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好好的信教谈什么政治？

想要了解中国基督徒的德性，必须先了解中国基督教会的组织结构。

中国的基督教会有两种：

1.官方教会，也就是“三自教会"，由中共完全控制。官方教会的主教是中共派去批准的，工资也是中共拨款的。这也是唯一合法的教会。

2.地下教会，所谓地下，就是任何非官方承认的教会。如果一个主教被从官方教会开除了，又想继续传教，信徒又继续跟着他，那他其实就已经创建了一个地下教会。这些教会通常会在某个教徒的家里举行礼拜，打游击战。2000年前的基督徒，并没有教堂，在官方打压的罗马，也是这么搞家庭教会的。

这个组织结构不同，导致的是信徒虔诚度，凝聚力，主教道德人格的巨大差别。

任何地下教会，或者没有官方支持的教会，比如美国的教会，主教收入必须得靠信徒捐款。主教是人，不是苦行僧，也是要吃饭的，而且资金充沛，就是传教都能容易舒服得多，主教也更有权力地位。

所以，非官方主教有着强大的动力，去增加信徒的数量，并且让现有的信徒信仰虔诚，人生成功。虔诚的信徒有意愿捐，成功的信徒有能力捐。

一个虚伪的，胆小的，不虔诚，无法帮助信徒的主教，会被信徒抛弃（换到另一个教堂），自然会丢工作。剩下来的主教，都是真诚虔诚，而且能帮助信徒的主教。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帮助，普通人能为心理辅导，各种“成功人士讲堂“付大钱，说明人生智慧是值钱的。好教会有智慧的主教，有互助群体，有长期的参与，提供的帮助更远胜于那些一次两次的辅导上课。


反过来，官方教会的主教，是没有什么动力去传教，帮助信徒的。人有惰性，主教也不例外，他们拿的政府死工资，八成捐款也会被政府给支配，自然没有任何动力去发展教会。

这个不光是中国，西方一样如此，欧洲有国教传统，就是政府支持一个官方认定的教会。这些官方教会横行，里面的主教，素质其实是非常低的，丹麦出现过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不相信上帝的主教，你们敢相信？这个主教还没被开除！谁觉得这种主教能提供有用的人生建议？

如此丑陋的教会，导致欧洲民众对教会参与度极低。欧洲人参加周日礼拜的比例，只在10%-20%之间。这些参与礼拜的人，多半还不是去靓丽堂皇的官方教会，而是去更不方便的非官方教会。

这也不光光是现代的问题。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也大规模出现酗酒，嫖妓，连圣经都没读过的主教！罗马早期教会，信徒被打压，却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的教会，都是官方支持的，而罗马时代的教会，是靠信徒支持的。有竞争，有压力，和没有的区别，显而易见。

而相反的，美国从开国以来，就没支持过一个教会派别。所以从一开始，不同的教会就在拼命竞争信徒，越虔诚严格的教会，信徒越互助，约束力更强，所以竞争性更强。这就导致了美国从建国的时候，就是世界上最虔诚的基督教国家。当年欧洲精英第一次去美国，会被信徒的虔诚给吓到，美国精英回欧洲，也会被欧洲人信仰的松散随便给吓到。今天，美国每周礼拜的人也有36%，发达国家遥遥领先的第一名，也可以说是实际上世界上最虔诚的基督教国家。很多穷困国家，信徒参加礼拜的更多，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美国信徒可是得面对海量诱惑，却一样周日爬起来去教堂的。所以，美国是神祝福的国家，这绝对不是空话。

所以，官方教会德性如此。在中共一个无神论组织领导下的教会，那些主教平均是什么德性，有多么懦弱，可想而知。一个虔诚勇敢的主教，根本不可能在官方系统里混的下去，能在官方系统里留着的，肯定是虚伪的老油条。这些油条能一边说不要崇拜偶像，一边把习近平画像挂上教堂的。问他们课本和圣经冲突，他们会说课本对。

愿意参加这种教会的信徒，到底有多虔诚，也显而易见。他们多半属于那种孩子高考前去烧烧香的“信徒“。

这些信徒不管说了多么离经叛道，多么恶心，多么罪恶的话，也不要有一点惊讶。中国的官方教会是从根源上就被污染的东西。

反过来，地下教会，就是真正基督徒所在的地方。他们都是去劣存精的结果，哪怕顶着极大的压迫和压力，也愿意真正遵守圣经教义，虔诚崇拜上帝与耶稣。这些人和罗马时代的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高度互助，高度凝聚，高度虔诚。

前面说了那么多虔诚的事情，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虔诚的基督徒，统计数据来讲，更幸福，吃抗抑郁药的比例低得多，婚姻更持久，孩子也更多。

为什么这样？是上帝神秘地让他们活得更好么？上帝不需要那么做。因为虔诚使得教会强大，教会强大，使得信徒人人互助。人和人之间真正信任互助，带来的效率和稳定是极为巨大的。有谁病了，教友轮流去看看，照顾一下，帮助非常大，平摊到每个人的负担，又非常低。谁经济困难，教徒之间互信，借款也要容易得多，能躲开那些高利贷。

相反的，不虔诚的教会，是没有用的。

如果人人都不把圣经当真，那又怎么会把互助的教条当真？嘴上说互助，真要掏钱全部缩卵，自私自利一点不比外面社会少。这种教会群体，对信徒没有半点帮助。

在中国那种社会全面原子化，陌生人互信为零，拼命竞争的环境下。如果有一个能互助的群体，帮助是无可估量的。十年前的中共官员，为什么会搞各种同乡会？秘密组织？就是因为组织内能互助，一个群体的力量远大于个人。为什么“有关系，认识人“那么厉害？就是因为关系提高了互信，让合作的力量成为可能。

那些参加地下教会的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有个真正互信的小社区，比官方的支持重要100倍。

天吶，和 劉仲敬訪談 029@20190320 論小共同體 中的描述完全一致，難怪有種很強的既視感

[00:03:31]主持人：不管美國選擇哪一條路，它的海上霸權這一點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說，整個太平洋島國，包括新西蘭、澳洲、臺灣，在美國衰弱之前還是永遠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在這幾個地方的小共同體，包括臺灣的小共同體，還有在新西蘭或者澳洲講中文的小共同體，還有穆斯林的小共同體，您對于它們之後的博弈可不可以做一些預測？

[00:04:06]劉仲敬：這個肯定是按造法能力來算的。誰的造法能力强，誰就會勝利。“造法能力”可以說是抽象的，因爲這個詞是我自己發明出來的，但是具體的東西顯然就是你應付各種事情的能力。你不斷要面臨各種事情，然後這些事情你怎麽處理呢？你總不會把頭埋在沙堆裏面，頭埋在沙堆裏面那就是造法能力等于零。藉口總可以找，而且也可以有很多高級藉口，但是你總會有某種處理方式，處理方式自然而然就會構成一種習慣法。而且它是有先例的，至少它對你自己有先例，構成先例效應。人的神經系統的特徵是累積性的，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對自己以後會形成習慣性依賴的。你周圍的人，如果你做得成功或者有一定影響力的話，你自然而然會使你的先例擴散出去，用不著任何設計。實際上，演化就是這樣展開的。例如，像聖保羅當時在羅馬帝國寫了很多信，包括監獄書信(Captivity Letters)，其中有一些內容是，小亞細亞什麽什麽地方（顯然不是他所在的本地）有什麽什麽事情，然後他說，照我看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那樣。這些其實就是教會法起源的一部分。但是照他當時的看法就是，他可能是臨時應付一下。正好出了這件事情，你們來問我的意見，很好，我拍拍腦袋，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的。以後其他人又碰上類似的問題或者有點相似的問題，又來想想，當年是這樣的，聖保羅是這麽說的，看來我們應該這麽這麽做。于是教會法的傳統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製造出來的。

[00:05:40]順便說一句，我非常厭惡中國有些基督教會提出的那種屬靈和屬世的分別法。照我看來它的意思就是這樣的：這些事情我處理不好，我對付不了的事情，我就說是屬世的；我認爲是屬靈的那些事情，跟準備高考的高三學生舉行的作文練習沒有任何區別。他們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無論你論證出怎麽樣是正確的，都是跟你在現實生活中怎麽做毫無關係的。像這樣搞出來的教會，如果你能搞出來的話，那麽它的組織度是接近于零的。不會說是，歷史上有些教會的組織度很高，而你跟它叫了同一個名字，你就會變得很NB。例如不久以前，我在推特上被另一位自己說是基督教徒的人給噁心到了，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根本就不要去論斷什麽是罪什麽不是罪。然後我就想，像這種人組織出來的教會連蘇東坡時代的儒家也不如，因爲儒家至少還要講一個“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是說，你看到什麽事情是好的、什麽事情是不好的時候，你雖然不能動手，但是你還可以用嘴來評價評價，發揮一點輿論影響力。像你這樣做的話，那就是連說什麽是好的什麽是壞的都不能說了。像你這樣的教會，根本就是在走禪宗化的道路，如果你還能有任何教會的話。這樣做，無論你在理論上怎麽搞，你肯定是取巧的。

[00:07:13]說這句話的同一個人還在譴責白左，好像他跟美國保守派教會是一夥的。但是實際情况就是，照他們活出來的方式，他們是比白左還不如的，是純粹知識分子零組織度的方式。他們一面贊揚美國的保守派教會如何好，一面嘲笑儒家士大夫如何壞。但是實際上這種分辨是純屬勢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儒家現在表現得很不行，而美國保守派基督徒在政治上顯得很NB。實際上他們是這樣做的：他們的做法跟宋朝士大夫是一樣的，他們說孔子一樣的話，但是不做孔子一樣的事情，他們做秦始皇的官僚一樣的事情，但是說那些被秦始皇的官僚鎮壓的孔子門徒一樣的話。他們說美國基督教保守派一樣的話，而且把所有說話的標點符號跟他們不一樣的人都統統批鬥了一番，然後按照宋代禪宗和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方式做，也就是說這些事情統統是屬世的，不該我們管。那麽他們製造出來的組織度是怎麽樣的，我閉上眼睛就能够想出來，這樣的教會肯定是一吹就垮。

[00:08:25]同樣是號稱基督教會，那麽你看它的造法能力就可以看出來了。造法能力是非常具體的，甚至你可以用電影裏面韋小寶用來看絕世武功秘籍的那種方法。在電影裏面，韋小寶跟陳近南學藝，陳近南說，“這是我練了幾十年才練出的武功”，然後一指。韋小寶說，“啊，這是絕世武功了。”“不對，這是絕世武功的目錄。請看，絕世武功在後面，還有一大堆。”韋小寶一看，“算了，給我一點速成的好不好，我實在是受不了這麽厚的書。”那麽你的造法能力在哪兒呢？在具體的檔案裏就有，比如說荷蘭或者佛蘭德的一個小教區的檔案裏面。從中世紀，比如說1024年或差不多的年份，也許是12XX年，也許是879年，但是應該就是在1200年前後的若干年之內，檔案一般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教區記錄，從每一個教民怎樣結婚、怎樣處理遺産的記錄開始，看那個東西的厚度，那個東西是真東西。

[00:09:26]看那個東西的厚度，你就會有一個狼狽的發現：儘管我要發明歷史的話我要說巴蜀利亞民族是從三星堆起源的，但是四川真正的歷史是從嘉慶道光年間起源的；吳越真正的歷史是從明朝嘉靖年間起源的，也就是說從明朝中後期開始的；河南山東的真實歷史是從李鴻章那個時候開始的。你真能找到的像西歐那樣連續性的、可靠的歷史記錄就是這個樣子的。東亞大陸的歷史，能靠得住的歷史最長沒有超出五百年的。五百年以上，只有考古記錄靠得住，其他的都是跟政治宣傳材料沒有很明顯區別的朝廷記錄，脚下全是空的。但是你要說教會法是什麽的話，那麽每一個教區的歷史，像荷蘭是日耳曼法和羅馬法混合的地方，它有濃厚的習慣法成分（但是十六世紀以後它的法學走的是羅馬法的路），那麽它所引用的先例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教會檔案支撑起來的，包括教會的檔案和封建領地的檔案。封建領地的檔案就是，好人菲利普公爵(Philip the Good)嫁女兒的那個時代，根特的各行會是怎麽交稅的，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先例。諾曼底公爵領地的議會跟法國國王談判的時候，依據的就是這些先例，“我們可以加入法蘭西王國，但是本國的習慣法不變”，就是這些東西，這些就是習慣法的來源。如果發生了糾紛，就會有長老說，我們自古以來是怎麽樣說的，以前的教區記錄是怎麽樣的。領地和教區處理各種具體事務，包括麥收時節該有多少麥子用來做成啤酒，先例應該是怎麽樣的，饑荒時節的福利麵包是怎麽賣的，這些東西都是有各式各樣的先例在的。

[00:11:45]這些東西，如果按照我剛才說的中國基督教徒的看法，那肯定是屬世的，這些東西你TMD都不該管，應該是由中央領導管了以後你閉著眼睛接受。但是這些事情是西歐中世紀以來的教會自古以來就一直都管的事情，這是他們組織度的根本來源。他們在管的時候要管很多純屬實際利益的事情，你怎麽也不能說這是跟你的靈魂得救有極其密切關係的純屬宗教性的事情。這些事情就是，牧師可不可以結婚，這涉及到他有沒有兒子、他的兒子能不能有封建領地的問題。哪些東西是屬牧師自己的，哪些東西是他爲某某教會服務、是教會給他的。還有某些教堂，哪些教堂是教區給他的，哪些是某一位有錢的爵爺樂施好善給他捐的。這些不同的教堂和不同的教區住宅，包括牧師晚餐桌上的啤酒和葡萄酒，都有不同的來源。比如說，麥酒是本教區的教民給他的，葡萄酒是根特伯爵送給他的，這兩種酒的地位不一樣。他要請客的話，請了不同的客人，請他喝哪一種酒，都是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的。他餐桌上當零食吃的葡萄來自于不同的葡萄園，有的葡萄園是由神聖羅馬皇帝做太上皇，另一個地方的葡萄園是由英國國王做太上皇，第三個葡萄園又是由法國國王做太上皇。各自的賦役和出錢出力的歷史傳統都不一樣，這就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法律博弈。

[00:13:20]西歐基督教會的組織度就是這樣搞出來的。你可能是一個鄉村牧師，但是你如果在一個鄉村連續待幾十年的話，你必定會一天到晚都在處理這方面的先例。跟你打交道的人有伯爵夫人的嫡長子，有伯爵跟本地的其他什麽女人生下的私生子，有法律地位不同的各種大地主、二地主、三地主，以不同條件的永租、短租、長租的各種名義。他們各有自己的源遠流長、非常複雜的法律權利，而你這個教會牧師要替他們排憂解難。他們鬧出什麽糾紛來，小糾紛差不多就是道德問題，應該怎麽辦？鄉下最有學問的人就是你這個牧師，我首先來問一問你。他問一問你、你給他提建議這件事情，要麽不是强制性的，要麽介于强制和非强制之間。你拍著腦袋拿出來的東西或者你按照本地的先例拿出來的東西，有的東西顯得太古怪了，本地先例顯得好像有點不大公平，特別是對弱勢團體不太公平的時候，你就要拍拍腦袋：雖然按照本地的習慣法應該這樣，但是按照天理良心，我覺得這樣做才公平。但是我不能說是我認爲這樣是公平的，那麽我得找一個天理良心的理由，這個理由很可能就來自于聖經。我要在聖經上找一段，聖保羅或者耶穌本人在什麽什麽地方說過什麽什麽話，跟目前的情况好像很有點相似之處。然後我就比喻一下，覺得按照天理良心，這一回不按習慣，我衡平一下，我這麽樣判，你看合適不合適。衡平法的起源就是這樣。普通法源于習慣法，衡平法源于天理良心，所以宗教方面的影響更大一些。就是這樣反反復複，細枝末節，每一樣都牽涉到具體利益的博弈，造就了小共同體的强大，包括西歐基督教會的强大。

[00:15:10]至于白左現在講究的愛與和平，照我看來，跟許多右狗的學說不一樣，那根本不是什麽理論家說的話，而是組織度退化造成的，是因爲現代提出這些理論的那些教會變成了不管事的教會。他跟任何人的具體利益都不發生關係了，大家有什麽疑難問題也不來找他了，因此他老人家一天閑著沒事，就只有搞抽象的東西，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淪陷區居民的習慣說法就是搞假大空的東西。假大空的東西跟任何人的具體利益都不一樣。愛與和平愛與和平，那麽怎麽叫做愛與和平呢？具體問題，什麽叫愛與和平？那麽你拿出來的就是一些誇張的表演性的東西，跟任何具體的人都沒關係。而且，這樣做連奧威爾和休謨所說的文風都改了。它會製造出一大堆：A，無主句，整個句子沒有主語；B，有主語，但是主語沒有具體的指代，它可以指任何人，也可以不指任何人。任何人如果神經過敏的話，都可以說這是在說我；任何人如果神經不過敏的話，都可以覺得這事幹我屁事。這個東西的組織度爲零。

基督教本来就是在政治逼害的环境建立的，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反极权的代表， 可以说和政治息息相关。 当权者惧怕的是耶稣那套平等,民主自由的理论，颠覆了社会上贫富的差距，高低的地位。
（路六20-26）天国里，上主「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耶稣教导信徒要彼此谦卑服事，改变了由上而下的权力体制。耶稣在被捕受审前的一刻，便对门徒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路廿二25-27）他亲自示范了领导的真正意义，就是成为他人的仆人。 

还有反帝制（路一52-53）耶稣以天国的远象向地上的帝国宣战。 习帝光看着句就坐不稳了。

我看这大妈的回答，虽然有偏差，但是大方向上没有问题：基督徒确实不应该热心于政治,因为基督徒在地上只是客旅，对一切地上的政权既没必要支持，也没必要反对。

为某大大祷告，这是经上鼓励的（提摩太前书）

至于耶稣叫门徒买刀那段，不能单看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路加福音 22:35-38 和合本)

显然，耶稣的意思是他之后要受难升天，以后门徒需要自己预备和惊醒。而门徒明显会错了意，以为要去闹革命，所以耶稣才说：“够了”（不要再往下说了, 如果是闹革命，两把刀肯定不够，对吧？）

至于对秋雨和香港教会的评价就是大妈有偏差的部分了，毕竟圣经上写的很明白了，基督徒遭恨受迫害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世人恨耶稣罢了

宗教其实是讲的人的生存常识，举个例子七宗罪没有一个是人正常的状态，所以，宗教信仰所处的层面实际上要高于政治。也因此，政治不得进入教育学院进行宣传，而教会直接就可以开学校。

我个人基本就这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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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觉得，田园基督徒重视《罗马书》胜过福音书，尤其是年龄层比较大的家庭教会。反而是比较年轻的基督徒们（或教会、团契）能聊得起政治，这一部分人被学校压迫的力度比较强，而且相对能接受新的思想。

我家人也是信基督教的，知道基督教被中共打壓，他們說：「當然啦，這和法輪功一樣呀，怕你搞事」我問他們覺得共產黨過分不，他們回我一句：「中國是沒有人權的，經濟才能發展得那麼快，不然像現在的香港，這麼多暴徒搞事嗎？」
突然想起成龍那句話「中國人是需要管的」他們差不多就是這種心態

中国特色的教会与斯大林统治下的东正教会有的一拼，其脑袋清醒程度比法轮功差远啦。

其实窝佬之前接触过的田园地下教会成员。
嘴上虽然说着

窝们这其实是完全合法的呀，窝们并没有违法~
国家现在不理解窝们，以为窝们是要革命，其实完全不是的！
窝们是很和平的信仰！

但是当窝佬指出

所谓的没有违法，其实是你不谋求暴乱推翻共产党，你愿意当个顺民。
而不是说你完全遵守了所有的宗教管理法。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遵守了宗教管理条例肯定就违反了圣经，而且宗教管理法的目的就是摧毁所有信仰。
你连这都不承认吗？

然后大家就会相互表示理解。

我也是基督徒，一直在墙外移民了！圣经确实教导每一位基督徒”在上有权柄的，无不出于神”！ 要尊重顺服执政的掌权的! 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抗拒掌权的，将自取刑罚！”.
我们基督徒也一直尊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督徒应该拥护尊重政府，不应该有过激的暴力行为! 这也为中国基督徒在墙内更好地保护自己，不与政府为敌！
不过另外一方面，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人“，那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不存在什么特权，权贵阶层。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连习近平，王祁山等中央领导也是罪人！ 人人都有一死！ 所以跟共产党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在上帝的眼里，人人都是祂的儿女，是最宝贵的，不是什么圈养的猪！韭菜！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基督徒是最不相信共产党马列主义的！ 是最觉醒的那一批人！但不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也希望只有福音能救中国！中国人人都能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个人救主！ 改变中国人的灵魂和思想道德！
美国不就是以基督教立国吗？只有上帝的祝福下，才造就了当今世界最强大富强，最民主自由的美国！

主要是被CCP思想污染了 現在的他們是有苦難掩 和文革時代沒啥區別 CCP一股腦的迫害宗教 想與天斗 典型的傻逼一個 為啥 我們拭目以待

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是很有问题的，所谓吃喝玩乐秀自拍，爱国爱党骂香港。

拉倒吧，美国总统就职宣誓都手按圣经，啥不干预政治。。。 宗教信徒是人民 人民也要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他这种人怕是中国特色基督教哦

如果对基督教历史有所了解，你就不会觉得基督教参与世俗政治是一件好事，对任何人都不是好事。这最终不过是巩固了“基督教领袖”的地位、却是抹黑了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世俗政治是上层内部的妥协和上层对下层的统治，而跟从耶稣基督却是在于对真理的持守和持守真理者之间的平等。当基督教参与世俗政治，就成了一个四不像：成功上位的“基督教领袖”们用内部妥协过的“真理”来“教化”无知民众、以权力来镇压任何反对的声音、无论是比他们更宽松的还是更严格的。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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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畢竟在中國，解放神學、黑人神學、公共神學（例如54運動流行的社會福音神學，和三自神學對立）和政治神學是屬於被禁的一類，你衹有用一些隱蔽的途徑（網購電子書）或者去大城市内的英文書店才可以買到莫爾特曼、尼布爾這些政治神學家的書籍。據我所知，一般衹有做學術的大陸年輕一代基督徒才有可能接觸。

另外莫氏認爲就算在天國，政治也依然存在。神學同理，也不會和政治分離。

黑人神學和解放神學其實是比較相似的神學，衹不過在不同語境有不同的解釋。值得一提的是，黑人神學并不反對暴力對抗壓迫者。

「如果沒有上帝，人們也許會容忍暴力和不義，因為世上的事情就是那樣的。然而如果有上帝，而這位上帝是公義的，那麼人們就不能再予以容忍了。那麼人們就絕不能以不義為平常，乃必須合力斥之拒之。」
                                                                                            

                                                                     -----------莫爾特曼《公義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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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允許進入中國的宗教都經過在地化，自然與廣大人民性情相同。

我实在没见过如这般描述的基督徒，大多数都是做好自己，同时祷告，有一些自己身体力行传福音。历史上基督教被打压迫害很多，基督徒，甚至其他教的信徒，之所以能最终胜出，靠的不是直接参与政治来反抗，而是尽力传教，还要多生养。这样，当社会给基督徒足够的自由时，教会也仍然不会参与政治，但因为人口比例改变了，社会自然受信仰的约束。没必要指责个别教徒，总体而言，如果目前中国突然民主化了，这个群体是最能运行好民主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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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朱践耳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760023
此人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

他45年才加入中共，国共内战，他都在文工团，懂得狡猾地明哲保身。
选择亲共我认为一是他崇拜聂耳。二是他也有通过亲共，获得去苏联进修提高的机会。
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试图通过体制获得留学机会在过去是非常正常的路径。

后来他的愿望成真，1955年公派去苏联。进入著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不过之后没几年就遇到了中苏关系恶化。他学了5年之后于1960年回国。虽然在苏联他躲过了大跃进，不过没有躲过大饥荒和文革。

回国后，这个费拉第一感受到中国原始社会主义的铁拳，他的创作几乎停止，在苏联他可以能写交响乐的，结果回国之后，只能写写小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这期间创作的。

他认为，从1960年到1978年是十八年断层（包括前六年的迷途，中间十年的荒唐压抑，后两年的反思），不仅毁了他的“交响梦”，也使“革命梦”被扭曲和变质。

文革后，他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相对自由的氛围，让他也重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
比如他创作过一部缅怀张志新的交响乐：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上海交响乐团 陈燮阳指挥

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中共是个什么货色。把子女送出国，但是自己留在中国赚大钱，也说明他是个很典型的骑墙派，与利己主义者。如同当年很多贪官一样，自己在国内赚钱，子女出国享福。反正我死后哪管中国洪水滔天的那种。

纵观他一生，他都是能躲就躲，从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偶尔有自由的环境，才敢于表达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人生根本目标还是无产阶级费拉那种无脑赚钱，精致利己而已。

他幸运地在2017年去世，但是他的夫人和子女终究没有躲过社会主义的铁拳。我相信他若是活着，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有的时候，费拉们得想明白一点，当你永远选择那条看起来即容易，又光明的道路时，你得看看这条路是谁修的，若是修路的人来自于原始文明，那么你还是离这条路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