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极权衰败的转折年
先辟一个谣言:XX曾预测中共的倒台。事实上,按裴敏欣教授的说法,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学者预测过中共倒台的具体时间,因为政治事件变量太多无法预测,所以政治学关注过程,而非单个事件。这类谣言通常是故意挑一个安全年份,渡过该年后又放出谣言来让大家嘲笑,以此打消对中共崩溃的担忧。可惜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极权政体没有不崩解的。
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是近代才出现的,因为它对社会的管控很严、镇压成本低,大的极权国家转移支付能力强,所以面对社会矛盾往往镇压/转嫁出国,而非解决。当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严重到它无法镇压时,它虽想改良却已错失改良的机会——一旦政府放权主导改良,反对派立刻反扑,清算当权者,改良演化为革命,即裴敏欣教授说的“reforlution”。所以极权会尽一切可能镇压维稳,它的衰落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极权衰落的最后阶段会面对“危机综合症”,然后因一个大事件触发而崩解;但单一问题不构成对极权的致命挑战。譬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虽然出现了政治危机,但那是孤立的,没有形成“综合症”:因为那时人口红利尚在,而美国忙于中东战争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促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然而2019年的形势没那么简单,因为各种社会、国际问题开始互相强化,形成正反馈,当局可操作空间正在缩小。
以历史的角度看,2019年应是衰落的转折点,因为当下的衰退是结构性的、多层次的,衰亡之相已全面显露。
譬如,维稳经费和地方政府赤字已互相影响。近年来大陆维稳经费高企,而地方政府维稳支出又不能全仗中央。大陆自2011年起,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法广、德国之声转自财政部的消息)。按清华学者孙立平的说法2010年维稳共计28万起,算下来每个省级行政区日均20余起(明居正教授的说法,1. 100人及以上,2. 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才算一起)。对比2019上半年地方政府收支,仅上海市略有盈余,其余各地都是赤字,中部省尤为严重。目前中国经济下行,贸易战背景下外资撤离、反腐后富豪移民,如果继续下去就业岗位势必减少,维稳需求上升;而地方政府又收支赤字,到时如何解决?继续借房贷加杠杆、靠土地财政么?须知至2013年,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政府收入30%多;加之房市泡沫如此大,大陆地产市值近美国的2倍,以至我的国内朋友如今没房也已不敢买了。而一旦泡沫崩塌,民众上街,恐怕派去维稳的警察他本人还贷的钱,都被人卷跑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极权衰落的转折点,往往是其统治的边缘地区率先动荡。苏联末期边疆少数民族冲突是例子,今夏的香港黑天鹅也是:贸易战背景下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外资大本营地位尤为重要;而港人反送中、求普选的坚定决心,又让当局投鼠忌器。如果港人继续抗议下去,香港反压迫、求民主的思潮迟早延烧大陆,使闽粤人心思变,造成革命侯征。而我们已看到,尽管网禁、媒体管控严密,但网上连侬墙上已有广东985高校学生证、大陆退役士兵证,甚至还有现役解放军军官证…受隔离的军人尚如此,假以时日,遑论广东民心。
不同于与许多人认为的墙内舆论管控有效、小粉红势力强大,我认为这恰说明官宣开始失效。大陆媒体异口同声黑化、嘲笑香港,非但不能洗脑;反而激起民众好奇心和翻墙看世界的愿望。据商家消息,能翻墙看香港频道的机顶盒在福建销售火爆,居民甚至已形成吃饭时看香港报道习惯。当人们了解到的真相和官宣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就是媒体管控失效之时。甚至那时情况更糟:即使官方如实报道,民众也会认为实际情况比官方说的更坏——就像苏联解体前当局瞒报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政府信用危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促成了苏联解体。某种意义上,大陆官宣的战狼化、骂街化,看起来气势汹汹,却只能说明他们迎合上意+已经放弃中产/白领/知识分子群体。而对于底层民粹和市井阶层能有多少效果也很难说:底层多半只认钱,不热心政治。
如果宣传没有起到效果,反使人们不再信任政府,那离大结局就只差一个大事件刺激+维稳失利了。
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是近代才出现的,因为它对社会的管控很严、镇压成本低,大的极权国家转移支付能力强,所以面对社会矛盾往往镇压/转嫁出国,而非解决。当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严重到它无法镇压时,它虽想改良却已错失改良的机会——一旦政府放权主导改良,反对派立刻反扑,清算当权者,改良演化为革命,即裴敏欣教授说的“reforlution”。所以极权会尽一切可能镇压维稳,它的衰落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极权衰落的最后阶段会面对“危机综合症”,然后因一个大事件触发而崩解;但单一问题不构成对极权的致命挑战。譬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虽然出现了政治危机,但那是孤立的,没有形成“综合症”:因为那时人口红利尚在,而美国忙于中东战争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促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然而2019年的形势没那么简单,因为各种社会、国际问题开始互相强化,形成正反馈,当局可操作空间正在缩小。
以历史的角度看,2019年应是衰落的转折点,因为当下的衰退是结构性的、多层次的,衰亡之相已全面显露。
譬如,维稳经费和地方政府赤字已互相影响。近年来大陆维稳经费高企,而地方政府维稳支出又不能全仗中央。大陆自2011年起,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法广、德国之声转自财政部的消息)。按清华学者孙立平的说法2010年维稳共计28万起,算下来每个省级行政区日均20余起(明居正教授的说法,1. 100人及以上,2. 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才算一起)。对比2019上半年地方政府收支,仅上海市略有盈余,其余各地都是赤字,中部省尤为严重。目前中国经济下行,贸易战背景下外资撤离、反腐后富豪移民,如果继续下去就业岗位势必减少,维稳需求上升;而地方政府又收支赤字,到时如何解决?继续借房贷加杠杆、靠土地财政么?须知至2013年,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政府收入30%多;加之房市泡沫如此大,大陆地产市值近美国的2倍,以至我的国内朋友如今没房也已不敢买了。而一旦泡沫崩塌,民众上街,恐怕派去维稳的警察他本人还贷的钱,都被人卷跑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极权衰落的转折点,往往是其统治的边缘地区率先动荡。苏联末期边疆少数民族冲突是例子,今夏的香港黑天鹅也是:贸易战背景下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外资大本营地位尤为重要;而港人反送中、求普选的坚定决心,又让当局投鼠忌器。如果港人继续抗议下去,香港反压迫、求民主的思潮迟早延烧大陆,使闽粤人心思变,造成革命侯征。而我们已看到,尽管网禁、媒体管控严密,但网上连侬墙上已有广东985高校学生证、大陆退役士兵证,甚至还有现役解放军军官证…受隔离的军人尚如此,假以时日,遑论广东民心。
不同于与许多人认为的墙内舆论管控有效、小粉红势力强大,我认为这恰说明官宣开始失效。大陆媒体异口同声黑化、嘲笑香港,非但不能洗脑;反而激起民众好奇心和翻墙看世界的愿望。据商家消息,能翻墙看香港频道的机顶盒在福建销售火爆,居民甚至已形成吃饭时看香港报道习惯。当人们了解到的真相和官宣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就是媒体管控失效之时。甚至那时情况更糟:即使官方如实报道,民众也会认为实际情况比官方说的更坏——就像苏联解体前当局瞒报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政府信用危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促成了苏联解体。某种意义上,大陆官宣的战狼化、骂街化,看起来气势汹汹,却只能说明他们迎合上意+已经放弃中产/白领/知识分子群体。而对于底层民粹和市井阶层能有多少效果也很难说:底层多半只认钱,不热心政治。
如果宣传没有起到效果,反使人们不再信任政府,那离大结局就只差一个大事件刺激+维稳失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