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人大骂美国搞日裔集中营不对，那么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怎么对待本国境内的敌国侨民？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明白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国关系处于“特殊”时期：先是两国“不宣而战”之后，其外交关系迟至1938年1月才断交；随后的两年多时间，则处于“无外交”时期；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予以承认，随后两国建立起了“畸形”的外交关系。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才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而在偷袭珍珠港后的当天，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宣战。）而一直到投降，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过。是的，这是战争史上的奇景：中日交战多年却从未宣战。

中国不对日本宣战（中共在1932年对日宣战，但代表中国的为国民政府）的理由，查阅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如果对日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用品和军用原料输入中国，同时切断我国的海上运输线。

其次，眼看就要到手的德械师装备可能泡汤。（1930年代，中德合作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按照德国的军事训练标准所改编和组建国民革命军，故对其统称为德械师。）中国刚刚利用和德国的友好关系，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整训装备了三到四个德械师，但是到中日开打时，还有大量预定的装备没有到货。

再者，中日双方在对方国内都有大量的侨民，如果宣战，中国没有撤侨和护侨的能力，而日本却有。（此外，由于中国还有英法俄等他国租界，日侨直接进入中立国租界就行了。）



日本之所以不对中国宣战，理由如下：

日本不愿落下侵略的口实。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日军都是伪装中国军队挑衅，它忍无可忍才进行还击的，正所谓师出有名。如果日本率先宣战，相当于告诉国际社会，它在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其次，日本是个资源稀缺型岛国，其军工原料同样需要依赖进口，日本无力承担宣战后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实行禁运或限制。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理由，日本在中国先后扶持多个伪政府，如果对国民政府宣战，岂不是自打嘴巴，自己承认自己扶植的伪政府不是中国真正的政府。当然，还有一个解释，日本从未没把国民政府当作对手。

在了解了中日政府间的大概关系后，我们再来看抗战各个阶段在日华侨的状况。注意我们这里谈的不是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生活相当凄惨），而是二战期间在日本留学，经商或者其他目的留在日本生活的华人。

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发起了“华侨总撤退行动”，绝大部分在日本的留学生及一部分侨民，在中国驻日使领馆的协助下，回到了祖国。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出于各种原因，难以归国，而选择了滞留日本；有些归国华侨，后来又返回了日本。关于战争期间在日本本土的华侨数量，迄今尚存不同的说法。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根据外务省档案考证：1937年6月底，日本本土华侨29280人，至1937年10月，撤退14199人，残留15081人。据汪伪政府侨务委员会主办的《侨务周报》所引用日方的数据：抗战爆发前后，东京华侨人数由7200人剧降至2000人，神户由6000人降至2800人，大阪由3000人降至1700人，横滨由5000人降至2600人，名古屋、京都、福冈、长崎华侨人数，均减少了一半(《华侨概述》，《侨务周报》第13期，1941年1月)。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初期，除东京因留学生集中致滞留华侨较多之外，日本其余各地撤退的华侨，多为一半左右。综上：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本土的华侨人数，大致在2万人左右，多集中在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名古屋、京都、福冈、长崎等地。除留学生外，日本华侨维生之业多为饮食、服装及贸易等行业。



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侨的镇压不断加强。1937年底，日本政府发起了检举所谓国民党间谍的“国民党事件”，各地均有华侨被捕，逮捕人数达326人。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在日华侨被迫转而拥护和依附于日本在华扶植的伪政权。一些激进华侨代表甚至赴靖国神社及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并冲击中国大使馆。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一些侨团组织了庆祝活动。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之后，1941年2月，汪伪驻日“大使馆”正式在东京宣布开张。由于汪伪使领馆系出自伪府，合法性欠缺，在日华侨对其的认同度十分有限。同时，由于领事馆人员不足，经费不敷，自然导致了汪伪领事馆侨务工作的弱化。在日华侨侨团势力得到强化，以商会为代表的在日侨团，掌握了汪伪部分领事馆的外延权力，商会作为侨民与领馆之间的中介，协理侨务。

汪伪使领馆成立后，为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在华侨间发起献金活动，数额渐增、频率日繁。在战争的中后期，作为日本社会弱势群体的日本华侨，其生活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他们求诸汪伪使领馆而不得救助。日本当局不断制造的各种“侨案”和持续发起的各种支援战争的“运动”，更加剧了华侨的生活危机。除献金运动外，当地华侨团体“自愿”发起无偿进行的勤劳服务运动（主要为修理公路、搬运货物、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虽说“自愿”，但牵涉华侨，往往不能拒绝参加。此外，由于日本政府实行战时物资管制政策，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华侨的生产、生活日益雪上加霜。吴清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

1944年年底，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三次强制疏散外侨。曾经用从朝鲜往日本运送大米的回程空船运送华侨到釜山，经朝鲜半岛疏散回国。1945年，长崎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35人罹难。

总体而言，二战期间日本对在本土内的华侨基本没有大规模压迫，但“侨案”和 “运动”此起彼伏，侨民生活水深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