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反共是否缺少有效的建构的声音？

我们以前几十年天天喊反共，8964派天天喊，疆独藏独派到处喊，法轮功一派天天喊，我们这些觉醒一派也四处寻找机会喊，美国欧洲也给64派疆独藏独派还有VOA、RFA等外宣媒体很多资金和协助，可就是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就是因为欧美的拥抱熊猫派和华尔街资本大佬们一直都在实实在在的支持中共挖人矿，每年数万亿美元的顺差给中共送钱花，中共也从收钱压榨人矿的财大气粗奴隶主，逐渐露出了意图颠覆世界秩序的野心狼真面目，习近平拿着欧美给的钱四处撒币，搞一带一路输出腐败和豆腐渣工程，大肆扩张军队军备建设，疯狂威胁胁迫东海南海各国......这就注定了此前反共收效甚微。

浅显一点的表达，就是你被班长霸凌之后，跑到班主任那里去告状，班主任安抚完你之后也批评了班长几句，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可是班长还是继续霸凌你甚至还变本加厉用上了指虎和棒球棍。直到有一天你才突然发现，原来班长买指虎棒球棍的钱，都是班主任给的。

中共是由欧美惯养的逆子，如果不把这贸易顺差给断了，习近平就只会拿着钱去绞尽脑汁满世界搞破坏。川普说free up China，就是把给中共美元让中共挖人矿的奴工商品生意叫停。

从黑奴种植园到农民工流水线园区，这可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生意啊。

现在开始总算是不太一样了，美国已经在台面上对中共翻脸，欧洲日韩台加澳新估计也快了，多少能看到一些希望。希望这一次，发达国家经济体能正视中共的威胁，正视支人的破坏性。

从“欧盟来了不加班”，到“川王来了不上班”，这是一个好势头。

正如我说的。其实很多网络或者现实中批判的声音 其背后的根本逻辑都是那种无处发泄的青春期。

罗大佑这种六十几岁终于生了女儿的心境变化。这不是很自然吗？批判声音的强弱本身就和年龄密切相关。

相反 “少年老成”和“至死都是少年” 这才是异类。到老了还是老愤青。不容易。当然像魏京生这种就算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为了挣饭钱。

回到罗所说的内容。voice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是永远不够的。这种环境就是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社会。如果是一个高压的威权或者独裁体制。voice特别是海外的 基本就是情绪的。要促进现实的变革。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发声这个层面。从这个角度讲。enough voice 确实是够了。 因为你说多了也就变成老生常谈了。像祥林嫂一样。“中共黑暗” “中共烂到根子里了” “中国是个大监狱” 谈一百年这种都是重复。没有新东西从里面产生。

当然我不认为什么“支黑”是一种新东西。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谈不出什么新东西 就剑走偏锋。

你要建构，就有很多木鸡太监来踩你讥讽你，说你是民小，用最恶毒的语言来骂沦陷区及其人民，打击你的士气，然后他们又一批批前赴后继的不分昼夜不分周中周末的复读毫无新意人云亦云令人作呕的又臭又长的八股文，你反驳都1没有时间2无从下手

别说反共了，都是群贪生怕死的玩意儿，还有一大堆支黑，除了天天嘴炮，有什么用?有伤到共匪分毫么。

组织队伍真刀真枪地干，才有建构的可能。当年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了反清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实打实地去进攻满清城市的。而今天这群人，要么是嘴上骂几句，要么是天天黑中国人，要么是配合共匪的外宣，怎么可能建构呢。

反共需要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到来之前，“声音”是没用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感谢每一位发声的人——无论是在安全的互联网还是在不安全的中共大陆。
罗说的有一部分我赞同有一部分我不赞同
赞同的地方，没错，反共者需要一些东西能把反共者凝聚起来，而这个东西22年已经出现过，也许今年还有，或者以后还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机会是很重要的。
但是发声没有足够这一说，反共永远需要更多的消息，爆料，新闻，每一个反共自媒体人都是有很卓越的贡献的，共产党在无止境的作恶，怎么可能会有“足够的声音了”这一说呢？

你建構了一個師時就不用建構聲音了，正所謂批評的子彈不如子彈的批評，恐懼是源於火力不足，想想如何增加自己火力比較好。

不是缺乏，是非常缺乏。
现在的反共力量都是原子人，海外民运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居然是贵轮功势力最大。
可以说，反共组织能力，目前是严重不足，导致哪怕真有勇士有想法，也只能搞彭立发式的孤狼行动。
这方面甚至不如毛左，毕竟最近几年匪是真的镇压过几个毛左组织的。
堂堂民运居然把搞移民项目和彼此勾心斗角当成了主业，在匪的镇压名单上都混不上好位置，不得不说是十分悲剧了。

目前共匪的五毛资金并未枯竭, 粉红与自干五尚未绝望. 就连海外走出者群体多数也要求保留中华帝国.
公共舆论场中的建, 目前只适合知识普及, 只要是政治方面的建就会被上述群体围剿.

每次讨论接近真知时 "异常小号回复" 与骂街暴民等就会使帖子转水.

我就直接喊公民参组政党, 早晚得走政党政治不如先行一步, 还能避免个人等级的建视野不够宽阔的问题.
经过充分讨论的结论发在公共空间里效果更好, 不足够严谨的建目前确实没足够的讨论空间质量.

如今还是要多祛魅, 例如习下X上不是回来, 政治崇拜依然炙烈.
谁也无法在极易被戳到一蹦三尺高的暴民群体里真正讨论什么问题.

的确这样 有破有立

颠覆共产党要给中国人希望

有组织 有纲领 做大做强 

本站有专门讨论

国内反贼现实里受了气上外网来骂骂解解气就算了
海外民运编编故事炒炒流量骗两个钱维持生活也就行了

建构何其难也
黄左民小皇汉等货色的建构都舍不得抛弃集体主义宏大叙事，
都无法真正解决民主的核心难题--多数人暴政
民主的真谛是各管各的各负其责，而非少数服从多数
真民主是民众不爽了能随时推翻政府
民众自个有实力有认知有组织能不依赖政府
少数服从多数只会演变为暴政专制
都解决不了中国人的文化癌症-支性-自愿为奴
也就姨学的分裂主义各省独立模式能沾点边--至少能让中国人有货比货的机会
但各省内部还是摆脱不了民族主义叙事，都是集体主义，都是忽悠牛马成为代价的货色

《论自愿为奴》《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独裁者手册》
治乱循环无穷尽也~

已隐藏

推翻共产党本来就是一种宏大叙述，没必要排斥

罗大佑脑子真清楚，难得，敬佩。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从来就没有过，需要构建反共的声音。

因为，从来就没有停过。

每时每刻，都有大法弟子在对大陆民众，讲解中共的邪恶，让他退出党团队，和中共切割。

你们看见的每件事，包括神韵，游行，全世界各地法轮功都在做一件事，解体中共。

从历史的走向，包括预言，实际生活里，中共在灭亡中。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而且，从历史中更应该看见：

1，从历史中，东欧剧变是因为大量共产党退党，导致人抛弃了共产党。

2，从预言中，耶稣看见了未来，未来里，人只要脱离兽，就能活。

圣经启示录，希腊原文，15：2，从兽脱离，从兽像脱离，从兽名的数目脱离。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83139

3，现在，法轮功让人退出党团队，和邪恶（撒旦、兽）切割，能给自己一个美好未来，走向幸福。

匿名或实名退出中共（或党、或团、或队）
https://tuidang.epochtimes.com

反共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过！

看看这篇文章吧 https://endccp.ueuo. com 之 《理想国》。节选如下：

有的人担心中国共产党灭亡了的话，中国怎么办，因此不敢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解体共产党，甚至为魔共辩护。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实中共解体灭亡了，中国只会更好，因为没有了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共产党迫害人民了嘛。历史上也是旧的一朝去了，新的一朝自然会来，所以不用担心中国会亡国。可以亡共党，不会亡中国。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下理想国的状况。当然历史的实际发展不一定完全就会是这样的，所以这只是理论探讨。

现代人类社会普遍能想到的社会制度办法有几种，比如：
复古，建立皇朝帝国；
自由民主，比如美国的两党竞选执政；
君主立宪，比如英国或日本，本质还是民主，但是有个名义上的全国君主。

不过我的个人看法并不是以上的类型。

首先说复古。中国古代皇朝帝国主要是用儒家思想治国。我们知道魔鬼共产党的文革打倒了儒教，破坏了传统文化。那么现在的人们通过传播中共邪恶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真相，让广大人民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最终实现了解体共产党的话，如果再把儒家思想捧上中国社会制度权力高峰，它配吗？在广大有志之士付出艰苦努力讲真相救人的时候，儒教在哪里？儒教对反共除魔救人起到了什么作用？人是有前世来世的轮回转生的。有的人可能在前世，比如明清时代，唐宋时代，甚至更早时代，当过儒家文化的精英，比如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可能中过科举，甚至是个知名文人都有可能，所以对儒家有种潜意识的认为它好的亲近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理智的看待儒家文化，要选择好的，去掉不好的，才能建立未来的更加美好的新人类社会。

从孔子到现在有2500年的历史了，这期间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都已经多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按照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后世并不一定适用，即使适用，也要掌握精髓，活学活用，而不是生搬硬套的用。而且后世的儒家传人并不一定有孔子那么高的思想智慧、见解水平与胸怀道德水平，而是按照自己的执著心、利欲诉求去理解孔子的话，很可能偏离了孔子的原意。也就是说如果孔子能够穿越到汉朝或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话，他也许并不赞同汉唐宋明清时代的一些儒家人物看法。比如后世儒家读书人热衷名利当官，甚至党争误国，然而孔子是赞赏颜回的好学又淡泊名利的。其实后世儒教那些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的人，在孔子眼里是属于所鄙夷、要远离的小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恢复传统为汉唐宋明清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话，并不一定就是符合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而且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近古的明清时代都又有非常大的不同了，所以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

儒家文化在中国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末落了。为什么会末落？这个原因要搞清楚，否则即使恢复，还可能再次末落，那么这样的恢复是重复走老路，就没有进步变得更好。而新人类社会是更美好的，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才能符合更美好的社会的水平要求。我觉得儒家文化末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坏人太多，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坏人小人在败坏社会道德，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传统文化末落。而且传统社会制度有利于坏人小人作妖作怪、兴风作浪，或者说制度设计里有足够的利益空间让坏人小人追逐权力利益作恶。因为皇帝、官员等人权力过大，坏人小人讨好他们就能获取巨额利益，以及皇帝、官员本人就可能是坏人小人，对此没有相应的防范制裁办法，才让传统社会儒家文明末落。比如传统社会的昏君暴君、权臣恶霸基本上是层出不穷的，他们身边的阿谀奉承之辈及狗腿子爪牙是从不缺少的，基本上是任由他们作恶，而没有适当的制度设计制裁的，除非采取起义等终极暴力解决问题，否则用和平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即使有刚正不阿的清官出现，那也是百年难遇的极少数天才降世才做得到的。那么传统社会是怎么道德败坏的？是怎样养成昏君暴君、权臣恶霸的？以及该怎么防止与制裁昏君暴君、权臣恶霸？这就是需要重点考虑总结的经验教训。如果把传统社会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中的坏人小人就是在大肆作恶、压榨民脂民膏、挥霍传统社会制度的德，而不想为之付出积德，直至德尽，不得不解体而亡，有点像是共匪国企人人钻营私利而不想付出，企业资不抵债，只能破产倒闭，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失业。

所谓道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公平的占有别人的利益就是不道德。公平的，对别人对社会没有什么伤害的利益平等交换才是符合道德的。所以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公平！所以要把握社会公平，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只要社会公平在，坏人的兴风作浪就败坏不了社会道德。什么是社会公平？比如儒家文化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享受各自的权利。而那些卑鄙无耻的坏人小人则是只想享受权利，不想履行义务，用别人的义务来极端压榨别人，但是自己的义务则是能免就免。比如昏君暴君要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让臣履行忠臣义务，肆意屠杀忠良；要求横征暴敛，让百姓履行纳税义务并极度超额榨取民脂民膏，但是他自己骄奢淫逸、昏聩无能，残暴无耻，荒废朝政，并不履行仁政爱民的义务；百姓有冤无处申，活不下去，只能痛恨昏君暴君、揭竿而起。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要求儿子履行孝顺义务，极端压榨儿子，横加干涉儿子的人生道路，却不愿意为儿子付出什么，觉得自己用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养大儿子就是天大功劳，因为生活不易挣钱难；但却用最高水平标准要求儿子回报自己，因为望子成龙，至于对儿子的打骂虐待嘲讽，数落讽刺儿子不如别人等等那更是家常便饭，还洋洋得意宣称棍棒底下出孝子，并把自己受到的社会压力转嫁到儿子头上。这都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都是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小人坏人心态行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即使重建儒家文化，也可能重复末落。因为没人愿意被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在有的人那里，不公平的对待会被他加强的更加不公平的对待别人，并认为自己有道理，因为他受过不公平对待，这样会加速社会道德败坏。

之所以出现不公平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心道德水平败坏，特别是坏人小人的自私心理，想要多获取、少付出的心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力宣传一些极端例子推动的。比如宣扬某个忠臣多么忠诚，被极端不公平的对待还是忠臣，结果昏君暴君就用这样的例子来要求所有人，如果达不到就是没有实现昏君暴君的利益最大化。又比如宣扬某些孝子怎么极端行孝，比如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然后广大父母亲就用这样的极端例子来要求他们的儿子。再比如战乱饥荒等灾难年代找到一口吃的都不容易的时候，有人给了一口吃的，就怎么感恩戴德的感激恩人，宣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等于是卖出天价。其实这都是严重偏离社会公平的、走极端的、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严重后果的，不该倡导的事情。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他忠诚也好，行孝也罢，还是施恩于人做善事，这些都是应该出自于自愿，而不是应该强制。而且真正忠诚，行孝，做善事的好人是不求回报的，能维护社会道德，能尽自己的义务，能做好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符合道德的好事，这就是在维护道德，这就是在感化别人，也是在慰籍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并不指望从中牟利，至于是否有回报，随其自然，并不强求。而那些自私，邪恶，卑鄙，无耻，唯利是图，利欲熏心，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私利，不顾社会道德，想要压榨别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坏人、小人之辈才会从这些忠臣孝子善人的事例中发现牟取利益的门路，要求别人对他忠诚、行孝、天价回报，而自己则只想坐享别人付出，或者自己极少付出，不想对等付出，结果就是付出者觉得不公平，不愿再付出；或者是付出者也变成只想坐享其成，或者自己极少付出，不想对等付出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社会道德水平就下滑了。所以那些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小人坏人虽然宣扬忠孝做善事，但是其实不是在维护道德，而是出卖道德牟利，就像是共匪红十字会打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号干着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关系的骗捐巨贪之事。真正的好人善人是有道德底线的，不是所有钱都挣的。只有那些邪恶自私卑鄙无耻的坏人小人才会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不择手段、出卖一切的捞取邪恶利益。比如邪恶无耻魔鬼共产党竟然能做出活摘贩卖别人的人体器官来牟取邪恶暴利的极端邪恶之事，这就是传统社会道德败坏到极点后的邪恶体现。

所以维护公平对于稳定社会道德水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公平可以制裁邪恶坏人。对于那些利欲熏心的卑鄙无耻小人坏人来说，他们是不会维护公平的，他们是害怕公平、嘲笑公平，认为没有公平的，就像是他们害怕地狱、害怕神，就宣扬无神论，掩耳盗铃般的宣称没有地狱、没有报应。他们认为维护公平傻，因为他们是靠践踏公平，出卖公平来获取邪恶利益的；这些人目光短浅，没想过他们能从一次不公平中牟利，就可能在另一次不公平中受损；对于这样的坏人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让他们付出作恶的代价；或者至少不要配合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邪欲得逞，应该远离他们，让他们没有市场。

其实传统社会宣扬的那些极端例子，比如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中的例子都是有它们的社会时代原因的，它们大多发生在汉朝。为什么发生在汉朝？因为汉朝实行察举制，用举孝廉来选拔官员，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行孝的名声，就可能被举孝廉当官，行孝在汉代不仅仅是行孝，还是当官的门路，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竞争激烈，花招百出，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是高考专业户，这都是有社会原因的。所以那些人到底是因为有孝心才被选拔当官，还是为了当官才有孝心？这是很难分辨的。察举制、举孝廉为什么没落了，为什么被科举制替代了？因为选拔出来的不一定是孝子，而可能是打着孝子名义的骗子，这样的人并没有孝心，爱心，并不懂得仁政爱民，而是把行孝当作通往当官的门路，再把当官当作发财的手段，大肆贪腐败坏官场。就像是现在的网络交友平台大量充斥着骗子、杀猪盘、套路贷，充斥着骗财骗色的坏人小人骗子。因为一个古代社会底层有孝心的人，平时孝敬父母，努力劳作，维持正常生活都不容易，哪有时间、钱和心思去包装炒作自己的孝子名声？那些包装炒作出来的很可能都是些坑蒙拐骗的专业骗子。汉朝不是有民谣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吗？而后世的宋明时期，那时候科举制已经很完备了，那时的父亲如果还拿着二十四孝的例子来要求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极端行孝的话，那不就是严重不公平吗？他们不能提供行孝当官的回报，却要求按能行孝当官的时代的极端孝子例子来要求儿子，那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愚民、货不对板、假冒伪劣、不公平。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种极端行孝，会让别人怎么看孝子的父母呢？他们的父母为了吃一口鱼肉，为了活下去，儿子要干出冬日卧冰，埋儿的事，那么他们是不是会被舆论评价为恶父恶母？那是不是反而不孝？而且对被埋之儿公平吗？被埋之儿的人权谁来保障？所以不要走极端，走极端是害人害己，两不得利、双方受害，甚至可能是多方受害。

其实传统社会文化中也讲过这种善恶对比的事情，只不过被有利益执著心的人们刻意的宣扬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刻意的忽略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方面，结果就是造成过度强调忠孝的情况。比如《三侠五义》中讲述包公案，包拯出生时因为长的黑，他父亲又做了个恶梦，就把包拯视为不详。他家有三兄弟，大哥包山，二哥包海，三弟包拯。二哥二嫂担心三弟分家产，就怂恿父亲把包拯扔掉，丢在山上。大哥包山知道后去把包拯捡回来抚养，并聘请先生教学，让包拯成才考中科举当官。于是民间传出了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就是包拯的大哥如同是父亲。那是因为包山对包拯起到了养育作用，有养育功劳在。然而广大普通家庭的人，就觉得自己也能称长兄如父了，也不看自己配不配，有没有那个实际的养育功劳在。其实常人特别是小人坏人是按着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理解，即使是曲解也要强词夺理的无理争三分。比如当父亲的不想承担养育孩子责任，就把责任推给长子，要求他抚养兄弟，宣称长兄如父，或者要求弟妹小孩对哥要按长兄如父对待，也不看那个兄配不配，对不对，有没有相应功劳。其实包拯不还有个二哥包海吗？为什么不把包海当作父呢？为什么不说二兄如父或兄就是父呢？这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在做对比，告诉人们要有相应功劳才配长兄如父，然而这个实质的东西却被刻意忽略，表面的可以获利的东西就被大肆宣扬，也不管那个表面的东西对另一家人来说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坏人小人就喜欢这种沽名钓誉，白占便宜，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越是名不副实、卖假货、坑害别人，坏人小人越高兴，因为他越觉得自己赚大了，至于对社会道德的败坏，他才不管呢。

其实理解公平很简单。比如传统中国人对吃饭很看重，认为民以食为天，但是不能走极端。比如甲给了乙一碗面吃，甲和乙都不能认为这碗面是天大的恩德，甲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打骂虐待乙或者向乙索取天价回报，乙也不能认为自己就该被甲肆意拿捏。不能因为给了口饭吃就认为是养育之恩大于天了。共匪监狱奴工、酷刑受害者及东南亚电诈绑架活摘犯罪集团还给受害人口饭吃呢，难道能认为他们是养育之恩，忽略他们的巨大罪行吗？谁愿意呆在那种人间地狱的地方呢？受害者的家人亲人及有良知正义感的人们不是想要营救受害者吗？如果受害者过得很好，还用的着营救吗？实际上比如饭店里的一碗面值十元钱，它就只值十元钱，乙给甲十元钱这就够了，甲已经有赚的了，而且甲开饭店是希望乙多多的来吃的，是不敢得罪顾客的。所以要公平交易才能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及社会正常的运转。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或者可以有类比价格。就像开店一样，要店家想开店、先开店，顾客才能上门购买消费，店家不能觉得自己提供商品了，就劳苦功高，功劳大无边，可以肆意虐待顾客了，实际上现实中店家是不敢得罪顾客的，是担心顾客不来的，因为店家也多，顾客是有众多选择的。其实父母生子女也是一样，要父母想生孩子，担心没有孩子，才会先结婚后生孩子，孩子才能来投胎出生，但是父母不能因为觉得自己生养孩子辛苦了，就功劳大无边了，就可以肆意打骂虐待孩子了，那等于把功劳又消耗掉了，而且消耗过多的话，可能不但没功劳，反而欠孩子的。理解不公平也很简单，比如甲给了乙一碗面吃，甲认为自己养活了乙，这是不得了的天大功劳，他可以把乙暴打一顿也没关系，实际上他的一碗面只值十元钱，而他暴打乙，可能让他赔偿乙几千、几万、几十万的钱，这是甲卖一千碗面也不一定能赚到的钱。即使只打一拳，乙要坚持控告维权的话，也可能让甲坐牢。所以不能因为父母养了儿女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打骂虐待儿女，横加干涉儿女的人生道路，因为人各有命。

当然不是说忠诚、孝敬这些美德不重要，只是不要走极端，也不要走反向极端变得嘲讽忠孝或者故意跟忠孝对着干变得不忠不孝。儿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能走极端，不能极端违反公平。即使是君主也不能极端违反公平。任何事都不能走极端，不能极端违反公平，因为即使是一个好人，如果干了极端违反公平的事，那也是开了一个空子，让坏人小人觉得有了例子可以加倍的极端的干更多极端违反公平的事，败坏社会道德水平。但是坏人小人想要泼脏水在好人身上也是不行的，因为坏人小人干的坏事那就得由干坏事的坏人小人来负责承担后果损失责任。比如好人干了一件坏事后认识到了这是坏事不再干了，而坏人小人则认为有了例子就去极端的干一百件坏事，并妄图推卸责任给好人，因为好人也干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干的谁负责，好人可以为他干的一件坏事负责，坏人小人要为他干的一百件坏事负责，这才是公平的。只要有社会公平在，社会就败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即使坏人小人想做坏事，但是他们要付出对等的做坏事的被惩罚的或者被恶报的代价，他们也就不敢极端的干那么多坏事。

儒家文化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实是农耕时代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适用了。比如后世，特别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很普遍的买卖关系，在五伦里就没有。现代商业经济，买家和卖家当然不属于君臣关系；也不一定属于父子、夫妻、兄弟关系；买卖双方在买卖之前与之后可能都是谁也不认识谁，当然也谈不上朋友关系。而买卖关系又非常重要，因为人们正常生活就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很多人就是靠买卖维生，而且很多社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为买卖关系问题，或者买卖道德，买卖人伦问题，比如地沟油、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假货等社会问题，不都是因为买卖道德败坏造成的吗？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即使从农耕社会起步，也必然会发展到商业经济社会，因为没有多土地供那么多人耕种。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存生活关系中必然会存在大量买卖关系，也就是不重视买卖道德是不行的。儒家文化没有讲到买卖道德，我们可以从公平角度看买卖道德，那就是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其实传统文化中也讲到了，基本商业道德是货真价实。不过在传统重农抑商的儒家文化里，商人与商业是被轻视甚至鄙视的，这在现代社会来说，当然是不合适的。

正常社会生存中的人谁能离得了买卖、互通有无呢？买卖关系就是钱的流通关系，一个社会人怎么离得了钱呢？不是买方就是卖方。做生意卖货是卖方，进货是买方。上班是出卖劳动力是卖方，招募员工是购买劳动力是买方。但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生存因素却被儒家轻视甚至打压，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要注重对买卖道德，也就是钱的流通道德的研究。也许孔子没有想到他创立的儒教对后世有那么大的影响，更没预料到后世竟然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极端理念，所以只是针对当时社会状况，结合当时已知的历史，提出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势必是默认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行业比如商业是应该有相应社会地位存在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社会重点关键方面的优化补益看法。也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全盘考虑社会各行业整体情况，比如没有研究经济与商业，造成后世中国重农抑商，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其实在春秋时期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因为商人来自殷商遗民，到春秋时期已经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发展，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了，甚至发生过诸侯国间的经济战。要商业经济对诸侯国社会影响很大的情况下，发动经济战才有意义，否则只能影响一小点人群的话，对别国是没多大影响的，也不值得发动经济战了。如果孔子预见到他的儒教思想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一下经济与商业，提高一下商人地位，后世也许就没有那么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愚昧落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新设计的社会制度，要把以前制度不足的地方补充完善，而不是恢复那个不完善的制度。并且也不能把自己的设计捧得过高，因为随着后世社会的发展，可能又有新的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予以完善，而不是顽固守旧，更不是打击合理创新。

儒家喜欢过度吹捧君父，其实这是走极端，这样并不好，这样反而可能害了君父，因为权力过大，又没有相应制约，再加上自私的人心执著欲望，就很可能产生昏君暴君恶父。其实儒家过度吹捧的是当官，讲究学而优则仕，这样可以吸引读书人能有个社会地位上升通道，及让权力阶层能招募手下官员，其实这是农耕时代，底层百姓出路少，当官几乎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给当时百姓指的一条路。但是现代社会行业众多，比如仅仅是产品生产销售就有几千种产品门类，而每一种门类都可能有几百、几千家公司，可以吸纳众多就业，所以应该降低对当官的吹捧，让当官回到一个正常的普通行业领域，让当官和在公司上班有类似的要求与待遇，没有特权，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能搞特权垄断，以避免不公平。有人认为当官不贪污的话，就没油水了，人们就不愿意当官了，或者说优秀的人不愿意当官了。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当官的行政事务大多是些例行公事，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其实只需要一个普通智力水平就行了，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科研等更能发挥才智的行业。优秀的人都去考公务员的话，那才是社会的悲哀。也不用担心没人当官，因为无论多么辛劳又低收入的工作都有人做，何况是当官呢？而且正因为当官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才会劝退坏人小人避免他们腐蚀官场，以及筛选出真正想要为民的人及想要把当官当作职业甘于平庸稳定的人，也可以说是适合当官的人来当官。社会众多公共部门应该私有化，但是可以立法监督。比如水厂，电厂，银行，通信，新闻等部门由众多私人公司相互竞争经营的话，会比国企更加经济有效。如果公务员只需要普通公司普通打工人的能力水平，收入水平，那就能极大的减少贪腐，那么那些共匪贪官贪腐的巨额财富就不会退出流通，不会被囤积在贪官家里，或被转移国外，而是能发挥出它该有的社会经济作用，那么中国社会经济根本就不会那么缺钱，经济会比现在发展的好得多。就像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本来可以很正常的很好的生活，但是患有恶性肿瘤，被癌细胞吸食养分的话，就会骨瘦如柴，难以正常生活，就会艰难痛苦的度日如年。共匪贪官就像是社会经济的恶性肿瘤癌细胞吸食社会财富，贪污囤积资金到经济运转体系之外，不产生相应经济作用，就会让社会经济走向危机萧条下滑。

儒家文化喜欢讲王，这是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看法。也就是农业产量低，社会经济行业门类少，当官几乎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儒家讲了该怎么当官当王的伦理道德。而后世儒家士大夫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热衷于读书当官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不但杀的血流成河，还看不起农工商等人民，让广大年轻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般的竞争读书当官，这其实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把我们民族培养成了善妒的性格，且没有多少社会进步。因为那种社会里的人们普遍存在不关注事物真理与事情真相，而关注别人怎么做，关注领导怎么想的，喜欢揣摩上意与逢迎拍马，排挤别人，让自己不要落后于别人，或者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得到的全社会性内斗氛围之中。这些对社会生产发展、文明进步及道德提高都没什么好处，反而有阻碍与破坏作用。其实孔子如果穿越到汉唐宋明清时代的话，并不一定会赞同那个时代士大夫热衷名利，争权夺利的做法，因为那属于祸起萧墙。但是社会注定在不断发展的，经济行业在不断拓展的。在当官不再是唯一出路，而是有众多出路的社会时代，这时过于单一强调怎么当官就不合时宜了，这时可以从更大范围理解王的含义。比如渔民可以称为鱼王，农民可以是他所耕种庄稼之王，卖颜料的商人发财了可以称为颜料大王，研究数学高深的人可以称作数学王子，有成就的音乐家可以称为音乐王子，等等。也就是说这时可以淡化政权的影响，可以鼓励在各个行业、各自领域内，按照道德要求自己，成为各自领域的王，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繁荣，又能维护社会和平，因为人们有各自出路了，不用再像过去一样为了称王称帝而杀的血流成河了。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从内心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平，走出自己的路。

现在的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国内外人民付出了艰苦努力、巨大代价和平讲真相救人，传播中共邪恶真相，和平解体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平讲真相救人，和平解体共产党？如果我们用战争手段，也许早就推翻中共邪党统治了。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从为了以后有个好的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和平讲真相救人、解体中共邪党可以避免出现新的独裁、家天下统治，因为法轮大法弟子作为修炼人不要那个政权，而常人也没有谁通过战争手段积累军事实力具备建立家天下政权的能力，所以以后的社会制度应该是避免君臣制的，因为谁来当君主？谁愿意当君主？谁有能力当君主？谁配当君主？这些都是没人能当的。所以谈恢复君主制是不现实的，并且也不要辜负了我们和平讲真相救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要珍惜我们走过的路，从中可以领悟该怎么走以后的路。

有的人有怀古的想法，觉得君明臣贤多好，多有诗情画意，多有家国情怀，多么乐土。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从古代史书中记载流传下来的，而史书是儒家读书人写的，他们拿着史笔，在各种执著心指使下，怎么对自己有利，对儒家有利就怎么写，甚至讲究替古人言的曲笔代言，其实就是编造。他们看不到社会整体，他们评论社会，对社会分阶层为士农工商，即使是个穷困潦倒的士子，也觉得自己比农工商高一等，也不知道这种自我麻醉般的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实际意义。绝大多数读书人梦想考中科举，可是注定了考不中，因为没有那么多官职给他们所有人来当。也就是绝大多数读书人一生都在干着浪费时间没什么意义的事，唯一的好处仅仅是维护了儒家地位，巨大的坏处是让中国落后了。所以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的时候，要冷静、理智，不能太过于讲诗意情怀。个人怎么讲文人情怀都是自己的事，但不能强推在公众头上。公平是无情的，要在无执著的纯净心理下，才能看出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人凭什么去吹捧一个古代诗意的人啊？而且还把他捧上社会权力的高峰，他配吗？他懂吗？这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了吗？而且了解古代诗人文人历史的人就知道了，很多诗人除了写诗没什么其它能力，比如那个写出著名《游子吟》的诗人，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表现的多么有孝心有文采。他被推荐做官，结果他只会写诗不会做官，但是推荐人的名头大，他的上级只好给他安排一个代理人替他做官，分一半俸禄，让他拿着另一半俸禄尸位素餐。对这样的人凭什么吹捧做官？那是害他也是害社会。所以君主制是传统文化，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更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因为君主制是有德者居之，但如果把德用于修炼，不是可以修得更高更好吗？人类社会短短几十年的君主享受，哪能比得上修炼成为神后的无数亿年的大自在的福分呢？所以减少不必要的德的损耗有助于修炼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维护这种社会制度的道德成本低，而又收益高嘛。

前面讲了复古的皇朝帝国制度并不适合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人类社会。下面再讲下自由民主的两党制及君主立宪制也不适合。当然首先说明下，这里是出于理论探讨未来的新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说自由民主这样的制度对当下人类社会不适合。所以这不能成为魔鬼共产党的五毛粉红、党媒喉舌之辈攻击自由民主制的理由。比如台湾的选举制度，也会有人对被选举者不满意及对选举制不满意，甚至有的共匪五毛粉红之辈嘲讽台湾选举。但是台湾人民有总统选举权这一点本身就远远胜过大陆人民连个县长选举权都没有的低劣人权状况了。在当前魔共入侵人类时期，台湾人民可以使用手中的选举权抵抗魔鬼共产党的入侵，比如选举出反共的总统。所以台湾人民不能被魔共五毛粉红之辈欺骗，放弃普选制。普选制在当下人类社会中是有抵抗魔鬼共产党入侵的作用的。当下人类社会的历史特点是：中共邪恶，天灭中共！所以以后的人类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那是解体共产党、灭共以后的事。本文主要是让那些害怕解体共产党后，担心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的人知道，没有共产党，中国反而会更好，比如本文就是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了，我谈的只是个人的理论上的看法，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合不合理，好不好，并不会强制要求谁接受，而是尊重个人的人权自由看法的，所以只是属于一种劝善，不是强迫；魔鬼共产党才喜欢强迫别人接受它的那一套共产邪恶主义与进化论的骗人理论。

自由民主的两党竞选制当然比魔鬼共产党的邪恶极权制度要好得多了，有人权自由，尊重信仰自由，实行市场经济，让人们的才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也有弊端，比如两党制，虽然有竞争，但是竞争对手过少，就会造成权力过于集中。虽然相比极权独裁制还不够集中，但是相比如果有更多竞争对手的话，权力还是过于集中了，就会造成人民的选择太少，自主自愿的民权太小，不利于寓权于民，这是从人民角度来说的。从官员角度来说的话，权力过于集中，也不是好事，不仅仅是官员权力太大，责任太大，做的不好的话的后果反噬太大，还会造成因为竞争对手太少、太明确，所以竞选斗争反而更加激烈，所有火力甚至不管对不对，正当不正当，都朝明确的目标对手开火攻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内斗太激烈、太严重，太虚耗国力。比如川普竞选第二任总统时期，竟然发生枪击刺杀案，可见对手的手段有多么极端，总统竞选人的压力有多么大。而这种极端内斗带来的可能是受害者的心理失衡，也变得极端或更极端。这当然不是好事。但如果有众多的竞争对手来竞选总统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总统竞选者都会分担一部分压力，那么个体的压力反而小了，因为谁都不知道最终花落谁家，不知道谁才是最大竞争对手该针对谁，以及针对谁的话会不会反而造成第三者得利的后果，以及恶人也没那么多力量去极端对付每一个竞争对手。所以竞争对手多了后，会出现一种可以称为完全竞争制度福利的好处，就是价格可以降下来，因为目标有点太难把握，大家反而就都不那么贪心了。因为贪心者想要用极端手段对付某一个他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结果走向可能是双方都不能竞选上，反而让原本排在后面的竞选者得利选上了，这是从理论与历史经验实践中都可以预料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也没必要付出高昂代价去刻意针对某个竞争对手了。另一方面对选民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众多竞争者可以进行各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充分的施政纲领竞争，实现把各方面的价格打下来，也就是把人民要付出的选举某个竞选者后可能产生的负面代价降下来。也就是说某个竞选人虽然有优势，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他不被选民喜欢的某些不好的地方，吸取别的竞争对手提出的好的主张，因为选民选择多了嘛；反之如果是两党制的话，选民选择太少了，虽然对某个竞选者有某些方面的不满，但是为了大局考虑，也只能捏着鼻子选某个人。就像有的竞选者在某个重要方面得人心，但是在另一个次重要方面却并不好，如果竞选者少，他有把握当选的话，他是没必要迎合选民去改变自己不好的那一方面的，而竞争对手多了，变数太多，他就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某些不好的方面了，这样就能让社会公权力能够低成本运作，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良性循环运转。

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和自由民主两党制类似，如果竞选总理、首相之类的人选太少的话，同样容易出现官权过大，民权过小；竞选竞争太过激烈，虚耗国力；官虽有弊，民却不得不选的局面。而且就中国当下情况来看，谁来当君主也是个问题，可能存在配当的人不想当，想当的人不配当的问题。而且君主立宪制往往都是有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而现在的中国并无这个问题，因为解体魔鬼共产党后是不可能让邪恶极权独裁的共匪匪首当君主的。

那么下面就谈谈对理想国新人类社会制度的看法。再次说明下，这只是个人的理论探讨看法。而且我对政权也并不感兴趣。我虽然对政权不感兴趣，但并不等于我对社会的发展就一无所知，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谈点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这并不违反什么。就像是选民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履行自己的选举权是完全正当的，并不违法什么。我谈这些主要是出于讲真相救人。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担心没有中共邪党的话，中国怎么办，因而不敢远离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共产党，以至于面临被天灭中共的灭共力量诸如瘟疫病毒、癌症车祸等各种灾难，把他当作魔共党团队组织成员或亲共份子予以攻击感染淘汰的危险。所以我就分析下没有魔鬼共产党，中国反而会更好的原因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有的人认为可以设立一种伦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会有助于维护社会道德伦理，这是有待商榷的。邪恶魔鬼共产党作恶，也是符合常人形式的利用人性之恶来作恶。所以魔鬼共产党解体了，人性还在，也就是人性之恶还在，而且是广泛存在于每一个常人的心中，这绝不是靠伦理委员会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靠人人向自己的内心修自己，每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解决。跟每个人修自己的众人之力相比，伦理委员会的那点能力太渺小了。因为坏人小人是很多的，遍布于社会，可以说常人的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坏人小人思想，或多或少，只是它并不一定表现出来，在实际行为中可能被道德约束，让坏的思想不起作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中坏的思想是渗透社会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好的思想也渗透社会，也就是人人向自己的内心修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对哪里做的不好的问题，找自己的原因，下次做好，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且一旦有了伦理委员会之类的公权力机构，就等于抛给了坏人小人一块肥肉，坏人小人就闻臭而来了。比如伦理委员会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垄断道德解释权，这就可能沦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所以人人修自己才是根本，我们设计的社会制度要围绕这个根本，帮助实现这个根本，保护这个根本，而不是与这个根本对着干。从总统到平民，到各行业的从老板到员工，只要他想修炼，都可以人人修自己。当然不能强制修炼。修炼是自愿的。魔鬼共产党才喜欢强制别人从小加入共匪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强制给人民灌输进化论、共产邪恶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社会公权力要小，不能阻碍、掩盖、代替人人修自己，而要尽量为人人修自己提供条件。如果用常人社会中的事物打个比方的话，社会公权力要分解为各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只干一件事，比如一个轴承，只干轴承的事。瑞典高质量的轴承就能把轴承的事干好，而且经久耐用；中国国内工厂也生产轴承，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所以对轴承好坏的评价在于它是否能干好轴承工作及经久耐用，而不是它能不能干好轴承之外的事，更不是把一切权力压力都推给它，指望它能领导好一切。这种寄希望于一个英明领导，或者一个权力机构来领导好社会的想法是不对的，对领导对百姓都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懒惰的心理，也是一种坏人小人贪权的心理。就像古代百姓盼青天，盼了千年，也没出过几个青天级清官。而且家天下的英明开国皇帝不能保证下一代，再下一代等都是英明如他，因为后代生长在富贵环境里，没必要那么吃苦奋斗，甚至连学习都懒得学，何况还有很多阿谀奉承的卑鄙小人在干扰影响他，所以家天下把希望寄托在出明君上，注定会出问题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制度的公权力要小，要分散化，让它只能干该干的事，不能多干一步不该干的事。利益分配的设计权与挑选权要分开，比如两个人分蛋糕，要设计为：切割蛋糕的人后拿蛋糕。由不掌握切割权的人掌握挑选权，能优先选择切后的哪块蛋糕。这样切蛋糕的人就会尽量保证切的公平，让自己后拿蛋糕也不吃亏。通过历史我们知道，杀头不能阻止贪官，坐牢更不能阻止贪官，在巨大利益面前贪官会前腐后继的贪污。但是良好的制度能阻止贪官，因为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不能把社会制度设计为官员权力过大，既掌握切蛋糕权，又掌握挑蛋糕权，那等于就是在鼓励培养贪官；并且也不能认为这样的分权设计没有人情味，治国和人情是两码事，绝不能用人情干扰治国；共匪党官才喜欢在官场讲究人情世故，对犯罪官员予以人情保护，风头过去后继续提拔重用，继续贪腐犯罪，直至走向罪大恶极灭亡。

我们从“真、善、忍”宇宙大法上悟，可以发现：公平属于真，因为真实的情况反映是会考虑到所有参与者的，也就是对所有参与者是公平的；自愿属于忍，因为要忍住自己的执著欲望，才能尊重别人的自愿的意志选择，不强制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再加上友好属于善，就完美了。所以社会制度的设计要考虑到公平、自愿、友好。公平这么重要，那么谁来保障公平？因为公平虽好，但是一般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于经济社会的人来说，可能要忙于工作赚钱，没太多时间精力兴趣去关注与维护社会公平。所以要从社会制度上保障公平，就最为有效且省力。我想到的一个社会制度办法是：寓权于民。比如人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各种权利应该尽可能的交给百姓个人自己。比如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就是很重要的权利，有了这条权力就能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权。因为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就能维持生活活下去，就能不必依附于权贵，就能有时间精力去工作及申张维护自己的其它权利。并且为了维护私有财产权，必然会诞生出相应的自卫权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比如正当自卫是合法的，及未经允许的进入民宅是非法的，那么恶人坏人就不敢随便伤害别人，也不敢随便进入民宅迫害人民。所以私有财产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保障。而魔鬼共产党之所以邪恶，最根本的不就是要求共掉别人的私有财产权吗？共匪迫害人民，强迫知识分子改造的手段不就是拿让知识分子没有饭吃来威胁吗？共匪恶警、恶官、恶人助纣为虐的迫害人民的借口、他们明知坏事也干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要吃饭吗？所以有了私有财产权，人们就不必依附邪恶政权，也能养活自己，就可以维护公平正义，拒绝替邪恶魔鬼卖命。共匪等恶人坏人小人喜欢拿人民素质低，政府有公益作用来为政府揽权辩护，最终实现极权独裁邪恶制度。其实人民是有足够聪明才智的，比如共匪国经济的特点是共匪管什么，什么就发展不起来，烂尾；而反之，共匪不管什么，什么反而蓬勃发展，比如民营经济是反共产经济的，但是民营经济可以蓬勃发展，因为人民是有足够聪明才智与勤劳肯干的。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生活自理，挣钱能力的人，可以由他们的家人帮助或好心人救助，但是不能拿这个成为政府揽权的理由，因为那些人毕竟是少数，只要社会正常运转，多数人都是可以养家糊口的。

还有人可能替共匪辩护提出如果没有共匪整顿行业，资本会大肆剥削人民，其实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经济下滑的原因并不在于资本怎么样，而是邪恶魔鬼共匪贪污腐败，侵占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且还倒行逆施打压经济造成的。如果中国社会没有邪恶共产党的那么多贪官贪腐与倒行逆施的迫害人民，凭借中国人民的自然资源，聪明才智，勤劳努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富有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而且中国资本家的特点是与共匪勾结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家，这和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资本家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资本家实际上就是共匪权贵或共匪权贵的白手套代理人。所以中国人民要认清中国大资本的邪恶是属于共匪邪恶体系的邪恶，不能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资本家混为一谈。资本本身并不一定邪恶，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定会有发展得好的，资本大的成为大资本，但并不一定就等于邪恶。因为大资本、大公司如果经营不善、服务不好、产品落后而破产倒闭的也不少。也就是说大资本虽然有实力，但是也是受人民制约的，人民可以不买它的产品，它就会走向没落，所以它不敢不重视人民，它就会奉行以人为本。然而魔鬼共产党则敢忽视、藐视、敌视人民、迫害屠杀人民，因为它的邪恶极权权力不受人民制约。比如魔鬼共匪的毛匪首邪恶愚蠢的发动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他主动以命还命的负责了吗？或者他以主动解体共产党的方式为死去的几千万人命负责了吗？他赔偿人民的损失了吗？他不但没有为他的邪恶犯罪屠杀饿毙几千万人民的罪行付出对等代价责任，还在后续的文革运动中被共匪无耻吹捧为领袖、统帅、一句顶一万句。可见在共匪国，共匪犯下天大罪行竟然可以无责，这是社会制度的多么巨大的漏洞！而这样的漏洞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大资本来说，显然是没有的，至少大资本们没有像共匪一样屠杀过几亿人民。而且大资本对自己做错的事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召回有问题的产品。以及人民也可以制约大资本，比如不买它的产品，就可以让它破产倒闭。所以不要把大资本与魔共混为一谈，更不要为了担心大资本怎么样而支持魔共。只有魔共的五毛粉红、党媒喉舌的骗子们才会大肆宣扬资本邪恶，忽略共匪的远超资本的巨大邪恶、实锤罪行，鼓吹共匪压制资本，实际上是劫掠资本家及把共匪变成新的更邪恶的权贵资本家。

其实我觉得，法轮大法修炼的松散管理，每个人走出自己的路，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制度的参考模式。也就是说社会上可以有各种行业，只要是正当的，都可以存在，但是政府官员只相当于一个协调人，除了一些必要的公共权力外，不能有太大的权力，更多的权力是社会中每个人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该怎么做，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看似官员权力小了，其实是对官员的另一种保护，因为权力大了，责任也就大了，如果做不好，那么就要承担后果损失责任；而且权力大了就有可能太累了；并且权力大了，有可能助长执著心，变得利欲熏心；而且权力过大，有了一些没必要的权力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利益空间，就像是有缝的鸡蛋一样，吸引坏人小人来钻营，即使你能拒绝，被反复钻营也是很烦很费时间精力的。社会总是会有小人坏人的，因为思想自由，一个人限于他的眼界能力心性道德水平，加之欲望执著，很容易变成自私的小人坏人；而坏人小人就喜欢挖空心思的钻营这些。所以最好是从社会制度上就不要有这些不必要的额外权力造成的利益空间，就避免被坏人小人钻营。这在现代工业的生产质量管理上叫做防呆法，就是产品设计为只有做对才能成功，做错是做不成功的，比如电脑插针对插孔在数量上有各不相同的设计，保证了只有插对才能插得进去，反之也就是插得进去就是插对了。那么社会制度设计为没有多余的利益空间给坏人小人钻营，坏人小人也就钻营不了了。所以能放权给广大人民百姓个人的权力尽量放给个人自己去把握衡量该怎么做。当然该有的公权力还是要有的，要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尽量放权于民。比如司法权，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由私人公司来做，因为这样可以形成良性竞争。哪家司法公司在司法判案时更加公平公正，就更加有社会名气，百姓就更愿意找它打官司断案，就能减少冤假错案，该公司也能获得更高收入。当然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变得看不起甚至否定公权力。公权力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可以起到整体上协调、平衡社会良好运转的作用。比如对铁路行业，公权力可以制定铁路行业标准，规定铁轨宽度及承重要求等行业标准，一个私人铁路公司可以把它的路线设计与计划列车时刻表向相应公权力部门报备，这样另一家私人铁路公司在设计自己铁路线路与时刻表时，可以先到相应公权力部门查阅现有的铁路线路与时刻表设计，并报备自己的线路设计与时刻表计划，这样既能与现有的线路接轨，又能避免时刻表冲突，避免发生两辆火车相撞的情况，还能给后续铁路建设设计留下完备的已有情况的完整参考。

所谓社会制度的设计，最主要的就是权力的分配设计。在这方面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五千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素材，特别是当下的中外社会制度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活生生的正面的与反面的案例。比如权力集中于独裁者手上，这是一种极端，这种极端一般都是邪恶的，比如中共邪党要求党管一切及权力集中于匪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结果是给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反复带来巨大灾难，这不是靠五毛粉红、党媒喉舌之辈粉饰鼓吹就能掩盖的。而美国、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有它的抵抗魔鬼入侵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问题，虽然瑕不掩瑜，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问题解决，不就更好了吗？我觉得应当有社会公权力存在，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公权力去做，比如国防，立法，公共行政，这些都不适合私人公司去做，但是权力不能过大，最好是只有刚好够用的权力，剩下的尽量放权于民，或者由私人公司去做， 而且要引入竞争，要防止一家独大垄断专权，而且竞争者的数量最好还是稍微多点，因为数量少的话，也容易被魔鬼恶势力坏人小人之辈渗透收买颠覆，但数量多的话，就不容易被渗透收买颠覆了，因为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划不来。因为恶人坏人的手段是收买一部分人来迫害其他大多数人才能获取邪恶利益，不可能把所有人收买了，收买所有人是得不偿失的。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在社会制度权力方面让作恶者面临代价高、收益低的局面，这样就能防范作恶，这就能形成一种稳定的良性循环的良好的社会权力制度。我们从已有的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特别是邪恶魔共统治的反面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权力并不能使社会人心道德变好，特别是权力掌握在恶人手里，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变坏，所干下的邪恶之事的规模之大、程度之严重是远远超过没有权力的普通坏人的。所以不能把社会变好的希望寄托于权力和当权者，而是应该寄托于大法，天理，对神的信仰，人人修自己。这样看来的话，社会公权力不是大才好，而是小才好，小到刚好够履行社会公职责就行了。这样公职人员就没有足够权力把公权私用，比如当他无权撤换审查他是否贪腐违法的人时，他也就不敢贪腐。

当社会形成一种公权力虽然有，但是小，仅仅是刚好够用的状况的时候，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自愿选择，自主权就突出为一种重要的权力了，就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了。这不仅仅是让每个人可以按自己意愿的方式活着，减少对社会的不满意度，而且有助于他们得法修炼，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比如古代社会里有很多奴隶，农奴，家奴，家仆等人，这些人思想上，行动上，时间自由上都受着主人的约束，地位低下，甚至不识字，那么他们怎么能实现人人修自己呢？比如主人就是喜欢让他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以获取利益最大化，或者让他们随时待命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他们哪有时间看书学法炼功呢？当然是有少数精英可以突破重重困难，想要修炼就能修炼，但是对于社会更广大民众来说，就不具备修炼条件了。而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修炼提高层次，回到自己生命产生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就不能为人生真正的目的而活着了。所以我们为后世开创人人修自己的社会条件的话，我觉得可以从社会制度尊重个人自愿入手。自愿包括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自愿，也可以不愿。自愿和不愿都是人权，都应该由个人自主决定。魔鬼共匪才喜欢强制“伪自愿”，比如用禁止出行、上班、上学等方式强制制造“伪自愿接种毒疫苗”。

其实推崇儒家文化的人往往都可能是把自己带入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人物之中，比如皇帝，大官，地主财主，知名文人才子等人，他们有众多奴仆侍候，的确过的舒服，如果他们心善，善待别人，修炼自己的话，的确可能修得不错，能够提高层次，但是那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皇帝官员财主士大夫等人都是迷于人世，贪图享受，牟取利益去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也没有达成他的人生目的；而且还会让众多奴仆及社会底层人民失去得法修炼机会。有的人，特别是常人心重的人，喜欢羡慕皇帝，觉得生杀予夺大权在手，那多爽，又有三宫六院后妃侍候，那多舒服。其实不然，因为天下事决于一人，这个人会有多累？责任压力会有多大？而且一旦做错，后果有多严重，报应有多重？而且过大的权力注定会吸引无数卑鄙无耻坏人小人盯着他，想尽办法献媚或陷害，以牟取权力利益，妄图分一杯羹，或者出于嫉妒搞破坏，那么无意义的单纯为斗争而斗争的争权夺利、人际斗争注定是极其激烈残酷的。而且后宫佳丽虽多，但是有多耗精力？虽然子嗣众多，但是后辈不肖的话，有可能自相残杀，一个儿子为了争权夺位、铲除威胁，就可能杀光其它所有兄弟姐妹，或者改朝换代时灭族，那样的子嗣众多有多大意义？很多皇帝都是不长寿的，可能是没必要的超高享受与做错事的过大罪业把人生福分消耗太大吧。所以没必要羡慕皇帝。而如果公权力没有那么大，个人的自主权大了之后，每个人就有机会得法修炼，选择自己想走的人生之路了，这其实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事。而且现在社会有很多人是教徒，他们可能被宗教约束着，不能得法修炼，但是个人自主权大了后，那个人自己想要修炼的话，宗教是约束不了他的，也不会因此产生什么社会争斗，因为是他自己想要得法修炼的，因为过去那些正教现在已经不能度人了。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吗？比如在修炼交流文章中，有的人说以前学过佛教、基督教、练过多种气功，都没有得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只有修大法后才得到了奇迹般的康复效果。所以尊重个人自愿选择，提高个人自主权，是有利于洪扬大法的，是有利于形成人人修自己的社会的，当然也是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

在人人修自己的社会里，也许警察部门都可以由私人公司经营。百姓可以向警察公司报案，可以根据执法能力与公正程度选择声誉良好的公司；淘汰品行低下的公司，让警察公司之间也形成良性竞争。这样可以把社会暴力约束在合法范围内，让恶人坏人之辈即使当官也不能肆意滥用警力迫害人民。当然更好的社会状况是无需警察，人人修自己就能维持社会和平良好的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经验。并不一定要恢复君主制。当然大的原则是顺其自然，我只是谈点个人看法。我觉得人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在选举上，选举虽然费点时间与成本，但是这样可以避免邪恶独裁昏君暴君祸害人民，相比而言，那点时间与成本不算什么大事。比如可以从选举村长开始，实行普选，该村居住的所有成年人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报名参选，也可以组团或组党推举候选人参选，然后可以发表竞选演讲，全村成年人都可以投票选举自己想要支持的候选人，然后由票多者当村长。村长当选后可以自己任命或招聘考核录用手下人员当村官助理，村官助理就不用选了，可以由村长面试指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且相互了解能合作的好，一届村长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一届。然后在村长的范围内再次普选镇长，比如一个镇有30个村，那就有30个候选人，全镇成年人投票从30个村长里面选出镇长，镇长当选后可以兼任原来的村长，或者指定新村长做自己的代理村长，以及可以任命镇长助理官员，代理村长及镇长助理官员都不用选举。以此类推，从镇长中选举县长，从县长中选举市长，从市长中选举省长，从省长中选举总统。每一级选举都是所辖范围内的全体成年人投票普选，总统当然是全国成年人投票普选，总统候选人就是全国30多个省长。有30多个候选人，这样就不容易被坏人收买渗透作弊，因为大家都在互相盯着对方是否违法，而且也没有哪个坏人可以有能力收买30多个候选人，并且一旦发现有人收买候选人，可以控告或匿名控告查处。每一级都是五年一届选举，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所有选举，当选官员最多连任一届。这样等于每五年时间花一个月用于选举，有利于防范腐败独裁，其实是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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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解构，何来的构建？现在的迫切需求是解构，解构后，才有构建。构建占主流后难道还要来一个现在都是构建的声音，缺乏解构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