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

【共产杂种囚禁刘晓波先生至死。刘晓波先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时任然被囚禁,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摆了一把空椅子。见照片】

1“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刘晓波先生61岁的一生见证了《论语》里面这句话。

2 以下链接是维基百科刘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的介绍,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刘先生20多岁。

3 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大半个世纪,有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双重背景,一直到逝世,都主张要先学习西方。(《现代儒学的回顾和展望》)。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接纳了很多天安门六四流亡人士,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人士。《河殇》的作者苏晓康和余英时先生有很密切的来往。

4 政府理论上是“公仆”或者“管家”性质的服务机构,因此,如果有自由世界的国家愿意“殖民”中国300年,(我)高兴都来不及。

5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对中国的统治都比共产杂种强。

6 刘晓波先生著作等身,一生波澜壮阔,在”立德,立言,立功”都有建树,死且不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链接和内容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三百年殖民地论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国社会全面推崇全盘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3])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做提问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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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按: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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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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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5-02-10

87 个评论

>> 古希腊的诡辩家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和命题直接或者间接启发了古希...

我重新看了一下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讲到荀子: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治上已颇炙手可热。故荀子所关心的已不复是如何为知识分子争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样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辩护。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义。在《儒效》篇中,荀子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儒无益于人之国?”必须指出,荀子此处所说的“儒”是狭义的儒家之儒。当时各家争鸣,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纵横家之流用“无益于人之国”的理由来攻击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历史背景。荀子则举出许多史例来证明儒者对国家最为有益。他指出儒者之可贵在其所持之“道”;这个“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可见荀子仍严守着儒家“礼乐教化”的传统未失。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划分标准乃在学问知识的深浅。他特别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又说:

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知识必须到了能推类、分类的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按:“类”在儒、墨两家的知识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荀子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统类”。照荀子的意思,惟有这样“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负最高的政治责任。所以他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家主智论的政治观至荀子而发展到最高峰。在荀子之世,政治上的当权者已对知识分子抱着很大的疑忌,所以,稍后秦统一了中国就采取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荀子大概已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低气压,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才能兴盛和安定。他在《君道》和《强国》两篇中曾重复地说道: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荀子在这里已不只是为儒家说话了,他是在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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