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爆个料啊，财政开支大头其实不是公务员工资
和财政工作朋友聊了聊，中国的财政预算是分四级，包括中央省市县，支出分两大预算类型，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里一部分是工资保险之类，还有公车，机关常见水暖电气的开支部分，以我省为例吧，省和市一级包，占比不超过百分之25。各种项目支出和什么政府性基金（？没听懂，反正类似贷款之类的）才是大项目，领导们的捞油水的好地方，包子在台上光减人员的基本支出，项目工程一个不少，现在财政收入危机了，第一个减的也是人员的钱，工程的钱他领导们还真不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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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朝开始中国就是这样了，财政两大主要开支，一是公务员的俸禄，二是政府投入公共工程，不断地开运河、修马路、修宫室等各种各样的工程，这些工程需要雇用大批的农民工。与过去在豪族保护下的农民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是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不做工不赚钱马上就会闹事的，因此会构成都市的一个永久性的不稳定因素。用公共工程制造出这样一个阶级，然后又必须不断地用公共工程（甚至是不断扩大公共工程的规模）去把它养下来，因此导致国家的财政开支从此无法下降，从此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旦减少，就会像鸦片烟鬼从此不再抽烟、立刻就会有戒断效应一样，无产阶级马上就要闹事，然后就要影响市面、影响繁荣、影响税收。
相反地，禁令一解除，这些人有了工作之后，就会到妓院、赌场、餐馆里去从事各种消费，于是经济一下子就繁荣起来了。然后再透过向酒楼、茶市、饭铺老板之类的商家征收重税，又把它过去支出的钱重新收回来。这样一个循环经济体系，使汴梁城呈现出像《水浒传》、《东京梦华录》那一类笔记小说所描绘的畸形繁荣。久了以后，费拉社会就形成了，本地人已经习惯透过比较赖皮的方式，比如当大白敲诈勒索赚钱，对自己的前途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同时也已经习惯让任何来自外地的达官贵人骑在他们头上，只要你能够不断地让他们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就这样混到献忠进城后，再一哄而散。
相反地，禁令一解除，这些人有了工作之后，就会到妓院、赌场、餐馆里去从事各种消费，于是经济一下子就繁荣起来了。然后再透过向酒楼、茶市、饭铺老板之类的商家征收重税，又把它过去支出的钱重新收回来。这样一个循环经济体系，使汴梁城呈现出像《水浒传》、《东京梦华录》那一类笔记小说所描绘的畸形繁荣。久了以后，费拉社会就形成了，本地人已经习惯透过比较赖皮的方式，比如当大白敲诈勒索赚钱，对自己的前途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同时也已经习惯让任何来自外地的达官贵人骑在他们头上，只要你能够不断地让他们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就这样混到献忠进城后，再一哄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