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理解为何有人说“中国人不能实现民主化的原因不是因为素质差，而是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了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中国人不配搞民主，当时我还觉得中国人不配搞民主的原因是中国人素质太差，换句话讲叫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太低。但后来这位网友反驳我说不是，他说：“中国人不能实现民主化的原因不是因为素质差，而是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实现民主化的本质原因是因为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而不是什么受教育程度的问题，直到后来我遭遇了一场车祸，我才突然对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有一天中午，我骑着摩托车准备回家，由于心急所以我就闯了红灯。结果当我刚加速通过斑马线时就正好被一辆车撞在了地上。这件事情最后当然由我来负责，该赔偿的损失都由我来承担。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开始对陌生人之间的尊重和信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现在我真感叹这辆车的司机优秀的人品，他在事故发生之后并没有借此机会向我讹钱，只是要求我赔偿应当赔偿的损失。所以我运气真好啊。可是这一次的司机人品还不错，那么下一次在遇到同样事故之后的司机呢？是不是就真的会借此机会向我讹钱呢？
中国人之间之所以无法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而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人之间的组织是处于解体状态。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在学校遭遇霸凌，结果霸凌你的人正好是当地教育局局长的儿子，所以班主任以及学校和教育局的领导都不敢处理此事，因为他们害怕得罪了这位教育局局长，搞不好最后自己就会没有饭吃，那么最终这起霸凌事件的处理结果就是纵容这位同学的霸凌行为。这就相当于助长了这位学生在班级和学校里的横行霸道的行径，今天他敢霸凌你，明天他就敢霸凌其他任何人。
当然，像我上面说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过很多次了，比如：https://www.sohu.com/a/819170581_121985211、https://www.163.com/dy/article/JA23J3U905568WU9.html?spss=wap2pc
那么，当你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你是不是就会开始不信任自己身边的陌生人了？因为你不信任这些陌生人，所以也谈不上对陌生人有什么尊重。所以这就相当于你和你们身边的陌生人的组织就解体了。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该秉持公道和正义的人却缺了位，所以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人与人之间既谈不上信任，更谈不上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就自然解体了。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实现民主化的本质原因是因为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而不是什么受教育程度的问题，直到后来我遭遇了一场车祸，我才突然对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有一天中午，我骑着摩托车准备回家，由于心急所以我就闯了红灯。结果当我刚加速通过斑马线时就正好被一辆车撞在了地上。这件事情最后当然由我来负责，该赔偿的损失都由我来承担。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开始对陌生人之间的尊重和信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现在我真感叹这辆车的司机优秀的人品，他在事故发生之后并没有借此机会向我讹钱，只是要求我赔偿应当赔偿的损失。所以我运气真好啊。可是这一次的司机人品还不错，那么下一次在遇到同样事故之后的司机呢？是不是就真的会借此机会向我讹钱呢？
中国人之间之所以无法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而相互之间无法尊重和信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人之间的组织是处于解体状态。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在学校遭遇霸凌，结果霸凌你的人正好是当地教育局局长的儿子，所以班主任以及学校和教育局的领导都不敢处理此事，因为他们害怕得罪了这位教育局局长，搞不好最后自己就会没有饭吃，那么最终这起霸凌事件的处理结果就是纵容这位同学的霸凌行为。这就相当于助长了这位学生在班级和学校里的横行霸道的行径，今天他敢霸凌你，明天他就敢霸凌其他任何人。
当然，像我上面说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过很多次了，比如：https://www.sohu.com/a/819170581_121985211、https://www.163.com/dy/article/JA23J3U905568WU9.html?spss=wap2pc
那么，当你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你是不是就会开始不信任自己身边的陌生人了？因为你不信任这些陌生人，所以也谈不上对陌生人有什么尊重。所以这就相当于你和你们身边的陌生人的组织就解体了。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该秉持公道和正义的人却缺了位，所以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人与人之间既谈不上信任，更谈不上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就自然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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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是经验的产物，是经验之上的精神习惯。特别是在文明系数接近0值的时代里，人的性格完全是达尔文主义的，是精神对自然力的直接适应。灾民理性也是理性，但仅仅是生存理性百不是哲学理性或宗教理性。它是道德风尚于灾变之后反复受到挫折，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实用主义精神，一种累计性的生活知识。这种累计性的知识长期以来形成了民族性格。具体来说，从经验的角度，灾民理性包括以下内容：
(1) 灾民理性是被动适应的理性精神，由于灾变设定了人的生存危机的基本境遇，“一切为了活着”成为人生主要目的。笔者称之为“活命哲学”。
(2) 由于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对活着的关键意义，对物质利益极端关注，形成人生论的（而不是宇宙论的）唯物主义和以活命与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唯我实用主义。可以勉强使用“实用理性”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精神。但必须提防把它与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William James，1902，1907）混淆，它更不是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89年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并不是一种哲学方法，一种接近本体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排斥所有精神说教的现实态度。对于边沁来说，功利主义的口号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而对于灾民理性来说，“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而最大幸福就是活着并比其他人活得更富贵”。因此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崇拜”，这是一种拜物教，一种以金钱和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偶像崇拜。与此同时，人的价值被为次价值，人沦为物质利益的工具。
(3) 为了利益宁无所不为，为了利益宁一无所为。我把这种极端自私称为“生存自私”。生存自私和不当占有资源的数量正相关，因此“权力自私”是“生存自私”中最极端的形式。
(4) 上述灾民理性不仅产生于灾变经验本身，也来自一种灵魂的恐惧：对灾变发生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料性”的确信和预期。灾民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笔者称之为“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根源于现实灾变的恐怖以及对此前无数恐怖的记忆和对未来灾变的无把握感。这种独特的生存焦虑或灾民恐惧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某种源的意义，这种恐惧根源于人犯罪后对上帝的害怕（创三10）。同样，由于掠夺和征收的野蛮性、非法性，并因此由于对被剥夺和遭报复的担忧；“权力恐惧”是最大的“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最基本的形式是“饥饿恐惧”，“饥饿恐惧”足以表征灾变对历史文化的绝对控制。
(5) 生存资源的极度短缺导致残酷的生存竞争，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为人与人的冲突，人与人的关系或“仁”（在人际关系方面）被视为人存在的最高本质。然而生存型竞争不断接近你死我活的底线；反复出现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陶冶”了人性的暴虐；“敌人意识”成为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火线上的士兵是能够用刚刚上过厕所的人抓起碗筷就吃饭的人……野战士兵要回归野性”。日本老兵东史郎描写的日本兵在华杀人为乐的暴行，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也经常这样干。人与人因生存竞争成为敌人，“敌人意识”首先表现为人对人是狼，弱肉强食，表现为“丛林法则”（Thomas Hobbe，1651）的绝对胜利。这是绝对的“自然状态”，兽性张扬的时代。人对人的暴虐，笔者称之为“灾民暴政”。其次表现为普遍缺乏爱和同情心，我称之为“道德痴呆”。
(6) 在没有退路（的确没有退路和想像没有退路）的生存竞争中人何以实现活着的人生理想，主要靠原始的暴力，特别是靠蛮力及一种极端机会主义的精明。我分别称为“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力量崇拜”的核发是暴力崇拜；暴力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经常的和最后的手段。不仅如此，暴力还被赋予伦理意义和艺术价值，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且具有价值理性：“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参赛五20）。它的哲学是“强权是真理，利害是是非”。与此相关，“狡猾崇拜”的原则是“无耻是智慧，麻木是成熟”，以羞辱为荣耀。消极的“力量崇拜”是驯良及各种偶像崇拜。换言之，积极的力量崇拜把人视为神，消极的力量崇拜又把人贬低为动物。
(7) “战斗者小团体”或灾民团体建立在一种我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的情感之上。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集体精神。为了生存和蛮不讲理的生存，是这种团伙“啸聚”的主要动机，因为“集体力量”往往在灾变搏斗中更有效用。“队员”向全社会神化首领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个团体的战斗力，以最后实现个人的分配利益（按规矩的和首领赏赐的）。但当资源被征收或抢劫在团体内部出现以后，分封和瓜分的矛盾便在集体内部残酷的展开，“敌人意识”内化，往日的战友成为今天的敌人。分配是首领购买集权支出的费用。
“经验性灾民理性”有两大特征：机会主义和适应性。这是利维－布鲁尔（或译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于1927年提出“原始思维”（L’ame primitive）的两大特征，或者说是“经验时代”的基本精神。灾民理性亦可以用西方心理学的“对抗过程理论”来解释，围绕生存资源产生的历史性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对抗，以及在此基础上激民起来的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的冲突，形成了灾民理性这种思维定式。灾民利益是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次性的灾变无法解释灾民理性的稳定性。此外，即使在灾变以后相对和平的年代以及随着历史进入近代和当代，它仍旧不同程度地占据着中国人的灵魂。何况革命的世纪和极端的年代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各种灾变，因此，毋宁说在现代化的坎坷过程中，灾民理性的某些方面正不断增长，并在中国的世界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世界的中国化。
(1) 灾民理性是被动适应的理性精神，由于灾变设定了人的生存危机的基本境遇，“一切为了活着”成为人生主要目的。笔者称之为“活命哲学”。
(2) 由于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对活着的关键意义，对物质利益极端关注，形成人生论的（而不是宇宙论的）唯物主义和以活命与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唯我实用主义。可以勉强使用“实用理性”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精神。但必须提防把它与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William James，1902，1907）混淆，它更不是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89年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并不是一种哲学方法，一种接近本体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排斥所有精神说教的现实态度。对于边沁来说，功利主义的口号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而对于灾民理性来说，“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而最大幸福就是活着并比其他人活得更富贵”。因此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崇拜”，这是一种拜物教，一种以金钱和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偶像崇拜。与此同时，人的价值被为次价值，人沦为物质利益的工具。
(3) 为了利益宁无所不为，为了利益宁一无所为。我把这种极端自私称为“生存自私”。生存自私和不当占有资源的数量正相关，因此“权力自私”是“生存自私”中最极端的形式。
(4) 上述灾民理性不仅产生于灾变经验本身，也来自一种灵魂的恐惧：对灾变发生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料性”的确信和预期。灾民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笔者称之为“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根源于现实灾变的恐怖以及对此前无数恐怖的记忆和对未来灾变的无把握感。这种独特的生存焦虑或灾民恐惧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某种源的意义，这种恐惧根源于人犯罪后对上帝的害怕（创三10）。同样，由于掠夺和征收的野蛮性、非法性，并因此由于对被剥夺和遭报复的担忧；“权力恐惧”是最大的“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最基本的形式是“饥饿恐惧”，“饥饿恐惧”足以表征灾变对历史文化的绝对控制。
(5) 生存资源的极度短缺导致残酷的生存竞争，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为人与人的冲突，人与人的关系或“仁”（在人际关系方面）被视为人存在的最高本质。然而生存型竞争不断接近你死我活的底线；反复出现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陶冶”了人性的暴虐；“敌人意识”成为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火线上的士兵是能够用刚刚上过厕所的人抓起碗筷就吃饭的人……野战士兵要回归野性”。日本老兵东史郎描写的日本兵在华杀人为乐的暴行，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也经常这样干。人与人因生存竞争成为敌人，“敌人意识”首先表现为人对人是狼，弱肉强食，表现为“丛林法则”（Thomas Hobbe，1651）的绝对胜利。这是绝对的“自然状态”，兽性张扬的时代。人对人的暴虐，笔者称之为“灾民暴政”。其次表现为普遍缺乏爱和同情心，我称之为“道德痴呆”。
(6) 在没有退路（的确没有退路和想像没有退路）的生存竞争中人何以实现活着的人生理想，主要靠原始的暴力，特别是靠蛮力及一种极端机会主义的精明。我分别称为“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力量崇拜”的核发是暴力崇拜；暴力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经常的和最后的手段。不仅如此，暴力还被赋予伦理意义和艺术价值，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且具有价值理性：“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参赛五20）。它的哲学是“强权是真理，利害是是非”。与此相关，“狡猾崇拜”的原则是“无耻是智慧，麻木是成熟”，以羞辱为荣耀。消极的“力量崇拜”是驯良及各种偶像崇拜。换言之，积极的力量崇拜把人视为神，消极的力量崇拜又把人贬低为动物。
(7) “战斗者小团体”或灾民团体建立在一种我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的情感之上。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集体精神。为了生存和蛮不讲理的生存，是这种团伙“啸聚”的主要动机，因为“集体力量”往往在灾变搏斗中更有效用。“队员”向全社会神化首领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个团体的战斗力，以最后实现个人的分配利益（按规矩的和首领赏赐的）。但当资源被征收或抢劫在团体内部出现以后，分封和瓜分的矛盾便在集体内部残酷的展开，“敌人意识”内化，往日的战友成为今天的敌人。分配是首领购买集权支出的费用。
“经验性灾民理性”有两大特征：机会主义和适应性。这是利维－布鲁尔（或译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于1927年提出“原始思维”（L’ame primitive）的两大特征，或者说是“经验时代”的基本精神。灾民理性亦可以用西方心理学的“对抗过程理论”来解释，围绕生存资源产生的历史性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对抗，以及在此基础上激民起来的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的冲突，形成了灾民理性这种思维定式。灾民利益是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次性的灾变无法解释灾民理性的稳定性。此外，即使在灾变以后相对和平的年代以及随着历史进入近代和当代，它仍旧不同程度地占据着中国人的灵魂。何况革命的世纪和极端的年代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各种灾变，因此，毋宁说在现代化的坎坷过程中，灾民理性的某些方面正不断增长，并在中国的世界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世界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