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极权主义中国的两点思考

人口学（demographic）困境
低出生率的负面经济后果肯定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如果他们不能实质性地改变现状，持续低出生率带来的深刻结构性问题的前景绝对于执政党无益。虽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CCP已经认识到减少年轻人群体的经济问题，但CCP对多数利益集团之外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简单地说，减少年轻人意味着群体性事件以及反对某些政府政策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种政治利益可能远远超过拥有更多年轻人的经济利益。

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也出现的相似的清晰，受教育的年轻人大批移民，剩下的年轻人往往组织力更弱，反抗意愿不明显，更容易控制；然而，普京可以并且已经在引入低廉的移民工人补充劳动力，这是可预见未来内CCP不太可能采纳的。

当然，忽视老年人积极参与CCP认为不那么政治化的活动的能力也是错误的。在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中，许多公司的父母和年长员工一起走上街头，支持年轻的参与者。对近期中国大陆抗议活动的回顾显示，老年农民，退伍军人和损失惨重的中产阶级家庭处于街头抗议活动的最前沿。对于当地的CCP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抗议活动即使不是更多，也是如此。然而，幻想破灭并且政治觉醒的青年与这些年长的抗议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年轻人潜在需求的规模和持续性。年长的抗议者需要实现特定的诉求：农民希望获得土地补偿，退伍军人需要慷慨的养老金，市民希望污染源远离他们的家园。对于在主要公司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CCP，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进行会议，这样的要求就容易得多。

这样一来，未来10年内，年轻人的需求不会普遍地变得更加全面和结构化。

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认为是民粹民主主义，尽管官方经常封锁和压制其中的民粹和种族成分，然而客观上的manoeuvre一向寻常。正如菲律宾和印度的民粹主义运动一样，这可能见证了对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全面欢迎。对外国公司的压力可能会增加。国家媒体对其失败的揭露（例如2014年影响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世间）将成倍增加。用于迫使苹果和思科在中国开展更多研发活动的监管行动让位于更加公开的经济保护主义。然而考虑到中国和菲律宾及印度政权性质的本质不同，并不能非黑即白地认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要么是政府的附庸要么是人们自发的产物。

不过随着监控统治的进一步加强，有理由认为CCP未来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应对其统治威胁。统治者利用面部识别和大数据技术监控大量人群，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权力。然而，CCP维护自身统治的根本原则不会变化，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一部分民族诉求必然与CCP一贯的经济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策略相冲突，这个时候，已经强大的民族主义反而会对CCP的长久统治起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