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怎么感觉上面的人都没看过这本书，光是这本书讲了什么都有不少引述错误。
先说我的看法：《文明的冲突》这个框架有蛮强的解释力，但尚不足解释所有问题，必须参考其他解释框架，尤其是历史终结论（西方代议民主+自由主义被证明是现代历史中唯一合理的政体，所以人类的大型对抗消失，或趋于消失）、意识形态二元对抗论（冷战：冷战遗留产物中国、朝鲜、越南）、国家主义（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对我来说，最具说服力的是亨廷顿注意到冷战结束后的认同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认同问题，但冷战时期的认同主要是共产世界还是自由世界。当共产世界垮了以后，自由世界似乎把世界融为一体，但全球化固然一方面促成全球意识，但另一方面它更强化了彼此的差异感。现代的世俗价值对抗（共产对抗自由）消失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反倒会从其他资源寻找自己的认同，最重要的就是宗教（和语言、民族传统）。
亨廷顿虽然是（新）右派，但他老实说比绝大多数搞认同政治（也就是中文世界里常说的白左政治正确）的人更早注意到可能的负面后果。在西方世界大谈认同政治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在回归认同政治，寻找自己的宗教、文化、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根源，现代世俗意识形态的效力已经大幅减弱了。（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全美媒体使用“自由世界”一词的频率稳步骤减，使用“西方”一词的频率稳步上升。
综合其他理由，他很早就认识到伊斯兰世界和中华世界与西方可能发生的对抗，近二十年大抵如此。这也是从现实中考察其框架适用性的案例之一。不过，在中华文明这个例子里，它还是有点太忽略世俗意识形态对某个文化的改造力量，在书里，他悲观预测港台可能会导向中国大陆（但我觉得这里他有一个乐观的假定，就是中国可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政改），而事实大家也看到了。
上面一些引述错误：
1、亨廷顿的文明分类里没有“佛教文明”，原因是它在原生地已消亡，在中日被吸收进当地主流文化。他所举的七大文明如下：中华、日本、伊斯兰、非洲、俄罗斯、拉丁、西方
2、哈萨克斯坦这种例子，在书里面叫做摇摆区、或断层线地带，是某两个、多个文明的边缘地带，受到两个、多个文明的渗透影响，比較有可能发生冲突。
3、经济问题是不是引发严重冲突的原因？这个话题书中也有谈。他的结论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集团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对抗，因为穷国之间也难有互相认同，就算有窮國集團也沒有資源對抗富國。冷战后多数战争发生在穷国之间或是穷国之内。经济决定论顶多可能解释一部分原因而已。
4、中美对抗是不是文明冲突？我认为是，但同时也是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抗。但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完全转向什么五千年文明一类的民族主义，就是亨廷顿所注意到的认同政治发展的明证。
而且我认同下述说法：非西方文化不一定与自由民主体制完全矛盾，但自由民主体制一定只是在西方自主发生的，这是因为其哲学、宗教遗产加上历史作用所促成的，中世纪国王、贵族、教会、自治市权力极为分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的激化，权力分散的现实终于获得自由民主理论的加持，才形成现代民主国家。现代民主体制包含几种特色：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多元主义（权力分散造成的）、代议制（也是权力分散造成的，同时是社会多元主义的体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人权），这些都是欧洲-北美文化的特色
而中国呢，他称之为儒家马克思文化，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方而来的，但这种反西方的西方哲学完全可以用来强化自我认同，就跟苏联一样。加上传统儒家哲学和中华帝国历史的综合作用保留下來一套完全不同的精神結構：完全不区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政府就是公理，统治者自动获得道德合法性（这在主要先秦哲学都有这个假定，所以才称他们为“圣人”）；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是一体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相同（天-皇帝-各地包青天地方官）；平均主义（秦政消灭封建采郡县以后中国的大方向就是这样，宋朝以后贵族完全消失，只有皇帝-老百姓二元结构）；既然是二元结构，屁民都是一样的，皇帝当然就代表了他们，是天意，不需要什麼代議機構；集体主义（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方法）。所以中国历史经验和泛儒家的精神结构对吸收民主制有很大的阻碍。
那为什么日本、韩国、港台能够有民主制呢？首先，再說一次，以上价值体系不一定是跟民主制完全矛盾的，在实际操作上只有部分矛盾。自由民主制在歐美生根發芽也不代表它就不是普遍主義的，這就像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發源於亞洲，但可以傳播到全世界是同一個道理，因為它對人性提出了更好的解釋。但是，这些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是在西方文明极为强大的影响下才这样做的，也就是没有美国，它们不一定会民主化。而美國的強大影響還會時不時引來西方帝國主義的抱怨。
综上，我觉得亨廷顿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全世界终将走向自由民主制（也就是历史终结论），但这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文明的冲突。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二三十年大体上就是两者并用。
先说我的看法：《文明的冲突》这个框架有蛮强的解释力，但尚不足解释所有问题，必须参考其他解释框架，尤其是历史终结论（西方代议民主+自由主义被证明是现代历史中唯一合理的政体，所以人类的大型对抗消失，或趋于消失）、意识形态二元对抗论（冷战：冷战遗留产物中国、朝鲜、越南）、国家主义（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对我来说，最具说服力的是亨廷顿注意到冷战结束后的认同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认同问题，但冷战时期的认同主要是共产世界还是自由世界。当共产世界垮了以后，自由世界似乎把世界融为一体，但全球化固然一方面促成全球意识，但另一方面它更强化了彼此的差异感。现代的世俗价值对抗（共产对抗自由）消失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反倒会从其他资源寻找自己的认同，最重要的就是宗教（和语言、民族传统）。
亨廷顿虽然是（新）右派，但他老实说比绝大多数搞认同政治（也就是中文世界里常说的白左政治正确）的人更早注意到可能的负面后果。在西方世界大谈认同政治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在回归认同政治，寻找自己的宗教、文化、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根源，现代世俗意识形态的效力已经大幅减弱了。（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全美媒体使用“自由世界”一词的频率稳步骤减，使用“西方”一词的频率稳步上升。
综合其他理由，他很早就认识到伊斯兰世界和中华世界与西方可能发生的对抗，近二十年大抵如此。这也是从现实中考察其框架适用性的案例之一。不过，在中华文明这个例子里，它还是有点太忽略世俗意识形态对某个文化的改造力量，在书里，他悲观预测港台可能会导向中国大陆（但我觉得这里他有一个乐观的假定，就是中国可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政改），而事实大家也看到了。
上面一些引述错误：
1、亨廷顿的文明分类里没有“佛教文明”，原因是它在原生地已消亡，在中日被吸收进当地主流文化。他所举的七大文明如下：中华、日本、伊斯兰、非洲、俄罗斯、拉丁、西方
2、哈萨克斯坦这种例子，在书里面叫做摇摆区、或断层线地带，是某两个、多个文明的边缘地带，受到两个、多个文明的渗透影响，比較有可能发生冲突。
3、经济问题是不是引发严重冲突的原因？这个话题书中也有谈。他的结论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集团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对抗，因为穷国之间也难有互相认同，就算有窮國集團也沒有資源對抗富國。冷战后多数战争发生在穷国之间或是穷国之内。经济决定论顶多可能解释一部分原因而已。
4、中美对抗是不是文明冲突？我认为是，但同时也是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抗。但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完全转向什么五千年文明一类的民族主义，就是亨廷顿所注意到的认同政治发展的明证。
而且我认同下述说法：非西方文化不一定与自由民主体制完全矛盾，但自由民主体制一定只是在西方自主发生的，这是因为其哲学、宗教遗产加上历史作用所促成的，中世纪国王、贵族、教会、自治市权力极为分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的激化，权力分散的现实终于获得自由民主理论的加持，才形成现代民主国家。现代民主体制包含几种特色：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多元主义（权力分散造成的）、代议制（也是权力分散造成的，同时是社会多元主义的体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人权），这些都是欧洲-北美文化的特色
而中国呢，他称之为儒家马克思文化，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方而来的，但这种反西方的西方哲学完全可以用来强化自我认同，就跟苏联一样。加上传统儒家哲学和中华帝国历史的综合作用保留下來一套完全不同的精神結構：完全不区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政府就是公理，统治者自动获得道德合法性（这在主要先秦哲学都有这个假定，所以才称他们为“圣人”）；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是一体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相同（天-皇帝-各地包青天地方官）；平均主义（秦政消灭封建采郡县以后中国的大方向就是这样，宋朝以后贵族完全消失，只有皇帝-老百姓二元结构）；既然是二元结构，屁民都是一样的，皇帝当然就代表了他们，是天意，不需要什麼代議機構；集体主义（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方法）。所以中国历史经验和泛儒家的精神结构对吸收民主制有很大的阻碍。
那为什么日本、韩国、港台能够有民主制呢？首先，再說一次，以上价值体系不一定是跟民主制完全矛盾的，在实际操作上只有部分矛盾。自由民主制在歐美生根發芽也不代表它就不是普遍主義的，這就像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發源於亞洲，但可以傳播到全世界是同一個道理，因為它對人性提出了更好的解釋。但是，这些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是在西方文明极为强大的影响下才这样做的，也就是没有美国，它们不一定会民主化。而美國的強大影響還會時不時引來西方帝國主義的抱怨。
综上，我觉得亨廷顿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全世界终将走向自由民主制（也就是历史终结论），但这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文明的冲突。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二三十年大体上就是两者并用。
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倒不如是西方代表的现代化与当地自发秩序的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世界的文明体系并不是平行的，现在世界文明基本都是西方现代化的附庸。但在比较边缘的亚非拉地区，现代化以官僚和国际资本主义为主，这种力量建构现代化的同时也解构了过去的旧社会体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和动乱。可以说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都是因为现代化与自发秩序的冲突而产生的，而民主的深化本身也是现代化与自发秩序相融的过程。
但在大陆，代表文明的实际上应该是已经消亡的儒家文明而不是作为国际恐怖组织余孽的匪帮，匪帮与西方的冲突不是自发秩序与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反社会分子与文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能以一方的彻底灭亡为结果。
实际上康米本身也是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体制上的反动，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势的群体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最终以社会民主党的身份参与到议会政治中去，调节社会冲突。但在比较偏远的俄罗斯，激进的社会主义与恐怖主义结合，因为俄罗斯缺乏社会自治，导致人民分不清反体制与反社会的区别，让康米的以壮大，以降低底线的方式危害全世界。这与其说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倒不如说是文明内部健康力量与腐败力量的冲突。康米本身也是因现代化而生。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世界的文明体系并不是平行的，现在世界文明基本都是西方现代化的附庸。但在比较边缘的亚非拉地区，现代化以官僚和国际资本主义为主，这种力量建构现代化的同时也解构了过去的旧社会体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和动乱。可以说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都是因为现代化与自发秩序的冲突而产生的，而民主的深化本身也是现代化与自发秩序相融的过程。
但在大陆，代表文明的实际上应该是已经消亡的儒家文明而不是作为国际恐怖组织余孽的匪帮，匪帮与西方的冲突不是自发秩序与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反社会分子与文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能以一方的彻底灭亡为结果。
实际上康米本身也是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体制上的反动，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势的群体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最终以社会民主党的身份参与到议会政治中去，调节社会冲突。但在比较偏远的俄罗斯，激进的社会主义与恐怖主义结合，因为俄罗斯缺乏社会自治，导致人民分不清反体制与反社会的区别，让康米的以壮大，以降低底线的方式危害全世界。这与其说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倒不如说是文明内部健康力量与腐败力量的冲突。康米本身也是因现代化而生。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劉仲敬：亨廷頓其實是在談論認同政治和共同體的建構問題。如果共同體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國民就必須有高度的價值認同。如果沒有或不能維持價值認同，共和國就不是此時此地最理想的政體。亨廷頓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但他的邏輯只能引出這樣的結論。在現實世界中，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進一步推論，只有兩種解決方法。要麼發動輸出民主價值觀的十字軍戰爭，要麼在沒有正確價值認同的地區實施變相的帝國主義。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後患無窮的權宜之計。十字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主體必須具備非常特殊的性質，除了美國以外誰也無法勝任。
福山说，亨廷顿似乎正在赢得胜利，但......
https://feng.ifeng.com/c/7mgBio585ZO
亨廷顿和福山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作为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两大预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分庭抗礼,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关注的焦点。2008年亨廷顿去世后，福山曾多次撰文纪念亨廷顿。在亨廷顿逝世十周年之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8年8月27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撰文“Huntington's Legacy”,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进一步评述了亨廷顿的思想遗产。
既然在过去20年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我的《历史的终结》无数次被拿到国际关系入门课程上做对比，我不妨在一开始就面对面地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看，亨廷顿似乎正在赢得胜利。
民主衰退了吗？
今天世界的焦点并不是自由民主政府，尽管这曾是上一代人关注的焦点。亨廷顿本人所观察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这段时期。但是，自此之后，这股浪潮开始逆转，这就是拉里·戴蒙德所说的“民主的衰退”。不仅民主国家的数量下降了，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已经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势。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元区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丧失其吸引力，民粹主义正威胁着其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支柱。
在当前的辩论中，没有人敢说当前的民主衰退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萧条，还是更像是股市中的回调。西方国家当前衰退的原因非常清楚：全球化引发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是一场针对跨国移民潮的文化反抗运动。在这场移民潮中，大量的移民在跨越国境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
[b]文化决定了政治行为？
[/b]
亨廷顿后期所有的著作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文化。亨廷顿认为，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些由文化界定的偏好对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最终将压倒由现代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的自我利益。
我在评论他的书时曾经说过，亨廷顿关于“文化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在总体上是正确的。我在《信任》一书中解释了共享文化如何在特定的国家内成为高水平社会信任的基础，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成功。在《我们是谁》出版后，亨廷顿遭受指责，被斥为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
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某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北美的那些“盎格鲁新教徒”定居者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并非源于种族性，而是源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对洛克个人主义的信仰、对集权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其他一些价值观。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肯定了文化是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他特别指出，文化最终是植根于宗教的，而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是广泛的宗教信仰而非更加具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本质，亨廷顿做过一些非常具体的论断。在这个关键时期，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文化群体会发生冲突，而是认为旧式意识形态的分野会让位于基于六、七种主要宗教文化的世界秩序。相较于跨越文明边界的范围，同一文明单位内部存在更多的团结：在同一文明单位范围内，文明开始像19世纪的帝国国家一样结成同盟来反对异己。
从“身份认同”理解当代政治
对于理解当代政治来说，相较于基于宗教的文化或文明，身份认同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灵活的概念。身份认同是一种现代概念，它所要求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要求承认一个人的种族、宗教、民族的尊严，甚至要求承认个人的独特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即政治化的伊斯兰教——都可以被视为身份认同的不同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解析身份认同的心理学，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被贴上宗教极端主义标签的东西并不是由宗教信仰本身所驱动的。欧洲很多年轻的穆斯林离开他们出生的国家，去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而战，他们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一边是由他们父母的虔诚所决定的传统文化，一边是他们成长其间的世俗的西方文化。对于一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这种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很容易得到解决。他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从而和全世界穆斯林共同体联系起来。
透过身份认同的视角而不是通过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同样的现象，更符合当今的现实。亨廷顿认为，文明正在以牺牲国家为代价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身份认同理论往往会把社会分裂成越来越小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群体。我们已经注意到穆斯林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在那里不同的穆斯林派别实际上只是在互相交流而不是在共同工作。尽管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新民粹民族主义者曾试图联合团结起来，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往往相互冲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使自己陷入同少数民族的冲突之中。美国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身份认同不仅没有带来文明的团结，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
相对于亨廷顿的文化概念，身份认同能更好地描述今天的政治。文化是固定的，是几乎不可能改变的。同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支持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身份认同即不是指生物学上的起源，也没有古代的渊源。当代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民族或宗教的基础之上，是政治行为者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可能由于政治斗争而被其他的身份认同所取代。
尽管文化有其重要作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状况。在国家认同方面，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内部与自己开战；而且他们都是广泛意义上的“西方”这一共识正在消失。当特朗普2017年在波兰谈到“西方”时，他所指的西方与奥巴马总统所说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文明裂痕也只是造成人们政治上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唯一能够抗衡的力量是像中国和俄罗斯一样的强国，而不是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跨国文化共同体。
[b]现代化不只立基于西方价值观[/b]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与普世价值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亨廷顿认为并不存在普世价值。他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是围绕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植根于复杂的历史过往之中，而且这些价值观最终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的。
特别是，亨廷顿认为自由民主背后并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源于西方的经验，而且深深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历史。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自由民主将会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的地方得到传播并扎根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已经传播到日本、韩国，这是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强大的结果。但是，如果美国的这种实力相较于其他文明开始表现出衰落的趋势，民主思想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减弱。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坚持认为存在一套普世价值观，但是这必须与更加广泛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社会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狩猎采集的集体聚居到氏族部落，到拥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的定居农业社会，再到拥有高级复杂的国家政府形式的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社会。关于这一历史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是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文化条件下发生的。
亨廷顿提出的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是否具足够持久的影响力，以阻止某些社会的现代化？如果这些社会现代化了，他们会无法融入政治体制吗？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几十年来，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但是东亚国家的崛起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
像过去许多的伟大社会理论家一样，亨廷顿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他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将各个领域的重要观点概念化，并以此影响世界。
文章来源：2018年9月20日《社会科学报》，各级标题为李念所起，原标题《福山：亨廷顿的遗产》。获得编译者授权。
英语原文：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8/27/huntingtons-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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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有趣的文章：
亨廷顿：二十多年前的10大预言，很多正在一一实现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预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历史，而且将继续上演
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
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
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甚至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会走到一起对抗西方文明 （目前看来，伊斯兰文明内部矛盾更大）
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
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
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
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
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 （这个我不太同意）
https://feng.ifeng.com/c/7mgBio585ZO
亨廷顿和福山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作为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两大预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分庭抗礼,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关注的焦点。2008年亨廷顿去世后，福山曾多次撰文纪念亨廷顿。在亨廷顿逝世十周年之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8年8月27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撰文“Huntington's Legacy”,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进一步评述了亨廷顿的思想遗产。
既然在过去20年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我的《历史的终结》无数次被拿到国际关系入门课程上做对比，我不妨在一开始就面对面地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看，亨廷顿似乎正在赢得胜利。
民主衰退了吗？
今天世界的焦点并不是自由民主政府，尽管这曾是上一代人关注的焦点。亨廷顿本人所观察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这段时期。但是，自此之后，这股浪潮开始逆转，这就是拉里·戴蒙德所说的“民主的衰退”。不仅民主国家的数量下降了，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已经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势。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元区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丧失其吸引力，民粹主义正威胁着其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支柱。
在当前的辩论中，没有人敢说当前的民主衰退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萧条，还是更像是股市中的回调。西方国家当前衰退的原因非常清楚：全球化引发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是一场针对跨国移民潮的文化反抗运动。在这场移民潮中，大量的移民在跨越国境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
[b]文化决定了政治行为？
[/b]
亨廷顿后期所有的著作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文化。亨廷顿认为，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些由文化界定的偏好对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最终将压倒由现代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的自我利益。
我在评论他的书时曾经说过，亨廷顿关于“文化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在总体上是正确的。我在《信任》一书中解释了共享文化如何在特定的国家内成为高水平社会信任的基础，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成功。在《我们是谁》出版后，亨廷顿遭受指责，被斥为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
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某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北美的那些“盎格鲁新教徒”定居者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并非源于种族性，而是源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对洛克个人主义的信仰、对集权国家的不信任，以及其他一些价值观。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肯定了文化是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他特别指出，文化最终是植根于宗教的，而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是广泛的宗教信仰而非更加具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本质，亨廷顿做过一些非常具体的论断。在这个关键时期，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文化群体会发生冲突，而是认为旧式意识形态的分野会让位于基于六、七种主要宗教文化的世界秩序。相较于跨越文明边界的范围，同一文明单位内部存在更多的团结：在同一文明单位范围内，文明开始像19世纪的帝国国家一样结成同盟来反对异己。
从“身份认同”理解当代政治
对于理解当代政治来说，相较于基于宗教的文化或文明，身份认同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灵活的概念。身份认同是一种现代概念，它所要求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要求承认一个人的种族、宗教、民族的尊严，甚至要求承认个人的独特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即政治化的伊斯兰教——都可以被视为身份认同的不同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解析身份认同的心理学，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被贴上宗教极端主义标签的东西并不是由宗教信仰本身所驱动的。欧洲很多年轻的穆斯林离开他们出生的国家，去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而战，他们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一边是由他们父母的虔诚所决定的传统文化，一边是他们成长其间的世俗的西方文化。对于一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这种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很容易得到解决。他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从而和全世界穆斯林共同体联系起来。
透过身份认同的视角而不是通过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同样的现象，更符合当今的现实。亨廷顿认为，文明正在以牺牲国家为代价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身份认同理论往往会把社会分裂成越来越小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群体。我们已经注意到穆斯林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在那里不同的穆斯林派别实际上只是在互相交流而不是在共同工作。尽管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新民粹民族主义者曾试图联合团结起来，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往往相互冲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使自己陷入同少数民族的冲突之中。美国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身份认同不仅没有带来文明的团结，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
相对于亨廷顿的文化概念，身份认同能更好地描述今天的政治。文化是固定的，是几乎不可能改变的。同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支持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身份认同即不是指生物学上的起源，也没有古代的渊源。当代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民族或宗教的基础之上，是政治行为者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可能由于政治斗争而被其他的身份认同所取代。
尽管文化有其重要作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状况。在国家认同方面，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内部与自己开战；而且他们都是广泛意义上的“西方”这一共识正在消失。当特朗普2017年在波兰谈到“西方”时，他所指的西方与奥巴马总统所说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文明裂痕也只是造成人们政治上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唯一能够抗衡的力量是像中国和俄罗斯一样的强国，而不是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跨国文化共同体。
[b]现代化不只立基于西方价值观[/b]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与普世价值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亨廷顿认为并不存在普世价值。他认为，世界上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是围绕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植根于复杂的历史过往之中，而且这些价值观最终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的。
特别是，亨廷顿认为自由民主背后并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源于西方的经验，而且深深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历史。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自由民主将会在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的地方得到传播并扎根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已经传播到日本、韩国，这是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强大的结果。但是，如果美国的这种实力相较于其他文明开始表现出衰落的趋势，民主思想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减弱。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坚持认为存在一套普世价值观，但是这必须与更加广泛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社会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狩猎采集的集体聚居到氏族部落，到拥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的定居农业社会，再到拥有高级复杂的国家政府形式的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化社会。关于这一历史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是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文化条件下发生的。
亨廷顿提出的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是否具足够持久的影响力，以阻止某些社会的现代化？如果这些社会现代化了，他们会无法融入政治体制吗？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几十年来，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但是东亚国家的崛起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
像过去许多的伟大社会理论家一样，亨廷顿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他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将各个领域的重要观点概念化，并以此影响世界。
文章来源：2018年9月20日《社会科学报》，各级标题为李念所起，原标题《福山：亨廷顿的遗产》。获得编译者授权。
英语原文：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8/08/27/huntingtons-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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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有趣的文章：
亨廷顿：二十多年前的10大预言，很多正在一一实现
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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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3：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
预言4：基督教国家一致对外有悠久的传统
预言5：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甚至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会走到一起对抗西方文明 （目前看来，伊斯兰文明内部矛盾更大）
预言6：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将在2025年解决？
预言7：西方极右势力崛起与移民问题相伴而生
预言8：国际贸易带来好处，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冲突
预言9：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
预言10：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 （这个我不太同意）
桂枝的本质根本不是共惨主义，桂枝和西方文明的冲突本质是自由文明和管制文明的冲突；是集权文明和分权文明的冲突；是秦政文明和民主文明的冲突。
所以，这无疑确实是文明的冲突，桂枝的劣根性根植于文化之中文明之中，共惨主义也就是加重了而已。
所以，这无疑确实是文明的冲突，桂枝的劣根性根植于文化之中文明之中，共惨主义也就是加重了而已。
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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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危机爆发，财政危机影响到现政府的正常统治的时候，就会发动战争向外掠夺。诸葛亮北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荆州集团（相当于台湾蓝营）和益州本土势力（相当于台湾绿营）的斗争让他不得不通过战争确保荆州集团始终掌控财权和军权。
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出发点就有问题，把人与人的冲突看成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从底层的经济角度入手。不很科学。畅销书性质大于学术水平。当历史政治爱好者读物没问题，要真提高水平别看。
除此，文明的划分问题也很多。哪有佛教文明这种说法？哈萨克斯坦到底是伊斯兰文明还是俄化的文明？所以说，这本书有很多禁不起推敲的地方。
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出发点就有问题，把人与人的冲突看成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从底层的经济角度入手。不很科学。畅销书性质大于学术水平。当历史政治爱好者读物没问题，要真提高水平别看。
除此，文明的划分问题也很多。哪有佛教文明这种说法？哈萨克斯坦到底是伊斯兰文明还是俄化的文明？所以说，这本书有很多禁不起推敲的地方。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说来是有碍进步的。”从阿富汗撤军来看，亨廷顿写的这一段是对的。但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发明创造没有科技的更新进步没有军事的强大，那么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又可以得出西方对世界的控制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专制的不民主的国家要大因为他提到的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西方有自由科技力量强发明多军事强权力怎么都能大一些），而且民主国家的修复更生能力要比专制社会强太多了，亨廷顿能写出《文明的冲突》警醒美国和西方，专制国家只能天天叫臣民唱“社会主义好伟大领袖好”，所以这世界最终走向何方自有分晓，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共产主义也是西方的，算什么文明冲突。中共只是把苏联的衣钵继承下来了。现代中国基本已经全盘西化了。飞机、火车、计算机、服饰、经济学、科学、政治、马克思哲学等等都是西方的。过去明清以及更早时期和外国的战争才是文明冲突。非要说文明冲突，大概只有中餐和西餐、中医和西医、中文和外文、要房要车和倒贴老外。
拉雞，說到底驅動世界的是資本，不是各大文明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