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中國現狀之必然

孫中山與中國現狀之必然 - 成去為


前言:当前全球流行,无论是感染力和杀伤力都恶于萨斯的武汉冠状病毒。科学家一方面在寻找治疗的方法,同时就国家的安全,西方,特别是是美国致力于发现病毒源。

然而武汉病毒也符合大自然的规律,有兴衰期,不久将成为历史。人类有一种更可怕的人为病毒,专门摧毁人的健康思维和人兽之别的尊严,那就是共产主义病毒。近百年过年了,中国人至今乃无法摆脱共产主义病毒,灵魂深受其害。作为中国人,深受共产主义病毒其害,必须研究和探索其病源。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往往是来自社会最底层,品质最低劣的那些人,他们缺乏克制力和道德底线,加以极其贪婪的权力欲望而导致频繁的改朝换代,孙中山就是其一。然而他却青出于蓝,不仅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兴起狂热崇拜个人的政治风气,而且还把20世纪初,在欧洲蔓延的共产主义病毒直接植入毫无免疫能力,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的血液之中,给1949年后毛式农民政权的建立带来不可多得的,千载难逢的最佳天时地利人和!

本文因史实丰盈详实,引自大量中外汉学家孙中山的传记,以及其他(俄日)历史档案以飨读者,虽经紧缩,还是需要分7次登完,先拜谢读者的耐心阅读。


(一)人以群分

本文从辛亥革命11年后的1924年的10月22日开始讲起,北平发生政变,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曹锟, 因冯玉祥的背叛而被推翻。冯玉祥是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至少反叛过8次),因他反叛蒋介石,投靠苏联而被中共的史学家美化成“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痛斥腐败、忧国忧民”的基督爱国将领。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从美国返回参加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途中遭到暗算,在苏联人的船上赔上自己的女儿,一起被活活烧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冯玉祥政变成功后,一面伪造民国总统之名,向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发出最后通牒:三个小时必须离开故宫,否则将与紫禁城一起葬身大火。尽管溥仪当时乃持有,依然生效的,辛亥革命后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但他深知,冯玉祥出身世代无耕地一垄的最下贱的贫苦农民家,一旦有了权利,可以无恶而不为,为了保存被世人誉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伟大古建筑之一,故宫,他选择了仓促离宫。

当孙中山到到冯玉祥背信弃义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消息,不但高兴不已,还大为赞赏冯毁约无信的不义之举。与之相反,把信用视作生命的近代第一文人胡适闻讯后却表示极为不满并大声疾呼地抗议。依胡适的修养和传统理念,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和平改朝换代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少见的范例,而【清室优待条件】就是宣统皇帝自动退位主要因素之一。任意毁约是冯玉祥毫无信义,有法不依,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属于第一件最无耻的事件。

推翻曹锟的军事政变成功后,但只读了一年私塾,丘八出世的冯玉祥纯属粗人,自然无法主政。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想到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并向他发出邀请,来北主政。


(二)莫斯科,孙老头子的主人

总统梦做了几十年,不久前护法失败,北上的军队被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听到应邀主政的消息,孙中山当然很兴奋。年前曹锟用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而背有贿赂的败名,虽然冯玉祥本人自然也与曹锟的腐败脱不了干系,但能背信弃义反戈一击为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推上了顶峰,还被誉为“基督将军”。

孙中山为求助苏联共产党帮他实现总统梦,身边多了一个被称作斯大林的代理人,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known ,1884-1951,后文将详叙)。鲍罗廷20岁那年就跟随列宁到瑞士闹革命,以后流窜美,英国,西班牙和墨西哥进行旨在建立共产政权的地下颠覆活动,可谓苏联共产党的中坚分子。鲍罗廷不光名正言顺是孙中山的高级政治顾问,并在他的军队和行政部门都按插了上千个共产党或亲共的特务。鲍罗廷曾大言不惭地说,“莫斯科就是孙老头子的主人(Moscow  is the master of Old Man Sun)”

1924年的孙中山已今非昔比,他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每年领取莫斯科2百万金卢布,大量的枪炮弹药以及直接赤化和帮他训练黄埔军校官兵的苏联教官。因此斯大林的指示,愿意的要听,不愿意的也必须服从。

鲍罗廷,作为斯大林在广州革命政府的代理人,听闻孙中山应北洋政府之邀很是忧心忡忡的,特地为孙中山订立约法三章,他必须声明“打倒帝国主义”。在这里的帝国主义即是鄙视苏共政权的西方列强。苏俄基于自己成功的经验,对愚昧和精神生活匮乏的民族,口号是给予底层民众最廉价的满足感。因此始于孫中山直至毛澤東,“反帝”成了近代中國文明最致命的口号。孙中山北上的所到之处。都要公开谴责西方国家,念念不忘自己是深受莫斯科,赤色帝国主义卵翼之恩的身份。

图1,孙中山对苏维埃政,权代表鲍罗庭的委任状。炎黄子孙栖息千年的土地上全面赤化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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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的第一站是上海,下车伊始就在苏维埃式的群众集会上振振有词地发表反帝的演说,并威胁要取消所有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孙中山的宿敌吴佩孚也深感租界是民族的耻辱,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住进那里,而孙中山在上海的立脚点始终都在租界)。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意识到潜在的不测,由于冯玉祥也受禄于苏联,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会失宠。孙中山必须寻找后备的资助者,他想从上海绕道日本再北上。

鲍罗廷完全可以向克里姆林宫建议否决孙中山绕道,但他有把握,日本之行会让孙中山一事无成,并彻底放弃寻求其他列强帮助的幻想,就此死心塌地绑在莫斯科的战车上。事实证明鲍罗廷正确无误的判断,日本政府拒绝孙中山访问东京并与政府官员会面。一位资深日本外交官曾暗示孙中山的特使,除非孙中山放弃与苏联联盟,日本政府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三) 愚昧和缺乏宗教信仰是造神之必然

孙中山日本此行碰了一鼻子灰,寻找第三势力的最后一出希望落到了曾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首领张作霖,又称“张大帅”。张作霖修完私塾,曾学兽医,后从军。辛亥革命后因支持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二等子爵、盛武将军,并授权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张作霖不仅是满洲的强人,而且还是北洋政府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期间,无论是迷恋帝政复辟,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辫军复辟的张勋,或者是吴佩孚,段祺瑞,孙传芳等主要军阀,除了冯玉祥,他们都弘扬古训,深怀民族大气,崇仰孔孟之道,虽各有其错或罪,但他们都守住了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底线,即捍卫私有制,杜绝共产主义。无疑张作霖也是如此。

孙中山在1924的12月4日,带着十分疲惫的躯体,绕道日本抵达天津。他马上与张作霖举行期待已久的会面。不出所料,张大帅告诉孙中山:“我可以支持你,条件是必须与俄国人断绝所有往来。”

几乎失去了全国所有持有民族大义的社会中坚势力的支持,孙中山无法经受如此沉重打击,当天呕吐不止,肝区激烈疼痛。次日医生诊断结果是严重不治的肝病。他自知来日无几。

1924除夕,孙中山一行抵达北平。此时,段祺瑞和张作霖并没给与“倒戈将军”冯玉祥发动政变所期待的利益,冯玉祥为表示不满早已 “辞职”而隐居北京西郊天泰山。从担架上被抬下火车的孙中山也无法出席由数万民众参加的欢迎集会。而是以书面形式散发了《入京宣言》,在宣言中依然不忘鲍罗廷为他定的反帝国主义的调子,即,“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

在首都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为了他的【安全】,苏联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还特地配备了三个苏籍贴身警卫员。数天后,孙中山被转入协和医院,虽经过手术和放射等各种治疗,(胆囊腺癌的)病情继续恶化。最后决定放弃治疗,以备后事。

前些日子段祺瑞正式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被孙中山视作有利军阀官僚的善后。在弥留之际的孙中山知道,苏联共产党已无法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圆其重新当上总统之梦,但依然希望他们为其造神,成为不朽和流芳百世。

图2左:近代史上被丑化最甚的慈禧太后的葬礼(1908年11月15日); 图2右:被中国人最为神化得政治人物之一,孙中山落葬大观(192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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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榻上,孙中山用英文名,Sun Yat-sen,签署了完全由鲍罗廷示意,(斗大汉字不识一个的)英文秘书陈友仁执笔的“致苏俄遗书”。在遗书中,孙中山把当时还没被西方政府承认,人类史上最残暴的苏维埃共产政权,肉麻地美誉为“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此自由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签署“致苏俄遗书”后,孙中山立即托付身旁的宋庆龄传话给他的国民党同志:“要像他的朋友列宁一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然后放入殓于水晶棺材中”。

一年前在莫斯科红场为(可能死于梅毒的)列宁举行历史上空前盛大葬礼,在孙中山心灵中引起极大震动。成千上万社会各界人士,不分昼夜,连续几星期排列有序地瞻仰躺在水晶棺材中列宁的遗容,其壮观,其隆重超过历代君王。不久列宁的大小雕塑,纪念画像,雨后春笋般地布满苏联全国大街小巷,家家户户。一个更厉害的,绝不可亵渎的神被,无神论布尔什维克信徒造就了。

图3上:造神是邪恶政府得以维持或延续的必要愚民手段。【锦绣山太阳宫】朝鲜独裁者金日成的陵墓,占地面积350万平方米,比起中山陵的3000万平方米,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图3下左:中国第一神的【中山陵】,耗资60万银元,在当时可购买960万斤大米,足以让千万穷人吃饱一天!图3右:【毛主席纪念堂】。让孙中山感到并不孤独,他的造神恶行后继有人,而且青胜于蓝,尽管背有千万命案,参拜毛神的中国人依然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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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真可惜,虽然苏联政府按孙中山的遗愿行事,但当质地薄脆的水晶棺材经长途运输后抵达北平时,出现了微小裂隙, 不能长期存放遗体。这一意想不到的事故,断绝了孙中山在其无数愚昧之极的信徒面前“复活”的可能,而成了永别。看来孙中山死后的运气不及金家皇朝和毛泽东。

不过孙中山还留一手造神的杀手锏。有一次与汪精卫途径紫金山时,分文没有的孙中山表示愿意在那里建造他的陵墓。即使是按中国旧俗,孙中山理应选择祖籍广东东莞陪伴他的父母。而建陵于南京有两个特殊的原因,第一,南京是他就任临时总统的所在地;第二,末代汉皇帝的明陵也位于紫金山,言下之意是,孙中山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凡人,而是一员圣明天子,继承汉代皇帝的命脉。

除此之外,孙中山对自己的陵墓还有特别旨意:必须建造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陵墓的附近,但高度和宏伟却要遥遥超出,并确保其高度今后不被任何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所超越。

中山陵自1926年开始建造至1929年完工,化了5年时间建成。这是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度里,大都百姓依然家徒四壁,而为一个清末造反领袖,滥用不计其数的民脂民膏堆积,而成的帝皇式陵墓。其恶劣程度不亚于金朝的皇帝。

中山陵占地面积为3千万平方米,几乎覆盖整个紫金山。而明陵的占地总面积仅是其规模的1/2,即1千7百平方米,可谓中国历代最大的皇帝陵墓之一。其高度是90米,必须爬上392节的台阶才能到达。

谴责共产党征地乱拆民房不乏其人,可笑的是其中还有不少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信徒。实际上这种罪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而有前科的。为实现孙中山造陵的遗愿,包括随后的扩建,一些村庄被毁,民间被迫廉价卖地给政府。数百,甚至上千的当地百姓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有的选择自焚与世代家园共亡。因孙中山造陵而带来的民间怨恨,多年来的受害者要求民国政府赔偿的请愿也始终没有停息过。

孙中山化纳税人的钱为自己造陵墓,如与文明世界相比,远的欧美,近邻日本,不仅是落伍的贱民思维,而且更是一种属于野蛮的习俗或文化。但造神对孙中山的国共继承者是有奇效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落后民族。因此,不管中国人打的是什么旗号,喊什么口号,却始终无法摒弃造陵的野蛮行径。

孙中山死后,他被带上“国父”的桂冠,“中国5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救星”。谁只要在孙中山的旗下,不用选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中国,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都冠以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两党对孙中山的宣传和刻意的崇拜也达到疯狂的地步,他的雕塑树立在全国各个角落,凡是孙中山的文字,不管高雅或低俗,正确的,谬误和愚见,都被当作福音或真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是绝对不容许对孙中山有任何微词,否则牢狱之灾难免。1949年后,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疯话也非独创。

图1,大不列颠岛百科全书中洪秀全(左),孙中山(中)和列宁(右)的插图。我并非故意丑化孙中山与其旁的两个人类历史罪人为伍。孙中山不仅对“与耶稣称兄道弟”的洪秀全视作自己的偶像,对流亡在广州的洪门会黑社会头目,曾被天平天国封为瑛王,又称三千岁的洪秀全侄子洪春魁,也甚为敬重。他们彼此亲如兄弟,孙中山曾亲口说过:洪(春魁)先生对革命有大贡献,要让他三分。同时孙中山对人类最残忍的独裁政权的打造者,列宁的吹捧,更是肉麻得有失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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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个例子就是如何把孙中山造神而带来的民国文字狱。孙中山自幼喜欢听长毛头子洪秀全的故事,而且立志要成为洪秀全第二。1851年金田起义直至1864年被清廷严厉增压,这短短13年太平天国血腥造反,不仅直接导致占当时全国人口1/4(1亿)的百姓无辜死亡,对文物和古迹的破坏也是中国历史之最。当时太平天国的外务臣相,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年-1871)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太平天国实际上新瓶装旧药,洪秀全则是借上帝之名行神权独裁统治,因此民间把洪秀全贬为强盗和土匪”。而孙中山如此崇拜洪秀全,泄露其革命之真正动机。实质上何止太平天国是新瓶装旧药,孙中山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不也何尝不是“瓶装旧药”?

“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孙中山表示大为不平。并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又把洪秀全称为“豪杰”,比作朱元璋“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如此推断,孙中山若能活到1949年,即使是搜索尽枯肠大概也无法表达他对杀人更多,对中华古典文物和传统破坏更甚的毛泽东的敬仰和赞美。

因为孙中山是神,即使朱紫难别,善恶不分,依然是亿万中国百姓必须遵循的圣旨。为告慰一直崇拜天王洪秀全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1929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极为荒唐地颁布一项《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禁止全国上下,无论民间文艺说唱,或是学校课本以及历史著作中用“长毛粤匪”来污蔑太平军的民族解放运动,违者将依法面临牢狱之灾。顿时,不仅北洋军阀和满清时代的各种如实太平天国的文字资料全部查禁,从此中国历史人物的褒贬和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就可任意颠倒,直至今天的大陆。

中国历来的皇帝自称是天子,他们虽非民意产生,但依然是上天之子,至少是嫡属于上天的凡人。而民间造神的危害要远胜封建的帝皇,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始于孙中山的造神,对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祸害!

美国斯丹福大学近代亚洲历史研究专家斯莱克教授(Lyman Van Slyke, 1929-),他曾在2016年荣获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斯莱克教授曾给孙中山作出极为精辟的评价:“无论对西方和中国,孙中山均是一知半解略通皮毛,因此既不属于中国也非西方。”他的“造神”和“容共”就是他似中非洋的人格表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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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为权力,放弃底线,蒋介石自挖其墓

虽然并非是本文的主题,还是很有必要提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特别是蒋介石私人日记和苏联档案解密後,史学家开始详尽地了解对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现。早在《孙越宣言》发表後,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於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

图13,照片记载了孙中山死後的1927年,鲍罗丁(左二)和蒋介石(左三)在广州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局势的会议上的合影。 美国着名摄影家林哈特(George Rinhart)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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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经3个多月的访问後归国,彻底扭转了蒋介石先前对这个共产国家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写道,“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於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於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凡是对苏联恶感的不需太多的政治常识,唯有良知即可鉴别。几乎与蒋介石访苏的同时,1925年3月,诗人徐志摩因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会晤印度诗圣泰戈尔的途中,顺便访苏俄。仅仅在苏联走马观灯三天,就彻底打破了他以往的苏联梦,他为此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第605页)对邪恶的认识可以是出於人的良知,但对待邪恶的态度却不仅仅在於良知。

蒋介石并向孙中山汇报此行的收获,形容苏联共产党的可怕程度,并直言绝不可信任。然而孙中山依然不改变其容共的初衷。与邓泽如和冯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诚的人品不同,蒋介石虽然亲临地狱般的苏维埃国家,开始一改初衷,彻底觉醒,发自内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苏联特务鲍罗廷,但他却是一个城府深,权力欲之旺盛,不亚於孙中山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不仅没有空开与党内同仁反对容共的政策,却继续当他黄埔军校的校长,通过苏联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国民党的武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去世後,国民党元老中的右翼从未停歇把共产党和鲍罗廷驱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丶居正丶邹鲁丶叶楚伦等10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这些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会议最後一致达成决议: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丶李大钊丶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同时还解除苏联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丶《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丶等决议。尤其是会议最後向全党警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赤色矣”。

一个多月以後,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下,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会议中,蒋介石不但没有支持西山会议派,反而参与通过了一个《弹劾西山会议派之修正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丶邹鲁的党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中共党员也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丶林祖涵,和毛泽东分别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农民部,和宣传部等要害部门。据最新考证,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很明显,不同与孙中山的无知,蒋介石是放弃原则,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养痈成患,以实现其个人的权欲。为此蒋介石因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即在23年後终於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共产党赶出了中国大陆,只能盘踞在台湾度过馀生。

鲍罗廷的心腹有两人,党政方面是汪精卫,军队的代表即是蒋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陈炯明的势力依然威胁国民党政府,盘踞在距广州东面仅150公里的惠州,同时任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的奥军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陈炯明(对於孙中山的态度,军阀虽非铁板一块,但他们与共产主义的势不两立是毫无疑问的),为此蒋介石带领黄埔师生先下手为强,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卸下许部三个整旅的武装,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并把他流放出广州。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向惠州的陈炯明发动围剿。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第1师一部及总政治部人员进驻汕头,同年11月7日,东征军第2纵队第11师在陈济棠(1890—1954)的带领下克复陈炯明叛军占据的最後一个城市饶平。这一天,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於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席间,他还高呼“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以庆祝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歼灭陈炯明的胜利让蒋介石正式亮相於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不过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体验到他的一些心眼,在行骗高手毛泽东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

蒋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纯属名不见经传的乱世之辈。但经潜心钻营,左右投缘,全歼陈炯明後,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可谓万事俱备,准备北伐以完成孙中山夺取中国的统治权。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Lev Karajan, 1889-1937)的亲自参与下,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内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无疑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是北伐胜利关键的因素,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境内最邪恶的两股势力,竟然在建立邦交国的使馆内,谋划推翻合法政府的阴谋。

北伐军不仅装备最新苏联装备,而且所有军队(八个军,包括炮兵,陆海空等各个兵种)全部配备实战经验丰富的苏联军事顾问。相比之下,军阀的部队军饷匮乏,武器落後和参差不齐,因此北伐军势如破竹,军阀部队纷纷无奈倒戈,被蒋介石作为杂牌军收编(为後来再度倒戈向解放军留下伏笔)。1927年的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和上海,拿下了半个中国。蒋介石认为与共产党和苏联决裂的时刻到来了,於是在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共产)党,也就是被共产党历史书上描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笑到最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北伐的真正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来说,与其长征是宣传队,不如说北伐军是宣传队。共产党搭上北伐军的大篷车,一路上,通过其有效的宣传机器组织和煽动了不久将成为红军主力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学生。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开启了“打土豪”的先声。农会的“革命热情”被激发起来後,打土豪的浪潮一波高於一波,不仅组织群众瓜分地主和土豪的田地,而且还殴打丶游街丶罚款,乃至枪毙。这就是蒋介石依靠共产党进行北伐所付出的致命代价:动摇或重重打击了中国的社会中坚,即地主阶级。他们不仅是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可信赖的力量,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继承者。

如把蒋介石与孙中山作一比较:虽然两都属於权力狂一类,但孙中山的容共从客观上来讲,毕竟是出於对罪恶政权苏维埃的无知;而蒋介石对血腥的斯大林政权的直接肉身切身体验达195天之久,深知苏共乃属於人间的邪恶,但依然忍气吞声,继续姑息和纵容为共产主义病毒毒害可怜,又多灾多难的中国4亿同胞,提供最最关键的3年(1924至1927年)。有个读者看了我的前文,感叹地发问Why only in China, people keep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like this?(为什麽只有在中国周而复始,一代接一代地从不间隙地出现这种领袖?他问得太好了,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十四)孙中山最後的岁月中,广州成了延安的前夜

1924年11月1日一份美国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1950停刊)提出这样一个含义深刻的问题,孙中山是否真是在广州升起的“一轮红太阳”?

从不少表象而言,广州已成为红色的革命基地,所言不虚!虽然孙中山是个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多年失败的教训,他深知没有苏联的帮助,这辈子将无缘与总统的位置。虽然他并不赞同,特别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却无法阻止鲍罗廷和共产党发动工人和农民作为他们用於阶级斗争的武器。孙中山一面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却同时与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结盟;孙中山还把鲍罗廷能接受的政治教条渗透到军队和高等学院,在黄埔军校启用国民党政客,鲍罗廷和共产党员等作为政治教官给士兵和军官洗脑;他还多次亲自前往广州的大学宣传三民主义。也是孙中山在中国开创并延续至今的军队和教育系统政治化的先例。由此可见,尽管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有所保留,但无论在中国百姓的眼里还是国际舆论中,表现得越来越红。

1924年年底,广州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共产党的西关商团武装起义。孙中山联手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把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广州商团残酷地镇压下去,彻底把自己系在全面赤化中国的历史轨道上。无疑广州商团起义被国共两党的官史中定性为【商团暴乱】事件,但起义的参与者和国际历史学家(西方学者把这一震惊中外的国共俄联合杀人暴力事件称为Canton Merchants' Corps Uprising)却被冠以广州商人的反孙和反共的起义。

1905年在上海的租界成立第一个商团组织。1911年社会动荡,广州商人们为自身安全,组织志愿性的地方武装,或商团。英籍华人商界和慈善界名人陈廉伯当选掌控广州商局公共安全,兼财务总监。至1924年,商团武装扩展到13000人之中。商团纯属民间武装,局外於10多年好似走马灯式的政权交替, 却有效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因此深受广州市民的欢迎。

图14,台湾【芒果日报】,把孙中山的国民党在1924年的广州大屠杀比作蒋介石的国民党在1947年2月28日增压台湾本土人武装起义的历史重演。尖锐但毫无瑕疵的比喻。【芒果日报】创立於2006台湾红衫军作乱之时,以落实公民记者丶全民媒体为主要理念,对抗亲中媒体的舆论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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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孙中山击败陈炯明重新占领广州。孙中山为其大总统之梦,急於筹集军费,不惜颁布征兵法从民间聚敛,还竟然没收和变卖宗教寺庙的财产。广州人爱赌博,宁可减少赌场的税收,陈炯明执政时,颁布禁赌令。然而孙中山为北伐筹款,不惜取消禁赌令。同时因政府无节制乱印钞票,加剧了通货膨胀。可想而知,孙中山如此“政绩”,怎能不激起百姓和商界极为反感。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正式采取了商人最为忌讳的联俄容共政策,无疑共产党是私有制的天敌,因此民间的不满逐步演化成恐共,仇共和反共。

1924年8月商团从英国购买的9000枝步枪,40挺机枪以及300万发子弹,在孙中山的授意下,被蒋介石无理扣留。在愤怒之下,商团出动千人前往孙中山官邸抗议,并在广州发动罢市。事态恶化,国民党警察残忍地枪杀了

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由於商团忍无可忍,他们决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并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归还所有被政府非法霸占的民产和寺庙等,归还被蒋介石非法劫持的一枪一弹,对谋杀邹竞先凶犯必须处以极刑并抚恤其家属等6大诉求。

8月24日,广州商团负责人陈廉伯被捕,全城宵禁。两天後,广东全省近20个县决定参加罢工,以支持商团,局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状态。有苏俄顾问鲍罗廷作後盾,孙中山决定大开杀戒。10月15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的军队回到广州,开始用苏联提供的武器屠杀反共而起义的商团。战场主要发生在广州的西关商业区,由於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商团虽经顽强反抗,起义最终还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约2千市民被杀,财务损失达5000万港元,广州西关一带一片焦土。因此历史上又被称作【西关大屠杀】,10月15日被广州人民和历史上定为【孙中山焚烧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1989年的64天安门大屠杀是共产党的一大伤疤,因此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一天。不难理解1924年10月15日,也被国民党的宣传部消失了。

孙中山对广州商团维护私有财产和社会公益的民间组织进行血洗,彻底颠覆了他的革命初衷。同时蒋介石为了权力不惜对民间反共的中坚力量动武,注定了他1949年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可悲命运。历史的进步是缓慢渐近的,低层和上层的精神文明过程也应该是同步的。晚清时,国人见到西洋和日本步入现代化之羡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必须脚踏实地迎头赶上。因其个人素质和品格的缺陷,完全不适合从政的孙中山却去扮演了一场完全不应该属於他的角色。到头来,孙中山鼓动多少人为之牺牲,励志消除中国社会中最厌恶和鄙视的东西,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国的如此悲剧何时落下帷幕?


後记

我并非政党史的专家,但可以确切地说,纳粹,和国共等三个政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设立专门用於洗脑的宣传部。根据牛津字典,“洗脑”(Brainwashing)的定义是,通过系统的漫长过程,即采用强制的手段使人们产生与事实完全相违的信念。1950年在形容中国政府如何让百姓与其合作时,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在政治学或新闻学中第一个使用了“洗脑”的概念。亨特在1920年代被派驻中国当记者,直至中日爆发战争後才撤离。因此对中国政党的“洗脑”文化有切身的体会。当然1949年後接管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更是变本加厉,1958年3月,亨特还亲自在美国众议院非美国人活动委员会作证,警告共产党在宣传和心理操纵方面的优势。

国共虽曾是同根生,但後来兄弟反目为仇,却都坚持不渝地自称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把他美化成圣人成了唯一合力之举。即使今天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台湾不再由国民党执政,但孙中山在民进党中的国父地位居然也岿然不动,这大概也属於世界吉尼斯的中国政治奇观之最。

当今在海外的不少民运分子,可谓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置它於死地而後快,却同时对孙中山顶礼膜拜,神圣不可亵渎。可见国共两党篡改历史的奇效非世人之敌。

孙中山到底是荣国之父还是殃国之辈,但愿此文能为中文为唯一史实来源的读者们,带来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


完成於蔓延全球的武汉病毒中


注1【袁氏当国】,2004,唐德刚着

注2,【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 Three Women at the He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9, by Jung Chang

注3,原日本外交部档案,收录於【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1954,by Marius B. Jansen


本文史料的一部分参考书籍:

Sun Yat-sen, 1998, by Marie-Claire Bergere, translated from France by Janet Lloyd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1934 by Lyon Sharman

China and Soviet Russia,1956, by Henry Wei, PhD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1989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 Ying How.
(五)贱民从政的恶果

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以首届成绩榜首毕业於西医书院。行医2年後孙中山凭自己留洋和医学博士的头衔,又通过关系,携带精心撰写的,直言如何强国的万言书,北上天津力图投靠当朝汉人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并在其幕府谋得一个职务。

当年康有为也是通过上书得到年轻,幼稚,尚未真正入世的光绪皇帝的青睐。而李鸿章则是历经同治丶光绪两朝功臣,品才兼优和精通内政外交的稳健政治家。

壮志满怀,被泼上一头凉水,孙中山求见李鸿章的要求竟然被拒绝。史书上有多种猜测,其一,孙中山的文章过於肤浅,毫无新意;其二,李鸿章正被困於中日就朝鲜问题的重大纠纷,而脱不了身;其三,孙中山农村长工出身的家庭背景太丢人现眼,令贵气十足的直隶总督不屑一顾。

但我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最靠谱。

就惜才,爱才和招贤纳士的为官之道,李鸿章在晚清可谓首屈一指的官僚。他的门下有不少脚踏实地,学识出众的贤士。如把【天演论】引进中国的严复(1853-1921),他出身福建一个颇有名望的中医世家;被誉为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3),郑氏家族世居澳门,父亲又是个读书人,因此自幼受欧风熏陶,可谓品学兼优,他出版於1893年的【盛世危言】,为中国指明了君主立宪,保守,渐进,脚踏实地稳步自强的道路。还有,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马建忠(1844-1900),他世代文人出身,先祖曾是宋元时代就盛名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年-1323年)。马建忠不但汉文基础扎实,而且还精通英丶法语文及希腊文丶拉丁文,不愧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此外还有唐廷枢(1832-1892),薛福成(1832-1894)等等。他们都是出身门第优秀,深涵启蒙和教养,自幼就培养良好的人品与学识。

家庭背景与个人的品行直接的联系,我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评价。但不难想象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父母为一日三餐疲於奔命,精神生活极为匮乏的家庭环境,无疑会带来难以磨灭的痕迹。光从近200年来看一些中国为首的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出身最低贱的,因此他们的地位一旦对社会变得举足轻重後,缺乏良好启蒙教育,因环境所至的潜移默化的人格缺陷,往往会使他们的行为与各自所倡导的背道而驰。

洪秀全是家里唯一识字的孩子,父母寄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试都失败落选。尽管如此,功名之心不死,相隔6年後,洪秀全赴广州第四次府试,还是名落孙山。想起吴敬梓笔下的范进,直到54岁那年才总算开始考上仕途。而洪秀全却没有耐心,干脆杀人造反,夺天下直奔皇位。中国历史上所有杀人造反的领袖,无论怎麽荒唐,却都能编出一套理论,洪秀全虽然从没读过圣经,却自称耶稣的天兄,专门来人间来斩妖除魔。在中国,百姓不仅贫困,更是愚昧和精神匮乏,凡是有人带头,他们深信,杀人放火是改变贫困处境的唯一途径。结果13年的太平天国浩劫造成全国人口1/4的人死於非难。

太平天国覆灭38年後的1894年,孙中山投奔李鸿章报国不成,以洪秀全为榜样,同样是通过杀戮推翻外族满清的统治。无疑,孙中山也有政纲,即“振兴中华”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

历史的讽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孙中山要恢复的明朝,其土地面积大约400万平方公里,而大清国的最盛期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与元朝的相仿。今天孙中山乃被台湾和大陆称为国父的同时,中国人不仅把满洲女真蛮人(还有蒙古人)带来的土地占为己有,而且甘拜是他们的子孙。有人以此类推,如果中国亡与日本,不但日本归中国,那倭寇也是中国人的祖先了。

孙中山虽然没有像洪秀全那样与耶稣称兄道弟,但也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他曾在【建国方略】中写道,”他的三民主义,5权宪法为中国人民精心设计的强国之路”。与中国传统格言“说易而行难”相悖。孙中山认为自己为愚蠢的百姓指明了救国方略,这是最难的,馀下的则是最容易的,让革命者或百姓自己去实现。

还是老祖宗有理“说易而行难”。实际中国并不缺思想,除了历史上圣贤古训,西方政治文明之基石,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也在晚清时传入中国,不同的翻译版本已在学界传阅。同时晚清学者通过大宪章也开始蕴育出对人权思想丶立宪政治以及宪法学的新观念。这一过程,被称为满清《大宪章》“华化”的肇始

自被称为英国【光荣革命】中产生了大宪章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600年以上的人文演化,才有了今天的政治文明。除了别用用心的,靠杀人,造反走捷径来改变社会的顽疾,纯属自欺欺人。事後证明孙中山本人的人格与道义也根本没有超越时代,他的革命对民族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自从1894年起孙中山在境外檀香山成立中兴会後,就致力武装结束满族的统治。我对如何推翻的过程并不感兴趣,文章旨在阐述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铁打规律:出身社会底层,特别是本人素质低下的,一旦取得权力後,即使是改朝换代後,依然是旧药换新瓶,或更恶劣,孙中山也不列外。


(六)孙中山的宿敌,辛亥革命前後的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满清新军陆军发动兵变,数小时後起义军占领武昌,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辛亥革命的开始。

虽然孙中山曾多次领导推翻满清的武装起义,但他与武昌起义却毫无瓜葛。此刻孙中山正游走欧美,接到的黄兴(1874-1916,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有关武昌起义的电报已是武昌起义的数天以後。孙中山没有应黄兴的要求立即返回中国,有两个原因:第一,武昌起义後,朝廷重新让袁世凯挂帅北洋军,而南昌革命军面对强大的北洋军好似以卵击石,生死未卜,孙中山自认回国投入战斗的时机并不成熟,伺机以待;其次,也是孙中山公开答复黄兴的主要理由,即继续在欧美政府当说客,为新政府谋取经济援助。

孙中山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後没有及时回国,引起前线革命同仁的愤怒,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George Morrison, 1862-1920)的报道,有人指责孙中山是个懦夫,在紧急关口总是远离第一线。

尽管革命军依然在浴血作战,孙中山却在欧美,以民国政府总统之名宴请政要。他在伦敦的下榻,坐落在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边,英国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萨伏伊宾馆(Savoy Hotel )。因中国国内处於战乱,局势不明朗,欧美各国政府乃与孙中山保持一段距离,拒绝作出任何经济援助的承诺。

因获悉朝廷已同意与革命政府举行谈判,满清的末日几乎已成大局,孙中山才於12月25日自香港抵达上海。沿途中记者最感兴趣的是,在欧美滞留2个月,到底募集了多少经济援助,开始孙中山不直接回答,只是绕圈子,打迷魂阵,最後不得不婉转地承认:“人人均以馀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馀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的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临时总统。当时黄兴和黎元洪对总统一职并不感兴趣,因此孙中山当选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提出把 ‘临时”两个字拿掉,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实际上黄兴,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领袖与朝廷北洋军统帅袁世凯已达到默契,一旦袁世凯结束满清统治,中华民国总统非他莫属。这当然使得权欲望攀天的孙中山极为不满,并为随後的14年馀生中,直至他去世,因垂涎权力而不惜踩踏损民和害国的底线留下了伏笔。

图4, 12月29日,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并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图为代表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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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由他暂时担任。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刻的袁世凯正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有关民族面临战乱阴霾还是和平过渡的重大决措都落在一人肩上。

冯玉祥与孙中山属一类,而袁世凯则否矣。据【真假袁世凯辨别】(2012版,端木赐香着),袁世凯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过穷。然而在中国与贱民出身的政治领袖相比,富就是一种原罪。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共(他人)产的革命理想远胜於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因此无论是把城市或农村的富人当成革命目标,最能激起广大民众的热情。因其家财万贯,袁世凯在中国人的口碑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致命的先天不足。

袁世凯出生时,家有田四五十顷(约4,5000亩)官,除此以外在北京等地拥有钱庄和当铺。出身富家,自小有对物质钱财既知足又惶悚抱愧。据【袁世凯与近代名流】(2003年,张华腾着)记载,袁世凯24岁在分家後,开始在经济上自主并有了支配权,并非迷恋奢侈生活,而是办起“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旨在“捐资供给食用”。当年徐世昌因参加顺天乡试,缺少盘缠,袁世凯慷概解囊,奉上100两白银。这种品格大概在靠“共产”致富的一类人群中几乎绝然稀有。

图5,上海《东方》丶《北洋画报》等刊载袁世凯身披蓑衣斗笠在河南洹上怡然垂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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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22岁那年,经镇压拈军立功的朝廷命官,即嗣父袁保庆的介绍,投奔山东登州任庆军的统领吴长庆,开始起军戎生涯。後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如曾任外务部尚书等。他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慈禧太後宣布的1906年9月1日【预备立宪】的新政。慈禧太後去世後,反对新政并与袁世凯有宿怨的摄政王戴沣准备把他一刀毙命,最後因惧怕北洋军造反,於1909年(宣统元年)1月2日,仅仅把他削职为庶民,赶出京城。为此国内外一片哗然,袁世凯被罢免遭致许多朝廷大臣,北洋将领愤愤不平。由於袁世凯一惯坚决进行体制改革,一些西方国家和舆论也大为不满。英国【泰晤士报】在袁世凯罢免的次日特地赞扬袁世凯不寻常的才能和对朝廷的忠诚,并为其革职放逐而鸣不平。

被贬职而隐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的洹上村韬光养晦的袁世凯,论声望,绝对不逊於孙中山,论钱,可谓家财万贯,论人脉和实力,有朝廷文武官员和北洋军队。但他的信念是和平过渡,而非孙中山,洪秀全的暴力革命。 袁世凯静心养身,壮心未死,伺机等待召唤,为国出力,如此贵气是平民素质的孙中山不仅马尘不及,而且是无法意识到。

武昌起义使得清廷惊慌失措,此刻朝野共识的是,唯有袁世凯出山才能控制局面。 10月22日袁世凯提出清廷必须接受的六大政治改革条件,摄政王戴沣被迫接受,并在当天对全国下了一条谕旨,释放所有“从乱者”(即政治犯),并解除“禁党”。一方面清廷基本六大条件,另外全国处於战乱,如无政府主义,任意暴乱和复仇行为泛滥成灾。10月30日 袁世凯离开隐居2年多的河南彰德老家,前往湖北孝感,亲自指挥北洋军,击败毫无战斗力的武昌军守,有效抑制了全国内乱的进一步蔓延。

同时清廷也愿意走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并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选举法,并筹备召集国会。但是满清错过了和平过渡的最佳时间,革命党的目的是不惜武力,彻底结束满清的统治。

袁世凯对时局的认识是相当清晰的。12月2日他在《时报》着文说,“……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馀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馀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丶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袁世凯在《时报》的这篇文章已立下当时重大变革的基调:保留皇室,执行共和。同时清廷也顾全大局,同意彻底放弃权力。当袁世凯审阅逊位诏书,时,有句话是这样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袁世凯看後,在“海宇乂安”後加上了“仍合满丶汉丶蒙丶回丶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与千万条无辜生命休戚有关的一句。

图5,《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诏书不仅文采斐然,而且也是洋溢当时中国上层的气宇非凡。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朝代不流血的结束,更是国家体制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皇室与袁世凯的妥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亮点,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可悲的是,中国最後的贵族被随後百年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崇尚革命和杀戮的,没有丝毫道德底线的权力狂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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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因此袁世凯的贵族胸怀避免了汉人对前朝满族的大屠杀。。据《盾鼻随闻录》中的“两江记略”丶“庶吉纪略”等文记载,洪秀全攻入南京城後,六万旗人中的成年男性全部战死或被杀,未成年人则被割生殖器而痛杀,老年妇女和幼童被太平军全部炸死,尸骨无存,年轻女子沦为军妓。然而在1949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政後短短几年中,毛泽东继承洪秀全衣钵,几百万国民党残馀被赶尽杀绝,其家属也遭到残酷珠连。

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面对手握北洋六镇兵权,军事实力上有压倒性优势的袁世凯。当南北谈判有了结果後,孙中山被迫辞职(据说他临死前後悔这一决定),2天後袁世凯被南京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4年底被共产党誉为“爱国将领”的冯玉祥背信弃义,撕毁清廷退位协定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中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七)临时大总统和铁路孙大炮

从就职到辞职孙中山仅当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虽然可谓昙花一现,但也留下不少痕迹。如中国正式启用阳历,青龙旗被新的五色条子旗所取代。日本明治初的1872年就改为西元历,并在传统的皇旗下推行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内使得国民素质和国家体制迈入文明世界的行列。显然,换国名,换国旗并非是社会进步和百姓文明的必须!

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人们也开始逐步感觉到孙中山革命的初衷。尽管才在位45天,过高的自我,贱民的精神素质,狭义的“驱除鞑虏”心态,实在是担当不起百姓赋予他时代变迁的重任。

孙中山的第一个临时内阁可谓人才济济,如教育部长蔡元培,工业部长张蹇,司法部长吴廷芳等等。精英成堆并非证明就是一个优良的团队。他们从未合作共事,有的仅仅是挂名而已。孙中山更是独断独行,对临时议会也是置若罔闻。不少议员对他私自发行30万银元的军事债券极为不满。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谓混乱不堪。特别是海外的广东帮华侨,当时曾拿到孙中山的空头支票,前来兑现。他们年轻,没有约束,又热衷于抱团,故特别令人讨厌。更令人吃惊的是外国顾问的势力,整天穿梭于政府楼内,特别是一群日本人。据孙中山的顾问唐纳德(William H.Donald, 1875-1946)回忆,日本人把铺盖,厨房器具都搬来了,整天像一群无序的羊群跑来跑去。

唐纳德的观察没错,孙中山掌权后,日本顾问立即也多了起来,除了结识10多年的宫崎滔天(1871-1922),又新增一些了日本企业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森角(1883-1932),他是在中国积极推行经济扩长的日本大公司三井物産的主要战略企划核心人员。森角的目标是并吞成立不久的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公司于1908年由汉阳兵工厂,湖北的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日本九州的历史最悠久,最大的钢铁厂之一的八幡制铁所,早就对大冶铁矿的优质铁矿垂涎三尺。三井物産就积极充当中介的角色。急缺资金的孙中山当政后,三井物産觉得机不可失。

图6,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又干了一件令人费解的动作,即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即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照片的中央悬挂的是朱元璋的标准像。无法理解满清皇朝与朱元璋造反所建的明朝有何本质的不同?被孙中山誉为“反清第一人”的洪秀全,与朱元璋一样,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名义行夺取皇位之实。农民起义给民众带来的惊惶远甚于旧统治者们。拜祭明孝陵对孙中山极为低庸的思想境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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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内阁讨论,临时议会的首肯,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秘密与日本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出资1200万日元就可以独家管理汉冶萍公司,但其中的300万日元作为回扣,归南京政府享用。由于铁矿属于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绝对不能旁落外人,尤其是对中国有野心的日本人。临时议会议员对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表示义愤。工业部长张蹇则提出辞呈以示抗议,他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写道:“铁矿不应与外国人共同开采,即使万不得已,也不容许日本人,……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至发动二次革命的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几乎是游离政治,无视国家的工业基础,经济来源,却心血来潮热衷于,在短短10年内修建铁路10万公里的举世伟业,尽管他没有丝毫有关铁路的背景知识。袁世凯或许是为了摆脱孙中山在政治上的麻烦,立即成全并委任他负责督办全国铁路。不久孙中山带着年轻的英文秘书宋爱玲,以及随同人员和他们年轻美貌的女待,坐上袁世凯拨给的,曾经是慈禧太后的豪华专列,开始他的“闭门造车”。

图6,孙中山考察北京与张家口两地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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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纽约先驱报》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曾在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时采访过他,孙中山拿出的是一张大地图,包括西藏丶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地区,里面布满横七竖八连接各地的(臆想)铁路线条。端纳事后回忆道:“(孙中山)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对他自己目前所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勿怪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梦呓后,给他一个延续至今的响当当的外号:孙大炮。

数年后的1921年,孙中山又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个更宏伟,更浮夸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铁路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然而过了90年,直至2013年中国的铁路总长才达到10万公里。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15年赶英国的“豪言壮语”。不到一年,孙与袁闹翻,北洋政府开始清查孙中山修建铁路得账目,结果发现铁路虽一寸未建,变相的游山玩水耗去民脂民膏十万两银子。(注1)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元勋宋教仁。他自幼家庭人文教育环境远远优于孙中山,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的一户书香门第。当孙中山热衷于修铁路,宋教仁却致力于完善宪政。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不久,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丶宋教仁在全国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宋教仁主张英国式的宪政,国会应有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再由总理组成的内阁操持国家的内政外交。而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活动几乎不闻不问。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电邀北上,不幸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三天后不治去世。此刻孙中山正沉醉在日本朝野为他举办的国宾级别的接待中。日本人真的如此赞赏孙中山吗,不然。当时袁世凯秘密得到英丶法丶德丶俄丶日等五国财团一次性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贷款”。有相当部分的日本政界人士胆心日本在华的利益,愿意扶植任何袁世凯的反对势力。日本总理大隈重信(1838 - 1922)和重量级政界人物犬养毅(1855 - 1932)也公开攻击袁世凯中央集权。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出发,孙中山正是难得的人选,宋教仁被暗杀,凶手到底是谁?由于宋教仁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消失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有利的,因此案情扑朔迷离,即使到了今天乃无定论。但对孙中山来说也是重返政界不可缺失的良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他把宋的被刺推诿给袁世凯,同时藉口发动武装暴动讨袁,甚至还不惜整个满洲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其中包括2千万日元的经济援助以及两个师的装备。这就是民国史上所谓的二次革命。

暴力讨袁遭到黄兴的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其一,宋教仁案件的解决必须求助正常的司法途径。当时,“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注2)其二,南方的革命军与袁世凯的实力相差悬殊,战争是不可取的。但孙中山还是一意孤行,第二次革命在历史好似一场闹剧,始于1913年的7月12日,南方军队不堪一击,不到20天就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孙中山不得不再一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虽草草收场,但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它是刚成立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内战,所谓辛亥革命后,连绵不断的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开的第一枪。

藐视或缺乏最起码的法制观念和司法程序,继续滥用暴力解决政治纠纷。不管革命的口号如何时髦,无论国号如何新颖,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那场革命实质如出一辙,不但毫无新意,而且乃是摆脱不了中国数千年来延续不止的恶性循环。


(八)国父的私德

大都处于落难时,孙中山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大致干两件事,即为了东山再起,寻求日本人的支持,还有就是找女人发泄。不少国共中文传纪很少提及孙中山的私生活,我实际上也不感兴趣。但因孙中山出身低微,从其低下的私德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他同时也缺乏公德。

孙中山除了二妾陈粹芬外,据日本外务省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孙中山还有一日本妾浅田春,她曾是日本朋友为他提供的翻译,当时年仅15岁。另外一个是广为知晓的大月薰,孙中山的三妾还为他生育一个名叫富美子的女儿,他们结婚时大月薰才14岁。

自1894年孙中山投奔李鸿章不成,决心武装造反时结识了一位广东同乡,不会讲中文,仅能用英语交流的华侨传教士兼富商,宋嘉澍。从此他们成了挚友,宋嘉澍始终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事业。宋嘉澍有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1912年老大宋霭龄被父亲推荐当上孙中山的秘书。聪颖,洋派时尚的宋霭龄立即受到孙中山的青睐。但举止保守和恪守个人尊严的宋霭龄却讨厌孙中山不体面的殷勤,不久就摆脱纠缠,嫁给年轻的银行家孔祥熙。接踵而至的秘书就是宋嘉澍的次女儿,宋庆龄。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年轻活泼,聪明伶俐。孙中山也箭速地从宋霭龄移情到宋庆龄。不像她姐姐,宋庆龄的个性则崇仰地位和名誉,不久竟与年孙中山堕入爱河。当宋嘉澍获悉孙中山有娶他二女儿的意愿后,十分生气,并对孙严肃的说,这不仅违背最基本的一夫一妻的基督信仰,同时也无视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即是男女结合的神圣纽带和责任感。乘宋庆龄暂回上海探亲,宋嘉澍把她锁在家里。宋庆龄还是一意孤行,在朋友帮助下破门而逃,回到孙中山的身边。等到宋嘉澍发现,一路追到日本神户,但为时已晚,孙中山与宋美龄已于1915年10月25日成婚。

图7 左,孙中山三妾大月薰。15岁发育未成熟的大月薰在1906已为他产一女,取名冨美子。冨美子即从此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他人怜悯而收养。图7右,另一个少女,浅田春。浅田春是日本静冈县人,懂中文及英文,相貌甜美可爱。开始,1897年,只是孙中山的助手,后来又被他糟蹋而变成“国父”的泄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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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娶宋庆龄成了当时海内外一大丑闻。为此孙中山受到教会的惩罚,再也不允许他在教堂进行演说。为舆论所迫,他对为他生育三个孩子的原配夫人元配卢慕贞提出离婚。孙中山不仅对原配冷酷无情(注2)从来就不尽对妻儿和生母赡养的义务,近20年来全靠其哥哥孙眉来担当。当卢慕贞接到被孙中山抛弃的消息,正逢对她无微不至照顾的孙眉的离世,可以想象如此弱小女子心灵的摧残和打击。历史学家沙曼(Lyon Sharman, 1872-1957) 发出内心的不平:“如果伦勃朗现身中国,他一定会给卢慕贞画像,她那满脸皱纹,表现出旧中国女性赖于生存的,那种抵御悲剧的力量。” 我不知所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父定义是什么,但摧残女性,不尽父责和夫道的帽子,可以恰如其分的给孙中山戴上。

图7,国共媒体上极少露面照片,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中国妇女被肆意欺凌的惨状从未因辛亥革命而改善,在世人面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女人,即使其丈夫是“国父”,也摆脱不了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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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父的公德

1914年还是一个相当不平常的年代,欧洲列强为争夺自己势力范围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和国内的非常舞台上,政治家的操守表演得淋漓尽致。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被国共两党袁世凯在被国共贬为“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来龙去脉。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外强中干的国情暴露无遗。10年后,在日露战争中大胜北极熊的沙俄帝国,作为最新崛起的世界强国日本,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列强俱乐部。近百年来,出于国共在政治的需要,中国人往往被要求对实质豪无任何差异的,为争夺中国利益的列强中厚此薄彼。

图8,中国, 一块(列强)帝皇们的蛋糕。日本人作为黄种人第一次坐在瓜分桌上。(照片来自1898年出版的杂志Le Peti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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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最早在山东兴起,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2名德国神父被无辜杀害,为此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胶州湾99年的租期丶拥有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等。日本早就看中胶东,因此在一战爆发之际加就迫不及待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但日本并非前往欧洲作战,却以帮助把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为由,派军队在山东龙口登录。当时中华民国是中立国,理应阻止外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作为彼此交战的战场,但基于薄弱的军事实力,无法抵御日本的情景下,只得划定潍坊县以西是中立区,禁止日军进入。然而日本根本不予置理,占领潍坊县后,再攻占青岛并继续南下直奔济南。与日本交涉多次无果,中国政府直接照会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不但没有收敛半点,反而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即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直接当面向袁世凯本人提交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主要分五部分,前四部分是中华民国必须承认日本对山东, 南满洲和东内蒙的领土特许权; 第五部分是最恶劣的,必须同意在政府各个部门安插日本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

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

但实在因国力不济,弱国无外交,对袁世凯只有两种选择:亡国和羞辱。因此只能采取非军事的一切抵抗措施,1,拖延时间(启用善于应对困境的谈判高手陆徵祥);2,泄露交涉(施展“以夷制夷”挑起列强间的矛盾);3,外力和外交助力(挑起民愤和国外舆论的同情);4,消极抵制和破坏(袁世凯早知签字是必然得结果,但令其下属尽可能逐条破坏。袁世凯秘书曾叔度回忆道:“消极抵制固然不会真正使“二十一条”形同废纸,但在抵制日本对华侵略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中华民国还是签署了二十一条。虽然经过努力,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被删除了一条。但签注如此不平等条约,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为了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此时此刻再来看一下孙中山得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利益和个人权力在国共两党之父心目中的是如何平衡的。

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政界对华政策始终不是铁板一块的。从历史来看,自晚清起袁世凯就是日本的宿敌。因得到李鸿章的赏识,23岁的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派往藩属国朝鲜。不久朝鲜亲日势力 发动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带兵击退日本军并救出国王。为此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

图9,孙中山的这封丢尽国格和人格的书信,始终作为日本外交部的绝密档案被长期封存,直至二战结束后在美军的逼迫下才不得不问世。现存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归“大隈重信文书”类收藏。图9上,给大隈首相信的首页,图9下,信末落款。袁世凯真有卖国意愿,绝不会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反之如果孙中山没有卖国之图,此信为何被国共隐瞒如此之久,人们只能从日本人的档案中才能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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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尽管是给与袁世凯政府“善后大贷款”的五大列强财团之一,因与袁世凯的宿怨,并非诚心诚意。1914年日本颇有影响力,与孙中山关系融洽的右派组织,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1874-1937)给日本政府一份备忘录中,企划出在后袁世凯的中国,寻找联盟的方案。北方的理想人物是满清第十代,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复辟势力,以在满洲和蒙古建立与日本亲善的政府;而南方最理想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为救国疲命与日本官方谈判的除了袁世凯,还有为推翻袁世凯热衷内战的孙中山。前者为了减少一点一滴的耻辱而废寝忘食,而后者为了谋求日本的支持,任何让步在所不惜!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内阁外交部的文件被迫公开,里面就存档一份孙中山在1914年5月21日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信。开始,孙中山从文化,种族和地域的原因解释为何中日同盟的必要性;接着说他,孙中山自己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人物。因为他能使日本独享中国市场的权力,一旦控制中国市场,日本就会像英国殖民印度一样,获得自己向世界扩张的物质来源。当然,如果 袁世凯继续当权,而非(南方的)革命者,日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权益。

袁世凯故意透露与日本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日本过分不合理的要求引激起朝野爱国情绪。国难当头使得一些反袁世凯的政治派别,放弃前嫌,团结在他的周围。但南方革命派中,除了孙中山,他的贴心追随者,如青帮代表人物陈其美(1878-1916),依然坚持谋求与日本的合作。1915年的3月14日,也就是日本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的第64天后,孙中山再次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捅了恨恨重重一刀,他给日本外交部发函愿意提供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辱国条件。(注3)

孙中山担心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就二十一条达成协议,而丧失日本的援助,他决定给日本人加码。孙中山在信函中提议,为加强日中军事上的全面合作,中国军队将采用日本的军事装备;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优先安置日本的顾问;建立中日合资银行,在铁路,矿产和沿海贸易等领域将优先使用日资。而日本也需承诺,帮助孙中山推翻现在的“坏政府”,即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

尽管日本首相和外交部没有搭理既无信誉又无实力的孙中山,据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孙中山的信件也确实加强了日本与袁世凯有关二十一条谈判的出价筹码。孙中山为谋权政治利益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日本舆论眼里,这确实是比中国人贫穷,愚昧更大的一种人格耻辱。

以夷制夷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邓训传》:“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通常是朝廷利用外力抵御侵略,安邦救国的策略,而孙中山不惜利用外力打击自己的政府,却是一大发明,也算是中国所有革命者,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吧!

为什么中国百姓一面控诉袁世凯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却同时,对几乎把中国的一切都拱手送给日本的孙中山,那个所谓的“国父”如此顶礼膜拜呢?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后就就设立了宣传部,同年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中共就更离不开宣传部了。国共两党虽曾兵戎相见,但宣传部实质是一样的,颠倒是非的洗脑部。他们不但对历史的肆意篡改,还把民族的罪人,如洪秀全和孙中山包装和美化得面目全非。


(十) 袁世凯称帝和孙中山信誉的丧失已尽

美国教育家及法学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博士(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在1915年的8月3日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古德诺博士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当时在美国的声望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民主党第28任总统)旗鼓相当,共和党曾考虑把他提名总统候选人。因此袁世凯对学才出众,德高望重的古德诺博士可谓纡尊降贵,计听言从。

次日,当时最着名的宪政专家和学者杨度,孙毓筠丶李燮和丶胡瑛丶刘师培和严复等6君子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於中国”。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进京商讨国体事宜,各文武官吏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

袁世凯最担忧的还是列强,特别是日英的态度。他以对德参战为条件,以求两国德支持。日本始终是矛盾重重,犹豫不决,它害怕袁世凯参战後,国际地位攀升,对日本控制中国不利。英国与日本当时是联盟,欧战正打得焦头烂额,相当迁就日本的态度。

毕竟帝制问题本是中国内政,基於中国的现状,不排除袁世凯本人的野心,於1915年12月12日成立中华帝国,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同样也是历史上最短命,危害最浅的皇朝,自建立到收场,仅102天。虽然如今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渐趋客观和理性,但恢复帝制依然被认为是袁世凯最愚蠢之举。历史无法倒回,但近百年来中,中国百姓因围绕权力的政治动乱而酿成的祸乱和受尽的苦难,无疑是远甚於袁世凯的称帝。正如民间历史学家袁腾飞所说,变得绝对聪明的政治流氓都“以共和的名义走独裁之路”。人们无需思维齐全,也会怀疑,中国共产党政权至少是史书上,任何有记载的最残暴,最专制的皇权所无法比拟的。自袁世凯帝制失败後,中国始终处於不挂牌的寡头制,如蒋介石,毛泽东等。袁世凯也是主张寡头制,两者的区别,前者是非继承制,後者只不过是继承制。继承寡头制属於政治不正确,但非继承寡头制导致百年动乱,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看一下亚非拉的专制国家,大多国名被换为“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只是政治正确而已,实质上依然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寡头制,“人民”依然是无法享受民主和自由。

袁世凯的帝制迎来狂风暴雨。全国反帝制文章雪片横飞,最举足轻重的是曾发动戊戌变法,推崇君主立宪的梁启超的【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的主要论点是,当年君主立宪是因为国体不能轻变,今天反对帝制也是为了共和体制不得更改。中国历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起初表示支持君主立宪制的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军队讨袁,即所谓的【护国运动】。最关键的还是北洋军袁家班的北洋三龙,除王世杰已告老还乡,其他两位,段祺瑞和冯国璋与袁已同床异梦。列强中的日本发出严重警告,要求袁世凯延缓帝制。内外交困,1916年的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

孙中山,无论在民间或军队的影响力已远远不如数年前,尽管所谓【护国运动】三军无主。蔡锷虽是孙中山的学生,但此刻也没有提出孙来领导护国。对护国运动孙中山纯粹是个局外人,但他对权力的欲火从未衰竭过一刻。1916年的春天,经过1年多来的摇摆不定,日本决定放弃袁世凯,扶植其他亲日势力。孙中山终於拿到了日本政府的7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除此之外还有力图复辟,清朝最後一位(第十代)的肃亲王,善耆。当然接受援助的一方必须有所回报,即军事上的建树,否则财援不再延续。

拿到日本经援後,孙中山的主要的目标是上海和山东,也是日本人最唾液直流的地方。孙中山知道,一旦控制上海和山东,成百万的日元将源源不断输入他的口袋。1905年俄国水兵在波将金号战列舰上起义,被认为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一步。此历史事件激发了孙中山对依赖海军的幻想,因此孙中山曾想通过水路夺取上海。1915年12月,陈其美(陆上配合)和革命党人杨虎(舰上的指挥军官),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尽管还有日本人的暗中帮助,以惨败而告终。据当时上海租界的报纸描述,“事件除了对百姓有恐吓作用,完全是一场滑稽的丑剧。人们见到的只是舰上大炮向天空开炮,以及叛军争相跳水逃生。”如此徒劳的恐怖主义的唯一“成果”是,孙中山在公众舆论中的信誉完全跌入谷底。不过根据国共两党的历史,无疑又给肇和舰起义戴上桂冠“虽败犹荣,…….在当时影响深远”。

1916年的5月18日,孙中山在浙江和上海的干将,也是最擅长恐怖暗杀孙中山政敌的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1912年陈曾指使其徒弟蒋介石刺杀辛亥革命先驱陶成章),占领上海的计划彻底流产。孙中山如想继续从日本人讨到钱,必须在山东活动有些进展。他希望军队从青岛沿铁路前往济南,然後再直取北京。一路上军队的驻扎,给养和经费全由沿途的日本管辖区供养。孙中山竟然还无耻地授意他的日本密友萱野长知设法除掉(暗杀未琢)不服从其权威的前国民党省长,柏文蔚。

尽管孙中山一再告诫北征的将士,不准张扬他与日本人之间的合作,袁世凯还是获悉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易,乘势二十一条後国内反日情绪的高涨,授意发表两本小册子,以揭露孙中山不堪入目的行径,一本是杨度撰写的【国贼孙中山】,另一本(作者不明)是【孙中山小史】。孙中山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因北上进展不顺利,也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突然宣布与讨袁主流合作。

1916年6月6日辛亥革命来最有实力,国家的栋梁袁世凯去世。中国即此在政坛上开始展开一场邪恶的角逐,直至最邪恶的在1949年获得全胜。

虽然按宪法,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当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孙中山深知“德高才疏”(严复语)的黎元洪没有权力欲,立即向黎发出亲善的信号,以谋取政府中的最高职位。结果孙中山大为失望,黎元洪仅给予资深政府参议,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孙中山感到愤怒并立即予以拒绝。因为对孙中山来说,当总统是缺乏法律依据。有人建议副总统的位置,但孙中山不感兴趣,他已准备采取武装谋取。

对孙中山来说经费始终是个问题。当时正值列强战争打得火热,况且就中国是否参战,黎,段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故伎重演,孙中山试图在列强中寻求契机搞到经援,继续他的内战或造反。1917年初美国与德国断交并开战,同时也希望中国也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作战。但德国却竭力游说中国政府保持中立,据二战後,德国总领事的秘密档案,德国公使辛策(Paul von Hintze (1864 - 1941,年)曾企图用100万美元收买段祺瑞,却遭拒绝。

当时孙中山曾对是否加入协约国与德作战曾有如下看法:“以土地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和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因此以“公德”而言,中国不应对德国宣战”。 由於收买段祺瑞不成,德国政府就开始在南方另找代言人。孙中山借此机会,立即派亲信曹亚培(Abel Tsao的译音,孙中山的好些助手是汉字文盲)全权处置联德之事。曹亚培通过德国住上海领事克尼平向德国政府转达孙中山与德国合作的意愿。德国在中国处於孤立状态,因此很快就给与孙中山150万墨西哥银币(当时国内流行的货币,德国政府通过荷兰和台湾的银行转账给孙中山)的现款,这是孙中山从洋人那里获取的第一笔巨额的经济援助。

然而协议墨迹未干,1917年9月13日,孙中山的广州政府突然宣布对德宣战,德国外交官和政府大为吃惊。根据国际惯例,尽管两国合作出於彼此的利益,但出於信誉也应坚持承诺。德国人发现作为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为了捞钱而信口开河,夸下大口,竟然不在乎最起码的信誉,实用到可以把说谎看作成一种政治技巧。今天大陆的孙中山的继承者已把这种技巧玩得炉火纯青。虽然一时轻易地骗到了钱,但孙中山在西方却永远失去了自己最起码的信誉,导致他最终走投无路,陷入苏维埃政权未其设置的圈套。


(十一)护国和护法中的弃儿

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各地的实力派,包括北洋新军中袁世凯手下的大员,如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等也乘机扩展自己的地盘,因此袁世凯一死,可谓树倒猢狲散。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为了参战,用军警要挟亲黎元洪德国会议员投赞成票,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之职务,并被迫解散国会。不久辫帅张勋赴京城大闹复辟。接着段祺瑞又击败张勋,历时12天的张勋复辟草草收场。1917年7月14日黎元洪正式辞职,由冯国璋任代总统,段祺瑞恢复总理之职。

不过此刻的北洋政府已非铁板一块,军队已四分五裂,直(冯国璋),皖(段祺瑞),奉(张作霖)和晋(阎锡山)已各成一系;而在南方,与孙中山即合即离得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黔系等军阀借护国为名,均已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独霸一方。

根据国共两党的编着的扭曲历史,把民国初期得军阀割据称为军阀混战,军阀则是穷兵黩武,镇压民众,割据地方,横征暴等凶神恶煞得魔鬼。实际上绝非如此。我借此简略介绍一些孙中山不惜国家利益,民生安乐,除之而快的主要军阀。他们大多出身清末军事学堂,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礼教育, 如冯国璋父亲是读书人,自己以优异成绩毕业於天津武备学堂,後辅助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并在山东剿灭义和团建立功勋;段祺瑞祖父及叔父皆为淮军将领,且与李鸿章同乡。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天津武备学堂後,被选中去德意志帝国柏林陆军学校深造;阎锡山自小随父经商,18岁那年入山西武备学堂,毕业後赴东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後回国,并考上举人,辛亥革命後投奔袁世凯;唐继尧本人曾考上清朝秀才,後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振武学校,然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袁世凯称帝时与蔡锷联合宣布云南独立。军阀中,也有出身比较低微,自小也无正规的教育和学业,如张作霖,陆荣廷等,但成年後均行伍於国家正规军队,在镇压民间叛乱和对方外敌中屡建功勋,逐步有了自己的地盘。但张作霖和陆荣廷始终坚守国格和对百姓利益也尊重自己的底线。

基於中华的传统道德和礼教,军阀大多遵循古训,如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於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虽热衷格斗,争夺地盘,但他们之间绝不带有国共内战那种你死我活,毫无底线的残酷杀戮。他们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点到为止,如直丶皖之间的战争几乎从不损耗双方的有生力量,其激烈程度可能还不及文革时在四川出现的武斗。军阀无疑权欲熏心,但绝对没有像国共那样,用外国人的武器来残杀自己的百姓!据不完整统计,历时11年的军阀“混战”导致全国不常死亡约65万人,但红军所到之处劫富杀富,毛泽东建政不久,仅(1949-1952)土改和镇反就造成百姓的不正常死亡人数达930万。

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百姓所享有的尊严,以及言论,组党和出版的自由

都是国民党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更不谈1949年以後。那个年代,尽管政治落後,百姓愚昧,但依然是各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百废待兴充满民族希望的年代。

孙中山趁军阀割据,再加上到手不久的一笔德国巨款,力图在东山再起。他以护法为名,出资把100多个被解散的国会议员接往广州。同时孙中山也是用德国的款项说服正处在军费短缺的海军上将程璧光,背叛北洋政府率领舰队前往广州护法。

孙中山要求被接送到广州的部分国会议员,再次选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却遭到代表们的拒绝。他们认为,根据宪法,没有足够的人数选总统,另外赴穗的使命是护法,而非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暴怒,当面羞辱议会议长,後来彼此妥协,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大元帅。

图10,孙中山用德国人的钱,软硬兼施让国会议员给自己授予中华民国大元帅的称号。照片中,一生中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的“大元帅”,身着金色流苏和红色腰带的制服,头戴羽毛危冠和礼仪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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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大元帅制服的孙中山立即准备一场对抗北京的战争。有枪的士兵每月领饷15元大洋,没枪的则10元。德国人的钱不是无底洞,很快就枯竭了,大元帅无权向百姓加税,就向广州政府要钱,遭拒绝。接着孙中山命令海军对广州市政府大楼开炮,士兵反对,他竟然自己上舰,亲自动手向广州市内开炮。海军司令程璧光激怒了,决定断绝与孙中山的关系。不久,即1918年 2月26日一代海军名将,程璧光在海军码头被刺杀。虽然凶手至今还是个迷,但最大的疑点是,此案与孙中山的亲信和惯於暗杀的朱执信有关。对程璧光的死讯,孙中山曾说,这是对违抗军令的处决。

国会议员对孙中山的独裁萌生恐惧之心,他若大权在握,却绝非有慈禧太後与袁世凯的那种政治肚量和克制。他们决定取消孙中山大元帅的职务,成立由7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为此孙中山在军队中仅能调动陈炯明一人,再加上他厌恶“集体领导”,1918年5月21日,辞去军事委员职务,离开广州。当时见到孙中山的人回忆说,身着元帅制服时的神气已消失已尽,才51岁就变得苍老,驼起了背。为了总统之位,为了一统天下彻底得累垮了他,百姓中得威信也从此一蹶不振。
好文 ,  現在還一堆沙雕稱他國父? 
看來是共產之父吧
孙中山本质上也是共产党的祖师爷。
共产党就是黄埔系打出来的,不过被腊肉通过政治手段窃取黄埔系战果了。
已收藏, 好文章, 將來一定要重讀幾遍

孫文是個賣國賊, 粵奸, 無底線又充滿私慾的野獸, 絕不是偉大的人
(十一)孙中山和共产主义病毒

1,处於绝境

反帝一生的孙中山,在中国最喜欢的却是住进租界。离开广州後,孙中山与宋庆龄住入上海法租界,位於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7号)的欧式花园洋房别墅。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宋庆龄温馨好客,在客厅里孙中山特地悬挂了一幅华盛顿的画像,言下之意,主人就是当今中国的华盛顿。

孙中山在上海舒适的欧式花园洋房住了两年的时间,完全游离当时由胡适和陈独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享受老夫小妻的温馨 ,修身养性的同时,也反省,写文着书。在战场和政坛的风云中,孙中山始终是失败的。他也反思,但从未检讨自己的过错。

他把中华民国的失败归咎於没有用武力彻底摧毁旧的官僚制度, 清廷的残馀势力以及旧时代的政客,因此无法实现教育改革,经济和地方自治。实际上正是孙中山逃不出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思想枷锁,他的政治谋略仅限於徒劳地寻找军事联盟,失去了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支持,甚至是好奇心。

其次,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把他的体验归纳成一册,提名为【建国策略】。书的第一部分被他称之为“心里建设”。书中孙中山根本没有提及自己的政治无能与运作上严重缺陷,而是怪罪於百姓思想受困於儒家格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尚书•说命中),意思是‘不是知道它艰难,而是实行它很难’。而他认为人群可分三类,创造者(被称先驱或领袖),思想和发现的传递者(信徒),馀下的就是第三种人,义不容辞,免去思索(即无意识的执行者)。很显然孙中山把自己比作先知先觉的领袖,方向和目标已明,剩下的就是大家该埋头去实现,即用逆命题“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取而代之。

据最有洞察力的孙中山传记作者里昂.沙曼,“孙中山仅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想象力不仅无法被自己身边的人所接受,同样无法鼓动参与他征讨的那股力量。”这也是孙中山的悲剧所在。

1920年年底,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炯明和亲孙中山的许崇智打败桂系的沈鸿英部队,重新夺回广州。虽然陈炯明建议孙中山继续呆在上海,但在得到亲信廖仲恺和汪精卫,以及民国海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的支持下,孙18日回到广州。如果孙中山听从陈炯明的安排,继续久居上海,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着书列传,肯定会在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正面的痕迹和地位。然而,一味迷恋於统一和总统的梦幻,孙中山的人生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从个人的悲剧演变成至今依然笼罩中国大地的民族灾难!

图10,左,陈炯明曾任粤军总司令丶广东省长丶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右,吴佩孚,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经为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之一性格正直清廉。董必武对他得评价:“吴氏做官几十年,有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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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自小成长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他是个秀才,并以‘最优等生’毕业於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後他曾任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是个有相当影响的民国人物,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非暴力无政府主义,希望结合区域主义和社会主义把广东建设成全国模范省。在他主政期间,有效控制民间的赌博和吸毒,积极办学发展教育,同时鼓励出版和言论自由。

而孙中山到了广州後,为了得到地方各省的拥护,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旗帜,但实际上不仅对陈炯明的广东自治不闻不问,而且还极力反对,因此与陈炯明的隔阂日趋严重。1922年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获胜,控制了北洋政府,为了结束国家分裂状态,他提出徐世昌和孙中山必须提出辞呈,并邀请黎元洪出任代总统。徐世昌,在1918年起就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上北洋政府的总统,他为顾全大局,立即同意下野。然而孙中山始终处心积虑北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与北洋政府谈判中提出一个吴佩孚所无法接受的条件,即民国政府总统的位置应属於他的。

吴佩孚出身商家,本人也是秀才,後来投笔从军。吴佩孚屡次立战功,并在曹锟的提携下,从营长一直成为北洋军阀中实力最浓厚的首要人物。 1922年夏天,苏联派出苏共中央委员,犹太人越飞(Adolf A. Joffe, 1883-1927)前往北平,企图在北洋军阀中寻找其代理人。越飞第一个感兴趣的入选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不光是生活清廉,没有三妻四妾,更具有民族的高亮节气。尽管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拮据,吴佩孚非常鄙视拿苏联的枪炮打内战的劣行,更不用说必须承诺条约中那些有利於苏联霸占蒙古的条款,他断然拒绝与苏联的任何合作关系。因吴佩孚反对把胶济铁路的权益出卖给日本,而成了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同时中俄谈判破裂也是因他不接受割让蒙古。

除了民族大义,从人格而言,吴佩孚也何止高孙中山一筹。他做人的原则有:不纳妾,为官清廉,他痛恨丧权辱国的租界,因此拒绝走进洋人的非法租界,更不用说入住。特别是华北沦陷日伪後,宁为一介平民,也拒绝为日本人合作,愈现其晚节弥坚。西方列强始终把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视作非法的叛乱集团,与此绝然相反,吴佩孚在西方享有很好的声誉,其北洋政府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为此,1924年4月22日吴佩孚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首次。

尽管孙中山始终不遗馀力地谋求欧美政府的援助,但他在那里已失去信誉,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马格鲁德准将(John Magruder,1887-1958)路过广东时,观察到孙中山的人生中只有一个动机,为达到自我,没有约束,没有他人的利益是不可牺牲的。接替马格鲁德准将的美国新任武官也有类似的见解,“孙中山的目光只盯着北京,他深信整个中国将在他的脚下,整个民族都将服从他。美国住北京大使,科瑞(Charles Crane,1858-1939)虽然作为外交家,出言比较克制,但还是把孙中山形容为虚伪,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政客。几乎所有在华的西方外交界人士把孙中山贬作“毫无道德底线的冒险家,为达到目的可以完全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同时美国的舆论对孙中山的评价更是极为负面和刻薄。纽约时报简单地把他描述为“那个南方政府中完全不可信赖的,朝三暮四,毫无廉耻的代言人”。

即使天下真有奇迹,孙中山也已失去了从西方政府拿到分文的可能性。他企图动用广东政府的税收作为北伐的经济来源,遭到陈炯明断然拒绝,由此两人发生无法调和的冲突。孙中山对自己的内外孤立毫无自知之明,竟免去陈炯明广东省主席之职,并下令陈炯明下属叶举的部队撤离广州。事与愿反,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事先获知叶举兵变,孙中山认为他应独自活命出逃官邸,而让自己妻子宋庆龄的生命为他作极为冒险的掩护,继续留在住宅。第二天早上叶举还以为孙中山被困,先开炮,士兵再在一片捉拿孙文的叫喊中冲入住宅。幸好宋庆龄在贴身侍卫的保护下突破重围,但已有生孕的她在慌乱,荆棘丛生的逃生中不幸流产,并被医生告知永远失去生育的机会。据宋庆龄对挚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她对不义丈夫的不满。


2,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不久宋庆龄与数天前登上永丰舰(後被命名为中山舰)的孙中山回合。两个月後孙中山夫妇再次抵达上海。此刻的孙中山已无以往的那种闲情逸致,他的个人权欲之熏心已完全取代了他的理智。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李大钊丶陈独秀,紧接着在次年的1月与专程前来的苏联特使越飞会晤,决定其人生最大的转折。在深入描述孙中山是如何改弦易辙其革命初衷,与国际和国内最邪恶的政权和政治组织结盟之前,很有必要来探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是1895年,1924年基於当时在广州大学的16次演讲才整理成册出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说是政治学结构严谨的学术文献或内容蕴涵深奥的哲学着作,不如说是以直接,冲动,有力,即兴,雄辩的口语形式去激励和煽动他的追随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为漫长政治目标的实用宣传。因此在这二十年中,世界和中国处於不断的动荡之中,孙中山本人也经历了无数次坎坷和挫折,无疑三民主义的内容也始终演变在激荡的政治形势中。

孙中山没有系统的中文教育,因此他对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谓相当肤浅,当然远远不如他的政敌康有为和梁启超。同时他在欧美逗留期,没有接受人文和历史的深造,大多时间为政治活动而疲於奔命,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西方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对中西文化均为一知半解,孙中山无法深入透彻地了解不同社会的运作机能,不同民族内在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现状之间的有机联系。不难理解,孙中山企图把仅仅是一知半解的西方理念,用於也不比西方文化和历史懂得更多的中国,失败是必然的。

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之首是民族主义,被认为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但只是短短20年,民族主义的目标即改弦易辙,令人啼笑皆非。1895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可用他的话概括如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後,光复我民族国家”。稍读历史的不难发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抄袭了中国近代史上罪孽最深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反清造反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共创人间“天国”。

中国历史上历来造反的领袖总是采用欺骗性最甚的口号来诱惑尽多的炮灰为其卖命送死。明末人口大约是1.5忆,而满族仅不到汉人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明末不仅仅是沦亡於境外蛮族,而且所有汉人为适应满洲人的统治开始是被迫,到後来成了心甘情愿的,剃发留辫子长达三百之久。因此无论是电影,漫画或小说,留长辫子的汉人成洋人面前最生动特写。追究自身民族的原因才是良知所在。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所说,中国历史上无数次造反只不过是恶性循环中的异姓革命。1949年中国再次被境外邪教马列主义所沦陷也摆脱不了这种中国文化特色的恶性循环。

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人类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连绵不断,在弱肉强食意义上,武力冲突更是不可避免,而孙中山也跳不出中国文化中把自己落後挨打的原罪推向与他人。2000前的秦始皇的长城和今天中共的防火墙可谓异曲同工。依然是国学根底肤浅的原因,孙中山更为狭义的民族主义还没有意识到经过300年的潜移默化,满族(除了最上层的贵族)的族裔意识几乎销声匿迹,而且文化及习俗也已完全回归汉族,因此孙中山的“驱逐鞑虏”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以後,大清皇朝倒亡,末代皇帝也被赶出紫禁城,但孙中山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他的民族主义也改了新的包装,把中国的落後,百姓贫困,官场腐化等社会原罪的推诿,从满族改换成代表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被孙中山修正的民族主义,排除列强的干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後,还要去学外国人,无论什麽事都可以学到。用我们的才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仅是)科学。”这里毫无新意,完全习用了张之洞的中国为国中之国的民粹主义,所谓的“中体西用”。至於把打到帝国主义作为口号,完全是为了把自己绑在以西方为敌的苏联战车上。

民权主义也是孙中山对东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的表征,不但难以被其追随者和西方学者所理解,而且还被国共两党为他们的独裁所随意利用,投其所好。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现代西方宪政的杂交。他认为,民权思想自古就在中华的文化中,如“中国古昔有唐虞之禅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文化中既然民权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过去了为何至今人权劣迹乃全人类之最。

我在【从万世一系的天皇看易姓革命的中国,日本随想之二】中已作出解释。在中国人的词汇里唯有帝皇和革命最不陌生,中国的历史就始於三皇五帝夏商周。但由於中国文化习俗的秉性中还多了一个关键词,革命。有人说,革命两个字早已整合在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此话不假!大约在公元前800年“革命”的概念已出现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周易·革卦·彖传》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汤武革命”是指商汤天乙暴力推翻夏朝桀的统治。周武王叛乱取代商朝纣王的历史事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也有古人意识到汤武以暴制暴的乱纲和对社稷和百姓的危害性,其代表人物就是苏东坡。 他在【东坡志林,论古,武王非圣人】认为,孟子改变了孔子的最低道德底线。由於孟子为弑君正名(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其他学者也都仿效把汤武视作圣人,都是叛逆孔子的罪人也。

汤武革命逐渐演变成了中国文化中“穷则思变”的口号,饥饿杀人,贫困而抢劫的最美妙的道德修饰。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百姓造反,都是等同於杀戮,抢劫,传统和历史古迹的摧残。崇拜洪秀全的孙中山和毛泽东无疑也是革命和造反的推崇者。

幸好历史长河为我们安排了予以劣优的对照。最有力的参照是中国的近邻日本,虽其文化中被深深地打上儒家文化烙印,日本人却极为厌恶革命和造反的。日本人用汉字,熟读四书五经,他们去佛教寺庙烧香拜神,也擅长书法,1600年前传入的论语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思想源泉。或许是日本人的“愚笨”或缺乏“野心”,自公元前700年,第一个神武天皇起平平安安地传位给当今的第125任明仁天皇,从来没被革过一次命。在这2600年中,天皇大都是象征性的,但实掌大权的各地诸侯,却没有一个想换上皇袍,把屁股坐在皇位上。为此世人把日本的天皇誉为“万世一系”。日本人把社会各阶层看成一个整体,认为文明由这个整体同步经历漫长的潜移默化而成。今天人类的文明象征是自由民主,虽然日本君君民民依然,但都已成为现实!

而孙中山却认为中国的现实加上“不可不取资於欧美”的民主制度,即可实现真正的民权。然而孙中山无法懂得得是,欧美的民主体制不是抄袭自月亮和其他外星人,而正是来自身。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定义灵魂的三要素即,欲望,克制和智慧。这三要素同时也规范了人生斗争的目标。到了文艺复兴时出现两本行为修养巨着,其一是《论人的尊严》(意文,De hominis dignitate),作者是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的尊严先是通过道德自律丶不断进取而实现自己的完善。人的尊严就是人自己的形象,而非社会所赋予。因此在最可怕的社会制度下,人依然可以获得自己的尊严。第二本书是《廷臣论》(意文,Il Cortegiano),作者是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所谓廷臣,就是指统治阶级或上层的达官贵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在行为上的内涵和气质,成为名副其实的,与社会上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粗人有明显差异的绅士。该书意大利文的首版是1528,33年後的1561就被翻译成英文。该书就此成了上上层人物的范本和必修书,据说曾是查尔斯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枕边书。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基於个人,来自从社会权贵,皇亲国戚到底层平民百姓每个人的文明。换句话说,人决定了社会,而非倒置!

美国着名地域政治记者和作家在其影响深远的【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rnarchy,2001)中指出,民主的成功在於人口中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以及文明的社会机制……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民主不仅是威胁的,而且还是灾难性的。中国当时的文盲高达80%,不仅是缺乏健康,而且还是病入膏肓。

法国贵族,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写道,西方民主的产生并非如我们以道德制高点强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的那种方式,而是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过程。当欧洲社会步入不平衡或复杂的危机,贵族们不是超负荷地承担一切,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向其百姓赐予一部分社会责任。这就是民主社会的萌芽。

孙中山对东西方文化极为肤浅的认识,还表现在他看不到自由对社会文明的至关重要性。所谓古希腊被称为人类早期最不朽的时代,就是古希腊人最先懂得上层建筑必须保证公民自由的重大意义。经历中世纪黑暗後的文艺复兴就是为了恢复古希腊的自由价值观。同时,无论是始於古希腊,罗马帝国,直至现代的欧美的哲学着作中,古希腊的自由价值观从来没有被忽视过。西方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几千年来可歌可泣,不懈争取自由的结果。

而孙中山则认为,“中国人民并没有直接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间接的……, 假如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们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没有自由的)痛苦,当然不会理会。如果在中国提倡发财,人们说一定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麽关系呢”?“一片散沙”与自由有什麽关系?的确,中国人从来就是一盘散沙,但他们的自由一直被剥夺到今天。照孙中山的逻辑,他的政府只要让中国人有钱,在物质上满足他们的动物性需求,就是奉行德政,人民就有民权和民主。今天的共产党不也就是鹦鹉学舌吗!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确实也受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主权在民的思想,如“当我们建立共和政体时,谁是君王?是我们4万万百姓”。但孙中山却并不接受卢梭“天赋民权”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权主义对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概念是非常薄弱的。譬如孙中山具有相当严重的人分等级的观念,先知先觉,後知後觉,不知不觉等三类;他们的社会分工分别是,发现,推动和执行。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当然孙中山也把自己定了位,即是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的先知圣人。由於他把自己看作超人的远见,无疑应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即引导广大愚民走上正道。这就是所谓小部分先知先觉产生出民主,再把民主赋予无知的大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 -1936)那首很有争议的诗,【白人的负担】。诗歌的大意是,教育和启蒙落後和野蛮民族的负担,落在了白种男人的肩膀上。

孙中山的强国欲望是无可置疑的。他认为强有力政府是强国的先决条件,而无视政府更是大多数民意的代表。孙中山总结了1911年临时政府的失败归咎於“三旧”,即旧政府遗留下来的腐败作风无法使新政府正常运作;旧政府的遗风渗透到新政府;和旧政府作风衰逐步蚕食新政府。1924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府的残馀,他建议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前必须经过以下两个阶段。首先是军政,即戒严法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为建立宪政作准备。其次是政训,即动用各种宣传机器提高百姓的公民意识或觉悟。当然实现这两个阶段的领导必须是国民党,也就是为今天的一党独裁扫清了障碍。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和美国业馀研究马克思的一个牙医威廉姆(Maurice William,1881-1973)式的社会主义和儒家大同理念的综合。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产生基於中国的贫困现状,西方工业的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即越陷越深的贫富差异。孙中山有如此一段观察:“欧洲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之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此在吾国三十年前,国人鲜能一顾及者。馀游欧美,见其经济界岌岌可危殆之状,彼都人士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为此民生主义就是孙中山为“鲜能一顾”的国人,和“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的世人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好似为三餐不果腹人群解脱营养过剩之苦。

孙中山从社会主义找到了答案,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以孙中山为最先。1924年8月3日,是孙中山在广州的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说世界上流行的“梳西利甚”(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研究不知那一种才是的确”,但他坦诚的认同,“近来美国有一位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指牙医威廉姆),深究马克思的主义,见得自己同门互相纷争……这位美国学者的最近发明,适与吾党主义若合符节。”

同时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对孙中山也影响颇大。他曾写道:“美人有卓尔基.亨利,……曾着一书,名为进步与贫穷, 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着於经济学分配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其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一说。”

不过,孙中山始终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他称马克思是个社会病理学家,虽能明察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开了一个错误的药方。他也赞同威廉姆的观点,“马克思错误地把他观察到的(病态)社会现象看作成一种社会规律,并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病理学的象征。”

尽管孙中山热衷革命和造反,但他在字面上却认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和谐与合作,即所谓三民主义中的大同理想。2000多年前,儒家【礼记】定义了大道大同之理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孙中山认为,为了“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其将驾乎欧美之上。”

孙中山虽是个社会主义者,但绝对不相信共产主义。他承认剩馀价值和贫富不均,但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通过武力强制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富。1924年孙中山已处於苏联共产党的严控中,在国民党内为了左右逢源,他竟然一改初衷,他说,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共产主义。为了给自己的机会主义一种合法性,孙中山模棱两可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不同於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实际上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孙中山还更模糊地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一种理念,民生也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除了方式方法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不同之处。

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谋政和施政纲领最终成文,并印刷成册是1924年底,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意,同时也存在许多瑕疵,但作为爱国志士,唤起民众,并为他们提供一种救国方略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但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一改初衷,不择手段,甚至无视民族利益,依然逃不出他自己所鄙视和力图埋葬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劣迹。


3,共产主义病毒趁虚而入

对中国近代史上负面影响,换句话说,造成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天大灾难,或许对今天,21世纪全人类精神文明上的污染,没有任何外国人超过这六个犹太人(见图11)。因此在写孙中山把中国文明引入深渊时也必须提及与他休戚相关的其中两个犹太人,越飞和鲍罗廷。

1920年代地球上最残暴的共产独裁政府苏联不仅没被西方世界看作合法的政府,而是力图从地球上扼杀的敌人,因此,被西方文明所唾弃的苏联,为了其生存和壮大其势力,在落後愚昧的亚太地区扩散其共产主义病毒。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俄籍犹太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 Grigori Voitinsky, 1893-1953)和他的妻子库茨涅佐娃,和俄籍华人翻译杨明斋等来华。在北京,他们与李大钊进行了会晤。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进一步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等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图11,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给本国以及今天对全世界带来的劫难,与这6个犹太人的“贡献”是无法切割的。照片自左上起,维经斯基,尼科尔斯基,越飞,鲍罗廷;右左起,首创共产主义的马克思,背叛台湾政府把中共引入世界舞台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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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化名为尼克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 1889-1938),俄籍犹太人,苏共特务。尼克尔斯基受苏联共产党远东国际间谍处丶远东国际书记处丶赤色职工国际等3个专门颠覆合法政府的特务组织派遣,前来为中国培植在中国的亲苏傀儡。不久,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所有的15名代表中,苏俄的特务就占了两名,尼克尔斯基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化名为马林的荷兰人(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可见,包括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内全世界所有政党中,完全靠境外(邪恶)势力扶植而建立政权的唯有中国共产党。

1921年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总人数,据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是53人,后来,张国焘在莫斯科修正为57人。57个叛逆分子在当时4万万中国人中可谓沧海一粟,如聚集在一起,一阵微风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为此苏联政府急迫寻求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寄生的其他相对成熟政治势力。

暗中寻找颠覆北洋政府的突破点,明里却恳求苏维埃的合法性得到北洋政府的认同。1922年的7月苏联共产政府派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任为驻华全权代表,希望在中国打开缺口。越飞是个出身富裕的犹太人,带着由24个随员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下车伊始,即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谈判。越飞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苏联先把红军从外蒙撤退,谈判因此没有结果。据顾维钧回忆,越飞要求北洋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与西方列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却例外地同意俄国在外蒙的驻军。尽管越飞一再威胁,如果北洋政府不接受条件,俄国将与孙中山的分裂政府结盟,北洋政府坚持了国格。

与此同时,越飞通过苏联驻华代表处武官格克尔阳携带他的信函前往洛阳与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会面,希望建立合作关系。经过几经周折,吴佩孚强硬地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在报纸上公开了与越飞交涉的经过,并发表声明:“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可见 吴佩孚对苏俄政府的态度是极为不满。


当时,孙中山被主张联邦制的陈炯明赶出广州,再次逃亡上海租界,身心处于绝境,但政治野心依然。多年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是扛着反帝国主义大旗,自始至终主动,卑躬屈膝地祈求西方列强的援助,但屡屡遭拒绝。对另一个赤色帝国主义的俄国,除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1918年夏天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礼节性地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 外,从没主动示好,却相反一直是苏俄接二连三地向孙中山频送秋波,以寻求在中国有立足之地。

越飞在顾维钧和吴佩孚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孙中山的绝境给他提供了契机。在当前形势下孙中山可能是最佳选择。在得到苏共领导首肯后,越飞立即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面。想不到如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触即合,越飞与孙中山会面后马上一起发表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简称“孙越宣言”)。“孙越宣言”,虽承认苏维埃制度,事实上不能引用于中国,但越飞同时向孙中山保证,苏联国民不仅对他统一中国予以最挚烈之同情,且政府也会给与必要得援助。而孙中山竟然同意苏军暂时留驻外蒙,为他提供打内战所急需的经费和枪支弹药作为交换条件。

自1920年10月起,苏俄政府已间接地与孙中山有过秘密接触。基于过去失败得教训,孙中山认识到,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控制得地盘,才能确保俄国共产党的赏识,并得到他们的钱财和武器。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把北伐军改名为 “讨(陈炯明)贼军” ,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东西两路夹击陈炯明。苦战3个月陈炯明被击败,孙中山于1923年的2月回到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名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自命为大元帅,开始了其革命生涯中朝向 “联俄容共” 的最大转折。

孙中山当时有两套军事计划,其一是,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击败吴佩孚,夺取北京政府;如果此计划落空,即把军队转移至蒙古边境地区,直接交由苏联政府负责装备和训练,然后再解决吴佩孚。无论实现哪一套计划,唯俄国人的钱和武器才是必要的保证。“孙越宣言”签署的当天,越飞兴致勃勃地给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强调,“……孙中山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1923年的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按月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从此共产主义病毒开始感染中国,并把这个国家堕入至今也无法自拔的深渊。

“孙越宣言”是越飞以武器和经援为诱饵,把孙中山的国民党拖入与苏俄结盟的陷阱。自1921年成立,直至1923年的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700多天里,中国共产党的总人数仅从57人蜗牛般地爬到420人。为了改变中国共产党不成气候,一筹莫展的狼狈相,苏共中央和第三国际终于成功地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临时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急需赖以寄生的政治组织机体。利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逐步扩展其在社会底层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培养出未来的行政人才和军队将领,

越飞虽然为中国共产党找到可以寄生的国民党,但容共本身却遭到国民党内反共的保守派和目光短浅的共产党人剧烈反对。作为文人,专职外交的越飞则对巩固国共合作一筹莫展,为此1923年的6月,越飞离开广州(1927年在莫斯科因与托派的牵连而自杀),他的工作由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的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接任。鲍罗廷出生贫困犹太人家庭(这个世界的上千个民族中,为何唯犹太人最热衷于对中国的赤化?),他是190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党员。鲍罗廷从事多年的颠覆合法政府,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发动群众运动的经验。凡结识鲍罗廷的人都赞叹他天智过人,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博学才识。鲍罗廷出生白俄罗斯,游历西班牙丶美国和英国等多国,能熟练多国语言,不像越飞需要通过翻译,他能随意,毫无拘束地用英语与孙中山交流。鲍罗廷的口才从众,极易博得他人的信任。他被委任到广州可谓如鱼得水,成为苏联全面赤化中国的最佳人选。

鲍罗廷在一次发往莫斯科的秘密报考中,对孙中山作出十分坦率的评价。他说,“孙中山的思维很落后,缺乏政治判断能力。他的智慧与伦理方式与一介平民不分伯仲……对政界人物的评估完全凭借个人喜恶……孙中山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圣贤,而他人则比作群氓和傻瓜,实际上在中国他充其量只算得上一个开明的小官吏。” 如此评价,不难看出鲍罗廷只不过把孙中山看作心理上可以随意摆布和操纵的对象。鲍罗廷理应是个功臣,为苏联打开中国的局面立下奇功,毕竟效忠于一个对自己生命都没有保障的罪恶政权。鲍罗廷在斯大林的肃反中遭清洗,1950年死于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鲍罗廷于1923年的十月初抵达广州,他发现孙中山的权威摇摇欲坠,桂军的刘震寰和滇军的杨希闵对孙中山阳奉阴违,随时可能谋反,并把广州形容为“好似20世纪的巴别塔,其“混乱”( 希伯来语balel的意思)之极让人完全迷失。”

鲍罗廷作为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深信成熟的政党是政治斗争和民族革命唯一有效的工具。他多次对随从说,国民党甚至还并非是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如从政治,组织和理论上等从各个层面考虑,这个政党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施政纲领。作为孙中山的首席顾问,鲍罗廷提出改造国民党的机构,在上海和广州设立核心执行小组,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积极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3年的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公园的一次国民党集会上,与鲍罗廷一唱一和,“政府必须由政党来控制;比杀人武器更有效的工具是,发动民众,加强团结以及宣传”。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来统治中国的三大法宝:独裁,洗脑和并在愚民中发掘取之不尽的炮灰。孙中山与苏俄结盟,意味着政治和统治传统上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用一党专政取代数千年来的世袭传统专制。

于此同时,孙中山开始在组织上为其坚决容共作了准备。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命名9个成员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其中虽然仅包括1个中共党员,但在国民党改组前夕就把众多留在上海的老党员排除在决策圈外,权力集中于拥护其联俄容共主张的干部手中。

当时支持孙中山的部队围攻陈炯明的据点惠州受挫,粤军反攻直逼广州,形式非常紧迫。鲍罗廷发现广州的国民党虽名义上有3万党员,但重新注册的仅3000名,而且上层领导与基层群众没有实在性的沟通。考虑到广州政府的岌岌可危,决定采用共产党惯用的手段。临时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鲍罗廷的两项紧急法令:其一,没收地主的财产并分配给农民;其二,宣布八小时工作制,并增加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派出大量的积极分子深入乡村对农民进行政治宣传和煽动反对陈炯明的革命热情。为包围广州,鲍罗廷还组织了500多个全由共产党员训练的志愿人员。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通过的鲍罗廷提出的两项紧急法令,执行之前必须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不顾同盟会早期华侨会员反对共产的意愿,在最后签署之刻竟向鲍罗廷探询俄国政治避难的可能性,并讨论最佳潜逃的途径。

11月18日的晚上,广州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陈炯明的部队被击溃。从此孙中山对鲍罗廷更为器重,更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开始认识到必须依靠发动(最愚昧的,最贫困的, 仇富,热望用暴力改善自己物质条件的)群众,作为革命的动力。并向反对此一赤化的极端政策的党内同仁作如下辩解,“我党的三民主义,与他们(苏俄)所倡导的,在意识形态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党仍然缺乏(实现三民主义的)有效的方法,应该研究他们的。由于我们希望学习他们的方法。我已经请鲍罗丁先生担任我们党的训练主任:他要训练我们的同志……。我希望所有同志必须丢弃偏见,并诚恳地学习(鲍罗廷的)所教授的方法”。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在鲍罗廷的导演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重组大会。会议的开场仪式好似黑道帮会,全体代表向领袖,孙中山鞠躬。会议遵循苏俄的旨意,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性口号,彻底边缘了与欧美结盟和接受西方的任何援助,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被完全套在苏俄的战车上奔驰了。

在大会期间,正逢列宁去世(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以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党魁的身份,竟然以极为肉麻的抒情方式,作了如下悼词,“你,列宁,是杰出的。你不仅教导我们,而且还把文字转为现实。你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还为我们指出一条共同奋斗的道路”。台下除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那些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特工,他们的胜利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得意的原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克服了党内辛亥革命元老重重阻力,而作为大会决议公开发表的。


4,国民党内的良心的痛苦挣扎

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联共容共政策的分歧,远比共产党内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严重得多。自前身中兴会,同盟会至辛亥革命成功後改名为国民党时,骨干大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他们中的不少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拥护共和体制,崇尚民族独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却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竟然提出【联俄容共】并将其写入党章,激起了党内右派的愤怒和极力反对。

其中最有名的邓泽如(1868-1934), 18岁时去南洋谋生,後因开锡矿而发迹,接着成立当地有名的企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挂罗庇朥埠分会长,开始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财政角色。他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地为孙中山筹款,并在1913年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他表现无限的忠诚,後来在1922年与陈炯明的决裂中也不惜与孙中山沆瀣一气。

孙中山执行联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宽容国民党党员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公开向北洋政府情愿,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并支持苏联驻军外蒙古。此消息传开,引起国民党人士的愤慨,如当时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孙镜亚(1886-1954)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国民党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评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在外蒙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邓泽如则指示国民党的上海老党员深入调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守党义事”。不久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案及宣言”。文件确证,共产党人背信弃义,确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试图左右国民党的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阴谋。(请参考【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74页)

图12,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左,邓泽如,原名邓恩,号愚翁,生於广东江门,马来西亚华侨。右,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生於日本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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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1923年6月18日,邓泽如在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案,虽经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廖仲恺(1877-1925,儿子廖承志曾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陆红色政权的红人)的竭力阻扰,但几经修改还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国民党人广泛的支持,一时间联名支持监控信和支持弹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时国民党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趋於白热化。作为一个不惜牺牲一切,为争取全国实现共和的国民党,理应通过党内辩论,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但孙中山听取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不通过选举自任主席并集中所有涉及党务的一切决定权。当然,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虽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弹劾共产党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之一的邓泽如等11人,把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视作一团象征中国未来凶兆的漆黑乌云,决定直接上书孙中山。请愿书极为深谋远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国民党之躯壳,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尽管上书中,邓泽如对孙中山留足馀地和面子,只是把矛头直指鲍罗廷和陈独秀身上,但此刻的孙中山早已被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宣传技巧所迷惑,亲笔着文严厉训斥那些不仅在中国人中,也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有一个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义直接对点名孙中山,指控其容共恶政的。他就是冯自由(1882-1958)。冯自由出生於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作为最幼的成员,14岁时就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分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成员,并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此後,直接参与筹画和指挥西南各省历次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据大陆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文章,题为“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黄子孙】):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後,冯自由等五十馀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理应开除党籍及枪毙”。最後,冯自由受到严惩,被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即个人的名义)开除党籍。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对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大为不满,要求孙同时开除自己的党籍。同时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後孙竟然显得蛮横无理和撒野下作地说,“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否则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张继无耐地抱怨说,“总理自己发红,就不退,馀已不忍多辩”。不过张继的反共立场从未停歇,後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

尽管遭到孙中山严厉指责,冯自由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後,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终於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被开除出党。从此,这位最着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离政治舞台,着书立传,其中有价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无疑问,他反对满清,拥立共和的英名却被国共两党的洗脑机器所无情过滤掉了。

邓和冯虽是国民党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依然是属於欲速而不达的激进派。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社会制度与百姓素质之间的实质关系,确切地说就是称身裁衣。文明的社会也是代表政府与百姓的一种良性的契约关系,随着百姓的素质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邓泽如和冯自由的错误就是把革命当作走向文明的捷径,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个人道德品质依然处於中世纪的孙中山身上。毫无疑问,邓和冯倘若能让孙中山迷途知返,当时乃处於第一期的共产主义癌细胞绝对不会发展到扩散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最晚期。但事实证明,孙中山之类的革命领袖在追求权力的邪途中,不仅离革命的初衷越离越远,而且还丢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孙中山比满清邪恶多了,就像霍梅尼比巴列维坏多了:孙中山晚年独裁倾向暂且不谈,其连俄连共引入列宁体制,比满清而言,其社会管制尤有过之,政治稳定却不能及。
口是心非地打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旗帜,实际上贪恋权力反对联省自治。他的“武统”、“中华民族”已经祸害中国一百年,以后还要祸害一百年。
他是一个和腊肉不分伯仲的超级毒瘤、超级人渣。
江門人都知道,孫中山不是好人,而且對中山人(大清香山縣)沒啥好感,主要是因為江門曾經比中山富,有各種大型國營工廠,如甘化廠,後來經濟和收入水平被中山超越了,江門人心理極度不平衡

中山人可謂披髮左衽,斷髮紋身,人面獸心。孫(中山)蔣(浙江)毛(湖南湘潭韶山)三人可謂蠻夷猾夏
令人心疼的历史,明明五色旗下的民国已经有民主宪政,白白让中华沉沦战乱专制独裁一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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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確實被醜化了,事實上破壞更大的是湘軍和清軍而不是太平天國。湘軍沒軍餉,都靠搶掠為生,姦淫虜掠,強姦殺人,遠遠甚於天國
shiyan 黑名单
有病吧你,你的这篇拼凑的狗屁文章,看了都污染眼睛,这种狗屁造谣的文章,都是拾得国内的吐沫,写这种狗屁文章的无非三类人,一是奉旨造谣的五毛,二是低级下贱的满遗,三是民运里一部分反共反成脑残,脑瘫的反华人渣
恶心,你个【友善度】
孙中山本质上也是共产党的祖师爷。
共产党就是黄埔系打出来的,不过被腊肉通过政治手段窃取黄埔系战果了。

中山狼聯俄容共,共慘黨之祖也。黃埔軍校印像中也是蘇聯出錢出教官籌建的。二戰共慘黨也受了蘇聯和美國不少援助。直到抗美援朝,很多志願軍戰機飛行員是蘇聯人
孙中山就是中国的列宁 蒋介石无非就是托洛斯基 毛泽东就是斯大林 邓小平就是赫鲁晓夫而已
习近平看来就是勃列日涅夫了。胡春华加油熬过陈敏尔成了戈尔巴乔夫就流芳百世了(雾)
孫文是個賣國賊, 粵奸, 無底線又充滿私慾的野獸...
火燒西關的血債一定會與他計數。
整篇文章逻辑错误,以丘八、农民、底层不能当政为逻辑出发点,史观非常激进,强词夺理。

第一,率先违背清室优待条约的是溥仪自己,协议规定不许新招太监,溥仪置若罔闻,而且1917年溥仪一党伙同张勋复辟,密谋之事是御前会议陈宝琛、溥仪参与制定,已经事实撕毁条约。民国穷困至极,而溥仪却年用政府经费400万两,他密谋颠覆民国政府、背信弃义在前,清室优待条约已经失效,民国已没有理由继续供养一个撕毁条约、复辟失败的废帝,冯玉祥赶走溥仪于情于理都属正当,孙中山赞同冯玉祥的原因也是”复辟祸根除去了“。文章说冯玉祥毁约赶走溥仪是无稽之谈。

第二,说鲍罗廷在孙中山的行政部门安插上千个共产党,当年联俄容共时,共产党员仅400余人,国民党员仅六千余人,鲍罗廷从哪安插过去这么多共产党?文章说安插上千共产党是无稽之谈。

第三,孙文越飞协定明确说了,苏联不插手国民党的政治,承诺不在中国施行共产革命,孙中山从未所谓受斯大林节制,一直说的是容共,而不是联共,国民党秉持三民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一大25名中央执委中,只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这三人是共产党员,而且全部是同盟会时代的孙中山部下。

共产党内部陈独秀当时就反对国共联合,苏共会议上说过要将国民党秋风落叶一般抛弃,张作霖搜出的文件中显示苏共指示中共搞乱子、宣扬仇视外国人的心态、最好搞出死人事件,给国民党难堪,而且,国民党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国际,1925年胡汉民、1927年邵力子两次出使苏联要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这都显示了苏共对国民党的戒心和排斥。孙中山除了领俄国援助以外,也领了德国和日本的援助,孙中山在申报等公开发表过”绝不赞成共产主义“,多次召开记者会和通电,解释接受俄国资助、但不施行共产主义,孙中山的重要干部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廖仲恺等人,都不赞成共产主义,他怎么施行共产主义?文章说孙中山做了莫斯科的奴仆是无稽之谈。

第四,孙中山并不是以反帝为主要口号,这大概是文章作者受中共宣传的原因,把鲍罗廷、毛泽东宣传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为纲领”当做了孙中山真说了这些话,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讨论,汪精卫说过“一大、二大未见三大政策的名词”,李云汉说”这是鲍罗廷提出,在外面宣传说是孙中山说的,我翻遍总理的遗教,也没有找到这一个东西,鲍罗廷一开始说的是反帝、联俄、农工,和现在的又不同“。

第五,反帝国主义理论也并不是什么廉价的口号或者是赤化的思想,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出了一本《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不道德的,霍布森是英国的自由派,不是什么共产党,当时还没有苏联。当时反帝国主义的是德国和美国人,他们普遍对英国的发展方式很不信任和敌意。

第六,文章说张作霖坚守民族大义,拒绝资助孙中山,这就搞笑了,当年外蒙被俄国人侵略时,俄国兵几百而已,张作霖部下在一百公里外有八千余人,北洋政府授张作霖复蒙全权,结果张作霖保存羽毛,拿了巨万经费却不出兵,坐看外蒙古丢失。张作霖签订的满蒙铁路条约等,出卖路权给日本人,他是个很有手段的枭雄,说他是民族大义,那就是当读者是傻子了。

1924年9月,孙科、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在奉天举行三公子会谈,合谋对抗直系,孙中山派军北伐呼应卢永祥,张作霖援助20万元、三万支枪、子弹300万发,由盛世才等人自葫芦岛运抵广州。文中说的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与张作霖的矛盾,不是因为孙中山联俄,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就发表了,1924年张作霖还在给孙中山武器援助。二人的矛盾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人望不足,北京局面无法控制,孙中山的诉求是宪政,除去军阀,张作霖的诉求是他来做中国的一把手,他肯定不要宪政,二人的诉求有矛盾,而且孙、张联合本来是针对直系,直系现在下野,自然联合就失去了意义。



一边有人说孙中山懦弱无能,是孙大炮,一边有人说孙中山专横霸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势力,是戊戌变法以后革新中国的最有力力量,北洋政府连现代执政纲领都没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军政、训政、宪政,他已经尽力在中国做到最好,孙中山不曾大清洗,不曾像北洋政府那样查禁报刊、出卖国权,战争和谈判两手抓,没有专门迷信暴力,一生都在为民主共和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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