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雍正是一个僭主?
阿姨在十大罪人系列中评价雍正有一句话:“雍正按照满洲八旗联盟的规矩是一个僭主,当然这事康熙皇帝也有责任,宫廷纠纷的事情就不详细说了”
根据阿姨的观点,满洲人在雍正以前基本保有完整的蛮族传统,统治形式更多依靠满洲贵族、蒙古贵族和西南边陲土司的习惯法,具有强烈的殖民者特征,这也保证了满蒙统治阶层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战斗力。但雍正由于自身合法性不足(不是说他是篡位,他的继位应该是康熙本人的意思,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在中央废除了满蒙贵族参政议政的制度,在地方推行流官代替土司,导致的结果是他本人的权力空前稳固强大,但统治阶层却失去了原本的殖民者色彩,迅速地费拉化,战斗力也迅速退化,到了同光年代遇到外患,僧格林沁等人率领满蒙精锐御敌时竟连没碰过女人的孩子都拉上前线,可见核心统治集团的萎缩程度何其惊人。
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阿姨对雍正的评价?
根据阿姨的观点,满洲人在雍正以前基本保有完整的蛮族传统,统治形式更多依靠满洲贵族、蒙古贵族和西南边陲土司的习惯法,具有强烈的殖民者特征,这也保证了满蒙统治阶层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战斗力。但雍正由于自身合法性不足(不是说他是篡位,他的继位应该是康熙本人的意思,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在中央废除了满蒙贵族参政议政的制度,在地方推行流官代替土司,导致的结果是他本人的权力空前稳固强大,但统治阶层却失去了原本的殖民者色彩,迅速地费拉化,战斗力也迅速退化,到了同光年代遇到外患,僧格林沁等人率领满蒙精锐御敌时竟连没碰过女人的孩子都拉上前线,可见核心统治集团的萎缩程度何其惊人。
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阿姨对雍正的评价?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部落政治转向僭主制度,都是这么过来的。
缘起性空 不可执着。
说满洲腐败就好像说共产党腐败了一样,好像他们可以不腐败。
其实不腐败和腐败都是表象。
就说努尔哈赤吧,在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看来,他们是投靠明果消除异己的满奸。努尔哈赤杀死他兄弟,已经腐败了。已经走向僭主了。
大家都怀念更早的年代,好像是一个接一个的某个人破坏了美好的旧时代。夸大了个人的意志。
好像汉武帝真的可以恢复东周形势?他没那么做,就是他的罪?我觉得這觀點值得商榷。
我觉得汉武帝只很大程度上是个收割者,不是秦制度大统一形势的缔造者。
现在看是罪人,当时看可能是好人。
现在看联邦党人是好人,将来看联邦党人可能是诸美十大罪人之首。
缘起性空 不可执着。
说满洲腐败就好像说共产党腐败了一样,好像他们可以不腐败。
其实不腐败和腐败都是表象。
就说努尔哈赤吧,在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看来,他们是投靠明果消除异己的满奸。努尔哈赤杀死他兄弟,已经腐败了。已经走向僭主了。
大家都怀念更早的年代,好像是一个接一个的某个人破坏了美好的旧时代。夸大了个人的意志。
好像汉武帝真的可以恢复东周形势?他没那么做,就是他的罪?我觉得這觀點值得商榷。
我觉得汉武帝只很大程度上是个收割者,不是秦制度大统一形势的缔造者。
现在看是罪人,当时看可能是好人。
现在看联邦党人是好人,将来看联邦党人可能是诸美十大罪人之首。
八旗的战斗力在吴三桂那个时候就不行了,满洲帝国在中亚经略主要依靠在东北渔猎的索伦人。索伦人从康熙到乾隆一直被帝国征用南征北战,从新疆打到缅甸,还全军覆没了好多次。人家那才叫“没见过女人的孩子都上战场”。同期八旗的战斗力估计连汉人绿营都比不上。
甩锅康熙还差不多,毕竟康熙幼年执政,为了夺回权力扳倒了鳌拜为代表的满洲权贵。雍正只执政了短短13年,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替康熙擦屁股,这锅背的可太冤了。
阿姨那个系列说的比较好的是汉武帝,朱元璋,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四章,其他感觉就是为了凑数强行算上的。
甩锅康熙还差不多,毕竟康熙幼年执政,为了夺回权力扳倒了鳌拜为代表的满洲权贵。雍正只执政了短短13年,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替康熙擦屁股,这锅背的可太冤了。
阿姨那个系列说的比较好的是汉武帝,朱元璋,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四章,其他感觉就是为了凑数强行算上的。

实际从曹魏篡汉开始,基本就是兵强马壮为天子,一直是僭主
康熙雍正代表满清已经彻底东亚化费拉化,从此走上了不可逆的过程,要是封建贵族传统是贵族政治而非君主政治,君主大汗大多是一个统战性质的尊位,但是一旦入住中原,皇帝就变成了统领一切的唯一人选。雍正设立军机处,东亚历史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彻底终结。给原先还有点分权的东亚体制再一次加速。
诸夏十大罪人之雍正帝
乾隆皇帝有封建皇帝的合法性和自信心,雍正皇帝则有一个僭主和篡位者的不自信。不自信的结果就是,他疯狂地破坏满洲的习惯法,尽可能地使满洲人腐化堕落,以至于乾隆皇帝想要开倒车都扭不回来。
诸夏的第八位罪人就是雍正皇帝。满洲人征服明国,从性质上讲是一种类似于大英帝国征服前察合台汗国的莫卧儿殖民地的类似行动。东亚和东南亚的各省,就是明国的十八省,过去是殖民地,现在还是殖民地,只不过殖民地换了主人,就像印度的各殖民地从蒙古人和察合台人手里面落到英国人手中一样。但是满洲人有一点跟英国人是不一样的:英国人是由东印度公司和其他法团断断续续以多中心方式进行征服的,而满洲人是在一帮在北京城依靠大运河为生的、以吴越人和山东人为核心的士大夫的邀请之下南下的。他们南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大运河、运粮河这条经济孔道,能够得到吴越的粮食,因为没有这些粮食,北京城的所有人,包括士大夫和依靠士大夫养活的各种消费性产业,就要全城集体饿死。
满洲人有一部分是为了贪图北京人的金银财宝。战利品这玩意儿对于蛮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争和战争法跟战利品有直接的关系。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获得战利品和战利品的分配是习惯法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当年寇准他们跟辽国萧太后他们议和的时候就非常强调,我们可以腐化你们。照你们的规矩就是,勇士自己抢,自己分战利品,像克洛维国王时代的法兰克人一样;现在我们整批地送财宝给你,全都给你萧太后一个人,你觉得爽不爽。这其实就是一种贿赂。给了萧太后一个人,就在辽国的宪法结构当中大大地加强了宫廷的势力,同时削弱了武士贵族的势力。而洪承畴这批带路党发挥的作用比这更胜一筹。
满洲人已经南下抢了好几拨了,每一次战利品都不少。比如说,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后来留下的材料中就显示,努尔哈赤跟她生气的时候,无论生气得有道理没道理,就像是夫妻吵架的时候那样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我给了你多少多少东西,你看,我给了你多少珍珠,多少宝石,还有多少多少绸缎,这些绸缎除了朝鲜人上贡的,一般都是我南下抢来的那些战利品。你拿了我这么多好衣服好绸缎,你竟然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是我居然还拿你没有办法。对别人我是有办法的,我到底是大汗呀;但是你毕竟是我老婆呀,我虽然这么样生气,但是还是拿你没有办法。”说了半天以后,就像是唐太宗他老人家要废立太子的时候,简直是仰天痛哭,家务事是谁都没有办法的,碰上别人还可以杀,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那就是皇帝本人也没有办法了。当然这是次要问题,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显示出了满洲人的战利品机制。
洪承畴他们在李自成入京以后,就跟摄政王和刚刚重新组织了一遍摄政团的满洲贵族报告说:“现在北京城的大批金银财宝落到了李自成他老人家手里面。他像一个地道的无产者一样,正在拷打这些士大夫,逼着他们把财宝交出来。如果我们把李自成赶走了,把这批财宝送到满洲人的手里面,那么可比以前好几次辛辛苦苦南下得到的钱要多得多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划算?”摄政王和各位贵族商量了一下以后觉得好像是很划算,又跟朝鲜人、蒙古人和其他各国的使节商量了一下,觉得可以派出一批照现在的说法是满洲皇帝领导下的多国部队,以人道援助和保卫正统政府为光明堂皇的大义名分,就是说,我们是替崇祯皇帝报仇来的,是为了镇压万恶的流寇和抢劫犯来的,不提我们另外还有一点自私的动机,用这种方式南下。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落入了士大夫的圈套,因为金银财宝是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而北京城有那么一大拨嗷嗷待哺的士大夫和居民,满洲人一旦进了城,就面临着一个不能够随随便便抛弃投降你的被保护人的封建伦理问题,尤其是你已经拿了被保护人的钱。这个逻辑就像萨拉丁苏丹曾经对十字军执行的那种做法,如果你的客人在你的帐篷里面喝了水,你就不能再杀他了。按照阿拉伯人的部落和封建伦理来说的话,东道主好客是理所当然的。你杀敌人、抢敌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请了某个人来你家里面做客而他居然死在你家里面了,你这个当主人的是丢人丢透了,因为你简直就没资格做勇士了。
勇士是什么?勇士就是在战场上都能够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从敌人手里面抢到战利品的人。你自己家里面该比战场上安全得多了吧,如果你连你自己家里面的安全都维护不了,谁能相信你在战场上能为你自己的老婆、你自己的情人和跟着你走的封建侍从捞到战利品呢?你的名誉算是丢光了。以后你作为一个封建骑士的领袖,你简直是没有办法见人了。当然,如果他本身就是被你下毒杀害的人,那你就更加丢人了。你应该在战场上杀掉他,而你在战场上杀不了他,偷偷给他下毒,趁他信任你的机会给他下毒,那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封建骑士。所以无论他是怎么死的,你要么就不请他,要请了他,你千万不能让他死在你自己家里面。客人死在主人的家里面,或者客人在主人的家里面吃不饱饭,在世界上所有蛮族的封建伦理当中都是十二分丢人的事情。所以就有被俘的跟萨拉丁有仇的十字军骑士就想向萨拉丁讨一口水喝,如果萨拉丁给了他这一口水喝,他就可以说,照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习惯法,他是萨拉丁的客人,以后萨拉丁再杀他那就是萨拉丁道义有亏,不配做一个封建武士了。
所有的封建伦理都有诸如此类的做法,总之封建伦理是一种对等而不平等的契约,它根本上就是建立在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默契的关系上,有没有成文的规定还是只有双方习惯的规定是差不多的。你要做一个武士的头领,你的面子是丢不起的。你不能让世界各地的吟游歌手说,你已经保护了某个人,然后这个人又死于非命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保护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封建领主是什么人?凡是从封建领主和部落酋长起家的君主,他的统治权的根本要素就是保护能力。别人之所以服我,就是因为我有能力保护谁谁谁。如果我没有答应保护他就算了,我答应保护了他、然后他又莫名其妙地在我的保护之下死了,那么我是有义务为他复仇的。如果复不了仇,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就说明我的保护能力是假的,那么手下跟着我走的武士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跟着我走也不应该跟着我走了,这个面子是输不起的。
我可以杀人如麻,但是要看杀在什么地方。杀敌人,杀得越多越好,杀得越多越说明我作为武士的能力强;但是被我保护的人或者是我的徒弟被杀了而我不能报复的话,恰好相反,死的人越多说明我的能力越差,我以后就再也没有面子了。没有面子就意味着没有徒子徒孙,没有徒子徒孙就意味着我出征打猎或打仗的时候我手下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就意味着我得到的战利品很少,战利品很少,我以后再招徒弟和武士招到的人就更少。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开始以后就整个完蛋了,我宁可死也不能出这种事情。如果我死在战场上,照封建武士的伦理来说我不是没有面子,我的儿子、我的义子或者我的继承人不会因此而损失声誉,不损失声誉就是说以后的战利品也不会损失;但是我如果临阵逃脱了或者是做了相当于临阵逃脱的事情,也就是说让自己的被保护人死了而不能报复的话,我的面子就丢了,以后以上的恶性循环就会发生了。
满洲人一旦进了北京城,而且从前明的宫殿和士大夫手中拿到了这批金银财宝,他们就等于是,按照封建伦理,至少是在他们的朝鲜和蒙古附庸的眼前,他们已经接受了被保护者的效忠,就好像是封建时代的师傅接到了学徒送的那批礼物,或者是孔老夫子从门徒手里面收了那些肉干。孔老夫子是可以不收这个肉干的,但是收了肉干就是说他承认送肉干的人是他的门徒了。如果教不好这个门徒,那是孔老夫子丢脸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你收了这批钱以后,如果这些人死在你的手下的话,你的名誉就要丢掉。然后他们才发现,你只要拿下了北京城,你就有必要把苏州城拿下,因为没有苏州,北京就要饿死。所以,这笔金银财宝不是白拿的。蛮族头脑简单或者说叫做心思淳朴,上了这个钩以后就没有办法了,除了硬着头皮下江南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不是像英国人那样,通过无数次具体的讨债行动或者其他经济纠纷稀里糊涂地就变成了半个印度的主人,而是一下子就被整个拖进去了,把十八省整个给拿下了。
但是,他们作为蛮族的本能还是存在的。作为殖民者,他们并不像是十八省的士大夫那样有一套稀里糊涂的忠义观念,就是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我们只能有单向度的契约关系,不可能有封建式的那种复杂的多元网络关系。如果你有几个不同的宗族或者是有几套不同的法制,反了反了,不忠不义,无君无父,女人嫁了几个丈夫,你简直是成何体统,丢人丢人。这一套伦理他们是没有的,他们的做法还是像蒙古人和英国人在印度一样,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在苏州,他们就直截了当地接受了当地士大夫给他们献上的田赋记录和户籍名单,按照这个户籍名单和田赋记录,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按照万历年代的户口本给你一股脑地征税的,等于是照抄下了大明律和相关的一系列体制。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跟他们在蒙古用蒙古法是一个道理。成吉思汗的法典,有清一代是始终适用的。如果你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你们部落或者你们领地的习惯法是从成吉思汗或者是从哪一个蒙古领主传下来的,那么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大清皇帝的统治下继续用你的习惯法法典。大清律实际上是大明律的翻版,对你是不适用的。这也是蒙古帝国时代的老规矩以及所有封建蛮族征服者普遍实行的规矩。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征服了叙利亚以后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本来是蛮族,你还用你的习惯法;如果你是顺民,那么对不起,你原先是怎么样纳贡赋的,现在还照例给我们纳贡赋就行了。苏州人得到的就是那种编户齐民的待遇和大明律——那就是比较残酷的法典了。
大明律,杀了人是一定要死的;但是蒙古人的习惯法,杀了人你不一定要死。杀人是双方私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自由的武士。自由的武士被杀了,谁受到损失呢?是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他的义子、他的徒弟、他的侍卫这些人受损失。这是一个私人的集团,没有一个国家说是死了人是我的事情。他们部落这些三亲六戚、这些门徒义子之类的觉得要报仇,很好,那你就去决斗或者战争,决斗和战争只是规模大小的区别;或者你认为,我收一笔赔偿费就可以了,那么私了,收一笔赔偿费。无论是决斗(私人战争)还是赔偿费(照蒙古人的说法就叫烧埋银),反正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你认为“我们武当派的师傅被你们少林派的师傅打死了,我们张三丰张师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要收一百万的烧埋银”,没人管你,只要对方愿意出,对方也认为张三丰张师傅这么NB,就是值一百万,可以的;如果你认为柯镇恶柯师傅只值一百两银子,对方认为出一百两银子也就行了,那也可以的。出价高低是一个秩序出售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像是企业家卖出的货物可以是任何价格。你有定价的自由,但是人家买不买是人家的自由。你定价定高了,人家就是不买,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定的价格必须是别人也愿意买的价格,所以也不是可以随便乱定的。柯镇恶柯师傅的价格一定会比张三丰张师傅要低,因为在武林的秩序输出市场上,张三丰张真人的身价比小小的柯镇恶和江南那几个小侠的身价要大得多,所以小武士的烧埋银一定不会有大武士那么多,但是双方讨价还价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平衡。
最后这些大致的平衡被什么忏悔者爱德华或者诸如此类好事的、认为自己除了武功以外还要有一点文治的君主搜集下来,觉得我老人家跟别的骑士不一样,我还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我还有一帮会写拉丁文的秘书呢,我就要把这些习惯法收录成册写下来。于是后人就会看到,日耳曼人的伯爵被打死了,可以收多少多少烧埋银;如果是普通武士或者男爵被打死了,赔偿金要少一些;国王被打死了,赔偿又是多少多少。蒙古人的习惯法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有各种烧埋银。烧埋银不是一定会解决问题的,也有和解不了、私了不了的。徒弟就是要为张师傅或者柯师傅报仇,你这点钱我看不在眼里,我要跟你私斗,打上几十年几百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记住,死的是你自己部落的人,是你的酋长和你的师傅,可不是成吉思汗的酋长和师傅,战争、杀人这件事情是私人之间的事务。
但是宋国臣民和明国臣民就不一样了。编户齐民,他是谁的人呢?他不是他老婆的人,而是皇帝他老人家的人。大宋的臣民和大明的臣民死了以后,他老婆、他徒弟和他儿子无权私了,这是国家事务,所以理论上讲要杀人抵命的。大明律当然就是这样的。大清律把“大明律”改了一个字,改叫“大清律”,就像他们把“大明门”给改成“大清门”一样,适用于编户齐民。也就是说,蒙古殖民者像满洲殖民者一样,他们本来是只认习惯法的,但是你们明国臣民和宋国臣民自己虐待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用了一套比蒙古武士、日耳曼武士残酷得多的法律来管治自己,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认为你们的人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蒙古的人贵或者内亚各部落的人贵就可以了。你们照样按你们的习惯法好了,我们不用多动脑筋,就把你们的成文法当作习惯法继承下来,变成我们习惯法的一部分,好像是路易斯安那的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会变成普通法、习惯法的一个分支一样。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帝与外蒙古三部和内蒙古四十八旗举行了“多伦诺尔会盟”
普通法是习惯法的一支,不是唯一的习惯法。阿拉伯人的沙里亚法、蒙古人的大扎撒和各种日耳曼法、印第安法,它们都是习惯法。习惯法吸纳成文法,就是这么吸纳的。他们不能理解成文法的基本精神是官僚管治,而是把成文法也当成习惯法的一部分。在他们心目中,你们大概就是一批比较有病、热爱SM的贱人,但是这又干我们屁事?你们就这么干好了。后来英国人到了上海也是这样的,我们大英国人的习惯法是普通法,不要以为我们会接受你们那套打板子、打屁股的荒谬做法,但是你们清国臣民觉得自己打板子很好的话,我们把你们的人打发回去交给你们的衙门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涉及我们大英臣民的案子,我们非要我们自己的领事和陪审员出来判不可,按照英国法律判,绝对不能受你们那种野蛮的待遇,你们自己人打死了多少干我屁事。蒙古人和满洲人也是这种精神。
当满洲兵碰上其他封建性比较强的团体——例如碰上秦良玉他老人家的土司团体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康熙皇帝就英明地说,我知道你们明国为什么老是跟这些巴蜀利亚、夜郎或者大不列滇的土司头目打仗,因为你们是一帮万恶的僭主,你们不懂得尊重人家封建的习惯法。我们满洲人也是讲封建的,事情很好解决:你们那些编户齐民的流官给我滚开,不要到那里去行贿受贿,不要拿出你们的大明律去折腾;我们满洲皇帝接受这些土司头目的效忠,然后让他们像蒙古各部落一样用自己的习惯法。问题不就立刻解决了吗,天下不就立刻太平了吗?有这些人在那里,谁还敢闹张献忠?我们可以很顺利地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还是英国人在印度的那一套。如果你是孟加拉的顺民,我们就按照顺民的规矩,给你们任命一帮柴明达尔税吏,收你们的税就行了;如果你们是廓尔喀的蛮族,你们本来就是蛮族,那么我可以招你的蛮族头目到我们大英帝国的军队来给我们当差,我们让你们的封建领主按你们的习惯法继续做事,继续生活。如果你们是穆斯林,很简单,你们有没有你们的习惯法头领,有没有你们的教主,有没有你们的教法学家?哦,好像有呢,你们的教法学家叫什么呢?叫阿迦汗亲王,很好,你们叫你们的阿迦汗亲王过来宣誓效忠于女王陛下,然后我们不管了,你们阿迦汗亲王按照你们教派的内部规矩去管理你们的教派,大英帝国犯不着多此一举。因此,英国人用六万人马就可以统治几亿人口的印度。
所以,人数只有几百万的满洲八旗联盟也是只用了区区几万人就把东亚和东南亚的各省都给占住了。当年郑成功下南京的时候,南京的总督说了一声“城大兵单,难于守御”,他老人家守卫南京城的兵有多少呢?一千多人。我说的是真正的满兵是一千多人,其他各种战斗力跟警察差不了多少的明国残留部队——比如说像是马逢知在松江的那些部队不算在内。但是,几千个八旗兵可以镇住几万个杂牌军,然后抵挡住郑成功的几万大军。如果是反清复明的部队或者是李闯王张献忠的残余部队的话,可以顶住几十万人。郑成功的部队是买了欧洲人的先进火器的,所以是特别能打的。能顶得住郑成功的几万大军,用来收拾明国的几十万大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正常情况下,满洲兵几百人可以打掉反清复明的义师几十万人。所以,像荆州城和杭州城这些地方,实质上的满兵、作战的武士只有几百人,加上家属才几千人,就凭这么个规模,把偌大一个大明国治得服服帖帖。
清初周边形势
当然,西南土司人口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武士和战兵其实是仅次于满洲人的。满洲人可以有几十万武士,西南各土司至少有几万人,可能有十几万人。这些人按总人口来算,比苏州府的人口都还不如,更不要说跟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人口比了;但是这些土司在秩序市场上的分量比起明国十八省的编户齐民加起来还要大。英印帝国时期也是这样的,廓尔喀人、拉杰普特人这些蛮族后裔在大英帝国的皇粮名单上占的位置比起几千万孟加拉人还要重。英印帝国是怎么样一个组织呢?几千个英国人和欧洲人,然后再加上几万个蛮族,包括穆斯林的蛮族、廓尔喀人的蛮族、锡克人的蛮族和拉杰普特人的蛮族,总之是各种比较能打、有自组织的人有几万人,凑在一起构成一个人数大概六万。剩下的印度帝国原先的各种顺民,就让这六万人给治得服服帖帖了。
这就是顺治康熙两朝的规矩。按照这种规矩的话,满洲人需要的输出还不算大,还不需要像后来同光年代以后把西丹都给送上。“西丹”是什么?就是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等到僧格林沁、胜保他们出发跟英法联军和太平军打仗的时候,满洲武士就是把自己压箱底的本钱都拿出来了,十四岁的男孩子甚至十二岁的男孩子都拉出来上前线了,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见过女人的男孩子都派出去上前线了,满洲八旗的老本就是这样给吃光的。如果按照顺治康熙年间的殖民的规矩的话,这种事情还不会发生。但是万恶的雍正皇帝一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雍正皇帝,按照八旗联盟的规矩来说是一个僭主。当然这事康熙皇帝也有责任,宫廷纠纷的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顺康年间满洲联盟虽然有皇帝,皇帝也拿了很多easy money,但是封建联盟的旧制还没有完全消灭,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酋长贵族还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满洲人的精华还没有完全流到殖民地去消耗殆尽。这个时期的内亚酋长还比较有国际眼光。例如,夺嫡案——就是各位亲王争皇位、争继承人位置的案件当中,有好几个亲王的密码是用罗马字拼写的,因为他们的顾问当中包括耶稣会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一个业余数学家和业余钢琴家。虽然他自以为很高明,但是照欧洲标准其实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但是这已经很不错了。他是有能耐跟莱布尼茨通信的人。满洲人和内亚人的酋长比较熟悉欧洲文化,就像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比较熟悉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先进医学和天文学一样。后来雍正乾隆以后的满洲皇帝,按照通俗说法就是汉化了。汉化的意思就是东亚化,也就是退化了。就像是娶了波斯女人和印度女人的英国后裔就变成印度人一样,以后他们也就沾染了士大夫的偏见,变成东亚的井底之蛙,以后他们就只会信佛教或者道教,也不会再跟传教士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再用罗马字的密码学了。
雍正皇帝本身在夺嫡斗争中胜出,他时刻感到他自己不合法,因为老皇帝废了太子以后在选定继承人的过程中间改了几次主意,最后能不能够选到雍正头上是不好说的,雍正时刻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需要消灭传统贵族的权力。他像忽必烈一样,感觉到传统贵族很可能会支持其他的王子来反对他,所以他只有把自己变成一个明国皇帝一样的专制君主才能够安全。所以,“八固山合议”——就是相当于蒙古人的忽里勒台贵族会议、相当于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那种贵族会议的最后残余,在雍正一朝被废掉了。而也正是雍正皇帝,把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召来而且予以重用的耶稣会会士和天主教徒统统赶了出去。禁教这件事情是雍正皇帝做的,对满洲帝国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别的不说,康熙一朝满洲帝国造的大炮当中,有超过一半就是由南怀仁督造的。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也是由耶稣会会士用欧洲的先进技术画出来的。大家都知道的天文学那一套,我们现在所谓的国粹农历,当然也是耶稣会会士搞出来的。
康熙时代,在耶稣会教士的参与下,清帝国曾举办过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当时制订过一个精密的编图计划,并于1717年完成《皇舆全览图》的编制。这份地图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更好、更精确
杨光先和穆斯林疯狂地抗议,因为他们把原有的蒙古帝国引入的回回历给废掉了。但是竞争是在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儒家和东亚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发言的资格,就好像是印度的统治权是英国人和蒙古穆斯林之间进行斗争、而孟加拉的土族居民是永远插不上话一样。你不要以为莫卧儿帝国是本土的。英国人是打倒了莫卧儿帝国,但是莫卧儿帝国和他们用的波斯人、乌兹别克人、布哈拉人其实还不是内亚的穆斯林么?从印度人的角度讲,只是一拨蛮族换了另一拨蛮族。满洲帝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康熙顺治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用西洋天文学和西洋的新技术来取代了蒙古人引进的穆斯林的旧技术。但是即使穆斯林的旧技术,相对于明国那些编户齐民和可怜的儒家学者来说的话也已经是足够高档,高档到他们连插话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去反对汤若望和南怀仁。穆斯林的天文学家拿着回回历还可以反对一下,这些儒家连反对的资格都还没有。
当然,这一切随着雍正皇帝而改变了。其他几位阿哥像他们的老皇爷康熙一样,用的是天主教士给他们当顾问;雍正皇帝呢,可怜巴巴的,用了一个佛教的和尚。他事事都学明成祖,连搞阴谋活动都是这样的。像明成祖有个姚广孝一样,他身边也有类似的喇嘛教和佛教的和尚替他出力。所以他胜利了以后恨屋及乌,把天主教士和耶稣会的科学家统统赶了出去,而且严禁在内地传教,所有的清国籍的天主教士都要处死。他消灭贵族会议,消灭封建领主,消灭天主教会,强行推行满洲的东亚化,是因为只有汉化和东亚化以后他才能够罩得住。如果那些内亚人、msl和基督教的势力继续像以前在顺治康熙两朝一样活动,那么他的皇位还是不稳的。
当然,这个政策的附带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鄂尔泰的改土归流。顺治和康熙两帝是比较安全的统治者,他觉得西南土司像蒙古藩王一样,是封建体系的有效补充,就像是英国人认为廓尔喀的蛮族是英印帝国的辅助镇压力量一样,不会觉得这些人有能力威胁到英国人和满洲人;但是雍正皇帝做皇帝的感觉就跟明成祖那些明国皇帝一样,他感到,我只能镇得住可怜兮兮的编户齐民,封建性比较强的力量我全都镇不住,因此不管你是蒙古人、满洲亲王还是西南土司,我都要镇压你们,派鄂尔泰去消灭你们。这样做的结果就自然是,满洲人当中原有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被消灭掉了,原有的封建酋长被消灭掉了,土司头目被消灭掉了,你们统统像鄂尔泰的后裔鄂昌一样,统统学纳兰性德,做汉诗、读四书五经去了,这样一来皇帝就安全了。皇帝安全了,可是帝国就衰落了。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英印帝国用六万人来统治整个印度,你必须像是明国或者像是孔雀王朝那样,用几百万士大夫、几十万公务员和上百万的费拉军队来控制这整个帝国,统治成本急剧上升了。
没有这些土司和领主以后你靠谁呢?你只能依靠林则徐和叶名琛这样的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是什么呢?是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井底之蛙,他们没有见过世面。不像以前的蒙古领主和满洲领主一样,他们就算是没有见过耶稣会士,至少msl天文学家和叙利亚东方教派的教徒这些人当中的名医和天文学家他们是见过的。而林则徐和叶名琛认识谁呢?谁也不认识,他们除了四书五经以外什么也不懂的。这样搞下去的结果就是后来英国人曾经发现过的怪事:像琦善、耆英、伊里布这样的满洲大臣还比较好说话,而林则徐和叶名琛这样的士大夫真是无理可喻,他们坚持说我大清就是天朝上国,而满洲贵族还记得他们跟穆斯林酋长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不讲天朝上国什么的。所以,琦善这些人在贵国的历史书上被写成投降派,而林则徐这些人被写成反帝英雄,这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他手下的那些士大夫也是不高兴他跟俄国人和穆斯林打交道的,但是康熙皇帝根本不鸟他们。他是依靠他的满洲蒙古武士、依靠他的耶稣会士来办事的,你们这些士大夫和你们的顺民算个屁,就像是孟加拉人的顺民在英印帝国中算个屁一样。英国人只要管好了欧洲人还有廓尔喀人这些蛮族,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康熙皇帝跟俄国人签署《尼布楚条约》根本不讲什么天朝上国,一切办得顺顺利利的,跟内亚酋长打交道的时候、跟蒙古人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可以不管士大夫。但是,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就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让伊里布、琦善他们去办。可以说,如果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身边只有伊里布和琦善的话,那么对英国的交涉可以按照以前对俄国交涉的方式进行,大清帝国不至于这么样狼狈不堪;但是因为士大夫在自己的朝廷中的地位看涨,有了林则徐、叶名琛这一帮顽固不化的士大夫,所以皇帝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了。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雍正以后的皇帝像我们通俗所说的那样汉化了、东亚化了,所以他不能像以前作为一个纯粹的殖民者那样自由决策。这件事的关键当然是在于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把事情搞砸了以后,乾隆皇帝一度企图开倒车,企图恢复满洲旧俗,企图恢复弓马习惯,企图恢复满语,还企图将赣越和南粤各地的宗族加以满化,把这些宗族的长老通过普通法学家非常熟悉的那种法律拟制的手段,我硬是要把你假设成为日耳曼习惯法体系里的封建领主,尽管你实际上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主和资本家,我把你搞的经济交易说成是封建意义上的效忠关系,搞一个法律虚拟。乾隆皇帝就很想这样搞,把这些儒家的宗族长老说成是满洲和蒙古的部落酋长,通过这些虚拟的部落酋长去管理他自己的部民。这样的好处就是,比起编户齐民来说,可以省很多公务员。
但是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关键就在于满洲人自身已经被雍正皇帝搞坏了。普通法搞这些法律拟制能够成功,关键当然还是英国人自身没有堕落。英国人自身没有堕落,是因为埃德蒙·伯克能够搞死以黑斯廷斯为代表的那些印度化的英国人,保存了英国普通法和蛮族法的元气。也就是说,英国人把自己的忽必烈和雍正皇帝给搞死了,所以普通法才能够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吸收沙里亚法,吸收儒家习惯法、穆斯林习惯法、印第安习惯法,吸收罗马法和全世界的成文法,继续壮大自己。而经过雍正皇帝折腾以后,满洲人自己都要搞士大夫化,出了很多满洲出身的举人和状元,这一下不得了,这就注定了乾隆皇帝搞的再满洲化只能失败了。
乾隆皇帝企图搞成满洲酋长和蒙古酋长的那些南粤和赣越的宗族长老,最后没有满洲化成功。而他自己满洲老家的那些酋长都变得靠不住了,出了很多自愿要当科举文人的举人,拦都拦不住。而他想要派回满洲垦荒的那些京旗,拿着朝廷给的钱,跑回到黑龙江和吉林以后,把种子卖光以后又跑回到京城里面来看戏了,觉得一天到晚看戏的生活惬意得很。乾隆皇帝气得要死,但是没有办法。乾隆皇帝死了以后,后来的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连这个想法都消失了。最后他们受的皇家教育连原有的满洲传统教育都消失了,以至于在道光和咸丰年间他们已经离不开林则徐和叶名琛这些儒家士大夫了。因此不可避免的,原有的满洲殖民者丧失了殖民者必需的德性,必须让位给新的英国殖民者、法国殖民者和欧洲殖民者了。这就是满洲殖民者消亡的轨迹,这个轨迹的关键就在于雍正一朝。
雍正皇帝之所以做这件事情,跟他的不合法性有很大的关系。比较合法的皇帝有安全感,他会觉得满洲的部落传统和封建习惯法对他没有坏处。像乾隆皇帝虽然是雍正皇帝的儿子,其实汉学的造诣比雍正皇帝高,但是他对满洲习惯法反而比雍正皇帝更亲,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雍正皇帝唯一合适继位的儿子。雍正皇帝虽然搞了一套戏剧性的秘密制定继承人的仪式,其实全都是没有用的。早在雍正皇帝死以前,大家都知道皇位肯定是乾隆皇帝的,因为没有别的男孩子更合适。他就不用像雍正皇帝那样为了得到皇位而各种勾心斗角。所以,乾隆皇帝有安全感,雍正皇帝没有安全感。乾隆皇帝有封建皇帝的合法性和自信心(就跟小孩到成人的过程一样的),雍正皇帝则有一个僭主和篡位者的不自信。不自信的结果就是,他疯狂地破坏满洲的习惯法,尽可能地使满洲人腐化堕落,以至于乾隆皇帝想要开倒车都扭不回来。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一个“Make Manchuria Great Again”的推行者,但是他壮志未酬。所以满洲人就变成我们认识的这个样子了,坐在北京城里面当正邪萎猿,扶也扶不起来。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雍正一朝。
最近在支忽看到個回答,也是類似,商是一眾部落聯合體(民不民主不清楚,大概率是民主的,甚至商王可能是十個大家族當中民主選出來),中期的商王一直謀求擴大權力,帝辛紂王時期是王權高峰,剎帝利扳倒了薩滿巫師(婆羅門)。西周開始很明確有個共和時期(也有說法是共伯和執政),還有周公代政,周人在滅商前,大概也是部落聯合體,最後姬周N-F1998贏出成為周天子,但在此之前也許無明確的核心,羌姜M117和狄人N-F1998是平等的
古羅馬帝國一開始也是元老院執政,最後是凱撒成為獨裁者,其養子屋大維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任羅馬Emperor
前金完顏阿骨打雖為部落酋長,但和其它女真人相比並不特別尊貴。有個笑話,金滅遼後,遼人安排一張華貴的龍椅給太君坐,太君阿骨打說:「南人蠻子忒地小氣,一張椅子怎夠各位兄弟坐?」(南人蠻子指遼人)
法國大革命的左翼民主平等傳統最後也是葬送在獨裁者拿破崙手中,魏瑪共和則亡於希特拉。中共貴族民主元老議政制亡於習包子
古羅馬帝國一開始也是元老院執政,最後是凱撒成為獨裁者,其養子屋大維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任羅馬Emperor
前金完顏阿骨打雖為部落酋長,但和其它女真人相比並不特別尊貴。有個笑話,金滅遼後,遼人安排一張華貴的龍椅給太君坐,太君阿骨打說:「南人蠻子忒地小氣,一張椅子怎夠各位兄弟坐?」(南人蠻子指遼人)
法國大革命的左翼民主平等傳統最後也是葬送在獨裁者拿破崙手中,魏瑪共和則亡於希特拉。中共貴族民主元老議政制亡於習包子
皇帝哪有合法的,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这又是个驳论,因为皇帝本身就代表法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國那個君主不是僭主,好吧...真的有。
「傳說」時代的堯舜。
「傳說」時代的堯舜。

康永乾盛世是江南士大夫馴化滿族蠻族的過程
满洲贵族共治的传统在入关前后就被破坏了,这锅真轮不到入关后的第三代核心负责(江泽民雍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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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那當皇帝(一個負責管所有支豚的大支豚)的支人,那一個不是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