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不民主自由，为什么发展效率这么高？

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来的发展，和美国民主党有直接关系，当时克林顿政府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众，只要物质文明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人们自然就会去追求精神上的目标，比如自由与人权，以及追求一个公平透明的民主社会环境，所以，他们认为让中国人先富起来，中国自然就会朝着民主化的进程发展。

所以，只要不是最核心的技术，只要不是巨大的利益损失，中共要偷要盗，要耍小聪明以非正常的方式抢占，美国一般都采用靖绥政策，睁只眼闭只眼。

但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些年中国确实产生大批富豪，但那些都被权贵家族占有，而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人数也并没有处于一个合理健康的比例，中国底层贫困人口比例仍然是最大的，最可惜的是中产阶层的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提升而提高。

所以，川普在竟选总统时就非常直接的指出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失败，他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所以他要结束贸易逆差，他要抬高关税，他认为该是讲美国至上的时候了。

实际上，很难说民主党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照常理来说，一个人衣食无忧之后，确实会向着精神文明去追求，这也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确实不会去追求什么民主与自由，他只求先有口吃的。

只是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中共的宣传能力，有钱后的中共不仅仅只对国内的人进行思想控制，也在全世界进行大外宣渗透

为什么说是20年？从49年到改革开放前都被你忽略了吗？这段时期不是中共执政吗？做的不够差吗？同时期的台湾又是怎样？好，再回到加入wto这20年，官方发布的gdp数据撇开不谈，就谈谈你说的什么汽车，手机，首先，这是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倒推20年，哪个国家就算美国也没有满大街的手机啊，更别提苹果，因为根本没有苹果手机。生活的进步很多时候不是哪个国家或者政党的功劳，而是整个人类科技进步和大规模工业化降低成本推动的。汽车，手机都是一样的道理，只要这个国家不完全封闭，就会享受到这个好处。至于你说的豪车多，其实很简单，中国14亿人，总有一定的既得利益者，就算1%，那也是至少1400万辆豪车，而且都集中在1，2线城市，中国人口又集中，当然会觉得多。事实上，和平时期大家都在发展，以前认为那些很烂的东南亚国家也是满街车，墨西哥印象也很烂吧，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中国的2倍。

关于大陆经济的发展，我从房价的角度写过一篇长文，楼主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把文章链接发到回答下面。

先说是不是，再说为什么。

先说大陆的经济是怎么发展的？目前的经济前景如何？我写的原本太长，我截取其中一段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囯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囯相对稳定，因此中囯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但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同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开始丧失，于是经济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然后我们再谈谈大陆作为权威或者专制体制的效率真的是高吗？

先说结论再谈理由：权威政治不仅不是发展效率最高的，反而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效率，最终得不偿失。下面我就上述结论作具体的说明。

决定发展效率的因素无非如下方面：
1、作出决策的速度
2、作出决策的正确性
3、保持决策的执行性
4、保持决策的成本

先说作出决策的速度，如果说权威政治在效率上的优势最明显就是体现在作出决策的速度，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抢占先机，说得不好听，就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马，这也是权威政治经常吐槽立宪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要求权力分立，既要体现多数人的民意又要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因此作出决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权威政治领导人高瞻远瞩、当场拍板这么迅速，然而事实上，权威政治除了作出决策的速度比立宪政治高以外，其余都不如立宪政治。

接着，我们来说作出决策的正确性，一般而言，一项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判断是否有利于发展，很难有准确的标准，比如降准，有的人认为有利于放贷投资发展经济，有的人却认为这笔钱难免最终回流到负债累累的房市，鼓励企业拿新债还旧债，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立宪政治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是立宪政治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通过发布政策去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因为在立宪政治下，每一项决策往往都是各个利益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为了达成这个妥协难免会耗费比权威政治高得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但是这可以保障作出的决策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是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更好的实现民众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众或者民众代表同意而以牺牲相当部分民众权益作为发展的筹码，即便这个国家发展得再好但又有什么存续的意义呢？而且今天能够牺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牺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东寿光为了等旱季卖水给下游的居民而蓄水过高从而导致洪峰一来就不得不三坝泄洪，导致下游的居民饱受洪灾之苦，还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贡容县为了开采页岩气而导致人为地震导致当地居民死伤，还比如全国各地的环保整治项目紧急关停了当地的合法企业，事后又无法给予适当的赔偿，在桂林就有已经借款斥资几百到两千多万的采石场企业还没正式投入生产就被关停，当事人一夜之间就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势必大大打击了民众投资生产的信心。

再来说说保持决策的执行性，换而言之就是即便权威政治作出的某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怎么避免这个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从而导致政策得以和预期计算时一致。这里举明朝“一条鞭法”为例子，因为在古代的税负往往是以实物的形式上贡朝廷的，实物由于自身的属性，很容易在上贡的过程中出现损耗，比如粮食，一千旦的粮食可能由于路程上的损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湿变质、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师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条鞭法则是允许官吏在途中变卖掉这些贡品然后换成其他同等值钱更加轻便也更容易保质的货物上贡朝廷，从政策出发点看，这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良政，但在执行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权威领导，各级掌管了货物定价权的官吏就通过低价买进不值钱的货物然后强迫民众高价收购，导致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一条良政由于权威对权力的垄断，硬生生变成一条恶政。

最后说说决策的成本，权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权威本身施政不当，谁来对权威进行制约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权威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上级或同级领导对下级或同级下属进行监督，一种是体制内各级之间相互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权威政治明显不可能使用后者，否则当权威能够受到其他体制内外的力量制衡时，权威就必然受到挑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权威。如果使用前者，那么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怪圈，那就是谁对最终权威进行制约？同时，上级权威事实上不可能直接了解基层的工作，他也必须通过层层下级的权威机关去保障政策的实施，如果下级权威机关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为了应付上级而走形式主义、痕迹主义，也就必然导致上级的政策花费了大量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却无法如预期执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精准扶贫工作，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连同各种台账、报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访、宣传政策、打印、开会等等所花费的成本就两三千，还没算驻村干部的补贴，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些成本换成现金直接给到扶贫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做上面这些工作，那么你这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可能都落实不了，好了，国家做这些项目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由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四万亿救市计划，然后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亿，年底又搞一个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2019年开年，又有一个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亿，那么放了这么多水扶贫户是拿到钱了，但问题是这个钱是靠印出来的，印的钱多了，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物价就飞涨，而扶贫户拿到的钱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购买目标，但是为了贯彻扶贫计划，供养和落实的政策成本却一分都不少，甚至由于物价飞涨还在不断增加，从此国家便陷入一个烧钱黑洞。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全国搞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实上由于权威机关垄断了民众的救济途径和设定人为的援助门槛，比如要求民众必须持传票申请法援，必须在受援以后才能才能帮忙调取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但当事人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所以根本无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村派出点七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却一个不落，光一个县级的平台打造从设备到场地到各种文案材料就要好几百万，还要经常维护，还要长期供养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员，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却无法发挥作用，就算有个别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员却要经常应付于各种例会、台账、心得总结、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各种节日和临时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无法及时处理受援人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权威政治下，实施一个政策虽然在拍板的过程比立宪政治更高效，但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更无法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比通过政策发展获取收益的情况，而且由于层层的台账、痕迹、大小例会、反复调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无法及时完成，换而言之，政策由于错误反复修正和在执行过程中的繁琐痕迹审查，最终必然导致政策就会在执行层面彻底丧失效率，结果就是权威政治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还浪费时间、人力、物力、金钱，是完全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

房价何去何从？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891

PS：我发现楼主特别注重基建，谈到基建往往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交通，那我再补充两句来供楼主参考。交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交流互通，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但这个前提是实体经济首先要有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而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有赖于健全公正的法治保障，而法律是根据宪法精神制定的，所以法治的前提是宪政，换而言之，政治体制不改革，实体经济就难以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体经济难以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交流互通的交通产业就变得多此一举。拿五毛小粉红经常引以为豪的高铁来说，除了东部三条沿线的线路外，中西部沿线空座率长年高达三分之二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拉不上去，基建投入又大大浪费，得不偿失。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首先，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与资源，中共领导人只要稍微开明一点，给予人们一点经济自由的权利，而西方又愿意接纳中国，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经济就有了巨大的发展。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中共的功劳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基本权利。
另外，想到可能也有人会问，中共也建学校建医院扶贫什么的，为什么还说中共是邪恶政权呢？在这里我要引述两个概念，必要之恶与必要之善。民主国家需要一个政府做一些恶行，比如收税、惩治罪犯，来维护民主制度，这些是必要之恶，用来维护一个为善的制度。而中共这种政权与纳粹一样，骨子里，基因里是反人类的，但其为了维持其统治不得不也要做一些善行，也就是必要之善了，但这个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本质。
总而言之，看到一个政治体制要了解其的目的，其的本质，必要之恶也好，必要之善也好，归根到底都不过是实现善的目标或者恶的目标的手段而已。

中國大陸發展效率高? 我是不是聽錯了什麼? 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到今天人均GDP還低於世界平均；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在人均一萬美元時的2019年只剩6.1%的經濟成長率(台灣1992年破一萬美元，當年經濟成長率8.3%，而且1992年的一萬美元和2019年的一萬美元根本不能比)；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不敢公布基尼係數；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在沒有疫情的去年12月失業率就超過5%，遠高於任一亞洲四小龍還有日本；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發生看不起病的事情(台灣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看不起病這件事根本絕跡)；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空氣品質就不會差到要讓柴靜封口；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不會動用資源建造網路長城讓你翻牆；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GDP總量比台灣還低的上海市政府預算就不會遠遠超過台灣；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肺炎就不會在中國以及全世界蔓延；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就沒有一個城市需要封城；大陸如果發展效率高，你就不會見識淺薄到問這種問題！

未来的中共统治区经济极不乐观。

1.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一点许多答案已经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问经济学家们能不能走得通，有人就回答过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再加上中国给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低租金的厂房等。主要的吸引外资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有更低的经营成本。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陆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了，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让给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
2. 房地产行业拉动效果正在下降。房地产是拉去中国GDP三驾马车之一，由于房价不断上涨而人们不可能持续增长的荷包，房价不可能持续增长。中国人也不可能全部去城镇生活。它的拉动效果一定会逐渐下降。而且，上涨的房价是一种泡沫数据，可能实质上并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形成了国家吃方便面长胖的壮汉。
3. 出口数据正在下降。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下降，工资水平的提升，使到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步上升，因此中国产的产品的价格优势正在消失。东南亚和印度正在抢占这一优势，造成中国事实上出口拉动效果的下降。一个国家的财富真正的增长与否很大情况下跟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有很大关系，所以美国不想再让中国一直保持顺差，中国一旦顺差减少甚至逆差，GDP就很难健康增长。习胖提出了“内循环”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自己的消费能力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了，那接下来自然就要鼓励和强迫老百姓多花钱了，哈哈，抢！
4. 中国人大部分都买房，房贷促进了人们的提前消费，可是这是明日的钱。中国人背负房贷拼命地工作，可是消费不可能不谨慎——都买了房子，提前给了银行或者说政府了。中国GDP的增长，实质上是人们提前预支给银行的，这些钱自然增加了政府的基建投资和项目投资，可是——老百姓要还钱，没有钱消费啊。怎么拉动经济GDP持续增长呢？中国人买房子时，已经一次性给银行钱了，欠了债，等于提前消费了，政府拿到了这笔钱去投资，已经花出去了，拉动了GDP数据增长，相当老百姓也因此就业。可是，老百姓还债的时间也到了，他们一直要还，还之前欠的钱，而消费力自然下降了许多。你怎么内循环也拉不动啊。钱已经提前花了啊！

簡單來說。

一個奴隸主先把地下室裡的性奴餓瘦三十年，到骨瘦如柴的程度。

然後，又在後三十年在地牢門上開了個洞讓奴隸能夠伸出手來，外面堆滿了方便麵。

然後也就在一個月裡，這個奴隸從80斤吃成了180斤。

不過因為已經六七十歲了，年老，然後吃的東西又不健康，各種健康問題馬上接踵而至，並且後期用什麼再貴的藥都沒有用。


中國接下來將會經歷經濟灰色低潮，泡沫破裂、通脹螺旋一應俱全，還要面對AI和機器人失業潮衝擊，接下來肯定是灰色而動盪的，等到各位中老年又要面對高度老齡化，缺乏養老資金和資源，甚至缺乏人手。財產還在國內的，都不安全，一夜之間讓你化為烏有。

四年前我就在說，大家有能力儘早出來，不然太晚了。恁有錢或是人才的話，最好考慮移民。如果恁很有錢，一定明白在中國恁的財產是沒得保障的撒，應該早就在考慮了。

错觉而已.

中共的真实经济状况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1 中共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 如果没有外汇管制, 那么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 如果中共以人民币计价的GDP增加6%, 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下跌6%, 那么中共的GDP有可能就是0增加.
实际上,即便在中共严格管制汇率的情况下,仍然有当年GDP增加和人民币汇率跌幅相抵,从而导致实际GDP零增加的情况出现.
比如近两年人民币兑美元从6.2跌倒7.1,跌幅接近15%,同时GDP增加累计差不多也是15%,那么以美元计价的GDP实际上是0增加的.
再比如猪相上台时(包括他以副总理代管央行时),人民币汇率从5暴跌到8.7,跌幅达75%,相当于每年跌幅15%,直接可以抵消当时每年的GDP增量,所以那几年以美元计价的GDP实际上是0增加的.随后大量的国企破产也反映出了中共经济的真实情况.
所以,即便在外汇严格管制的情况下,中共的GDP仍然是很差的.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美,只是因为以人民币计价看上去很美.

2 中共经济里能够创造价值的主要是廉价劳动力. 通过将廉价劳动力转化为房奴,中共最大化的收割了劳动力的价值,甚至还透支了劳动力的价值(贷款购房). 无论是菊为还是996,都是通过廉价的科技劳动力(码农)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依靠科技实力. 所以一纸禁令就可以将它们打回原形. 更不用提富士康, 中共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就直接给富士康吓跑了. 由此可见,中共的经济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一旦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共的经济竞争力也将同步消失, 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也意识到了问题,并推出了腾笼换鸟,2025产业升级的措施. 但显然,除了低端产业流失之外, 中共并没有什么别的收获.

3 中共的GDP很大一部分是泡沫. 中共的经济如果是计算工业产值而不是计算GDP,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比如大量的农业地区. 如果计算GDP,那么每年都有6%以上的增加,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购房. 但如果只计算工业产值, 那么很有可能是在衰退,因为仅存的不多的乡镇企业也因为环保,清理低端产业等措施以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关门倒闭了.

4 实际上,改开40年,中共是从一个福利较为充分(免费医保,免费分房,免费上大学)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沦为了一个遍地房奴,医保限额,大病破产,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半殖民地经济体. 唯一收益的只是赵家人.

首先，你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由、民主与效率并不挂钩。专制国家也可以很有效率，比如苏联，在苏德战争时期从和平体制转入战时体制只花了半年不到。此外，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不同概念，民主更多是指一种政体特点，而自由一般是一种状态或者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这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在现代，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一般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自由权利能得到保障的国家一般是民主国家，所以这两个概念才会经常被放在一起讲。

我们推崇民主和自由本身就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能让国民选举或罢黜政府，而不是让专横的土皇帝颐指气使；追求国民能自由批评和监督当权者、自由出版书籍而免于被政治迫害的权利。而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效率，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缺乏监督、权力无限扩张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所谓效率是有了，但是不仅政府因不受制衡而腐败不堪，公民的自由权利也荡然无存。我几年前到过新西兰基督城，看到很多2011年地震中损毁的建筑还没修好，同行的中国人就嘲笑说市政府效率低，换作中国政府早就修好了云云。我当场就反驳之，说新西兰之所以在你看来效率低是因为政府不能随便挪用款项，议会不仅要审批，而且还要保障建筑工人的福利，不能随便加班。我们中国效率是高啊，但是造了多少豆腐渣工程？有多少腐败滋生？

何况，中国的“效率”要打一个引号。

至于你说的基建，中国能成为基建狂魔，除了政府权力缺乏监督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缺乏劳工福利保障。在中国，很多基建劳工不仅经常每天要工作8小时以上，而是基本全年无休，只有春节才有短暂的假期，还要忍受低工资和大城市的户籍歧视。在这种“低人权优势”下，基建成本相对更低，效率能不高？

至于你说的扶贫，我是相当怀疑的。首先中国的政府不仅公信力很差，而且税收、政府开支等数据不透明，这些可信度差的政府扶贫报告很难有说服力。再者，让我怀疑扶贫真实效果的，还有来自我亲戚的说法。我出身于官宦家庭，一个叔公就在广西某县担任一局长，他就跟我说过他那个县的扶贫问题，我整理了一下，大致有以下问题：1、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习的反腐在基层确实有效，贪污确实大大减少了，但也造成基层官员还怕惹事而消极对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2、习要求扶贫要“两不愁三保障， 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然后呢？这种扶贫不是改善环境和体制，让贫民有出路，而是单纯把福利塞给他们了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面临压力，然后地方官员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给他们那么一回两回福利，应付上面的任务就罢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最后，我想提一下的就是清理低端人口事件，这一事件让我怀疑，中共政权是真的计划改善贫困问题，还是只把扶贫当作一种政治资本，一种口号，目的只是在国人面前营造好形象，创造出更多小粉红，至于贫困问题能不能真的改善，他们才不关心。

“总之，我是一点都不以中国有‘效率’为豪，我希望我的国家能是一个文明、自由的国家，而不是靠不受监管的政府权力、腐败和剥削劳工来营造所谓的效率的国家。”←放在三四年前我会说这话，现在我只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

中国共产党经常说它的经济改革比俄罗斯要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它的成功，而是美国和香港、台湾海外华人联合经营的结果，这是一个逆向经营。俄罗斯的情况是，它是一个半西方国家。所以，一个成功的俄罗斯商人做着做着做到欧洲或者美国，他就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了，其实美国人当中有很多就是原先十九世纪移来的俄裔公民，他们心中就不会再有原来的俄罗斯了。而亚洲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障碍，所以他们很容易留下原有的社区联系。六、七十年代的四小龙是冷战结构的一部分，它本质上也是为了反对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势力而形成的一个小马歇尔计划，否则也不见得会轮到你头上来；然后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个以反共为目的建立起来的经济系统反向地对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中国进行输血输液。

[02:55]这些事情等于说就是这样的：大哥不方便的事情，可以让小弟去做。从台面上来讲我们还是敌人，但是我们要松动的时候可以让底下比较外围的人去做。外围的人做了以后，不像是正式员工做出来那样我要直接承担责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幕后的唆使者仍然是美国。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香港或者东南亚华人把他们在美国和西方的市场链输入到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实际上幕后的操纵者仍然是美国。这根本上就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计划，很难说是谁骗了谁，因为双方都是怀有投入一定成本、获得一定收入的动机的。结果双方都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最终就翻脸了，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情况。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输入到中国的那些企业看上去就变成了风头浪尖，好像台湾人很不坚持原则，去把共产党救活了，但是实际上九十年代搞的那些事情是在美国的默许之下进行的。

[04:01]当初他们使用的那个体系恰好就是六、七十年代用来反对共产党的体系，也就是用这个体系来制造了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和现在中国所谓的整个产业链，结果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存在。共产党能够活到现在，还能够买军舰的钱实际上是由此而得到的，因此看上去很像是实现了列宁的那个说法，资本家把绞索卖给了共产党来绞死自己，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它派自己手下的小弟去进行一项招安工作，因为你要招安的话，首先就要送钱。招安张献忠以前，明朝也给张献忠送了很多钱。

[14:50]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最高峰的时候，像苏联那种标准，能够控制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八、九十年代，这个比例大概就减低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十五；九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国有企业瓦解，原来有保障和有控制的人口又被瓦解进入张献忠地区，所以当时龙骑兵地区能够控制的人口可能只有一、两亿，张献忠地区的人口弄不好有六、七亿也说不定。但是这是不可能有统计数据的，因为张献忠地区的所谓人口跟赤裸裸的野兽是没有区别的，只在生物学意义上还能算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或者到底死了多少人，都不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记忆，就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

[15:33]如果他们继续扩大下去的话，那么2025年左右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彻底的丛林世界了。之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因为克林顿总统放水的缘故。克林顿总统放水，主要就是通过香港人和台湾人放水。大量的港台小资本家投资到中国境内，使张献忠人口变成了他们的工人和企业家。例如，有很多企业家其实是外地来的冒险家性质的流窜人，他们背后的手上都是有血案的。他们之所以来这里，变成了九十年代和一零年代的企业家，搞什么加工生产之类的，恰好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黑帮经验。他们在自己的本乡犯了案杀了人，害怕被发现而跑到这里来，跑到这个新地方来正好抓住了机会。

[16:20]前不久美国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这种企业兼任犯罪集团的做法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因为理论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做企业是一件有一定冒险性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知道党的政策会不会突然改变一下，然后你又变成万恶的资本家而被斗争了。同时，即使党的政策不改变，公安局和其他地方的强力人物也完全可以在理论上保护你的情况下，用各种小动作敲诈勒索你。因此，一般比较谨小慎微的人不会这么做，做这种事情的往往是江湖人物和冒险家，而他们能够控制工人的手段经常也是黑社会性质的。所以，就是这些人制造了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繁荣，而他们控制工人的手段跟水浒梁山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17:17]同时还有更常见的情况：对于地方政府和公安局，既然领导已经下了命令我们要用GDP作为政绩，那么招商引资是各省政府的主要政绩，你们搞不了这一套，领导要让你们下台，然后你们的办法是怎样？这种办法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印度和印尼的投资家所绝对不会遇到的情况。假如你跑到印尼去投资，你当然要招工，从账面上看印尼或者印度的工资标准是很低的，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你招工的时候发现愿意报名的人不多，因为理论上存在的那些廉价劳动力实际上并不在乎你的钱。这是小共同体仍然存在的体现。例如，印度的村落经常是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钱的。其实美国有很多乡村的地方，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一百美元的钞票。有很多美国文学作品都说是，见到一百美元的钞票，乡巴佬觉得是不是伪钞，因为他们平时五块钱十块钱就足够用了。印度有很多村落被说成是种姓制度或者其他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共同体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说他们不需要钱。

[18:22]我爷爷和祖爷爷自古以来就是理发师，我也是理发师，我只会理发，我给农民免费地理发，然后农民免费地送一些米给我，我给木匠免费地理发，同时木匠免费地送一些家具给我，诸如此类，各行各业都是免费交易。这个交易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经济，其中有一定的人情味，而且你永远不会担心失业。像以前韩国人所谓的盲人按摩师那样，按摩师这一行是只有盲人才能做的，以前是这样，后来职业自由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争议问题了。印度那些人是这样的：从GDP的角度来讲，他们简直没有GDP，因为他们一个钱也没有，连钞票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概念。

[19:03]但是你跟他们说，亲爱的，请你到加尔各答来打工吧，我给你一千卢比的工资，一千卢比，你二十代祖宗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他会说，我拿一千卢比回到村里面，谁认我的一千卢比呀。不给别人理发了以后，原先没有钱靠我理发的那些人觉得你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不孝之子，你爷爷和我爷爷关系那么好，我们一向是互相帮助的，现在你不干了，我找谁去理发呢？我到加尔各答去理发吗？加尔各答是要钱的，我又没有钱。你把我们村的良好风俗都给破坏了，我真讨厌你。你滚吧，滚了以后再也别回来了。然后你在加尔各答拿上一千卢比的钱，这笔钱在加尔各答勉勉强强够你租个地下室，你的生活质量还赶不上你住在村里面手里一个钱也没有的时候。

[19:48]结果就是，你到加尔各答去投资或者到雅加达去投资，那些理论上很穷、又是年轻劳动力、应该争先恐后来干活的人，他是根本不高兴来的，而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来。就算是有极少数人来了以后，例如一批女工觉得我可以赚点嫁妆，来到你的厂里面打工，打到一定程度上，逢年过节她要回去的，或者是你的厂里面有什么条件不好的，影响她以后怀孕或者结婚了，或者是你们厂里面有些西方思想，让她在那里看了些西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色情电影，然后她回去以后就嫁不出去了，思想保守的男人说这个女孩已经学坏了，我们不娶。

[20:28]然后她的家长就会向当地的穆斯林领袖、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来闹，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就会上门来：TMD，你到我们这里来设厂，用异教徒的邪恶思想、用撒旦的诱惑把我们穆斯林的好女孩教坏了，让我们穆斯林的下一代不是穆斯林了，我们跟你没完。然后，他们有办法让你的厂开不下去。而且穆斯林教士联合会、穆罕默德协会之类的社会组织是有极大政治势力的，它动不动可以动员出一、两千万张选票来，议员和总统都惹不起它。当地的议员因为惹不起它的缘故，就跟你作难，告诉你，你这个厂最好还是不要开。赚到钱算不了什么，你没这个钱，我照样当议员；得罪了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我这个议员就当不下去了。这些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那种，前现代诸如此类blabla，资本主义不能发达诸如此类blabla，所以投资是不行的。

[21:18]但是，你如果到了广州或者浙江，以前在儒家士大夫掌权控制了农村大部分人口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以较低版本发生。也就是说，儒家士大夫，像左宗棠这种人，很可能也会觉得，女工到工厂里面学坏是不行的，我们不让你们招工，只是他们的动员力度赶不上伊斯兰教徒或者印度教徒而已。现在这些人在土改中和政治运动中都被打倒了，全民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有比印度和印尼多的游离劳动力出来做你的工，而普通的农民劳动力是信息不灵通的，而且也是自由散漫的。

[21:54]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治任务来了，现在我们的邻省已经招商引资一千八百万，你TMD如果不能立刻招商引资两千八百万回来，下一次中央领导会给你颜色看。但是两千八百万招商引资就意味着，比如说，你在印度和印尼慢慢招，今天招五万明天招十万，二十年之后说不定能招到三、四百万；但是现在我的任务是，在我任期以内，就是说在我三年以后调走之前，你得给我把这八百万劳工凑起来。那么你有什么办法？你其实只能用极权主义的手段。你以前动员八百万贫下中农来斗地主或者是斗资本家，现在你要动员八百万贫下中农为外国地主资本家做贫下中农，而且还是不能罢工的那种贫下中农。

[22:38]好吧，这事的滑稽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只有专政机关才能刹那间在几个月之内凑八百万劳工。而且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别的不说，四川省干部，因为四川省是一个劳工大省，在过去二十年内经常接到上级的任务，责任到人。比如说你是某某县的县公务员，你作为一个县公务员，有几千个县公安，你记住，一个公务员负责给我招五千个劳动力来到富士康去打工，招不完，你的乌纱帽落地。比较老实或者比较愚蠢的县公务员在实在是凑不够人的时候，把自己在乡下的亲戚朋友都像是卖猪仔一样送到那些地方去，才能完成他的任务。完不成任务的话，那就相当于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打够百分之五的反动派一样糟糕。虽然现在不是要打百分之五的反动派而是要招募劳动力，但是使用的手段也是一样的野蛮。

[23:38]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些白痴一样的自由主义者说是，西方投资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势力，会使中国变得自由化。我反正是看不出他们的逻辑在哪里。请问，搞国有企业还是搞招商引资，对于那些可怜的贫下中农来讲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上级命令。你如果不去打地主的话，我们把你划成坏分子，跟地主一起打；或者是，你如果不去富士康打工的话，公安局和黑社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有什么区别？他们反正都是奴隶劳动力。

[24:08]这种情况跟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和刚果河的奴隶贩子以及美国南部的棉花农场主是一样的。曼彻斯特的资本家是自由党人，反对保守党人，推行自由主义全球化，减关税，反对英国地主和绅士主张的那种谷物法(Corn Laws)搞出来的贸易保护体制。与此同时，他们免关税进口的棉花是从哪儿来的？美国南部黑人奴隶生产出来的棉花。美国黑人奴隶是从哪儿来的？奴隶贩子和海盗从刚果河口抢出来的。全球化的下半截是建立在海盗行为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的。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它的下半截也是建立在古拉格群岛经济学之上的。美国钢铁工人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被奴隶劳动挤垮了。这样的结果就自然在十九世纪导致了南北战争，因为英国和美国的自由劳动力不高兴被黑奴挤垮。在他们的眼中，奴隶种植园和奴隶贩子用不公正的手段降低了劳动成本，因为自由劳工永远不会接受奴隶一样的劳动条件。

[25:16]只要中国的贫下中农和厂妹是在公安局和黑社会的严密监督之下，你不要说是不能罢工了，平时的生活方式跟监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老实说，你住那样的地方，跟在毛泽东时代住集中营相比，除了伙食可能好一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年之内能够回家的时间是不到一个月的，平时都是军事化管理，一吹号，起来上班，一吹号，下班回去，平时要接受洗脑教育诸如此类的，反对工头是要挨打的。如果不听使唤，在毛泽东时代，不听使唤的工人，党委书记一声令下就把你送去劳教了；现在呢，你立刻被开除。开除以后你不要以为像资本主义的工人那样，我不给这个老板干，我自己去当老板或者找别的老板，不是这样的。开除你以后，公安局会通知所有地方，任何人都不敢接受你。而且它还确实可以把你家里面的女眷交给黑社会，让她去卖淫或者做诸如此类的活动。公安局和黑社会是没有什么明确区别的，当然两者都在这个过程中赚了很多很多钱。当然赚得最多的，可能拿了大头的还真是国际资本主义，其次是地方的GDP利益集团，包括公安局和黑社会在内。

[26:24]九十年代以后，最近这二十年的全球化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从政治角度来讲，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合法性，这种事情之所以得到合法性就是因为，你们中国人过去在共产主义的奴役之下水深火热，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但是一下子过渡而造成极大的痛苦好像也不对，所以我们暂时维持共产主义政权，但是先在民间把资本主义搞起来，所以你们先去玩一玩。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玩法不是无限期的，总有一天要图穷匕见。你不能拿了钱不办事，然后像习近平那样翻脸说，我们的一切建设都是我们自力更生的结果，跟你们美国人没有关系。然后美国人就傻眼了，TMD，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敢骗到我头上来，但是这种事情却真的发生了。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发生的故事的一个总结。

一个全民996的国家，这点增长率不高。
过去这二十年，社会最底层，在流水线上一天12个小时工作量，一周六天，每个月工资3000。
上亿的民工，矿工，冒着尘肺病，矿井塌陷，老板跑路，吃的不如猪，住的不如狗的生活，给这个国家建设的车水马龙。
程序员，白领，会计师，把公司当家，每天睡眠时间4个小时，30几岁就猝死的一大把。
工厂老板，企业主，奋斗了二十年，做起来的事业，都是陪酒，陪笑脸，给领导装孙子舔出来的。
这样的人民，这点增长率算高吗？
为了愚民，把整个民族的思想钳制住，遏制了创造力，创新能力，让这个民族只有靠996血汗工厂模式来发展经济，稍微迸发一点创新能力的人，一旦有了独立思考能力，都离开这个国家了。
如果不是一党专政，不是愚民政策，放开互联网，不再洗脑，不再言论管控，释放的巨大创造力，一定能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