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辛亥革命时期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传统？

《中国基督教年鉴》（The China Mission Yearbook）1912年第一章《1911年概览、回顾与展望》（GENERAL SURVEY, 1911）的作者美国传教士贝施福（Bashford）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传统，因此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场革命（revolution），而是一场“进化”（evolution），其发生并非偶然而具有必然性。“这场革命并不像西方国家、甚至许多传教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乎意料”，而是儒家思想的变易观、中国社会的民主传统、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植根于孔子的相互性原则，认识到这一原则千百年来已在地方自治和行会对帝国商业的控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认识到慈禧太后在太原府类似阿拉伯式退隐期间思想发生了革命，认识到孟子的教导为革命正名，并且认识到光绪于1898年发起、慈禧太后于1902年推进、醇亲王于1908年发展的改革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这些难道不能为我们前方的日子带来希望吗？确实，当前的运动给我们的印象并非对中国历史的否定和对中国基本趋势的逆转，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在黑暗中发展的民主趋势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绽放。”

1.贝施福认为，儒家思想为中国的民主提供了思想基础。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观念，是“通向基督教民主的神圣预备”。具体来讲，他认为孔孟思想中关于“五伦”[1]的规定，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观是中国“民主的基础”。

孔子提到的第五伦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基础是相互性，孔子对此非常强调。他对相互性的定义是消极表述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性将所有人在彼此福祉的相互和平等责任关系上置于平等地位，在孔子的这第五伦中，我们找到了民主的基础。……孟子和孔子，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君主和人民时，清楚地教导说，当君主未能认识到他对上天的责任和对人民的义务时，他就耗尽了天命，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将他赶下台。这一原则在人民的地方自治中得到了更完整的体现。

2.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实际上早已有之，体现在宗族治理、乡村治理和行会治理三个主要方面。

（1）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士绅阶层通过选举实践产生宗族的领导者。

卜舫济博士在其中国史纲要第14页中说："家族之长和宗族之首，在纯属地方性质的事务上控制着人民。这种地方自治在中国仍然存在。" 中国的宗族首领通常是世袭的，而村中长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基于年龄。但无论名义上的首领是谁，在一个人人相识的宗族或村庄里，真正掌权的人是代表社区主导意见的人。领导者对其追随者的责任如此重大，抵抗更高官员压迫的困难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人对无能的宗族领导者行使罢免权，并将他们强有力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推到前台。因此，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地方自治。

（2）在乡村治理中，“民主精神常常在选举里甲、保甲以及村庄的头人时发挥作用。”

卫三畏在其《中国总论》第一卷，第482, 483, 500页谈到，每个百户或村庄在一种镇民大会中选择其头人；当头人不再代表他们时，村中主要人物行使罢免权；这些头人因其代表民意而具有巨大影响力；以及这些人民代表在抵抗由上级任命官职的更高官员的要求时的价值。卫三畏进一步表明，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原则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它从很早的时期就已存在；印度也存在类似的制度，但印度的民主原则止于村老，而在中国，村老只是中国民主的一个例证。卢公明在其《华人的社会生活》第一卷，第250页谈到，街区的理事每年选举，他们选举一位主席或头人，以及他们为治理村庄制定的规章条例。他确实在第384页承认，村庄的头人有时通过抽签选出，但提请注意的是，在选择参与抽签的人选名单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尽管所有关于人民代表选举过程的描述都是模糊的，且过程本身在不同社区各不相同，然而，普通民众的领袖在办事能力和品格上都是各自社区的代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品格高尚的人，就像坦慕尼协会的领袖也未必品格高尚一样；这意味着他们是有势力的人，并且具有宗族或地方社区所期望、或至少能容忍其统治者所具有的品格。此外，中国当前的动荡显示出在选举这些地方官员时，明显倾向于民主原则而非世袭原则。在宗族制度尤其盛行的华南，几个世纪的经验使中国人在当前危机中倾向于摒弃选择统治者的世袭方法，而支持民主原则。

（3）在行会治理方面，“中国的行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四亿人民为代议制机构做好了准备”。贝施福认为，中华帝国无处不在、无业不有的行会，“始终是治理艺术的学校，并且常常是民主的学校。它们总是组织良好，因为它们常常卷入工业、商业或政治斗争。它们的官员通常由一个执行委员会组成，其成员通常每年选举一次，并有资格连任。”

马士先生在第1页说，在中国，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理论上有一个通过官僚体系运作的专制政府，但"人民以农民或商人的身份生活在民主平等之中，并且在生活的一切必需品方面享有自由。" 在第9页他又写道："商业行会始终纯粹源于民主。" 正如中世纪的行会催生了欧洲的自由城市和汉萨同盟，并帮助奠定了西方国家民治政府的基础一样，中国的行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四亿人民为代议制机构做好了准备。

作者总结道，“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方面被训练以孔子的相互性学说作为民主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被训练以孔子关于尊敬统治者、孝顺父母作为自控基础的学说；当我们回想起除了上帝通过这些早期制度赐予他们的引导之外，祂还给了他们三百年的罗马天主教传教训练和一百年的新教传教训练，我们当然必须认识到，这是为此关键时刻所做的天意预备。”显然，在贝氏看来，辛亥革命绝非一场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社会的民主传统长期演进发展所结出的果实。

3.作者认为，清末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朝宪政的方向发展。

作者充分肯定了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变法维新，并对慈禧、光绪和袁世凯以高度评价：

在慈禧太后退居太原府的漫长数月里，这位非凡女性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她于1902年返回北京，公开宣布——我们认为也是真诚地——采纳西方文明的目的。事实上，从1889年至1908年统治中国的光绪皇帝在其政治教育上超越了他那位专横的皇姨母，并在登基之前就已看到试图将中国与世界隔绝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在他九年的统治期间，他采纳了日本的政策，而非行走在其祖先踏足了两千多年的道路上。他确实犯了错误，以为仅凭纸上的公告就能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但当过去二十年的历史被书写时，光绪将被公认为中国的温德尔·菲利普斯（19世纪初美国演说家、改革家、废奴主义的著名鼓吹者）、朱塞佩·马志尼伯爵或约翰·布赖特（英国自由主义者，最著名的成就是推动1846年废除《谷物法》）。而且，慈禧太后从1902年返回北京到她1908年去世，采纳了她曾因光绪首创而废黜他的政策，并以她认为安全的速度推动帝国沿着改革之路前进。在这最后六年里，她成了中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或者如果英国人认为她过去的记录以及她偶尔的残暴使她配不上这个头衔，我们至少可以称她为中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此同时，她的得力助手袁世凯成了中国的加富尔，如果他能够留任首相直至今日，他本可能像加富尔为三千万意大利人所做的那样，将一个腐朽的专制政体转变为四亿中国人的君主立宪制。

对于摄政王载沣的为政措施，作者首先肯定了“他完全致力于改革计划。无论是自私还是无私的考虑，都使醇亲王致力于君主立宪”，因为这是他巩固自己权力并确保自己儿子皇位稳固的必要之举：

他的儿子是名义上的皇帝。但他的儿子是已故慈禧太后的专断选择，而非根据满洲及所有其他皇室家族的家法排在继承顺序首位。如果醇亲王想要获得满洲人的忠诚支持，他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让他的儿子退位，并邀请皇位继承顺序中的下一位来登基。如果他不顾满洲人的反对，希望将皇位传给他的儿子，他就必须推行能够吸引中华民族支持的改革，并希望通过这个民族建立一个比过去一百年的清朝更充分依赖民众支持的新王朝。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由于醇亲王执政的失误，导致改革未能平稳的进行，从而激发了辛亥革命。一方面，载沣的改革措施步子迈得太大，以至于让改革失控。“日本一位最开明的政治家对醇亲王执政的批评是，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有脱轨坠入沟渠的危险”。另一方面，载沣的政治经验不足，让他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是“犯下任人唯亲的过错，将海军指挥权交给一个无能腐败的弟弟，将陆军指挥权交给一个更年轻且完全缺乏经验的弟弟”，“亲王本应召回这位中国的加富尔伯爵（指袁世凯）”。

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一个腐败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它承认改革的必要性并开始自我革新之时；那些在被相信是不可避免时被耐心忍受的弊病，一旦认识到其短暂性，就变得无法容忍。这一原则在醇亲王的悲惨经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根据贝施福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一句话概括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也不应期望中国人突然达到政治的千禧年。美国花了七年时间赢得独立，又花了六年时间通过宪法并组织共和国，而1861-65年的内战表明最严重的政府问题之一尚未解决，一个异族仍存在于共和国心脏地带表明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尚未解决。法国从1789年的专制主义，经过血腥革命，随后是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以及后来数年的进步与反动，到1870年的共和国，花了八十年时间。那么，西方国家有什么权利期望中国领导人通过南京议会几周的会议，就让四亿人民准备好从东方专制主义过渡到中华共和国呢？