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哪些努力，让非中国人帮助反共?

本人几个不成熟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发那些诸如共产党怎么镇压民众或者六四文革杀了多少人的那些东西对于外国普通人来讲应该都是不痛不痒的，得把问题变成种族清洗并且跟他们印象中对于纳粹德国有部分重叠才方便挑起他们的情绪来

目前来讲最好的突破口就是新疆的集中营问题，幸存者在海外发声也有利于塑造一种“纳粹中国”的观感。



我个人觉得国内那些英语好的人可以把国内一些主流网站的反维族人的小粉红言论翻译成英文发到reddit和4chan之类的国外论坛，至少能让一些平时反纳粹不反共的海外网民产生一种观感就是中国现在处在纳粹时期。
弄一些介绍新疆政策的短视频上传到YouTube。
也可以弄个介绍新疆政策的傻瓜包帖子，帖子内容加点煽情元素并且把那些资料库里的部分人名和故事放在里面，传播效果我想更加好
不过要注意，词汇上要使用“维族人集中营”而不是“教育营”


除此之外通过网络形式，可以在海外流亡维族人和国外人权团体中牵线搭桥形成互动关系，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手段

最重要的就是搜集国内社交网站上那些五毛粉红散发的对美国，对日本，对韩国，对香港，对台湾，对新疆，对西藏，。。。。。。对“反华势力”的谩骂和攻击的言论，图片配上翻译，最好是多国文字，在网络上广传分享。有能力也可以搞一个聚合网站保存这些东西，就取名叫“Cyber Boxer Rebelion”(网络义和团)就好

尽管新疆的事件对共产党的声誉有所打击，但据我来看去年对中共威胁最大的人并非人权活动者，而是川普团队当中对华贸易的鹰派——纳瓦罗、莱特希泽等，这些人的主张比如结构性改变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和国家型重商主义，盯紧了中共的钱袋子，这可比人权活动家威胁性要大多了。
因此我觉得在4chan上发一些中国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或者低人权优势之类的东西，明显更容易获得自由世界的支持，要知道不反共你的邻居、你的家人明天就失业了那你还不坚决抵制共产党？

普通人能做的有限，你去youtube、twitter、reddit上发反共宣传，就算文章写得再好，有多少人看？更别说外国人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根本接触不到

最容易出实际效果的是在电子产品之类的论坛上向外国网友科普中国的网络监控现状，说服他们不要购买中国企业尤其是华为、中兴这种政府背景企业生产的商品，如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设备等等

有外国朋友私下里可以多聊一些，渲染得生动夸张一些，俗话说坏事传千里，他们有了你这里拿到的一手消息，有机会自然会扩散到自己的朋友圈

这还不简单，拉仇恨啊！
去海外玩战狼式碰瓷，宣扬中共威胁论，爆料西域种族大屠杀，鼓吹自古以来全世界。
总之就是让每一个外国人感觉到中国坏透了，而且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也正在行动中，让每一个外国人感受到切实的危险。现在美国人就是感受到了这样的危险，有心人去海外大论坛上弄点中共永远无法说清的谣言、上高级黑或是玩低级红，一定要以貌似无意间暴露你就是五毛大军中的一员带着任务来外宣，威胁恐吓外国人

反对大炮任志强的答案。

首先非中国人并不单单包含穆斯林。

其二，"非中国人" 的确不是你爸，就好比不可能指望单凭美国去解救
被中共奴役的百姓， 但是共产党的恶行
本该被曝光让更多  "非中国人" 知道， 使其化为一种道德力量站在道德高地上
使所有知道真相者都能成为潜在的反共者， 
而不说一定要道德绑架他人或者强迫"非中国人"来帮你， 本身就是两码事。

最后，个人对去国外论坛以中国人身份用英语 碰瓷（Trolling) 有保留， 虽然这方法可以
很直接地拉到仇恨引起厌恶和反弹。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政府，或者一个日本人反对安倍政府，他们会中文，在微博上说什么会改变你的认知，说什么可能让你采取实际行动？

我同意@alita的思路，宣传中共国内打压反体制人士那些事作用不大，普通人不会关心。你得说点他们能理解，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让他们有兴趣传播的事实。

华为产品有监控功能、国产手机在打开浏览器时会调用摄像头、即时通讯软件向政府报告用户通讯内容，这类新闻可以让人们对中国软硬件产品的安全性产生疑虑，从而影响这些厂商的销量

警察会随机检查路人手机、加拿大人因报复孟晚舟事件被拘留、中共外宣部门收买外国媒体试图影响选举……这类新闻要积极传播，提高他们对中共侵犯自由和人权的警惕感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得站出来。在自己的社区使用自己的语言向官方要求自己的权利。 民主，自由和司法独立。

起码可以像当年邓小平说的一样 -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是不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我记得内涵段子被下线的时候，年轻人很不满。 在广电总局门口抗议 “di didi" 。 有时候抗议真的就这么简单。 内部得有人站出来，外面的人会自然迎接。

无需暴力，无需站街。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提示就够。比如微信头像变全黑， 向包子的头像洒墨，#NOTMYPM, #不是NMP 。 只要做出某种行为，有一个可以统计的数据即可。当然要在完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

非社会主义和非洲穷逼国家以外的外国人都很反共，亲共的只是觉的中共国的钱好赚，或者中共国的女人好睡罢了。

很简单，把中国人吃狗肉，打压女权，cosplay纳粹，歧视黑人，歧视同性恋，种族屠杀论的言论放到外网，引起外国人反感。(你知道的，这些都是国外禁忌。)

其实我并不指望外国人能够现在关注到中国（东亚大陆）全域。我认为现在还不是进攻共匪的时机。现在外国人能关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这两个欧美势力可以介入）新疆西藏问题（严重关切）已经不错了。现在墙内人可以声援香港台湾，推广翻墙，传播真相让共匪消耗维稳经费维稳人力维稳资源。本人乐见香港反送中争取真普选打成持久战。这样一方面共匪会一直高度紧张消耗大量人力金钱维稳墙内。另一方面台湾和英美会支援香港抗争，甚至美国会制裁中国（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增加失业，制造更多的对中共不满的人）。我觉得这种高压态势共匪一定会有扛不住的时候。到时候说不定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声浪会反杀进大陆例如广东地区？如果大陆也有数百万人上街，甚至成立反对派对抗当局暴力镇压，西方可能会介入。参考北非和叙利亚的革命。

老朽有个建议：首先先做好第一步 完善与扩大墙外通讯交流的平台 例如电报等等

学好英文先？

英文信息世界里来自中国网民的贡献寥寥
比如https://www.politicsforum.org/forum/viewforum.php?f=114
每贴几千近万的点击量，仅有寥寥几个中国ID，
比如https://www.reddit.com/r/chinesepolitics/

再比如正面例子：
https://www.quora.com/Whats-the-Chinese-political-system

孤立（不透明）的中国网络环境和政治下拉拢外国有人，作为网民：

学好英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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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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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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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岁静？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27739
岁静在任何朝代都存在。

比如民国的鸳鸯蝴蝶派。
民国那真是大变局的年代了，你追求民主，呼吁民主，社会氛围比今天的轻松得多得多。
那样都尚且有人追求岁静，何况今天呢，（岁静一词的来源，就是张爱玲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而张爱玲长期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

很多文化决定论者，或者反中国文化者，都认为岁静是中国人自私无情，对于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表现。

也就是他们理解的岁静，有另一个表现：其他人死活我不管。

这一点上，其实亲中或反中是有极大区别的。
在亲中的人解读中，岁静并不是他人死活我不想管，而是我管不了。
岁静的含义是：暴力之下，我只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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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哪种解读，无论是亲中还是反中，都认为：打破岁静，才能启动社会转型。
他们都认为，没有岁静，天下大乱。

只不过，一个认为天下大乱是好事，大乱才能产生变化。另一个认为，天下大乱就是叙利亚，民不聊生，最后还是王朝循环。

我认为，

岁静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产的思想，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是更加野蛮的丛林法则。他们追求利益是毫不留情，并且不惜性命的。
岁静你无论怎么解读，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保全自己。

但是真正的丛林法则中，自身的生命是必要的赌注。因为一个毫无资产的人，生命是唯一可以拿出的筹码。
这使得革命者，必然不会是城市出身的人，而是更有野蛮气息的穷苦之人。

这个问题和下面的一些回答让本大炮很无语，

一个个天真的像幼儿园儿童，而且还是没有毕业的。

“非中国人帮助反共”，

首先，反共是有成本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

你像个巨婴一样，嘴巴一张，别人把好吃的送到你嘴边？做梦吧你，

“非中国人”是你爸，还是你妈？还是你爷爷奶奶？你受委屈了，就得来帮你？还是人家是雷锋？

还有一厢情愿认为“非中国人”一个个道德高尚，没有私心（恐怕自己都做不到），都是无偿的解放军，自带干粮来拯救你，然后坐享其成，

真是呵呵呵了，都是成年人了，脑子再蠢，按常理也不应该有这种妄想了。。。

还有某些人，蠢的无以复加，竟然指望穆斯林来拯救自己，脑残片吃多了吧，

首先，穆斯林是蠢，过不了多久，美国欧洲的白左转向了，会被打的屎都不剩，而且新疆“集中营”搞了好几年了，10多亿穆斯林，有没有那个出来吭一声，

其次，穆斯林是坏，一些傻子的大脑里以为穆斯林搞恐怖袭击，恶心中共，就是盟友，呵呵呵，穆斯林壮大起来，第一个杀的就是你们卡菲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