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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帖已删。回复也删的差不多了。以后会陆续再删。
我何德何能给整得还要专门设立个无意义，无逻辑，迫害妄想症？
政治方面我不懂，不多说，其他方面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也可以选择闭嘴。
我何德何能给整得还要专门设立个无意义，无逻辑，迫害妄想症？
政治方面我不懂，不多说，其他方面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也可以选择闭嘴。
117 个评论
哈哈哈哈哈哈，这位网友还是蛮可爱的，难得一见～～～
既然是回避型人格，那么回避的时间有长有短，反正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在线上的。就像管理员“一只鹿儿”提到过的，品葱就是现实世界中愤懑不平的一个缩影，作为执迷于漂泊的异见者，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适当地远离，却总是隐约地知道，这是中文网络世界所剩无几的一片净土（至少就目前来说）。
神州陆沉提到朱熹和王阳明的一些不同点，本人还没有通篇地理解过这两位古代思想家的书籍，只是略微地翻阅某些片断，两位给我的印象是，朱熹更偏向于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家，而王阳明更是一位让理论落地的实干家。 现代人抨击古代通常是针对他们那些不那么入时的观点，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仅仅是观点，而是他们是如何来说服别人使得别人相信他们自己提出的观点。从这样的做法里面可以大概了解到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朝着这个方面设想，当然也就不会对于他们流传下来的成果不会报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王阳明被抨击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过份地强调自我，从而使得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它的神圣性，造成了“明朝中后期流于空疏”。恰恰是这份“空疏”，是这个地区或者社会迎来“自我意识”的征兆，就是不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中心和主流意识。这其实就是启蒙。王阳明的论述也许是比不上朱熹的严密和体系上的庞大，但是他最可贵的地方最于提出个人见解的勇气，这也实在是迎合了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普遍的风气。这很好理解，小镇做题每天对着四书五经，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为了求取功名不得不日夜攻读这些并不感到有意思的书籍。时间久了，不仅察觉到失去了求知的乐趣，反而因为模糊认识到因为失去了自我独立的人格意识，从而落入了读书的可鄙行列当中。那么作为考试教材的官方指定书籍，也就是朱熹的著作，会被读书人如何地厌恶和憎恨呢？
有葱油提到，阳明心学在日本和中国的遭遇是两重天，在日本，阳明学说受到极其热烈的追捧，那么由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提出，阳明心学相比于朱熹理学更加符合一般人的口味。只有在社会经济比较活跃，市民阶层比较庞大从而使得这个社会有着比较大的独立性，才使得阳明心学有生长壮大的土壤。阳明心学诞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江以南地区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长期的和平环境正好适合于这样的学说。而且日本相比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由于没有科举制度，他们的读书人更加偏社会性，也就是更加的自由，这又是阳明心学流传开来的一大优势。
明末的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虽然都层严厉抨击过阳明心学，觉得它应该为明朝的灭亡担负主要责任，因为它造成了社会上个人主义流行，在面对北方异族的入侵时候，无法万众一心抵抗强敌。这个可以在南明和清王朝的战争中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南明王朝内部山头林立，淮河流域的地方军阀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朝廷，但是其实各自为政，俨然地方诸侯。朝廷内部也是派系纷争，互相挤兑，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心骨。等到清军南下，南明朝廷成了土崩瓦解的势头。这似乎是和南宋朝廷的情况完全相反。但是仅仅以成败论英雄是远远不够的。南京政权覆灭以后，抵抗北方侵略军的主力却落到了原本上不了台面的社会性力量。一个是流寇张献忠余部，另外一个则是有黑社会性质的郑成功水军势力。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而言，这个是很奇怪的。儒家传统认为，构成社会支撑性力量的“士农工商”，才应该是救亡图存的主力军，而流寇和黑社会组织统统都是处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外的非法组织。但却恰恰是在明朝末年，在抵抗清军入侵的战争中，这两者却是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明朝相比于宋朝，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明朝的抵抗运动，带有更加社会组织性的烙印，明朝人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再觉得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仅仅只是朝廷的附庸，不是“士”的奴仆。另外，相比于明朝，南宋政权的优势在于它的建立者赵构，“建康之难“以后，继承宋朝大统名正言顺，没有其它有力的皇族挑战者。再者赵构的流亡生涯比较经验丰富，曾经作为金国的人质，也指挥过军队，一路逃亡南下，最终在浙江杭州建立首都。没有在南京建立首都，当然是因为南京还是过于靠近前线，过于危险。而且杭州对外贸易活跃，也方便一旦形势不利，就出海逃避风头。这确实能体现出赵构对于危险的异常嗅觉。另外，作为国本的君主处在后方，客观上也能让前线的幕府有更大的自主权，让朝廷内部的党争对前线的影响尽量减少。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真的成为了一座大的要塞，以至于后来的蒙古人不得不寻求从四川方向进行突破。
所以，把一个王朝的灭亡仅仅归因于某一类学说，这是在迎合一种心态，就是打算为任何的失败找一个”替罪羊“。军事上的失败首先应该从军事上找，政治上的失败也应该首先从政治上找，某一类学说应该是属于思想潮流，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所以把国家经营的失败都归咎于某一类文化潮流，某一种流传于读书人中间的趋势，原来是自古有之。明朝失败是由于阳明心学，清朝末年的失败则是由于孔家店，那么宋朝的失败又是因为什么呢？马列主义能够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流传开来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就是把国家失败归咎于学说，那么反过来，也就会把国家兴盛寄托于一门学说。似乎只要能够找到一门属于”真理“的学说，那么以后的做法就是仅仅握住这门学说的衣襟，闭着眼睛也能够勇往直前。日本人就不会把他们国家在某一段时间的失败归咎于某一种学说，为什么日本人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对待流传下来的传统呢？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非常有利的，他们有充分的安闲的时间去”研磨“一切接收到的学说或者思想。日本人的从容所体现出来的似乎是有些保守迟缓凝滞的取向，和中国人的激切和轻浮是冰火两重天吧。
既然是回避型人格，那么回避的时间有长有短，反正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在线上的。就像管理员“一只鹿儿”提到过的，品葱就是现实世界中愤懑不平的一个缩影，作为执迷于漂泊的异见者，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适当地远离，却总是隐约地知道，这是中文网络世界所剩无几的一片净土（至少就目前来说）。
神州陆沉提到朱熹和王阳明的一些不同点，本人还没有通篇地理解过这两位古代思想家的书籍，只是略微地翻阅某些片断，两位给我的印象是，朱熹更偏向于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家，而王阳明更是一位让理论落地的实干家。 现代人抨击古代通常是针对他们那些不那么入时的观点，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仅仅是观点，而是他们是如何来说服别人使得别人相信他们自己提出的观点。从这样的做法里面可以大概了解到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朝着这个方面设想，当然也就不会对于他们流传下来的成果不会报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王阳明被抨击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过份地强调自我，从而使得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它的神圣性，造成了“明朝中后期流于空疏”。恰恰是这份“空疏”，是这个地区或者社会迎来“自我意识”的征兆，就是不再依附于某一个固定的中心和主流意识。这其实就是启蒙。王阳明的论述也许是比不上朱熹的严密和体系上的庞大，但是他最可贵的地方最于提出个人见解的勇气，这也实在是迎合了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普遍的风气。这很好理解，小镇做题每天对着四书五经，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为了求取功名不得不日夜攻读这些并不感到有意思的书籍。时间久了，不仅察觉到失去了求知的乐趣，反而因为模糊认识到因为失去了自我独立的人格意识，从而落入了读书的可鄙行列当中。那么作为考试教材的官方指定书籍，也就是朱熹的著作，会被读书人如何地厌恶和憎恨呢？
有葱油提到，阳明心学在日本和中国的遭遇是两重天，在日本，阳明学说受到极其热烈的追捧，那么由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提出，阳明心学相比于朱熹理学更加符合一般人的口味。只有在社会经济比较活跃，市民阶层比较庞大从而使得这个社会有着比较大的独立性，才使得阳明心学有生长壮大的土壤。阳明心学诞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江以南地区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日本在江户幕府的统治下，长期的和平环境正好适合于这样的学说。而且日本相比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由于没有科举制度，他们的读书人更加偏社会性，也就是更加的自由，这又是阳明心学流传开来的一大优势。
明末的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虽然都层严厉抨击过阳明心学，觉得它应该为明朝的灭亡担负主要责任，因为它造成了社会上个人主义流行，在面对北方异族的入侵时候，无法万众一心抵抗强敌。这个可以在南明和清王朝的战争中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南明王朝内部山头林立，淮河流域的地方军阀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南京朝廷，但是其实各自为政，俨然地方诸侯。朝廷内部也是派系纷争，互相挤兑，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心骨。等到清军南下，南明朝廷成了土崩瓦解的势头。这似乎是和南宋朝廷的情况完全相反。但是仅仅以成败论英雄是远远不够的。南京政权覆灭以后，抵抗北方侵略军的主力却落到了原本上不了台面的社会性力量。一个是流寇张献忠余部，另外一个则是有黑社会性质的郑成功水军势力。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而言，这个是很奇怪的。儒家传统认为，构成社会支撑性力量的“士农工商”，才应该是救亡图存的主力军，而流寇和黑社会组织统统都是处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外的非法组织。但却恰恰是在明朝末年，在抵抗清军入侵的战争中，这两者却是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明朝相比于宋朝，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明朝的抵抗运动，带有更加社会组织性的烙印，明朝人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再觉得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仅仅只是朝廷的附庸，不是“士”的奴仆。另外，相比于明朝，南宋政权的优势在于它的建立者赵构，“建康之难“以后，继承宋朝大统名正言顺，没有其它有力的皇族挑战者。再者赵构的流亡生涯比较经验丰富，曾经作为金国的人质，也指挥过军队，一路逃亡南下，最终在浙江杭州建立首都。没有在南京建立首都，当然是因为南京还是过于靠近前线，过于危险。而且杭州对外贸易活跃，也方便一旦形势不利，就出海逃避风头。这确实能体现出赵构对于危险的异常嗅觉。另外，作为国本的君主处在后方，客观上也能让前线的幕府有更大的自主权，让朝廷内部的党争对前线的影响尽量减少。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真的成为了一座大的要塞，以至于后来的蒙古人不得不寻求从四川方向进行突破。
所以，把一个王朝的灭亡仅仅归因于某一类学说，这是在迎合一种心态，就是打算为任何的失败找一个”替罪羊“。军事上的失败首先应该从军事上找，政治上的失败也应该首先从政治上找，某一类学说应该是属于思想潮流，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所以把国家经营的失败都归咎于某一类文化潮流，某一种流传于读书人中间的趋势，原来是自古有之。明朝失败是由于阳明心学，清朝末年的失败则是由于孔家店，那么宋朝的失败又是因为什么呢？马列主义能够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流传开来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就是把国家失败归咎于学说，那么反过来，也就会把国家兴盛寄托于一门学说。似乎只要能够找到一门属于”真理“的学说，那么以后的做法就是仅仅握住这门学说的衣襟，闭着眼睛也能够勇往直前。日本人就不会把他们国家在某一段时间的失败归咎于某一种学说，为什么日本人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对待流传下来的传统呢？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是非常有利的，他们有充分的安闲的时间去”研磨“一切接收到的学说或者思想。日本人的从容所体现出来的似乎是有些保守迟缓凝滞的取向，和中国人的激切和轻浮是冰火两重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