵制度的破坏也是现实的，甚至西西里岛的奴隶大起义也是现实的。所以，土地改革的支持者其实很多，甚至包括很多贵族和元老。
但在如此情况下，提比略居然也能把改革给搞砸，只能说明其政治水平实在是有限得紧。
当然，政治水平有限，改革不能成功，那么就该承认失败。然后把改革的机会让给有能力的人。
但提比略不是这样做的。在规则之内斗不过贵族派，提比略居然就开始破坏规则。也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推进改革，完全不考虑如此做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
而贵族派也不是什么好鸟。提比略破坏规则，贵族派破坏得更厉害，居然直接把提比略及其支持者给打死了。
从此，政治斗争越来越没有规则，越来越趋向于暴力，逐渐向野蛮的丛林法则转化！
总之，从改革的角度来说，提比略水平有限，从而导致失败。
而从规则的角度来说，提比略开了个坏头，然后贵族派跟着的行为更加过分。半斤对八两，都不是什么好鸟！
但事情还没有完。
公元前123年，两兄弟中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
盖约继承了提比略的遗志，继续努力推动土地改革。
与其兄长相比，盖约要稍微策略一些。但盖约依然犯了两个大错。
一个大错，就是触碰了一个禁忌，那就是试图对拥有拉丁公民权的人授予罗马公民权，对居住在意大利的拉丁公民以外的其他人授予拉丁公民权。
我不是说他这样做不对，而是说，这事情不能由他来做。从后来发生的同盟者战争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民粹主义思潮空前强大。这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由罗马城邦内部自行解决。
可能有人要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亮。
但请大家想一想，盖约自身可是平民派的领袖的。他只需要跟支持者稍微商量一下，就应当知道这事情根本就不可行。
那盖约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推测，盖约可能也有自个儿私下瞎捣鼓而不与人商量的毛病。
但不管如何，此事使得盖约在政治上失分严重。
而另一个大错，则是为仇恨蒙蔽了双眼。
由于是一帮元老领着人打死了盖约的哥哥，所以他内心非常仇视元老院。正因为如此，只要能够削弱元老院权力的事情，盖约都干得非常起劲。
比较著名的，就是盖约分化瓦解贵族，将其分化为元老和骑士两个阶级的事情。这实际就是在削弱元老院的权力。
我不是说他不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罗马共和国长期存在元老院权力过大的问题，削弱是应该的。
但是，盖约可是提比略的弟弟。提比略是怎么死的，大家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元老院绝对是把盖约当贼来防的。
因此，盖约的那些小动作根本就别想瞒过元老院那帮人精。
正确的做法，是盖约应当专注于进行土地改革，而不要去触碰元老院的权力。总之，就是树立一个专注于具体事务的人的形象，同时努力削弱“提比略的弟弟”这么一个印象。
而前面已经说过了，土地改革其实是有机会成功的。
所以，该与贵族协商的盖约就应当进行协商，该妥协的就一定要妥协，当然，该坚持的也一定要坚持。总之，一定要把事情摆在台面上，而不要搞阴谋。实际也是瞒不过元老院的。
当然，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盖约的政治手腕。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尽量避免激化矛盾。这对双方都没好处。
很遗憾，盖约并不是这样做的。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以至于盖约选择了努力削弱元老院的权力。所以，双方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
提比略当年在元老院内部其实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盟友的，毕竟不少元老是认同土地改革的。但既然盖约选择了削弱元老院，那么自然就不可能在其中有什么盟友了。
本来土地改革就很难推动，然后又与元老院作对，所以很显然，在一年的保民官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没能办成。
于是，盖约决定连选连任保民官。比其哥哥聪明的一点，是盖约事先通过平民大会修改了法律。
客观上讲，这其实也是在破坏规则，因为违反了罗马民主制度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还开了个不太好的先例，并为后来的终身保民官铺平了道路。而终身保民官通常不是独裁者，就是皇帝。
公元前122年，盖约连任保民官。
由于持续努力削弱元老院的权力，所以盖约与元老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元老院清楚地知道，盖约跟骑士阶级之间仅仅只是相互利用而已。实际上盖约唯一的权力来源，就是平民的支持，所以元老院就决定破坏这一支持。
趁盖约离开罗马前往非洲迦太基组建朱诺尼亚殖民地的机会。元老院指使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在意大利建立12处殖民地，每处移民3000人。
当时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此计划并不可行。此举的唯一目的，就是分散盖约的支持者。
而缺乏政治远见的平民果然上当——其支持者马上就被分散了。
公元前121年，盖约竞选第三任保民官失败。
虽然有人怀疑贵族派在开票记录上做了手脚，但我认为盖约所获得的选票本身很可能就不够。原因嘛，一方面是触碰了禁忌，另一方面是平民的短视。
连任保民官失败后，盖约依然在努力，试图重新当选保民官。
执政官欧庇缪斯对迦太基殖民地的重建提出质疑，并扬言要否决盖约已经颁布的几项法案。
于是，盖约率领成群结队的支持者，与执政官对抗。
议案提交人民大会，等到表决的日子，两派人马在卡庇多神殿集会。执政官完成祭神仪式的时候，有人羞辱盖约的朋友。于是，盖约的支持者就动手打人。居然把人给打死了！
这正中执政官的下怀。次日，执政官召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本来就非常敌视盖约，既然盖约的支持者犯下大错，元老院迅速通过了武力镇压的法令。
于是，执政官调动罗马军队，将盖约及其3000名支持者杀害！
总体而言，盖约虽然比提比略稍微有策略一些，但好得其实有限。
而由于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所以盖约与元老院成了死对头。这为本就艰难的土地改革带来了强大的，但实际并非必然的阻力。所以，土地改革最终失败。
而盖约虽然不像提比略那样肆意破坏规则，但依然有破坏规则的行为。而其支持者也是鱼龙混杂，居然干出了打死人的事情，给了别人借口。
而元老院则更恶劣，居然直接调动罗马军队来解决政治斗争。
虽说确实打死人了，但谁打死人，就抓捕谁好了。以有人打死人为借口调动军队来对付政敌，这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
从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规则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只有丛林法则。
而规则的存在，就是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所以当元老院调动军队对付政敌的时候，民主制度的消亡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而元老院本身，最终亦为丛林法则所消灭。
总体而言，元老院不是什么好鸟，但格拉古兄弟同样不是。好好的一场土地改革，结果愣是让他们给搞砸了。更重要的，是规则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我坚决拒绝赞美格拉古兄弟！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了，但罗马城的治安问题和罗马军队的公民兵制度遭到破坏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马略军事改革。
马略军事改革确实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罗马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先说为什么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方面，在正常实行公民兵制度的时代，军人依照财产的多寡被分为不同的五个阶级。
其中，财产越多的军人，装备就越好，为军队做出的贡献就越大。
自然，贡献越大的人，权力也就越大。
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罗马军队中，权力与义务是基本对等的，所以矛盾就比较少。
另一方面，在正常实行公民兵制度的时代，政治规则还没有受到破坏。
而正因为规则的存在，所以秩序井然。有问题有矛盾，那么大家就进行协商相互妥协，问题和矛盾总能得到解决。
军队中权力与义务基本对等，而规则又保证了协商和妥协，所以，军队的忠诚对象是不存在问题的。正如战旗上书写的那样，罗马军队忠于的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
而到了马略军事改革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公民兵制度遭到破坏，所以罗马军队转化成了通过雇佣形成的常备军。
由于当时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人自然转化成为无产阶级。而进入军队的主要就是无产阶级。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的忠诚问题。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有忠诚问题呢？
前面已经讲过，精英是因为永恒的利益而干蠢事或坏事。而大众是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而无产阶级，则要分情况。
有一定积蓄的无产阶级，则基本上对应了大众。也就是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甚至，也不排除精英的可能性。虽然无产阶级当中精英的比例很低，但并不是没有。
关键是无积蓄或积蓄很少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就是处于赤贫状态的无产阶级。
赤贫无产阶级不仅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且还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满，而干蠢事或坏事。
为什么存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满呢？
无产阶级首先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不然也不会叫无产阶级了。
不掌握生产资料，然后还没积蓄或积蓄很少，那么必然是长期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窘困如此，就必然成天地不满了。
成天不满，那么就需要发泄，就很容易干出很恶劣的事情，比如暴力袭击无辜的人，等等。
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最具危险性，也必然最具破坏性。
如果不明白这点的读者朋友，可以参考“U型锁事件”中的两个主犯，蔡洋和寻建奎。那就是赤贫无产阶级的典范。
可能有人要说，百度不是说蔡洋脑子有问题吗？假的！
如果蔡洋脑子真有问题，那么中共就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送进监狱。而事实是，中共不仅把他蔡洋送进监狱，甚至关到刑满释放。这就表明，中共明确知道他脑子没问题，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之所以后来百度要说说蔡洋脑子有问题，是因为当时那场反日运动是中共组织的。结果出了事情，那么中共很显然是要负部分责任的。但中共不想负责，所以就只能编故事，说蔡洋脑子有问题，以撇清责任。仅此而已。
总之，如果想知道赤贫无产阶级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蔡洋和寻建奎就知道了！
另外，赤贫无产阶级通常是缺乏教育的，因为经济条件差。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也容不得他们认真思考——吃饭要紧。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是最短视的。
而正因为最短视，所以只要有人给予一定的利益，就可以轻松收买。甚至，根本不需要付出利益，只需要画个“大饼”，就能把赤贫无产阶级玩得团团转。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其实是最容易利用的。
总之，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是最危险的，必然是最具破坏性的，也必然是最短视的，自然，也就必然是最容易利用的！
可能有人要说，无产阶级难道不是最先进的阶级吗？
那么请容许我反问一句，那些卖力吹捧无产阶级的人，有哪个不是把无产阶级当枪在使的？
当然，我必须补充一点，一般讲的无产阶级，其实仅仅指赤贫无产阶级。有一定积蓄的无产阶级因为生存状况并不如何窘迫，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利用。因此，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那些利用赤贫无产阶级的人是不会特意强调这一点的，因为容易引起警觉。所以，通常只说“无产阶级”，而不会特意强调“赤贫无产阶级”。
总之就是，把（赤贫）无产阶级吹捧的高高兴兴，当然是为了方便利用了。反正吹捧又花费不了几个钱，惠而不费。把最危险，最具破坏性，最短视，当然也是最容易利用的（赤贫）无产阶级充分发动起来，就能大搞破坏！仅此而已。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搞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给予赤贫无产阶级以一定的生存保障，以消除，至少是降低其危险性和破坏性！
但罗马共和国还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而其无产阶级大部分都处于赤贫状态，所以他们必然短视——吃饭要紧！
对罗马军队同样如此。
当充斥着大量无产阶级的时候，罗马军队就逐渐不再是忠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了，而是忠于将帅个人的。
将帅直接决定了手下军人职务的升降，甚至决定军人能否继续在军队服役。原因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而不听将帅招呼的军人，不仅可能万年职务不挪窝，甚至有可能被赶出军队。
尤其是决定军人能否继续服役这一点很关键。
对有产者来说，离开就离开，大不了回家继续干自己的营生。
但对无产阶级来说，问题就严重了。在军队中好歹有饭吃，有衣穿，生存不成问题。而一旦被赶出军队，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很显然，有产者军人可以不忠于将帅而忠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无产阶级军人则根本没得选，必须忠于将帅个人。
这样一来，只要将帅有那个野心，那么只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洗，军队就基本剩下忠于将帅个人的大量无产阶级军人了。这就很容易产生军阀。
而军阀的产生，这就是马略军事改革的后遗症！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马略军事改革，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还不至于消亡。因为军阀的恶劣影响是可以消除的，甚至，军阀本身亦是可以消灭的。
但很遗憾，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由于格拉古兄弟改革，平民派和贵族派的矛盾高度尖锐。
而由于格拉古兄弟和贵族派在改革期间的一通胡搞，结果使得规则遭到彻底破坏。于是，就剩下丛林法则了。
矛盾尖锐，而又只剩下丛林法则，所以平民派和贵族派之间必然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自然，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必然不稳。
政局不稳，又如何能解决得了军阀问题呢？
而军阀，才是最适应丛林法则的，因为他们手里有兵。
总体而言，就是平民派和贵族派相互争斗，结果却便宜了军阀。或曰：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所以很快，元老院也好，人民大会也罢，又或者是执政官，都成了摆设。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了军阀驰骋的舞台。
事实上，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帅，都可以视为军阀。而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场内战，本质上就是忠于马略的军队和忠于苏拉的军队之间的军阀混战！
可能有人要说，爆发第一次内战的时候，马略已经死了。
马略当时确实已经死了。而马略本人似乎也并没有当军阀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确定那场战争的性质，因为军阀集团在事实上已经产生了。
领袖死了，那就重新选一个人代替就可以了。熟悉五代十国历史的朋友一定不陌生这种军阀集团的延续模式。
而当苏拉取得战争胜利，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候，罗马共和国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其实都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
虽然很多人认为那是屋大维干的，但我依然认为是苏拉。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苏拉虽然成为了独裁者，但却并没有彻底埋葬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他故意让“尸体”继续摆在那里。
苏拉为什么如此做呢？我推测，苏拉应当是进行过一番算计的。
一方面，在当上独裁者的时候，苏拉年龄已经大了，身体状况亦不太好，也就是没多少年的活头了。
而另一方面，在苏拉当上独裁者的时候，罗马人中的民主主义思潮依然很强大。这意味着埋葬共和国与民主制度的人必然要背负巨大的骂名。
当不了几年独裁者，然后又有背负巨大骂名的风险，苏拉一合计，觉得不划算，所以就干脆把“尸体”摆那里。坚决不埋葬。
而若干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持续多年的内战，罗马人彻底受够了。
于是，执政官也好，独裁者也罢，皇帝也行，总之，赶紧结束这场该死的内战吧！
于是屋大维出现了，最终埋葬了“尸体”。
由于雅典丧失独立在先，所以当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消亡的时候，整个早期民主制度也就最终消亡了。
早期民主制度最终确实是消亡了。但是，是金子，那么总会发光的。在消亡一千年之后，民主制度再一次在西欧兴起。而这一次出现的民主制度，则要比早期民主制度完善得多！
制衡、规则和相互妥协，始终是民主制度的关键。
从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民主制度的消亡，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缺陷。这亦是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与早期民主制度存在巨大差别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差别，就是对早期民主制度的一种完善。
这些完善至少包括如下几点：新三权分立、代议制、天赋人权、法治、司法独立，等等。
旧三权分立其实是做得不好的。在雅典，公民大会权力过大，这导致民粹主义泛滥，甚至是暴民政治。而罗马共和国则是元老院权力过大，这导致改革阻力过大，结果又促使改革者破坏规则。所以，现代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立法、行政、司法的新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制衡。
代议制的大量采用，主要针对的就是民粹主义。
大众可能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不时出现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而直接民主制对此基本上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所以现代民主制度基本上不予采用。
而代议制则对民粹主义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由于参加议会投票的是议员而非选民，这不仅意味着议员大概率是精英，而且还意味着议员可能违背选民的意愿进行投票。
大概率是精英，还可以违背选民意愿进行投票，这表示议员因为愚蠢而投错票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
再考虑到议员数量比较多，这就意味着即使个别议员因为愚蠢而投错票，但议会整体却不太可能因为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正因为如此，所以代议制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民粹主义。
可能有人要说，既然可以违背选民意愿进行投票，那么议员岂不是可以乱来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并不多见。
因为既然选民可以把议员选上去，自然也可以选下来。一般来说，议员是不敢乱来的。
比如，当议员投票时违背了选民的意愿，那么事后就有义务解释那样做的原因，以说服选民支持他/她的选择。如果说服不了，将来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而天赋人权，则是为什么事情能通过公民投票表决，而什么事情不能，划下了红线。比如，剥夺财产，剥夺生命，都是不允许公民通过投票进行表决的。
这些事情必须由专业机构，通常是法院来进行处理。
而法治，则是在新三权分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制衡的情况下，将规则固定成法律，然后大家共同遵守。
制衡和共同遵守是法治的关键。
而法制则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法制，其实就是：我制定法律，也必须是由我制定；我制定的法律，你必须遵守；至于我是不是遵守，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强调法治，而专制国家强调法制的原因。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司法独立，一方面避免行政干预，另一方面还要避免民众干预。
避免行政干预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要避免民众干预呢？看看苏格拉底案就知道了，那就是要避免暴民政治。
司法权必须掌握在一群专业人士手中。司法判决讲的是法律和证据，而不是感情。
当然，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可以为所欲为了。须知，三权分立同样意味着对司法的制衡。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与早期民主制度的差别肯定不限于上述几条。但那几条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总体看来，产生并维持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就如同走在山脊上一样。
往一侧偏，就会堕入民粹主义的深渊。而往另一侧偏，则会堕入精英主义的深渊。而维持“平衡”的关键，就是制衡。
所以说，制衡很重要！
请继续阅读后续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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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正文。
自然，正因为雅典城邦没能转化成大国，所以后来罗马共和国才有了发展成为大国的机会，并最终发展成为地中海霸主。
可能有人要说，罗马共和国最后还不是被罗马帝国所取代了？
确实如此。罗马共和国最终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其原因远比雅典要复杂得多。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制衡没搞好所致！
而罗马共和国的制衡没搞好，则与雅典是反过来的。雅典的问题是公民大会权力过大，而罗马共和国的问题则是元老院权力过大。一个是平民权力过大，一个则是贵族权力过大。都有问题。
最初的罗马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城邦而已。不过，在处理与盟国的关系方面，罗马比雅典聪明得多。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没有面临像波斯帝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入侵的危险，所以虽然同盟存在，但并不需要建立同盟金库。由于不存在同盟金库，那么即使罗马人愚蠢地想对同盟金库上下其手，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掌权的主要是元老院，元老院是由贵族所组成，而贵族中精英比例很高。所以，罗马共和国基本上是精英掌权。精英掌权，就不会犯民粹主义那种低级错误，自然在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比雅典聪明得多。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马与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还算融洽。
但总体融洽，并不等于永远融洽。当罗马与盟国一起先后战胜迦太基和马其顿，确立地中海的霸权之后，问题终于还是冒出来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盟国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
为什么罗马的盟国强烈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呢？因为盟国长期承担兵役，却无法享有对等的权利。另外，罗马对公共土地的再分配政策也加剧了盟国的不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盟国获得罗马公民权，然后大家就一视同仁了。
而罗马却坚决不答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罗马虽然由元老院掌权，但有些情况下依然会为民粹主义所左右。
正因为罗马坚决不答应，后来矛盾逐渐激化，最终爆发了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8年之间的同盟者战争，也叫马尔西战争。
说来好笑，为了镇压由起义者所建立的意大利联盟，在初期镇压失败之后，罗马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策略，就是授予未参战的埃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公民权，然后又向山南高卢授予拉丁权，并承诺向在60天内放下武器的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
最初坚决不答应授予盟国公民权。结果狠狠打了一仗，死了很多人，最后还是不得不授予盟国公民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在从城邦向大国转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问题。
但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罗马共和国所遭遇的大问题并不止这样一个。实际上，在同盟者战争之前，导致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消亡的祸根就已经埋下了！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雅典是在从城邦向大国转化的过程中出的问题，而罗马共和国同样是如此。
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转化，那么必然涉及到三个方面，频繁的战争、大量奴隶的输入和领土的急剧扩张。而正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遭遇一系列问题。
罗马及其盟国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度。这不仅要求军人必须是公民，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因为公民兵需要自备武器装备。穷困的无产阶级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整个意大利的军队必然是由有产公民所组成的。
频繁的战争必然导致大量意大利公民长期在外服兵役。结果就使得大量的意大利自耕农家庭中的青壮年男性常年在外。青壮年男性常年在外，这必然导致自耕农家庭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幅度下滑。
而雪上加霜的是大量奴隶的输入。
本来，自耕农在与主要由贵族拥有的大型农场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因为大型农场具有规模效应。
而频繁的战争，以及战争的胜利，则导致大量奴隶的输入。
而使用奴隶的成本其实很低，因为只需要养活就可以了，不需要支付工钱。
而更加重要的是，奴隶不需要，也不可能服兵役！
所以，很多大型农场利用成本低廉的奴隶进行生产劳动，这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滑。
一方面是自身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是大型农场使用奴隶劳动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下滑，此消彼涨，于是很多自耕农家庭就破产了。
而自耕农家庭破产之后，其土地就为大型农场所兼并。
而且这些失地农民还没办法通过在大型农场打工养活自己，因为大型农场只愿意购买成本低廉的奴隶，而不愿意雇佣成本高昂的失地农民。
当战士们征战归来，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破产家庭。其心情可想而知！
可能有人要说，反正罗马的领土扩张了很多，将破产的自耕农家庭移民到新征服的土地上耕种不就成了？
很遗憾，不可能。因为那些新征服的土地已经有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罗马共和国存在元老院权力过大的问题。于是，手握大权的元老个个就把精力放在了获取土地方面。
虽然在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土地兼并问题，但罗马共和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
因为有权，所以新征服的土地大量落到了元老手中。
而有了元老们的带头示范，那些不是元老的贵族也跟着拼命占有新征服的土地。
于是，新征服的土地自然就跟战士们没多少关系。所以，破产的自耕农家庭是不可能移民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去的。
实际上，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绝大部分也进了将帅们的腰包。同样跟战士们没多大关系。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明白了吧？在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的转化过程中，付出最多的是战士们，而最倒霉的也是他们。于是，很多战士及其家庭，就沦为了穷困的无产阶级！
到目前位止，我所知道的能够充分利用无产阶级的，就只有资本主义。但问题是，罗马共和国搞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因为使用奴隶的成本低廉。
于是，大量产生的无产阶级，就成了罗马乃至于整个意大利的社会问题。
因为罗马城是整个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所以大量的意大利和罗马无产阶级阶就涌入其中，以寻求机会。主要是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份工作。
大量的无产阶级涌入罗马城，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治安混乱。原因也不复杂。虽然罗马城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城市，但也容纳不下如此之多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工作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大量的无业游民在罗马城中游荡，必然导致大量的治安问题。
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抢劫、纵火、强奸、杀人也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罗马城中产生了黑社会。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最早的黑社会？
对此，元老院是头疼无比。不过，由于当时同盟者战争还没有发生，意大利人还没有获得罗马公民权，所以元老院制定了一条法律，那就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无业游民不得在罗马城中逗留。总算是赶走了意大利的无业游民。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大量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无业游民在罗马城中游荡。治安状况依然糟糕。
但治安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对公民兵制度的破坏！
由于公民兵制度要求士兵自备武器装备，所以必然对公民的财产有一定的要求。而无产阶级显然是无力负担武器装备的。所以随着大量的无产阶级的产生，罗马共和国的兵源逐渐枯竭。因此，公民兵制度必然遭到极大的破坏。
而没有强大的罗马军队，不要说扩张领土了，就算是守成，那都是成问题的！
很显然，当罗马共和国从城邦向大国转化的时候，遭遇了大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最早试图解决问题的，是格拉古兄弟。
据说很多人赞美格拉古兄弟，但我坚决不赞美他们。
格拉古兄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没能解决问题，而是开创了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对规则的破坏！
让我来分析一下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各位必须明白，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但那是不合时宜的。
须知，在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罗马共和国虽然还是一个城邦，但实际控制范围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也就是由城邦到大国转化过程即将完成。
如果把罗马共和国挪到北美，或许还可能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毕竟北美缺乏强敌。
但罗马共和国并不在相对安全的北美，而处于强敌如林的地中海。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其存在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公民兵制度不仅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将罗马军队转化成为由职业军人所组成的常备军，其实才是最佳选择。
后来发生的马略军事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格拉古兄弟却依然试图维持公民兵制度，这就很不合时宜了。
而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确实是问题的根源，但格拉古兄弟的解决方式明显缺乏灵活，特别是缺乏恰当的妥协。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两兄弟当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正式就任保民官。
作为平民派领袖的提比略，一开始就提出公民每户所占公有地不能超过1000尤格。而多出的部分，则由国家偿付地价收归国有。然后，再用这些国有土地安置无地的罗马公民。
此举立刻遭到贵族派的反对。
虽然贵族派反对土地改革的原因是对土地的贪婪，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合理的部分。
可能有人不相信贵族派的反对存在合理的部分，所以这里我要讲一讲。
获得新征服土地之后，并不是马上就能进行耕作的。需要进行一些投资。
比如，需要建设灌溉设施。这就需要钱。
比如，需要建造一些房屋以供开垦者居住。这同样需要钱。
比如，种植的如果是多年生的农作物，像葡萄、橄榄一类的。那么一旦放弃，就会失去对这些多年生农作物的所有权。这就涉及到钱。
再比如，有些土地不适合耕种，那么就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这同样需要钱。
另外，大型农场主要是依靠奴隶来进行耕作的，而且也必然需要利用牲畜。须知，贵族购买奴隶和牲畜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么当失去农场之后，贵族该如何处理那些多出来的奴隶和牲畜呢？
这些都是提比略在改革之前就应当考虑到的。
事实上我认为，即使那些贵族在新征服土地上根本就没有投入一个子儿，提比略也应当假装他们投入了很多，然后进行“补偿”。
搞改革必然是会遭遇阻力的。但是，搞改革还是需要尽量做到盟友多多，敌人少少的。就算不能让别人成为盟友，但也应当尽量努力让别人成为中立者。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应当多照顾别人的利益，适当做一些妥协。这样一来，盟友就会变多。否则敌人就会变多。
结果呢，提比略就那么简单地来了个一刀切，完全不考虑贵族对土地的投资，这就欠考虑。
实际上，我认为还有比搞土地改革更好的办法。比如进行奴隶累进税改革。
广义的累进税泛指负担水平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而呈递增趋势的税收。
之所以会出现累进税，是因为经济理论认为，所得和财富多的人，其享受国家保护和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利益，比所得和财富少的人要多，因而就应多纳税。
而这一理论确实符合奴隶这一“商品”的特征：奴隶，主要是由罗马共和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所捕获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服务。购买奴隶越多的人，自然享受国家的服务就越多。所以罗马共和国真要搞奴隶累进税改革，贵族其实也没什么反对的理由。
可能有人要说，为什么不搞土地累进税改革呢？因为希腊人非常反感直接税，视直接税为暴政。而受希腊人的影响，罗马人同样非常反感直接税。而土地税就是主要的直接税之一。所以在罗马共和国搞土地累进税改革不现实。
而奴隶累进税是间接税，罗马人很容易接受。
可能有人要说，奴隶累进税改革并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啊。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解决土地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世英国人搞资本主义的时候，还要先搞圈地运动呢。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获取养羊的土地，而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无产阶级的产生。
而罗马共和国连圈地运动都省了，因为已经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再将贵族转化成资产阶级其实是很方便的事情。
但这样做是否现实呢？其实是现实的。
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是元老院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所以不管是平民派还是贵族派，都非常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而贵族派之所以强烈反对格拉古兄弟改革，是因为改革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
如果能在不损害，或至少是在不严重损害贵族的利益的情况下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我想贵族派其实并不会强烈反对。
奴隶累进税并不会直接触动贵族的土地利益。
当然，奴隶累进税确实会对大量使用奴隶的大型农场进行一定的限制。但那毕竟不是禁止使用奴隶，而仅仅只是进行有限的限制。有利益触动，但其实并不大。
而更重要的，是搞奴隶累进税必然非常有利于解决大量无产阶级的就业问题。因为随着使用的奴隶数量的增长，贵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会变得高昂。所以当农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用奴隶反而不如使用打工的罗马人。这对元老院来说，就是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
而不久前才开始的西西里奴隶大起义，不仅可以为格拉古兄弟改革减少阻力，同样也能为奴隶累进税改革减少阻力。
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派即使对奴隶累进税有所反对，但也绝对不会强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对奴隶累进税进行修改，以使得贵族派的反对意愿更加微弱。
怎么改呢？那就是把奴隶累进税的纳税基础，由奴隶的数量，更改为奴隶减去雇佣的罗马公民的数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大农场积极雇佣罗马公民。
而考虑到后来罗马共和国为了安抚罗马城中的无产阶级，还采取了廉价销售，甚至实际免费提供粮食的事实，那么奴隶累进税改革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的完善，就是对雇佣罗马公民数量超过奴隶数量的农场进行财政补贴，以更进一步促进这些农场对罗马公民的雇佣。
总之，与其后来对无产阶级搞粮食补贴，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搞就业补贴。
另外，不仅对农场可以如此做，对越来越发达的手工作坊也同样可以如此做。
这样一来，就会在公元前产生一种全新的，有资本主义成分存在的混合经济形式，奴隶-劳工混合经济。
而先用奴隶累进税改革解决罗马城的治安问题，再用马略军事改革解决罗马军队的战斗力问题，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的基本盘就稳住了。
等后来发生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贵族们就会意识到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危险性。
而当意识到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危险性之后，贵族会怎么做呢？那就是将奴隶转化为隶农。
于是，奴隶-劳工混合经济，就转化成了隶农-劳工混合经济。
至于隶农-劳工混合经济什么时候会转化成纯正的资本主义，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如果不搞格拉古兄弟改革，而是搞奴隶累进税改革，那在公元前，资本主义就已经诞生了。虽然是以混合经济的形式存在的！
当然了，奴隶累进税改革仅仅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而已。累进制税收毕竟是后世的发明，而那个时代的人很显然还没有那样的眼光。所以，想象也仅仅只是想象，我们无法苛求古人。
但不管如何，在历史上的那一个时期，确实存在另外一个选择，一个提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
其实，仅仅是采用灵活的解决方式，特别是恰当的妥协，格拉古兄弟改革遭遇的反对就不会那么强烈。
如果在改革的同时再出台一些商业方面的促进法案，那么矛盾将进一步得到缓和。因为贵族，特别是元老，就有了新的目标。完全没必要死盯着土地不放。
所以说拉古兄弟改革其实是有很大成功可能性的。只是他们把事情给搞砸了。
甚至，就算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了，其实也并不算什么大事情。毕竟后来还有马略军事改革。
好吧，就算没有马略军事改革，大概率还会出现什么别的改革。总之，改革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而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真正恶劣之处，则在于破坏规则！
而最先坏规则的，就是提比略。
大约是自认为伟大光荣正确，再加上政治野心与自身水平不匹配，所以提比略行事就有些无所顾忌。
搞改革的时候，提比略的职务是保民官。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元老院中确实存在一些支持或同情土地改革的元老，但因为提比略的政治手腕不怎样，所以总体来说，他的土地改革法案是不太可能通过元老院的。
所以，提比略就干脆甩开元老院。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平民大会上。
但提比略一在平民大会上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另一位保民官，马库斯·屋大维乌斯，就行使否决权，阻止大会进行投票。
贵族派的这种做法确实挺恶心的，但又确实在规则之内。
于是，提比略随即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将法案中有限的安抚措施删除，命令占有超过标准的土地所有者必须无偿交出多占土地。
这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提比略的行为完全为情绪所左右，缺乏政治家的冷静。
但屋大维乌斯继续否决法案。
再于是，提比略就动用保民官的职权，发布命令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办公，停止国库的运作，以瘫痪公共事务的运行来逼迫对方就范。
提比略做的同样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但好歹还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
但屋大维乌斯依然不为所动。就这样，双方的矛盾急剧尖锐。
于是，提比略做出了第一件坏规则的事情：鼓动平民大会罢免屋大维乌斯。
依照惯例，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其一年的任期。所以，在任期满一年之前，是不允许罢免保民官的。因此提比略此举确实是在破坏规则！
而一失去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民官的特权，马上就有怒火中烧的民众冲上去对屋大维乌斯拳打脚踢。如果不是在场的富裕公民及其支持者的出手，屋大维乌斯只怕是走不出会场了。但屋大维乌斯的一位奴隶则因保护主人而被打瞎了眼睛。
换言之，不仅提比略坏了规则，而且激动的民众还将政治斗争引向了暴力。太不应该了！
没有了屋大维乌斯的阻碍，土地改革法案顺利获得通过，并且成立了三人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格拉古兄弟和提比略的岳父担任。
但平民大会上的乱象令元老院非常不满。而既然提比略坏了规则，那么贵族派也开始搞规则之外的小动作。
土地改革法案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经费，元老院却只拨给很少一点点象征性的财款。自然，元老院更不可能提供土地用于安置无产阶级。所以虽然法案获得了通过，却长期悬在空中无法落实。
巧合的是，公元前133年夏天，罗马的盟国，帕加玛的国王阿塔洛斯三世病逝。其遗嘱将整个王国赠给了罗马人民。这意味着大量的财富和土地。
按照惯例，外交权和财政事务是专属于元老院的。所以阿塔洛斯的遗产理论上归元老院管理。
但正为无钱无地实施土地改革而恼火的提比略，却认为这是个机会。所以他干了第二件坏规则的事情，那就召集平民大会通过法案，将阿塔洛斯的遗产转到了三人委员会的手中。
此举当然遭致元老院的强烈反对。但因为担心提比略再一次利用平民大会威胁元老院，所以元老院最终还是被迫默认了这一法案。
但由于此举确实侵犯了元老院的权力，所以部分原本支持提比略的元老，转而开始反对他。
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但提比略完全予以了忽视。
而即使获得了阿塔洛斯的遗产，提比略的土地改革也确实启动起来，但实际成果依然寥寥。只能说是艰难地启动了。
最后，眼看着一年的保民官任期就要结束。而当初屋大维乌斯丧失保民官特权之后的遭遇还历历在目。很显然，一旦丧失保民官的特权，提比略就有可能遭到贵族派的报复。于是提比略就慌了，干出了第三件破坏规则的事情，那就是决定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
但罗马法律明文规定，保民官只有一年任期，且不得连选连任！
这种破坏罗马法律和传统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元老院，他们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了，而是由谁来统治罗马的问题，关系到共和制的存亡！
自然，提比略丧失了更多的元老的支持。据说，经过此事，元老院中依然支持提比略的元老就只剩寥寥几位了。
选举日期来临，才两个部族投票，贵族派就宣称保民官连任是非法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会议主席对此犹豫不决。支持提比略的保民官就要求主席把位置让给他以作出决定。其他保民官对此激烈反对，坚持应该按照规定抽签选择。由此引发了会场的混乱。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提比略不得不决定休会，延期到次日。
回去之后，提比略决心哪怕动用武力，也要连任。于是召来支持者，约定，如果他发出信号，就群起而攻之，强行占据会场。
第二天，会议如期进行，却依旧没有进展。两派支持者的矛盾愈演愈烈。据说，贵族派还污蔑提比略要当独裁者。
就在此时，一位元老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跑来通风报信，说贵族派准备刺杀提比略。
于是提比略就干了第四件坏规则的事情，也是最严重的一件：提比略也不管消息的真假就发出信号，他的支持者立刻卷起衣服，抢走官员护卫的束棒，拆成一根根短棍分发下去，然后向贵族派发动攻击。他们驱逐了贵族派，让其他保民官仓皇逃跑，顿时会场就只剩下提比略和他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政变了吧？
元老院接获消息，在隔壁的信义神庙紧急集会。贵族派元老要求执政官穆西乌斯下令逮捕占领平民大会会场的提比略和他的支持者，但遭到了拒绝。穆西乌斯似乎是提比略的少数支持者之一。
于是，几位贵族派元老和大祭司纳西卡一起率领卫兵对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发起突袭，当场打死两、三百人。而提比略本人亦在混战中被一名贵族派保民官用一根折断的椅子腿击打而死，成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起政治谋杀的受害者。
虽然提比略确实有错在先，但贵族派这一做法确实太过分了！
提比略死后，元老院一方面开始清洗平民派中的平民。但对平民派中的贵族，特别是元老，则予以豁免。而另一方面，元老院则继续允许那个土地改革委员会运营，直到公元前129年。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部分缓和罗马城的治安问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虽然贵族派确实反对土地改革，但罗马城的治安问题是现实的，而公民兵制度的破坏也是现实的，甚至西西里岛的奴隶大起义也是现实的。所以，土地改革的支持者其实很多，甚至包括很多贵族和元老。
但在如此情况下，提比略居然也能把改革给搞砸，只能说明其政治水平实在是有限得紧。
当然，政治水平有限，改革不能成功，那么就该承认失败。然后把改革的机会让给有能力的人。
但提比略不是这样做的。在规则之内斗不过贵族派，提比略居然就开始破坏规则。也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推进改革，完全不考虑如此做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
而贵族派也不是什么好鸟。提比略破坏规则，贵族派破坏得更厉害，居然直接把提比略及其支持者给打死了。
从此，政治斗争越来越没有规则，越来越趋向于暴力，逐渐向野蛮的丛林法则转化！
总之，从改革的角度来说，提比略水平有限，从而导致失败。
而从规则的角度来说，提比略开了个坏头，然后贵族派跟着的行为更加过分。半斤对八两，都不是什么好鸟！
但事情还没有完。
公元前123年，两兄弟中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
盖约继承了提比略的遗志，继续努力推动土地改革。
与其兄长相比，盖约要稍微策略一些。但盖约依然犯了两个大错。
一个大错，就是触碰了一个禁忌，那就是试图对拥有拉丁公民权的人授予罗马公民权，对居住在意大利的拉丁公民以外的其他人授予拉丁公民权。
我不是说他这样做不对，而是说，这事情不能由他来做。从后来发生的同盟者战争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民粹主义思潮空前强大。这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由罗马城邦内部自行解决。
可能有人要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亮。
但请大家想一想，盖约自身可是平民派的领袖的。他只需要跟支持者稍微商量一下，就应当知道这事情根本就不可行。
那盖约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推测，盖约可能也有自个儿私下瞎捣鼓而不与人商量的毛病。
但不管如何，此事使得盖约在政治上失分严重。
而另一个大错，则是为仇恨蒙蔽了双眼。
由于是一帮元老领着人打死了盖约的哥哥，所以他内心非常仇视元老院。正因为如此，只要能够削弱元老院权力的事情，盖约都干得非常起劲。
比较著名的，就是盖约分化瓦解贵族，将其分化为元老和骑士两个阶级的事情。这实际就是在削弱元老院的权力。
我不是说他不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罗马共和国长期存在元老院权力过大的问题，削弱是应该的。
但是，盖约可是提比略的弟弟。提比略是怎么死的，大家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元老院绝对是把盖约当贼来防的。
因此，盖约的那些小动作根本就别想瞒过元老院那帮人精。
正确的做法，是盖约应当专注于进行土地改革，而不要去触碰元老院的权力。总之，就是树立一个专注于具体事务的人的形象，同时努力削弱“提比略的弟弟”这么一个印象。
而前面已经说过了，土地改革其实是有机会成功的。
所以，该与贵族协商的盖约就应当进行协商，该妥协的就一定要妥协，当然，该坚持的也一定要坚持。总之，一定要把事情摆在台面上，而不要搞阴谋。实际也是瞒不过元老院的。
当然，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盖约的政治手腕。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尽量避免激化矛盾。这对双方都没好处。
很遗憾，盖约并不是这样做的。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以至于盖约选择了努力削弱元老院的权力。所以，双方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
提比略当年在元老院内部其实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盟友的，毕竟不少元老是认同土地改革的。但既然盖约选择了削弱元老院，那么自然就不可能在其中有什么盟友了。
本来土地改革就很难推动，然后又与元老院作对，所以很显然，在一年的保民官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没能办成。
于是，盖约决定连选连任保民官。比其哥哥聪明的一点，是盖约事先通过平民大会修改了法律。
客观上讲，这其实也是在破坏规则，因为违反了罗马民主制度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还开了个不太好的先例，并为后来的终身保民官铺平了道路。而终身保民官通常不是独裁者，就是皇帝。
公元前122年，盖约连任保民官。
由于持续努力削弱元老院的权力，所以盖约与元老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元老院清楚地知道，盖约跟骑士阶级之间仅仅只是相互利用而已。实际上盖约唯一的权力来源，就是平民的支持，所以元老院就决定破坏这一支持。
趁盖约离开罗马前往非洲迦太基组建朱诺尼亚殖民地的机会。元老院指使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在意大利建立12处殖民地，每处移民3000人。
当时意大利已无可供殖民之地，此计划并不可行。此举的唯一目的，就是分散盖约的支持者。
而缺乏政治远见的平民果然上当——其支持者马上就被分散了。
公元前121年，盖约竞选第三任保民官失败。
虽然有人怀疑贵族派在开票记录上做了手脚，但我认为盖约所获得的选票本身很可能就不够。原因嘛，一方面是触碰了禁忌，另一方面是平民的短视。
连任保民官失败后，盖约依然在努力，试图重新当选保民官。
执政官欧庇缪斯对迦太基殖民地的重建提出质疑，并扬言要否决盖约已经颁布的几项法案。
于是，盖约率领成群结队的支持者，与执政官对抗。
议案提交人民大会，等到表决的日子，两派人马在卡庇多神殿集会。执政官完成祭神仪式的时候，有人羞辱盖约的朋友。于是，盖约的支持者就动手打人。居然把人给打死了！
这正中执政官的下怀。次日，执政官召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本来就非常敌视盖约，既然盖约的支持者犯下大错，元老院迅速通过了武力镇压的法令。
于是，执政官调动罗马军队，将盖约及其3000名支持者杀害！
总体而言，盖约虽然比提比略稍微有策略一些，但好得其实有限。
而由于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所以盖约与元老院成了死对头。这为本就艰难的土地改革带来了强大的，但实际并非必然的阻力。所以，土地改革最终失败。
而盖约虽然不像提比略那样肆意破坏规则，但依然有破坏规则的行为。而其支持者也是鱼龙混杂，居然干出了打死人的事情，给了别人借口。
而元老院则更恶劣，居然直接调动罗马军队来解决政治斗争。
虽说确实打死人了，但谁打死人，就抓捕谁好了。以有人打死人为借口调动军队来对付政敌，这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
从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规则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只有丛林法则。
而规则的存在，就是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所以当元老院调动军队对付政敌的时候，民主制度的消亡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而元老院本身，最终亦为丛林法则所消灭。
总体而言，元老院不是什么好鸟，但格拉古兄弟同样不是。好好的一场土地改革，结果愣是让他们给搞砸了。更重要的，是规则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我坚决拒绝赞美格拉古兄弟！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了，但罗马城的治安问题和罗马军队的公民兵制度遭到破坏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马略军事改革。
马略军事改革确实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罗马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先说为什么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方面，在正常实行公民兵制度的时代，军人依照财产的多寡被分为不同的五个阶级。
其中，财产越多的军人，装备就越好，为军队做出的贡献就越大。
自然，贡献越大的人，权力也就越大。
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罗马军队中，权力与义务是基本对等的，所以矛盾就比较少。
另一方面，在正常实行公民兵制度的时代，政治规则还没有受到破坏。
而正因为规则的存在，所以秩序井然。有问题有矛盾，那么大家就进行协商相互妥协，问题和矛盾总能得到解决。
军队中权力与义务基本对等，而规则又保证了协商和妥协，所以，军队的忠诚对象是不存在问题的。正如战旗上书写的那样，罗马军队忠于的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
而到了马略军事改革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公民兵制度遭到破坏，所以罗马军队转化成了通过雇佣形成的常备军。
由于当时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人自然转化成为无产阶级。而进入军队的主要就是无产阶级。而问题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的忠诚问题。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有忠诚问题呢？
前面已经讲过，精英是因为永恒的利益而干蠢事或坏事。而大众是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而无产阶级，则要分情况。
有一定积蓄的无产阶级，则基本上对应了大众。也就是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甚至，也不排除精英的可能性。虽然无产阶级当中精英的比例很低，但并不是没有。
关键是无积蓄或积蓄很少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就是处于赤贫状态的无产阶级。
赤贫无产阶级不仅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有时无的愚蠢，而且还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满，而干蠢事或坏事。
为什么存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满呢？
无产阶级首先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不然也不会叫无产阶级了。
不掌握生产资料，然后还没积蓄或积蓄很少，那么必然是长期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窘困如此，就必然成天地不满了。
成天不满，那么就需要发泄，就很容易干出很恶劣的事情，比如暴力袭击无辜的人，等等。
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最具危险性，也必然最具破坏性。
如果不明白这点的读者朋友，可以参考“U型锁事件”中的两个主犯，蔡洋和寻建奎。那就是赤贫无产阶级的典范。
可能有人要说，百度不是说蔡洋脑子有问题吗？假的！
如果蔡洋脑子真有问题，那么中共就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送进监狱。而事实是，中共不仅把他蔡洋送进监狱，甚至关到刑满释放。这就表明，中共明确知道他脑子没问题，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之所以后来百度要说说蔡洋脑子有问题，是因为当时那场反日运动是中共组织的。结果出了事情，那么中共很显然是要负部分责任的。但中共不想负责，所以就只能编故事，说蔡洋脑子有问题，以撇清责任。仅此而已。
总之，如果想知道赤贫无产阶级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蔡洋和寻建奎就知道了！
另外，赤贫无产阶级通常是缺乏教育的，因为经济条件差。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也容不得他们认真思考——吃饭要紧。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是最短视的。
而正因为最短视，所以只要有人给予一定的利益，就可以轻松收买。甚至，根本不需要付出利益，只需要画个“大饼”，就能把赤贫无产阶级玩得团团转。所以，赤贫无产阶级其实是最容易利用的。
总之，赤贫无产阶级必然是最危险的，必然是最具破坏性的，也必然是最短视的，自然，也就必然是最容易利用的！
可能有人要说，无产阶级难道不是最先进的阶级吗？
那么请容许我反问一句，那些卖力吹捧无产阶级的人，有哪个不是把无产阶级当枪在使的？
当然，我必须补充一点，一般讲的无产阶级，其实仅仅指赤贫无产阶级。有一定积蓄的无产阶级因为生存状况并不如何窘迫，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利用。因此，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那些利用赤贫无产阶级的人是不会特意强调这一点的，因为容易引起警觉。所以，通常只说“无产阶级”，而不会特意强调“赤贫无产阶级”。
总之就是，把（赤贫）无产阶级吹捧的高高兴兴，当然是为了方便利用了。反正吹捧又花费不了几个钱，惠而不费。把最危险，最具破坏性，最短视，当然也是最容易利用的（赤贫）无产阶级充分发动起来，就能大搞破坏！仅此而已。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搞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给予赤贫无产阶级以一定的生存保障，以消除，至少是降低其危险性和破坏性！
但罗马共和国还没有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而其无产阶级大部分都处于赤贫状态，所以他们必然短视——吃饭要紧！
对罗马军队同样如此。
当充斥着大量无产阶级的时候，罗马军队就逐渐不再是忠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了，而是忠于将帅个人的。
将帅直接决定了手下军人职务的升降，甚至决定军人能否继续在军队服役。原因就是“县官不如现管”。
而不听将帅招呼的军人，不仅可能万年职务不挪窝，甚至有可能被赶出军队。
尤其是决定军人能否继续服役这一点很关键。
对有产者来说，离开就离开，大不了回家继续干自己的营生。
但对无产阶级来说，问题就严重了。在军队中好歹有饭吃，有衣穿，生存不成问题。而一旦被赶出军队，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很显然，有产者军人可以不忠于将帅而忠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无产阶级军人则根本没得选，必须忠于将帅个人。
这样一来，只要将帅有那个野心，那么只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洗，军队就基本剩下忠于将帅个人的大量无产阶级军人了。这就很容易产生军阀。
而军阀的产生，这就是马略军事改革的后遗症！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马略军事改革，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还不至于消亡。因为军阀的恶劣影响是可以消除的，甚至，军阀本身亦是可以消灭的。
但很遗憾，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由于格拉古兄弟改革，平民派和贵族派的矛盾高度尖锐。
而由于格拉古兄弟和贵族派在改革期间的一通胡搞，结果使得规则遭到彻底破坏。于是，就剩下丛林法则了。
矛盾尖锐，而又只剩下丛林法则，所以平民派和贵族派之间必然经常爆发暴力冲突。自然，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必然不稳。
政局不稳，又如何能解决得了军阀问题呢？
而军阀，才是最适应丛林法则的，因为他们手里有兵。
总体而言，就是平民派和贵族派相互争斗，结果却便宜了军阀。或曰：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所以很快，元老院也好，人民大会也罢，又或者是执政官，都成了摆设。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了军阀驰骋的舞台。
事实上，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帅，都可以视为军阀。而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场内战，本质上就是忠于马略的军队和忠于苏拉的军队之间的军阀混战！
可能有人要说，爆发第一次内战的时候，马略已经死了。
马略当时确实已经死了。而马略本人似乎也并没有当军阀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确定那场战争的性质，因为军阀集团在事实上已经产生了。
领袖死了，那就重新选一个人代替就可以了。熟悉五代十国历史的朋友一定不陌生这种军阀集团的延续模式。
而当苏拉取得战争胜利，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候，罗马共和国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其实都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
虽然很多人认为那是屋大维干的，但我依然认为是苏拉。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苏拉虽然成为了独裁者，但却并没有彻底埋葬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他故意让“尸体”继续摆在那里。
苏拉为什么如此做呢？我推测，苏拉应当是进行过一番算计的。
一方面，在当上独裁者的时候，苏拉年龄已经大了，身体状况亦不太好，也就是没多少年的活头了。
而另一方面，在苏拉当上独裁者的时候，罗马人中的民主主义思潮依然很强大。这意味着埋葬共和国与民主制度的人必然要背负巨大的骂名。
当不了几年独裁者，然后又有背负巨大骂名的风险，苏拉一合计，觉得不划算，所以就干脆把“尸体”摆那里。坚决不埋葬。
而若干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持续多年的内战，罗马人彻底受够了。
于是，执政官也好，独裁者也罢，皇帝也行，总之，赶紧结束这场该死的内战吧！
于是屋大维出现了，最终埋葬了“尸体”。
由于雅典丧失独立在先，所以当罗马共和国和民主制度消亡的时候，整个早期民主制度也就最终消亡了。
早期民主制度最终确实是消亡了。但是，是金子，那么总会发光的。在消亡一千年之后，民主制度再一次在西欧兴起。而这一次出现的民主制度，则要比早期民主制度完善得多！
制衡、规则和相互妥协，始终是民主制度的关键。
从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民主制度的消亡，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缺陷。这亦是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与早期民主制度存在巨大差别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差别，就是对早期民主制度的一种完善。
这些完善至少包括如下几点：新三权分立、代议制、天赋人权、法治、司法独立，等等。
旧三权分立其实是做得不好的。在雅典，公民大会权力过大，这导致民粹主义泛滥，甚至是暴民政治。而罗马共和国则是元老院权力过大，这导致改革阻力过大，结果又促使改革者破坏规则。所以，现代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立法、行政、司法的新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制衡。
代议制的大量采用，主要针对的就是民粹主义。
大众可能因为永恒的利益以及时不时出现的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而直接民主制对此基本上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所以现代民主制度基本上不予采用。
而代议制则对民粹主义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由于参加议会投票的是议员而非选民，这不仅意味着议员大概率是精英，而且还意味着议员可能违背选民的意愿进行投票。
大概率是精英，还可以违背选民意愿进行投票，这表示议员因为愚蠢而投错票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
再考虑到议员数量比较多，这就意味着即使个别议员因为愚蠢而投错票，但议会整体却不太可能因为愚蠢而干蠢事或坏事。
正因为如此，所以代议制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民粹主义。
可能有人要说，既然可以违背选民意愿进行投票，那么议员岂不是可以乱来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并不多见。
因为既然选民可以把议员选上去，自然也可以选下来。一般来说，议员是不敢乱来的。
比如，当议员投票时违背了选民的意愿，那么事后就有义务解释那样做的原因，以说服选民支持他/她的选择。如果说服不了，将来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而天赋人权，则是为什么事情能通过公民投票表决，而什么事情不能，划下了红线。比如，剥夺财产，剥夺生命，都是不允许公民通过投票进行表决的。
这些事情必须由专业机构，通常是法院来进行处理。
而法治，则是在新三权分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制衡的情况下，将规则固定成法律，然后大家共同遵守。
制衡和共同遵守是法治的关键。
而法制则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法制，其实就是：我制定法律，也必须是由我制定；我制定的法律，你必须遵守；至于我是不是遵守，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强调法治，而专制国家强调法制的原因。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司法独立，一方面避免行政干预，另一方面还要避免民众干预。
避免行政干预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要避免民众干预呢？看看苏格拉底案就知道了，那就是要避免暴民政治。
司法权必须掌握在一群专业人士手中。司法判决讲的是法律和证据，而不是感情。
当然，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可以为所欲为了。须知，三权分立同样意味着对司法的制衡。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与早期民主制度的差别肯定不限于上述几条。但那几条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总体看来，产生并维持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就如同走在山脊上一样。
往一侧偏，就会堕入民粹主义的深渊。而往另一侧偏，则会堕入精英主义的深渊。而维持“平衡”的关键，就是制衡。
所以说，制衡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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